从神话到小说

编号:H48·2021109·0650
作者:(法)乔治·杜梅齐尔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9年5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152页

每个民族都有神话般的先祖,也有许多神话一样令人迷茫的故事。不过,这本书,讲的却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着重考察了印欧神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本书为“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之一。


《从神话到小说》:如何写作一部“维京传记”

可是他放这盘冷菜的位置几乎恰到好处,正好填补了小说性转述留下的空档,而且他分割这盘冷菜的方式圆满无缺,避免了重复。
——《第七章》

当萨克索将《丹麦人的丰功伟绩》命名为一部历史著作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从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学源头寻找丹麦的历史?当他把丹麦传奇国王哈丁古斯的故事和瓦恩神约德尔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只是为了一种“维京化”的叙事意义?一个13世纪初的文本放置在那里,经过现代人的阐述,在追溯其可能的意义时,是对于神话的解读,是对于历史的再现,还是仅仅是一部小说?

乔治·杜梅齐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得很肯定,“本书的目的正是要证明,相反他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有时会大大补足我们的神话资料。”这是在文本形成之后的一种观点,明确的是,它真的不是一段真正的历史,甚至它偏离了神学的框架和结构,在看起来像是小说的叙述中,一方面萨克索只是利用了第二手资料,里面充满了谬误,甚至改写和杜撰,另一方面,他根本不是在神话资料中挖掘斯堪的纳维亚文化,而只是为了“丹麦人的丰功伟绩服务”,所以这是一种用意太过明显的嫁接——无论是把主人公哈丁古斯当成了维京人哈斯丁,还是插入了两段人为的离题神话,在杜梅齐尔看来,萨克索就是在写作一部“维京传记”,“可能或者沿用此类文学常见的套子,或者借用取自其他传记或其他史诗系列的情节来丰富其主人公的经历。”

但是,在萨克索本人只是“东抓一把,西抄一点”的材料组合中,杜梅齐尔却发现了文本之外的另一种逻辑,“对于那些不能转化为人间的故事从而按照原样进入萨迦,进入哈丁古斯的传记的内容,作者就把它们当作一个仍带神话性质的括号嵌入其中,而且使这些内容涉及的不是丹麦王国,而是‘全欧洲’,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各式各样的拥有‘神的尊号’或僭称为神的巫师。”从丹麦神话到“全欧洲”的书写,从普通人到各种拥有神的巫师,这或许就是小说可能开创的领地,或者是一种叙述意义新的可能性——甚至在一种内在哲学结构的建构中提供了新的文本。

萨克索的历史著作首先一定是“神话化”的文本。用拉丁文写于1202年至1216年间的《丹麦人的丰功伟绩》,是关于丹麦人的著作,这是一部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但是,当他写完第十至十六章部分的时候,却萌生了一个意图,那就是从历史追溯起源,于是他又以逆向的方式完成了第五章至第八章的部分,而这正是《哈丁古斯的萨迦》部分。萨克索是为了补足关于丹麦的神话资料,当他“只为丹麦的光荣服务”,当他缺乏所谓的“语文训练”而满足于第二手资料的时候,误解甚至误解就产生了,就像出色的神话描述家保尔·海曼所说:“他的神话学是1200年前后的冰岛神话学,充满误解和曲解。如同有人指出的那样,他的九卷传说是一面走样的簟子……所以对他应极其审慎。”

用冰岛神话学来包装丹麦历史,就像他曾经用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好战形象来包装丹麦古代习俗一样,萨克索总是用这种“添油加醋”的传统办法来重写历史,而当这些所谓的古老叙述变成了文本,甚至里面夹杂了太多的宗教谬误,甚至成为异教变身本身的时候,那个叫哈丁古斯的人实际上变成了维京人哈斯丁——他变成了9世纪后半期西方编年史家记述的那个杰出领袖,变成了“惹是生非的可怕人物”,变成了西方历史中的那个具有“历史精神”的符号。

其中的误解甚至曲解是如何产生的?萨克索为什么要使哈丁古斯“维京化”?哈丁古斯是不是创造了丰功伟绩的丹麦人?杜梅齐尔说;“求索与神话吧。”也便是从文本本身去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丹麦人的丰功伟绩》第一卷的后半部,即第五至第八章记叙了哈丁古斯王动荡的一生,作为“西奥都斯”的孙子,哈丁古斯是丹麦斯基奥东伽王朝的第三个传奇性国王,他在宫廷事件中流落他乡,后来被巨人救下,之后又与巨人的女儿兼奶娘哈特格蕾帕结合,又被独眼老人保护,喝下了强身剂,之后又合了狮子血,杀了了杀父仇人,接着是以国王的名义征战,开始第二次婚姻,以及与瑞典的战争,女儿的夺权等等。不管是巨人、独眼老人,还是强身剂、狮子血,萨克索记述哈丁古斯的“历史”,无疑变成了一部神话,甚至是“纯粹的神话故事”,尤其是前半部分,而最后哈丁古斯的结局也在老人的预言里死去,“他的瑞典友人洪丁古斯听到他已死的谣传,召集臣下为他痛饮举哀。事有意外,他掉进巨大的啤酒桶里淹死了。哈丁古斯得到噩耗,讲义气他可不愿落在后面。他聚集自己的臣下,当着他们的面自缢而死。”

哈丁古斯动荡的一生为什么会成为一部神话而不是历史?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杜梅齐尔发现其实哈丁古斯传说和约德尔神话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尤其是约德尔也娶了斯堪的纳维亚巨人的女儿为妻,又钟情于挪威岩石与森林的斯卡第为妻。约德尔是大海之友,是水手的保护者,他能支配风向,平息海涛和烈火,按照斯诺利对他的描述,“航海者与出海捕鱼者应该向他祈祷。”哈丁古斯属于史诗中的人物,按照一般的逻辑,“在那个时代,史诗中的一切都被认为起源于神话,人们毫不犹豫地在统一的自然主义神话建立无穷无尽的代数对等系列”,所以,哈丁古斯的“约德尔神话”框架就这样成为了可能。但是,在这种对等的相似关系里,女人根据秘密的标记选择丈夫、神速的海上航行是两个共同的母题,杜梅齐尔否认了两种可能:哈丁古斯与约德尔神话不是相互独立地“偶然”接纳了共有的母题;约德尔神话抄袭了哈丁古斯中的母题——也就是说,只存在于第三种可能:约德尔神话先借助了故事母题而形成,哈丁古斯的作者则熟悉这个混合多种成分的作品,然后借用了一组相关的母题,就像斯克罗德所描述的那样:“在程式化的民俗处理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真正的、原初的神话核心,它只不过被几个故事母题包裹、包装起来而已。”

约德尔神话中的母题是什么,杜梅齐尔认为是“女人根据秘密的标记选择丈夫”,在印度故事集《吸血鬼的二十五个故事》里就有用脚印选择自己想要的女人,而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多处岩画中,也有关于脚和脚印的绘画,无论是印度故事,还是斯堪的纳维亚传说,都有共同的文化表达,所以可以看做是一种母题,而当这种母题成为约德尔神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显示的是某种宗教意义,即脚印和叫是生殖力的象征,这也符合约德尔神话的宗教特色,那么,为什么说,哈丁古斯的“历史”是萨克索借用约德尔神话,甚至最后以小说的方式表述出来?

他提出的观点是,萨克索的历史是对神话一种“笨拙的小说性改编”,在约德尔神话的母题框架中,他至少以小说的叙述方式进行了修正,这种修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给予了宗教性的理解,另一方面则是对哈丁古斯本身进行了更仔细地审视,在“扭曲”的同时却也使得这个母题突破了神话框架,具有“更为高雅、更富小说性”的特点,更具有维京色彩,而这也符合萨克索撰写《丹麦人的丰功伟绩》的主旨。在分析哈丁古斯的传奇经历更具小说特点的时候,杜梅齐尔认为在两个阶段的划分中,突出了这种转变,其一是典型的“瓦恩”阶段,其二则是被独眼人奥定控制的阶段,而这两个阶段,都是哈丁古斯“跟踪约德尔的一生”的具体表现。

展开哈丁古斯的传奇经历,其两个阶段就是两次人生,奥定的出现是其分界线,在奥定死的英雄出现之前,他遇到的是巨人的女儿哈特格雷帕,并且与她结合,这个故事在约德尔神话里具有明显的宗族和宗教色彩,约德尔是瓦恩族的诸神之一,和它母题一样,代表的是生殖、陆地与海洋的财富以及感官享乐之神,所以和妻子结合其实是一种“合法的乱伦”,杜梅齐尔说:“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约德尔在完整的神的社会尚未形成的时期,也就是说在某种前社会的混沌状态中实行乱伦。”乱伦其实是一种制度,是有组织的社会出现之前的临时状态。哈丁古斯和哈特格雷帕的故事很明显受到了约德尔神话的影响,瓦恩的乱伦成为哈丁古斯身上的一种制度性符号,甚至变成了“合法乱伦”,而哈特格雷帕的魔法也在瓦恩族神话里成为一种可耻的、应受到谴责的魔法。

但是,在第二阶段,哈丁古斯的传说更具了文学性:他们的婚姻出现了更具文学性的“对歌”;独眼老人奥定出现之后,他与风和海洋有了特殊关系,最重要的是,奥定的魔法完全站在哈特格雷帕的对立面:哈特格雷帕的法术属于令人厌恶的、被谴责、受惩罚的魔法,而独眼老人的阳刚法术是一门高贵的知识产生的效应。从第一阶段女人占主要地位而具有“瓦恩”色彩,到第二阶段和奥定有关在道德观念和性别上的对立,使得哈丁古斯完全被“维京化”了:孩子由巨人瓦格诺甫图斯抚养;从小就“从命运获得成年人的完美”;他只对使用武器感兴趣……所有这一切,萨克索都将哈丁古斯变成了一个非瓦恩式的人物,“在萨克索的维京人视野里,对于一个后来将成为伟大的战士,成为‘奥定式的英雄’的人物,事情只能是这样的。”

为了证明这种维京化的转变,杜梅齐尔从两个离题神话入手,阐释了哈丁古斯这个人物的小说性构建。一个神话是“巨人、阿斯神和瓦恩神”,在萨克索的笔下,哈丁古斯的妻子哈特格雷帕也是自己的乳母,这和瓦恩神话中男神和女神之间的合法乱伦一致,也符合瓦恩族的道德观念,但是萨克索安排这个关系,并不仅仅是给约德尔神话套上一个维京人的传说文本,而是制造了一个“瓦恩相似点”之后,又让哈丁古斯成为更符合维京特色的英雄——对于哈特格雷帕魔法的背叛,从而接受奥定的另一种法术,便是对于瓦恩神话体系的改写,而且随着奥定接管哈丁古斯这个英雄,哈丁古斯还娶了第二个妻子雷妮尔达——她与哈丁古斯既无血缘关系,也无乳汁联系。这种转变并非是简单地对于瓦恩神话的改写,而是具有了巨人与神的内在对立,而这种对立关系在许多欧洲故事里都有发生,他实际上是重新建立了史诗模式,“哈丁古斯的萨迦使我们面对一个问题,或者不如说面对一场冲突:斯堪的那维亚异教临终时期的动荡不安。”在萨克索的其他文本,如《奥瓦尔奥茨萨迦》和《弗里德普约夫萨迦》,都传递着这种对立,表达了“神话人物和行动时毫无护教的用心”。

另一个离题的神话则是“阿斯族与瓦恩族的战争”,萨克索删除了这场战争,为什么这场使约德尔和瓦恩族进入另一个社会的战争会消失?杜梅齐尔的解释是,因为哈丁古斯是一个个人,他是英雄,但却不是瓦恩族的神,不是像约德尔一样决定着种族的未来,“哈丁古斯的一生不能偏离这模式。所以不可能在他的一生中加进‘种族战争’的内容,更何况对于这场战争来说,独眼老人与哈丁古斯的和解只是被纳入一个更普遍的‘社会性’协议之中的局部性终结。”一个不是神的个人,一场无关种族战争的冲突,所以萨克索就是以小说的方式塑造了一个英雄,而这个英雄的意义是作为原型进入到“全欧洲”的视野,作为一个“仍带神话性质的括号”纳入到传纪里,所以,哈丁古斯的小说性经历变成了“历史”中的一盘冷菜,填补了那个转述留下的空白。

萨克索借用约德尔的神话,为自己的英雄寻找到了母题,为自己的“维京传记”构建了一种神话框架,不管是抄袭说也好,还是虚构说也罢,杜梅齐尔用“探索其绞合方式”来定义萨克索的文本,而从这一过程可以清楚看到“从神话到小说”的发展轨迹,“不管应该以哪一种方式来考察这个文学建构的细节,总是这两个神话观念,哈丁加尔与约德尔-弗雷尔之间的根本上的亲和性,使这个建构成为可能。”实际上,萨克索从约德尔神话中获得某种灵感,从而在“同一个连贯的情节,同一条线索”的对应片段中找到文学结构,这对于小说的可能性写作具有更大的开创意义,杜梅齐尔也说,罗马传说、印度传说、冰岛传说中的受戒神话和武士晋升神话,都可能具有小说转述的可能,自己甚至在1942年的时候有过某种想法,“我指的是一个游离于个人的、以情欲为动力的故事情节如何取代了一个由社会最古老的习俗予以规范的、全部记载武功的脚本。”

神话是具有的社会性意义的文本,小说则是一种故事性文本,它的转述其实是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不至于被规范本身所束缚,萨克索以“历史”为名追溯丹麦人的丰功伟绩,哈丁古斯在他笔下也成为了一个英雄,所以萨克索的“维京化”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正是在这种启示下,杜梅齐尔提出了“重新神话化”:“在神的世界里,约德尔不应该太特殊,他也应该历尽艰难苦辛,通过一个最初的不幸事件,赢得斯诺利认为归他管辖的、并能从一些斯堪的那维亚地名得到证实的那片动荡不安的疆域。这个合法的重构工作对于我们的研究是一个宝贵的成果。”

Technologising the Male Body

编号:H73·2021005·0647
作者:毛思慧
出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版本:1999年7月第一版
定价::19.90元
页数:431页

本书的中文标题是“当代英国电影中男性主体的切割与重建”,作者将目光停留在二十世纪50年代至八十年代英国电影在好莱坞影响下,如何发展变化,尤其是男性工业化进程中的主体意识。

The Rainbow

编号:H73·2021005·0646
作者:(英)D·H·Lawance
出版:WordsworthEditionsLimited
版本:1995年版
定价:20.00元
页数:426页

1915年出版的劳伦斯的长篇小说《虹》,描写了一个英国农村家庭的三代人对新的生命方式的追求。那是工业革命开始后,新一代的男女开始寻求灵与肉的平衡,放荡的美好与精神的独立并行不悖,其中两性间的搏斗与依恋处处体现着现代人为实现个体生命价值与自身解放所付出的代价。这部小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因“有伤风化”被遭禁。

Utopia

编号:H73·2010709·0632
作者:(英)托马斯·莫尔
出版: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版本:1998年4月第一版
定价:5.90元
页数:134页

莫尔是当时一位有名的人文主义者,他在《乌托邦》中表现的理性和现实的精神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特点。尽管莫尔本人是虔诚的教徒,而且在死后四百年被天主教教会尊为圣徒,但《乌托邦》书中的思想,显然是人文主义多于宗教热忱。

吾国与吾民

编号:H73·2020628·0631
作者:林语堂
出版: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版本:2000年2月第一版
定价:14.90元
页数:343页

This book made headlines in America when it came out in the 1930’s. For perhaps the first time a Chinese wrote a book in English about China and the Chinese, and the sympathetic reaction of many Americans to China’s plight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Japan made this book a bestseller.

文心雕龙

编号:H32·2020419·0624
作者:[梁]刘勰
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
版本:2001年3月第一版
定价:12.00元
页数:285页

《文心雕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自成体系的文学批评著作,南北朝时期刘勰撰。《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分上、下两编,每篇25篇。全书大体可分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等四个主要部分。《文心雕龙》的理论基础的核心是原道、征圣和宗经,形成了系统的文学批评观点,对唐以后历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心雕龙》: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

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征圣第二》

文章或有详或有略,或有隐或有显,这是不同的表现手法,而在写文章的时候,或压缩,或加详,可以虽不同的时机而定,可以适应不同的要求,但是不论其如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唯一的一点,便是“征之周孔”,以周公、孔子的文章为标准,那么在写作上就找到了老师,“故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这是刘勰的方法论,而其实更是本体论,为什么文章只要向儒家圣人学习,就能成为好文?为什么依据经文进行写作,就能达到文章的功用?

什么是文章之道?在刘勰看来,文章是一种表达,但是它却是为了符合“自然之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自然之道是什么?“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世界的一切,都是有其形有其色,不管是日月山川,还是龙凤虎豹,不论是云霞草木,还是生活在其中的人,都形成了自然之美,这种自然之美就是“道之文”,而文章呢,“言之文,天地之心哉!”所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文,就是抵达天地之心,就是表达自然之道,所以它是客观的,非人为的,是自然的表达,“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只要有心,难道就会没有“文”?引用《易》上的话来说,就是“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也就是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有文采的文章能“鼓天下”,这就是文章的功用,而在自然之道的阐述之后,刘勰却将“原道”的重点放在了圣人身上,“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这是从自然变为文章的一个路径,而且是唯一的路径,那就是圣人和经典,他认为,圣人就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来进行著书立说,就是通过精深的道理来教化众人,“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所以在“原道”之后,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圣人的意义,此谓“征圣”:“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何为圣明,就是作者和述者,而刘勰将作者和述者只归结为圣人,因为在他看来,文章的政化功能、事绩功能和修身功能,都可以在圣人的著作中得到印证,也就是从分体现了“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的特点,这是写文章的金科玉律,而唯有圣人达到了这样的标准。

“征圣”之后,当然就是要从具体的文本来制定标准呢,此谓“宗经”,也就是要以经书为宗,刘勰认为,“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它们为什么能成为经典,就在于说出了“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而“宗经”的意义便是:“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馀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谓泰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也就是说,经书是“群言之祖”,是圣人对于自然之道的完美表达,是学习的一切范本,而在刘勰看来,经典作用不外乎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刘勰:不以官显,却以文彰

实际上,在这“六义”里,刘勰看见了两种方法论,情可深可诡,风可情可杂,事可信可诞,义可贞可回,体可约克芜,文可丽可淫,刘勰取前者而反后者,就是因为经典具有这样的意义,而其实刘勰提出征圣宗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反对当时的文风,在《序志第五十》里,刘勰就指出:“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章和文风,无非是因为在他看来,现在的文坛“去圣久远,文体解散”,所以那些文人们“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而这种风气只能“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所以刘勰提出征圣宗经,就是为了扭转这种不良文风,而走回到圣人的道路上来,从而更符合“自然之道”,更能达到“树德建言”的目的,“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而在征圣宗经之外,刘勰也对当时的纬书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纬书当然是相对于经书而出现的衍化作品,它是一种假托经义以宣扬符瑞的迷信著作,所以刘勰的“正纬”就是一种拯救,是对于经汉儒用阴阳五行加以神化的作品的否定,而其目的也只有一个:回到经典的轨道上来:“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但实际上,刘勰对于儒家思想也有进行了神化,只要在经典中讲过的东西,如河图、洛书等唯心主义的传说,他不仅不敢反对,而且相信,这是他盲目征圣、宗经思想带来的局限。另外,刘勰对于经书之外的骚体也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骚体文学和儒家经典是有相同点的,“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恕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而在相同之外,也有很大的区别:“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在他看来,那些神化传说,那些夸张的表达,那种情绪的流露,都是“异乎经典者”。所以在“辨骚”中,刘勰采取的是一种辩证的观点,不仅仅是和经典加以区分,而且也指出了骚体特别是《楚辞》中的可取之处,那就是:“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虽然是“雅颂之博徒”,但也是“词赋之英杰”,而在文采上,他甚至给出了另一个高度:“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所以他对于骚体之辨,给出了辩证的观点:“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这是刘勰对于文章之道的总论,而这个总论也建立了他文章学的“枢纽论”,“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而在这纲领之下,“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关于不同风格的文章之论,关于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也都是按照这个枢纽进行了阐述,“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在《明诗》中,他指出诗歌的作用就是“顺美匡恶”,而优秀的诗歌则是“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乐府》里,刘勰认为“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也就是说,乐的意义就是祈祷“情感七始,化动八风”的教育作用,所以“岂惟观乐,于焉识礼”。而在具体文论的阐述中,他也把君主作为一种“圣”而加以颂扬,比如《诏策》中,他指出:“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所以皇帝的“诏策”其意义便是“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而祭天祭地的“封禅”之文,本身是歌功颂德的作品,但是刘勰不仅不作理性的分析,反而加以尊崇:“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运天枢,毓黎献者,何尝不经道纬德,以勒皇迹者哉?”而在这样一种盲目尊崇里,却对管仲的“空谈非征”、扬雄的“兼包神怪”,都持否定态度。

刘勰征圣宗经思想,是对于儒家经典的肯定和尊崇,但是也明显带有神化色彩,一方面他反对用“纬书”这样的作品来假托经义宣扬符瑞,但是自己却对于经典有了另一种迷信,只要在经书中出现的东西,他也一概加以肯定:“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故《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斯之谓也。”河图洛书,无非也是唯心主义的神话传说,刘勰却不敢反对,而这正是他盲目征圣、宗经思想带来的局限。另外一方面,由于刘勰过分拘守征圣宗经的观点,所以在《史传》中,他不仅反对为女后立纪,还提出“尊贤隐讳”的主张,这就和他自己一再强调的“实录无隐”等相矛盾,而他提出的编史的方法便是:“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而对于《诸子》的评述中,他正是从宗经的思想出发,不理解那些富有浪漫主义的神话和寓言,在他看来,那些“入道见志之书”好坏只有一个标准,“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无论作品如何阐述道理或议论政事,都需要从经书发展下来,内容纯正的,便是符合经书的规则,而内容杂乱的,便是违背经书的法度。

时代的发展,文章的变革,对于刘勰来说,其实是一个历史使命,所以在征圣宗经思想的束缚中,刘勰其实是矛盾的,他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而他对于文章的美学阐述,也提出了辩证的思想,“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在《通变》中,他就指出“变则其久,通则不乏”,也就是说,只有变通才能恒久,“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但是在变通的方法论之上,刘勰却又奇怪地戴上了“宗经”的帽子,“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在他看来,变革不是“从质及讹”、不是“竞今疏古”,所有的变革都是为了使“文律运周,日新其业”,都是要达到“还宗经诰”的目的。

“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树德建言”,这是刘勰阐述“自然之道”的文章的意义,其实也是他的人生理想,但是一生只做过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的刘勰还是未能展现自己的政治宏图,没有在征圣宗经的思想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后定林寺出家,也像是一个以自己之力无法摆脱的宿命。

《文心雕龙》摘录

【原道第一】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言之文,天地之心哉!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都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来进行著作,钻研精深的道理来从事教育。)

【征圣第二】

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

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

故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

【宗经第三】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馀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谓泰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

若禀经以制式,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

故文能宗经,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正纬第四】

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

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锺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

【辨骚第五】

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明诗第六】

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顺美匡恶 匡谏之义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乐府第七】

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

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

岂惟观乐,于焉识礼。

【诠赋第八】

赋者,铺也,铺采攡文,体物写志也。

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

【颂赞第九】

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

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

赞者,明也,助也。

【铭箴第十一】

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重视言行谨慎这种美德)

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

【诔碑第十二】

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

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

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

【哀吊第十三】讲哀辞的主要写作特点,强调“情主于伤痛”,反对“虽丽不哀”。

赋宪之谥,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

吊者,至也。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

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剖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

【杂文第十四】

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体之大要也。

【谐隐第十五】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

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

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史传第十六】

《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

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

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

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

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

【诸子第十七】

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

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

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

立德何隐,含道必授。

【论说第十八】

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

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

【诏策第十九】

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

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

【封禅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运天枢,毓黎献者,何尝不经道纬德,以勒皇迹者哉?

【章表第二十二】

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

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

【奏启第二十三】

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

【书记第二十五】

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

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则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

【神思第二十六】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

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心貌求,心以理应。

【体性第二十七】

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

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

【风骨第二十八】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通变第二十九】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

【定势第三十】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

不同文体的势: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

【情采第三十一】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

【熔裁第三十二】

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

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

【声律第三十三】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合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

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

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

【章句第三十四】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丽辞第三十五】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

【比兴第三十六】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

【夸饰第三十七】

文辞所被,夸饰恒存。

夸而有节,饰而不诬。

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事类第三十八】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

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

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

【练字第四十】

夫文爻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

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

【隐秀第四十一】

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

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

【指瑕第四十二】

斯言一玷,千载弗化。

【养气第四十三】

夫学业在勤,故有锥股自厉;志于文也,则有申写郁滞。

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

【附会第四十四】

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攡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

故善附者异旨如肝胆,拙会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此已然之验也。

【总术第四十四】

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

【时序第四十五】

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乱世,造成“梗概而多气”的建安文学

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物色第四十六】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迂,辞以情发。

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

【知音四十八】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

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

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

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攡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

编号:H12·2020313·0622
作者:张少康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1999年4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
页数:493页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张少康对“古典文艺美学”的研究展示出他基本的美学视野,他关于文学的本质和特性是“审美”的命题,有力地冲击了庸俗社会学的樊篱,把中国文学理论从机械的非人性的政治漩涡中带到了充满人性的审美地带。而在这本教材中,张少康就阐述了他的文学理论的美学化,或美学化的文学理论这一观点。

创造季刊

编号:H76·2011029·0600
作者:
出版:上海书店
版本:1983年9月第一版
定价:66.00元
页数:

中国文学团体创造社出版的毓机关刊物,1922年5月1日创刊于上海,创造社发起人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等主办,泰东书局出版发行,以刊发文学创作和译著为主,亦发表文艺评论。1924年2月出版第三卷2期后停刊,共出6期。本书根据上海泰东书局印行的合订本。

创造日汇刊

编号:H76·2011029·0599
作者:
出版:上海书店
版本:1983年6月第一版
定价:6.00元
页数:508页

《创造日》是创造社前期为上海《中华新报》编得文艺副刊,1923年创刊,同年11月2日停刊,共出101期,本书是它的汇刊本,据光华书局1927年版印行。


《创造日汇刊》:我要刹那刹那地生着行

这是立秋的晚上。他们两个原是朋友,穿洋服的是在访一个同乡的归途,穿长衫的是从一个将赴美国的同志那里回来,二人系在马路上偶然遇着的。二人都是失业者。
——郁达夫《立秋之夜》

一个穿着洋服,一个着着长衫,一个从访同乡处归来,一个则要送别赴美国的朋友,不同的打扮,不同的朋友,似乎是两个方向的行走者,似乎在面对不同朋友的境遇,但是他们殊途同归:一样是在立秋的晚上,一样是迎着风沙,一样站在三岔路口,偶遇的他们更具有相同的身份:失业者。

当郁达夫在《立秋之夜》这篇小说中描述了两个殊途同归的失业者,不管是三叉路口,还是狂猛的风,都构筑了现实的困境,他们其中一个没有坐电车回家,一个不从叉路回去,也都展现了他们的迷惘。这是无法走出的现实,这是无从抉择的生活,“二人默默前去”似乎把他们重又拉回到同一的世界里,而所谓的“同乡”和“赴美国的同志”也便成为一种隐喻:在被现实困住的立秋之夜,回到故乡或者远赴他国都不是最终的出路,“他们的影子就完全被夜气吞没了。”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或者在那个看不到希望的时代,根本就没有向内回到故乡和向外走出国门的选择。

郁达夫描写立秋之夜是中国当时的普遍的现实图景,群体如邓均吾在《面包》一诗中所描写的劳工:“黄尘雨汗的劳工们,/你们最大的希望不过面包,/假如面包也有灵魂,/他会为你们同情而悲悼!”劳工和面包之间呈现的希望和失望在个体意义上更是涂抹上了悲情色彩:“现在我又听到这种尖锐的汽笛声,我正等侯我的运命来实现我的失望。我卧在这个如坟墓的床上,我的思潮杂在窗外的雨声里飘着,我满帐中都酝酿着幻想了。”沈松泉在《汽笛声》分明听见了将希望拉回来的“汽笛声”,它是运命,它是幻想,它最后是一张“如墓的床”;而如郁达夫小说中的“同乡”,全平的《故乡之游》里则让回去的故乡变成了死亡的渊薮:“这故乡,正是我理想中故乡:路上铺着正义,路上砌着真理,流着汗,流着血的小孩子,正立在路上猛力攻打那兀立的残败的古旧城墙。”当旧有的记忆和旧墙一起最后轰的一声坍塌,他发出的疑问是:“理想中的故乡,终不过是一个甜美的梦么?”

倪贻德《寒士》中的“我”,也是沉浸在这样一个梦中,只不过和梦见理想中的故乡不同,“我”梦见的是让文艺找到理想的都市生活。和朋友辩论中“我”总是认为都市才是文艺应该存在的地方,他的理由有三点:第一,文艺要表现近代生活,而近代生态或显著表现在大都会里,所以艺术家就应该到大都会里去观察去描写;第二,中国古代文艺偏向于山林田野,这是一种偏离,必须进行补救;第三,都市生辉情调丰富,是简陋乡村无法达到的,所以,“南京路是常欢喜去跑的了,市内电车上是常有我的踪迹的了,夜深更静的时候,是常要踏进小酒店小面馆里去吃喝的了……”这是一种理论式的构想,而当“我”用实际行动开始进入都市的时候,起先是看不起乘坐开往南京火车上的旅客的,因为他们带着土特产,穿着贫民的衣服,而当自己真正来到南京这个理想中的大都市,才发现一切都只是梦想,现实击碎了这个文艺梦:“什么是王气金陵?什么是龙蟠虎踞?都不过是些骗人的话!在我的眼光里看来,不过只有些清冷的长街,低陋的平房,和灰色的空气的集合体罢了。”

这是一种失落,因为失落才要反过来审视理想,倪颐德的另一部短篇《江边》更是思考着青年的出路问题,亚白咒骂的是社会,“这都是受了经济的压迫,可恨的金钱哟!万恶的金钱哟!我们这许多有为的青年,都被他压制得不得动了!”而充满了失望的N更是嘲讽着自己,“我在学生时代,常冷眼瞧那些碌碌奔波的可怜虫,哎!如今我自己也变了一个可怜虫了!”他终于在朋友那里看到了希望,那就是去镇江CW公学求职,坐上轮渡,带着希望而去,但是在公学里却遭遇了不公,希望破灭了,N像是被人又推向了万丈深坑,于是冰冷麻痹的他对自己说:“此地那里是我的安身处,还是回到家乡去渡孤独的生活罢。啊!我还是归去……”从失望到希望,从奔波到麻痹,N代表着一代人的困顿,当他带着醉意来到大江边,向着世界发出了呐喊:“啊啊!我若能从此地,乘风而西,过九江,泊乎洞庭,去访访屈贾行唁之地,听听潇湘夜雨之声………啊!我的屈原!我的贾生!我崇拜你们的孤高!我崇拜你们的节操!我…我……”

郁郁不得志,是现代版屈原的再现,是另一篇《离骚》的问世,敬隐渔在《破晓》中呼唤着:“我的爱,你快把门儿打开!”楼建南在《龙山顶上放歌》中代表着一代人不愿昏睡的呐喊:“我纵在这么的嘶声高歌,/黑越越的人寰还在贪着睡眠!”要告别脏脏的世界,要离开梦境,就要站在最高处,迎接照满人间的鲜红朝阳,“醒来吧!快醒来吧!”但是如何醒来?面对现实的困境,倪贻德是在怒骂,在自省,敬隐渔在呼唤,在期盼,楼建南在攀爬,在呐喊,但是也有另一种态度,张友鸾《随感录·服从》则表达了另一种“服从”的心态,在他看来,服从不是耻辱,反抗引起的争斗才是耻辱,“有能吃人的人,我们便让他吃,总比兽吃我们好些罢?兽想吃我们如果是热忱哩,我们也可让他吃,总比让‘面上不吃我,肚子里想吃我’的动物吃去好些罢?”由此他认为,服从的你我构成了永远和平的世界,而不服从的你我则制造了斗争的世界——服从选择的不是动物,不是野兽,而是人,期望用服从的原则得到和平,其实是一种卑劣的人生观,是一种奴役心态——诵邺《猎狗庸奴》给出了这种人生观的下场,当老狗最终失势,他得到的是讥讽和冷笑,是良心的呵责:“都是我底罪恶呵!一切都是我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呵!我现在觉悟了!我现在忏悔了!赦了我罢,如果你们肯宽恕我;裂了我底肢体罢,食了我底肉罢,如果你们要寻我报仇,都可以!一切我都很愿意!因为我已经觉悟了!因为我已经忏悔了!”最后等待的是被审判。

不管是面对现实而理想破灭,还是咒骂社会的不公,不管是山顶上放歌而排遣苦闷,还是以服从的媚态来换取和平,其实都是那个时代面对迷惘现实的一种态度,都是遭遇困境时想要寻找出路,而这种出路观似乎又回到了郁达夫的两个方向论:穿长衫还是穿洋服?回故乡还是去美国?东方和西方是一条岔路口,有人选择向外,王珏在《日落江上行》中问道:“西方有乐土,/友们哟!是否由这儿寻去?”敬隐渔在《罗曼罗朗》中发现了西方另一个文学世界,“如今看若望克利司多夫小孩子时代的生活倒比我自已经过的事情看得明白多了,更觉得有意思,方才知道了一点人与生命底观念。”而郁达夫则盛赞已经接受西方思想的日本在翻译上取得的成就,由此看到了中日之间文化的差异,“日本的役者,多是译者,(因为日本的伶人多能翻译外国文的剧本)中国的译者,都是役者,(因为中国的译者只能做手势戏)这便是中日文化程度的差异。”

西方世界已经打开了国门,但是对于西方文明还存在着矛盾心态,或者是在观望,或者是盲目接受,全平的《他的忏悔》则以“忏悔”为关键词写出了一代人的迷失。青年受到了现代思想的教育,对于父母安排好的传统婚姻存有质疑,在没有采取抗争的行动中,他希望能感化他们,“这已是定局的了。我不能违拗尊长;取社会的责怪。并且不美观可以修饰补救的,放足,读书,便渐渐的会使旧式变成新式了。”新式在他看来就是让旧式女子放足、读书,“否则不娶。”但是回家之后,这种理想主义似乎覆灭了,他还是结婚了,看着妻子的小脚,他心生诅咒:“旧式而顽固的讨嫌女人!”他以西方的平等观对照妻子,“这原不能怪她,因为旧式的女子,被家庭礼教所束缚,仅能晓得服侍她丈夫是应当的,而不晓得有所谓爱情,比服侍还要紧,她仅晓得待我好;我生病的时候,她也很关切的照料我,当心我,甚至坐在床边啜泣,但总没有爱情的举动现出来:我烦闷发怒的时候,她也会用很和慰的言语来劝解我,但总不会用甜蜜的爱情来安慰我。我所以很失望!我或者能原谅她,然绝不会爱她,虽然她是我的妻!”终于在六年之后他和妻子离婚了。“离婚”作为一个新式词语和生活方式,让他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他爱上了一个新妇女领袖,而且也成为了他的良伴,在四个月的甜蜜生活之后,他忽然发现,“他像一枚荔枝,清香的果肉,被满长棘刺的壳在外面包着。又像一粒桃核,外面的甜肉吃完了,中心藏着一粒很苦的仁。”于是他又和夫人离婚了,这次离婚是新式妻子表达了不满:“他的名誉和地位,不足以增高我社交上的声望,并且他不贡献真诚的爱情,使我的身心愉快。并且……”

他成为了独居的人,他在忏悔中感觉到了自己的谬误,“懊恨怨悔的回忆,把他的良心,从偏执的胸中现出来了。无形的责罪,使他在昏暗而阴沉的空气中,起了全身的战栗。”起先是小脚的旧式女人,后来是新妇女的领袖,但一样是离婚的命运,就像郁达夫的《立秋之夜》,不同的穿着,不同的方向,“殊途同归”的两个人都有着失业者这一相同的身份,也就是说,所谓的新式和旧式,都是在同一个叉口找不到归途的人,而小说中的青年从迷惘而追求,从追求而忏悔,更是对于盲目追求西方文化的一代人的讽刺,“思想是谬误的,正和美丽的她待他的差误一样。”但是这谬误和讽刺中,是需要回到旧式生活中去吗?抱着“服从”态度的张友鸾在《随感录》中再一次提出了“骸骨的迷恋”这一种被鲁迅批评的守旧思想,在他看来,西方夹面包的工具“偏是筷子一双”,“但我却不相信,西洋终会化我,而我终会永远改化而同于西洋!”所以否定要吃面包肯定只吃饭的张友鸾发出了自己的宣言:“今朝开始,我读古书!”

这是一种绝对的态度,“骸骨的迷恋”是回到故纸堆,是坚持保守派,针对这样一种对西方全盘否定的观点,洪为法在《我谈“国风”》中提出了批评,“……我们如今读国风,我以为与其费时费日去读那汗牛充栋的诠释国风的著作,不如先以自家的心灵吟味他……因为这时读者的心灵与作者的心灵已经感印了,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韩,我怕只有损失杜韩的真价值,国风(诗经全部其实都是的)之难研究,正因注家太多,我们研究时没有先跳出万千注家以外。……”《读卷耳集》更是表达了对“整理国故”的批判,“研究诗经!研究诗经!这种呼声,我得听得也好多时了。其成绩表现的在那里呢?唉!还不是旧解之迷恋—一骸骨之迷恋!谈到能摆脱一切,另觅‘诗’的真生命,在历来诗经研究上辟一个新纪元,那不得不推沫若的卷耳集。”他把郭沫若的《卷耳集》看成是“整理国故”正确主张的范本:

国风之价值之可贵,就在于它是一班活活泼泼自自由由的男女性在欢愉或悲戚的时候吐出的心声,所成就的作品,是真挚的,是自然的,是不加雕琢,我们读到它,谁不懂憬于那时作者优美可恋的世界?所惜历来解诗者多斤斤于字句,翼翼于惩劝,把一部诗经几乎变成一部“说文解字”或是一部“太上感应篇”,沫若这个小小的跃试,便是还它本来面目一个抽刀斩乱丝的办法。

正如郭沫若在《卷耳集》自跋中所说:“诗经一书为旧解所淹没,这是说明的事实,旧解的腐烂,值不得我们去批评,我们当今的急务,是在从古诗中直接去感受它的真美,不在与迂腐的古儒作无聊的讼辩。”不迷恋于古文古字,不执著于注解,而在于对其中真生命的挖掘,才是“整理国故”该有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在洪为法就是革命的精神,“革去从来牵强附会左碍右拌的卑劣的精神!”这种“革命的精神”在翟秀峰看来则体现在成仿吾的作品中,由此他认为,“他的爱慕之情比人强,他的憎恶之心比人大,他的作品是时代的良心,他便是良心的战士,他是对于时代的虚伪与罪孽用猛烈的炮火者。他是真善的战士,彷彿是美的传道者。”

要革“牵强附会左碍右拌的卑劣的精神”,要做“真善的战士”和“美的传道者”,郭沫若和成仿吾成为领军者,而作为《创造社》主将的他们,自然也在实践着创造的意义,而这也是“创造日刊”一直以来体现的时代意义。革命就是为了创造,战士就是在创造,郭沫若在《怆恼的葡萄》中发出了呼喊:“矛盾万端的自然,/我如今不再迷恋你的冷脸。/人间世的难疗的怆恼,/将为我今日后酿酒的葡萄。”宗在《啊我要创造个新的》中开始了自我的革新:“啊我的身躯!/啊我的身躯!/你这不可改造的物体!/我今誓将你弃去。/我要创造个新的,/如此青春之树所象征。/啊,我要创造个新的!”郑伯奇在《A与B“对话”》中探讨了创造的意义:“我只想永久活动。我只听生命活泼泼地发挥。为忠于生命,我要破除一切羁绊,打破一切藩篱。我要刹那刹那地生着,同时我要永生!”刹那刹那地生着便是循环不灭的永生。郁达夫在《苏州烟雨记》中从目睹行旅中那些“埋伏在软红尘里的男男女女”的迷失而发出了创造的宣言:“你们若欲上空旷的地方,去呼一口自由的空气,一则可以醒醒你们醉生梦死的头脑,二则可以看看那些就快凋谢的青枝绿叶,豫藏一个来春再见之机,那么请你们跟了我来,Und ice。Ch Sohnucre Den Sack and wandere,我要去寻访伍子胥吹箫吃食之乡,展拜秦始皇求剑凿穿之墓,并想看看那有名的姑苏台苑哩!”

生命就是创造,创造就是自由,这便是创造的宗旨——1923年7月21日,由成仿吾、郁达夫、邓均吾编辑的《创造日》创刊,这个为上海《中华新报》编的文艺副刊处处体现了创造精神,郁达夫在《创造日宣言》中说:“现在我们的创造工程开始了。我们打算接受些与天帝一样的新创造者,来继续我们的工作。”这创造的工作需要的是“纯粹的学理”,是“严正的言论”,是“唯真唯美”的精神,从政治经济到文学文艺,无不需要创造——“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我们所不能言亦不属言的。”创造远离时局,远离政治,是因为创造只属于纯粹的批评和唯美的文学,“我们这一株是世界人类共有的田园,无论何人,只须有真诚的精神和美善的心意,都可以自由来开垦。”

但是正如站在三叉路口的中国一样,穿长衫和穿洋服,回归故乡和外出接受新学,都是殊途同归的,创造要远离时局远离政治,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乌托邦,所以和中国现实的矛盾一样,出刊101期、存在100天的“创造日”终于走向了它的“终刊”——11月2日正式停刊,郭沫若在停刊前两日的《创造日停刊布告》中认为,“创造日”是在荒漠中生出的一株小花,“但我们深恨没有力量可以使荒漠成为良田,我们也没有力量可以使他独立以至于永远;我们只好忍心,我们只好听他在荒漠中萎谢。”与郭沫若将停刊的原因归结于自身的力量局限不同,成仿吾在终刊当日发表的《终刊感言》中分析了终刊的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力量太弱了”,而是“不辨黑白的群众对我们的诬枉倒使我们每期作呕三日了”,一边是自身的不足,一边则是读者的原因——读者为什么会不辨黑白,又为什么会诬枉他们?成仿吾没有细细分析,但是从创造日的停刊来看,它似乎也没有走出哪条路才是正确的迷局,就像当时的民众,就像当时的文艺,就像当时的政治,但是“我要刹那刹那地生着”的永生观让“创造”成为一种永恒的精神,一种不竭的动力:

我们的“创造日”虽只道一百余日的生涯,但我们相信在我们小部分的关系者心中,在我们小部分的爱读者心中,他如像种子中含的胎芽一样,他是依然活存,而且必有一日迸出地层,奋发参天的时侯。朋友哟!我们请暂抑着悲哀,同声唱他的薤露。

Leaves of Grass

编号:H73·2010814·0588
作者:(美)Walt Whiteman
出版:海南出版社
版本:2001年4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501页

In 1855 Whitman published at his own expense a volume of 12 poems, Leaves of Grass, which he had begun working on probably as early as 1847. It was criticized because of Whitman’s exaltation of the body and sexual love and also because of its innovation in verse form—that is, the use of free verse in long rhythmical lines with a natural, “organic” structure.

Tropic of Cancer

编号:H73·2010814·0587
作者:(美)Herry Miller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7年5月第一版
定价:10.60元
页数:276页

No punches are pulled in Henry Miller’s most famous work. Still pretty rough going for even our jaded sensibilities, but Tropic of Cancer is an unforgettable novel of self-confession. Maybe the most honest book ever written, this autobiographical fiction about Miller’s life as an expatriate American in Paris was deemed obscene and banned from publication in this country for years. When you read this, you see immediately how much modern writers owe Miller.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编号:H73·2010620·0585
作者:辜鸿铭
出版: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版本:1998年5月第一版
定价:6.00元
页数:143页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天才辜鸿铭可谓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本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成为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作家、政治家、记者的口头禅。《中国人的精神》原载1914年的《中国评论》,1915年更名《春秋万丈》在京出版,并很快被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本书力阐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价值,在当时中国文化面临歧视、中华民族遭受欺凌的境况下,其影响尤为特殊。

流亡与栖息

编号:H31·2010620·0582
作者:刘小枫 等
出版:北京燕山出版社
版本:1995年10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16页

“同时具有灵魂和肉体的个人世界上可能的命运——流亡与栖居。”这是这本书的主旨,文集收录的文章既有国内的,也有西方的,既有文学的,也有艺术宗教的,但这些驳杂的文章往往掩盖了主题的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