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11《2000中国年度文论选》：“他者”进入新世纪

九十年代的历史和社会就这样作为一个他者之物疏离个人而存在，在它行将结束的时候，人们才突然发现，他已经离我们而去。比起其他的历史时期，这真是一个平静自在的年代。
    ——陈晓明《自在的九十年代：历史终结之后的虚空》

21世纪一〇年代也已经远去，新冠疫情开启的二〇年代依然在某种不安和惶惑中。当20世纪的百年都成为历史的档案，翻开一本终止于2000年新世纪最后一年的文论选，“已经离我们而去”的疏离感似乎就真的成了隔阂，在这样一种隔阂状态下，当读到陈晓明所说的“九十年代”的他者之存在的时候，平静自在甚至变成了虚空之后的真正空虚：在走过了新世纪20年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的文学又在怎样的轨道上，文学批评又在何种道路上？

已经阅读了“秉承真正永恒的民间立场”的《2000中国新诗年鉴》和《2001中国新诗年鉴》，也阅读了更官方更自负也更宏大的《2000中国年度最佳诗歌》，还阅读了“可能与不可能混合”的《20世纪的文学批评》，再加上即将阅读的《90年代中国实力诗人诗选》和五卷本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这些文本让我返回到新世纪还未到来的时间状态中，一种复古的阅读心情是在回味那个世界末图景？还是不想进入已经走过了两个年代的21世纪？转身而进入的逆流方式是不是也如陈晓明所说是一种“他者”的选择？

九十年代成为一个历史区间，陈晓明也是用回望的方式完成了解读，他在九十年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就将它命名为“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历史时期，而且他定义这是一个“平静自在的年代”，这种平静自然一方面是基于历史本身，他认为九十年代就是一个“他者之物疏离个人而存在”的社会，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也在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及其历史叙事分崩离析的时候，处于“一种严重的历史停顿中”，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前者造就了后者的停顿，后者映照了前者的疏离，所以九十年代的中国作家无法成为开创性的一代，他们只是“坐享其成的一代”，他们的写作是轻松自如的，也是缺乏挑战性和刺激性，看起来文学写作获得了相对较大的空间，但是在文化的市场化去世中，写作不得不靠近商业主义的审美霸权。但是，陈晓明并没有全盘否定九十年代的创作，他认为必须用建设性的目光看待20世纪最后十年的文学，“我也乐于把那些拆解视为一种可能性，把那些混乱视为充满生机的变异。”

这种可能性以指向一种变异，他总结认为九十年代相对于八十年代，也具有开创的经验与提示的可能性，它包括非历史化的表象叙事、非社会化的个人化叙事、非叛逆的表意策略、非前卫化的时尚体验和非文学化的批评倾向，这五种可能性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以统一的“非……”结构被呈现出来，陈晓明有意进行的命名就表明，“这些动力并不是主动性的历史建构，而是一种无目的性的反本质主义的分裂运动”，也就是说，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指向“不明确并且把自我界定为主体‘他者’”的选择。当自我成为“他者”选择，这种无目的性的反本质主义分裂运动并不是最积极的建构方式，或者说，它依然回归到这个“已经离我们而去”的、疏离了个人存在的他者时代。

他者时代的他者选择，所以从九十年代进入到新世纪，陈晓明并不乐观地称其为“历史终结之后的虚空”。与陈晓明一样对新世纪中国文学走向存在担忧的还有雷达，他在《小说进入新世纪》中说：“21世纪的小说家，即使不是最后的小说家，也属于最传统的一族守望者了。”这也是对于创作主体而言所下的结论，当他们成为“最传统的一族守望者”，无疑也在平静自在中“坐享其成”。但是在杨杨看来，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新的变动，它表现在关系学上，“一种是以作家—作品为主而展开的文学关系；另一种是以作家—读者关系为主所展开的文学关系。”而吴思敬在《90年代诗歌主潮》中对诗歌创作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这一时期更为明显的一个特征便是平民化倾向，这种倾向似乎也是文学创作在历史转变时期的一种主动呼应。

陈晓明和雷达认为九十年代的文人知识分子处在历史的停顿中，杨杨和吴思敬则认为他们在主动呼应中正准备进入新世纪，那么，“进入”是一种自我主动的建构还是“他者”的选择？这个问题似乎在“女性写作”这种局部的样本观察中得到了较为一致的回答，在一场名为“女性文学与‘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的讨论中，谢冕、岛由子、肖鹰、赵栩、林凤、杨克、李学武参与了讨论，讨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的谢冕就认为，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思潮进入了中国文学的视野，女性的性征受到文学写作的重视，这不仅是女性外表的特征，而且深人到她们的心理、生理，包括那些最隐秘的男性很难涉及的领域，于是有了女性文学空前的发展繁荣，他甚至认为女性文学的繁荣是“70年代以来除了朦胧诗之外的文学的大收获”，而到了90年代，女性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无疑是继承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成果，但又提供了新的经验以及新的倾向”。肖鹰则认为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必然是女性化和个人化的，“身体叙事学意义的绝对化和实在化为女性写作设置了一块封闭领地：女性作家在现实存在的巨大的虚无境遇中，拥有一个超现实的存在——她的躯体。”躯体是惟一确切的真实，因此栖居于这个惟一确切的真实，女性写作必然走向一种私密性，走向而进入，杨克也乐观认为，进入新世纪之后，“新的美学原则最终在新一代都市生存的背景中确立。”

编号：H12·2010428·0576 作者：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2001年1月第一版 定价：17.00元 页数：400页

这场讨论所针对的女性文学的产生和可能走向，王岳川在文论《女性话语与身份写作在中国》中，比较具体地回顾了女性话语在中国身份书写的历史，尤其是在当代文学语境下，女性书写意味着某种权力颠覆，“写出自己受压迫损害和遭遇男权话语压抑的历史及其历史记忆，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女性作家写作的行动指南。”而且在诗歌中，他惊诧于一个现实现象：在90年代前后男性诗人纷纷自杀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看到一个女诗人走向自杀？这虽然只是一种感性的认识，但是他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女性对于生命本体的珍惜，“她们的生命写作是如此地感性，生命力量如此地充沛，使她们能够通过“身体”这一无穷的源泉，去发掘对生命、生活、母性和人类的一系列看法。”即使女性写作在某一方面表现的是肉体叙事，但是他认为更多的女性作家从自我的身体描写、自我的隐私兜售，又回到了“自我精神定位自我意义命名的灵肉苏生之路”，所以女性写作在世纪末的意义是：“张扬真正的女性生命意识，张扬人格化个性化的生活情思，我以为是不可谓不重要的。”

郭宝亮从女性话语和身体书写中更是看到了个人化写作的存在意义，一方面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以“私人化写作”“私小说”的方式出现，这是针对文学创作“宏大叙事”而提出来的，而宏大叙事是与一元化文化霸权相联系的，所以个人化写作是为了终结现代理性、启蒙话语、总体化思想和历史哲学；另一方面，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恰恰是在形成新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着市场话语的叙事规则，体现了隐私和躯体成为新的开放市场的趋向，而且“个人与自我的关系就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叙事也要和时代、社会直接发生关联”等反思声音的出现，正是个人写作的福音，因为它们远离了感官刺激的追求，远离了窥私癖的时代症候。颜敏更是在《橄榄枝下“幸运”的一代》中把“七十年代以后”作家看做是“在路上”的一代，说他们的创作“尚没有完全展示出断代的意义”，也不一定是革命性的一代，但是他们以个性化的多样写作构成了“新生代”甚至“晚生代”这一群体。

七十年代以后作家是在路上的一代，九十年代的个性化写作形成了新的公共性，九十年代的女性书写是中国文学新的收获，这些满怀期待的评价正是将九十年代的写作者变成了“进入”新世纪的主动书写者，甚至是中国文学未来的希望——“进入”的状态不是隔阂，进入的选择不是他者。实际上，不管是把九十年代看成是一个平静自在的年代，还是重新建构新的文本的书写时代，九十年代不是一个断层，20世纪是他们必然关照的一个大历史，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也是他们认识的大背景——这百年中国，到底经历了怎样一个曲折过程？到底有着怎样的得失？到底有多少是历史的误读？到底对“进入”新世纪积累了怎样的经验？

五四新文学是百年中国绕不过的一种历史存在，余虹在《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现代性追求》中写道，“对五四新文学论者而言，有两种牵引似乎难以抗拒，即思想启蒙的道义担当和追求真理的学术关怀。”她认为，出于思想启蒙的目的，文学成为启蒙的工具就不可避免，出于追求真理的关怀，文学自身存在的价值又不容忽视，她认为，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序言中言及的新文学运动理论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命。”他认为，自己是“活的文学”的理论阐释者，就是用“活的文字”这一革命推动文学革命，而周作人则是“人的文学”的理论阐释者——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中就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重要。”文字改革更多是一种工具论的体现，而人的文学所构建的则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话语逻辑和价值立场，但是，“人的文学”所凸显的“自主论”一直在曲折中发展，20年代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大多数成员转向“工具论”便是一个明证，所以余虹认为，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性追求在政治和艺术存在的冲突中，变成了一种悖论式存在。

这种悖论式存在其实就是政治和艺术之间的矛盾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个矛盾，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似乎成了一种历史遗留。陈思和在《重新审视5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几种倾向》中认为，1949年随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以来自解放区战争实践的文艺传统为发展基础，同时在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上有条件地吸收“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战斗力量；但是之后随着对胡适集团和胡风集团的批判和镇压，“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基本内涵再无法产生出积极意义，“它凡能被毛泽东吸收到自己文艺思想体系去的部分因素，也只能通过毛泽东自己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而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关于干预生活和提倡真实、人性论的文艺现场，“‘五四’传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活。”这种复活表现在作家的来源多样化，他们的创作也出现了多元化：有胜利者唱出了高昂的政治抒情诗，来自国统区的作家抒写对新的政权和新的时代的颂歌；潜在写作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实际上，工具论和自主论的悖论，政治和艺术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而1958年开始的“文艺大跃进”也成为这一悖论的生动样本。一方面，文艺大跃进成功解决了1957年中国文坛留下的一系列问题，也化解了1949年之后的难题，李新宇在《1958：“文艺大跃进”的战略》中认为，“文艺大跃进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群众性的文艺运动中，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一道彻底扫荡了残存的知识分子话语，并决定了此后20年文学运动的方向和基本形态。”当政治权威话语通过民间话语对知识分子的文艺园地进行占有和改造，无疑使得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彻底消失，“大跃进民歌运动是权威话语支配下的民间文化的一次盛典，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一次葬礼。”另一方面，“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当毛泽东以这样的方式指出了诗歌未来发展的道路问题，实际上自主论也彻底被解构，尤其是所谓的文学现实主义被扼杀，在“浪漫主义”的大旗下，“粉饰生活、歌舞升平和以说谎吹牛为主要特征的“假大空”在理论上得以合法化。”

这一合法化的“浪漫主义”其实让文学进入到某种黑暗中，高旭东在《对“文革”文学的文化反思》中审视了这一段历史时期，在他看来，对文革文学进行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文革并非是大破坏留下的文化沙漠，也并非可以简单归为“封建主义”，“它追求的目标也不仅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另一方面在修正对文革的误读之后，也需要开拓空间正视文革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客观性，他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文革”文学背离了以儒道为代表的正宗的精英文化传统，继承并弘扬了从五斗米道、太平道到太平天国的民间文化；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看，“文革”文学背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置重，转而向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认同，无意识、不自觉地接受了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文化影响。但是高旭东显然没有对文革的建构意义作充分的阐述，而张清华则以六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启蒙主题为切入点，分析了这一历史时期“黑夜深处的火光”，他们是以黄翔、哑默为代表的“贵州诗人群”，是张郎郎、牟敦白、董沙贝、郭世英等的“现代派诗人”，是多多、芒克、根子、林莽、方含为代表的“白洋淀诗歌群落”，这是自主论的一种实践，也在启蒙意义上“写下了富有启示性、生命力与先锋意义的一页”，张清华说：“这个年代的真正属于个人的独立思考和精神反抗，那些在地下燃烧和滚动过的火焰与沉雷般的声音正是我们应认真继承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它们仍然隆隆地响在历史的暗夜里，燃烧在已消逝的时空与记忆中——当我们真正认真地去谛听、去寻觅。”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五十年代提出“双百方针”，从文艺大跃进到六七十年代的地下诗歌，中国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书写着自己的文本，或者它们在“工具论”中失去了自主的声音，或者在启蒙思想中遭到政治的压制，而沉默和压制结束之后的80年代，普遍被看做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春天，吴元迈在《20世纪文论的历史呼唤——走辩证整合研究之路》中回顾了百年来的中国文论所走过的道路，他认为中国文论是在对世界文论的不断吸收和引进中发展的，而在世界背景中，从上半期与“非人格化”的准科学主义文论对垒的人文主义兴起，到后期从语言到历史，从形式到内容的回归，对于中国文论而言，这一转折就出现在80年代，“80年代是20世纪文论进程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也是它的反思时期。”而许明在《回应当下性——关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也把西方文论从内部研究到外部的转向时期定在80年代，所以他希望中国的学者在“回应当下性”中，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当代中国与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做出回答——当下性立足于80年代之后的90年代，立足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国情，却是80年代的延续和递进，一个不变的核心便是人，“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的外延可以也应该包含广阔得多的内容，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内容，自然也应当包括在它的理论视野之中。”鲁枢元在《“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更是重申了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并且将“人学”上升到更大的生态文艺学视野里，“在钱先生那里，人道与天道、艺术与自然为何能够如此自然地相互渗透在一起，在我看来，依然是得之于他那身体力行、一以贯之并且颇具自然色彩的人性论。”

对于90年代的中国来说，最大的当下性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制度，它无可避免和全球化有关，所以面对中国文学的当下性，就必须思考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为，程光炜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文学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调整和文学世界的重建，都市化语境中的“个人体验”和当前中国文学的叙事化倾向是调整和重建的方向，“这就使经过意识形态文化急剧调整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学，需要寻找新的思想文化资源和言说方式，以面对这一世纪的全球化挑战。”是要在全球化中坚持本土化，还是让本土化具有全球化视野？对此，戴锦华在比程光炜更早的《山花》中“质疑全球化”，她认为全球化和本体化本身就是一种二项对立化的判断，而且全球化本身就造就了一幅整齐划一、因之单调乏味的世界图画，“生活其间的人们，一如执掌电视遥控器的手，似乎权能无限，却无法选择众多频道外的内容。”所以中国文学和文化要在质疑全球化中避免全球化，“借用一个极不严谨却颇为中肯的说法：最好的文学语言便是难于、或者说是不可能翻译的语言；于是，中国作家文学的自觉并置于全球化图景之侧，成为一份难于消解的深刻困境或者是难言隐痛。”贺绍俊和戴锦华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化与本土化就是一个缺乏内动力的“伪问题”，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需要的是对具体、个案的研究，需要的是独立的学术立场，需要的是对话精神和比较思维。

无论是对话还是比较，无论是向内还是向外，审视中国文化的百年历程，立足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当下，似乎又需要回到文学的本质性意义上，那就是“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这是一种自我的主体存在，是主动性的历史建构——九十年代已经远去，21世纪的一〇年代已经远去，只有那个不是成为“他者”的自我才会发出声音，才会书写文本，才会走在路上，才会一次次以自主的方式“进入”每一个新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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