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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41103·0074 |
| 作者：（苏）索尔仁尼琴 | |
| 出版：漓江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12.45元 | |
| 页数：758页 |
与萨特一样，这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胆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与社会的阴影，只不过他更多从政治层面上予以揭露。这位被瑞典皇家学院尊为“人文主义大师”的人，自身的政治命运多舛，他似乎向世人，向祖国询问：一种政治的丑恶是否让自己国家成为一个患有癌症的病人。几次遭受驱遣，使之成为苏联文学史上具有统领高度的人。内收有《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癌症楼》。
这是创世日之晨，世界之所以重新创造，仅仅是为了欢迎奥列格归来：往前走吧！活下去！
——《第三十五章 创世的第一天》
这是顺利的结局，这也是悲惨的结局，这是创世的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对于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走出癌症楼像是告别了死亡，告别了疼痛和恐惧，就像那新闻所说，“被流放的人全都会恢复自由”，但是当这一切真实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当自由如梦幻一样发生的时候，他是走向自己的新生，还是继续徘徊在活着还是死去的抉择中？那美丽的杏花，那可口的烤肉，那甜甜的冰激凌，那热闹的百货商店，完全不同于病房的生活展现在他的世界里，但是已经度过了14年孤独生活的他来说，出院何尝不是另一种流放？主宰全市流放人员命运的监督处还在，应征入伍前往斯大林格勒的火车站还在，“16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都像是曾经的投影，“一个人会由于肿瘤而丧命，一个国家增生了许多劳改营和流放地又怎能生存？”对于他来说，这样的疑问其实没有了任何意义，当体内的癌细胞还没有被杀死，当一个人无法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时候，他依然是孤独的，依然是恐惧的，依然像活在流放地一样。那动物园里囚禁的野兽就像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创世日一样，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有权力，也仍然不能着手拆毁笼槛放它们出来。因为它们在失去家园的同时也失去了合乎理性的自由理想。倘若突然把它们放出来，那就只会更可怕。”
他面前的牢笼被打开，只是进入到一个更可怕的世界，这是对于自由的拯救，也是制造新的恐惧，而“活下去”似乎成为唯一的目标，但是活下去并非是一种自由，而可能像在癌症楼里一样，是一种麻木，是一种折磨，是一种丧失。是的，他经过薇加的房子，也不可能进去，那是被隔开的生命状态，对于流放之后的爱情，对于患病之后的幸福，永远需要一个人去面对，“心爱的薇加！您和我，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灰色的死蛇，但它愈来愈膨胀！……您已经把自己的前半生像一只羊羔那样宰了，如今您就饶了自己的后半生吧！……就连我们在谈论崇高精神的时候，尽管我也是那么真诚地想和真诚地相信这种崇高精神，我还是一直想，一直想把您抱起来，并且吻你的嘴唇！”似乎太过于相似，前半生和后半生已经被完全隔离开来，身体和精神也完全被隔离开来，真诚的爱如何抵挡身体的痛，精神的崇高如何抵挡死亡的威胁，仅仅是在信中表达爱意，仅仅是在不知道能够收到的纸上抱起来，“吻你的嘴唇”，而这走出去的第一天无疑也是没有归途的最后一天，或者癌症没能置人于死地，或者流放的故事成为永久的回忆，但是在挤进那拥挤的火车，开往乌什-捷列克的时候，他也只是让心灵得到暂时的休憩，“科斯托格洛托夫只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回到自己心爱的乌什-捷列克！”而那最后一幕分明是这个时代另一种病痛：“火车在运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足尖朝下地在过道上空晃荡，像死人似的。”
“像死人似的”，是对于命运的无奈，是对于现实的投影，而这样的无奈和投影在癌症楼里更是成为一个集体的意象。“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13号病房，像是对于与世隔绝生活的新命名，那些走进13号楼的病人也就开始了面对病魔面对死亡的折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来了，叶夫列姆来了，艾哈迈占来了，焦姆卡来了，瓦季姆来了，舒卢宾来了，他们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进入13号楼，也几乎以同样的恐惧面对疾病和死亡。在一个相同的世界里，他们的过去似乎都可以被抹去，无论经历了什么，无论拥有过什么，只有在这里一切都被平等地置于相同的境地：“自从在楼梯底下换这了衣服，告别了亲人，上楼走进这个病房，先前的整个生活就仿佛砰然关上了大门，而这里突出的俗不可耐的生活简直比肿瘤本身还使人感到可怕。”
大门被关上，他们是封闭世界里的人，没有自由，仿佛是囚禁，在他们面前是没完没了的服药、照射和治疗，是不断听闻就在身边的病人死去，生者与死者，并非是被隔绝开来，而是那么近，仿佛可以触摸得到，那一张病床住进了新的病人，而刚离开的病人可能就已经死了，病床上甚至还散发着前一个病人的体温。所以在癌症楼里，左边和右边看起来是生死的界线，但是这条界线却是如此的模糊——左半页的上方写着“已经死亡”；而右半页的上方写着“尚未死亡”：“出院时我们把每个人的姓名都写在右边，可后来就陆续转到了左边……”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其实都有那个不想被谈起的关键词：死亡，无论是出院还是留在这里，死亡如此之近，不断吞噬着右边的那半页纸张，普罗什卡被允许出院，但是并非是痊愈，而是要开残疾证明，“难道我当真是残疾吗？我往后的日子我怎么过？我还年轻，我要干活。”患了心脏肿瘤的他，其实是不宜于手术治疗的病例。他的出院其实就是放弃治疗，所以离开13号楼对于普列什卡来说，就是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唯一的终点：“就这样，他满怀信心地走下楼去。去迎接死亡。”
“一旦得了这种病，他们的专业技能也好，钻营本领也好，职务也好，工资也好，统统变得一文不值。”这便是生命的残酷，所以对于所有医生来说，他们对于病人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够活下去，活下去是简单、直接却是必不可少的信心，“人类不得不忍受的讨厌的限制之一，就是人们在人生的中途不能大改行以使自己的面貌焕然一新。”实际上在病人对面的医生，就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消除这种讨厌的限制，让他们在“焕然一新”的面貌中更多地把名字写在左半页。而其实对于这些病人来说，他们在“不得不忍受的讨厌的限制”里，根本无法找到一种慰藉，癌症楼对他们来说，有时候就像某种囚禁人的监狱一样。
“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觉得自己正走在两大永恒范畴之间。一边是注定死亡者的名单，一边是永久性的流放。永久性的，像星辰一样。像银河一样。”对于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听闻的死亡、写在右半页的死亡，就像是曾经自己经历的流放生活一样，是一种永久性的归宿。他曾经看见亲人在战争中死亡，他的奶奶、妈妈和妹妹都在炮火中失去了生命，但是在战争之外，他却无法看见自由和希望，在流放地，决定给他做手术的乌克兰外科大夫在术前准备时被押走了，押走实际上就是处决，这是发生在身边的距离战争遥远的死亡事件，而在自己的身上，科斯托格洛托夫也永远无法摆脱梦魇，因为和姑娘们一起学习参加晚会喝了酒，那些姑娘们就被判了五年，而自己跟女友分手五分钟之后也被逮捕，剩下的女友在第二天夜里也难逃被逮捕的命运，而在流放地的牢房里，命运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循环：“只有刚开始服刑的新的囚犯，最初几年才相信每一次叫他带着东西走出牢房都是恢复自由的召唤，把每一次关于大赦的悄声传闻都当做天使的号音。其实把他叫出牢房，无非是为了向他宣读一份可恶的什么文件，接着把他推到另一间牢房里去，那里层次更低、更暗，空气同样浑浊不堪。”而那个地方是永久流放地，不是终生流放，“因为棺材不允许运出来。”没有任何判决，仅仅是一张通知单便被判决了永久地流放。
所以对于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进入癌症楼似乎是对于永久流放地命运的逃脱，但是他依然陷入了某种无法摆脱的恐惧中，死亡如此之近，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所以在他看来，那流放地仿佛成为美好的回忆的一部分，“流放不只是有使人心情压抑的一面，而且还有使人感到解脱的一面：从怀疑中、从对自己负责的约束中解脱出来。”或者只有在面对真实的现实的时候，才会对过去的痛苦保有一种想象，但是这样的想象并不能带来解脱，已经接受了13次爱克斯射线照射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身体被折磨的现实里依然希望走出这一幢写满死亡的病房，“趁我还有自己的一点血液，还是请们放我走吧。”
13号楼永远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在这里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人生，都被简约成一个关键词：癌症病人。“如果不是癌，难道会安排到这里来？”这是不是一种无声的宣判，对于形形色色的人来说，他们似乎还对生活充满着希望，焦姆卡拿着那本立体几何的书，他希望有一天能走出去继续上学，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时间的瓦季姆，希望继续能回到自己喜爱的地质考察岗位，与科斯托格洛托夫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一样，都是对于疾病和失去自由生活的反抗和挣扎，而对于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来说，癌症楼却变成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安全！……真可笑……带着这个肿瘤，竟然觉得安全……”
为什么可笑？为什么不想离开？对于鲁萨诺夫来说，反倒是那个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身为国家干部的鲁萨诺夫一进入13号楼，就摆出一副特权者的姿态，“他一向是由别人照料惯了的，能不能派一个值班护士专门服侍他？”他看不惯这里的病人，他对着医生发火，他每天阅读报纸了解新闻，对于他来说，尽量思考国家大事来排遣自己的愁绪似乎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鲁萨诺夫是这个国家体制内的一员，对于他来说，国家主义变成了对于其他病友的一种排挤，“对于国家所采取的的一切措施，应当正确理解，其中也包括流放。”所以在他看来，流放是合理的制度，是国家的需要。但是当听说曾经的暗害分子要组织起来重新审判的时候，他害怕了，因为正是他曾经写过的检举材料，使得原先厂里的党委书记被开除出党，而自己则占有了别人的房子。面对翻案的传闻，他惶惶不可终日，那个爬进隧道的可怕噩梦缠绕着他，使得鲁萨诺夫感到比疾病更严重的恐惧，而当他读到新闻说最高苏维埃回忆闭幕，自己的靠山解除职务时，他惊呼，历史的步伐怎么会引向更坏的地方？所以对于他来说，宁肯不到外面已经取得历史进步的现实中，而让自己呆在在这癌症楼里。
其实，不管在曾经人生故事里，是流放的荒谬还是体制的险恶，在癌症楼里，所有的命运都是同样的，都要面对死亡，都要活下去，所以在药物、照射之外，病人们想尽办法寻找治疗办法，有人从《病理解剖学》树上找到了用乐观主义生理学保持良心上的干净，从而实现癌症的“自行痊愈”，有人听说一种桦树菌的治疗法，这种治疗法能够产生治疗的“奇迹”，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接受了“激素治疗”的办法抑制癌细胞的扩散，但是这种种的治疗办法很多时候不仅只是人们善意的想象，而且在癌症楼里甚至变成了一种讽刺。桦树菌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因为投机倒把行为已经完全摧毁了市场，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激素疗法，在治疗癌症的同时，却抑制了力比多，实际上是扼杀了正常的欲望，这无疑是催生了另一种病症，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冒着危险，用烈性的伊塞克湖草根来治病，而这种草根实际上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一种毒药，私自用药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危险。
在疾病和死亡面前，到底什么东西能够拯救生命？焦姆卡阅读的那本书上提出的问题似乎正是癌症楼里的他们所想要解答的问题：“人们靠什么活着？”是靠社会利益，靠身体欲望，还是靠人生理想？在战中失去了父亲，母亲又成为“一个婊子”，对于焦姆卡来说，他听到的是斯焦法大婶对他说的“上帝的旨意”，听到的是阿霞对他说的爱，而这种上帝与爱使得他在思考活着的意义时，找到了救赎的办法。那只疼痛的脚对于焦姆卡来说，是永远的噩梦，“谁能预料呢？这些致命的单个细胞像黑夜里的特务的小船，是否已经偷渡过来了？在哪儿靠的岸？这——连医生也看不见。”这是身体的单一部位，是单个细胞，是一条孤舟，就像人一样，是一个单数，但是单数是可以结合成双数的，因为有爱。当他面对同样患着癌症的阿霞时，一下子像找到了爱的表达，阿霞患了乳腺癌，需要将右乳切除，“活着有什么意思？还有谁会要我？”这是阿霞痛苦的声音，面对即将手术被割去的右乳，对于阿霞来说，她也将成为一个单数，但是焦姆卡对她说，他随时愿意跟她结婚，一种爱的交融让两个人找到了告别单数生活的方式，“你是最后一个还能看到它吻吻它的人”，当阿霞敞开胸怀，焦姆卡亲吻着即将被割去的右乳，最后还保留着的单数成为最炽热的爱。
而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在这希望自己赶快离开的癌症楼里找到了自己的那份爱。薇拉·汉加尔特像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单数世界里的另一个单数，战争中失去亲人的苦难经历让她看见了科斯托格洛托夫面对生活的另一种勇气和坚强，“不知为什么，正是跟奥列格这样一个无权的、被剥夺了一切公民资格的人在一起，薇加才体验到这种安全感。”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薇加身上也看到了生活的信心，感受到了甜蜜的憧憬，甚至是幸福的妄想，“薇加的存在使整幢癌症楼变得富有情趣和多彩。”这是一种命运的契合，这是一种爱的寻求，甚至也成为摆脱梦魇时代的一种救赎方式，那就是道德社会主义，“应当有这样一个社会，道德是唯一的源泉。”
要相亲相爱，这便是道德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核心，但是这样的社会图景却可能只是一个幻想，患胃癌的恰雷，患直肠癌的舒卢宾，他们依旧被病魔折磨依旧面临死亡，癌症楼的平台上依旧写着醒目的“不要相互谈论你们的疾病”，而控制着病情掌握着治疗方法的医生也难逃厄运，东佐娃自己也患上癌症，疾病意味着她“从高贵的医生阶层排除出来，转入列入纳贡求靠的病人阶层”，意味着成为又一个单数，“活下去”曾经是她作为医生对病人的鼓励，而现在她也面临着可怕的死亡，而在单数面前，75岁高龄却不再重视荣誉的奥列先科夫对她说：“生存的全部意义，实在多大程度上能使每一个人生来就具有的永恒形象保持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
这或许也是生命的意义，不管是活下去还是写在右半页的死去，保持形象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就是保持自我，不随波逐流，不树立“剧场偶像”，也不形成“市场偶像”，这种不被左右的境界或者更像是一种形而上的道德救赎，而科斯托格洛托夫离开癌症楼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时候，给焦姆卡写的那封信里也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永恒形象”：“祝你恢复健康，做一个真正的人！我相信你！”只是在“16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的时代面前，这样的祝福依然显得脆弱，依然要面对“处处都是单数”的残酷和荒谬。
也许在没有真理的时代里，活着的意义并不是离开癌症楼，而是像另一部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样，是一种简单的幸福：“没有被关禁闭，他们小队没有被赶到‘社会主义小城’去干活，午饭时多得了一份粥，队长把百分比结算得很好，砌墙时很愉快，带回来那截锯条搜身时也没被搜出来，晚上从采扎尔而那里挣到点东西，还去买了烟叶。而且也没有病倒，熬了过来。”尽管这样的日子是3653天，“因为闰年的缘故，所以格外还得加上3天……”但是对于每一个经受苦难的人来说，想象中的救赎和爱只不过会带想更大的荒谬，带向被异化的“创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