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归档： 1996年6月14日

	编号：W44·1960614·0292
	作者：（意）康帕内拉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0年5月第二版
	定价：6.30元
	页数：148页

《太阳城》系空想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康帕内拉于狱中秘密完成，体制仿《理想国》，以对话方式表达了他对人人必须劳动、由社会分配和生产的理想社会。康帕内拉的思想明显受到神学的影响，对太阳进行神的崇拜，这其实是他对自身命运遭遇的一种精神解放。

《太阳城》：按照自然法，一切都公有

既然一切生物有由于无力、无知和仇恨而产生的客观现实，既然与不存在有关系，所以，形而上学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从威力，智慧和爱组成的。

客观现实由无力、无知和仇恨而产生，产生并不是全部，而是需要再创造，再创造所对应的是三种元素：威力、智慧和爱–当无力、无知和仇恨在所对应的威力、智慧和爱中被改变，那么这个导致了生物存在的世界，就不是一种客观，而是一个理想国，一种乌托邦，在17世纪空想主义者康帕内拉那里，就是被命名为“太阳城”的理想世界。

一个在印度洋某岛屿上的国度，一个位于赤道广阔平原的世界，一个以公有制为代表的社会，康帕内拉在30年的监狱生活中构筑的这样一个“理想国”，其实并非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形态，或者说并不是简单的制度安排，而是隐含着他的哲学价值。威力、智慧和爱在“太阳城”里是三位领导人，“威力”掌管着有关和平和战争的一切事务，他懂军事艺术，是战时的最高统帅；“智慧”管理着自由艺术部门、手工业部门和科学部门，领导着相应的职员和科学家；“爱”则掌管着有关生育是事务，监督两性的结合，“以便日后成为最优秀的人物”。但是三位领导人体现的是“三位一体”的统治格局，或者说，他们的统治最终是为了“一体”这个最高统治者服务的，所以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有一位至上的领导者，就如这个国家的名字一样，她就是“太阳”。

“太阳”的性质决定了这个空想社会主义的真正属性，也体现了康帕内拉的哲学主张。“太阳”是一位司祭，他是世俗和宗教界一切人的首脑，一切问题和争端由他作出最后的决定，而这个最高统治者就是“形而上学者”–正如威力、智慧和爱组成的一切生物，都是形而上学的产物。所以，在这样的结构中，太阳城实际上就是以形而上学为最高法则的一个国度，作为这一哲学思想的代表，“太阳”就行驶了统治的职能。在康帕内拉看来，形而上学包含有两个元素：一个是存在，即最高统治者的上帝，在太阳城里就是“太阳”，另外一个则是“缺乏存在性和任何物理形成的必要条件不存在”，这个比较拗口的定义实际上就是回到了那一句话：“一切生物是由无力、物质和仇恨而产生的客观现实”。

这个现实就是太阳城里的公民，康帕内拉借用那个到达了这个小岛的热那亚航海家的口，说这个民族原先来自印度，“他们是在祖国遭受蒙古的掠夺者和暴徒的破坏后逃出来的，因此他们决定过严肃的公社生活。”这似乎只是讲述了一种经历，这些“缺乏存在性和任何物理形成的必要条件不存在”并不只是经历了蹂躏和迫害，而是他们代表了无力、无知和仇恨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就指向了缺乏形而上学指引的道德生活，或者说，其根源就在于私有制。“他们得出结论说，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人类已产生极端的混乱。”人类的极端混乱是如何造成的，那就是存在着渎神行为和虚荣心，这是信仰的迷失，这是哲学的无知，这是道德的沦丧，所以拯救这一切，改变着一切，就需要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威力、智慧和爱。

形而上学的两个因素，其实已经明确了康帕内拉哲学体系的结构，他认为存在和“不存在”就具备了这个太阳城的“公有制”的基础，“因为一切已经存在的东西，都不能有开始；因而一切开始产生的东西，是从前所没有的。”上帝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形而上学是创造世界的东西，所以上帝和“太阳”是不能有开始，他们就是一种永远的存在，所以作为上帝的形而上学是全能的，是主宰一切的，是无所不爱的，而这也为康帕内拉构建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正是这种“不能有开始”的存在存在，所以对于不存在的东西，就有了“开始”，亦即可以让他们成为“以前没有的”生物，也就是说，当需要开始的东西消除了前历史，意味着消除私有制的共有社会可以在威力、智慧和爱中建立起来，可以在上帝和形而上学中组织起来。

康帕内拉的两首十四行诗似乎就说明了这种“不能有开始”的存在和“从前所没有”的现在，“凡是崇敬上帝和信仰宗教的人，/他们的心情总是愉快的。/而自私自利却是主要的罪恶根源”，康帕内拉如此赞美崇敬上帝的人，就是指明了必须废除自私自利，因为它就是无力、无知和仇恨，因为它产生了罪恶，因为它导致了极端的混乱，但是康帕内拉和基督教的明显不同是：上帝是全能的，但是它“不能有开始”，要让“从前所没有”的东西有一个开始，就不仅仅需要上帝，而是需要形而上学，需要形而上学之下的三位统治者，而这些所组成的就是知识，康帕内拉的另一首十四行诗里写道：“它是以无知作为丰富的养料。/我到世界上来就是为了击溃无知的。”

存在和不存在，以及在存在启示下让不存在存在，这就是地球上的两种东西，一种是太阳，就像父亲，一种是大地，就像母亲–母亲的意义就是在太阳这个形而上学的照耀下，诞生人类，哺育孩子，创造文明。与基督教不同的是，这个上帝是形而上学，它是公有的，虽然康帕内拉在《论最好的国家]以讨论国家问题的方式来补充和完成政治学说是否恰当和有益》一文中提出，根据教会的说法，创世纪中就教导我们，上帝什么也没有分配，它是把一切留给了人类，使得人们共同所有，《路加福音》中也说：“让任何人都不要把任何东西称为自己的财产；一切都是我们从上帝那里获得的；’我的’和’你的’这两个字是虚伪的字。”在这方面他是同意宗教中的上帝“教会之父”的公有观念，因为只有公有才可以消除贫富对立，才能消除自私自利，才能消除一切恶习。但是这个“教会之父”的公有制度变成国家制度，却是有条件的，康帕内拉在回答那些反对意见时指出，“我们描绘的我们的这个国家，不是上帝所提供的国家制度，而是通过哲学家的推理所发现的国家，而且我们是从人类可能具有的智慧出发，来证明《福音书》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的。”这里就很明确指出了他的观点，在他看来，国家制度不是上帝提供的，而是人类从哲学家的推理中发现的，是从人类的智慧中认识的，也就是说，人类以威力、智慧和爱为代表的知识体系证明了上帝的真理。

这便是一种“天赋理智”，从这个方面来讲，康帕内拉所说的上帝以及上帝创造的公有制是根据人类的理智发现的，而不是神单纯的启示发现的，所以康帕内拉说存在的本源是上帝，但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一种泛神论意义上的上帝，他认为“上天精神”和“天体理智”，都是因为宇宙各个部分是有灵性的，一切生存着，一切组成了有生命的统一体。人类理智要发现这种公有制度的合理性和唯一性，就需要一种知识的建构，就需要威力、爱和智慧，就需要形而上学，所以康帕内拉说：“除了上帝外，我们之所以能存在只是为了自己和对我们人类而言，而不是为了上帝和对上帝而言。”对于人类而言，重要的便是创造和建设，在形而上学的指引下构建一个“太阳城”–上帝和知识结合成的“天赋理智”便成为康帕内拉所说的“自然法”：“按照自然法，一切都公有。”

所以，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一方面体现着“天赋”的观念，太阳主宰着一切，统治着一切，他具有所有的美德，他是勇敢，是宽大，是纯洁，是慷慨，是公正，是热心，是诚实，是慈善，是殷勤，是朝气，是节制；他也懂得形而上学、神学、各种艺术和科学的起源，懂得万物的同异关系、世界的必然性、命运和和谐、万物和神的威力、智慧和爱、存在物的等级；他决定哪个男人和哪个女人性交，“在古雅典式的体育学校上课时，所有男人和女人都要按古斯巴达人的风俗把衣服脱光。这样，领导人就能够根据他们体格的情况，来确定哪个男人最适合哪个女人性交……”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来命名他们的名字；他就是法官，可以对下属作出流放鞭打、训诫、禁止在公共食堂进餐、开除教籍、禁止与妇女会合等判决。

康帕内拉：我们应该永远颂扬上帝

“太阳”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正是在康帕内拉的体系里，他只代表“自然法”的一部分，即“天赋”这一部分，所以他也是有条件的存在，“未满三十五岁的人是不能获得这个称号的。这个职位是终身的，除非是发现另一个比自己的先驱者更贤明、更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才会更换。”而他之所以成为“太阳”，他的目的是为了进入到更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启发人类的智慧，也就是“理智”–而在这个“太阳城”里，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成为“一切都公有”的自然法。在这里，一切产品和财富由公职人员进行分配，没有私人财产，“他们的公社制度使大家都成为富人，同时又都是穷人；他们都是富人，因为大家共同占有一切：他们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因此，不是他们为一切东西服务，而是—切东西为他们服务。”在这里，每个人都要从事义务劳动，一切公职、艺术工作、劳动和工作，却是分配给大家承担，而且每人每天只做不超过四小时的工作，他们吃的东西没有顾及，“因而他们认为下等生物是为高级生物而创造的，所以他们现在食用任何一种食物。”在这里，没有犯罪行为，每个月举行“大会议”，所欲偶年满而是岁以上的公民全部出席，每个人都有权对共和国的缺点和对政府负责人员执行工作的好坏，提出自己的意见，国家只有很少的几条法律；在这里，生育不是个人的事，它在公有意义上服务于国家，妇女未满十九岁、男子二十一岁之前都不能沉溺于欲望而生育，违反自然秩序的鸡奸罪者要被惩处，国家指定男人和女人性交，如果女子初次和男子性交后不受孕便配给另一个男子，如果多次合欢而不受孕便被宣布为“公妻”–作为惩罚，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某些妇女贪图欢乐而有意避孕……

制度公有，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的“理智”就需要威力、智慧和爱，而这一切就是为了消除无知，所以在“太阳城”力，知识成为这个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康帕内拉的这个知识体系结合了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和占星术。“太阳城”共分为七个同心圆的城区，它们是以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等七大行星的名字命名；山顶的广场上有一座神殿，里面有祭坛，有巨大的地球仪，有地理圈，有七颗行星命名的金灯；在城里的男女老少共同学习科学，在共同进行了四个小时工作之后，他们能把其余时间用来愉快地研究各种科学、开座谈会、阅读、讲故事、写信、散步以及从事发展脑力和体力的活动；太阳城的人民对航海事业也非常重视，他们有既不借助于桨、也不借助于风力的一些特殊的船舶和帆桨并用的大船，它们靠一种非常精巧的机械行驶：但也有用桨或利用风力推动的船舶；星相家和医生决定男女性交的时刻：金星和水星处于太阳以东的吉室中，木星处于良好的方位，土星和火星也要处于良好的方位或处于它们的方位以外；他们每年要在太阳进入巨蟹宫、天称宫、摩羯官和白羊宫这四个转变点的时候，进行四次庆祝盛大的节日；他们计算时间是按照回归年，而不是按照恒星年进行的，但他们每年还是根据第一种计算方法推算出第二种计算方法的时间……

天赋理智，这便是“太阳城”的模式，一方面是上帝作为存在建立了这样一种天启的公有制，另一方面，人类则在知识的自我启发下建立了真正的自然法，而且几乎可以说，康帕内拉的信心在于这样的“天赋理智”可以促进人类永远的进步，借用热那亚航海家的话说，“我还应当告诉你：他们已经发明航空术（这好象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唯一的发明）：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他们还希望能发明用来观察尚未发现的一些星球的望远镜，以及听取天空和声的助听器。”星相学已经具有了科学的影子，在康帕内拉那里就是“新的天文学”。

但是建立在形而上学之上，建立在基督教学说之上，这个“太阳城”当然是一个乌托邦，甚至把这样一种哲学拔高到神学的地位，其实也体现了康帕内拉的矛盾。但是在17世纪的时候，康帕内拉的立足点是为了抛弃柏拉图学说中的贵族性特点和“教会之父”虚与委蛇的应付行为，将社会的罪恶归因于私有制度，有其革命性意义，“我们研究的‘问题’，由于人们渎神的行为和普遍存在着极危险的虚荣心而引起争论，因而我们就根据自然规律和圣书的真理，手持武器来保卫我们理想的国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帕内拉的空想社会主义具有某种模式意义，而他也成为了“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

	编号：W78·1960614·0291
	作者：关里爷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3年9月第一版
	定价：3.10元
	页数：111页

由于历史遭遇和宗教原因，《热什哈尔》是一部不能被流传的书，译者之一的张承志将此书称作是“非官方的、被禁绝的、底层民众的历史文献”。《热什哈尔》是关于回族哲合忍耶的苏菲主义教理，，它是一神教神秘主义，主张内心省悟以及体验，渴求人与造物主之间直接沟通，被称为“穷人哲学”。本书记录了乾隆四十六年被清政府杀害的宗教导师王明心和继承者穆宪章的事迹。“热什哈尔”一词出自阿拉伯文，意译为“露珠”。

《热什哈尔》：就如同深夜的火光

毛拉说：“知识的终点是对主的认识；伊斯兰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只靠真主！”

毛拉是圣徒，是宗教领袖，阿訇是学者，当毛拉问叫胎里会的阿訇：“知识的终点是什么？”时，胎里会无法回答，当毛拉又问“伊斯兰的终点是什么？”时，胎里会依然无言以对，当最后胎里会对毛拉深深敬佩时，毛拉才讲出了这段话–一个学者对于知识的终点无言以对，怎么可以称为学者？但是当毛拉在他的沉默之后说出答案的时候，其实他把所有知识和宗教的终点都归于“只靠真主”这唯一的答案，也就是在知识的宗教化中完成了一次命名。

知识的作用是了解并改变世界，但是当知识被设置了终点，意味再无其他意义，也就是到真主为止，这种对知识的认识，便是一种宗教。毛拉，即伟大的导师维尕叶·屯拉，即哲合忍耶教派第一辈导师马明心，他的存在意义就是将众人带到真主那里，就如学者、纯浩者的首领、同情愚昧者的人、光阴的法官阿布杜者拉力说：“我的领袖、我的靠山啊！在中国，若不是因你们的出使，我们知识界都沉浸在迷雾和厌倦中。更何况目不识丁的盲众！”不仅是目不识丁的盲众，还有大学者的阿訇，都在毛拉的启示下走向这个知识大道，并在知识的终点找到了答案。而当一本书以“相传”两字为开始传递这一种宗教化的知识时，它到底在哲理论辩中具有更普遍意义，还是以奇迹故事成为珍贵的史料？

张承志在序中将其看成是“中国回族内部首屈一指的古文献”，而在“后记”中则认为这是“中国回族第一书”，古文献着重于这本书的史料价值，“第一书”则不限于史料，它是一本记述了回族苏菲主义哲合忍耶派悲壮历史的书，是提供了某种西北底层生活状况的书，但更是追踪了宗教导师马明心和继承者穆宪章的奇迹的奇书，是记录了被迫害时代中国回族心灵模式的书，“《热什哈尔》一书提供了一种不可言传的东西。”所以当这本书被发现被翻译以及最后被出版，而使得这一悲壮历史重现的时候，张承志希望从中发现更多的意义，“它证实的历史良心和它对被压迫人民的慰藉，才是意味深远的。”甚至可以从中寻找到“原初的、本义的学问”–似乎又返回到某种知识里，甚至进入到了终点即起点的体系里。

不如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考察，一方面是从史料价值入手，另一方面则从寻找知识的终点为切入口。从史料价值来看，张承志介绍了马明心传播哲合忍耶的苏菲主义教理的过程，他在十八世纪中叶，约在乾隆十年，来到青海省循化纶撒拉人地区进行传教，他传播的苏菲主义是伊斯兰教的一神教神秘主义，它是对原教旨主义和宗教繁琐哲学的批判，主张内心的醒悟以及体验，渴求在人与造物主之间寻找直接沟通的思想，其起源者苏菲大家曼苏尔·哈拉智就曾高声呼喊“我是真主”，而到了中国之后，苏菲主义派别更成为一种“穷人宗教”，马明心就是背着背笼，穿行于陇上周边辽阔的黄土高原，不求回报，不使穷苦回民有一点负担，所以苏菲派往往反映着最底层贫穷民众的生存现实，它的思想渊源及朴实信众的感情中存在着一神论世界观的原初意味。

但是对于马明心来说，他的经历似乎更在历史事件中成为一个标志，穷人宗教总是和政府形成了对立，马明心被清政府逮捕，之后民众围困了兰州，要求释放马明心，清朝政府惊惶中开始杀一儆百，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马明心被清政府杀害于兰州城墙上。马明心的殉道，使得哲合忍耶派反而在中国扎下了根，三年后教徒们为了复仇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起义，即乾隆四十九年的石峰堡起义，之后被镇压。此次起义之后，苏菲教派的传道进入底下，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本“热什哈尔”便在潜伏中秘密写成–它的前半部用阿拉伯文写成，后半部则用波斯文写成，避免在文字上称为一种公开–或者正是这种秘抄形式，“拒绝了汉语世界对之阅读的可能”，而且未经刻版，才使得这本书具有传奇色彩，它是一本内部资料，但更是对于历史的见证，所以张承志认为，作为一本奇书，它以“在清季遭逢迫害的回族人民找到的、自己记载自己心情和史事的形式”流传下来，当属珍贵。

所以在这本书以“相传”为引语记录的书籍中，历史性意义便凸显出来。在《热什哈尔》里，它的历史性分为两部分，一是马明心个人从离乡、学习、生活、受业到传道的轶闻，另一个则是从个人的经历折射镇压的历史。《热什哈尔》的第一部分记载了马明心，即维尕叶·屯拉的个人故事，它是由称为大爷的穆罕默德·阿布杜拉，即马明心的儿子所记载。马明心那一族是从阶州（今武都）迁到了巩昌府（今陇西），有一次，“二爷”带着马明心去朝觐，他们背井离乡忍受着旅途的艰险，朝向荆棘之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便是马明心找不到自己的叔父了，他哭泣着，独自一人失去了方向，后来一个年老的沙赫向他走来，得知他的难处之后，便给了他一串葡萄、茶水和食物。之后，沙赫将他送到了鲁目的一个地方，托付给另一个沙赫，马明心进入了学堂，学成后坐静。之后他一直没有回去，二十四岁时登上了一座高山，在那里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宣礼者在呼唤：“诚信的人们啊！在聚礼里当有人召唤你们去履行拜功时，你们应该赶快去，把安拉称颂！”

或者这是马明心悟道的真正开始，他遇到了大沙赫，成为了他的门徒，大沙赫给了十个门徒没人一个石子，然后让他们离开，马明心是最后一位被差遣者，沙赫当时对他交代了两点：一是等到六十三岁时就隐居回家，第二，“若是动荡发生大难来临，你呼唤我，向我求救。”也从此马明心开始在中国传道，在他一生中曾有过三次呼喊过大沙赫的名字，一次是青海循化撒拉人玩弄诡术时，第二次是关川马家堡洪水泛滥时，三是他最后一次在兰州训教时，即大难降临的时刻。在《热什哈尔》中，对于“大难”有过提及，一次是乾隆四十六年和四十九年，当时所有人把自己的东西从城外搬到城里，只有和卓（即马明心）不搬，大家都说：“我们看和卓搬不搬，他搬我们就搬，否则，就住着。经了多次，确实，和卓是知道未来的。”因为和卓没有迁家，所以人们也原地不动，“结果，悖逆的侵略者没有来。大家全部免灾脱险了。”

但是这“知道未来”的预言后来还是在乾隆四十六年被打破了，那年清军突袭关川，马明心及家属被捕走，也是预感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沙赫维尕叶·屯拉阁下叫来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对他们说：“今晚夕我们在一搭吃个饭，明日里就听凭主的口唤了。到明天，大难和考验会来。那就是我们的分离。”他又对继承者穆罕默德·召菲说：“你要只显露舍热尔提（礼拜等一般宗教功课），暗藏脱勒盖提（秘密功修及组织）”。于是，在“赞美造就了宇宙的主”中，马明心的传奇故事在这一场无法避免的灾难中结束，而这本《热什哈尔》也在“这部经，借助于圣徒的襄助成全了”中终结。

这是书中对历史的记载，历史是片段的，点滴的，甚至是隐约的，或者和秘抄本的命运一样，是为了“拒绝了汉语世界对之阅读的可能”，但毕竟在文献意义上保留了下来，不至于使历史成为空白。而从历史返回到哲思，其实也如历史一样，只是片段地展示了这一派的教义。《热什哈尔》一书本来没有书名，张承志在整理时用了正文的第一个单词来定题，第一句是：“当古老的大海向着我们……潮动进溅时，我采集了爱慕的露珠。”“热什哈尔”来自于阿拉伯语，愿意是“泄露出、出汗”，引申为“晶莹、烁亮”所以借用十世纪诸苏菲主义的一部著作《原本生活的露珠·注》的名字，译为“露珠”，而《热什哈尔》这本书就像这书名一样，其中的教理并没有体现整体性和系统性，它如露珠一般，也只是星星点点闪烁着宗教光芒，正如其中一句所说：“是这样：一句警语，就如同深夜的火光。”

这深夜的火光中，有马明心感悟的奇迹，“相传：毛拉维尕叶·屯拉奉导师之命返回了中国。路上，有一天他看见一个涌泉，便放下背荚吃了一点食物。他继续赶路，走了一会，猛然发现一件重要的衣服不见了。他独自心烦意乱地回到泉子旁，用手掏着泉。他掏得手指流出了血。真主的奥妙，衣服神奇地出现了。”对于这一奇迹，书中的感悟是：“伴随困难而来的是顺畅。”他的继承者也遇到了奇迹，穆罕默德·召菲被押在牢里，第九十九天，管家要宣判想要除掉他的镣铐，可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而满了一百天时，脚镣自然地落下了。”而马明心在和叔叔走散之后迷路，遇到沙赫或者就是他一生最大的奇迹。

在《热什哈尔》中，有对公正的阐述，作者曾记述维尕叶，屯拉来到寺里，他用手把满拉的床摆摆正，并说：“这床放端正好，还是放偏了好？显然，放端正比放偏好。”他接着说：“如果光阴偏了，那就再也无法端正。”另外一天，维尕叶·屯拉遇见一个对妻妾不公平的人，他便问他：“看见天上的三星了吗？那是和两个妇人共处的形象，它公公正正毫无偏向。你没听真主说：’你们不完全地偏袒爱溺，而使被冷遇者孤寂空虚。’”而另一个关于公正的例子是和艾布福土哈的分歧，原本两个人很要好，艾布福土哈在很尊重毛拉，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像尊重我一样尊重我的密友–哈智（朝谒过麦加天房的人被称为哈智）（维尕叶·屯拉），直到后世，在我们之间不要分彼此。”但是之后的艾布福土哈逐渐变得骄傲，他在维尕叶·屯拉面前说：“继我之后，除你外再无了。”维尕叶·屯拉说了一句：“蚂蚁怎能承担大象的份量呢。”于是，艾布福土哈不高兴了。有一次河州城里一家教民设置了尔麦里，请来了维尕叶·屯拉和艾布福土哈两个人，维尕叶·屯拉当时说：“是你的缘份，两座山隔着，它也终会归于你；不是你的缘份，近在二唇之间，你也休想得到。”这一句话让艾布·福土哈很不高兴，他愤愤地说：“我不来，你们硬让我来。来了，哈智又说这些难听的话！”从此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在一块活动了。而对于这一次的分歧造成的隔阂，作者注解到：“啊，有理智的人啊，你们以此为戒，用公正的天平来衡量自己吧！

实际上，无论是奇迹还是公正，无论是现实中遇到的欲望还是身体的康健，一切都是为了赞颂真主，“赞颂真主–指引正道的主”，因为真主是独一无二的：“我作证：除真主外，再无主宰，独一无二。我作证：穆罕默德是主的仆人和使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的终点都在真主那里，包括知识。当然作为代言人和亲历者，马明心及其后继者，也都在这个从起点到终点的统一体系中，正如这本书记录的意义：“这本书将恰当地预告人们所食用的和家中要储藏的食粮，以免有不幸法生。它不向你们素酬，它只向仁慈的主祈求。如果觅求不到知音，对它将是一种损失和亏歉。向全能的主祈求成功，他是无所不能的主。我们毫无办法。只有依靠崇高伟大的真主。”

唯有依靠伟大的真主，这便是所有知识走向终点的标志，当一切归向于唯一的终点，便是从真主那里看到了光明，如深夜的火光，即使有灾有难，也是在对真主的信仰中画上句号，“赞美造就宇宙的主！”

维尕叶·屯拉语录

蚂蚁怎能承担大象的份量呢。

你们应该坚持礼拜，坚持正中的拜功，这正中的拜功，就是川流不息的天命。

是你的缘份，两座山隔着，它也终会归于你；不是你的缘份，近在二唇之间，你也休想得到。

凡是有人的地方，在他们与我之间都似有一种神秘的联系物存在其中，我的心时常在接近他们。

笑什么，放屁强于撒谎。

我作证：除真主外，再无主宰，独一无二。我作证：穆罕默德是主的仆人和使者。只有真主是独一无二的！

这床放端正好，还是放偏了好？显然，放端正比放偏好。如果光阴偏了，那就再也无法端正。

祝福你！如果你饥渴时，就多吃喝一些，不要限制自己。因为吃好了才能办更多的功干。

知识的终点是什么？伊斯兰的终点是什么？知识的终点是对主的认识；伊斯兰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只靠真主！

前三十年，他找我，中三十年，我找他，后三十年，是我找他？是他找我？还是他不找我？

我想除去忧愁，但中国人不懂宗教，不懂伊斯兰。的确：离去的是周知的，来临的却是无名的。

在这个光阴，世界上要出一个人。他知道真理，他也得到了真理。但是他不向人传授；因为日月不能同时照耀。

在沙赫中，再也没有像我这样的沙赫了：因为他们都不能一手调养两代光阴的领袖。我一手调养了两辈领袖。–显现的已经显露了；隐藏的还在等着光阴的到来。

当北斗星对准你的右肩时，你正朝着天房，不偏不斜。

当你的双眼和太阳成–线时，那便是脯礼的时候。

当这身子坐定在自己位份里的时辰，七国的皇王都来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