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诗中的的创造性直觉

编号:H43·1960615·0303
作者:(法)雅克·马利坦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1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0.80元
页数:343页

在雅克·马利坦看来,“艺术”指的是“人类精神的创造性的或创作的、产生作品的活动”,而“诗”是“事物内部存在与人类自身内部存在之间联系的一种预言”。这种颇有唯心主义的定义使其提出的“创造性直觉”成为“灵魂高级地带的一种纯精神性的活动”,这种审美经验使马利坦的学说带有神秘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倾向,同时也带有明显的技术操作特点。


《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灵魂拥有特权

空灵的意识萦绕我的心际
空灵之深处,我向您呼喊,我的上帝
  –拉依撒·马利坦,《心灵深处》

从寻觅开始,穿过层层黑暗,穿过死亡的征象,是为了在“空灵之深处”呼唤自己的上帝,是为了在死亡终结的地方“与您相聚”。而那寻觅的是谁,那呼喊的是谁?我是一个孤独在世界中的个体?还是在寻觅和呼喊中看见灵魂的上帝?当拉依撒·马利坦写下这首《心灵深处》诗歌的时候,一方面她在和自己的诗意直觉进行交流,发现那个上帝,而另一方面在诗性经验的唤醒和诗性意义的获得中,让幽禁于其中的直觉变成“我不是另一个”,于是上帝听到了,于是自己听到了,于是雅克·马利坦也听到了。

作为听到的回应,雅克·马利坦说:“我妻子拉依撒自始至终协助我工作–我深信一个哲学家如果不仰仗一个诗人直接的经验,他一定不敢斗胆来谈论诗歌。”正是这种听到,这种协助,这种交流,甚至这种“我不是另一个”同一性,使得诗人和诗人站在一起,使得自我和灵魂站在一起,使得直觉和上帝站在一起,就如爱默生在《诗人》中所说:“因为每一种新时代的体验都要求一种新的自白,世界仿佛永远在期待它的诗人。”

世界期待它的诗人,世界原本就有着诗人的宇宙,所以在听到而保持同一性的世界里,诗歌打开了原本属于自己而被遮蔽的世界,仿佛一束光,以神性的力量创造艺术,创造美,这仿佛是一个从心灵深处开始,又返回心灵深处升华而圆满的过程,但是在雅克·马利坦看来,美并不简单是完美,因为各方面都是完美的事物,往往意味着完全的终止,意味着没有任何不足,“从而它对于欲望什么也没有留下。”在没有欲望的世界里,何来寻觅,何来呼喊,何来穿过死亡的征象森林,甚至何来和诗人的妻子站在一起?世界期待它的诗人,正是期待着它表达和抵达的美,却不是为了完成一种不留欲望的完美。

美是艺术的一种目的,也是诗的一种目的,所以必须为艺术和诗界定一个标准,雅克·马利坦说,艺术是人类精神创造性的或创作、产生作品的活动,诗,在他看来并不只是存在于书面诗行中特定的艺术,而是一种更普遍更原始的过程,这种普遍性就是“事物内部存在于人类自身的内部存在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这种相互联系又以“预言”的方式呈现出来。拉丁文的“vates”既指诗人有指占卜者,所以诗超越了所谓的书面诗行,而成为一种具有神秘生命的艺术。事物内部存在和人类自身内部存在之间如何建立相互联系?雅克·马利坦认为是智性在其中起作用,智性,也即理性,不仅包含逻辑理性,还有一种非逻辑的理性,他把这种非逻辑的理性称之为直觉理性,而直觉理性是“先于逻辑的理性存在”的。这就启开了他所认为的智性结构,在逻辑理性之外,“它包含一种更为深奥的–同时也更为晦涩的–生命”,这种生命是在“诗的活动的幽微之处”被揭示的时候才显露出来。

诗是一种生命显现的过程,这种生命来自于自然,又超越自然,这种生命像人一样给自然迷住,又对自然进行了入侵,而迷住和入侵最后的结果是结合,也就是当自然的世界与自我的生命相结合的时候,艺术也便开始了其创造的过程,也就意味着事物内部的存在和人类自身的内部存在取得了联系,也就是说,自然开始面对一个独自为物自身的艺术家,“这样一种艺术便从神的灵感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人的艺术。”这个过程,雅克·马利坦给了一个名字:内在化:“内在化的过程得以完成,人的意识就是通过这个内在化过程从人的概念过渡到主观性的经验之中,它延及到创造性行动本身。”

但仅仅是打开了艺术的一扇门,在雅克·马利坦看来,艺术分为实用艺术和美的艺术,对应于人,就分为技艺人和诗人。实用艺术当然是为了一种现实需求,它是为了某种道德的目的而进行的创造,在它的创造过程中,起作用的是观念,但是这种观念在艺术层面上具有了发现艺术最显著和最典型的的特点,它首先是实践的认识,然后是实践的智性活动中“为得完成人的活动”,也就是只在人的命运领域,而美的艺术是实践的智性活动中是“得完成的工作”,它是由人来完成,但是“在事物的领域内超出人的命运的范畴”,也就是说,它不是指向一种道德的善,而是一种精神意义上得到愉悦,甚至产生出美的客体,“艺术就是智性的一种创造性的善,这种创造性的善倾向于在美中发生,而且它在创造的世界中。”

就像在《心灵深处》的寻觅和呼喊,它一方面是为了捕捉住自然奥秘的活动方式,另一方面则是“艺术以它自己的方式继续神的创造性劳动”。而这种创造性劳动在某种程度上在智性领域里又意味着从逻辑理性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必须以直觉理性的方式在智性的事件中起作用。这样一种美的生命形态,雅克·马利坦称之为“智性的前意识生命”,也就是诗性直觉,“诗性直觉源于无意识,但它是在意识中出现的;诗人不是不知道这种直觉,正相反,这种直觉是他的艺术的善的最初规则和最宝贵的光。”这是一种“由肉体、本能、倾向、情结、被压抑的想象和愿望、创伤性回忆历构成的一个紧密的或独立存在的物力论整体的前意识”的无意识,它是自动的无意识,或者称之为“聋的无意识”,因为它对智性充耳不闻,并离开智性去建造它自己的世界,这个直觉的启示过程是这样的:当缪斯落入诗人的灵魂,她变成了创造性直觉,而这种启发过程是不能知悉的,它发生在无意识之中。

无意识之中的诗性直觉是一种创造性直觉,雅克·马利坦认为,从灵魂的各种力量序列来看,首先是一种智性或理性,它对应着一个理性世界,其实是一种想象,对应的则是意象世界,最后是外部感觉对应的直觉性材料,按照圣·托马斯的看法,灵魂诸力量是按照次序从本源中流泻出来的,而且,越完善的力量越加萌发于其他力量之前,“一种力量或才能通过另一种力量的媒介或中介而出现在灵魂的本质中。”所以对于诗人来说,从直觉性材料而进入想象,而进入理性,是获得诗性经验的过程,“而当灵感和想象结合而存于智性之中的时候,灵感便成为一种理性的灵感,最后成为一种诗性经验。”而要获得诗性经验,最重要的是找到最靠近灵魂的那种创造性直觉,也就是那个处于隐蔽处具有诗所要求的、出自人的整体的“感觉、想象、智性、爱欲、欲望、本能、活力和精神的大汇和”,这种大汇合靠近灵魂,也靠近上帝,“上帝正是通过认识智力活动即它的本质和它的存在中的自我,才认识它的作品。它的作品存在于时间中,并在时间中开始,但它在时间中却永恒地处在创造的自由行动中。”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雅克·马利坦认为,创造性直觉就和上帝的直觉一样,是在一种对自我的隐约把握中获得同一性,从而具有诗性认识,然后通过诗性认识产生诗性经验。所以创造性直觉就是诗性直觉,它是智性的闪现,它在精神的无意识中诞生,它是灵魂的特权,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雅克·马利坦赋予了诗人一种神性意义:“诗歌的我类似圣人的我,它虽然具有极其不同的目的,但却同样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主体。”它首先是一种认识,认识自我,认识主题,认识诗人,然后才是一种创造,在诗性经验中获得灵感,获得智性活动的意识,最后形成一种作品&–于是,“诗就重新创造一个宇宙。”

但是,诗作为一种美的艺术,并非是将美作为其对象,就如前面所述,如果美作为一种对象,它指向的一定是完美,一定是一种最后达到完全的终止的完美,当诗在美的意义中被取消了不足和欲望,那么这种美本身也就成为了一个客体。所以雅克·马利坦认为,美是诗“目的之外的目的”,“在诗中,只存在着对诗性直觉的认识作出表达的冲动,在这种表达中,无论是诗人的主观性还是世界的诸实在都隐约地被一种单一的醒悟所唤醒。”诗是一种唤醒,是一种创造,是一种超越,所以,“美是诗的必要的关联物和超越任何目的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诗也是美本身,诗性直觉是唯一的规则。

但是兰波却说诗人是通灵者,“我是另一个”,诗人看见另一个,就是在通灵中成为预言者,就是当自身当成了目的,“诗人通过所有感觉持久而巨大的、理性的外部错乱,而使自己成为预言者。”在兰波那里,诗人是穿越了理性的错乱,而找到了“另一个”,但是在雅克·马利坦看来,必须转向自身去发掘去探索的时候,意味着诗意直觉的消失,因为转向自身就是制造了一个对象,要求被动、要求倾听、“要求坠落到存在的本源上和无观念可能立界线的不能认识的事物上”,诗变成了认识的活动,它甚至与“智性的实践性的善的艺术决裂”而成为一种理性,最终它成为精神的悲剧:“艺术自身不再对作为目的的作品感兴趣,作品只是成为传达认识的工具,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说教。”

所以抛弃兰波的“另一个”,雅克·马利坦认为真正的诗人应该如洛特雷阿蒙说的那样:“如果我存在,我不是另一个。”我是本体,我是存在,我只是我的唯一,我就是自己的同一,所以诗不受巫术的诱惑,诗人不关注自我意识,不进行自我交流,它是灵魂,是神性,是艺术,是直觉,麦克利什说:“诗不应当意味什么/可它存在。”就如一首诗“应该缄默无语”,艾米莉·迪金森说:“我恍然醒悟,马车的方向/是朝着永恒向前–”

正是这种“我不是另一个”达到的同一性,这是这“应该缄默无语”的诗性意义,诗成为一种美的艺术,成为灵魂的上帝,成为智性最终的善,而这种诗性直觉在绘画、音乐中也成为拯救艺术的力量,雅克·马利坦认为,颓废派、立体派、自然主义、未来派等绘画流派就是因为在创作中把事物当成了主观性的表达,而忽略甚至放弃了创造性直觉,最后使得美变成了目的,甚至把作品当成了一个摹本,“当代绘画认识到有效的自然外形的变换、变形、再铸造或美化的唯一路子是经由诗性直觉时,它将由困境中走出来。”而对于音乐,雅克·马利坦认为,音乐本身就应该是存在于灵魂之中的直觉推进而产生的,它是内在化的一个过程,“它源于诗性直觉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之中,它仅仅是灵魂的,或者说是是与生俱来的表达。”

诗性直觉带来诗性认识,诗性认识积累诗性经验,所以在雅克·马利坦看来,最后着眼于诗性经验,就是通过一种作品的表达,在“有转移力的动作”中影响读者,“动作的恰当的效果是传达诗性认识”,诗性认识在他看来以创造性直觉的三次顿悟方式产生伟大而具有诗性直觉的作品,那就是韵文、诗歌和小说,以“创造性天真”的但丁为例,雅克·马利坦认为,“诗性意义或内在旋律、动作和主题、节奏或和谐的伸展,是诗性直觉或创造性感情转化成作品的三次顿悟。”在《神曲》中,“时代的一切烦恼可以进入人类灵魂并受到心灵纯真的支配–这则是圣人的奇迹。这者都包容着许多磨难,而后者还包容着许多的爱和静观的经验。”但丁首先创造了诗的奇迹,然后在行动中产生了戏剧意义上的诗,最后通过节奏或和谐的伸展具有了小说意义上的诗。

但丁在雅克·马利坦看来,是“创造性天真”的代表,而创造性天真就是通过创造性直觉而在神圣纯洁意义上达到了某种神学信仰,在这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独一无二的超凡的天赋”,天赋当然抛弃了人的意志,去除了人的理性,甚至不再是通灵者、预言者,不再是“另一个人”,就是在创造性知觉中使诗人像一个神,让灵魂展现他的特权,发出神性的光芒,而那些发掘自身、探索自身的人,是无论如何无法看见那一种诗性直觉的:“放心吧,不必老寻找我,你还不能找到我。”

形而上学

编号:B31·1960615·0302
作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59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0.70元
页数:378页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研究了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历史、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领域,《形而上学》系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系统介绍。“形而上学”与“智慧’有其共同之处,并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亚里斯多德对哲学主题、哲学研究范围都进行了开创性的归纳总结,并提出了“本体”、“是”“关系”等专有名词,是了解古希腊哲学以及亚氏学说最完整的著作之一。


《形而上学》:本体只属于自己

我们必须向他们证明,要他们认识:宇宙间必有全无动变性质的事物存在。实际那些主张事物同时“既是而又不是”的人,如欲由此而有所引伸,则与其说一切均在动变,毋宁说一切皆归安定;因为一切属性均已备于一切主题,天地万物,各如位育,殊已无所需于动变了。
《卷四》

一本书,可以是一本名为“Metaphysic”、意为“物理学之后”的书,也可以是取自《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命名的书;一本书,可以是记载亚里士多德系统总结、讲解和传播自己哲学思想的书,也可以是吕克昂学园第十一代继承人安得洛尼可编辑而成流传的书;一本书,当然可以是被列入九品书库编号为B31·1960615·0302的书,也可以是在某一个网站搜索而阅读的书。被不同命名的书、被不同编辑的书、被不同阅读的书,那一个才是它自己?“既是而又不是”的对反到底指向本体的不同现象,还是在一种悖反中解构了“怎是”本身?

其实,不管是何种形式,何种名字,何种打开的方式,在陈述和表达中一定有一个指向的词:是,是什么?是从来都是多义的,是是是,是不是是,但是亚里士多德说:“所有’正是’就关涉到一个中心点,一个确定的事物,这所谓’是’全不模糊。”不含糊,并不只是意义上的确定,甚至也是形式上的一体,便是所谓的不变动,就是“一切归于安定”,而只有不含糊的意义和不变动的形式,才是是的归属,才是是必在的位置,才能是天地万物“各如位育”。

这里便显现出问题,如何确定“是”就是“是”,不同的“是”为何会产生?不是是不是“是”的另一种否定形式?亚里士多德的确看到了“是”的多义性,但这是一种表达上的,甚至是修辞上的:有的是它们的本体,有的是本体的演变,有的是完成本体的过程,有的是本体的坏灭或阙失或只是质的多少的不同,或者还是本体的制造或创造,但是不管是本体相关的事物,或者是对事物的否定,甚至是对本体自身的否定,都是“是”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在他看来,那些“非是”也是是的一个“非是”,是属于是的本质部分。但是在“既是而又不是”的事物,显然是违反逻辑的,“同一事物既是而又不是,除了同义异词而外,必不可能”,在他看来,一个人同时又是非人,这种表述和命题的本质是一种偶然属性,也就是说,当偶然代替了必然,“他就违反了辩论的规矩。”

不仅违反了辩论的规矩,而且在他看来,“实际上将本体与其怎是都取消了”,因为事物的怎是就是成其为事物者的原因,也就是指向的事物的本体,而在本体之外,又会有一个偶然的属性,那么,“其命意已有所专指,不能再妄指其它的事物。”也就是它在偶然和必然中还彻底取消了本体,所以成其为一个人者,所以成其为一个非人者,所以成其为一个不是人者,三者在本质意义上都是一样的,那么这种消解的本身就只能让我们去别处寻找“怎么”了。

不仅是必然的本体和偶然的属性,会让“怎是”被消解,而且诸如先于和后于、科属、品种、全体部分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变动也会打破“天地万物,各如位育”的状态,所以当亚里士多德提出最确实的原理是“同样属性在同一情况下不能同时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主题”的时候,在三段论的逻辑中,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什么是本体,什么是怎是,什么是“是”?是指向是本身,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一种理性,是一种知识,所以在《形而上学》中,第一句话便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亚里士多德:“善”亦即“终极”

但是,当在求知的路上视觉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感觉,那么人的知识也容易变成一种感觉,继而这种感觉上的知识就变成一种经验,但实际上,从经验而来的知识是个别知识,是偶然知识,是“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是一种欺骗式的知识,所以他认为,知识应该属于技术,而与经验相比,技术才是真知识,所以有经验的人较之自由感官的人富有智慧,而技术家又比经验家有智慧,大匠师比工匠富于智慧,理论部门的知识又比生产部门更应有较高的智慧。从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而作为爱智慧的哲学家就是“应该施为,不应被施为”的人,他不听从别人,却让智慧较少的人听从他。

智慧是关于原理和原因的知识,那么就需要一门研究原理和原因的学术,在他看来,这门学术就应该是神圣的,而讨论神圣学术的学术就是哲学,“所有其它学术,较之哲学确为更切实用,但任何学术均不比哲学为更佳。”那么事物的原因如何去获得?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的原因可以有四种,一种是事物的本体,就是“怎是”,这是本因;第二种是和物质有关的,称之为“物因”,第三种是动变产生的原因,他称之为“动因”,第四种则是和动变相反,是关于目的的原因,也就是“一切创生与动变的终极”,他称之为“极因”。

关于对事物原因的探究,亚里士多德列举了在他之前的各派学说,无论是恩培多克勒提出的四种元素产生物质,还是德谟克利特的“空”与“实”的元素理论,无论是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之源,还是柏拉图的“意式”说或“通式”说,在他看来,都没有将万物之源说清楚,特别是柏拉图的“意式”说,亚里士多德采取的是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他们使通式只一次创成,而许多事物可由物质制出,然而我们所见到的则是一桌由一物质制成,那制桌的虽只一人,却于每桌各应用了桌式而制出许多桌来。”在他看来,柏拉图的通式就是和那些古代哲人一样,只是把一部分物资当成了世间的第一原理,有些是实体,有些是实体的一部分,或者他们都是找到了物因而已,而对于变化中的动因却并没有过多关注,“木材与青铜都不能自变,木材不能自成床,青铜不能自造象,这演变的原因只能求之于另一事物。找寻这个,就是找寻我们所说的第二原因–动因。”所以他认为,那些主张宇宙唯一,而物质又专指具有度量的实体,显然是走上了歧途——实体之外还有非实体,物质现象有生成灭坏的原因,也有动变的动因。

所以他批判这些观点的同时,提出了寻找世上第一原理的目标,“第一原因既是永恒的,就不该被毁灭;因为创变过程向上行时不是无尽的〈必然得有一个最初原因〉,后继的事物须由这第一原因的毁灭而次第生成,那么这第一原因将不是永恒的。”要寻找第一原理,就需要明白物质的本体,因为从“原因”来分析,他认为“原”就是事物的所成,是事物的本性,是事物的元素,是事物的思想与旨意,是“怎是”和极因,它可以是原始,可以是原本,可以是愿意,可以是原由,可以是原理;而“因”便是那四种成为事物的原因:本因、物因、动因和极因。寻找原因,就是要探讨本体,什么是本体?有人说物质就是本体,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应该具有独立性和个别性,那些人所谓的物质,。只不过是通式和物质的组合,也就是自己意念里形成了物质,才把物质当成是本体,这是一种偶然属性,而本体的性质则是“每一事物的本身与其怎是并非偶然相同而是实际合一的”,也就是说它只有一个怎是,一个本体,它不是制品,不是创生,不是形式,不具普遍性,没有共通云谓,就如人的灵魂,不是物质,但却是人的原始本体。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本体“不能由若干完全实现的本体来组合”,一个本体也不能有任何的公式,在这里他再次否认了意式是一种本体,因为意式的组合要素可以成为许多个体的云谓,比如动物和两脚,如其不然,它们如何能被认识?但它们都不是本体。真正的本体“只属于自己”,它不属于任何其它事物,“只属于它的所有者,而这所有者原来就是本体。”

有些本体是可以感觉到的,可以感觉到的本体都是物质,但是本体还有潜在本体,那就是作为底层与物质而存在,除此之外,还有形式本体,比如门槛就是通过位置确认的,“位置不是门槛造成的,门槛却正是位置造成的。”所以在本体世界里,有一个问题是,潜在本体如何在物质和形式的结合中,把潜能变成现实?亚里士多德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一种动因的作用,“凡潜能之符合于这同一类型者,总是指某些动变渊源,若说某一物成为另一物,或成为它自身(将自身当作另一物)的动能,这总关涉到某一种原始潜能。”不管是无理知,还是有理知,在动变作用下,都能从潜能变成现实,“事物之所以称为潜能,其本义就为是它能实行,在认识潜能之前必先已认识实现的公式。”也就是潜能的本质是一种本体“先于”的存在,而实现就是让本体获取潜能达到终极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有三类,一类是永恒的可感觉本体,一类是可灭坏的可感觉本体,而第三类本体则属于另一门学问。前两种本体中除了可感觉的永恒之外,存在着可灭坏的本体,可灭坏,就是可变动,变动可以是质吗,也可以是量,变动是运动,而其原因就在于那个动因,潜能到实现是动因作用,但是这动因的作用是实现,所以虽然是变动的,但是它必须有一个原动者存在,只有原动者为必需,然后变动实现是为了善,那么这样的命题也是第一原理。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是全体事物的终极,是一种神思的结果,“生命本为理性之实现,而为此实现者唯神;神之自性实现即至善而永恒之生命。因此,我们说神是一个至善而永生的实是,所以生命与无尽延续以至于永恒的时空悉属于神;这就是神。”所以它在指向永恒意义上就是一种不可变的本体。

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这两类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类的本体,那就是在可感觉之外一种不变动而永恒的本体,有人认为是数理对象,有人认为是通式,亚里士多德再次批判认为,不管是数理对象还是意式,都不是一种永恒本体,因为数理对象不能独立存在于可感觉事物之中,而在所谓的通式里,其它事物是参与其中的,所以通式只是一种比喻,它并不能制造什么,“没有意式作蓝本让事物照抄,事物也会有,也会生成,不管有无苏格拉底其人,象苏格拉底那样的一个人总会出现。”

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本体没有对反,原因没有对反,它们就是其自身,自身的物质,自身的感觉,自身的形式,自身的一切,它是必然的,所以它一定是永恒的,所以真正的事物之因就是关于自身的本因,“事物之自足而不灭坏者,除由于其本性之善而外,实在找不到其它缘由。”不灭坏而永恒,不灭坏而为善,“所以,说善是第一原理”,在被明确的本体和终极原因里,所谓的形而上学就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而存在的一切原因和目的就变成了一个关于善的永恒知识:“于是,宇宙自然与诸天就依存于这样一个原理。而我们俯仰于这样的宇宙之间,乐此最好的生命,虽其为欢愉也甚促,然其为实现者既所同然,则其为乐也亦同。”

中奖彩票

编号:C63·1960615·0301
作者:(阿根廷)科塔萨尔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3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3.00元
页数:442页

科塔萨尔,被称作是60年代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帅之一,这位多产的作家自称自己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和幻想色彩,他塑造的普通人与博尔赫斯等一批寓言作家成为拉美文学对立的两派。《中奖彩票》自身所拥有的诱惑力量使这部长篇小说带有明显的风俗描写,彩票中奖后免费旅行所带来的经历使小说看上去更像是一部通俗小说,但科塔萨尔显然站得更高,因为他知道,“他忠实地遵守游戏的规则。”


《中奖彩票》:对混乱的最混乱设想

他看到猴子笼,散放的野兽,穿制服的类脂物,祖国的大事记,或者仅仅看到清晨的一个冲洗过的、灰蒙蒙的甲板,任何事物都足以隐瞒他惊恐地等待着的存在于另一边的东西。从下面回来的死人或活人都睁着一双浑浊的泪眼,佩西奥又一次看到在阿波里奈尔的一幅画中的吉他手的形象,又一次看到没有脸的音乐家,那脸只不过是一个黑色长方形,一首没有作者的乐曲,一起无缘无故的事件,一艘随意漂流的船只,一部完成的小说。
《第三天》

谁的脸就在别人的面前成为确定的东西?谁的脸传递的哀愁和恐惧就是内心的反映?谁的脸会面向一艘船驶出港口必须到达的目的地?是的,没有确定的脸,被遮挡的脸,戴着假面具的脸,都只是参杂着想象的异物,是一个黑色长方形,是一首没有作者的乐曲,是一起无缘无故的事件,是一艘随意漂流的船只,是一部完成的小说&–没有终点,没有目标,所有的可能都是方向,所有的情节都是虚设,所有的叙述都是颠覆,甚至,连起点都是一个不确定的游戏。

那么,“存在于另一边的东西”呢?睁着浑浊的泪眼如何惊恐地等待一扇门的开启,猴子笼、野兽、类脂物、大事记,以及甲板,手枪、敌人,谣言,都变成了确定世界的一部分,它们如此隔绝地和一张脸放在一起,和一种想象存在一处,但是,当科塔萨尔说到:“应该将小说之门敞开,以便透进大街上的空甚至透进宇宙空间的纯净的光线,像雷斯特利老师似乎曾经补充说过的那样。”那透过此处和彼处,连接现在和过去的光线,都在那部完成的小说里成为另一个游戏,敞开的文字里果然飘来一张彩票,十比索的彩票,中奖后免费旅游的彩票,登上马尔科姆号的彩票,可以离开祖国的彩票,但是即使彩票上打上了国家的记号,打上了日期和姓名,打上了规则,但是也依然是一起无缘无故的事件,一个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的航行–当洛佩斯、拉乌尔、帕乌拉重新回来,世界本来就是从来没有迈出一步的存在,“我们就到’伦敦酒吧’去吧,就在秘鲁大街和五月大街十字路口。”

“最漂亮的女人总是乘另一条船旅行,真是糟糕透顶。”另一艘船似乎比马尔科姆号更早停泊在港口,更早载着那些人离开,更早叙述了一起无缘无故的事件,就像这部小说,在完成之前就已经有了被固定的句子,只是在教西班牙语的洛佩斯那里,变成了一种怀疑论:“我是在什么鬼地方读到这一句的?”找不到这句话,完成的小说只能是“存在于另一边的东西”,那里有漂亮的女人,有另一艘船,有可能的艳遇,或者还有纯净的光线,但是在找不到的句子里,一切都变成了那张被想象的脸。彩票中奖,就像是一个赫尔里亚骗局一样,本身就是没有规则的事件,但是就像“雷斯特利老师似乎曾经补充说过的那样”的光线,还是穿透了“伦敦酒吧”,投射到存在世界一处慢慢放大的阴影。那阴影里写着:“您可以看到,彩们将按照船票背面写的时间正点起锚。彩票有国家担保,这可不是其他形式的摸彩。它只在上层社会出售,这次旅行想必是不同一般的。”

非同一般的旅行,似乎包容了已经离开的漂亮女人,似乎包容了极端自由主义的指责,似乎包容了阿根廷历史课堂上制造的微弱声响,似乎包容了所有混乱。“对混乱的最混乱设想也抵挡不了阴影中这三十三度气温的降临,这些来来往往的人流,帽子和提包,警察和第五次报纸,公共汽车和啤酒,一切都充斥在时间的一分一秒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令人目眩地变化着。”在混乱里被确定,是三十三度的气温,是来来往往的人流,是帽子和提包,是警察和第五次报纸,是公共汽车和啤酒,是一分一秒行走的时间,那么确定无疑,和彩票上的国家担保,和船票背面的时间一样,不容有任何的怀疑。而当怀疑如此坚决地被抹除之后,每个进入伦敦酒吧的人似乎都再也看不见混乱了。

他,他,以及她,都有着被看见的脸,有着被听说的故事,有着被覆盖的阴影,确定的故事,是诺拉和卢西奥“共同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是梅德拉诺给正在熟睡的贝蒂娜发出绝命信之后新的寻找,是帕乌拉不再在绝望时撕碎拉乌尔的西装和领带,是费利佩含在嘴里品味然后慢慢咀嚼的那些宛如水果的地名,是克劳迪娅逃避婚姻只为豪尔赫活着的状态……“正在接近一个事物的东西,就是正在导致和走向一个事物的东西。事物的另一个侧面,即事物的奥秘所在,正是事物的本身带来的。”接近一个事物,就是离开另一个事物,确定一种状态,就是否决另一种状态,它们其实都是一个整体,肯定和否定,存在和想象,有谁能安然被一种纯净的光线击中,而成为另一个自己?

彼岸似乎就在眼前,就在离开伦敦酒吧的眼前,就在登上马尔科姆号的眼前,就在驶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眼前,只要出发就一定能到达,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不是迷失的那个句子,而是那一部已经完成的小说,“有些事情正如在路途中一样,应该推动它们前进,以便看看前面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这种在途中的感觉却又如此地让人怀疑,是一次免费的远航?是一次三四个月的旅程?是走向另外城市的逃离?其实前面的事物都是虚空的,他们只是在寻找一种离开的理由,一种返身而来被改变的格局,但是当个体纳入到一艘船里,纳入到被统一的行动中,纳入到集群主义的规则里,个体的不安和怀疑便被消解了,“也许我们很快就会结合成一个物体,这个物体谁也看不见,或者有人看得见有人不见。”不管看见还是看不见,当结合成一个物体的时候,他们已经活在整体的世界里。而这种整体性却又并非是安全的,无非是为渺小的个体寻找一个面具,寻找一种娱乐的方式,洛佩斯说:“有时候,复杂的走法是为了掩盖真相。”梅德拉诺说:“但是,我重新开始,您知道吗,我重新开始。”克劳迪娅说:“最后一个假面具叫马尔科姆号。”拉乌尔说:“一切疯狂举动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总是以失败告终。”他们都知道上船意味着什么,却又不知道这掩盖了真相的假面具背后是怎样一张脸,“当然我指的是一个最自我的领域,指的是所有娱乐不过是以假面具取代真面孔才能逗人发笑这一事实。人为什么要笑?没有任何可笑的事情,正如笑的本身。您看那些孩子,因笑得太多结果却哭了。”从笑到哭,其实就是从逃避到揭露,从掩盖到自嘲,从想象到现实,每一个人躲在群体里,其实这个群体更明白地映照着每一个人,因为所有的游戏规则都出自游戏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如同在一个无限大的棋盘上置身于无声的对手之间,如同象棋中的象与马一样,是游戏中的海豚与半人半羊怪。每一局都是一场海战表演,每前进一步都是一条语言或眼泪的河流,每一个方格都有一粒沙子,一汪血,一出松鼠的喜剧或者一次流浪艺人的鼓噪,这些艺人流浪于一个到处是铃铛和掌声的草原。”

无非是自我逃避,无非是自我迷失,而马尔科姆号轮船只是作为一种寓言而存在,一种离开必须返回的隐喻,一个制定规则却又破坏规则的游戏,“我们上什么船?因为我还不知道该上什么船。……”不知道上什么船,不知道船会开往何处,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提供晚餐,不知道船长是谁,不知道同行的是谁,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接送的游览车不开到伦敦酒吧附近,谁在制定着规则,谁在主导着方向?“由什么来指引呢?由星星,由罗盘,由控制论,由偶然性,由逻辑学原则,由模糊的道理,由地板,由胆囊的状态,由性别,由性格,由预感,由基督教神学,由古波斯圣典,由蜂王浆,由葡萄牙铁路局的一个路标,由一首十四行诗,由金融周报,由堂加洛·波里尼奥下巴的形状,由一道教皇的敕令,由神秘哲学,由亡灵问卜术,由Bonjour Tristesse,或者仅仅依据巴尔达药片的热情的服用说明来调整航海方向?”

未来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未来是神秘的存在,未来的整体的怀疑论,而坚信“有一种体察不到的类似秩序在支配着这小小的混乱”的佩西奥,在抬头望见星星、月亮的观察中,看见了宇宙的法则,看见了天体的秩序,“我的观念是把宇宙包括在一个总体概论中,只有同样从总体分析出发才能认识。您也知道,人类历史是每个人都以各自的眼光看问题的悲惨结局。时间产生于眼睛,这是人所共知的。”这是艺术或诗的怀疑论,这是魔鬼的辩证法,总体概论掩盖了个体的无理性,而个体的规则又组成了群体的游戏,他就在自己的怀疑和观察中,在自己的呓语和想象里,在自己的时间和秩序内。佩西奥的孤独世界里,“单词像船桅,大写的字母”都呈现出另一个远离群体的状态,宇宙或者人生,像是长出了第三只手:“就在这船上,第三只手在最严峻的时刻拨动了永恒时间的第一只钟表,这第三只手的生长,如同看到晾晒的被单上出现磷火一样令人吃惊。”

但是他们并没有看见第三只手,他们的左手是离开,右手是抵达,左手是怀疑,右手是肯定,甚至左手是失去,右手是获得,左手是破裂,右手是重合,左手是欲望,右手是感觉,左手是面具,右手是真相。所以自认为是个恪守妇道却是婚姻失败者的克劳迪娅会觉得仍在“爱着莱昂”,而写下过绝笔信讲贝蒂娜忘在那张床上的梅德拉诺会在克劳迪娅身上发现充满着欲望的爱情;所以曾经在任性时大叫“你不立即来,我就跳到街上去”的帕乌拉会把把好人拉乌尔放在妒忌的边缘,而把洛佩斯叫做“卡洛斯”,“他有教养而并不文雅,富有激情而并非爱情”;所以“不能支配她的思想和时间”的拉乌尔会将门闩关上而欣赏费利佩那美妙的身体,那打开的暧昧之门无非是肉体的幻觉;所以和诺拉结婚已经变成既定事实的卢西奥会向帕乌拉靠近,为的是“他要教训教训这个高傲的女人”。旧有的秩序在断裂,新的游戏在生成,在酒吧,在寝舱,在甲板,每个人都在适应新的故事,都在改写旧的句子,他们是统一体,每一个个体都在用左手和右手书写着马尔科姆号未明的旅行。

而当他们组成了新的游戏,当他和她结合成不管是假面具还是真相混合的群体时,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规则主导方向。对于他们来说,马尔科姆号永远是这个群体对面的怪物,它不仅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也没有船长,而且怪事又接踵而来,船舱尾部的门是关闭的,禁止任何人靠近:“那我就要像开椰子一样劈开你的脑袋。你的脑袋很漂亮,我不愿像开椰子一样把它劈开。”水手对接近的费利佩说,甲板上的两道门被锁着,那条界线将乘客固定在划定的区域,而在传说中,旅客中有两例红斑狼疮,船上的高级职员还告知乘客,船长是两个病人中的一个,“是病得最重的一个。”斑疹伤害是怎么来的?谁染上了这种病?船长病重谁来驾驶这艘船?病人是不是就在禁止通行的船尾?对于神秘的船尾,是希望它不要打开,还是需要有人能够冲破禁区看看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是恐慌,一切都是臆想,“推测一种臆想中的阅读,一种臆想中的存在,一种臆想中的蚂蚁,也是不舒服的,这第三只手击打阅读者的眼镜和他的评判,从书架上撤下书籍,发现了镜中形象的原理,那是一种对称的和魔鬼般的映像。”就是第三只手,左手和右手之外的那只手取下书籍,寻找原理,寻找答案,寻找那个消失的句子。

臆想或者是一种遥远的存在,但是当克劳迪娅的儿子豪尔赫发烧生昏迷的时候,臆想似乎变成了现实,变成了逼近的现实,变成了恐慌的现实,没有大夫,这个可以制定规则的群体开始采取措施,梅德拉诺、长绒毛、洛佩斯或者组成了同盟军,左轮手枪、恐惧化成的动力、破解神秘船尾的欲望,以及豪尔赫昏迷而患上斑疹伤寒的猜测,使得他们开始破坏别人的规则,他们的对面是纤维质,是类脂物,是“存在于另一边的东西”,而洛佩斯被打伤,梅德拉诺背后击中三枪,则是一个自设规则的真正破坏,由暴怒的堂加洛统帅的和平支队根本没有出现,或者说,统一性的群体只不过是另一个谎言,甚至在死亡面前,还只是那些太太们的议论,“那个孩子快要死了,快要死了!你们都做了什么?请说说看。你们张罗过吗?你们去找过大夫吗?我们去找过大夫!你们知道吗!是我们!是这位先生,这位先生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还有另一位先生……”长毛绒的愤怒只是将一个事件提早推向了终结,梅德拉诺的死,似乎并不是一种拯救,反而是一个假面具之下的暴力游戏,克劳迪娅哭了,但是,“她要为他的无谓牺牲而哭,为使他走向灾难的平静而盲目的忠厚而哭,为他为挽救豪尔赫而试图做或许已经做的事情而哭,在哭泣过后,当哭泣像所有的哭泣一样停止时,她将会看见一个仅有两天交情的朋友的拒绝、逃遁与他的形象,这个朋友恐怕没有力量与她相伴终生。”这不是爱情,两天的交情,心想着丈夫,对于梅德拉诺来说,无非是脱离群体的一种个体死亡,无非是用一种勇气停止了暗处的规则,无非是用一种破坏将马尔科姆号拉回到了现实:“我现在以船长的名义通知你们,你们知道的安全措施将从中午起予以解除。”

第一天,第二天,以及第三天,旅行结束,游戏结束,死亡结束,阿波里奈尔那一幅画中的吉他手只是一个未来主义的影子,关于国家的彩票,关于民主的力量,或者关于健康、纪律和强制措施的保证,都回到了原点,“佩西奥预感到星辰归位的时刻就要到了,各种人物将以他自应有的方式出现。”变化而止,混乱而止,神秘而止,一切只是事物的另一个侧面而已,“这个法则是未来的母亲,这个法则将主导这次不可更改的旅行。”而未来其实早就被制止在那个游戏里,他们既是自己的上帝,他们也是别人的木偶,最后的他们,还是坐在秘鲁大街和五月大街十字路口的“伦敦酒吧”里,坐在三十三度的气温下,坐在来来往往的人流里,坐在帽子和提包、警察和第五次报纸、公共汽车和啤酒,以及一分一秒行走的时间组成的现实里。

处女地

编号:H25·1960615·0300
作者:(美)亨利·纳什·史密斯
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版本:1991年7月第一版
定价:8.50元
页数:335页

亨利·纳什·史密斯对美国西部文学的研究使“边疆”学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把肥沃而又暴露美国殖民主义的广大西域用“象征”和“神话”这两个词进行概括,“为文学史提供一个较为明显政治色彩的主题”。这是一个反工业文明的乌托邦吗?还是一个实现征服的自由王国?做为处女地的西部在一次次的历史漩涡中逐渐失去了其地理学的含义,而具有西部文学史出现的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史的意义。


《处女地》:那些正在荒野忙碌的人们

这个花园的主要象征包含着一连串表示土地肥沃,农作物的栽培和增长以及带来无穷乐趣的田间劳动的隐喻。所有这些隐喻都围绕着一个崇高的人物–备有神圣的犁铧这种最重要的农具的理想化的边疆农民。
《第十一章 世界花园及美国平均地权论》

当锋利的犁铧插入肥沃的土地,当肥沃的土地盛产农作物,当农作物成为西部土地的果实,这个杰斐逊曾经构筑的农业理想政治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花园”?是不是象征着帝国民主发展的一种现实?美国西部,作为“处女地”的存在,在犁铧这个“崇高的人物”作用下,甚至完全摆脱了重农主义理论,它在艾辛格的“地产的完全保有观念”中成为文明的巨大象征:农业成为真正财富的唯一来源,每个人对土地有天生的权利,“耕者有其田”使农民独立自主,从而获得社会地位和尊严,他们在劳动中不断与大自然接触使得品格高尚、生活幸福……

从“远西”的想象式构筑,到“西进”的实践性开拓,当广阔的西部成为美国的内陆,当蛮荒的世界变成腹地里的花园,它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十八世纪之后的构想,这个已具雏形的农业社会已经成为十九世纪美国社会的象征—-;显示美国生活光明前途的一种集体的表现与诗意的概念。但是,亨利·纳什·史密斯在描述这块被开垦的处女地时,定义犁铧这个“崇高人物”用了“神圣”这样修饰词,在某种程度上他对于这个隐喻所具有的理想化色彩是带有讥讽意义的:神圣的犁铧改变了西部边疆农民的耕作方式,但,神圣的也是锋利的,当犁铧插入肥沃的土地的那一刻,其实宣告着一种原始的诗意的解构–它甚至就在让让自耕农成为美利坚共和政体基石时,品格高尚,生活幸福已经成为了一种乌托邦。

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当新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像犁铧一样插入西部肥沃的土地,“这个花园不再是一个花园了。”艾辛格“地产的完全保有观念”在杰斐逊那里变成了重农主义的农业理想政治,这个理想在美国历史中不断得以实践化:在美国独立战争30年时间里,阿利根尼山脉以西的区域迅速发展成新拓居地;在19世纪最初的25年间,美国的种植园制度扩展到南方腹地–两种平均地权运动并存,自耕农形成逐渐成为成熟地权理论的中心;随着美国爆发南北战争,在北方和南方不同利益的角逐中,西部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随着对西部能量的新运算法实施,西部农民已经不再满足于原始的自给自足模式,在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中,在铁路的不断拓展中,农业走向了商业化,资本积累达到了空前规模;作为共和党纲领的《宅地法》的实施,19世纪的美国在宅地制度中开始自由土地帝国;南北战争的结束,宅地制度的实施,甚至美国大沙漠神话的战胜,西部农业乌托邦的梦想似乎已经实现了。但是,史密斯却认为,当一个截然不同的农业西部出现在大众面前,它只不过是一个“成为内圣的甚至是自我陶醉的象征”,因为花园神话已经变成了美国大陆帝国神话,随着这个神话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是农民在肥沃土地上耕种的生动画面在经济灾难面前,彻底变得灰暗,自给自足完全没有能力抵抗禁忌冲击,从而使得西部神话完全变成了以坚信西部大自然的慷慨为基础的一种乌托邦,“花园神话因经济灾难而破灭标志着美国思想史中边疆时期的真正终结。”但史密斯或者是有意避开了另一种在思想上的破产:因为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西部发展的目标,《宅地法》实际上变成了资本运作的砝码,大批土地拨给了铁路公司,甚至投机商开始私人购买政府土地–正是在土地投机者和铁路垄断者那里,这个世界花园的农业乌托邦彻底夭折,机器、公司财政的各种策略以及大企业左右国会的权力,成为主宰美国的巨大社会势力。

神圣犁铧所建构的隐喻是耕者有其田的农业理想,锋利犁铧所形成的神话则是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西部的吞噬,而犁铧的这两种隐喻归属于两种理论:自然论和文明论。1893年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芝加哥美国历史学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论文《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这篇19世纪关于西部最有影响的论文提出了“边疆学说”,它改写了美国历史研究,影响波及到了经济学、社会学、文学评论甚至政治领域。在这篇文章中,特纳提出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存在着一片自由土地,美国人的西进拓居以及这片土地的不断缩小,这就是美国的发展过程。”这个中心论点其实可以归结为更简单的一种阐述,美国边疆就是“野蛮与文明的会和点”。但是史密斯考察特纳的学说,所提出最有质疑声音的一点是:美国的边疆扩展到底是文明对野蛮的不断征服?还是在文化原始主义的逐渐消失?

特纳认为美国社会的重要地区是西部,而不是蓄奴的南方或反对奴隶制的北方,西部的意义就在于他对西部自由土地的诗意描述:“在边疆一带每当文明与荒野发生接触,自由土地总是不断向人类及其社会施加再生、更新、恢复活力的影响。”显然,史密斯认为这个观点过于乐观了,当文明以带着征服的方式使得西部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看起来是对于蛮荒历史的改变,甚至将民主和自由土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自由精神在土地上的逐渐消失才有了所谓的文明,也就是说,民主在本质上是为了消除文化原始主义色彩,甚至说,民主在某种程度上是反自然论的,这种观点的一个可怕之处是:“它不仅将社会落后、道德沦亡及文化低下的标签强加于西部人,而且妨碍人们认识到这样的事实,使美国人在大陆上不断拓居给美国历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自然论和文明论的矛盾是特纳边疆学说所没有解决的一个对立,但是这两种观点是不是必然要分出孰对孰错?史密斯其实也陷入了某种疑惑,所以当他将目光瞄准“美国西部”这个巨大的隐喻体,他对之进行的解读用了两个词:象征和神话,它们超越了简单的历史形象,是一种“集体的意愿”的表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同语反复:“‘神话’和‘象征’这两个词我是用来表示较大或较小单位的同一类事物,即指一种将概念与情感熔化为形象的理智结构。”这种只是量级上的细微差别,根本无需将两者并列在对西部的解读中,它的模糊性实际上传递出史密斯对这一种“集体意愿”的规避目的,它们是“集体的表现而不是个别心灵的产物”,就是将历史放置在一种整体化的范围里,在“无量数和无限变化的经验事实起粘合”中大致描绘出“边疆历史”,而不试图回答对特纳那种矛盾说法的清晰意见:“本书想探索西部地区和边疆之外的渺无人烟的大陆对美国人意识的影响并追踪这一影响在文学和社会思潮方面的主要后果直至特纳对这一问题如何系统地阐述。”

实际上这两种观点在美国西部历史中的确呈现出一种“粘合状态”,这种“粘合状态”或许可以在被林肯任命为科罗拉多州的第一任州长的威廉·吉尔平的一句诗里得到体现,“我辨认出……一种新的力量,/那些正在荒野忙碌的人们。”这是吉尔平写于1860年的《中央黄金地区》的一句,无论是从题目还是“一种新的力量”,都表达了吉尔平这个19世纪下半叶最具有雄心的远西问题研究者具有的乐观主义,但是他诗歌也隐约传递出某种矛盾,那就是“正在荒野忙碌的人们”,当西部在1860年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它构成了自然论的基础背景,但是在上面有“忙碌的人们”,他们是西部新的力量,他们建设着“中央黄金地区”,那么这些人们就是文明论的实践者–“正在荒野忙碌”成为19世纪西部神话的最生动场景。

“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民?”在“序幕”中,史密斯提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它似乎茫然无边,却又可以各抒己见,其实,史密斯一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就在于从美国人来认识美国–对于一个刚刚从大不列颠手中独立的国家,美国本身就是一种未成形的状态,而美国人以及作为荒野上的西部都是陌生的,甚至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阿巴拉契亚山以外的西部地区的形象是非常模糊的。西部就是一个在诗歌中的“荒野”,无疑对于这一荒野的认识就是文明进程的开始,而这个文明又必然夹杂着对于自然的征服:富兰克林喊出了:“贸易和航运能获得多大的增加!船和海员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数字啊!”惠特曼则在诗中写道:“巨大的幸福走向新的领土,……和平与虔诚充满全世界。”

一种是重商主义的征服之路,一种是诗意时代的大同幻想,他们在十八世纪的结合中就具有了某种乌托邦色彩,因为他们指向西部的时候,同时指向比西部更远的目标:太平洋彼岸的东方。杰斐逊作为美国向太平洋进军的“理智之父”,他的计划显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对于新国家的一种憧憬,俄勒冈小道的陆上路线的发现、美国移民第一次大迁徙入威拉梅特谷地、1846年条约确定的农业边界线、刘易斯和克拉克在1804年到达太平洋岸边,都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这条“通向印度之路”就是美国的所理解太平洋西北岸与亚洲的关系,而具有摩西角色的杰西·本顿更是将西进描绘成“天体的进程,人类的进程,科学、文明的进程,随之而来的是国家的威力”,作为自由和民族伟大的象征,他们把西部看成是具有连接东方并最终让美国从欧洲依赖中解放出来的巨大意义。但是当1846年正式获得俄勒冈和1848年获得加利福尼亚,这种扩张主义似乎达到了海洋的边界,“通向印度之路”在不可行的现实里真正变成了梦想,而美国政府所要关心的似乎是另一个问题:“如何发展国家领土中新增加的广大领域的联邦政府政策。”

1845年惠特尼向国会提出申请,要求赠与巨大土地,以作修建从密西根湖到达太平洋的铁路的资金–这似乎可以看成是特纳文明论的一个起点,尽管提出申请的惠特尼作为一个商人,还是将意义描绘成和亚洲贸易的连接,并把社会价值和成就的主要源泉看成是商业,但史密斯也认识到,美国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构建“世界花园”的欲望,“这一主题注定要深植于美国人有关西部的思想的主流之中。”吉尔平无疑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和他诗中所描绘的一样,他就是要成为那个“忙碌”的人–从率领远征军对波尼族人和科曼奇族人作战,到被林肯任命为科罗拉多州第一任州长,从最具有雄心的远西问题研究者到推行“发展路线”的实践者,吉尔平认为美国人民的命运就是征服大陆,“冲过这片广阔的土地直达太平洋–以激励它的千百万人民,使他们振作起来……”他甚至以一种神秘主义构建他的帝国梦想:沿着等温线黄道区,有着决定世界历史的一个又一个帝国相继兴起–从中国、印度到波斯、希腊、罗马、西班牙和英国,“先驱者大军越过密西西比河地区的进军正在开创一个最伟大的帝国,北美共和帝国。”

比起吉尔平雄心勃勃的帝国计划,沃尔特·惠特曼的信念还是一种更具理想色彩的大同思想,他认为初建的美国需要一种国家文学,而这种国家文学需要和北美洲相适应–脱离欧洲传统,建立新的秩序,“这一国家倾向内陆,朝着大海,我也会这样。”于是他在诗中这样写道:

人们将要变成兄弟姊妹,
各民族、邻居互相通婚,彼此相往,
海洋可以越过,遥远成为邻近,
所有国家紧密接连在一起。

惠特曼尽管想要构建的是一种独立的美国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自然论”,不带着征服的眼光和世界相连并融入其中。这样一种自然论在梭罗的身上得到了最纯粹的体现,这个住在“瓦尔登湖”畔的隐居者他所反对的就是征服者的文明论,“我离开城市越来越远,越来越向荒原退隐。”在他看来,东部和西部,文明和蛮荒构成了对立的矛盾,而他做出的选择是后者,这是一种人文意义的选择,比起惠特曼的乐观和激情,梭罗更触及了文明社会的天然弊端,几乎是西部荒原不像以前那样仁慈,即使西部依然是死气沉沉的原始状态,梭罗还是断言没有人迹的荒原是“至高无上地美好”。

荒野西部在梭罗那里是一种纯粹的自然,但是在丹尼尔·布恩的世界里,西部荒原却成为他的一个“帝国”,作为肯塔基的创建者,他在1775年带领第一批移民者到达布恩自治镇之后,将矛头又对准了印第安人,也就是说,在独立革命的多事之秋,他所要保卫的帝国不是远离文明世界的自然,而是用文明建立的独立王国–史密斯的疑问是:他是帝国的缔造者还是原始主义的哲学家?“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布恩–是文明与文雅的旗手还是在移民来临之前便逃往荒原的自然之子?”来自于文明世界,却是那一个世界的亡命者,他所作的事便是拒绝对荒原的侵犯。这是具有典型代表的“原始主义”,它所衍化的一个结果是:无政府主义的产生。这一思想在库珀努力25年创作的小说中得到了体现,那就是他笔下的“莱瑟斯托金”:他曾是仆人,是个文盲,出身低微,但是在西部却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西部的荒野猎人,但却不是真正的原始主义者,他们甚至从印第安人手里营救受难的女主角。一方面,莱瑟斯托金的象征是明确的,文明是邪恶的,未开发的自然是力量,真理,和道德的源泉。但是另一方面,当荒野猎人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建造自己的帝国,他们和丹尼尔·布恩一样,便成为了西部的英雄主义的代表:他们是库珀笔下的“莱瑟斯托金”,是戴维·H·科纳笔下的山里人是基特·卡森,是出版商伊拉斯塔斯·比德尔“一角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最有名的当然是普伦蒂斯·英格拉哈姆200本系列故事的主人公“公牛比尔”,他最后成演变为20世纪流行的西部牛仔形象。

无政府主义这、自我帝国的英雄,他们即使文明社会的被野蛮人,也是原始社会的文明人,正是这个奇怪的群体–不管是现实意义还是虚构意义,都让他们成为“正在荒野忙碌的人们”,也让西部成为自然论和文明论交错的地域。而随着“世界花园”这一美国整体帝国梦想的构筑,这两种思想的矛盾和冲突便日益白日化,一个问题是:自耕农是不是真的可以在世界花园里成为真正的主人?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就是吉尔平所畅想的“正在荒野忙碌的人们”,史密斯倾向于这一群体具有的象征意义能够为特纳的边疆学说找到更民主的未来,他认为,西部自耕农意味着爱国主义,也包含着深远的社会理论,“这一象征的形成及其演绎过程值得引起关注,因为每当我们谈及美国民主思想的发展时,它就是最具体的例证之一。”如果技术革命不是将自给自足的农业过多商业化,如果宅地制度不被土地投机者所利用,如果城市化和工业化进步的后果只是为了消除经济灾害,甚至平均地权论能够建立更完善的“安全阀”体制,是不是“世界花园”不知成为一个乌托邦–实际上,对于自耕农和西部命运的关照,史密斯区分了所谓的文明与野蛮,他认为一种是“未开发的西部”,另一种则是“有人定居的或农业的西部”–后者以一种“社会契约”的方式存在,是不是即使一种文明论的产物,也是保持了自然论的特点?

这当然是一种简单的二分法,史密斯也认为,库珀在莱瑟斯托金之后所创造的伊什梅尔·布什形象,超越了无政府主义者这一身份,在“社会契约”中成为和文明人士接触的人,但是即使在上流社会的文明结构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史密斯也认为布什所代表的也仅仅是该结构的最低层,“与达到高尚的水平还相去甚远”,但是,“库珀对布什个性价值的认识为文学寻求一种更适当的形式来处理农业边疆指明了方向。”而这个方向或许也是美国“花园神话”新的可能,也是特纳“边疆学说”新的视角。不管是神圣的犁铧,还是锋利的犁铧,不管是通向印度之路的大同理想,还是铁路打通太平洋之路的实践,不管是无政府主义的英雄,还是重回文明世界的“契约人”,在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处女地”里,史密斯也一直是一个“正在荒野忙碌”的人:“如果要成功地以文学形式表现西部或充分理解西部的社会发展过程,我们就需要有一套新的思想体系。”

人类学史

编号:W47·1960615·0299
作者:(英)A·C·哈登
出版:山东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8年9月第一版
定价:2.75元
页数:153页

A·C·哈登把自己的著作称作是“关于人类学历史的第一次尝试性研究”,他把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自然人”和“社会人”,并把体质人类学、生物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界标进行综合介绍,并把人类学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猜想阶段、建立秩序阶段和融合连贯阶段。书中介绍了200多位人类学者以及他们的著作。本书共12章。

爱经

编号:E32·1960615·0298
作者:(古罗马)奥维德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3年4月第一版
定价:3.50元
页数:151页

奥维德把追求女人说成是“所追求的猎品”,如何施展手段使女人投入到自己编制的世界中似乎是《爱经》唯一的主题。这是一个把女人当作“他者”的古罗马爱情寓言,男权统治着一切,当然奥维德不是一个追求自由与平等的诗人,在男欢女爱问题上,在当时他不可能,也享受不到自由平等的思想,就被迫害客死他乡。这不是一本古罗马的哲学书籍,它只是一本小册子,关于猎取与享受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