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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2·1970502·0370 |
| 作者：（德）马克斯·韦伯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1987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9.80元 | |
| 页数：252页 |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科学家，他对民族经济的研究超越了经济学家的理论素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一部，主要研究了西方的宗教改革与近代资本主义的联系，其中充满了西方式的自豪感。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中强调了理性主义的劳动组织，而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即“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它与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区别在于获利的方式不再是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
现在，它走出修道院，将修道院的大门“呼”地关上，大步跨入生活的集市，开始把自己的规矩条理渗透到生活的常规之中，把它塑造成一种尘世中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既不是属于尘世的，也不是为尘世的。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禁欲主义是在上帝的绝对超验性中保持宗教虔诚，是在对于“一切和肉体有关的都是堕落”的严酷教义中进行苦修来世，是将追求财富的欲望斥为卑鄙无耻中恪守无欲的信仰，但是当宗教改革打开了那扇修道院的大门，当新教徒告别了天主教传统的禁欲主义，他们如何在生活的集市中保持虔诚的信仰，取得上帝的恩宠，甚至在俗世中产生个人推动力，有理性地监督自己？宗教改革扩大了修行的领域，当新教徒走进尘世的时候，他如何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
或者表面看起来，禁欲主义和理性主义有着悖反的一面，甚至新教徒的世俗化信仰和传统天主教徒拒绝尘世的苦修有着矛盾而对立的一面，但是当韦伯说这样的禁欲主义是“既不是属于尘世的，也不是为尘世的”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寻找一种“理想类型”，以自然科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理想模式”方法，进行超经验的、纯观念的研究，然后再以“理性类型”作为参照系来解释经验的现实的对象和关系，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紧密关系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它既不属于尘世也不为尘世，实际上就是把宗教改革的世俗化努力仅仅看成是一种表象，而其内在的本质是禁欲主义所具有的的宗教永恒内在特征，这种内在特征产生了最本质的伦理基础，而正是具有宗教意义的伦理延伸出的劳动观念、职业精神和道德伦理，组成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从而在近代以来的经济生活中变成了一种普遍意义的价值观。
“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但是这样的理想类型如何建立？要建立这样的理想类型，要阐述这样的理想模式，就必须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什么是新教伦理。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表现形式上则是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在音乐、艺术、建筑以及其它文化地域中都发挥了其重要作用。但是并非有资本主义就有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明确表示，尽管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是他们都不是科学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或者说它们并不具备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他看来，只有像西方那样，具有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只有在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具备依赖于利用交换的机会来谋取利润的经济行为，只有“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才能形成资本主义精神。
但是这也并非是资本主义精神真正内在的本质，那些经济行为、组织方式和职业特点，仅仅是表现形式而已，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必须从历史概念的方法论上进行阐述，也就是在时间序列中首先要建立“理想类型”：“这些概念并不是要以抽象的普遍公式来把握历史实在，而是要以具体发生着的各组关系来把握，而这些关系必然地具有一种特别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特征。”将历史个体联合成一种复合体，才能形成一个概念整体。那么这样的历史整体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呢？当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的时候，它们内在的要求是不是具有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也是关于资本主义的伦理，他提出的是从商的精明，提出的是“要在人身上赚钱”，是一种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甚至引用圣经中的那句话：“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它是一种美德和能力，但是在韦伯看来，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但是这只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精神，甚至是一种功利主义，但并不是宗教改革之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真正实质。
“钱，只要能赚，他就想赚。”这是十五、十六世纪的意志著名工商业和高利贷家族福格家族的创始人福格的一句话，他和富兰克林财富观的不同在于，富兰克林所要求的的是商人的大胆和在道德上的个人嗜好，而福格所说的是一种更具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而这两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并不在于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而是是否在伦理许可的范围内确定生活准则，“能赚就想赚”其实是一种能动性，是一种自我约束下的创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精神的意义就在于“它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在韦伯看来，推动这种能动性的不是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投机商，不是经济冒险家，不是大金融家，而是相反，“是那些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他们的品质是节制有度，是讲究信用，是精明强干，是“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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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斯·韦伯：禁欲主义是一种理性的天职 |
再通俗一点讲，获利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而每个人都感到对这种职业具有一种伦理义务，他们不是为了往上爬的企业家，不是拥有权力而沾沾自喜的人，相反，他们对于自己带有社会声誉的那种外在标记而感到窘迫的人，在他们看来，财富带来的仅仅是一种让自己感觉到做好了本职工作而已，所以这样一种职业观和财富观才是科学的，理性的——在很多人看来，资本主义表现的是一种活力的欲望，一种对于金钱的追求，但是韦伯认为，对财富的欲望，是一种非理性，而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对于这种非理性欲望的抑制，是一种理性下的缓解，甚至用一种既冷酷无情又精打细算的方式来积累财富。所以，资本主义精神的最重要特点就是这种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
而理性主义所包含的就是科学的职业观，但是这种职业是如何在宗教永恒乃在特征上进行体现的？作为宗教改革的重要人物，路德在翻译圣经时用刀了这个词，职业其宗教意义就是“上帝安排的任务”，是个人道德的最高形式，是对履行世俗事物的一种标准，也正是使得世俗活动有了宗教意义，所以职业思想在新教徒里变成了一种理性需求。上帝安排的任务，就是上帝应许的生存方式，就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一种“天职”，而在之后的加尔文主义中，这种宗教特征和世俗生活的关系越来越一体，最后变成了一种具有宗教基础的禁欲主义。
韦伯考察了历史上的四种禁欲主义的新教形式：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和从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宗派。加尔文宗宣称《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他们所主张的就是上帝预定论，“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先赐予永恒的生命，另—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这是上帝的恩宠，一部分永生，一部分人死亡，都是上帝体现它的荣耀，也就是说，不管是生还是死，都是上帝的恩宠，也就是上帝的意志决定了一切，“其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在这样的教义下，他们所要探寻的是“唯一的确定性”，也就是说，上帝在何种绝对标准中让人成为“上帝的选民”，得到上帝的恩宠，其意义在于，当教徒把自己看成是选民的时候，他就要和一切魔鬼作斗争，这是对上帝忠诚的绝对责任，另外一方面，他们在世俗生活中寻找自信，驱散宗教里的疑虑，从而给自己带来恩宠的确定性。
所以，自我控制就会变得非常重要，行善不是个别的，不是一时的，而是一辈子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在俗世生活中，一切都具有了宗教意义，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说，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了“恩宠状态”。而在虔信派里，上帝预定论最后就发展成了禁欲主义，“它的成员力图在这个团体内过一种摆脱了尘世的种种诱惑、在一切细节上都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生活，从而得以通过他们日常生活中显示出来的外在标记确信自己的重生。”进入俗世是一种重生，而这种重生是隔开了选民和世人，只有在忏悔中才能看见上帝的恩宠，所以忏悔导向的是禁欲，不仅仅是行为当时上，也在情感上。而循道宗的信徒在条理性、系统化的行为中，寻求一种“唯一的确定性”，以一种禁欲主义的伦理观保持恒久的理性；浸礼宗各派也是在追求“唯一的确定性”，他们甚至以最极端的形式完成了对尘世的宗教理性化。
四种教派都向往一种上帝的恩宠，都在寻找“唯一的确定性”，都在世俗生活中强调禁欲主义，那么禁欲主义如何体现资本主义精神？职业是上帝赐予的天职，是获得恩宠的唯一方式，而职业的表现形式就是用来禁欲的劳动，“他（指有专门技艺的劳动者）会井然有序地进行工作，反之其他人却陷入长期的，迷乱状态中，他们的事业既无适宜的时间也无恰当的处所。”韦伯引用巴克斯特的这句话，所要揭示的是两个仪式，劳动是不至于陷入迷乱的解脱方式，而劳动又是虔诚的表现，“虔诚的表征便是他从事职业一丝不苟，颇有条理。”也就是说，一种职业的成功标准不是它提供了多少财富，而是具有的道德标准是否得到了上帝的青睐，所以韦伯认为，“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性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
禁欲就是痛恨一切沾染有迷信的事物，禁欲就是对于感性的东西的厌恶，禁欲就是对私有财产的谴责，而禁欲主义的节俭却能增加财富，却能积累资本，所以禁欲主义在一种理性之下影响和哺育了近代经济人。这样的内在逻辑就是：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上帝的恩宠，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所以他们听从自己对于金钱利益的支配，并把它作为一种责任，在有节制的生活中，在认真的工作中，“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般”。
这是禁欲主义带来的“唯一的确定性”，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的确定性”，但是当宗教改革带来了世俗化的生活，这种唯一的确定性却并遭遇了危机，特别是现代社会发展之后，禁欲主义逃出了铁笼，在机器生产中，越来越远离了禁欲主义，甚至又变成了对于财富欲望的追逐，“在其获得最高发展的地方——美国，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事实上这正是使其常常具有体育竞争之特征的原因所在。”所以韦伯强调的禁欲主义，强调的理性作用，强调的道德伦理，其目的更是在经济社会中重新发掘资本主义精神，揭示历史发展的真理：“但我们也应当而且有必要去探究新教的禁欲主义在其发展中及其特征上又怎样反过来受到整个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