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语

编号:C24·2121224·0937
作者:[明]袁枚 编撰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2年06月
定价:20.00元 亚马逊10.00元
ISBN:9787532562701
页数:464页

“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子不语》是清朝中叶著名文学家袁枚编撰的一部笔记小品,共二十四卷。书成,才发现元人新部中已有此书名,遂改为《新齐谐》,取自《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之意。不管是“子不语”还是“新齐谐”,小说中的故事大凡都是袁枚自己听到的神鬼、妖怪、狐仙,甚至奇人奇事,如袁氏自序所言,这是他从事文史之余,“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的自娱之作。小说仿六朝志怪及《聊斋志异》,其中因果报应、荒诞迷信成分较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论《子不语》,说“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然过于率意,亦多芜秽,自题‘戏编’,得其实矣。”《子不语》描述故事简洁明了,刻画人物简练生动,语言朴实而自然。在不少篇目中,还展现了其放达、诙谐与幽默的语言特色。此书为“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系列。


《子不语》:他人即地狱

鬼,随阴风而来;鬼,臭气不可闻;鬼,常披发沥血;“鬼有三技,一迷、二遮、三吓。”……这是鬼怪的故事,这是人世之外的存在,这是儒学不敢说及的“怪、力、乱、神”,这是可怖、可妄,又可爱、可娱的世界,笔墨所触,皆是打开了“鬼门关”:“以妄驱庸,以骇起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是亦裨谌适野之一乐也。”

对于袁枚来说,并不是因为对鬼世界的迷惑,而是在打开人世和鬼怪的那个通道,这个通道以生死相连,以善恶相通,以前生后世相应,人也不是世间的人,当然,鬼也并非是地狱的鬼。这只是一个“他者”的世界,《序》中说:“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妄言妄听,记而存之”,是他对于那些“接群居之欢者”的背叛,是对于不饮酒、不度曲、不樗蒲的嗜好的自娱,这倒也接近他的性灵说,但其实并非是“以妄驱庸,以骇起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是亦裨谌适野之一乐也”的自娱自乐,而是要从这非人的世界里,这“他人”的地狱中寻找到性灵之物。

那是一个怎样的地狱?袁枚通过邸报、亲耳所听、古书记载,以及有时候心生幻觉的方式采撷那些鬼怪故事,而自成一个二十四卷加十卷续集的《子不语》,千则故事对于道统和礼仪的儒家来说,当然是“子不语”的禁地,那些鬼魅怪物都是活在另一个规则里,而袁枚辑录整理的过程就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地狱王国,那里有蝴蝶怪、蟒蛇怪、鄱阳湖黑鱼精、羊骨怪、白虹精、樱桃鬼,有瘟鬼、疟鬼、蓬头鬼,有自相残杀的鬼怪、鬼糊涂、鬼势力鬼相思,有漂亮而哀怨的女鬼,有才高的文人鬼……各式各样,千奇百怪,这些鬼都带着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性情,他们在鬼世界里生活,他们怕扫帚,他们与人发生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宿怨。在这个王国里,有新的规则新的秩序新的法度,“报冤索命事都是东岳掌管,必须诉于岳帝。(《沈姓妻》)”“群狐蒙太山娘娘考试,每岁一次,取其文理精通者为生员,劣者为野狐。生员可以修仙,野狐不许修仙。(《狐生员劝人修仙》)”在这里,鬼并不是为所欲为,并不是随意扰乱人世,他们也必须遵守等级遵守统治的规定,而和人世相比,鬼魅世界也有自身的特点,比如《穷鬼祟人富鬼不祟人》里说:“鬼皆醉饱,邪心不生。”《赌钱神号迷龙》里说阴间赌法“与世间不同,其法聚十余鬼同掷十三颗骰子,每子下盆,有五采金色光者,便是全胜。”甚至,鬼也要上班公事:“阴间比阳间公事更忙,一刻不暇。惟中秋一日,例不办事,然必月朗风清,英魂方能行远。(《今阴间中秋官不办事》)”

但鬼怪世界并不是一个完全自足的生活圈,他们总是因为人世的存在才存在,因人世的故事而衍生故事,或者说,鬼只是人的一个变种人的一种隐喻,“人得一饱,可耐三日;鬼得一饱,可耐一年。(《土地受饿》)”鬼也有饥饿饱食;“人之魂善而魄恶,人之魂灵而魄愚。(《南昌士人》)”鬼是人的一面镜子;“天地之性,人为贵,凡荒莽幽绝之所,人不到者,鬼神怪物亦不到;有鬼神怪物处,便有人矣。(《徐崖客》)”鬼因人而存在,也因人而消失,当然鬼世界的法则很多时候是为了制人,人当然也有诸多规则来制鬼,人世的道士、和尚巫,皆有自己的办法,比如“砂笔写字以驱鬼”,比如“凡送鬼者,前人送出门,后人把门闭。(《门夹鬼腿》);比如“鬼有气息,水死之鬼羊臊气,岸死之鬼纸灰气。凡人闻气,皆须避之。(《水鬼畏嚣字》)”比如“吾闻鬼畏赤豆、铁屑及米子,备此三物升许,伺其破棺出,潜取以绕棺之四周,则彼不能人矣。(《僵尸求食》)”……

但是对于袁枚来说,建立这样一个地狱世界并不是真的为了“游心骇耳”的自娱,而当鬼怪乱舞所最终指向的一定是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一定是打通那扇大门,从鬼世界看人世界的现实,而从这道门进去,“他人即地狱”便以轮回、报答、借喻等方式实现着对话。那门里起先写着“禁止入内”,而当打开的时候,一切的虚妄,一切的恐怖,一切的怪力乱神,以及一切的性灵,都成为对于现实的弥补和反叛,甚至那成为理想主义的一个世界,在人世无法实现的东西在鬼怪世界却轻易成为现实。

人世和鬼怪世界的通道里有一个“轮回”的按钮,不管是因果轮回,还是善恶轮回,都是相同的,没有阻隔的。浙人方文木泛海到毗骞国奇遇,或者是“轮回之说”最经典的阐释,毗骞国国王问方文木的问题是:“世间福善祸淫,何以有报有不报耶?天地鬼神,何以有灵有不灵耶?修仙学佛,何以有成有不成耶?红颜薄命,而何以不薄者亦有耶?才子命穷,可何以不穷者亦多耶?一饮一啄,何以有前定耶?日食山崩,何以有劫数耶?彼善推算者,何以能知而不能免耶?彼怨天尤天者,天胡不降之罚耶?”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与非,好与坏,穷与富到底是有什么主宰的?方文木不能答,就如现实的诘难,一个凡人何以知之,而毗骞国国王告诉他:“呜呼!今世上所行,皆成案也。当第一次世界开辟,十二万年之中,所有人物事宜,亦非造物者之有心造作,偶然随气化之推迁,半明半暗,忽是忽非,如泻水落地,偶成方圆;如孩童着棋,随手下子,既定之后,竟成一本板板帐簿,生铁铸成矣。”

世上的一切,都是前世定下的,而这定下的标准不是造物主之心,而是偶然气化推迁的结果,只有最后定了也就不再更改,也就是开天辟地之后便是轮回,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了,而方文木奇遇记也会在下一个轮回中发生,“人但知万事前定,而不知所以前定之故,今得是说,方始豁然。”万事所以,而更重要的是万事所以然,而这扇大门的打开,为那些阴阳相隔的人和鬼的对话提供了可能。在这轮回之下,一种便是报应,前世冤死而成鬼来报应,在《子不语》中,有许多和古人有关的报冤的故事,比如两千年前的周昭王的奇冤,“望神替一查。(《两神相殴》)”汉高祖坑咸阳的二十万兵卒“受无量罪,今始满贯,方得诉冤。”还有为班固所欺的董贤,《三国志》的陈寿,岳飞麾下的周通,还有曹操、杨贵妃、史可法,等等,皆有冤案。而大部分是含冤而死的那些平民百姓,《影光书楼事》上说,前世冤孽,已百余年,“积愈久者报愈深”,人世间的老僧无能为力,
甚至城隍也无济于事,在《城隍替人训妻》里,城隍得知“查汝命只一妻,无继妻,恰有子二人。”所以遇到悍妻也只能听之,因为命中注定只此一个,所以城隍反倒听从凡人建议,给妻子一点下马威,这种矫枉之策实属无奈,因为不可能逆袭命运,所以才会有“俗传凶人之终,必有恶鬼,以其力能相制也。《鬼借力制凶人》”的规则,也只好通过鬼世界的报应来唤回公平,而人世界的所有对抗和拯救似乎都无能为力,“使知因果显应,虽隔世不相宽假,虽念佛斋僧,丝毫无益也。(《叶氏姊》)”

而与恶有恶报所对应的则是善有善报,也就是化为鬼怪的“报答”,一是男女之情,因各种世俗原因不能结合在一起,便化作鬼神以续缘分,《喀雄》里的男女:“近知郎爱周女而不得,故来作冰人,以偿汝愿。”《张光熊》里:“尚有相会期乎?”曰:“二十年后,华州相会。”另一方面,则是人兽感情作为来世的回报,《大乐上人》里因为“七两借贷报恩,而为驴”,而《人同》里的那一匹马“居一年,将军任满归,人同立马前,泪下如雨,相从十余里,麾之不去。”《义犬附魂》里的“犬受主人恩,正欲图报,而被凶人打死。一灵不昧,附魂于豆腐店癞狗身上,终杀此贼。”很多动物通灵性,在受到不公或者无法尽忠时,便以这种回报的方式谢恩。

袁枚画像(1716年-1797年)

恶之报应,善之报答,这是人世和鬼魅世界的一个通道,从这个通道抵达人鬼对话的境地,而更重要的是借鬼怪世界来叙说现实的不满,借古喻今,借鬼讽今,那个在地域的他人世界无疑是袁枚的一种理想世界,虽虚幻但有时比现实的人世更真实,更具性灵之美。《替鬼作媒》里,袁枚赞同寡妇再嫁的;《裹足作俑之报》里反对妇女裹足;《淫谄二罪冥责甚轻》为“妇女失节者”辩护;《全姑》写一对年轻的恋人是如何被一个信奉理学的官僚置于死地的;而在《沙弥思老虎》则更是广为流传,一个小沙弥三岁上山修行,从不下山,长大后随师父下山,什么都不认识,禅师告诉他少女是老虎,不可接近,回山后,小沙弥说:“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这是对禁欲主义形象的讽刺和抨击。

对于袁枚来说,现实多为虚妄,那种求佛之术也被他所拒绝,在《赵李二生》中,信佛的李生依照书生“从圈入,即佛地也,可以见佛。”的指示而进入佛的世界,但李生所看到的“圈中观音、韦驮”,实际上却是另一人眼中的“獠牙青面、吐舌丈馀者”而信佛的李生梦醒之后“颈已有伤”,及至最后“自缢而亡”。求佛原也是虚妄之道,是鬼怪而设的一个“圈套”而已,而在袁枚的心里,精神的寄托在于人心,而非佛。在《凡肉身仙佛俱非真体》中,袁枚甚至恶搞佛像:“剥其所施衣彩十三层,叩其胸而弹之,亦自觉无礼矣!”剥了佛的衣裳还弹佛的乳房,这“无礼”是一种鄙视。而对于袁枚来说,诸多对于现实的不满和鄙视都是通过这一个个“子不语”的故事来寄托,特别是在文学上的主张上,通过这些篇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秀民册》里说:“秀民者,皆有文而无禄者也。”。《科场二则》则是对人才埋没的担忧“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尚忝然作房考乎?”在《有子庙讲书》中,袁枚说:“汉、宋诸儒不识‘仁’字即‘人’字,将个孝弟放在仁外,反添枝节,汝到世间,为我晓示诸生也。”而对于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不满的最大批判则是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麒麟喊冤》,通过邱生之口大喊“宋儒误我!”,而在那个“文明殿”里,对汉儒“造作注疏,穿凿附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说“颁行《四书大全》通行天下”是“捆缚聪明才智之人”,而那些儒生,就像应声虫,“今之儒生,皆宋儒之应声也。”所以要废《六经》,这也正是袁枚以“性灵说”宣称“《六经》尽糟粕”,向汉儒和程朱理学发难。

不管是所谓的轮回,还是借喻,都是为了打通两个世界,在人和鬼之间寻找对话的通道,而在《子不语》里,袁枚是这个虚拟王国的国王,一切辑录而成“他的国”,这个国有地狱,也有另类的世界,比如“称十岁者,中国之五岁也;称二十者,中国之十岁也”的《无门国》,比如“高日国有狗站,以四狗挽车。无启国人死心存,埋之地中,百年又复为人。土哈国昼长夜短,日没顷刻即出。沙弼日入时声如雷,国中必鸣金鼓以乱之,否则小儿惊死。大耳国耳长七尺,阔四尺,人卧以一耳为褥,一耳为被。”的《外国》(当然,身为钱塘人的袁枚,对于临近的临安、於潜也有所涉,比如《鬼脚甚香能行经受胎》里讲到“宁波周秀才在於潜署内作幕,久之,形状赢瘦。”《羊乳鹿》里说:“临安山中产鹿,清明前后生子。”而《多角兽》则说到了天目山:“僧志定居天目,言其山深处长亘一二十里,榛莽森列,无道路。”《斋猴》里说到天目山多猴,而袁枚“欲往施斋,而以路险草深,不果往。”)。当然还辑录了一些人世的罕见故事,比如男女性变,男悦男之事、石南等,当然,在这些故事里,也有很多男女淫恶相狎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在这本书里也被打上了“删”的字样,比如《陈圣涛遇狐》里“少年强之,弛下衣以阴示嫂(删十二字)”,《采战之报》里“京师人杨某,习采战之术,(删三十六字)”在《斧断狐尾》里说到同性恋,则“然非兄之丑,亦无由显弟之美也。(删九十二字)”,另外《蔡京后身》、暹罗妻驴、控鹤监秘记二则、急淫自缢,则全篇被删。

被删的现实,其实也是一种无奈,对于道统和礼仪来说,并非是袁枚时代的隐喻,也是一种无奈,子不语的世界毕竟是虚幻虚拟和虚妄的,毕竟只是“广采游心骇耳之事”,所以一千则故事也只是“妄言妄听,记而存之”,有过对话,有过通道,但最后还只是“自娱”而已,这在书里的《子不语娘娘》里有过暗示,那袖中木偶也就是“子不语”:“此人姓子,名不语,服事我之婢也。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君打扫一楼,供养之,诸生意事,可请教而行。”供养之怪,有“人类而不如怪者,有怪类而贤于人者”,但是木偶相貌丑陋,不肯与人相见,只能供在楼中,听听声响而已。就如这《子不语》,命运也多舛,或被禁或被删,也被视为相貌丑陋者,也只能供养在楼中,也只是讽世的木偶而已。

红星照耀中国

编号:E54·2121224·0936
作者:【美】埃德加·斯诺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12年01月
定价:45.00元 亚马逊23.40元
ISBN:9787506361330
页数:338页

《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另一个名字叫“西行漫记”,据说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为了出版中译本而将其改名为《西行漫记》作为掩护,作者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埃德加·斯诺作为第一名进入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采写、发表了大量的关于陕北苏区、中国共产党、红军的报道,在4个月的采访中,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当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后,在世界范围引起巨大反响。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译者董乐山,此版本为“译者家属独家授权”,是“中译本出版七十周年纪念珍藏版”。


《红星照耀中国》:九十二天活着的故事

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一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
——《第四篇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大写的字母,也是RED STAR OVER CHINA,印在1937年英文初版、1938年中译本初版、1939年英文修订版三个早期不同版本的封面上,它不是隐晦的《西行漫记》,也不用像曾经的那些文本一样,毫无例外地以这么一句收尾:“本书的作者是个资产阶级作家,书中有不少资产阶级的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批判。”大写的字母还有EDGAR SNOW,埃德加·斯诺,《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首次把鲁迅著作介绍的西方的人之一,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是的,他是红色中国的“闯入者”,是中国革命的见证者和传播者,以及“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他弥留之际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说出的那句话是:“我热爱中国。”

埃德加·斯诺的中国之行始于1928年,他作为记者来到上海,1930年后,他遍访中国主要城市。1933,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并结识了鲁迅、宋庆龄等一批民主进步人士。而1936年的6月至10月,他深入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对于这次“红色中国”之行,他或者完全为了自己新闻记者的职业目的,而这种职业初衷却让他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红色中国,那扇门打开了,一个新奇、感动的世界完全融入了他的个人感情,而这也改变了他对于中国的印象。

对于斯诺来说,1936年之前,他对中国的定义是“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这也是西方眼中中国的集体写照,而这种写照当然带着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子,“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国仅是一个不能接近的“传说”,在九年的持续封锁中,谁也不了解那个红色中国的生存状态,他像那些“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一样,充满了疑问:“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对于完全封闭而充满疑虑的红色中国,斯诺要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去闯入这个“禁区”,“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年轻人和老人做向导,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作为简单的行李,以及一辆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这是他破译这个世界疑问的全部装备,从西安到延安,从白色世界到红色革命,从资产阶级政权到西北红都,斯诺的转变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对他而言,这九十二天的行程完全是陌生的、新奇的,甚至是恐惧的。

作为一个闯入者,斯诺的勇气完全是职业驱使,而当他遇到河边的第一个红军战士开始,九十二天的行程却成为他见证中国革命,见证伟大长征,以及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记录者和分析者。在这里,他遇到了周恩来,遇到了毛泽东,遇到了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一大批红军将领,也听说了朱德的故事,那些所见所闻丰富着他的感受,也一步步转变着对于红色中国的看法。那些革命者对于斯诺来说是陌生的,所以在他的第一印象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组成了另类的“革命群像”。

在安塞,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但是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会用英语对话,周恩来的出现至少对于斯诺来说是一次关于红军都是未受教育者的最初概念的颠覆,他甚至想象不到,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他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在随后的接触中,斯诺完全有了自己的评价:“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作为红军的创建者之一,周恩来身上有着“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对于毛泽东,他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他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对于林彪,他说:“他的首级的赏格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而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不进的结果。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的。”而徐海东,给斯诺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

但是这些印象是斯诺对红军将领群像的一种感性认识,甚至他还用很大篇幅记录了他们生活小事和琐事,斯诺形容周恩来“害羞”,而毛泽东小时候喜欢和他爸爸吵架,彭德怀小时候差点儿被他奶奶召集全族人扔到河里淹死,朱德年轻时当过军阀的手下,也在中学里教学生广播体操为生。徐海东有一天骑马出去,撞在树上将牙齿留在树上……这些个人片段在斯诺笔下被写得颇为生动,但记录这些轶事似乎并不是为了文本生动的需要,相反,斯诺想从这些个人故事中发现他们的成长发现他们的自我,因为斯诺在这九十二天的生活中,发现红军在革命中逐渐抹去了个人印记,而成为集体的一部分。

在斯诺看来,红军军官最习惯说的是:“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这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红军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所有的诉求都凝结为一个集体意识,而在这种集体意识下,个体有关的经历和喜怒哀乐似乎都不存在了,“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共自由同患难成为“红军”这个名词下的动力源泉,所以对于斯诺来说,所有“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大写一定是集体的记忆,集体的意义,以及集体的历史,而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作为“伟大领袖”,虽然斯诺碰到的共产党人没有一个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也没有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所代表的就是一个集体名词,在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自己的出生、求学、革命经历中,斯诺发现,越到后来,个人的印记越来越淡,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古田会议,以及中央苏区的建立,“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在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毛泽东,在这时很难看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音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从我到我们,从个人到集体,从个体的名词到大写的历史,这种转变对于一个西方世界的记者来说,当然会有惊奇,但是当个体成为集体的一部分,成为大写的字母,对于斯诺来说,恰好发现了红军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一场艰难的战争中发现在的精神和品质,而这种精神和品质为之后中国革命的“红色化”以及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通过红军的长征,斯诺说:“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他们战胜的不只是大自然,或者上帝和死亡,而是自己,将自己的个人从革命事业中清除出去,将千千万万的自我凝结为一个团体一股力量;而在和红军生活在西北的所见所闻中,他知道了红军所提供的是当地老百姓最希望拥有的,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这四项经济改革措施为红军寻找到了斗争的最重要目标,那就是群众基础,“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是年轻、精神、训练、纪律、出色的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所以和“白军”相比,红军的“革命觉悟”“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

埃德加·斯诺(1905-1972)

所以在斯诺看来,消除了自我印记的红军变成了一个大写字母之后,也是他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中国社会革命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像奄奄一息,可能为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胜利,原因很简单,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便是觉悟、精神、斗志,和自身融入百姓的忘我品质。所以在总司令蒋介石的围剿中,红军通过长征和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等办法,锻炼了新的意志,也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而作为当时的战局,斯诺也最关心抗日战争,在他对毛泽东提出的十几个问题中,就有关于如何打败日本“这样强大的战争机器”。而毛泽东对斯诺的回答是:“三个条件可以保证我们的成功:第一,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这本在西安事变之后出版的图书也在最后一章着重描写了这举世闻名的事变,红军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整编要求,而国民党也同意共同抗日,不在剿杀红军,而对于这样的一次“国共合作”,斯诺认为南京方面打的“太极拳”看起来人人都“得胜了,但其实是”历史受了骗——给骗掉了一个牺牲品。“

这个牺牲品是不是一种对于外族入侵反抗而带来的政权力量削弱,在斯诺看来,西安事变是一个晴雨表,在这之后,战局其实进行了大转变:

以后的三个月里,西安事变所引起的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最后,局面就完全倒了过来。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像中国旧戏舞台上两个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战败者颓然倒地,表示阵亡,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威风凛凛,极其庄严。

这是一次政治的讽喻?其实在西安事变中,斯诺已经从红色中国出来了,而他对于红军的所见所闻也到此为止,可以说,斯诺还停留在那个禁区,还在那个就是二天行程的“活着”的故事里,而这些故事的主角是那些中国革命的青年们,从故事而来,或者也走不出那个故事了,而这些活着的记忆对于斯诺来说,打开了一扇从未有人触碰的门,“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这种盖棺定论的说法似乎也在隐隐传递着某种个人感情,在《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中,斯诺说:“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公平、客观而无党派之见的报告也是他作为新闻记者所秉承的职业道德,但是耳濡目染中,斯诺似乎也被同化而感动,甚至也在和红军的那些将领一样,慢慢“去个体化”,而成为一个大写的字母。

当那活着的故事已成为历史,这本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的“经典的百科全书”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红色经典”里还有那些珍贵的影像,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八角帽、“儿童团”里的红色小学生、红色苏维埃的工人俱乐部、写有革命口号的招贴画、日墙报画、苏区图书馆、红色合作社,这些用“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拍摄的照片或许是历史中最鲜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