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0 《红星照耀中国》：九十二天活着的故事
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一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
——《第四篇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大写的字母，也是RED STAR OVER CHINA，印在1937年英文初版、1938年中译本初版、1939年英文修订版三个早期不同版本的封面上，它不是隐晦的《西行漫记》，也不用像曾经的那些文本一样，毫无例外地以这么一句收尾：“本书的作者是个资产阶级作家，书中有不少资产阶级的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批判。”大写的字母还有EDGAR SNOW，埃德加·斯诺，《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首次把鲁迅著作介绍的西方的人之一，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是的，他是红色中国的“闯入者”，是中国革命的见证者和传播者，以及“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他弥留之际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说出的那句话是：“我热爱中国。”
埃德加·斯诺的中国之行始于1928年，他作为记者来到上海，1930年后，他遍访中国主要城市。1933，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并结识了鲁迅、宋庆龄等一批民主进步人士。而1936年的6月至10月，他深入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对于这次“红色中国”之行，他或者完全为了自己新闻记者的职业目的，而这种职业初衷却让他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红色中国，那扇门打开了，一个新奇、感动的世界完全融入了他的个人感情，而这也改变了他对于中国的印象。
对于斯诺来说，1936年之前，他对中国的定义是“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这也是西方眼中中国的集体写照，而这种写照当然带着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子，“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国仅是一个不能接近的“传说”，在九年的持续封锁中，谁也不了解那个红色中国的生存状态，他像那些“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一样，充满了疑问：“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对于完全封闭而充满疑虑的红色中国，斯诺要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去闯入这个“禁区”，“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年轻人和老人做向导，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作为简单的行李，以及一辆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这是他破译这个世界疑问的全部装备，从西安到延安，从白色世界到红色革命，从资产阶级政权到西北红都，斯诺的转变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对他而言，这九十二天的行程完全是陌生的、新奇的，甚至是恐惧的。
 | 编号：E54·2121224·0936 |
在安塞，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但是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会用英语对话，周恩来的出现至少对于斯诺来说是一次关于红军都是未受教育者的最初概念的颠覆，他甚至想象不到，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他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在随后的接触中，斯诺完全有了自己的评价：“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作为红军的创建者之一，周恩来身上有着“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对于毛泽东，他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他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对于林彪，他说：“他的首级的赏格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而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不进的结果。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的。”而徐海东，给斯诺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
但是这些印象是斯诺对红军将领群像的一种感性认识，甚至他还用很大篇幅记录了他们生活小事和琐事，斯诺形容周恩来“害羞”，而毛泽东小时候喜欢和他爸爸吵架，彭德怀小时候差点儿被他奶奶召集全族人扔到河里淹死，朱德年轻时当过军阀的手下，也在中学里教学生广播体操为生。徐海东有一天骑马出去，撞在树上将牙齿留在树上……这些个人片段在斯诺笔下被写得颇为生动，但记录这些轶事似乎并不是为了文本生动的需要，相反，斯诺想从这些个人故事中发现他们的成长发现他们的自我，因为斯诺在这九十二天的生活中，发现红军在革命中逐渐抹去了个人印记，而成为集体的一部分。
在斯诺看来，红军军官最习惯说的是：“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这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红军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所有的诉求都凝结为一个集体意识，而在这种集体意识下，个体有关的经历和喜怒哀乐似乎都不存在了，“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共自由同患难成为“红军”这个名词下的动力源泉，所以对于斯诺来说，所有“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大写一定是集体的记忆，集体的意义，以及集体的历史，而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作为“伟大领袖”，虽然斯诺碰到的共产党人没有一个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也没有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所代表的就是一个集体名词，在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自己的出生、求学、革命经历中，斯诺发现，越到后来，个人的印记越来越淡，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古田会议，以及中央苏区的建立，“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在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毛泽东，在这时很难看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音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从我到我们，从个人到集体，从个体的名词到大写的历史，这种转变对于一个西方世界的记者来说，当然会有惊奇，但是当个体成为集体的一部分，成为大写的字母，对于斯诺来说，恰好发现了红军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一场艰难的战争中发现在的精神和品质，而这种精神和品质为之后中国革命的“红色化”以及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通过红军的长征，斯诺说：“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他们战胜的不只是大自然，或者上帝和死亡，而是自己，将自己的个人从革命事业中清除出去，将千千万万的自我凝结为一个团体一股力量；而在和红军生活在西北的所见所闻中，他知道了红军所提供的是当地老百姓最希望拥有的，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这四项经济改革措施为红军寻找到了斗争的最重要目标，那就是群众基础，“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是年轻、精神、训练、纪律、出色的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所以和“白军”相比，红军的“革命觉悟”“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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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德加·斯诺（1905-1972） |
所以在斯诺看来，消除了自我印记的红军变成了一个大写字母之后，也是他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中国社会革命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像奄奄一息，可能为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胜利，原因很简单，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便是觉悟、精神、斗志，和自身融入百姓的忘我品质。所以在总司令蒋介石的围剿中，红军通过长征和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等办法，锻炼了新的意志，也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而作为当时的战局，斯诺也最关心抗日战争，在他对毛泽东提出的十几个问题中，就有关于如何打败日本“这样强大的战争机器”。而毛泽东对斯诺的回答是：“三个条件可以保证我们的成功：第一，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这本在西安事变之后出版的图书也在最后一章着重描写了这举世闻名的事变，红军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整编要求，而国民党也同意共同抗日，不在剿杀红军，而对于这样的一次“国共合作”，斯诺认为南京方面打的“太极拳”看起来人人都“得胜了，但其实是”历史受了骗——给骗掉了一个牺牲品。“
这个牺牲品是不是一种对于外族入侵反抗而带来的政权力量削弱，在斯诺看来，西安事变是一个晴雨表，在这之后，战局其实进行了大转变：
以后的三个月里，西安事变所引起的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最后，局面就完全倒了过来。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像中国旧戏舞台上两个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战败者颓然倒地，表示阵亡，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威风凛凛，极其庄严。
这是一次政治的讽喻？其实在西安事变中，斯诺已经从红色中国出来了，而他对于红军的所见所闻也到此为止，可以说，斯诺还停留在那个禁区，还在那个就是二天行程的“活着”的故事里，而这些故事的主角是那些中国革命的青年们，从故事而来，或者也走不出那个故事了，而这些活着的记忆对于斯诺来说，打开了一扇从未有人触碰的门，“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这种盖棺定论的说法似乎也在隐隐传递着某种个人感情，在《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中，斯诺说：“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公平、客观而无党派之见的报告也是他作为新闻记者所秉承的职业道德，但是耳濡目染中，斯诺似乎也被同化而感动，甚至也在和红军的那些将领一样，慢慢“去个体化”，而成为一个大写的字母。
当那活着的故事已成为历史，这本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的“经典的百科全书”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红色经典”里还有那些珍贵的影像，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八角帽、“儿童团”里的红色小学生、红色苏维埃的工人俱乐部、写有革命口号的招贴画、日墙报画、苏区图书馆、红色合作社，这些用“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拍摄的照片或许是历史中最鲜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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