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羊:阿尔比戏剧集

编号:X44·2150920·1215
作者:【美】爱德华·阿尔比 著
出版:新星出版社
版本:2013年05月第3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24.60元
ISBN:9787513308953
页数:220页

《山羊:阿尔比戏剧集》收录阿尔比的三部代表作。《山羊或谁是西尔维亚?》以剧中男主人公马丁和一头山羊之间的性爱,惊世骇俗地表现了当代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家庭的危机。此剧获得了2002年托尼最佳戏剧等数项戏剧大奖。《在家在动物园》是阿尔比在其轰动世界的处女作《动物园故事》基础上加以增添、改写而成。此前的《动物园故事》创作于1958年,首演轰动一时,被认为其早期代表作。剧中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导致的孤独绝望,为了争一条凳子乃至相互残杀,令人印象深刻。《欲望花园》改编自英国著名剧作家贾尔斯·库珀的话剧《尽在花园中》,此剧因对美国金钱社会的辛辣讥讽而成为阿尔比改编剧中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一部。《山羊:阿尔比戏剧集》是爱德华·阿尔比剧作中文版的首度结集。


《山羊》:所有生物都由铁栏彼此隔开

图丝太太:你们没有经历过死亡的场面,对吗,詹妮?(詹妮摇了摇头)我要抱歉地告诉你们:你们会习惯的!
        ——《欲望花园》

活着的人都不会经历死亡的恐怖,而对于活着的男人和女人来说,死亡不仅是一种看见别人痛苦的旁观行为,更是一种掩盖罪恶的犯罪行为,旁观的时候,他们是逃避者,犯罪的时候,他们是谋杀者,而对于那个经历过战火和难民营死亡的图丝太太来说,死亡完全变成了一种可以操控的象征行为,“你们应该经历当年战火中的伦敦。你们就会理解什么是死亡……暴行……以及难民营中死亡肆虐的那些黑夜。在死亡与垂死的煎熬之间,人们总是选择前者。”只是,在煎熬中最终选择死亡,不是一种真正的逃避和解脱,而是将灵魂沉入再无救赎的真正异化世界里。

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是男人们和女人们,是干着丑恶勾当的妓女们,和对妻子不再追究的男人们,是手里拿着大把的钱的掮客,是获得利益可以住在花园里的“幸福家庭”,当凶手变成一个群体,对于一个人的杰克来说,死亡不仅是必然的结局,而且再无被发现的可能,被埋在这个花园里,一切的罪状都会被掩盖,“草会长高,土会变肥,不久——最终——花园里会……一切如旧。”一切照旧是将死亡抹去的悲哀,但是真正的悲哀并非是杀人者逃脱罪恶的惩罚,而是死亡的杰克把自己的死亡看成是一种报恩,就像他将自己的遗产全部留给詹妮和理查一样,充满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祝福,“还记得我曾说过,我改了遗嘱,把我的遗产全数留给理查和詹妮吗?这是真的,我没开玩笑。一千一百万,一分不差,还有我这所房子,还有在拿骚的房产,都属于他们。”是一种讽刺,是一种悲哀,即使想到这样的失踪会在七年之后正式宣布死亡,他也希望在警察的调查中“编得天衣无缝”,从而将一千一百万的遗产真的变成他们的财产。

“我想他们会度过这个难关。”杰克的祝福似乎是一种自我牺牲,而当花园长出新的草,死亡完全会被遗忘,这样的死亡为什么会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实现?死亡是一种象征,就像金钱是一种象征,爱情是一种象征一样,完全在灵魂之外变得理所当然。杰克只是因为迷恋着詹妮,这个每次趁着詹妮的丈夫理查出门才以“晾在外面的内裤”的暗号约会的男人,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于詹妮来说,爱仅仅是一种物质的满足。一座花园,一种生活,是呈现在社会表面的虚幻,那个俱乐部,那座豪宅,以及那场聚会,像极了富贵的生活,而其实,对于詹妮和理查来说,这不过自欺欺人的存在。实际上,在这表面风光的背后却是入不敷出的生活,他们抽的是低质香烟,每次还要讲烟盒上的优惠券撕下来去买打扫屋子的吸尘器,“你参加那个俱乐部,回请那些人的晚餐,要不是那俱乐部,你同他们素不相识,可你加入俱乐部,还在那儿学打网球,这都是因为你非要搬进这么一个人人都属于俱乐部的地方。”丈夫理查是在抱怨,四十三岁的他甚至连台电动割草机都没有。但是抱怨的后面不是反抗,而是妥协。当他得知詹妮被图丝太太诱惑着去干妓女所从事的那种肮脏工作的时候,他是愤怒的,“你是我的妻子,罗杰的母亲,你却成了一个卖淫的娼妓!”但是在詹妮看来,这一切的根由不是因为自己的淫恶,而是因为缺钱,“我在说钱——钱害得你我争吵。钱是一个衡量标准,衡量一个男人价值的标准!”

用自己的身体换来的四万九千元“报报酬”可以让自己的花园依然豪华,可以让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可以在家里举办盛大的宴会,但这只是一个“欲望花园”而已,而那些被邀来的女人其实都成为图丝太太金钱诱惑下出卖自己的人,这是最大的戏剧性,而其实这种戏剧性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普遍性,可怜的贝丽尔、亲爱的辛西娅、骄傲的路易丝、以及亲爱的詹妮,都拥有着一样的欲望花园,有着体面的生活,有着和谐的婚姻,也有着大把的金钱,而这种拜金观对于那些丈夫来说,也和理查一样,曾经有过恶心,有过愤怒,有过咒骂,但最后却都在那金钱面前投降。

被金钱控制的生活,被金钱奴役的婚姻,被金钱劫持的感情,而对于用绘画积攒了大笔钱的杰克来说,也在默认着金钱世界的价值,“钱除了钱,还是一种象征。一张印刷了的纸……这纸加上墨水还不值四分之一美分……可没有它,这世界就要停止。”所以即使在花园里他识破了图丝太太的罪恶勾当,即使他在众人的围攻中无路可逃,甚至即使在他被闷死之后幻化成一种对观众言说的鬼魂,也依然对死后的金钱最终归属充满了期待。本身就是立下的遗嘱,对于杰克来说,死亡倒成了一种成全的方式,而这种讽刺带来的戏剧性将一个异化的社会赤裸裸呈现出来。

没有爱情,没有灵魂,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只是金钱统治下的奴隶,只是欲望花园里的木偶,而在活着的另一边,死亡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悲剧性。但是在杰克的自我牺牲之外,死亡还以另一种方式出现,那就是他杀。《山羊或谁是西尔维娅?》以一种疑问的方式开启了变异下的另一种死亡,一只山羊之死到底会又怎样的荒诞性?当马丁的妻子斯蒂薇拖着那只叫西尔维娅的死羊回到丈夫身边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于他们的爱情是一种解救还是更大的毁灭?“羊的喉颈被割开;斯蒂薇的衣裙,手臂上流满鲜血。”斯蒂薇是凶手,她杀死了一只山羊,而山羊似乎并不只是一只山羊,它有个“西尔维娅”的女人名字,它和马丁有着灵魂的交流,更让斯蒂薇不能接受的是,它变成了她,变成了马丁的情人,变成了灵魂的寄托者,变成了爱情的沟通者,变成了欲望的满足者,并在一种“操”的动作中完成了升华。

爱德华·阿尔比:习惯死亡就是习惯异化

马丁在同性恋儿子那里变成了“操山羊的”人,在斯蒂薇那里变成了“严重分裂的兽奸者”,在40年的朋友罗斯那里成了亵渎公众形象和忠贞爱情的破坏者,马丁完全被推在了世俗标准的反面,没有人能够接受,也没有人可以宽恕。但是这种“兽交”性行为在马丁那里却变成了一种崇高的灵魂对话,在经过那个农场的山顶上,在那堆满瓜果菜蔬的车上,以及在山羊的眼睛里,马丁似乎看见了一种爱,“那是……我从未有过的感觉;它是……那么……震撼,那么……奇妙!她就在那儿,看着我,用她那双眼睛,而且……”在马丁的世界里,山羊的眼睛是清澈的,是信任的,是真诚的,是无暇的,而正是这样的感觉,使得他将它叫做“她”,命名为“西尔维娅”,以及完成了“操”这个动作。

这是一种异化,山羊成为情人,成为爱人,成为灵魂的交流者,对于马丁来说,完全摆脱了那种兽性,“一个灵魂!!你不知道这区别吗?不是一个阴道,一个灵魂!”在马丁看来,操不是针对一个山羊的阴道,而是指向一种互相交流的灵魂,甚至超越了对于妻子斯蒂薇的爱。而这样一种不齿的行为,在旁人的目光中,完全变成了一种变态,是对于现实秩序的讽刺,是对于家庭生活的颠覆,是对于公众形象的破坏。而在西尔维娅出现之前,马丁的生活是和谐的,是风光的,在事业上,迎来五十岁生日的他获得了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最年轻的得主,同时被选中担任世界城的建筑设计师,这是荣誉,这是成就,他完全可以在罗斯的采访中变成公众视野中的杰出人士。而在感情生活中,他有一个爱他的妻子,斯蒂薇是一个占有全部身心的女人,即使儿子比利是个同性恋者,对于家庭来说,也充满着一种自豪感,“不管怎样,你让我比其他孩子感觉好得多,好过许多他们的’妈和爸‘,就我所知,你让我接近;我们希望的成人生活,循循善诱。看到两个人那样相亲相爱是那么的美好……”

可是,这样的荣耀,这样的幸福,这样的美好,却在西尔维娅到来之后,走向了解体,“直到昨天,直到灾难降临!”马丁把山羊叫做西尔维娅,甚至将她放在和斯蒂薇一样的位置上,他对比利说:“我只爱过两次——你妈妈和……西尔维娅。”将山羊和妻子放在同样的地位,对于妻子来说,无疑是一种亵渎,一种毁灭,在她看来,甚至马丁出轨爱上别的女人,都可以接受,因为至少对于感情来说,还有可以修复的余地,但是丈夫却在一只山羊面前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但你告诉我你同时爱上我和一头畜牲——我们两个!——均等地?同样的方式?你从我的床上——我们的床上……”对于斯蒂薇来说,丈夫是不可理解的,是丑恶的,甚至就是变态的,“你浑身充满了我闻都不敢闻的臭味”,在这样的隔绝中,马丁依然想证明自己想要的不是一个女性的阴道,不是变异的兽欲,而是灵魂的交流,而是一种对自我孤独的拯救。

在表面风光的生活背后,马丁或者就是一个孤独症患者,五十岁似乎已经衰老,感觉到心力疲乏,“就是我什么也记不住。嗅觉退化!接着就是味觉!触觉,听觉。哈!听觉!”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中,马丁或者自己都不知道生活出了什么毛病,而在那农场,那自然,那瓜果,那眼睛里,他似乎一下子发现了原本没有存在的美好,所以他完全不把西尔维娅当成是一只不会说话不会爱的山羊,而是感觉到了一种默契,一种交流。马丁或者并不是一个异类,在AA制的俱乐部协会里,那一只鹅,一只牧羊犬,都变成了那些人情愫的欲望满足的对象,而他们似乎都和马丁一样,在异化的生存中挣扎,那个跟牧之羊犬的女士,是因为在12岁的时候被父亲和哥哥强奸了,“然后……不断地被强奸,一个强奸,一个看着,她告诉我们……”而“和鹅的那个男人……丑得吓人——我简直没法看着他——我想他觉得自己水远找不到……”。他们都是别无选择,他们都在一种挣扎中逃避现实,而马丁似乎看起来没有滑落到这样的地步,但是对于他来说,幸福、和谐、美好也都是一种表象,在内心世界里他或许并不需要这一切,或者说,这些所谓的外部世界也将他异化了,他把山羊西尔维娅当成是自己的情人,当成心灵的交流者,而实际上,他也成为了一只山羊,一只叫马丁的山羊。

而斯蒂薇杀死西尔维娅,是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最后的尊严,甚至是为了维护人类最可怜的规则,自己和山羊被放在同样的位置上,在同一张床上,被同一个男人满足欲望,对于斯蒂薇来说,无疑是一种毁灭,不仅是感情的毁灭,甚至是人性的毁灭,所以对于她来说,她只有把这个敌人杀死,“她爱你……你说的。爱得跟我一样深。”那鲜血淋淋的死亡背后看起来是斯蒂薇的胜利,实际上她也和马丁一样,在异化中变成了另一只山羊,一只叫斯蒂薇的山羊。

山羊是无辜的,是被杀的牺牲者,而其实,在这个全面异化的社会中,似乎所有人都可能变成马丁,变成斯蒂芬,变成和山羊一样的男女。斯蒂薇和西尔维娅,妻子和山羊,构成了两种生物类别,两种价值体系,两种感情归宿,这两种世界对应的其实就是另一个戏剧:《在家在动物园》,在家是和谐是美好是幸福,纽约曼哈顿的彼得家里,就呈现出中产阶级的光鲜一面,拥有稳固的爱情,拥有爱着的妻子,拥有稳定的工作,拥有可爱的儿女。但是“在家”的生活却总是有些“应该谈谈”的危机感,彼得似乎和马丁一样,在生活中感觉到劳累,感觉到生命的衰退,似乎总在遗忘中。在和妻子安娜对话中,也总是会隐约地触及到那种已经被物化的欲望,一个玩笑地说是“考虑割掉我的乳房”,一个却说“我在想我的包皮没了”,甚至他们谈到别人的婚外情,看起来他们并没有出现异常,但是在生活表象下却有着难以摆脱的焦虑, “反正,有一种刺激感——假装第一次做某事。虽然有趣,但我觉得没有帮助,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困境。”

这是大多数家庭的生活现实,“大体上……大多时候是这样。我们的活好过大部分家庭;我们从未碰壁;我们的场院一片碧绿地平整而生机盎然,只是不时地出现黄鼠的洞穴。”而正是这样的大多数,这样的正常生活,将“在家”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妥协,而在这妥协之下,谁都看见了那隐藏的危机,安娜说:“龙卷风!我们听到它狂啸着卷来——那惊天动地的呼啸声我们从未听到过,但我们知道它来了!”真的来了龙卷风,从“在家”到“在动物园”的场景转换中,杰瑞似乎就是以一种闯入者和破坏者的身份影响到了彼得的生活,这个在寻找动物园的男人,没有像彼得一样的生活:“我没有妻子,没有两个女儿,也没有猫和鹦鹉。我也有东西,我有梳洗用具、几件衣服、一只我不该有的电炉、一把开罐刀,你知道,可以挂钥匙圈上的;一把刀、两把叉子、两把汤匙,—大一小;三只盘子、一只茶杯、一只茶碟、一个酒杯……”甚至自己的“好老爸和好老妈早死了”,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他的爱情总是只有一小时,他的生活就是在动物园前观察别人,而他的遭遇是在一个疯狂泄欲的房东和一条凶恶的狗的控制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杰瑞似乎远离那种文明,远离美好,远离和谐,像一种动物的生活,被隔开在人类之外,所以,他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在人和动物之间建立联系,“我去动物园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人与动物的生存方式,动物与动物以及动物与人的生存方式。这考察可能不太公平,所有生物都由铁栏彼此隔开,动物大都相互隔开,人与动物总是隔开。”

“所有生物都由铁栏彼此隔开”,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似乎都生存在这样一种隔离状态中,而彼得似乎作为一个人远离动物园的生活,“在家”变成了他的一种庇护,而当他和杰瑞争吵之后,他也希望用警察这种权力工具和制度来解决争端,所以杰瑞对于他的讽刺实际上就是对于人类的讽刺,“为什么?你有了这个世界上你要的一切,你给我说了你的住所、你的家庭,你自己的小动物园。你有了一切,你现在还要这椅子。这些就是人们奋斗的目标吗?告诉我,彼得,这凳子,这椅子,这铁架、这木条,就是你的荣誉所在?就是你在世间为之奋斗争的目标?你还能想出比这更荒诞的事吗?”人类的荒唐在于像动物一样的欲望面前,却时时隐藏,没有勇气揭开虚伪的一面。但是在最后的争执中,杰瑞却拿出了一把刀,丢给彼得之后,甚至冲上去将尖刀刺进了自己的胸膛,这突如其来的一刻怔住了彼得,这是杀人,但杰瑞显然是用自杀的方式完成了,“彼得,现在我要告诉你,你不是个白痴,这没什么,你是个动物。你也是个动物。但现在你得快些,彼得。快,你赶紧走……”杰瑞无非是要借人类的手,将自己推向死亡,而这种死亡对于杰瑞来说,或者也有身心的痛苦,但一定是解脱多于痛苦,而真正震撼的是彼得,“哦,上帝啊!”在一生悲号中,彼得离开。而这样的离开毋宁说是逃避,他实在无法直视在面前的死亡,也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罪责。

彼得终于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人,但这无非是自欺欺人的感觉,杰瑞把他叫做动物,也就是把那些大多数叫做动物,而在这种他杀和自杀的双重动作中,杰瑞其实是构建了一种双重意义,死亡是肉体的终结,也是灵魂的转化,死亡是生存的悲剧,也是逃避的方式,死亡是无力的反抗,也是直面异化的勇气,只是在这样一个异化的社会里,当死亡变成习惯的时候,当自杀和他杀都变成通向救赎之路的时候,那个马丁和斯蒂薇,彼得和安娜、詹妮和理查,是不是会触摸到早已经遗忘的灵魂?是不是会拆除隔开彼此的铁栏?或者这并不是一个家庭一对夫妻的困境,而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集体病症,就像杰克所说,“钱除了钱,还是一种象征。”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象征。

无欲的悲歌

编号:C38·2150920·1214
作者:【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3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37.90元
ISBN:9787208113695
页数:357页

“星期五深夜,A地一名51岁的家庭主妇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这是克恩滕州《人民报》的一条消息,这是彼得·汉德克笔下的悲剧。51岁家庭妇女自杀,而“我”作为叙述者立刻要义不容辞地撰写自己母亲那“简单而明了的”故事。母亲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小农环境里,接受的是无欲望、秩序和忍受的道德教育,她最终依然无法逃脱社会角色和语言模式对自我生存的毁灭,于是自杀成为她无可选择的必然归宿。在对这个女人命运的回忆中,她那受制于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的生存轨迹自然而然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作者以其巧妙的叙事结构和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表现了母亲生与死的故事,其中蕴含着一种启人深思的愿望,一种值得向往的生存,一种无声质问社会暴力的叙述之声。《无欲的悲歌》由两部小说组成,包括《无欲的悲歌》和《大黄蜂》。


《无欲的悲歌》:我看见一个女人走进公墓

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成为一类人:从战前的变为战后的,从乡下土包子变成城里人,对这类人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高个儿,苗条,深色头发。
    ——《无欲的悲歌》

谁是那一类人?是克思滕州《人民报》周日版的“综合新闻”消息里那个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的家庭主妇,A地G县是她的出生地和死亡地,51岁是她离开世界的年龄,当这些个人信息在一张报纸上被公众阅读的时候,对谁来说都可能只是一个可以完全忽略的事件,唯独对于我来说,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而这样特殊的意义并非是极度的悲伤,而是关于死和亡故带来的玩笑,是玩笑变成的愉悦,就像是007电影里表现的那样,充满了某种戏谑和味道。

可是,她是我的母亲。母亲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是一个象征着爱与保护的角色,一个有过爱情和婚姻的女人,可是最后却成了她,成了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人,甚至成为了必须取消个体意义的“一类人”,这一类人从战前到战后,从乡下到城里,从出生到死亡,从孤独到遗忘,当51岁的人生最后以非个性化的葬礼仪式完成死亡的归属之后,她作为母亲之间似乎也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高个儿,苗条和深色头发,这些外部特征只是这一类人的描写,它无法深入一种叫做母亲的孤独和对爱的渴望,在临时的意义上成为他们,她们,甚至它们。

似乎从家族传统来说,就在一种被取消了个体意义的生存中开始的,外祖父的前面数代都是一无所有的长工,他们寄人篱下,他们没有遗产,“惟一的财产就是要跟进坟墓里去的节日礼服。”所以,在这样的生活中,“积攒”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方式,积攒是为了生存,积攒是为了死亡,积攒压抑个人的欲望,积攒变成无法改变的命运,甚至希望子女也能继承这种“骇人的无欲无求”。看起来,积攒意味着对于财产的保存,是对于自我生存的最低要求,是为了满足某种欲望,但是在形成了传统的积攒体系中,个人已经慢慢变成了一种工具,所以即使后来他活下来的儿子成了木工师傅,可以雇佣工人,也获得了财产,甚至可以喝酒、娱乐,但是,积攒的习惯已经无法改变,一生似乎都要在这样的体系中被命名。就像当地女孩们常玩的一个游戏一样,人生的过程就浓缩成这样一条轨迹:累了/倦了/病了/病重了/死了。

积攒而累,积攒而倦,积攒而病,以及积攒而死。可是,母亲似乎要打破这如游戏一样的人生轨迹,她的童年想上学,因为只有上学才会让她感到自我的存在,“我自觉了”是一种追求,在积攒的世界里,变得另类。于是离家出走,于是寻找释放自我,于是寻找爱情。“约会,跳舞,聊天,打趣——对性的恐惧就这样被掩饰过去,‘没有我喜欢的’。工作,娱乐,心情沉重,心情轻松,收音机里的希特勒声音很好听。”没有我喜欢的,却是一种喜欢,一种自我。但是“收音机里的希特勒声音很好听”,这不是娱乐,也无关工作,而是一个错乱的时代,一场彻底消灭自我的战争。

1938年4月,注解成“德国人说赞成…!”而在十年之后的1948年初夏,则和“没有合法证件”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起先她是兴奋和激动,而后来是被迫离开东部管制区。这是战争的起伏,是战争的改变,远比“积攒”的生活方式更压抑和毁灭个性。1938年兴奋是关于集体主义的狂欢,那个世界是神奇的世界,“一个之前只在广告里看见过的世界。”虚幻变成现实,远远没有接纳一个个体的人,所以在那第一次的爱情里,母亲爱上了德国党员同志,唯一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没有另一个的一个,“生活教会她的爱情只能固定在一个不能更换、无法替代的对象身上。”可是在集体狂热的岁月里,爱情真的是一种无法替代的感情,是一种释放自我欲望的满足?战争带走了母亲的爱情,带走了母亲的婚姻,带走了母亲的“自觉”,也带走了母亲的个体。

彼得·汉德克:被重新命名的叙述者

先是德国党员的离开,接着是她去柏林找到了他,接着是他又嫁给了德国防卫军的士官,接着就是战争结束,以及婚姻结束,“那个男人也忘了自己曾经因为打赌追求过她,和一个女朋友生活在一起。”创伤似乎是隐匿的,对于母亲来说,她以针刺的方式流掉了孩子,或者偷偷打掉了孩子,尽管在1948年回到出生的地方时,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但是这些孩子和爱有关吗?母亲又会回到自己追求理想和自觉的出发地吗?战争无形之中改变了一个人,甚至比积攒更为压抑,更为骇人,无欲无求的生活让母亲成为一类人,一类从战前到战后的人,一类从乡下到城里的人,一类有过集体狂欢虚幻的人,一类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的人。

“一个小人物通过成为某一类人摆脱了自己那丢人的孤独和孤立无援,失去了自我,却成了某个人,即便只是临时的。”是的,母亲曾有过寻找自己的反抗,从童年要上学而离家出走来说,她的骨子里是抗拒压抑的,甚至当战争之后她学会抽烟,开始酗酒,甚至数次堕胎,无非是对于现实的不满,但是这种不满是盲目的,甚至是自我牺牲的。自我牺牲对于那个自我来说,当然是一种毁灭,最后的意义依然是回到了一个类。类是“不再需要人,有物就够了”,类是“对于贫穷却只剩下象征而已”,类书写了一种“当时——后来”,“因为——尽警”,“是——变成——一无所成”的人生秩序,类甚至是在最后追求人生尊严而无望的时候变成了“用人作道具的大自然剧”,当极端的表达欲望与极端的无语碰到一起,即使阅读、看报,也只是在寻找一个类的模式,“她把每一本书都当做对自己生活的记录来读,在阅读中苏醒,通过阅读生平第一次袒露自我,学会谈论自己。”

这种寻找和谈论,是一种反讽,因为没有自我才寻找自我,因为寻找自我才发现更没有自我,在恶性循环中,她没有爱好,没有偏爱的东西;她不再做填字游戏,不贴照片;她不参与社会活动,害怕冬天;她的头剧烈地疼痛,吃不下药……“我根本就不是人了。”一种是自我存在的逐步消解,另一种是身体戕害带来的自我毁灭感,“我自言自语,因为没法跟任何一个人说些什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部机器。我很想坐车去个什么地方,但是天一黑,我就害怕自己找不回来。”迷路而迷失,而在身体彻底走向死亡之前,那唯一能感到自我存在的则是在平静中享受死亡的幸福,“终于能够安安稳稳地睡去了。”

“也许有别的绝望类型,我们对此依然一无所知,人们也没有意识到。”连绝望都找不到别样的意义,连死亡的仪式都没完成个性化,母亲在死前寄的挂号信里是遗嘱,但是从432号到442号的序列中,不是标注着不同,而是制造了混淆,“这和我脑海中的那个数字如此相像,猛看上去竟让我产生了混乱,一时间以为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所以对于“无语的悲歌”来说,死亡是自己最后的确认,“她把自己的秘密带进了坟墓!”那些秘密里有压抑,有孤独,有恐惧,有苍老,但是在无欲的世界里,仿佛和积攒的生活一样,如战争的岁月一样,最后只留下“A地(G县)一名51岁的家庭主妇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的消息,而那些真正的秘密只在坟墓里,在自我的最后归宿里。但是关于母亲的一切到底有多少是现实的存在,到底多少是虚构的焦虑?无欲是不是母亲一直以来的常态,秘密是不是真的被送进了坟墓?在我曾经邂逅自己父亲的那种经历来看,我并没不是在母亲的意义上成为我自己,实际上说,我只不过是另一个符号,另一种类别——叙述者:“由于我只是描述者,无法扮演被描述者的角色,所以也就不能产生那样的距离感。我只能和自己保持距离,母亲却无论怎样也不能像我平常对待自己那样,变成一个使人振奋同时内心激昂、越来越快乐的艺术人物。”

叙述者把她变成了一个51岁自杀的家庭主妇,把她写成在集体狂欢的战争年代品尝了苦涩和恐惧的母亲,把她描述成一个只在类别意义上具有符号特性的人,叙述者是虚构者,是闯入者,是梦境制造者,也是“我看见一个女人走进公墓”的旁观者。女人,死亡,叙述,在《大黄蜂》里,完全变成了一种类别化的书写,那里有我,有弟弟,有妹妹,有父亲和母亲——可是,为什么她自始至终都被叫做“那个女人”?那是一个十一月的日子,下雪的日子,寒冷的日子,坐在火炉边取暖的日子,或者是夜里有轰炸机飞过的日子,这是确定的时间;那里有一个弟弟,拽藤条道的弟弟,用指甲刮玻璃的弟弟,星期六回到家里的弟弟,以及在河里淹死的弟弟;那里有一个妹妹,念叨着大衣、熨斗、飞蛾和灰尘的妹妹,照见镜子中自己的妹妹,拍摄了哥哥照片的妹妹,模仿淹死的哥哥的妹妹;那里有一个父亲,驶向池塘的父亲,拔出刀剁碎水蛭的父亲,喝醉酒的父亲,以及有一个母亲的父亲。

可是我呢?只不过是一个叙述者,叙述者是一种类别,“我”就是“他们”,他们是我:“我妹妹说,十一月那一天,我的眼睛瞎了。两个当兵的开了一辆军车,穿过深深的积雪,不知从哪儿把我拉了回来。”他们是他:“关于上学的路,有三句话成了口头禅:我去修道院。我去易伯塞。我去下面爬一座山。”他们是叙述者:“当叙事者妹妹从热锅里拿出一个土豆扔给叙事者时,父亲在船上拔出了刀。当叙事者把热土豆从一只手滚到另一只手还不断吹着手指时,父亲在船甲板上把水蛭剁碎了。”叙述者是一种命名,关于声音的命名,“声音的名字”里有窗帘的飘动,有哗啦啦,有嚓嚓声,有嘎吱声,有当啷声,有嘶嘶声,有簌簌响,有啪嗒声;有关于动物的命名,是马眼睛上的虫子,是一只瘦骨嶙峋的猫,是这些都长翅膀的蚂蚁。可是,关于叙述者,关于声音,关于动物,关于自行车,关于柴棚,关于火炉,其实所有的命名只不过是走向“名字的丢失”,“他的名字被写在一堵墙上。有人骂他犯了法,做了不光彩的事,或者说,身体有缺陷。”“他的名字会出现在电影院的墙上。不过,—个否定事情的人并不一定是撒谎:他只是不认可别人强加给他的东西而已。”

名字的丢失,只不过是再次取消命名,它和当初的命名一样,是一种虚构,所以看上去是盲人,最后就是盲人,“谁也没有从镜子里看见过盲人的脸。”而关于那个不被命名的女人呢?她却像在真实中存在的个体,在无名中自我命名。“女人的出现”时,她问起了这个人的父亲,以及问儿子是否已经吃饱;她被我看见走进了公墓,然后被人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她在房间里睡觉,“她挡住了别人的路。”她得了严重的恐水症,她问为什么要现在去镇上,而那两个真实的名字马蒂亚斯·贝尼迪克特和格里高尔·贝内迪克特也总是出现在她的故事里。是的,对于她来说,连死亡也都有了最后的意义。而所有这一切的无名化的命名,也都是在抹除叙述者的虚构,“因此,他说起自己的遭遇时,就像在说别人的遭遇一样:即使别人在考虑朝哪个方向迈起步子时,思想也会矛盾的。特别是因为他失明了更是如此,这也许只是编造出来的。”所以用“人”代替我,用我代替人,用他代替我,而无论是何种代替,也都是要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就像把母亲藏在“这个女人”的类别之后。

为什么隐藏?为什么无名?因为像战争一样的死亡,像盲人一样的虚构,“战争并不是消磨时间。它是为了一个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严肃手段。它让一切事态更难以把握,并且干扰事件的进程。战争是偶发事件的领地。”所以关于存在和死亡,关于睡去和苏醒,关于命名和丢失,都在一种真实之外的时间里:“他说道,是明白事理的时间,头脑清醒的时间,冰期的时间,战争的时间,他说道,不合适的时间。”把时间藏起来,把自己藏起来,把母亲藏起来,只留下叙述者,只留下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以描写一条小路开始的,一个人领着儿子走在路上,正在寻找一位失踪的兄弟”;那个故事“并没有完全讲清楚这位少年是怎么失明的,只是多次提到当时处于战争状态”;那个故事“的细节都来源于他的记忆。他独自构思了这个简单的框架,并且还信以为真。幸好他只保留了结尾”。是的,盲人是叙事者,盲人虚构了命名的方式,盲人在回忆中讲述战争,但是对于盲人来说,叙述就像是面对一面镜子,“瞎子不可能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如果瞎子在照镜子,那就等于没有人在照镜子。”

不是象征,而是一种反讽,盲人的叙述只是要将一个类的故事写出来,用镜子,用虚构,用无用的隐藏,而其实,即使“这本书出人意料地以描写晚餐而结束”,最后的一页并非真的是那种“无法得到描述的”黑夜,而是在记忆中断中,盲人看见了新的故事,弟弟走在结冰的雪地上:“我呼喊他时,他滑倒了。他抬起左脚时,右脚滑倒了。他抬起右脚时,左脚也明显滑倒了。他跑动时,双脚都滑倒了。冰层下面的雪里夹杂着厚厚的泥土。”看见冰层,看见泥土,以及看见没有淹死的弟弟,在独自找到的出行动作的规则里,一个人走向远方。于是,不被命名为类别的故事真正产生了,“你不是走进来,你不是进人现场,更确切地说,你是穿过那些目光。没有人在场。”

哲学的艺术

编号:H43·2150920·1213
作者:【法】波德莱尔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1年12月第3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20.90元
ISBN:9787532755691
页数:260页

“水的样子使这个头脑迟钝的家伙欣喜若狂。过了一会儿,这个酷爱自然的人将寻找他的女人,不过,他再也找不到了。”波德莱尔对于英国漫画界的丑态进行了揭露,而这种对于极端论者的揭露其实是波德莱尔对于十九世纪艺术发展的一种宣言。十九世纪,日本浮世绘在欧洲画家中盛行一时,由此而衍生出的漫画开始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登上历史舞台。选自《美学珍玩》的这部艺术批评,收集了波德莱尔7篇艺术评论:《哲学的艺术》、《一八五五年的沙龙》、《论笑的本质》、《论几位法国漫画家》等。波德莱尔极力推崇色彩和想象力,他认为:“对一幅画的评述不妨是一首十四行诗。”


《哲学的艺术》:一种力量引入新生命之中

从艺术的观点看,滑稽是一种模仿,而怪诞则是一种创造。滑稽是一种混有某种创造能力的模仿,即混有一种艺术的理想性。
        ——《论笑的本质并泛论造型艺术中的滑稽》

笑是不是就是一种滑稽?如何笑才能变成滑稽?当约瑟夫·德·迈斯特说“智者发抖的时候才笑”的时候,是智者发抖而笑,还是因为笑而害怕欲念;当《保尔和薇吉妮》里的主人公薇吉妮在看见一幅漫画之后,是不是被恐惧和痛苦代替了纯洁好饿天真?当梅莫特笑的时候,是不是在“令人胆寒肠断”的笑里看见了灾难?高贵的笑,天真的笑,基督教正统世界里的笑,带有灾难预示的笑,此一种笑和彼一种笑,在多大程度上会进入艺术的领域?而那些漫画家创作的漫画,是在模拟一种怪异的动作还是在制造一种超自然的幻象?

从笑到艺术,似乎只有通过那些漫画得到展示,而不管是速写了芸芸众生粗俗形象的卡勒·维尔奈,还是应时而专一的爱国者漫画家夏莱,无论是激烈像政府开战的杜米埃,还是把自然变成世界末日的格朗维尔,不论是法国本土的漫画家,还是拥有古怪的偏见的外国漫画家,波德莱尔似乎就要从漫画作品中提取那笑的意义,而在笑的画作上,他的第一眼就是如何表现一种滑稽:“我只想就戈雅引入滑稽中的那种极罕见的成分补充几句:我指的是幻想。确切地说,从法国方式的角度看,戈雅毫无特殊个别的地方,既没有绝对滑稽,也没有纯粹有含义的滑稽。”否定的意义不在于从法国式的角度看待异域特色作品的不足,更在于寻找到漫画里那些滑稽元素的空白,就像一个应该被安排好的位置,但是在那些善良的、公正的、斗争的、迷人的漫画作品里,滑稽却走向了一种世俗的合理性。

“智者发抖的时候才笑。”引用约瑟夫·德·迈斯特的这句话,似乎是波德莱尔拿起世俗合理的第一个武器,何为智者?智者代表着一种宗教价值,他是执行上帝意旨的人,而当这个上帝的使者发笑的时候,是一种害怕还是一种拒绝?发笑和发抖是同时发生的,还是一种递进?其实在波德莱尔看来,这句含有基督教性质的格言其最大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隐秘的矛盾”,也就是说,只有化身为肉身的圣子才是智者,而智者发笑是一种对于尘世害怕的态度,在本质意义上,智者从来不应该笑,当从基督教意义变身为世俗意义的时候,笑就成为疯子的特性,包含着无知和贫弱。

隐秘的矛盾几乎将这句格言颠倒过来,正式因为人类的笑,代表了一种肉体的堕落和精神的退化,正是代表了眼镜和嘴从戒律和善恶世界里品尝到了笑和痛苦,正是遭遇到了一种和眼泪同样重要的灾难,所以智者开始发抖,所以智者开始成为肉身的凡人。而笑的作品也在俗世意义仅仅代表它所表现的事实之外,又具有了神秘的、持久的、永恒的成分,而这种成分在人身上引起的不可抑制的笑,代表着诸多的可能。当纯洁和天真的薇吉妮看见漫画笑了的时候,她就开始堕落了,而这种堕落却让她意识到了自己的优越性,波德莱尔将这种优越性成为知识的力量,而著名的旅行者梅莫特带着嘴巴咧到耳根的笑容,其实是因为器官受不了他的思想,而笑终究变成了一种活生生矛盾的展示——当薇吉妮在堕落中看见了优越,当梅莫特在矛盾中看见了灾难,笑也便区分了它的意义:“笑是无限的高贵的标志,也是无限的灾难的标志,无限的灾难是针对人所设想的绝对上帝而言,而无限的高贵则是针对动物而言。”

其实,上帝和动物,高贵和灾难, 建立的是关于笑的模式,那就是笑不仅在于笑的人,还在于笑的对象,正因为有对象的存在,不管是上帝还是动物,都使得笑变成了一种滑稽,这是一种真正的笑,强烈的笑,而笑的对象并不是同类的软弱和不幸。波德莱尔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滑稽,一种是绝对的滑稽,一种是普通的滑稽,绝对的滑稽是怪诞,绝对的滑稽也是站在普通滑稽的反面,也就是说,滑稽如果是一种模仿,那么怪诞则是一种创造,“一种混有某种创造能力的模仿,即混有一种艺术的理想性。”滑稽而指向艺术,就是在实用和合理性之外,又有了诡异的幻想,又有了眩晕的感觉,又有了超自然的幻象,而波德莱尔定义绝对滑稽的时候,也强调了笑的理想模式:即存在于笑者身上,也存在于观者身上,既有滑稽的产生,也有滑稽的爆发,甚至还有滑稽的分离,而凡此种种,就是建立一种矛盾体系,怪异不是拒绝,而是将一种力量引入到一个新生命之中,“艺术家只有在具有两重性并且了解他的两重本性的所有现象的条件下才是艺术家。”

波德莱尔:艺术的创造力是为了让另一些人发抖

笑而绝对滑稽,绝对滑稽而成为艺术,波德莱尔试图建立关于笑成为造型艺术中的滑稽这一图式,而一八五五年世界博览会美术部分的批评,便成为他阐发艺术美的一个通道,在那里他发现了怪诞,发现了绝对滑稽,发现了美,法国学派的主要大师安格尔的画作中有屈从吗,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英勇的奉献,一种与古典理想结合而产生的“古怪的魅力”;而欧仁·德拉克洛瓦的三十五幅画,让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充实的生命,一种对艺术的执著的、持续的爱,《但丁和维吉尔游地狱》和《十字军》这两幅画制造了“悲剧和梦幻融入一种神秘的整体之中”的美。

“美总是古怪的。”波德莱尔认为,美包含着天真、无意和不自觉的古怪,古怪是对于现实的超越,对于正统的颠覆,对于世俗的否定,“我赞赏一幅画经常是单凭着它在我的思想中带来的观念或梦幻。”而古怪呈现的绝对滑稽,呈现的怪诞,则使得观念进入到一种梦幻之中,而这种梦幻所终结的就是平庸:“如果所有要表达美的人都遵守那些宣誓教授的清规戒律,那么美本身就要从地球上消失,因为一切典型、一切观念、一切感觉都混同在一个巨大的统一体中,这个统一体是单调的,没有个性的,像厌倦的虚无一样巨大。”

一八五五年世界博览会美术部分是波德莱尔通向那个真正怪诞和绝对滑稽的艺术世界的一扇窗口,而在这个有着梦幻、古怪的美的世界里,甚至没有哲学,“哲学的艺术”是波德莱尔给自己出的一道题,而这道题的两个词语其实在他看来是一种背反,也就是说,哲学不通向艺术之路,美也从来不和哲学有关。“根据现代的观念,什么是纯粹的艺术呢?就是创造一种暗示的魔力,同时包含着客体和主体,艺术家之外的世界和艺术家本身。”和笑者、观者呈现的模式一样,艺术世界所展现的是一种和艺术家本身、艺术之外的世界相关的两重矛盾,也正是有矛盾的存在,才会有创造。艺术是一种魔力,而哲学却扼杀了这种魔力,“艺术愈是想在哲学上清晰,就愈是倒退,倒退到幼稚的象形阶段;相反,艺术愈是远离教诲,就愈是朝着纯粹的、无所为的美上升。”所以艺术世界是自足的,是拒绝“天意的敲打”,甚至是异端性的,是自相矛盾的。

将艺术从哲学上解放出来,实际上是给了艺术一种创造的力量,而在很多人眼里,艺术家是“被宠坏了的孩子”,他们是没有灵魂和教养的人,而生产的是下流无聊的小玩意儿,而所谓的金融家则慷慨地购买这些小玩意儿,在这里,波德莱尔指出了当时艺术家的一种背叛,艺术家脱离公众,甚至开始愚弄公众,而愚弄的另一个结果是,艺术家也被公众所愚弄。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只是被拉进了社会的巨大机器里,他们只是在复制自然,只是在抄袭自然,只是在驯顺艺术,“我相信自然,我只相信自然“,这是达盖尔的宣言,他用照相术取代了绘画,在真实的世界来建立起了自己的王国,而这个王国在波德莱尔看来,却是平庸画家的庇护所,“闯入艺术的工业成了艺术的死敌,功能的混淆使任何一种功能都不能很好地实现。”

而真正的艺术家呢?波德莱尔说,“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不相信想象力,蔑视宏伟的东西,喜爱(不,这个词太美了)并专门从事一种技艺,这是他的堕落的主要原因。”所以只要拥有想象力,拥有怪物性格的人,才能在艺术的世界里成为一个诗人,“由于想象力创造了世界,所以它统治这个世界。”想象力是什么?波德莱尔借用科罗夫人《大自然的黑夜的一面》的话说:“我说的想象,不仅仅是指人们用得很滥的这个词的一般概念,那只不过是幻想而已,我指的是创造的想象,那是一种高得多的功能,它因为人是仿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出来的而与这种崇高的力量保持一种疏远的联系,造物主就是通过这种力量设计、创造和维持他的宇宙。”必须有创造,必须成为造物主,必须告别平庸的摄影术,必须在自然这部词典里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真正的美学的全部公式:整个可见的宇宙不过是个形象和符号的仓库,想象力给予它们位置和相应的价值;想象力应该消化和改变的是某种精神食粮。人类灵魂的全部能力都必须从属于同时征用这些能力的想象力。”

想象力是手段,想象力是愿望,想象力是绝对滑稽,想象力产生怪诞,无论是风俗画,还是肖像画,无论是幻想画,还是风景画,波德莱尔都希望加入那种怪诞的力量,加入想象力,那种纪实的、展现真实世界的、和自然平行的作品是平淡的,是服从的,是材料意义的,在波德莱尔看来,只有那些代表“绝望的静止”的大湖,那些带着着巨大的“大山”,那些死水塘中倒映的修道院,都是在艺术家世界里“一切假如不存在就应该创造出来的东西”。而德拉克洛瓦无非代表着这样的一种艺术家:“他的想象力从不畏惧攀登宗教的困难高度,上天是属于他的,正如地狱、战争、奥林匹斯山、快乐是属于他的一样。”德拉克洛瓦正是波德莱尔认为的“画家-诗人”的典型——“他的确是为数不多的上帝的选民之一,他的精神之广把宗教也包容在他的领地之中。”

而其实所谓艺术的创造,是真正在时代中呼吸,是真正包含一切的现实,从正统的基督教性质中解放出来,从被宠坏了的小孩世界里脱离出来,从平庸的自然辞典里创造出来,波德莱尔在一种艺术论中,接近的是诗人的王国,一种大革命式的艺术世界,“现代的寺院,现代的宗教,是大革命。因此,让我们搞革命的寺院和革命的绘画。这就是说,现代的万神殿将包含人类的历史。”抛弃乌托邦,抛弃技术平庸主义,抛弃空想的美学,用不自觉的、自发的、必然的、根本的、人民的美学代替后天的、个人的、造作的美学,而最后,作为诗人的智者,才能在让这个时代“发抖的时候”笑出最有创造力的声音。

人的境况

编号:B82·2150920·1212
作者:【德】汉娜·阿伦特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9年01月第3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29.40元
ISBN:9787208083035
页数:309页

身为犹太人的汉娜·阿伦特经历了种种“人的境况”,对于她来说,不仅这本书,还有她的精神和肉体,似乎都成为一本“参与式民主的教科书”,用批判的目光投向我们当前认为理所当然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而在这部极具原创性的著作,汉娜·阿伦特通过对劳动、工作和行动;权力、暴力和体力;地球和世界,以及财产和财富等诸概念的区分,强调了人在面临现代社会高度科技化、自动化和经济现代化情境下,仍然具有的“复数性”和开端启新的行动能力,从而重树人们对于人类事务的信念和希望。阿伦特在她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对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主义进行了考察,而在《人之境况》中,阿伦特从政治哲学角度重新讨论极权主义的问题,由此对何为政治这一根本问题进行考察。


《人的境况》:“积极生活”里的不朽

引领人类进入现代的不是天文学家对于简单性、和谐与美的古老渴望,也不是文复兴时期新唤醒的对地球和世界的热爱,以及它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唯理主义的反抗;相反,这种对世界的爱,恰恰是现代大获全胜的世界异化的第一个牺牲品。
       ——《第六章 积极生活与现代》

“现代”是不是人类社会一个全新的起点?天文学家对于宇宙的古老渴望,文艺复兴唤醒的对于世界的热爱,以及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终结,都在那个称作现代的理性世界里获得了新的起点,发现新大陆,宗教改革,以及科技的新发展,都可以看作是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一种开拓,但是,这种开拓带来的是起点意义并非都可以命名为“伟大”,并非都是发现人类自身之外的存在,而是在世界的广阔空间里,在科技的巨大进步中,在人类的美好期盼中,却陷入到一种世界异化的泥沼之中。

现代是一个开端,可能它也是一个终点,对于人类自身来说,汉娜·阿伦特用了一个词表达了内心的忧虑:剥夺。这是世界异化的本质,“剥夺,使一部分人群丧失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从而把他们赤裸裸地暴露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既创造了最初的财富积累,又创造了把这种财富通过劳动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剥夺,就是将人从自身应有的位置上被拉下来,剥夺,就是将世界从本来的发展轨道上偏离出去,剥夺,就是把生活从应有的秩序中改造而纳入另外的体系。阿伦特将现代的起点定义为三大事件:美洲的发现而带来的地球开发,宗教改革带来的财产剥夺,望远镜的发明使得人类从宇宙的角度看待地球。第一件大事和第三件大事意味着地球的空间变得萎缩,人类成为地球的居民,实际上把地球国家化,而现代天体物理学的世界观,甚至是揭示了我们对于“实在的充分性的否定”,我们在地球上,地球在宇宙之中,莫大的恐慌并非是人类对于渺小宿命的无能为力,反过来它给人类带来了一种工具化的希望,而当科技发展到1957年,人造的物体被发射到太空的时候,对于人类来说,看起来是一种探索,“人类不会永远束缚在地球上”。但实际上在阿伦特看来,是一种世界异化的开始,从来,地球自然都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场所,在这里人类不借助人造物的帮助,就能毫不费力地行走和呼吸。但是那种可以发射到地球之外的人造物却硬生生地将人类存在和一切纯粹的动物环境区分开来,也就是说,生命也慢慢变成一种“人造的”,“切断这一仍让人属于自然母亲怀抱的最后纽带。”

包括试管婴儿实验的成功,人类破坏力的急剧增长,以及众多的崭新创造力,人造物慢慢取代了自然属性,而成为科技时代的一种标志。同时,宗教改革带来的改变,使得人丧失了某种确定的信仰,把人抛回了世界,甚至抛回到自身。虚无主义、社会主义种种,否定一切的神,否定一切的信仰,“我们实际上做的事情,乃是我们之前的所有时代都认为属于神的行动的特权的事情。”而这种属于神的行动,却是一种渎神现象。所以在这个现代的起点上,剥夺就意味着丧失了确定性,丧失了认同感,“现代所丧失的,不是获得真理、实在或信仰的能力,也不是伴随这种能力的对感性和理性证据不可避免的接受,而是从前跟随着它的确定性。”人类变成了能够推理和“根据结果计算”的动物,从而颠覆了人对于自身和他人的认同感。

开端即是一种终结,一种理念的终结,一种信仰的终结,一种关于人自身意义的终结,一种自然属性的终结。甚至并不仅在于此,科学世界观带来的那些“真理”是一种知识的真理,是“知道-如何”的体系,是可以用数学公式演示并在技术上证明的理性,但是却无法表达为普通的言说和思想,或者说,知识和思想已经分道扬镳,而这种断裂带来的就是异化,就是人类的恐惧。而面对这样一种知识、技术和无法言说和思想带来的现代生活,阿伦特似乎并不是完全的悲观,她需要从某一种的终结中发现人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要在“积极生活”中关注人的境况,“我下面打算做的,是从我们最崭新的经验和我们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考虑人的境况。”而这种境况就是“我们正在做什么”,不是回到起点上看见那个“伟大”,也不是在终点处恐惧,而是在“正在做”的进行时代,观望一种人存在的本质意义。

阿伦特用了“积极生活”来概括人之境况,人之境况不是人之本性,却从“沉思生活”中取得了它的意义,“就它服务于一个活的肉体沉思的需要和需求而言,它才被赋予了有限的尊严。”也就是说,不管是沉思生活还是积极生活,其立足点是恢复一个肉体基础上的需要和需求,人还原为人,不是一种倒退,却是一次返回,如果说沉思生活指向的是永恒,那么在阿伦特看来,积极生活指向的则是不朽,“人,虽然作为个体是有死的,但他们以做出不朽业的能力,以他们在身后留下不可磨灭印迹的能力,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不朽,证明了他们自身有一种‘神’性。”不朽是一种尊严,是密切于人存在的一般状况:出生和死亡,诞生性和有死性。不朽不是沉思活动的“永恒”,不是不转化为任何活动的“无言”,而是行为本身,是个体本身,是生命本身。而在阿伦特的体系中,积极生活对应于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那就是劳动、工作和行动。

汉娜·阿伦特:赋予肉体在现代中的不朽

“根本性”,在阿伦特看来,就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相应于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一种基本境况”,劳动是人通过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它指向的是生命本身;工作是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的活动,提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事物世界,它指向的诗人的世界性;而行动,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它指向的是人的复数性,即人们。劳动、工作和行动体现的是人的境况中的生物性、世界性和复数性,但是具有这样的性质并非是人的境况的真正反应,要积极生活,就必须使人积极投身于做事情的生活中,扎根在一个人和人造物的世界当中,实际上,积极生活必然要进入社会领域,甚至进入政治生活,纯粹私人生活并不是积极生活的体现,所以积极生活的更大意义是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里建立一种模式:“在它里面,人们为了生命而非别的什么而相互依赖的事实,获得了公共的重要性,与纯粹生存相联系的活动被允许现身于公共场合。”在阿伦特看来,要实现这样的公共意义,一方面是要在公共领域里建立“共同”理念,也就是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都应该被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只有事物被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观看而不改变它们的同一性,以至于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从纯粹的多样性中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世界的实在性才能真实可靠地出现。”而在私人领域,它通过财产这个条件而进入公共生活,“私人财富成为了进入公共领域的一个条件,不是因为财富的主人致力于发财致富,而是相反,因为财富合理地确保了它的主人不必把精力花在为自身提供使用和消费的手段上面,从而能自由地追求公共活动。”

而在劳动、工作和行动中,积极生活如何实现,如何进入公共领域具有公共性?劳动是“被无与伦比的生命强力本身所驱动”,它是一种物质的创造,只是满足于一种生存需要,甚至可以说,它是在自然循环的无穷重复中,体现的是“辛苦操劳”,“一直要到这个有机体死亡时才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只和生物性有关,只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虽然洛克和亚当·斯密将劳动说成是一切财产之源,马克思则将劳动看成是“全部生产力的源泉和人性的真正表现”,但实际上,这种将劳动从最低级、最卑贱的地位上升到最高级、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最受尊敬的地位,并没有将劳动真正变成一种积极生活,劳动依然只是人类活动中私人性的活动,它进入公共性只是财产的一种“占有”,而只有保持其私人意义从公共中独立出来,“反而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所以劳动的本质只是人“无世界”的经验,甚至是“在痛苦中丧失世界的经验严格一致的活动”——“劳动动物禁闭在他自己身体的私人性当中,被需求的满足牢牢捕获,这些需求是他无法与他人分享和真正交流的,就此而言,他不是逃离世界的,而是被抛出世界的。”而阿伦特认为,只有将劳动不看成是个人行为,不只关心他自己的生存,而要成为一个“类成员”,要将个体生命的再生产融入到整个人类的生命过程当中,“一种‘社会化的人类’的集体生命过程才能沿着它自身的‘必然性’前进”,那么这种“类成员”的方式就是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需要一种组织构架,需要合作,需要专门化,所以只有进入劳动分工阶段,老公过程的主体才变成一种集体劳动力,集体劳动力是永不枯竭的,它对应于人类物种的长生不死,也就是说,劳动分工的这种持续性改变了个体生命的有死性,“作为物种成员的个人的出生或死亡都不会打断整体的种群生命过程。”从而走向一种不朽,这是劳动活动本身的解放而非劳动阶级的解放,而这种解放将人带向公共领域,继而在自然和地球中建构起人类生活的一般境况,“由此,人在地球上生活才有在家的感觉。”

和劳动一样,工作的主体似乎也表现为一种个体,技艺人或者人造物的创造者,他们是自然的破坏者,他们用自己的制造过程树立了自己作为整个地球统治者和主人的地位,而且,工作带来的还有制作过程的可逆性,也就是说,人造物诞生之后它也面临一种被破坏的命运,所以说,工作的制作有一个明确的开端和可预见的终结,也只有在严格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里,在制作者的终端有一个使用者,才能“才能终止手段和目的的无穷链条,效用本身才能获得意义所具有的尊严”。但是这种尊严并不是积极生活,因为一旦技艺人从自身的活动中找到意义,那么在阿伦特看来,那个存在的物世界就会被贬低,甚至会贬低目的和产品,而把使用视为最高目标,从而失去了其真正的属于自身的价值。

所以,要当工作变成积极生活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将人造物推向公共场所,那就是市场,“在交换市场上人们不再是作为制造者相遇,而且正如马思反复指出过的,他们也不是作为人相遇,而是作为商品和交换价值所有者相遇。”而那些人造物变成市场的商品时,也离开了私人领域,离开了使用的终极目的,而具有了市场价值,“似乎世界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永恒中才得一目了然,以至于关于不朽的预告——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以有死者的双手创造的不朽之物——已经真正到场了,它闪耀而被看,它发声而被听闻,它言说而被理解。”也就是,工作的最终目的走向了不朽:“人为的事物世界,技艺人建的人造物,只有在它超越了为消费而生产的纯粹功能主义和为使用而生产的纯粹功利主义之时,才变成了一个有死者的家园,才能稳固地存在,比有死者不断变易的生命和行动更长久。”

而在行动中,它总是和言说结合在一起,并进行共享,也就是说,在任何地方只要有言说和行动,那么,“显现空间就形成了”。显现在公共领域的表现形式便是权力,权力维护了公共领域,使得人造物在人类事物、人际关系和产生的故事有关,从而也具有了终极存在的理由。而权力的依赖是人们的共同生活,也就是说,它体现的是人类的复数性,即我们,我们形成了权力,我们生活在权力世界中,但是复数性需要的不是权力的过度集中,也就是那种君主制和专制统治,而是要建立一种共同利益的公共领域,建立民主的政治体系。那样在阿伦特看来,那个“谁”就凸显为我们,“由于在行动和言说中得到彰显的这一个谁,同样是宽恕的对象,因此也深刻地揭示了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宽恕他自己;在宽恕中,和在一般的行动和言说中一样,我们要依赖他人,我们在一种独特性上向他人显示出来,但这种独特性我们自己无法觉察。”

劳动、工作和行动,从私人性到公共性,建立起的积极生活,在阿伦特看来,是人的一种积极的境况,也是把制作和制造提升到了沉思活动具有的地位,也就是说,弥补现代为起点的那种行动和沉思的决裂现实,也化解了目的论下的异化,也就是说,随着过程改变的引入,制造活动从“什么”转向了“如何”,从而在更大意义上指向了不朽。而在阿伦特的积极生活里,不朽的终点其实意味着“生命之为最高善”:“只有这种积极生活始终系于生命,并把生命本身作为唯一参照点,人与自然的劳动新陈代谢才变成了积极的活动,并释放了它整个的繁殖力。”不管是劳动具有的生物性,工作具有的世界性,还是行动具有的复数性,都指向了肉体基础,指向了人的境况,指向了公共领域中的“家”,这是对于地球异化、世界异化以及生活异化的化解,这是对于私人生命和公共生活的尊重,这是对于不朽的重新命名:“个体生命就是种群生命的组成部分,而所有需要的,就是劳动,确保一个人自己的生命和他家庭生命的延续。”

骂观众

编号:X38·2150920·1211
作者:【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3年01月第3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9.90元
ISBN:9787208108462
页数:232页

“我说话了。我说出来了。我说出了别人已经想到的。我想到的只是别人已经说出的。我说出的是大家的观点。我伪造了大家的观点。我在说话是大逆不道的地方说话了。我在大声说话是肆无忌惮的地方大声说话了。”我说的是别人的话,是大家的话?那么我是不是只是一个说话的道具?一个站在舞台上的符号?但是不管是道具和符号如何“骂观众”?没有戏剧人物,没有事件,当然也没有对话,四个无名无姓的说话者在没有布景和幕布的舞台上近乎歇斯底里地“谩骂”观众,从头到尾演示着对传统戏剧的否定。“骂”是一种否定,“自我控诉”也是一种否定,两个站在空空如也的舞台上的人物从头到尾诉说着自己的冒犯行为,也是没有情景,没有对话,只有声音的交替变化。而在《卡斯帕》里,一个名叫卡斯帕的人开始学习说话。骂、控诉和说话,汉德克表达的是人在学会了语言之后,如何为语言所折磨,为语言所控制,而这“语言”又常常仅仅表达了传统的意识或统治者的意识而已,如今,正是这种语言已经驯化了人本身。


《骂观众》:这里曾经表演过意义

一个句子会帮助你摆脱任何其他句子,因为它可以取代其他句子的位置:门有两扇:真理有两面:假若门有三扇的话,真理也就有三面:门有多扇:真理有多面:门:真理:没有门就没有真理。
       ——《卡斯帕》

一扇门和另一扇门,一片封面和另一片封面,一种体裁和另一种体裁,以及一个作者和另一个作者。《无欲的悲歌》之后是《骂观众》,虚构的小说之后是真实的戏剧,灰色的封面之后是红色的腰封,以及彼得·汉德克之后是彼得·汉德克——单数的一个作者是不相同的,起先是夹在封面的内页,是沧桑的小说作者,是戴着无色的眼镜,是向右30度斜视的目光,可是后来,却是呈现在对外的腰封上,是激情的作者,是戴着墨镜,是向下10度的目光。他和他,不同的彼得·汉德克,不同的文本,打开了不同的门,但是真理在哪里?在357页的《无欲的悲歌》里?在233页的《骂观众》里?只是当这两扇门被两天的阅读隔开的时候,是不是被看见的我,会开启第三扇门?以及第三个真理?

他们被印刷,被介绍,被表演,被创作,而我,在印刷的纸张,在介绍的文字,在表演的戏剧,在创作的小说中看见不同的彼得·汉德克,我又会以何种方式进入其中,或者会以何种方式退出?在他和我之间,在两扇门、两个真理之间,似乎还隔着另一个人,另一扇门,以及另一个真理,他被叫做你,你是读者,你是观众,你是我的对立面,你是他的对立面,而你又是他的通道,也是我的通道,我进入那扇门就是你,你就如那扇门就是他,他和他,就是他们。在如此一种复数的结构里,那个能够摆脱、取代其他句子的“一个句子”又会以怎样的方式被念出,被学会,被否定,被破碎?一个句子是命名,是颠覆,是引子,是终结,可是那个句子真的会在穿过三扇门之后,被我看见,被你认识,被他接纳?

只是在三种人称里,彼得·汉德克都在门口,我在《自我控诉》里,你在《骂观众》里,他在《卡斯帕》里,穿过不同的彼得·汉德克,穿过不同的人称,穿过不同的门,一个句子都会变成一种规则。第一个规则是我的规则,我是谁?我是我,“我来到这个世上”是一句话的开始,然后,我是被创造的,我产生了,我长大了,我出生。于是,我活动了,活动着离开了原地;我看见了,看见了看见过的物体,我有了意识;我张望了,学会了描述那些所指的物体;我学会了,学会了和恐惧。然后,我说了我的名字,我说了我,我掌控自己的身体,我学会了控制自己;再然后,我生活在实践中,我想到了开始和结束,我想到了自己,我想到了别人。甚至,我有了忏悔的义务,我变得有责任,我通过口水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漫无目的地行走,我说出了别人已经想到的。

但是,我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个人,“我必须遵从的不再只是自然规律。我应该遵守一个个规则。我应该如此了。我应该遵循人类的历史规则了。”所有一切的我都必须变成规则的一部分,不管是名字还是身体,不管是时间还是旁边的他人,都是规则的一部分,然后还有自然规律,还有历史规则,而这并不是全部,我被各种各样的规则所掌控,“我有个人的信息,我被变成了一个有档案可查的人。”我自己的比赛号码,我变成了病例中可查的人,我被商业登记在册,我被固定在人物的描述中。而且,我说话就成了语言规则的一部分,“我说了没有思想的话。我盲目地赋予世界上的物体种种性质。”在规则里,“我像对待物体一样对待人了。我像对待人一样对待动物了。”而在这样的对待中,我也变成了规则之中的物体,被别人当做动物一样对待。于是,我玩游戏,我玩错游戏,我接受游戏的规则,我违反传统的规则——即使违反传统,我也成为规则之中难以逃脱的人,即使天性向恶,即使带着天生的罪孽,我也还是这个世界中规则的一部分。

所以,在我的世界里,一切都无法证明我自己,“我没有把自己影子的移动看做地球移动的证明。我没有把自己在黑暗中的恐惧看做自己存在的证明。我没有把自己的理智对不死的追求看做自己死后存在的证明。我没有把自己对未来的厌恶看做自己死后不存在的证明。我没有把疼痛的减退看做时间流逝的证明。我没有把自己对生存的兴趣看做时间停滞的证明。”无法证明自己,无法证明我之为我,在规则中,我只是一个出生和死亡的人,只是一个说话又闭口的人,只是一个从舞台上来又下去的人:“我来到剧院里。我听了这部剧。我朗诵了这部剧。我写了这部剧。”

那扇门关上了。而当我无法逃脱“这部剧”的规则,我也就变成了一个第三人称,是的,这部剧里没有角色,舞台空空,不使用幕布,甚至结束演时也不落幕,我在其上其实没有了任何意义,在“一名男性朗诵者和一名女性朗诵者创作的朗诵剧”里,在“观众席与舞台始终保持明亮”的现场,“自我控诉”的意义被消解成无意义的演出。而当我退出之后,你又出现在舞台上,你是你们,你们是观众你们是演员,你们是被骂和骂的人。大幕后面的寂静是观众席上的寂静,舞台的灯光和观众席上的灯光一样明亮,“观众绝不可以成为他们说话的对象。对于说话者而言,观众还不存在。”起先舞台上是演员,观众席上是观众,起先这里是你们,那里是他们,起先这里是观看那里是表演,但是在同步的寂静,同样的灯光,以及同样的规则中,你们和他们就是一个整体,“你们的呼吸与我们说话时候呼吸相适应。你们在呼吸,正如我们在说话。我们和你们也逐渐形成一个整体。”所以你们没有思考,你们跟着思考,你们思考,也没有跟着思考;你们注视着我们,你们又不注视着我们;你们倾听我们,你们并没有倾听我们——在肯定和否定,在你们和我们之间,其实根本没有距离,根本没有区别,根本没有差异,“我们不是在装腔做傻事。你们也不是追踪剧情。你们不是在参与演出。这里的演出让你们与其中。这是一个文字游戏。”

一个文字游戏,是通向无限的自由,还是回到无法改变的规则?你们是主题,你们是焦点,你们是中心,但是舞台却是空的,世界只是最先的世界,“我们并没有构造出两个世界。”在同一个世界里,世界其实不是舞台,舞台也绝非是世界,在同一个时间里,没有任何东西拥有自己的时间,所以在没有你们和我们,没有世界和舞台,没有自己的时间里,只有统一的地点,统一的时间,以及统一的情节,“上述三种情况合起来就意味着时间、地点与情节的统一性。所以这出戏是古典主义的。”古典主义是传统,是规则,是戏剧应该具有的秩序,但是当“骂观众”成为将你们带入舞台的一种方式,当舞台的空洞成为一种整体的时候,古典主义只是一种过去,“过去,这里曾经有表演。这里曾经表演过意义。这里曾经表演过有含义的胡扯。这里的戏剧曾经有一个背景和一个基础。这些戏剧是双层的。它们并不是它们的本体。它们并不是它们的表象。在它们的背后还另有东西。”而在这样一个没有意义的现在,上演的不是一出戏剧,而是一种真实,没有被表演的时间,不存在情节中的人物,也不可能有情节和偶然事件,所以古典主义已经死亡,意义已经死亡,世界已经死亡,只有舞台本身,只有戏剧本身,只有你们本身。

“你们感觉很敏锐,你们这些缺乏个性的群氓,你们这些西化的掘墓人,你们这些害群之马,你们这些涂满石灰的坟墓,你们这些魔王崽子,你们这些恶棍,你们这些该枪毙的东西。”被骂的你们,也是被骂的我们,被骂的我们也是被骂的古典主义,被骂的古典主义也是被骂的意义,但是在这骂声里,舞台却依然还在,观众依然还在,戏剧依然还在,扬声器播放的掌声和狂野的口哨声向观众致意,震耳欲聋的尖叫和嘶吼持续到观众离开,而大幕最终也会落下。所以一切的规则并没有打破,不管是你们还是我们,都还在规则里,请看最初立下的演员守则:仔细倾听天主教堂里的连祷,仔细倾听足球场上的助威声与群骂,仔细倾听自由集会上的齐声呼喊,仔细倾听一辆倒放的自行车上的轮子的转动,直至轮辐蹲转,同时注意观察轮辐,直至其最终停止;注意观察披头士的电影,注意观察电影《西部人》里面演员加里·库柏的脸,注意观察同一部电影里面哑巴的死亡过程,注意观察动物园里那些模仿人类的猴子与那些吐口水的美洲驼,注意观察那些懒汉与游手好闲者在街上走路和在老虎机上玩游戏时不同的神情……仔细倾听和注意观察,又让他们们成为他们,也让你们成为他们。

《自我控诉》是一个我的消亡,而《骂观众》是关于你们的离开,所以当两扇门被打开透出部分真理的时候,又重新被关上,可是真理在哪?站在门口的彼得·汉德克说:“这出戏是一个引子。它不是另外某一部戏的引子,而是有关你们所作所为的引子,包括你们曾经做过的、现在正在做的以及将来要做的事情。”引子通向最后一扇门,引子通向“世界如戏”的终点。在我和你们之后,他出现,他是《卡斯帕》里的那个人,他是学会一句话的人,他是想做自己的人,“剧本《卡斯帕》表现的不是卡斯帕·豪泽现在发生什么,或者过去发生什么,而是一个人可能会发生什么。它要展示的是,一个人如何通过说话而学会说话。它也可被称为《说话刑讯》。”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卡斯帕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不是我和你们之外存在的他,不是真实故事有关的人物,他只是通过说话而学会说话,他只是让一个句子变成一句话。

一句话是:我也想成为那样一个别人曾经是那样的人。他讲给另一把椅子听,讲给桌子听,讲给柜子听,讲给每一个物体听,重复而重复,却不知道最终会指向何种意义。“我也想成为那样一个别人曾经是那样的人”,我的对面是另一个人,一个那样的人,一个曾经的人,那样是他者的方式,别人是他者的人称,曾经是他者的时间,在这重复的一句话里,卡斯帕想要成为他者,一个在统一性的三位一体中的他者,而三个提词人又仿佛就是站在我对面的他者,他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他们说话时不带任何口气,“既不采用那些通常带有讽刺、幽默、与人为善和人情味儿的表达方式,也不采用那些通常阴森可怕、非同寻常、超越感觉和超越自然的表达方式。”他们隐匿在卡斯帕的后面,他们带来声音和舞台,而他们也作为一种句子的引导者,让卡斯帕学习说话。

为什么要学习说话?卡斯帕是谁?“卡斯帕不同于一个插科打诨的小丑。从登台亮相的那一刻起,他就更像是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或是传说中骷髅岛上的猩猩金刚)。”怪物,似乎远离文明,远离文明其实是远离规则,所以卡斯帕的意义是一个需要说话、需要从怪物变成人的符号,所以当他走上舞台,分明是一种闯入,“观众愈来愈明显地看到,有人想穿过帷幕走上舞台,但是直到此刻尚未找到帷幕的接缝。”寻找接缝,是寻找进入的入口,只是站在舞台上,拿着礼帽的卡斯帕却只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第二眼或第三眼看去时,观众才会发现他戴着一个面具:它面色‘苍白’;它看上去非常逼真;它或许与面孔相吻合;它的表情是惊讶与迷茫的。”找不到接缝、戴着面具、差点跌倒,在这个舞台的秩序中,这个闯入者当然还不会说话,一个句子对于他来说是诱惑,“我也想成为那样一个别人曾经是那样的人。”只有通过这个句子,他才能成为一个人。

“你已经有一个句子,用它你可以引人注意。你可以用这个句子在暗处引人注意,这样你就不至于被人当做一个动物。”会说出这一句重复的话,不是卡斯帕的新生,而是他越来越成为别人,在他者的方式、他者的人称、他者的时间里,在提词人的声音和引导中,变成会说话的人。“他把它像一句问候、一个连祷中的呼唤、一个对某个问题的回答、一道命令、一个请求一样说出来。”提词人说,用这个句子才能要求发言;提词人说,你可以从头到尾、从尾到头说出这个句子;提词人说,你可以使所有的物体变成你的句子;提词人说,你可以用这个句子回忆;提词人说,你还可以钻到这个句子后面去:隐藏:否认它。这个句子还可以意味着一切。

一句话的意义本来应该如此,但是在这样一种他者的世界里,卡斯帕只能成为另一个他者,一个不当成动物却永远没有自己的他者。他的手插在沙发的缝里拿不出来,他拧不动抽屉里的把手,他踢倒了椅子、桌子、摇椅和扫帚,他“最后坐了下来看了片刻之后说:我也想成为那样一个像。他暂时说不下去了”。舞台变黑,那个句子和所有的句子都变得破碎,“这个句子还不会让你感到痛苦没有一个词语。让你感到痛苦。每一个词都让你。感到痛苦,但是你不知道,让你感到痛苦的,是一个句子,这个。句子让你感到痛苦,因为你不知道,那是一个句子。”词语被拆解,那象征着秩序的句子也变成了一个错乱的句子,“因为。经常。我。从不。至少。去。开始。一无所有。尽管。就像。”在沉默之后,在灯灭之后,卡斯帕重新开始说出词语,接近句子,组成秩序,最后,卡斯帕说出一个规范的句子:“当时,当我还在别处的时候,我头脑里从未有过这么多的痛苦,自从我来这里以后,人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折磨过我。”

但是这一句真正的句子却成为消解的开始,说出一句规范的句子是规则之一种,能够把一切弄得井井有条是秩序之一种,他系上裤腰带、扣上衣纽扣,他发现上衣与裤子不般配,他使物体建立起联系,他扶起椅子,数数,收集散落的东西,他拾起火柴,将火柴放进抽屉,推上抽屉,扶起摇椅、扫帚……在第一个秩序之后是无数的秩序,“每一个新秩序都会制造出无序来。各种物体一定要为你的图像增添色彩。秩序不应是缺乏灵魂的秩序。你所拥有的,那就是你自己。”提词人说着话,但是在隐匿的状态中,这样的秩序是不是意味着另一种无序?一个句子代替另一个句子,一扇门打开另一扇门,一个真理通向另一个真理,所以是无数的句子,无数的门,无数的真理,以及无数个帕斯卡。

第二个帕斯卡上台,第二个帕斯卡上台,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复数的帕斯卡,复数的自我,也就取消了唯一性。他成为他们,当他注视另一个他时舞台变黑;当他面向观众时舞台变黑;当他打量自己时舞台变黑;当他背向观众时舞台变黑;当他关上柜门时舞台变黑——而当舞台最后亮起来的时候,卡斯帕变成一个谁见谁爱的人,变成理智的人,变成健壮的人,变成勤奋的人,变成有责任意识的人,而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成为“那样一个别人曾经是那样的人”,但是这个句子、这个人已经不是单一的句子,单一的人,在他者的世界里,成为复数,卡斯帕说:“我无法区分任何东西。”卡斯帕说:“所以我就把一切白色的东西都称之为雪。”甚至卡斯帕也成为复数的卡斯帕:

在我学会了说“我”这个词之后,人们好久都要用“我”这个词来和我搭话,因为我不知道,用“你”这个词实际上就指的是我,因为我毕竟就叫“我”;同样,在我已经明白了“你”这个词之后,我好久装作好像我不知道这指的是谁,因为什么都不明白让我好开心;这样一来,当人家说出“你”这个词时,我同样很开心,每次都做出回应。

没有了唯一的句子,没有了唯一的我,没有了唯一的真理,所有的门都打开,舞台的灯光亮起,其实和一开始一模一样,“我从未看到过自己”的卡斯帕终于在刺耳的响声响起的时候,在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被拉拢的帷幕撞上,它撞到了全体卡斯帕:“它将这一伙人撞翻了。可是他们倒在此刻已经合上的帷幕后面。同时场上一片安静,演出结束。”倒在帷幕后面,看不见的后面,安静的后面,以及没有卡斯帕的后面。而舞台终于也关上了最后一扇门,不论是“自我控诉”,还是“骂观众”,不论是第一人称的我,还是第二人称的你们,都成为无数的卡斯帕,成为复数的他们,在规则、守则、秩序后面成为一个不断重复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