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头

编号:C39·2170117·1363
作者:【意】彼得罗·格罗西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5年07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6.60元
ISBN:9787532157228
页数:216页

《拳头》是意大利新生代作家彼得罗·格罗西200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曾入围意大利最重要的文学奖维亚雷焦奖和斯特雷加奖,并获得意大利坎皮埃罗欧洲文学奖,其英文版入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收录意大利版《拳头》的三个短篇《拳头》、《马》、《猴子》和格罗西2007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马蒂尼》。“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个地方,我还可以算得上一个人物、一个传奇,可以势均力敌地跟别人战斗。”前三篇分别讲述了几个男孩如何面对现实、努力在成人世界里生存的成长故事;《马蒂尼》讲述的是一个当红作家如何从辉煌转而消失于公众视野的故事,刻画了存在与表相、内心的煎熬与外在的举止之间的深刻差别。


《拳头》:宣布:最后为平局

他是这样写的:“很滑稽,忽然之间,你看着四周,你意识到,所有东西都失去了它们的界限,忽然之间,因为某种奇异的组合,你觉得更加孤单。”
——《马蒂尼》

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在哪里?看见和看不见的界限在哪里?自我和世界的界限在哪里——当被四周的世界包围的时候,自我是不是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当个体被吞没的时候,界限是不是也消融在这样的关系里?而且不仅仅是静态的消失,它以不可预料的力量实现着“奇异的组合”,最后世界还是那个世界,自我却早已经变成了他人。

“好吧,当你手里握着一颗炸弹,你的下场有两种:你担心这炸弹会很快爆炸,希望不要伤及无辜;或者你把它扔到能掀起轩然大波的地方。”一种极端的方式?炸弹会爆炸,但是在爆炸之前可以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种“扔到能掀起轩然大波的地方”是不是在制造新的界限?而当新的界限在爆炸中被确立,是不是另一种牺牲?“了不起的马蒂尼”是一次爆炸?马蒂尼和米里亚姆被斯坦顿所掌控是一次爆炸?醉得不省人事的时候消失也是一次爆炸?但是不伤及无辜的爆炸之后,那个界限会为自己保留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的,在某个时刻,也就是炸弹炸开的那一刻,那些烟火让杰伊的某个东西破裂了,我一直在想: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会在极端之后出现?而且是不是必然出现?当才华横溢的马蒂尼对我说我能成为一个好作家,那是不是也是一次必然的爆炸?而成为作家的标准就是看见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仿佛是一种悬浮的状态,“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而人们能读到,能看到。”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的疑问直接关系到我们和世界之间的界限会以何种面目出现。而在这一切的爆炸发生之前,在那个看不见的东西被看到之前,马蒂尼却以一种偶像的方式存在,也就是说,他本身就代表着一个世界,代表着一种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年轻帅气,才华横溢,“一个顶仨”本身就是区别于普通人的评价,所以对于看见他的我来说,“我也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一样的彩色裤子,一样的护腿,一样像小流氓一样的眼神,一样的微笑,他是在高处的统治者,“我感觉那嫉妒从胃的深处涌上来,就像加勒比海的热浪一样,让我的全身都在沸腾。”所以当马蒂尼对我说“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的时候,其实就开始以一种界限的方式定义了我,而对于我来说,这种定义却带着他被放大的影子:我爱上了那些东西。如果世界朝着被定义的世界发展,那么它的尽头一定是另一个马蒂尼,而不是那个“我”。

但是马蒂尼作为一种偶像式的存在,一个定义别人的人,一个期望别人看见“那个东西”的掌控着,自己却又被别人掌控,米里亚姆以及斯坦顿,其实都开始定义他,而真正掌控的是电影工业这个强大的世界本身,那个被崇敬的人在重新洗牌的现实面前慢慢被巨大的世界吞没,马蒂尼甚至变成了一个词,一个在电台节目中谈及的话题,一个和女人有关的风流男人。电影工业、现代娱乐,以及广播传媒,他们定义了另一个马蒂尼,也迫使马蒂尼终于像一个炸弹一般扔了出去。

必然爆炸,而爆炸带来的一个结果是界限被重新制造,也就是说,在扔出炸弹的那一刻,马蒂尼反而变成了“那个扔炸弹的理想地方”,马蒂尼成为爆炸本身,当不影响无辜的情况,他只是以自我破坏的方式回归到一种自我——一个悖论,脆弱的悖论,无奈的悖论,以及必然的悖论。这个悖论的意义在于,爆炸不是那些掌控者制造的事故,而是自我从被吞没的现实里进行的突围。于是马蒂尼隐居了,于是马蒂尼消失了,于是马蒂尼成为了另一个他者。

他者必然是站在别人的角度的命名,但是看得见那个东西的我还在,终于在伊斯坦布尔我发现了他的行踪,在一家小餐馆的后厨里我看到了他,如一个幻觉,马蒂尼是被他们扔到了“他乡”,还是自己选择了理想的扔炸弹的地方?“各种好处。你一个人待在那里,远离混乱和麻烦,让热水经过你的手,然后清洗这世界的一部分;你还能挣到钱。”马蒂尼这样对我说,那时候他只是一个洗盘子的下手,是一个不被电影工业因影响的人,不被斯坦顿掌控的人。其实炸弹并不一定要爆炸,让这个世界找到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才是最重要的,远离混乱,远离麻烦,用水清洗这个世界,都在创造着界限
都在寻找着可以看见的那个东西——而随着新的界限的出现,那曾经被定义的东西必然会以消失的方式离开,“哈,那些书啊,那些书已经没有了。二十年前,我已经把书卖给一家出版社了,一次性,无期限。”以及名声,以及话题,以及那个她——“不是她消失了,而是我。”

消失也是没有消失,在自我定义的世界里,看见有时候就意味着看不见,逃避,隐居,改名,都可能成为保持界限的一种方式,它们其实和爆炸一样,是为了不在“奇异的组合”里被最终吞没。“丹尼尔看着哥哥离开,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街道尽头。他觉得,这次哥哥可能要比平时离开更长时间。”在《马》的叙事中,一样也是关于奇异的组合,一样是关于消失。纳坦和丹尼尔同时拥有父亲给的马,这是一种没有界限的开始,甚至他们在老潘其亚那里用自己的劳动让马驯服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也都没有所谓的界限。但是两个人本身就不可避免那种天生的界限,纳坦说:“去他妈的。谁他妈要这些马啊?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丹尼尔却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有马了,所以跟我们有关系了。”纳坦总是往城里跑,他翻过山丘,翻过山谷,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而丹尼尔却和马在一起,在马的世界里演绎着故事。

他在农庄看到了一匹将卖给屠宰场的患病母马,他用很少的钱买下了它,然后用老潘其亚的方法治好了它,甚至偷了种马让它怀孕,最后产下了小马。这是一次拯救,从病马到健康的马,再到生下小马的母马,它不仅被拯救,还产生了效益。所以当这匹本来应该被屠宰的马被取名叫“第一笔买卖”,就表明马进入了丹尼尔的世界,而丹尼尔也进入了马的世界,这个纳坦进入到城里一样,是区分了界限,是区分了他和我。“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利用这个世界,然后到达自己想要到达的地方。”有人用刀子杀人,有人用刀子小苹果,有人进城寻找生活,有人拯救木马感悟生命,但是当“第一个出生”这匹小马驹出生之后,他变成了看见的那个东西,庄园那个卖他母马的人开始找他,认为他欺骗了他们,他们打他,“第一笔买卖”也被抹了脖子。

在矛盾和冲突中,农庄主人赶走了那几个工人,这是一种消除界限的办法,母马和小马驹又变成了丹尼尔的财产,但是这是不是就是丹尼尔最想要的结果?从一开始就一样的两匹马,最后和纳坦、丹尼尔一样走进了有界限的生活,而当农庄主人赶走了滋事的工人又把马匹还给了丹尼尔,和曾经拥有一样也是无界限的结果,但是,“同样的刀子,这两个用途之间的距离,也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界限是永远存在的,它必定要有人进城有人留下,必定要有马死去有马活着,“这匹叫‘代替品’。”重新被命名的母马,重新被命名的人生,代替而产生的界限终于伴随着丹尼尔的消失而出现:“丹尼尔看着哥哥离开,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街道尽头。他觉得,这次哥哥可能要比平时离开更长时间。”

《马蒂尼》的消失是一种自我放逐之后的自我寻找,而《马》里的母马被命名为“代替品”以及纳坦消失在街道尽头,更像是被现实赶走而终于不回来的无奈。但是都是平静的,都是现实主义的,而当皮耶罗成为那一只猴子的时候,诡异的世界让一个人异化成了一种动物。“他赤身裸体,蜷缩在床边,在那里玩一堆开心果壳,真像一只猴子。”曾经只是玛利亚说起弟弟的一个传说,至少对于尼科来说,这像是一种药拒绝自己的谎言。尼科的身边似乎不缺女性,辛辣刻薄、“子宫里面全是水泥”的安吉拉,一直沉浸在那不勒斯温柔之夜的贾达,会在电话里不停笑的齐娅拉,她们对于尼科来说,并非是一种“奇异的组合”,只有当从来没有距离他一米之内的玛利亚拥抱了尼科,并且告诉了他自己的弟弟做起猴子来,这样一种“奇异的组合”才真正开始。

那些女人对于尼科来说,像是一场一场的演出,“忽然间他觉得自己无意参加了一场演出,一场他所不知道的演出。”这是一种迷失,就像马蒂尼那时意识到的那样,“所有东西都失去了它们的界限”,而当皮耶罗的传说出现之后,失去的界限仿佛又回来了。尼科走进了皮耶罗的家,拥抱了皮耶罗的姐姐,然后真的看到了正在玩开心果的皮耶罗,这是一个寓言?爱情在迷失中来到,是不是一种自我意义的回归?当人变成猴子,是不是凸显了人性和动物性的界限?在没有成为猴子之前,尼科和皮耶罗在最后一次对话中谈到了“我们的梦”,“我们的梦,被那些比我们来得早的人粉碎了。”被粉碎的梦,其实根本不是梦,它是现实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梦和现实的界限被无情分解了,一个连做梦都被剥夺了权力的人,就是被现实吞没了。

但是皮耶罗却逃离了这个“他们”的世界,他独立于人之外,而当尼科回到家瞥见自己的父亲赤身裸体跑进了房间的时候,是不是另一种“逃离”?“就好像,我忽然意识到,实际上我父亲是另一个人,比如说是一个可以光着身子待在家里的人,因此,他也是一个平常人,是一个可以和我妈妈一起生活三十五年的人。”我们总是被现实蒙蔽在那个应该的世界里,我们总是被他们定义为那个应该的人,所以没有了界限,所以人不是猴子,所以父亲不能裸体,所以才华横溢的马蒂尼一定要在电影工业中成为被膜拜的人,所以一匹患病的马必须进入屠宰场。

但是当那些界限重新出现的时候,是抛弃规则,是寻找自我,是坚持理想?而其实界限之湮没,界限之重新创造,都是一种悲剧化的体现,都失去了一种平等、安全的感觉,甚至失去了“出场”的机会,所以在《拳击手》里,消除界限的唯一办法就是:站在拳击台上,在平等的世界里宣布:最后为平局。“在台上,我们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拳击这桩事,让我非常迷恋。”并不是拳击的攻击性让人有疯狂的自我实现的意义,而是它保留了一种平等的关系:“那里面有某种逻辑,在那里面没有人能逃得了,你逃不了,别人也逃不了。”被圈在一个世界里,在众人的注目中,其实不管胜利还是失败,他们都是平等的,而这种平等需要的就是“出场”。

我是放弃了钢琴而坚持走上了拳击的道路,但是身材不适合练拳击的我得到了“芭蕾舞男”或者“芭蕾舞女”的外号,即使在训练时无人能敌,在交战中大获全胜,但是我从来没有过上场的机会,直到我看到了“山羊”穆格奈尼,“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有能力和我抗衡的拳击手,这对我是一个打击。”找到了对手,是一个打击,而这个打击其实全都是荷尔蒙激发的兴奋,因为没有遇到对手意味着自我出场的无意义,意味着平等的无意义。而“山羊”这个聋哑人,本身带着身体的缺陷,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说,似乎也充满了不平等,当他在给老黑的纸条上写下:“在和‘芭蕾舞男’交手之前,我不会参加任何比赛。”也意味着他找到了对手,找到了平等的感觉,找到了真正出场的机会。

一种平等的对决取消了我身材之不足,取消了“山羊”病态的身体,却在“出场”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那个自己是左拳和右拳,是转身和跳跃,是裁判和观众,是博弈,“忽然之间,我意识到我们是同一类人,两个倒霉的边缘少年,为了他们的生命做斗争,为了那片四方形的、被现实污染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事情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生,把所有一切重新排列在一起。忽然间,我有一点儿明白,我们两个人中没人能胜出,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平等、出场、有安全感,不只是拳击带来的启示,而是在有界限的世界里突围的意义所在,当最终判定为平局的时候,这两种相异的命运找到了各自最温馨的表达:“他抓住我,然后把我从那个游戏世界拉了出来,”而最后我收到“山羊”的奖牌,其实也是“山羊”自己从游戏世界拉出来的努力,“你们俩是一类人”,没有奇异的组合,没有必然爆炸的炸弹,没有“代替品”的母马,世界变成了生活本身。

居伊·德波:诗歌革命

编号:H23·2170117·1362
作者:【法】樊尚·考夫曼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01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28.50元
ISBN:9787305110177
页数:351页

居伊·德波一生都在刻意地避免传奇,避免把传奇与可视物、表象以及当前越来越多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自传风潮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拒斥后来很快被称作景观的东西。他从来不遵守强加于生活的可视规则。他创立自己的规则,创作文本和影像,以避免受到完全世俗和总是如同侦探片般模糊的当代传记评判眼光的暴政。他的生活和作品都是对这种观点的挑战,这种挑战被错误地解读为对影像的固有仇恨。但是,他竭尽全力拒斥一切试图认证、指定和适应的评判。为此,他进行了真正的战斗,这是他希望带给这个社会的深刻内核。樊尚·考夫曼从一张照片,从他写的书、拍的电影以及有关他的资料和故事中去窥看并试图理解他,也试图让别人理解他,理解那些那些影像,以及他在这个毕生战斗的世界上为刻画自己标记所采取的那些行动。


《居伊·德波》:这个词永远使用复数

在哪里找寻德波?如同在许多其他照片中一样,德波就隐藏在这张照片中。尽管照片中没有德波的模样,但这就是他的照片;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属于他的照片。
——《引言:没有个性的读者》

不是找寻,而是它以出现的方式推向一个读者的视野里。依次打开《居伊·德波——诗歌革命》的封面,打开法语书名的书页,打开中文书名的书页,打开《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的总序,然后再翻过《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的绿雅园照片,出现的便是1951年的照片,紧接着便是1977年的照片,如果在一瞥之后再次按照页码前行,在经过《巴黎心理地理学指南》之后,便是1952年在《离子》上的照片——然后戛然而止于前进的方向,而是以回顾和反复揣摩的方式把三张照片集合在一起,那么居伊·德波是不是真的从隐藏的世界里出来了?

1951年、1952年和1977年,其实并非是要建立关于时间顺序的轴线,在出现而被集合的照片世界里,那个德波是不是就是“诗歌革命”的德波?1951年的照片里,是正面的德波,脸颊瘦削,表情凝重,目光里含着某种不确定,深色的衬衫和外套仿佛提供了他对世界的一种态度,而模糊的影像似乎也覆盖着一层尘土,樊尚·考夫曼说:“就像一个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人,对自己的出现还很是犹豫不决。”但似乎并没有刻痕,它像一张照片,而且德波就是一个被拍摄者,他为面前的摄像机留着一个位置。但是1952年呢?他倚墙而立,头偏向一侧,双手插在口袋里,而右腿和右手仿佛已经消失在明亮的灰尘后面,而那双曾经有着不确定目光的眼睛缺几乎被蒙住了,还是模糊,但是照片本身多了许多刻痕,还是正面为摄像机留着一个位置,但是中景的景别让德波和摄像机保持着最大的距离。

还有1977年的照片,几乎是一种特写,但是德波没有正面看着摄像机,过低的对比度,过度的曝光,使得眼前的德波像是在一种苍白的世界里呼吸,而前面的裂纹像是被枪击中了一般——闪光灯对着一个布满斑点的镜子拍摄,镜子的反光终于“抹杀了一部分本应该清楚显示的面庞”,在樊尚·考夫曼称之为“是反射的反射,是表象的表象”的照片里,德波不再为摄像机留着一个位置,而是为一个敌人,为一把枪,为一颗子弹留着穿透身体的位置。

位置在变化,摄像机在变化,景深在变化,所以影像在变化,而在这种种变化中,那个叫做德波的被拍摄者是不是也在变化?回答当然是肯定的,1951年照片里的那种不确定是德波的一种出现,那些灰尘还没有真正覆盖到他,而1952年的照片,他也是出现,只不过从满是灰尘的世界里出现,而这样一种出现可以叫做“回归”,而1977年的照片呢,镜子、闪光灯、斑点和苍白的面容,“他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为了见证时间的流逝”。而其实,在三张照片里,德波一直在消失,从他不确定的目光到被黑色斑点覆盖的脸,再到完全被抹杀的面庞,意味着“都在逃避当前”——当前是面前的摄像机,是面前的位置,甚至是面前打开而看到他的读者,而在种种的逃避面前,他却只留下了时间:1951、1952和1977年,只有时间是确定的,只有时间是存在的,只有时间是被记录的,“创造一个人的传奇,意味着把自己交给过去,交给逝去的、溶解的和无法改变的时光。”

时间在别处,当自己成为“更隐秘的德波”的时候,是要在时间的凸显中模糊自己,还是在时间的刻痕里让自己重生?1951年或者正是德波的起点,1931年是德波诞生的时间,但是他却在自己20岁之后的1951年选择成为自己的出生的纪元,在他的最后一部电影《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中,他把自传的故事定在了1951年,“本世纪中叶我在欧洲一些国家游历,当时我19岁,开始完全独立地生活。”为什么那些时间被抽离于自身之外?为什么独立生活是生命的起点?樊尚·考夫曼用了一个词“迷失的儿童”来概括德波的选择:“德波选择对童年保持沉默”。

童年时代他外公的鞋厂走向衰落最后破产,童年时代父亲患上了结核病而无法触摸他,童年时代,年轻美丽的母亲对他漠不关心,而童年时代,他也被剥夺了继承权,所以这样一个“没有遗产、没有继承人”的童年,注定是德波迷失的童年。当然这些都是外部让他迷失的因素,而在内心来说,德波害怕死亡,回避一切葬礼;德波蔑视一切,他希望摆脱所有的道德观;德波像是在沉默和黑暗中生活,而在这沉默和黑暗中,他自己也变成了黑暗的一部分。所以一开始是外部因素的剥夺,是内心世界的拒绝,而最后却变成了一种自我抽离:在他22岁的时候,在第一部影片《为萨德疾呼》中,最后的影像是无声的,是黑暗的,长达24分钟的静默和黑屏,代表着他的迷失观,就像最后一句台词所说:“我们未终结的冒险就像迷失的儿童”。

24分钟的沉默和黑屏,20岁才选择生命起点,这就是德波作为“迷失的儿童”最显著的特点:“迷失的儿童只有在沉默和夜晚中适合提及。他们是黑暗的一部分,令人难以捉摸,并且为迷失而生。他们的冒险不仅没有终结,而且保持隐秘和沉默。”而迷失是不是被抛弃,黑屏是不是被控制的黑暗?24分钟是不是被制造的沉默?其实一切都不是德波在被动状态下的无奈,而是主动选择了迷失,“迷失是找到自我的一种方式。”就像1951年的照片,那种目光中的不确定就是在表达迷失的“重生”,1952年的黑色斑点就是一种字母主义式的回归表达,而1977年的照片是德波撰写的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就是有划痕的影像,其目的就是“对表象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他不想在发表的影像上被看得太清楚,就是为了确保他身体优先于自己的影像。而这种对影像的主动破坏和拒绝就是为了解构面前的这架摄像机,解构为观者保留的位置,解构许多年以后看见照片的“他者”,而这正是迷失的儿童的最显著特点:“由始至终,迷失的儿童一直忠于自我、忠于迷失。由始至终,他都拒绝成为榜样,拒绝置身于别人的注视之下、变成别人所期待的样子。”

所以,这里就有了一个前提,迷失一开始是因为被迷失,外部的那些力量制造了迷失的儿童,而到了后来,迷失却成为一种主动选择,只有放弃那些表象的东西,只有关闭他者的目光,才能使自己成为迷失的儿童。而这也正是1951年出生的20岁的德波在电影最后24分钟用黑屏和沉默来表达的目的,他变成了自我没有客体的主体,变成了取消影像的身体,变成了抽离了内容意义的符号——1952年他加入了伊索的字母主义,而这种加入对于德博来说,也是决裂的开始,《为萨德疾呼》不是一部字母主义的电影,24分钟完全黑屏和静寂取消了影像本身,而1952年的《离子》,甚至不仅画面完全消失,脸字母主义那种符号化的痕迹也完全不见踪影,“他所放映的影像永远无法看到,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在他所宣布的死亡的电影中消失,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电影确实存在过,那么他将要宣布电影的灭亡。”就像拍照为了取消影像一样,迷失是为了显现。

“童年?它就在这里;我们从未离开过。”“迷失的儿童”是那些拒绝失去自己童年的孩子,而他们的目的不是逃离,而是返回其中,永远不愿离开。德波第一部电影《去/来》以一种悖论的结构表达着这种迷失,开始和结束,出现和消失,就是去和来的状态;《为萨德疾呼》中“虚拟”版本的配音里说:“在这个故事的开端,有些人是为了将它遗忘而出现;美好时代比迷宫更容易让人迷失。”而他的《回忆录》,在没有经历自己的人生之前就开始撰写,“这本书完全是由预制元素构成的。”而在写作之后呢,直到1993年才得以出售,“不是为阅读而作,也不是为不让人阅读而作”的《回忆录》变成了“反书籍”的一种努力。

居伊·德波:迷失是找到自我的唯一方式

当“迷失的儿童”成为德波的存在状态,当“从未离开”成为德波的一种内在逻辑,他其实在寻找一种自我显现的方式,他喜欢饮酒,关于生活的传言很多;他谈过很多次恋爱,对爱富哦的女人保持忠诚;他的作品中没有色情描写;他从未独居,甚至体验着一夫多制的不同魅力;他游历甚广,在近似冒险的出行中寻找域外风情——而这样一种关于激情的生活就是对于“巴黎不复存在”的实践。那是他们的生活》那是他们的制度?那是他们的爱情?那是他们的巴黎?就像那张被灰尘和刻痕覆盖着的照片一样,保留在德波世界里的永远不是供人观看的影像,而是属于自己的身体。所以当1968年的“五月风暴”发生之后,起初德波把它看成是“一次真正的对话和对社会的重新发现”,是确定了十年之后社会的“分离原则”,但是最后它却变成了“我们永远不会见面”的迷失——在《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中,德波称之为“辉煌的分散”,分离分散,之后绝不和解,绝不回头。

不回头,既是显现,也只是分离之一种,“我们被沦陷,被彼此分离。许多年过去了,但我们什么都未能改变。”迷失之后又回到迷失,德波永远是一个迷失的儿童,永远在忠于自我、忠于迷失的是世界里。而在“迷失的儿童”这种自我存在之外,德波在“没有作品的艺术”中书写着“迷失的作品”,从字母主义到字母主义国际,再到情境主义,德波的迷失依然在拒绝读者,拒绝被阅读的作品,“没有形式,没有作品。在美学方面,德波和他的字母主义同谋者坚持他们的原则。”他所作的是在情境主义无文本、反书籍中寻找生活的艺术,那就是心里地理学的运用,那就是漂移,“在情境主义者的各种实践中,漂移是一种穿过各种各样周围环境的快速旅行的技巧。”漂移是一种欲望,这里有政治性的欲望,有意识的欲望,以及欲望的意识,而当所有的欲望在“阶级斗争的结果”中成为一种革命的时候,德波其实走向了另一种迷失,一种总体都市主义构建的乌托邦,一种景观社会模拟的“另一个世界”——当情境主义国际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先锋派形象换取毫无新意的野心勃勃的无产阶级救世主的拥戴”的时候,纯政治阶段的革命或者已经变成了“迷失的组织”。

“从根本上说,情境主义是分享的观念,是广义上的参与,侵入所有生命领域的广义的集体,并最终将其取代。”漂移变成交往,个体体验变成了总体主义,德波在情境主义国际的第二阶段提出的总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消除个体,消除一切令人尊敬的外表,要保持的身份、头衔和荣誉的“景观”事物,从而在总体交往中实现情境主义。总体性可以达到“没有观众”的迷失状态,但是这种“消极的整体”背后也是权力对欲望的控制,哪里有总体交往,就意味着必须没有艺术,而只有行动,并且是联合行动,而联合行动最终以革命的方式呈现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迷失的组织”——组织共同的创立者仅仅以一起迷失他们自己为目标。于是最后的问题变成了:情境主义在哪里?德波在哪里?

他被掩藏于无产阶级领袖中,被掩藏于1968年“五月风暴”占领工厂运动中,他忘记了自己是情境主义者,在总体的革命和迷失的组织中,“他的隐匿的愿望实现了。”这种诗歌和政治结合的方式最后变成了战斗,变成了游戏。战争在《为萨德疾呼》中是马岛战役的装甲舰,是雅典街头被杀害的年轻人的尸体,是印度支那的法国步兵;战争在《关于在短时间内的某几个人的经过》中,是日本工人和警察的冲突,是英国警察镇压示威者,是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画面;战争在《分离批判》中,是手持军刀的官员,是在刚果士兵用枪托驱散引发的骚乱,是身着古老制服的西点军校学员;战争在《景观社会》中,是首次引入的核潜艇,是发射导弹的航空母舰,是越南战争、俄罗斯内战、沃茨暴乱、布达佩斯起义……

而德波也成为战士德波,罪犯德波,分裂者德波,他与社会格格不入,他拒绝主流社会,他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秩序,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他甚至拒绝一切无产阶级先锋派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德波在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结构中,去除了那种“景观社会”中的权威。反对只是其中一种方式,当他成为战士德波的时候,“他隐藏在自己的隐藏在文字去分裂、煽动冲突,制造分歧的能力中。”所以在宣布“电影院已经死亡”的同时,他提出了“让我们进行讨论吧”,讨论时冲突,是战斗,是游戏,是与公众建立敌对关系,“我身处他人力图用伪造的证据消灭我的地方,因为我总是已经脱离它的注视,因为我的独特工作是成功地逃脱它。”

为了脱离而加入,与为了显现而迷失一样,德波的战斗变成了一个游戏,变成了一个恶作剧,“在这个意义上,1968年‘五月风暴’由一系列街垒战和暴力冲突转而成为一个狂欢节。”而把游戏规则编进书里,制作25*20的战争游戏棋盘,德波完全以在“迷失的权威”中进攻和防御,他瞄准生活,瞄准观众,瞄准权威,瞄准景观,瞄准字母主义,瞄准电影院,而一切的瞄准最后都无关输赢,“德波的一生都在游戏,充满诱惑和战争,挑衅和隐蔽,各式迷宫,以及字母主义圆桌骑士玩‘管他谁赢谁输’游戏的地下墓穴。”

迷失的儿童,迷失的作品,迷失的组织,迷失的权威,迷失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而德波把迷失形容为“敢死队”:“一切与迷失有关的范畴,包括我的迷失,流逝的时光,消失,逃离;更广义上包括事物的流动,从主流社会的理解或是从最普通的时间概念来看,可以称为浪费时间,它与古老的军事术语‘敢死队’奇特地相遇,在对未知领域的发现和探索中相遇;各种形式的研究,冒险和先锋派。而敢死队这个词在德波的作品中永远使用复数,“因为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孤单毁灭。”毁灭成为漂移,成为交往,成为分享,成为总体,而当这一切变成复数的“迷失”之后,那个站在盖满灰尘后面的人是不是德波?那个在刻痕的反光中被放大的人是不是德波?

其实一切的问题也没有了意义,寻找德波也变得徒劳,他是隐秘的,他是总体的,他是迷失的,“这一切的迷失是因为德波甘愿在自己的迷失里,而从来不需要读者,”在景观的世界里,樊尚·考夫曼“阅读的是德波的所有作品”有什么意义?1951、1952和1977年的照片里辨认德波还有什么意义?甚至当我在自己的位置上打开和合拢《居伊·德波》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中那句话是:“如果没有什么是真的,那么则一切皆可。”

太平天国

编号:Z58·2170117·1361
作者:【美】史景迁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09月第1版
定价:56.00元亚马逊33.20元
ISBN:9787549507108
页数:440页

太平天国历时十年,数千万生灵涂炭,中国一流的政治人物、兵力财力几乎尽耗于此,史景迁在试图追寻洪秀全心中的宗教热情时,也在思索:有些人坚信自己身负使命,要让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为之赞叹”,极少计算后果,而这是否就是历史的大苦痛?对于太平天国和洪秀全,人们并不陌生,学术界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阐述。史景迁在前言中说:“我无意写一本太平天国全史,也无意阐述洪秀全宗教信念的各个层面。我当然也无意说洪秀全对中国的社会、宗教,还有他军事神学的思想都是混沌一片,不够完整。本书的用意在于提供一个排比有序的脉络,来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并说明当他内心的想法和外在的脉络合拍的时候,吾人便能追索他行为的逻辑。”


《太平天国》:他的上帝带他回家了

既然耶稣是上帝之子,也是洪秀全的兄长,那么,洪秀全自然就是上帝在中国的儿子。
——《第五章 启惑》

英文书名:《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翻译成《天平天国》,或者是在宏大叙事中隐没了个体的生存宿命,对于天平天国这一晚清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来说,洪秀全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不论是“God's Chinese Son”的身份定义,还是“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的“国家”属性,在史景迁看来,天平天国就是洪秀全的天平天国,就是以上帝的儿子的名义启示的天平天国,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许多问题仍无答案,最关键的或许是洪秀全的性格和他挑起的那场天启运动之间有何关系。”

从创建拜上帝教,到《原道救世训》的传道,从恶梦中看见善与恶的抗衡,到不断与上帝的对话,从天平天国的建立,到对《圣经》的大幅修改,其实对于洪秀全来说,这一个组织,这一个天国,这一些教义,甚至这一拯救,都是为了看见天启式的灵魂,并在启惑中得到救赎,而天启在本质上却属于洪秀全个人的启示,也就说从《圣经》中得到力量、灵感和使命感,却在最后都变成了一种个人化的存在,而这种个人化的天启,在命运的沉浮中,最后也变成了个人化的一种极致表达,所以洪秀全的矛盾就在于:自我的拯救是是不是反而会造成更多的悲剧,史景迁将这一矛盾阐述为一种历史的宿命观:“那些从事这等使命的人极少算计后果,而这就是历史的一大苦痛。”

宿命而天启,其实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悲剧气氛,而对于洪秀全来说,当1936年的他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就以一种更替的方式走上了救赎之路,而在这条路上,洪秀全的所有努力都是从否定开始的。1836年,是进不了广州城的洋人们城墙外张望的1836年,是洪火秀到广州参加府试而落第的1836年,是一场两英寸的厚雪制造异兆的1836年,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在否定而肯定的世界中打开了那扇门。从大时代来说,当洋人们用目光注视广州城高高的城墙,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就开始了微妙地改变,虽然1836年的“十三洋行”只住着三百零七个洋人,“虽然洋人进不了广州城,但中国人的生活却将洋人那一小块地团团围住。”而这种反包围的方式在最后却成了另一种“侵入”:那些官府的通事闷闷讲着洋泾浜英语,那条新豆栏街上开出了西医的医院,那些“西洋镜”吸引着市民的注意。

侵入并不只是觊觎之后的武力,还有文化、宗教的渗透,1832年10月来到广州的牧师埃德温·史蒂文斯带来了基督教,他在广州遇见了更早接触了西方传教士的梁发,这是东西方的相遇,而这种相遇在信仰意义上变成了一种在否定中找寻出路的启示,梁发编写的《劝世良言》在广州刊印,在街头分发,这是基督教走近汉语世界的开始,而这种走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次汉化,梁发从启蒙者米怜那里知道了基督教的教义,却用汉语编撰了这一著作,也正是这种“汉化”洞开了生活在否定状态下的中国人。而史蒂文斯更是用布道的方式给看不到希望的中国人一种心灵上的慰藉,“此刻,那些小册子或许正在启迪一些生活在沿海的中国草民;是啊,或许它们正在把来自天国的真正曙光照进失落在异教黑暗中的某些心灵,难道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冀望吗? ”当福音书取代了皇帝的诏书,当耶稣的感召超越了权力统治者的控制,当天国的幸福化解了现世的苦难,变成了救赎者,一本书,一句良言,其实远远胜过一道命令,一种道德的规矩,“中国的普天万民凭什么被拒于基督教之外?这统治者的权位是篡夺来的,他们剥夺了人民在此生、在永世得喜乐的机会,只是人民无力抵抗;他们累世历代都崇拜偶像,至今犹然,而且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就与能让他们的生活得着福佑的事物无缘。”

而就是在1836年,在府试中落第的洪火秀在广州的街头接过了梁发的那本《劝世良言》。对于洪秀全来说,到广州参加府试,本身就想进入中国的儒家政治体系中,但是落第的现实将他拒绝在这扇大门之外,而在一场异兆的大雪降下之后,洪秀全在这天启的文字里找到了另一个自己。小册子的目录上有带“洪”的文字,诺亚方舟之前的洪水是摧毁秩序的破坏力量,而这个浩劫就是创造万物的“爷火华”的旨意,而“火”又与洪火秀的名字相契合,于是洪水、火焰就像是刻在他身上的劫难标记,而将自己改名为洪秀全,却找到了与上帝之命的相同之处,于是在偶然变成了必然,于是否定变成了肯定:“洪秀全落了第。他留下了这本书。”

这看起来是一次简单的改名事件,而在史景迁看来,却是一种“天启式的灵魂”被打开的重要节点。在思想领域,洪秀全生活的时代,一遇到干旱、饥荒、水涝和疫病,几乎只求助于那些民间的佛,《玉历至宝钞》是当时流行较广的一类代表,书中描绘了地狱的情境,而要摆脱地狱,就必须去恶向善,而其实这种善恶更多是佛道的轮回,它以控制人的精神为目的,而失去了自我主宰的力量。在1837年洪秀全得病期间,几乎被这一轮回带入了地狱,而在痛苦中洪秀全的那个梦,却让他看到了一丝摆脱佛道轮回的希望,他在梦中看见了耶稣,看见了救赎,甚至在呼唤着他皈依,于是噩梦变成了奇异的梦,洪秀全开始唱歌,开始自称皇帝,开始用朱笔写下了“天王大道君王全”,甚至,“他公开驳斥父亲,否认自己从他所出,他与兄长争辩。父亲、姐姐、兄长、来访者皆为他的言语刺伤,听他自称有评判世事、分辨妖魔善人的责任。”

否定的梦,否定的现实,否定的求仕之路,终于变成了一种“启惑”,而这种启惑对于洪秀全来说,却也是一次中西方文化的共契,“洪秀全及其信徒在一种天启式的灵视之中步上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浩劫,其根源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在西方来说,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信仰,而在中国,“宇宙是秩序、繁荣与黑暗、混乱、毁灭这两种力量之间脆弱但又僵持不下的平衡”却在古籍中早有所阐述,《易经》中的“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和《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都是关于善战胜恶的先知预见,而最后的结论就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所以对于洪秀全来说,他一方面开始了否定以儒家和佛道为代表的轮回以及道德的惩戒,而另一方面,把自己当成天启者,却又开始了另一种权力的获得和统治。

“《劝世良言》探讨恶的本源和善的意义,在许多方面正合洪秀全的胃口。此书内容驳杂奇诡,它向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发声,也对广州一带在1839至1842年的战火喧嚣的世界发声。”内心发生,就是一种唤醒,就是对于统治力的打破,“那个叫以赛亚的人似乎又通过梁发的传译预见了这场噩梦,他这样说道:又败坏将并落于悖逆获罪者之上,又舍弃神爷火华者将被灭矣。”耶稣三十岁开始公开宣教,而那时的洪秀全也刚好三十岁,无论是名字还是年岁,都让洪秀全有一种被预言的感觉,所以他自然成了上帝的代言人,“明示神天上帝特差其降世之旨意,劝谕世上之人,务要悔改一切奸邪恶端,丢弃各样假菩萨之像,转意归向崇敬神天上帝为主。”于是不再进入考场,不再妄想功名,不再追寻虚灵之志,而是在这一种内心的呼唤中开始了洗礼的仪式,“洪秀全在天上剖腹换心的仪式是他受洗礼的预兆。”也从此,他把自己当成了上帝的儿子:God's Chinese Son。

从偷偷洗礼到开始讲道,从离开家乡出游,到紫荆山下传教,洪秀全和冯云山、曾云正、卢六等人走向了“洗除罪恶,去旧从新”的道路,甚至最后建立天平天国,对于洪秀全来说,一直把自己当成是上帝的儿子,当成是耶稣的兄弟,一直在“出游天下,将此情教导世人”中开始救赎,而正像史景迁提出的那个疑问:洪秀全的性格和他挑起的那场天启运动之间到底有何关系?而这个疑问的核心要素是,当洪秀全用被翻译的基督教文本来获得他的信念和命定感的时候,其实缺失的是一种真正的宗教道德,也就是说,洪秀全在书中看到的天启式灵视其实只是看见了自己,所以一种个人化的救赎,其实把所谓的“拜上帝会”、天平天国带上了不归之路,“这等于再次说明了在没有引导的情形下,传递这么一本有爆炸性的书,是非常危险的。”

作为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兄弟,洪秀全把“全世”看成是“秀全的世界”, 把“全然公义”变成““秀全比黄金更可羡慕”,甚至开始撰写自己的传道书《原道救世训》,他内心想要建立的是一个“人间天堂”:“‘人间天堂’不只是一个地方而已,而是全天下,太平军所到之处即得民心,除妖魔,如此人人皆可和乐平安,直至升天见天父。”但是这个“人间天堂”只不过是私人的人间天堂。从拜上帝会到天平天国,从紫荆山到金田再到南京,洪秀全一步步建立他的“人间天堂”,也是一步步变成“秀全的世界”。

这在所谓的制度建设上尤其明显。在冯云山广西创立“拜上帝会”的时候,洪秀全提出要遵六戒:“一为去淫戒色,二为不忤父母,三为勿杀害,四为勿偷盗,五为勿行巫觋,六为勿赌博。”看起来和传统民间的劝诫相差不大,但是却明显具有了反儒家的色彩,他打翻孔子的牌位,怒斥孔子的愚蠢,其目的就是解构将其拒之门外的所谓道德,甚至他通过梦来阐述这种破坏的合理性,“在这添油加醋的梦境中,洪秀全的天父独一真神皇上帝称《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所述字字为真,绝无谬误;反观儒家典籍,上帝斥之为‘甚多差谬’,有‘推勘妖魔作怪’之罪。”梦之预言,其在实践意义上则是反规则,反官府,他把统治中国的满人及其宫府爪牙定为应予消灭的妖魔,在把攻破的南京改名“天京”之后,这种反抗越来越彻底,在地名中将直隶省改为罪隶省,北燕改为妖穴,而把当时的皇帝咸丰名字上加了反犬旁,连“鞑”也加了反犬旁。把既有秩序中的一切成为“妖魔”,甚至极端化将老百姓也变成了敌人,在1852年天平军攻克全州之后,见人就杀,“不到两日工夫,全州居民全遭杀戮,只有及时逃离的人得以幸免。”而在南京,也是对僧道粗暴对待:“南京城中许多道观、佛寺都被太平军焚烧殆尽,佛像石雕被捣毁,许多僧道出家之人被剥去衣裳,甚至被杀掉;必须认同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教义,才能幸免于难,而太平军也手持刀剑来宣教。”

史景迁:如何读懂中国历史?

“手持刀剑来宣教”这正是天平天国悖论所在,一方面洪秀全以上帝的儿子之名来破坏一切旧传统,这种破坏让他拿着刀剑,把一切的人都归于妖魔和敌人,而这种杀戮式的破坏其目的却是口口声声的宣教,是将人从水火之中解救出来,所以洪秀全的“人间天堂”到最后却也变成了人间地狱,而这种悖论式的存在还是回到了其宿命的起点:把天道当成了一种私人化的启示,在否定中建立的肯定却又以否定的方式推向灭亡。

文字中不得带有“鬼”字,“太平天历”不用朝廷钦天监所定的节气,“耶稣”、“基督”译“天”、“圣”、“神”、“帝”、“天父”、“天兄”等词不准用作他途……在制度层面,这是否定之后的肯定,而肯定的意义却在解构所谓的天道,天王洪秀全的“洪”字,他人不能用,须以发音相同的字来替代,这何尝不是私人化的权力?在永安,“天王为了使这未来的许诺更形完备,于是给太平天国首领及其妻儿大封官爵,并规定称谓与礼节。”颁布的三份诏令许诺,“果能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就能“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而攻破南京之后,“一切准备就绪,乐声四起,洪秀全身着黄龙袍,脚蹬黄龙履,坐在金碧辉煌的轿辇上,由十六名轿夫抬入城中,城中百姓夹道拜倒。”洪秀全俨然成了统治者;建立天京,对于洪秀全来说,是一种政权的固化,所以一切都被合法化了,他建立了宫殿,对高官拥有妻妾宽容大量,其中东王、西王各可拥有十一名,其他封王和洪秀全的兄长可有六个,高官可有三个,中级官员两个,小吏和一般人一个。而在任职上,洪仁发、洪仁达,洪秀全的妹妹,正宫赖氏的族人,还包括洪秀全大哥的八个儿子和二哥的两个儿子都变成了“专信”的族人;而洪秀全自己,在宫中拥有嫔妃达八十八名之多,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理这个由宫女组成的大家庭;而洪秀全对于《圣经》不停地修改,就是为了保住家族的荣誉。

当欲望膨胀,在上层高官之间便演化为权力争夺战,杨秀清在太平天国一直扮演着代上帝发言的角色,一方面他代言上帝的旨意,实际上掌控着审案的决定权和太平天国最高的指令,就如上帝的话语一样,“谁也不能更改”,在不断的扩权中实际上已经开始独断朝纲;而另一方面,他公然指责太平天国的那些高官,1853年杨秀清声称上帝驾临了12次,上帝对韦昌辉和秦日纲这两名洪秀全的心腹大为不满,甚至杨秀清还借上帝之口指责洪秀全专横擅权、苛待宫女、纵容幼主,杨秀清责怪洪秀全事母不孝,太子天贵杨秀清贬抑,也不同意洪秀全提出给秦日纲和胡以晃封王。正是这种利欲化的“为上帝代言”逐渐演变为权力争夺的黑幕,史景迁认为,杨秀清实际上具有浓厚的儒家君臣思想,而他代上帝之言就是为自己走向另一个权力顶峰铺设条件,洪秀全称为天王,是“万岁”,而自己则是“九干岁”,“这乃天差地别,让杨秀清心中不平。”所以他把最忠于天王的将领派以要务:石达开被派往西边的湖北省,秦日纲被派往江苏丹阳,北王韦昌辉被派往江西南昌。等众将领带兵离开南京之后,杨秀清便直言不讳地告诉洪秀全,他也想有“万岁”之衔。这无非是司马昭之心,“杨秀清如此重申若干以往的核心价值一直存于儒家经典之中,若是蔑视之,则危及太平天国;洪秀全这些年苦心构建的教义,杨秀清却直捣核心。”

于是在扩权路上,在权力争夺战中,杨秀清被发动事变的秦日纲、韦昌辉杀死,而且他们在事变之后并不管当初只杀杨秀清一人的承诺,“如今所部不顾于此,见人就杀,无分男女、官位、老幼或职业。杨秀清的首级被割下来,挂在街心的一根木杆上。”这是太平天国内部的杀戮,在全力争夺找之外变成了内讧,石达开因指责韦昌辉滥杀,而被韦昌辉和秦日纲包围,而他们的杀戮行为也激起了洪秀全的愤怒,甚至韦昌辉还图谋囚禁洪秀全,洪秀全先行一步,让亲兵杀了韦昌辉,把韦昌辉的人头送给石达开,不久,秦日纲也被诱骗回城处死。

“1856年的腥风血雨之后,浮现了信心与信任危机”,即使之后组成了由自己亲信组成的领导层,即使开始了再次封王,但是对于太平天国来说,权力体系已经岌岌可危,而随着石达开最后离开太平天国“西征”,这个所谓的人间天堂已经瓦解。“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这是李秀城对于此事件的一个总结,但是对于洪秀全来说,并没有意识到天平天国的严重危机,当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断修改《圣经》,实际上他已经走向了权力的虚妄深渊。

这种虚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缺乏宗教教育之后,把信仰变成了权力,从最初的《劝世良言》到后来自己编订撰写的《原道救世训》,从最初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兄弟,到后来把人间天堂看成是“秀全的世界”,从最初根据《圣经》传道,到后来大肆修改原文,完全变成了洪秀全个人的信仰,学养丰厚的传教士翻译麦都思在研读了天平天国的书刊之后,说太平天国宗教是一种“伪造的启示”,它虽然以《旧约》为基础,但“掺入迷信及谬误成分于其中”。罗孝全本来是作为朝廷、洋人和太平天国之间紧张关系的调停者,最后却被任命为洪秀全外交大臣,而那时洪秀全就告诉罗孝全,他越来越相信自己说话有如麦基洗德,乃是上帝的最高祭司与国王。

在虚妄的世界里,洪秀全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做梦者,天平天国的内讧和兵变根本无法唤起他改革的欲望,在无数次的梦境中,在不断地闭门修改经文中,在越来越陷于官兵的包围中,他最终却安静地死去,“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多,恳求降旨,应何筹谋,以安众心。”这是李秀城在1864年春天对洪秀全说的话,天平天国已经进入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饥饿并未让天王畏惧,他还是把心思放在了圣经上,当仔细读了《出埃及记》第16章后,告诉李秀城,上帝会保护忠诚的太平军,保佑在西乃荒漠里的以色列子民。在5月30日最后的谕旨中说,他去天国的时候到了,并请求天父天兄遣天兵来保卫天京。

死去进入天国,或者是对于洪秀全最好的安慰,但是对于天平天国来说,这绝对是最后的灭顶之灾,1862年1月26日的那场大雪,似乎回应着1836年的异兆,“历五十八个小时方止,积雪达七十六厘米厚,经过风吹,有些地方的积雪更厚。”灾难降临,却再也无法突围,无法救赎了,十二幅图描绘当时清军节节胜利的图片直观地记录了天平天国的覆灭,1854年7月25日,官军在湖南洞庭湖畔的永州破太平军,解长沙之围;1855年10月的桐城之役,自此太平军无望再取湖南;1856年12月9日,官军夺回武昌;官军在1864年10月擒拿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太平天国至此告终。

天启式的灵视最终在这样一种悲剧中落下了帷幕,作为上帝之子的洪秀全没有亲见天平天国的覆灭,在他平静死去的时候,他其实不是看见了和天国一样的“人间天堂”,也不是完成了“乃有奇美新造,天民为之赞叹”的使命,当然更不是以宗教信仰的方式在黑暗、混乱、毁灭的世界里找到了救赎,天平天国的理想只是一个人的理想,甚至是一个人的空想,而当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诡奇的人和事件之一”以这样的方式落幕的时候,他的上帝只是把他带回了家,而剩下的世界只是一片死寂,“洪秀全的天兄耶稣也是默不作声。甚至那位在生他时疼痛号叫并奋力保护婴儿不被七头龙吞食的天妈,此时也在天庭沉默不语。”

最后之人

编号:C38·2170117·1360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10月第1版
定价:23.00元亚马逊13.70元
ISBN:9787305140600
页数:123页

“必须一再地前进,以她所能行使的全部自由,走向那一个她以为看见过我在看的点,但是,对她而言,这个点就宛如迷失在人群中,和其他人并无不同的一个人,其中将这人与众人分开的只是那太过坚实的确信,那些他不得不抛掷进一段无尽过往之中的一具具界限确然的躯体。”那个点在哪里?她能看到吗?或者只是我自设的一个入口。布朗肖似乎在思想的转折点里制造了迷宫,向“零度写作”的转变旧是通过对“最后之人”的叙述实现的。“最后之人”是尼采意义上的末人,他以一张毫无表情的脸面对着黑格尔百科全书的知识体系与大循环封闭之后的历史境况。在上帝死去之后,对死亡和终结本身的描述是对残剩之物的肯定,不再有否定,在那里,一个人在场却已没有任何人了;在那里,甚至死都是不可能的,知识已是对不可能性的经验,是非知识了!


《最后之人》:然后才是垂死的他

不含糊的话语之激荡——且当它不语,它并非不语:我可以从中区分出我自己,只要听着它同时听着我内含于它,那恒久说着“我们”的巨大话语。

“第一夜”会消失吗?以及如何消失?当这一个问题被提及的时候,那个发出问题的人并没有消失,他是我,在“第一夜”里说话的我。我是不存在于引号中的我,我只是一个读者,在没有引号的第一夜以及另一夜打开莫里斯·布朗肖的《最后之人》的我。如此,在第一夜和另一夜组成的复数世界里,我也变成了复数:第一夜,我在微凉的夜晚抽出这本书,然后凝视着封面上的那副图,正面的脸是一个男人,突出的喉结证明了一种明确的性别,于是这个人就是他,他在凝视,他在张望,但是他却不在说话;而在他之左右,却是另外两张脸,左侧和右侧,不仅是方位的不同,还有着特点的差异:左侧的脸腮远远鼓于右侧的脸腮,左侧的眼睛也远远大于右侧,甚至左侧的眼神也以平视的方式区别于右侧的俯视。

正面、右侧和左侧,三张脸也是组成了一个复数的世界,是三个不同的他,还是一个他具有的三张不同的面孔?如果暂且把这样的疑问搁置一边,从第一夜的翻开,到进入其中,叠加的页面也是复数之一种,包括从“一”到“二”的章节也组成了小说复数的结构。但是第一夜的复数并没有以完成的方式终结,当书签被插于其中某一页的时候,第一夜暂告一段落,就像小说被时间打断搁笔在一个逗号里一样。于是从第一夜到第二夜,重新从封面的三张脸开始,从第一夜翻阅到被中断的那一页,然后继续进入其中——或者第二夜也并非是结束,它依然可以从第一夜的中断继续,依然可以像第一夜一样留下逗号,接着是第三夜,第四夜,在无数的夜晚,把《最后之人》拉出一个长长的未终结的段落。

但是必须有一个终结:第123页,最后一句话被安放在引号里:“之后,他……”这是最后的句子?最后的章节?最后的结局?之后是不是也是一种未完的继续?引号里的省略号是不是一种不被终结的符号?在这个和“自己关联”的句子里,谁给“他”一个引号的话语权?谁给了“他”一个没有说完的可能?引号、省略号,以及一个“他”,其实把一部小说带向了“第一夜”之后无数的夜,带向了我之外无数的“他”,带向了最后之人永不最后的结局。

复数的脸,复数的夜,复数的省略号,复数的他和自己,以及在书和小说前面不带引号的我,是不是这一切就组成了那个复数的“我们”?是不是就开启了那恒久说着“我们”的巨大话语?起先是不语的,起先只有一个我,但是,“且当它不语,它并非不语:我可以从中区分出我自己,只要听着它同时听着我内含于它”,于是我们从我身上涌出,从小说里涌出,突破了第一夜,突破了封闭的房间,突破了可以合拢的书,在我们的合唱中,“向海的某处”是所有关于我们“持续不断地赞颂我们之所是”:

我们之外有什么?回答是:“无人。”谁是远的,谁是近的?回答是:“这里的我们,那里的我们。”谁是最老又是最年轻的?回答是:“我们。”谁该被荣耀,谁走向我们,谁等待我们?回答是:“我们。”这太阳的光来自何处?回答是:“惟来自我们。”那天空来自何者?回答是:“我们内中之孤独。”那么谁该被爱?回答却是:“是我。”我们之外是无人,我们是远的,是近的,我们是在这里,在那里,我们是年轻的,是年老的,我们享受荣耀,我们走向我们,我们等待我们,我们产生光,我们的孤独变成天空——我们是复数的,我们全部在这儿,我们“挺立在一体的孤独中”,我们发出合唱声,但是为什么唯有关于被爱的人只有我一个?

当我是一个,是孤独的单数的时候,我就在引号里,不是拿着书从第一夜开始阅读的我,不是翻到最后一个看见省略号的我,而是在书中的“我”,那么这一种孤独,这一种单数,是不是就是书里的那一个词语,那一个将要说出来的词语?而我之存在区别于我们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被爱”,被动地爱,我的对面一定有一个主动爱的人,在这样互动的关系里,我是因为另一个人而存在的,或者说,另一个人因为我而存在,存在是爱,是隔绝孤独,是区别于我们,那么那一个人是谁?

是他?他其实是先于我而存在的,第一句:“自从这个词得以受我运用,我即表达出一直以来我心中对于他的想法:他是那最后之人。”一个关于他的词,被我运用,然后再滋生出一种想法,所以他是我之前的主动者,是他把我纳入到这个词语范畴里,“他是最后之人”的命名,当然是先于我存在的一种现象。他是谁?他不跟任何人说话,他对于她的故事的叙述经常曲子书本,“对一些人而言,他极容易接近,而且是奇特地容易;而对于其他人,他就像被天真包围,其外部极为光滑,内里却是由坚硬水晶构成的突刺,以至于只要一接近,就有可能使他被自身无辜且又长又细的针所刺。”很明显,他的存在总是和他们有关,和复数有关,这是这个复数和“我们”形成的合唱,我们挺立的孤独不一样,他实际上是远离他们而存在的。

他们一定在说话,他们一定在叙述,他们也一定在聆听,这其实就是他们世界的规则,而当他“不跟任何人说话”的时候,他自然成了“最后之人”:“他说他不能够思想到他自身,对其他的、特定的某一个还可以,但那就像是一支箭,从太远的地方被射出而无法抵达目标。然而,就在它停止并坠落的时候,远处的这目标却开始颤震低鸣,然后向它迎来。”最后之人是无力的,是无奈的,甚至是无人的,他无法抵达目标,所以不和任何人说话,但是“他说”却又把他变成了言语者,那么他向谁说话?他为什么说话?

他是一个词语,当被我受用而成为“最后之人”的时候,他是在向我说话,于是我和他建立了第一种关系。从一个词语开始,我看见他的眼神是带着银质的光彩,“他脸上就有着某种孩子气的东西,他的表情邀请着我们予以关爱,乃至某种模糊的保护感。”他需要被保护,而且正是邀请我们予以关爱,而我们之中的我,以不一样的方式走近他。或者是:“某个我所阅读、所书写的话语,为了让位于他的话语而闪避。”或者是:“我经过他的房间,我听见他咳嗽——像一匹狼,他说——那的确是种冷冷的呻吟,某种独特、严峻、略带野性的声音。”又或者是:“我以关注,以计算,以希望,以怀疑,以遗忘而最终以怜悯包围他,但我总是保护他免于其他人的窥探。”这种我和他的关系,其实渐渐模糊了主动和被动的区别,他可能是他们中最无用、最多余者,但是他却改变了我,“我无法想到我,就是有一个可怕的什么横在那里,一个困难点,一个障碍,它逃逸,它不被触及?”是的,在这个主动提出的问题里,他却在我这里被触及。

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最后之人,是对于他们而言的,所以我需要从他们那里将他剥离开来,从世界的整体中抽离出来,“我说服自己相信我首先认识的是已死的他,然后才是垂死的他。”一个已死的人,却是一个垂死的人,死不是一种在第一夜发生的终结,它在继续,在垂死的状态中不死,而这种不死之垂死,是因为和我发生了关系,像一支箭,即使没有抵达目标,也不至于在停止的时候完全坠落为无。所以,“时时刻刻,我被赦免于这样的想法:他,最后之人,并不会是那最后之人。”而当我主动将他命名为垂死之人的时候,是不是我让他不死,让他在死亡的状态中进入我和他的关系里?“他不能死,因为欠缺未来。”未来在死亡的对面,只有在垂死的状态中,才可以“然后向它迎来”。

但是,在我之前已经出现的他,在他们之外的他,在垂死的过程中一定发生了另外的故事,而我只不过是被他带向了一种歧误中,“那么,是谁遇见他呢?又是谁和他说话?谁没有想到他?这我都不知道,我只是预感到那绝对不是我。”不是我,难道是我们?当我还未从我们中抽离出来,他是不是也以他们的方式在世界之中?他们和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体的?所以这个谁的问题就可能是一个本质问题;“也许他就在我们之中:首先就在我们全体之中。”是的,他在他们之中,在我们之中,全部的人之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他的在场,而正是因为他的在场,所以他需要被忽略,“他必须成为那多余之数:多出的一个,单单是那多出的一个。”

于是是最后之人,但又不是最后之人,“我相信从他身上对我们漫散出一种幻想,激荡着我们,欺骗了我们,并且开启了我们对于一个不让人思想的思想的揣想。”而在这样的在场和“需要被忽略”的过程里,他从他们中抽离,我从我们中抽离,然后以相同的方式相遇,以相同的方式成为谁,“但也许他不过是我自己,一直以来即是无我之我——如此一种我不愿开启的关系,我拒斥着它,它也拒斥着我。”但是当他不过是我的时候,那种歧误却更为明显了,在场而被忽略,那么缺席呢?是不是会在死亡中变成垂死的状态?

垂死而不死,一种过程里的死亡似乎就要解开“最后之人”的全部意义,那个谁终于出现了,是她,我之外的她,他之外的她,男人之外的她。一个年轻女子,曾经和我认识的人,当她变成谁出现之后,我和他的关系也就发生了改变。“她早我数年来到这里。因此在她眼里我曾是个新人,一名越过门槛、跨进离弃惑域的无知者。当他到来,我便也成为旧人。”这只是她称他为教授时最外部的关系,当她在我面前被锁定被关注甚至被命名为新人的时候,当她开始询问他的时候,我似乎就是他,而且以一种推动的方式让她在他面前,“对她,他不会噤口不语,而她一看见他,也肯定会来到他身边,和他说话。”她不是把他当成我,而是把他从我们之中再次抽离,于是她走近他,于是她远离我,于是他和我在谁的关系中变成两种状态,我不在场,他在场,“我和他没有任何一种的关系。这状况才应该将我完全占据。”

言语开始了,“我喜欢他的眼神,那也许是他所拥有的之中最美的。”她说,“我或许可以认为他美。”她又说。一种言说就是一种命名,就是一种关系,垂死的人第一次在她面前变成在场,她身上那种透明的光仿佛正如他眼睛里如孩童一样的眼神,在被需要被保护中回到了谁的那个问题。但是我又在哪里?“我意识到一段无止境的距离不仅将我与她隔绝,也将我和我自己隔绝,并且让我感觉到我们其实正在远离彼此,虽然我们同时也朝着对方接近。”一个女人与我隔离,一个男人隔离了我和我自己,当她和他在一种言说里共同在场的时候,即使是缺席,也变成了一体,“她并不显得特别担心,甚至当他的缺席达到最长的时间之际,她又变得几乎是全然平静了。”而这平静的一体性也让她不惧怕死亡,“死亡,我想我是可以的,但受苦,不,我做不到。”

死亡之不怕,是因为他就是垂死之人,他用一种在场的方式让她在死亡中不在场,相反,在缺席的状态中她也很高兴和他在一起。而我在哪里的意义又何在?我是无我之我?我是他者之他?或者说那个被词语受用的我本来就是另一个他,那个和她走近而成为一体的他就是另一个我?“可怕的梦思,我满足不了的思想,且在其中我认不出我自己。”当我认不出自己的时候,我就是最后之人,而当她说:“是的,我不知道,但我接受他。”她接受他,他便是那个垂死之人。在我和他的这种分解而模糊的关系里,我是不是还是主动者?“若我必须是他的命运,就让这命运降临他,而不要贬损他。但我随即想到:这更卑懦,这让我保住了灵魂平静且受护卫的尊严。”

其实,在这个因为她而使得垂死变成一种在场事件的时候,我和他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或者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是远的也是近的,是最老的也是最年轻的,是我们走向我们也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发出太阳一样的光也制造孤独,我们是我们之所是的我们,我们是一体的孤独中的我们。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一体中海油“该被爱”的那个我?那就是从我们转身回到自身,“这一部分对每个人都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全都结合于这一点直至我们的分离里,仅只结合于此而非别处,这将是终极目标。”转回自身,是在最后之人的垂死中,是在一体的孤独的开放中,是在她之出现和接受中,是在不明的言说中,是在缺席的在场里,“日与夜,日与夜,那儿即是我们所在处,而秘密的缺席便是我们的处境。”

这其实是真正的我们,“我们必须融化至彼此。你为结束者必将是我内中的起始。你不受循环之幸福吸引吗?你领先我,爱慕的记忆,不曾有过之事的回忆。你像个希望般领先我,而我却也是你所该追及的,你将可重新连接上的。想想吧,把这也加进那极限思想里。”不是一种复数,不是一种独立,是一切期待的不被期待者,是不可预知的确定,于是在“之后,他……”的省略中,在最后一页和最后一夜的返回中,没有引号的我再次看见那封面上的那张脸:不是复数,不是面具,不是最后之人,“我,要的是你成为一张脸,成为一张脸中那可见者,而你,是要为我再一次成为一张脸,成为一个思想,但却是一张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