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08 《太平天国》：他的上帝带他回家了
既然耶稣是上帝之子，也是洪秀全的兄长，那么，洪秀全自然就是上帝在中国的儿子。
——《第五章 启惑》
英文书名：《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翻译成《天平天国》，或者是在宏大叙事中隐没了个体的生存宿命，对于天平天国这一晚清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来说，洪秀全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不论是“God's Chinese Son”的身份定义，还是“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的“国家”属性，在史景迁看来，天平天国就是洪秀全的天平天国，就是以上帝的儿子的名义启示的天平天国，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许多问题仍无答案，最关键的或许是洪秀全的性格和他挑起的那场天启运动之间有何关系。”
从创建拜上帝教，到《原道救世训》的传道，从恶梦中看见善与恶的抗衡，到不断与上帝的对话，从天平天国的建立，到对《圣经》的大幅修改，其实对于洪秀全来说，这一个组织，这一个天国，这一些教义，甚至这一拯救，都是为了看见天启式的灵魂，并在启惑中得到救赎，而天启在本质上却属于洪秀全个人的启示，也就说从《圣经》中得到力量、灵感和使命感，却在最后都变成了一种个人化的存在，而这种个人化的天启，在命运的沉浮中，最后也变成了个人化的一种极致表达，所以洪秀全的矛盾就在于：自我的拯救是是不是反而会造成更多的悲剧，史景迁将这一矛盾阐述为一种历史的宿命观：“那些从事这等使命的人极少算计后果，而这就是历史的一大苦痛。”
宿命而天启，其实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悲剧气氛，而对于洪秀全来说，当1936年的他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就以一种更替的方式走上了救赎之路，而在这条路上，洪秀全的所有努力都是从否定开始的。1836年，是进不了广州城的洋人们城墙外张望的1836年，是洪火秀到广州参加府试而落第的1836年，是一场两英寸的厚雪制造异兆的1836年，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在否定而肯定的世界中打开了那扇门。从大时代来说，当洋人们用目光注视广州城高高的城墙，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就开始了微妙地改变，虽然1836年的“十三洋行”只住着三百零七个洋人，“虽然洋人进不了广州城，但中国人的生活却将洋人那一小块地团团围住。”而这种反包围的方式在最后却成了另一种“侵入”：那些官府的通事闷闷讲着洋泾浜英语，那条新豆栏街上开出了西医的医院，那些“西洋镜”吸引着市民的注意。
侵入并不只是觊觎之后的武力，还有文化、宗教的渗透，1832年10月来到广州的牧师埃德温·史蒂文斯带来了基督教，他在广州遇见了更早接触了西方传教士的梁发，这是东西方的相遇，而这种相遇在信仰意义上变成了一种在否定中找寻出路的启示，梁发编写的《劝世良言》在广州刊印，在街头分发，这是基督教走近汉语世界的开始，而这种走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次汉化，梁发从启蒙者米怜那里知道了基督教的教义，却用汉语编撰了这一著作，也正是这种“汉化”洞开了生活在否定状态下的中国人。而史蒂文斯更是用布道的方式给看不到希望的中国人一种心灵上的慰藉，“此刻，那些小册子或许正在启迪一些生活在沿海的中国草民；是啊，或许它们正在把来自天国的真正曙光照进失落在异教黑暗中的某些心灵，难道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冀望吗？ ”当福音书取代了皇帝的诏书，当耶稣的感召超越了权力统治者的控制，当天国的幸福化解了现世的苦难，变成了救赎者，一本书，一句良言，其实远远胜过一道命令，一种道德的规矩，“中国的普天万民凭什么被拒于基督教之外？这统治者的权位是篡夺来的，他们剥夺了人民在此生、在永世得喜乐的机会，只是人民无力抵抗；他们累世历代都崇拜偶像，至今犹然，而且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就与能让他们的生活得着福佑的事物无缘。”
而就是在1836年，在府试中落第的洪火秀在广州的街头接过了梁发的那本《劝世良言》。对于洪秀全来说，到广州参加府试，本身就想进入中国的儒家政治体系中，但是落第的现实将他拒绝在这扇大门之外，而在一场异兆的大雪降下之后，洪秀全在这天启的文字里找到了另一个自己。小册子的目录上有带“洪”的文字，诺亚方舟之前的洪水是摧毁秩序的破坏力量，而这个浩劫就是创造万物的“爷火华”的旨意，而“火”又与洪火秀的名字相契合，于是洪水、火焰就像是刻在他身上的劫难标记，而将自己改名为洪秀全，却找到了与上帝之命的相同之处，于是在偶然变成了必然，于是否定变成了肯定：“洪秀全落了第。他留下了这本书。”
这看起来是一次简单的改名事件，而在史景迁看来，却是一种“天启式的灵魂”被打开的重要节点。在思想领域，洪秀全生活的时代，一遇到干旱、饥荒、水涝和疫病，几乎只求助于那些民间的佛，《玉历至宝钞》是当时流行较广的一类代表，书中描绘了地狱的情境，而要摆脱地狱，就必须去恶向善，而其实这种善恶更多是佛道的轮回，它以控制人的精神为目的，而失去了自我主宰的力量。在1837年洪秀全得病期间，几乎被这一轮回带入了地狱，而在痛苦中洪秀全的那个梦，却让他看到了一丝摆脱佛道轮回的希望，他在梦中看见了耶稣，看见了救赎，甚至在呼唤着他皈依，于是噩梦变成了奇异的梦，洪秀全开始唱歌，开始自称皇帝，开始用朱笔写下了“天王大道君王全”，甚至，“他公开驳斥父亲，否认自己从他所出，他与兄长争辩。父亲、姐姐、兄长、来访者皆为他的言语刺伤，听他自称有评判世事、分辨妖魔善人的责任。”
否定的梦，否定的现实，否定的求仕之路，终于变成了一种“启惑”，而这种启惑对于洪秀全来说，却也是一次中西方文化的共契，“洪秀全及其信徒在一种天启式的灵视之中步上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浩劫，其根源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在西方来说，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信仰，而在中国，“宇宙是秩序、繁荣与黑暗、混乱、毁灭这两种力量之间脆弱但又僵持不下的平衡”却在古籍中早有所阐述，《易经》中的“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和《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都是关于善战胜恶的先知预见，而最后的结论就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所以对于洪秀全来说，他一方面开始了否定以儒家和佛道为代表的轮回以及道德的惩戒，而另一方面，把自己当成天启者，却又开始了另一种权力的获得和统治。
“《劝世良言》探讨恶的本源和善的意义，在许多方面正合洪秀全的胃口。此书内容驳杂奇诡，它向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发声，也对广州一带在1839至1842年的战火喧嚣的世界发声。”内心发生，就是一种唤醒，就是对于统治力的打破，“那个叫以赛亚的人似乎又通过梁发的传译预见了这场噩梦，他这样说道：又败坏将并落于悖逆获罪者之上，又舍弃神爷火华者将被灭矣。”耶稣三十岁开始公开宣教，而那时的洪秀全也刚好三十岁，无论是名字还是年岁，都让洪秀全有一种被预言的感觉，所以他自然成了上帝的代言人，“明示神天上帝特差其降世之旨意，劝谕世上之人，务要悔改一切奸邪恶端，丢弃各样假菩萨之像，转意归向崇敬神天上帝为主。”于是不再进入考场，不再妄想功名，不再追寻虚灵之志，而是在这一种内心的呼唤中开始了洗礼的仪式，“洪秀全在天上剖腹换心的仪式是他受洗礼的预兆。”也从此，他把自己当成了上帝的儿子：God's Chinese Son。
从偷偷洗礼到开始讲道，从离开家乡出游，到紫荆山下传教，洪秀全和冯云山、曾云正、卢六等人走向了“洗除罪恶，去旧从新”的道路，甚至最后建立天平天国，对于洪秀全来说，一直把自己当成是上帝的儿子，当成是耶稣的兄弟，一直在“出游天下，将此情教导世人”中开始救赎，而正像史景迁提出的那个疑问：洪秀全的性格和他挑起的那场天启运动之间到底有何关系？而这个疑问的核心要素是，当洪秀全用被翻译的基督教文本来获得他的信念和命定感的时候，其实缺失的是一种真正的宗教道德，也就是说，洪秀全在书中看到的天启式灵视其实只是看见了自己，所以一种个人化的救赎，其实把所谓的“拜上帝会”、天平天国带上了不归之路，“这等于再次说明了在没有引导的情形下，传递这么一本有爆炸性的书，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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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Z58·2170117·1361 |
这在所谓的制度建设上尤其明显。在冯云山广西创立“拜上帝会”的时候，洪秀全提出要遵六戒：“一为去淫戒色，二为不忤父母，三为勿杀害，四为勿偷盗，五为勿行巫觋，六为勿赌博。”看起来和传统民间的劝诫相差不大，但是却明显具有了反儒家的色彩，他打翻孔子的牌位，怒斥孔子的愚蠢，其目的就是解构将其拒之门外的所谓道德，甚至他通过梦来阐述这种破坏的合理性，“在这添油加醋的梦境中，洪秀全的天父独一真神皇上帝称《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所述字字为真，绝无谬误；反观儒家典籍，上帝斥之为‘甚多差谬’，有‘推勘妖魔作怪’之罪。”梦之预言，其在实践意义上则是反规则，反官府，他把统治中国的满人及其宫府爪牙定为应予消灭的妖魔，在把攻破的南京改名“天京”之后，这种反抗越来越彻底，在地名中将直隶省改为罪隶省，北燕改为妖穴，而把当时的皇帝咸丰名字上加了反犬旁，连“鞑”也加了反犬旁。把既有秩序中的一切成为“妖魔”，甚至极端化将老百姓也变成了敌人，在1852年天平军攻克全州之后，见人就杀，“不到两日工夫，全州居民全遭杀戮，只有及时逃离的人得以幸免。”而在南京，也是对僧道粗暴对待：“南京城中许多道观、佛寺都被太平军焚烧殆尽，佛像石雕被捣毁，许多僧道出家之人被剥去衣裳，甚至被杀掉；必须认同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教义，才能幸免于难，而太平军也手持刀剑来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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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景迁：如何读懂中国历史？ |
“手持刀剑来宣教”这正是天平天国悖论所在，一方面洪秀全以上帝的儿子之名来破坏一切旧传统，这种破坏让他拿着刀剑，把一切的人都归于妖魔和敌人，而这种杀戮式的破坏其目的却是口口声声的宣教，是将人从水火之中解救出来，所以洪秀全的“人间天堂”到最后却也变成了人间地狱，而这种悖论式的存在还是回到了其宿命的起点：把天道当成了一种私人化的启示，在否定中建立的肯定却又以否定的方式推向灭亡。
文字中不得带有“鬼”字，“太平天历”不用朝廷钦天监所定的节气，“耶稣”、“基督”译“天”、“圣”、“神”、“帝”、“天父”、“天兄”等词不准用作他途……在制度层面，这是否定之后的肯定，而肯定的意义却在解构所谓的天道，天王洪秀全的“洪”字，他人不能用，须以发音相同的字来替代，这何尝不是私人化的权力？在永安，“天王为了使这未来的许诺更形完备，于是给太平天国首领及其妻儿大封官爵，并规定称谓与礼节。”颁布的三份诏令许诺，“果能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就能“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而攻破南京之后，“一切准备就绪，乐声四起，洪秀全身着黄龙袍，脚蹬黄龙履，坐在金碧辉煌的轿辇上，由十六名轿夫抬入城中，城中百姓夹道拜倒。”洪秀全俨然成了统治者；建立天京，对于洪秀全来说，是一种政权的固化，所以一切都被合法化了，他建立了宫殿，对高官拥有妻妾宽容大量，其中东王、西王各可拥有十一名，其他封王和洪秀全的兄长可有六个，高官可有三个，中级官员两个，小吏和一般人一个。而在任职上，洪仁发、洪仁达，洪秀全的妹妹，正宫赖氏的族人，还包括洪秀全大哥的八个儿子和二哥的两个儿子都变成了“专信”的族人；而洪秀全自己，在宫中拥有嫔妃达八十八名之多，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理这个由宫女组成的大家庭；而洪秀全对于《圣经》不停地修改，就是为了保住家族的荣誉。
当欲望膨胀，在上层高官之间便演化为权力争夺战，杨秀清在太平天国一直扮演着代上帝发言的角色，一方面他代言上帝的旨意，实际上掌控着审案的决定权和太平天国最高的指令，就如上帝的话语一样，“谁也不能更改”，在不断的扩权中实际上已经开始独断朝纲；而另一方面，他公然指责太平天国的那些高官，1853年杨秀清声称上帝驾临了12次，上帝对韦昌辉和秦日纲这两名洪秀全的心腹大为不满，甚至杨秀清还借上帝之口指责洪秀全专横擅权、苛待宫女、纵容幼主，杨秀清责怪洪秀全事母不孝，太子天贵杨秀清贬抑，也不同意洪秀全提出给秦日纲和胡以晃封王。正是这种利欲化的“为上帝代言”逐渐演变为权力争夺的黑幕，史景迁认为，杨秀清实际上具有浓厚的儒家君臣思想，而他代上帝之言就是为自己走向另一个权力顶峰铺设条件，洪秀全称为天王，是“万岁”，而自己则是“九干岁”，“这乃天差地别，让杨秀清心中不平。”所以他把最忠于天王的将领派以要务：石达开被派往西边的湖北省，秦日纲被派往江苏丹阳，北王韦昌辉被派往江西南昌。等众将领带兵离开南京之后，杨秀清便直言不讳地告诉洪秀全，他也想有“万岁”之衔。这无非是司马昭之心，“杨秀清如此重申若干以往的核心价值一直存于儒家经典之中，若是蔑视之，则危及太平天国；洪秀全这些年苦心构建的教义，杨秀清却直捣核心。”
于是在扩权路上，在权力争夺战中，杨秀清被发动事变的秦日纲、韦昌辉杀死，而且他们在事变之后并不管当初只杀杨秀清一人的承诺，“如今所部不顾于此，见人就杀，无分男女、官位、老幼或职业。杨秀清的首级被割下来，挂在街心的一根木杆上。”这是太平天国内部的杀戮，在全力争夺找之外变成了内讧，石达开因指责韦昌辉滥杀，而被韦昌辉和秦日纲包围，而他们的杀戮行为也激起了洪秀全的愤怒，甚至韦昌辉还图谋囚禁洪秀全，洪秀全先行一步，让亲兵杀了韦昌辉，把韦昌辉的人头送给石达开，不久，秦日纲也被诱骗回城处死。
“1856年的腥风血雨之后，浮现了信心与信任危机”，即使之后组成了由自己亲信组成的领导层，即使开始了再次封王，但是对于太平天国来说，权力体系已经岌岌可危，而随着石达开最后离开太平天国“西征”，这个所谓的人间天堂已经瓦解。“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这是李秀城对于此事件的一个总结，但是对于洪秀全来说，并没有意识到天平天国的严重危机，当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断修改《圣经》，实际上他已经走向了权力的虚妄深渊。
这种虚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缺乏宗教教育之后，把信仰变成了权力，从最初的《劝世良言》到后来自己编订撰写的《原道救世训》，从最初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兄弟，到后来把人间天堂看成是“秀全的世界”，从最初根据《圣经》传道，到后来大肆修改原文，完全变成了洪秀全个人的信仰，学养丰厚的传教士翻译麦都思在研读了天平天国的书刊之后，说太平天国宗教是一种“伪造的启示”，它虽然以《旧约》为基础，但“掺入迷信及谬误成分于其中”。罗孝全本来是作为朝廷、洋人和太平天国之间紧张关系的调停者，最后却被任命为洪秀全外交大臣，而那时洪秀全就告诉罗孝全，他越来越相信自己说话有如麦基洗德，乃是上帝的最高祭司与国王。
在虚妄的世界里，洪秀全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做梦者，天平天国的内讧和兵变根本无法唤起他改革的欲望，在无数次的梦境中，在不断地闭门修改经文中，在越来越陷于官兵的包围中，他最终却安静地死去，“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多，恳求降旨，应何筹谋，以安众心。”这是李秀城在1864年春天对洪秀全说的话，天平天国已经进入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饥饿并未让天王畏惧，他还是把心思放在了圣经上，当仔细读了《出埃及记》第16章后，告诉李秀城，上帝会保护忠诚的太平军，保佑在西乃荒漠里的以色列子民。在5月30日最后的谕旨中说，他去天国的时候到了，并请求天父天兄遣天兵来保卫天京。
死去进入天国，或者是对于洪秀全最好的安慰，但是对于天平天国来说，这绝对是最后的灭顶之灾，1862年1月26日的那场大雪，似乎回应着1836年的异兆，“历五十八个小时方止，积雪达七十六厘米厚，经过风吹，有些地方的积雪更厚。”灾难降临，却再也无法突围，无法救赎了，十二幅图描绘当时清军节节胜利的图片直观地记录了天平天国的覆灭，1854年7月25日，官军在湖南洞庭湖畔的永州破太平军，解长沙之围；1855年10月的桐城之役，自此太平军无望再取湖南；1856年12月9日，官军夺回武昌；官军在1864年10月擒拿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太平天国至此告终。
天启式的灵视最终在这样一种悲剧中落下了帷幕，作为上帝之子的洪秀全没有亲见天平天国的覆灭，在他平静死去的时候，他其实不是看见了和天国一样的“人间天堂”，也不是完成了“乃有奇美新造，天民为之赞叹”的使命，当然更不是以宗教信仰的方式在黑暗、混乱、毁灭的世界里找到了救赎，天平天国的理想只是一个人的理想，甚至是一个人的空想，而当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诡奇的人和事件之一”以这样的方式落幕的时候，他的上帝只是把他带回了家，而剩下的世界只是一片死寂，“洪秀全的天兄耶稣也是默不作声。甚至那位在生他时疼痛号叫并奋力保护婴儿不被七头龙吞食的天妈，此时也在天庭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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