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

编号:C28·2181114·1522
作者:麦家 著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6年05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30215982
页数:295页

这是一场“罗生门”,历史的是与否,个人的爱与恨,就像深海之谜,永远潜在时光里。所谓真相,不过都是风声流言。麦家说:“我想写一部有趣的小说,读者可以发现其中埋藏的秘密,于是有了《风声》。看似我写了一群无情之人,而这恰恰是我最深情的作品。”本书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授奖辞:“《风声》以从容的写作耐心,强大的叙事说服力,为这个强悍有力、同时具有理想光芒的人格加冕,以书写雄浑的人生对抗精神的溃败,以关注他人的痛苦扩展经验的边界,以确信反对虚无,以智慧校正人心,并以提问和怀疑的方式,为小说繁复的谜底获得最终解答布下了绵密的注脚。”

父亲的姓名

编号:B83·2181114·1521
作者:【法】雅克·拉康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8年04月第1版
定价:22.00元当当11.00元
ISBN:9787100158527
页数:128页

“父亲的姓名创立了父亲的功能。”本书是法国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文集》的一卷,本卷汇集了拉康相隔十年两篇发言。 一篇是“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它先于拉康在同年夏季期间撰写的罗马报告“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与领域”,标志着“拉康的教学”开始走向了公众。此次报告构成了拉康对这个著名的三元组所作的以次完整的理论阐述,而在随后的三十年期间,它都自始至终地支撑着拉康的理论制作,直至以博洛米结及其种种衍生物的形式,变成了拉康教学的基本对象――不仅是概念的对象,而且也是数学的乃至物质的对象。 另外一篇是《父亲的姓名》,拉康于1964年1月在乌尔姆街借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地方重新开课,并将研讨班更名为《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


《父亲的姓名》:我们应该有一种动物祖先

你们在此看到了最恰当地把象征符号与记号区分开来的东西,即象征符号的人际功能。这是与语言一起诞生的某种东西,它造成以下事实:在词被真正宣布为言语之后,两个交谈者今非昔比。
——《象征界、想象界、实在界》

拉康,一个名字,一个作者,他是谁?这是不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在寻找可能的答案里,是不是会陷入一种经验主义?而当把这个名字从1953年的最后一课以及排挤出“训练性分析师”行列的历史中抽离出来,当把这个名字从“探讨的东西而言只是一个导言,一个前言”的理论中断裂开来,甚至当把这个名字和《乡间一日》的女主西尔维娅·巴塔耶相关的情感故事中独立出来,是不是就是一种“抗拒”?抗拒而破坏,破坏而返回,那个想象界的拉康何时会成为象征界的拉康?经验主义的符号何时会转向象征符号?

一种悬置,是去除了所有的背景、知识和经验,只是保留了文本,保留了作者,保留了名字,当面对一个打开的文本,面对一个说话的作者,其实进入“象征界、想象界、实在界”之前,所遭遇的大约就是被悬置的沉默:一个作者和一个读者之间存在的对话可能其实是脆弱的,作者不是分析师,读者不是精神分析的对象,他们总是在错开的境遇中成为独立的存在,但是当打开,就是一种相遇,如此,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实在界的域?拉康一直没有阐述“实在界”的定义,学生塞尔吉·勒克莱尔在最后一课中向他提出的问题是:“您已经向我们谈论了象征界和想象界。但您没有谈及实在界。”对此,拉康的回答却是:“我还是稍微谈到了它。”稍微谈到了,但是没有展开,或者是省略过了,因为他认为:“实在界或者是整体,或者是已消逝的瞬间。”

一个整体,一个瞬间,存在的整体,消逝的瞬间,它都是实在界的标记,对此拉康还补充回答了塞尔吉·勒克莱尔:“在精神分析经验中,对于主体来说,它总是与某种东西的相遇,例如,与精神分析师的沉默。”只要是相遇,即使沉默,也是开启了实在界的域,所以拉康稍微谈到了一点就不再深入,所以省略的背后就是沉默的相遇。所以不如把作者和读者的相遇看成是进入了实在界,也只有在整体的开启中,象征界和想象界才会在分析师和对象之间建立关系,而沉默之发生,在文本意义上或者就可以在悬置的状态下去除“经验所遭遇到的东西”,完成象征符号的实现。

一种东西之外是另一种东西?经验之外是象征界?弗洛伊德之外是拉康?“没有什么比弗洛伊德式的经验对人类现实的把握更为全面,而且人们禁不住要返回各种源头,要去把握和领会这些文本。”拉康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另一种东西”的必要性,尽管弗洛伊德为精神分析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但是它依然是一种狭隘,甚至是一种堕落,所以拉康才要在研讨班上给出“一个不乏雄心的题目”,在他看来,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是“人类现实的根本之域”,但又是“非常不同的域”,而这些域所涉及的是精神分析中的人格,弗洛伊德的《狼人》、《鼠人》、《少女杜拉的故事》、《谢尔伯个案》提供了经典的个案分析文本,并在实践中指导了精神分析,对于人格的阐述也已经相对成熟,但是为什么在拉康看来,依然是一种堕落?

是因为人格分析带入到了某种经验之中,而经验建立的关系只是“一种东西”,所以在课后学生乔治·莫括说:“象征符号来自实际经验。”拉康马上予以否定,“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因此我认为,象征符号既不制造感觉也不制造现实。确切的是象征的东西——和最原始的各种象征符号——在人类现实之中引入某种男人的、不同的和构成真理的所有源初对象的东西。”它构成了人类现实,也成立了人类制度,但是却是一种“源初对象”的东西,这种源初对象就是要去除经验,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不管是出发还是终结都在于一种从经验中构筑关系。

将经验悬置起来,似乎并不容易,而拉康似乎就是从经验作为出发点找到狭隘和堕落分析理论,“让我们从精神分析最初的各种理论中首先呈现给我们的经验出发。”当一个主体被定义为贤达或者说成是小人的时候,就构成了经验的各种界限,而根据雷蒙·德,索绪尔的说法:“主体对其世界产生幻觉”。和神经症的各种错乱以及可逆性本身一样,经验主义所构筑的领域,极少与固定的器官性节奏相连,它只是涉及到“处于性欲与生殖欲之中的各种本能性循环”,拉康便是将这一概念性的范畴称为想象界。

在想象界中,因为有本能性循环,所以也有置换,比如一个男人一看到一只拖鞋就会射精,拉康认为,拖鞋在这里就是女性生殖器的置换,但是无论是循环还是置换,都是在一种想象的领域里发生的,也就是说,它没有在“相对于另一个主体而言自身的像价值使它可以在保证自然需要之满足的循环之外进行置换”,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并不存在分析行为的介入。而拉康从动物性置换中得出了象征行为的初样:“被置换了的一节具有一种社会化的价值,且它为动物群体充当标记以便找到某种集体行为。”也就是说,置换并不只是内部的一种想象式投影,它需要提供一种社会化的价值,需要标记为“某种集体行为”。

拉康举了“口交幻相”所折磨的患者的例子,口交幻相之出现,首先是一种置换,而这种置换逃逸了内部结构,它有一种表达,有一种被说的欲望,还有一种象征化的东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可分析的现象的出现,“一种现象体现一种置换,换言之,一种现象处于各种想象性现象之中”,但是还不够,还需要这个现象体现的是“非其自身的另外东西”,它才是可分析的。“可分析”代替了简单的置换,它注入了某种语言,而语言也并非是人们认为的是“它所表示的东西”,拉康以“口令”为例,口令“是以一种完全独立于其含义的方式被选择为口令的”,诞生于凶残的动物之中的口令,在人类的运用中,变成了一种群体间的语言,“人类正是多亏了口令才构成为群体,而非相互承认。”所以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经验式的标记,而是对语言的沉思,“突然把其性伙伴称为一种最为普通的蔬菜的名字,或一种最令人厌恶的动物的名字。”

雅克·拉康:为什么父亲的名字是复数的?

很明显,象征符号必须具有人际功能,“这是与语言一起诞生的某种东西,它造成以下事实:在词被真正宣布为言语之后,两个交谈者今非昔比。”词成为语言,是因为交谈,但并不仅仅是交谈,而是“为了某种东西”,在精神分析中,患者和分析师之间,就必须建立这样的象征符号,“某种东西被神秘地放在了倾听他说话的那个个人身上。”这种神秘性的东西是什么?在精神分析领域里,在患者和分析师“今非昔比”的交谈中,拉康认为,是一种否定性的命令,是一种对秩序的违反,是一种抗拒,“主体由于无法以一种活生生的方式实现象征符号的秩序,他就实现各种无序之像,上述各种违反就是这些无序之像的替代者。”

从主体的幻觉出发构筑了想象关系,从置换的行为出发进行了投射,而在否定性命令、抗拒和违反中,象征符号才会制造出“另一种东西”,这便出现了拉康所说的“三分关系”,想象或者置换,其实都只是建立了二分关系,“要想一种关系具有其象征价值,应该有一个第三者角色的中介,这一第三者角色通过与主体的关系,实现超越的因素;多亏了这种超越的要素,这一第三者角色与对象的关系能够保持某种距离。”而这种三分关系具有的象征意义就是自我异化中确认的东西,“自我就是主体于其中首先只有通过自身异化才能自身认识的那个东西。因此自我只有通过消除自我的另一个自我才能重新出现。”

三分关系的目的是自身与对象分离,而分离的对象又在“社会化价值”、集体行为中返回自身,它在自身分离时是缺场的,返回时又是在场的,由此形成了对象的同一性,“对象的同一性在在场之中和在缺场之中得到了保持。”拉康用一种图式进行了分析,整个过程的起点就是发现分析师,分析师遇到了像的现实,然后进入到想象性实现中,在抗拒、否定性移情甚至谵妄之后,则是对于象征符号的想象,接着是在解释中进行了像的象征化,这是象征符号的象征化过程,但是这并不是重点,在澄清之后则是“去象征化主体”,目的是为了健康,在“仁慈的中立性”下,回到出发的位置,由此完成了一次循环,便是“实现”——“就是‘使像返回某种实在’,就是通过在此当然地包括这一实在的、作为一种基本功能的一种独特记号而‘使精神分析的表达返回实在’。”

象征界去除了经验,建立在想象基础之上,当它返回实在的时候,即使沉默,也成为了一种整体,也进入了实在界。所以拉康认为创立各种象征符号的意义,“完成了把一种新的现实引入到动物现实之中。”为什么是“动物现实”?口令作为一种语言来源于动物群体的需求,精神患者的焦虑和恐怖症,也和动物之像有关,而人类的图腾崇拜其实就是动物的一种像:“图腾制度是与对同类相食的解释相关联的,也就是说,与人们不能吃他人相关联的。它的功能是:造就一个超越同类的主体。”而这或者就导致了1963年《父亲的姓名导论》的形成,在1953年的这篇导言中,拉康就提到了象征符号造就的人类制度,“父亲实际上就是传种者(geniteur)。但是,在我们从确定的来源知道这点之前,父亲的姓名(le nom du pere)创立了父亲的功能。”

“父亲”这一人类制度为什么是一种动物现实?1963年的课程上他在黑板上写上了大写的A,这是“大他者”,当人类处在焦虑之中的时候,那个主体就坠落了一个对象,这是一种“欲望之因”,承担了欲望的支撑者功能,这个对象就是小a。这是一个欲望的链条,大他者是大写的名字,很多时候就被看成是“父亲”,而这个父亲被认为是“圣父”或者“教父”,它是上帝与存在同一性的“我”,“我是存在的我”。但是在拉康看来,这是一种纯粹的谬误,当自身被上帝赋予,欲望之因如何承担支撑功能?当性欲达到高潮不是一种坠落,而这种非坠落状态引起的是焦虑本身,所以主体变成了诱饵的受害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个小a是一种补体,即“镜像”。

而拉康所强调的是:“只有当离开主体的对象在离开的那一时刻进入对大他者的需求中,进入对母亲的呼唤中,而且勾画出彼岸——在这一彼岸,对母亲的欲望被遮掩着——,对象小a的功能才能被理解。”对母亲的呼唤其实意味着对父亲功能的打开,而这个功能是主体说话而带着的“父亲的语声”,这是大他者的语声,“大他者的语声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基本对象。无论在精神症的领域之中,还是处于超我的形成之中(就正常者的最极端情形而言),分析师都将被要求把大他者的位置给予这一大他者,且跟随大他者的各种各样的化身。”考察神话学中的父亲,拉康认为就是一种图腾:“父亲只能是一个动物。最初的父亲是乱伦禁忌之前的父亲,是律法出现之前的父亲,是各种亲属和联姻结构的秩序出现之前的父亲,总之,是文化出现之前的父亲。”而在精神分析领域,“父亲”是一个专有名词,是主体逃避欲望却不可分离,并以代替的方式满足需求,而这个代替者,拉康从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找到了源头。

《出埃及记》中向摩西说话的上帝说:“当你走向他们的时候,告诉他们我叫‘Ehyeh acher ehyeh’,即‘我是我是’。”我不是存在的我,我不是我所存在,“我是”就是姓名:

除了是“‘我是’这一‘姓名’”之外,这一“我是”不接受任何其它意义。

不是同一性而是唯一性,甚至是不可说的,它是自身的指示,它显现自身,在卡拉瓦乔的那副画中,当亚伯拉罕拉出刀子在男孩的头上举起,天使就在那里,拉康认为,他就是“姓名”没有被说出的那一位,“他在场”,“上帝给了他一个儿子,然后给他下命令,要他把儿子带到一个神秘约会的场所,在那里,父亲把儿子的手脚缚住,就如绑一只母羊,以便把他献祭。”于是一个儿子连接着两个父亲,亚伯拉罕和不被说出的“姓名”——那幅图上,不就是一只公羊吗?于是拉康说:“即当其‘姓名’无法被说出的那一位指定这一动物代替亚伯拉罕的儿子通过亚伯拉罕而被献祭时,它跑来贪婪地吃饱。这只公羊就是亚伯拉罕的命名祖先,亚伯拉罕世系的上帝。”所以,“这只公羊把亚伯拉罕与其各血统相连。”于是,在“父亲”身边,那一块肉被割下,便诞生了割礼法则,而这一小块肉便成为了那个小a,

父亲不是哲学家们和学者们的上帝,而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是指示自身的命名,而这种指示自身的父亲在不可言说的“姓名”里其实并不是恐怖,也不是动物的隐喻,“这个东西通过不欺骗的东西即焦虑而自身指示。”它是一种图腾,大他者在黑板上,大写,专有名词,创世中的来者,父亲,公羊,返回而成为另一种象征符号:“我们在此仍然来自于这些祖先,就像各位进化论者一样,我们应该有一种动物祖先。”

酒中的窗户

编号:S29·2181114·1520
作者:李亚伟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17年06月第1版
定价:46.00元当当23.00元
ISBN:9787506389211
页数:286页

“标准诗丛”之一。李亚伟,1963年出生于重庆市酉阳县,“第三代”诗歌运动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中国后现代诗歌的重要代表诗人,获第四届《作家》奖、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第二届明天诗歌奖、第二届天问诗歌奖、第一届鲁迅文化奖、第一届屈原诗歌金奖等。《酒中的窗户》遴选李亚伟不同时期代表作品,“莽汉的诗1984-1986”“孤独的诗 1985-1986”“棋局 1985”“峡谷酒店 1985”“太子、刺客和美人 1986”“好色的诗 1987”“岛·陆地·天 1987冬-1988春”“空虚的诗 1988”“航海志 1988”“野马与尘埃 1989”“红色月月(残篇) 1992·春”“东北短歌 2002”“闲杂诗 2001-2013”十三辑收录了诗人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诗歌代表作,“文字:身边的诗意”一辑则收入了代表性的随笔、散文。


《酒中的窗户》:活得像另一个人

老师说过要做伟人
就得吃伟人的剩饭背诵伟人的咳嗽
亚伟想做伟人
想和古代的伟人一起干
他每天咳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图书馆
回到寝室
——《中文系》

一定是听到了李亚伟的咳嗽,很短促,却很用力,从图书馆的某个角落穿过一条走廊,然后跟着李亚伟回到了寝室。这是1996年,或者更早,我站在同样是图书馆的角落里,同样穿过了走廊,同样回到了寝室,然后写出了一篇叫《中文系学生》的小说,有一个叫“李亚伟”的人就出现在那篇小说里,但显然他没有咳嗽,但是他用他的诗说出了中文系学生的某种状态。

“我记得,早在好几年前,一个名叫李亚伟的人也写过一首同题的诗。”我在小说中这样写道,其实,李亚伟写的诗叫《中文系》,没有“学生”两个字,一定是我的记忆出了毛病,而记忆之错误大约是因为李亚伟的咳嗽扰乱了某种思绪,但是没关系,我说,“中文系学生都是兄弟”,而且我们一样说到了水,说到了水的现代危机感可以用撒尿来解决,“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尿来解决荒原的危机感,尿也是水,甚至它比水更珍贵。而许多人正在这么做,包括街上的行人。”当然只是一篇小说,甚至之后再也无法拿出手,它藏在某一个文件夹里,就像小说中的诗集,就像诗集中的一个句子:“我的欲望/穿过中文系多纹的街道/在死亡到来之前/复活”

都变成了某种虚无。如果《中文系学生》是我和李亚伟相遇的起点,那么《中文系》一定是李亚伟和诗歌相遇的起点。一定是比1996年的小说更早,李亚伟已经是中文系学生了,他看见了一条大河,和汉语一样宽广,里面有各种鱼儿,在那里游弋。但是,和他一起在岸上的还有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甚至还有网,他们网住了鱼儿,他们从何的上游开始说起诗歌,一条河里的水,水里的鱼似乎都变成了无法逃逸的存在。

鲁迅在那里洗手,孔子在那里垂钓,还有屈原、王维,这是一条诗歌的河?李亚伟想要和他们一样做伟人,想要一起钓鱼,但是很明显咳嗽声一定惊扰到了那些鱼,甚至李亚伟故意制造了咳嗽声,故意吓跑了那些鱼,然后远离河岸,然后和其他的中文系同学一起“在酒馆的石缝里吐各种气泡”:那时候的诗人胡玉“常常踏着自己的长发溜进/女生密集的场所用鳃/唱一首关于晚风吹了澎湖湾的歌”;那时候二十四岁的敖歌“已经/二十四年都没写诗了”,他常在“五公里外爱一个姑娘”;那时候万夏“每天起床后的问题是/继续吃饭还是永远不再吃了”;那时候的诗人杨洋“老是打算/和刚认识的姑娘结婚”……

在女生面前唱澎湖湾的歌,五公里外爱上一个姑娘,继续吃还还是永远不吃的选择题,或者和姑娘结婚,应该读不是伟人该做的事,和上中文系一年级的李亚伟一样,喝酒、谈恋爱、吃饭甚至臆想结婚,都是当下的生活,和那一条河无关,和那里的鱼无关,于是撒尿里有了现代派,河岸上奔跑着烈女,石洞里坐满了寡妇,于是,中文系学生用当下的生活解决了水的危机感:

中文系有时在梦中流过,缓缓地
像亚伟撒在干土上的小便像可怜的流浪着的
小绵阳身后那消逝而又起伏的脚印,它的波浪,
正随毕业时的被盖卷一叠叠地远去

从梦中游过,作伟人也成了一个游走的梦,而李亚伟是不是也在撒小便的过程中解构了自己的伟人梦?当一切的东西随着中文系而“一叠叠地远去”,李亚伟开始奔跑,开始航海,开始喝酒,李亚伟也从成了撒了尿制造波浪的“莽汉”。以“中文学”为起点,莽汉李亚伟读过大学,“他们读古文读菜票读情书/读石头读女老师和鲁迅的破长衫/读笔记写心得读师范学院”,但是最后却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莽汉李亚伟经历过“毕业分配”,“所有的东西都在夏天/被毕业分配了/哥们儿都把女朋友留在低年级/留在宽大的教室里读死书,读她们自个儿的死信(《毕业分配》)”莽汉李亚伟也一定遇到过好姑娘,“我什么时候抽空来跟你结婚/这事目前定不下来,这辈子恐怕也定不下来/暂时嫁人吧想想你妈妈和你爸爸他俩怎么样/你妈妈当初一定也是一个好姑娘(《好姑娘》)”

但是,这一切都是“进行曲”,甚至都没有什么结果,就像“十八岁”时“东倒西歪地走了很长的路”,“从这一天起/路永远是东倒西歪的了”,而到了二十岁,人生的目标就变成了“一致决定了好死不如赖着活”——活着就是一种进行曲,活着从现在到未来也是从很远的地方回到当下,活着就是是自己却不像中文系是想要做伟人的自己,活着就是交了女朋友却不想结婚,那时的李亚伟把自己叫做莽汉,就是因为想要奔跑,却不知道会跑向哪里——奔跑就是进行曲,没有终极目标的持续发生着。

什么是“莽汉”?李亚伟为什么要成为莽汉?在《口语和八十年代》一文中,李亚伟说:“‘莽汉’这个东西是我们有意制造出来的,在当初甚至带有表演性。”表演性是从两方面而言的,一方面是外在行为意义上的,“就外在而言,成立流派本身就有表演的意思,我们追求怪异时髦的打扮和行为,到处抛头露面”,无论是《打架歌》里“可我身上的血想出去/想瞧瞧其他血是怎么回事”,还是《萨克斯》里“我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语言打手”,都强调了外在的行为性,而《中文系》里的那一声声咳嗽也是故意制造的表演;另一个意义则是内在的,是写作内容而言,“我们写自己读书和工作中的故事,写自己醉酒和漫游浪荡的经历,语言热烈新奇。”这种语言上的风格被称为“口语诗”,李亚伟说当时希望把诗歌写得谁都能读懂,谁都喜欢,要“献给打铁匠和大脚农妇”,“要把爱情诗献给女干部和青年女工,把打架和醉酒的诗献给旷课的男生、卡车司机和餐馆老板。”

但其实,这种双重意义的表演性,也只是呈现于外部的一种行为艺术,带着不入流的傲气而自诩为“莽汉”,在内心意义上来说,则是一种破坏性,一种解构,甚至一种颠覆,所以从《中文系》开始,鲁迅在那里洗手,孔子在那里垂钓,伟大的理想被喝酒、谈恋爱、吃饭甚至臆想结婚所取代,于是行走在路上才不至于背负沉重的知识分子责任,才不至于在传统、中心、语言的丧失莽汉本身具有的解构性——而破坏性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一种表演性,“当时,我和二毛是中学教师,正在火热地实验我们那种幽默、新鲜的语言方式,并身体力行反传统的生活态度。”

李亚伟:中文系学生,以及一个莽汉

破坏性是内核,所以从“中文系”开始,走在莽汉的道路上,诗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隐藏那个想成为伟人的“李亚伟”,于是遗忘,于是否定,“若干年后你要找到全世界最破的/一家酒馆才能找到我/有史以来最黑的一个夜晚你要用脚踹/才能发现我(《给女朋友的一封信》”,我成为一个隐匿者,就是要逃离那些传统的秩序,“我的手在知识界已经弄断了”。被知识界弄断了手,是一种断裂的开始,连同那个在中文系里心怀理想的人,而从断裂开始,我就不再是我,“我活着,是为了忘掉我/我也许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什么/或不成为真正的什么/我活着,只能算是另一个我”。

“另一个”就是莽汉的一贯姿态,在传统的秩序里,我被隐藏,我被否定,我在断裂,“我”便成为一个缺席者,而这种缺席不是无奈地被隔离,而是莽汉本身带来的表演性需要的一种不在场,只有不在场才能为“另一个”提供足够的空间。“另一个”写下了“孤独的诗”和“空虚的诗”,他们“活在一片远景里”,所以能像几何老师那样“也想大声把想象中的自己唱出来”,也像“哺乳两栖类的光棍儿老张”一样,不被生活所束缚,他们是大诗人抛弃的人,他们是很坏的诗人,“这个夜晚很坏。坏,他妈的/这个夜晚有一个诗人使每一座房屋孤独(《成年人》”。

抛弃和出身,离开和回来,孤独和喝醉,总是呈现出合一的状态,这是莽汉的世界,在破坏中表演,在表演中破坏,他们的世界里有各种自我游戏的“棋局”:“你伸出手就会出现一条河/一到天黑/你就涉到了对岸”,写诗、摸鱼、做梦,这是另一个“大诗人”:“你和我联手做一个梦/又用幻觉解放了整个民族/她在塞外指着棋局说/这是世界上出了一个大诗人的地方(《驿》”他们的世界里都是酒的味道,“夜酌”里看见“很宽很远的黑”,“酒聊”中出现的是人群中“提着一只空酒瓶”的家伙,“酒眠”中那只酒杯“比那些酒杯更容易见底”,而酒后回家便是表演的艺术:“我就回到家中那些酒瓶/丁丁当当把我拥进笔管再/使劲往外挤出来黑漆漆的/不像艺术(《回家》)”

仅仅隐藏自己,仅仅在酒后表演,“另一个”其实并非会成型,所以李亚伟在莽汉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他深入到“太子、刺客和美人”的世界,看“君王怎样乱政”,看美人如何枯萎,看国家如何破碎,而在这个世界里,莽汉的出世是一次变革:“而其他的莽汉们正想着乳房在各省的客厅里漫游/他们已彻底放弃了写诗,埋头于手淫/被窝一黑,美女就出现在大家干得到的地方/撑着面子把错误无节制地放到下一代人身上/蔑视高雅,在语言之外嘻哈打笑/在妇女中老当益壮,像一群开大会的农民”——这是属于莽汉的“饿的诗”,不分敌我不分好歹,最后,“便背着酒囊与饭袋扬长而去”。继续前行,是一次航海,漂泊而行,无须上岸,“无须写高贵永恒的东西”,也不寻根,“甚至不关心我现在何处”,当把自己叫做叔叔,当逗着自己玩,当故乡都变得遥远,航海是离开也不是抵达,“我一边写诗一边奔逃/我一边结婚一边奔逃/我一边读大学一边奔逃(《之四:航海》)”

奔逃是莽汉唯一的行动,而奔逃其实已经开始分化为两种表演行为:奔和逃。逃是离开,是否定,是解构,奔则是目标,是过程,是方向,所以在“逃”的过程中,“奔”已经若隐若现开始了“另一个”的旅程:“我们总结探索,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蹬过小河、泥沼,上了大道/我们胸有成竹,离题万里”。一边是劳动,是语言,是知识,是人民群众,是共产主义,另一边则是梦境,是“干掉评论家”,是“文化乳房”,是“喝假酒写歪诗”,是把《资本论》改写成史诗,一分为二,“把自己掰开交到你的手头”,所以就有了本我,就有了自我,就有了出卖文章的同伙,有了袭击大个儿植物的花,有了射击古老天空的鸟,“伙计,人民是被开除的神仙!/我是人民的零头!(《自我》)”《红色月月》18首更是将政治解构得体无完肤,革命、所有制、知识分子、英雄、农业革命之后是什么?“所以,这些不三不四的字词,我无法无天的酒肉朋友/今天我们又去哪家妓院,上哪家酒馆?(《第十四首》)”

但显然,这种解构还是太招摇,还是太唐突,甚至明显有了为解构而解构的目的性,当一切都逃离而成为身后的背景,莽汉在“奔”走中其实像是裸体而行,而这种裸体从来不是无,而是从出发开始就有了预谋的有,就是从逃开始的奔,就是从“我”开始的另一个,“活得像另一个人。另一个字。另一朵花,陌生而又美丽。另一条鱼。—座新发现的岛。”那里有一座岛,经验之外的岛,分隔之后的岛,当一座岛出现,另一个世界出现,所有种种在路上的行为都变成了表演,“睡觉只是过场;醉酒已不能说明问题;流浪也不再过瘾。”但是对于莽汉李亚伟来说,这个岛不是隔绝的岛,不是无人岛,他必须有表演可以被看见的观众,所以岛是大陆,“远方是一个洞。洞中是另一片大陆。”而在这片大陆里,处处是生活,处处是当下,处处是回来的方向,“你在远征的半路上正好遇到骑马而归的你;你在流浪途中回头看着你的诗句在一群女学生的嬉笑之中回到四川。”

只不过开始自我命名,“远方是从近处跑出去的。老人是从青年里面跑出去的。远方在跑往远方的路上不断消逝。”白天铺满工作、职业、爱情、房屋,铺满文字、术语、符号、动物,夜晚缀上星星、孤独、穷困,铺满迷惑、错误、痛苦,于是重新命名的鼻子是“一种远行”,重新命名的眼睛是“一种遇见”,重新命名的“酒是胸膛/哭泣是甲板”,重新命名的诗歌就是另一个:“这首诗一旦写完你就将从你自己身上消逝/这首诗一旦写完你就到了另一个地方(《三月》)”从另一个地方开始,李亚伟说:“我们已经不地下了。”于是可以尽情表演,可以尽情喝酒,可以尽情做一个莽汉。

但是,当从地下到地上,从奔逃到落脚,从破坏到表演,是不是又会有传统,又会有经典,又会有中心,又会有知识分子,以及又会有中文系学生?“由朦胧诗肇始、在80年代成型的口语诗歌是宋词之后又一个汉语诗歌生长的巨大平台,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加上更多更新的诗人们的加入和探索,这个平台会给中国文学史贡献群星璀璨的诗人群,其可能留下的遗产是很多优秀诗人和式样繁多的经典诗歌,是唐诗、宋词之后的中国文学史上又一次历史性的繁花似锦。”是的,中文系又成为“一条洒满钓饵的河”,河岸浅滩旁又会有教授和讲师,而河里又游过来一条伟大的鱼,那些刚上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于是很兴奋地叫着:“看,那里有一条叫李亚伟的大鱼。”

利维坦

编号:B35·2181114·1519
作者:【英】霍布斯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7年04月第1版
定价:55.00元当当22.50元
ISBN:9787100123556
页数:580页

《利维坦》是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全名为《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又译《巨灵论》。“利维坦”原为《旧约圣经》中记载的一种怪兽,在本书中用来比喻强势的国家。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二部分《论国家》,是全书的主体,主要描述自然状态中人们在不幸的生活中都享有“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又都有渴望和平和安定生活的共同要求,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信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如议会),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判断。本书系统阐述了国家学说,探讨了社会的结构,其中的人性论、社会契约论,以及国家的本质和作用等思想在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


《利维坦》: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

如果上帝赐予我以健康的话,我希望其中所作出的新颖之论使人感到喜悦的程度能不下于这部有关人造躯体的学说经常冒犯人的程度。因为这种真理既不违反人们的利益,又不违反人们的兴趣,人人都会欢迎。
——《综述与结论》

豆瓣上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令人着迷或恐惧的巨大沉默物体,“这是一个概念指科幻小说里通常出现的一类对象——巨大的、神秘的、拥有不可思议的物体。”Big Dumb Object,简称为BDO,由此甚至衍生出“BDO迷恋者症候群”,在2205篇的帖子里,大家上传的图片和讨论的巨大沉默物,或者是野兽派未来主义的巨型建筑,或者是井然有序或颓唐萎靡的工业景观,或者是罕见的气象天象,或者是荒诞奇观,或者是无限空间。而当一本叫《利维坦》的巨著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令人着迷或恐惧的巨大沉默物体”。

580页的厚度,近40万字的字数,四个部分四十七章的体例,放在显眼的位置上,的确是巨大的,沉默的,但是和那些巨型建筑、工业景观、天象奇观和无限空间一样,为什么巨大的沉默物体会让人有一种着迷感或者恐惧感?一本书或者只是一本书,而这种恐惧的沉默物更是指它对人造成的某种压迫感,甚至是在想象中抵达的压抑感,而“利维坦”在文本之外就是一种“巨大的、神秘的、拥有不可思议的物体”——它来源于圣经,是指一种力大无比的巨兽,《约伯记》第41章中提到,利维坦是一头巨大的生物。它畅泳于大海之时,波涛亦为之逆流。它口中喷着火焰,鼻子冒出烟雾,拥有锐利的牙齿,身体好像包裹着铠甲般坚固。性格冷酷无情,暴戾好杀,它在海洋之中寻找猎物,令四周生物闻之色变。据传说,上帝在创世的第六天创造了一雌一雄的两头怪兽,雌性的就是盘踞大海的利维坦,而雄性则是威震沙漠的贝希摩斯,当世界末日到临之时,利维坦、贝希摩斯和席兹三头怪物,将会成为奉献给圣洁者的祭牲。

它是七宗罪中与“嫉妒”相对应的恶魔,在《以赛亚书》中是“曲行的蛇”,乌加里特史诗则形容为“缠绕之蛇”。这或者也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描述,而当霍布斯借用“利维坦”这个令人恐惧的巨大沉默物体时,他指的却是“人造的人”,而这个人造的人就是上帝的产物,在霍布斯看来,大自然是上帝用以创造和治理世界的艺术,当它被人的艺术所模仿,便有了人造的动物——人是模仿有理性的“大自然”创造出的最精美的艺术品,而利维坦则是用艺术造成的一个“人造的人”,这个人造的人是个庞然大物,它是“国民的整体”,是“国家”。

上帝造出了大自然,根据大自然造出了人,根据人造出了国家,霍布斯就是按照这种逻辑,给予了“利维坦”一种人造的结构和功能:

在“利维坦”中,“主权”是使整体得到生命和活动的“人造的灵魂”;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的“关节”;用以紧密连接最高主权职位并推动每一关节和成员执行其任务的“赏”和“罚”是“神经”,这同自然人身上的情况一样;一切个别成员的“资产”和“财富”是“实力”;人民的安全是它的“事业”;向它提供必要知识的顾问们是它的“记忆”;“公平”和“法律”是人造的“理智”和“意志”;“和睦”是它的“健康”;“动乱”是它的“疾病”,而“内战”是它的“死亡”。最后,用来把这个政治团体的各部分最初建立、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公约”和“盟约”也就是上帝在创世时所宣布的“命令”,那命令就是“我们要造人”。

国家的主权是灵魂,官员是关节,赏罚制度是圣经,财富是实力,安全是事业,知识是记忆,公平和法律是理智和意志,而这个人活着的目的是健康,这就是国家的意义,所以相反,当国家发生动乱,这个人造人便有了疾病,而内战爆发则将他推向了死亡,所以国家的目的和人一样,要健康不要死亡,要和平不要战争,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霍布斯认为,只有按照上帝的“命令”,将政治团体的各部分用公约或盟约建立起来,才能使这个人健康地活着,而上帝的命令就是“我们要造人”。如何执行这个命令?如何使人能真正健康?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就需要具体从“了解全人类”出发来认识。

第一章:论人类。它是一种人类的整体,霍布斯虽然说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全人类,但是必须从人的单个剖面出发才能认识人的构造,他谈论了人的感觉和想象,谈论了语言和推理,谈论了知识和记忆:感觉的原因是器官施加压力的外界物体或对象,所以感觉存在于对象之中,它是一种物质运动;想象是渐次衰退的感觉,分为简单的想象和符合的想象;当想象的感觉消退、衰老成为过去时,则有了记忆,记忆其实是经验;睡梦中的想象是一种梦,是清醒时的想象的倒转;在想象的序列中,过去的事物只存在于记忆中,自然界中只有现实,而未来的事物根本不存在,除了感觉、思维和思维序列之外,再无其它运动了;语言就是将心里讨论转化为口头讨论,将思维序列转化为语言序列,没有语言的地方就不可能有真实或虚假存在;而推理就是一种计算,是理性的结果,学识则是“关于结果以及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之间的依存关系的知识”……

对人之个体的生物学解析,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是人这种艺术品在霍布斯看来,就是上帝制造出“大自然”之后的一种模仿,所以说,上帝就是人类的造物主,唯物主义背后便是上帝存在的唯心主义,霍布斯说:“称上帝之名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想象上帝,因为上帝是不可思议的,其伟大与力量是无法想象的;称上帝之名只是为了使我尊敬上帝。”因为,我们所想象的任何事物都是有限的;霍布斯又说:“从古到今,几何学是上帝眷顾而赐给人类的唯一科学。”所以它是唯一可以清晰计算的;霍布斯说:“人类的心灵之光就是清晰的语词,但首先要用严格的定义去检验,清除它的含混意义;推理就是步伐,学识的增长就是道路,而人类的利益则是目标。”所以,一切的隐喻、无意义和含糊不清的语词“像是鬼火”,根据这些语词进行推理就等于“在无数的谬论中迷走”,其结局就是争斗、叛乱或屈辱。

上帝一直存在,上帝创造了人,所以在对于人类的认识中,必须把上帝放在至高的位置上,当人们头脑中假象出来,或者根据公开认可的传说构造出来的“对于不可见的力量的畏惧”,称之为宗教,“当所想象的力量真正如我们所想象的一样时,便是真正的宗教。”否则,则是迷信;而讨论成为语言,需要的是词语连接起来而达到的断言,三段论的结论是因为得到了上帝的直接启示,它是一种先知;宗教有四方面的自然种子:对鬼的看法;对第二因的无知;对所畏惧的事物的敬拜;将偶然事物当作预兆,所以上帝是全世界之王,而霍布斯认为,上帝成为全世界之王是“根据权力而来的”,他成为选民之王是“根据契约而来”,这就有了自然律和契约法,但是无论是自然律还是契约法,体现的都是上帝的权力:自然律是理性发现的法则,它决定并约束了人们采取行动,而律的约束性其实证明了权的自由性,当权利发生相互转化的时候,就有了契约——不管是权和律,还是契约,其实都回到了“大自然”这一上帝造出的艺术世界的“自然法”:“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就像上帝本身一样,而他通过权力的目的就是建立正义、公道、谦谨、慈爱的超道德王国,就是消灭偏私、自傲、复仇等冲突,就是没有武力的和平世界,而这便是利维坦,便是国家。

霍布斯:上帝是唯一的主权者

“我们看见天生爱好自由和统治他人的人类生活在国家之中,使自己受到束缚,他们的终极动机、目的或企图是预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保全自己并因此而得到更为满意的生活;也就是说,要使自己脫离战争的悲惨状况。”受到束缚是为了拥有自由的权力,而每个人想要有自由的权力,就需要有一个像上帝那样的人,“就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便是霍布斯国家的定义,它是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每个人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这个人或集体,并承认他的一切行为:“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我们在永生不朽的上帝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和安全保障就是从它那里得来的。”

利维坦就是活着的上帝,而这个活着的上帝就是有人格的人,是具有主权的人,他是主权者,而他人则是臣民。因为主权者是被授予权利的人,所以他不会违反信约,不会对任何臣民构成侵害,有权审定意见和学说,审定人,可以订立规章,拥有司法权,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宣战,可以人名参议大臣和地方长官,可以颁赐荣衔,规定每一个人的品级与地位……主权者拥有最高的权力,而他的力量和光荣存在于臣民的活力之中,也正是因为全体臣民授予他权力,所以臣民的权力受到了约束,他不再被旧信约约束,不能取消对主权的服从,不能控告主权者的不义,更不能处死主权者……

授予权力和被权力所约束,主权者和臣民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理想模式之上,尽管霍布斯认为国家可以分为三种,都会遇到主权的继承问题;君主政体存在着“养肥君主的宠臣或谄佞人物”的最大流弊,存在着主权可能落入不辨善恶的人手中,所以他提出了“宗法和专制的管辖权”,也就是说,从理性和圣经而来,虽然主权的权力是无限的,但是,“像这样一种无限的权力,人们也许会觉得有许多不良的后果,但缺乏这种权力的后果却是人人长久相互为战,更比这坏多了。”所以主权者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和平,因为他是活着的上帝,所以任何权力都是围绕这个目标,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下,霍布斯认为真正的弊端来自臣民,“任何国家之中最大的弊端却没有不是由于臣民不服从和破坏建立国家的信约而来的。”

所以关于臣民的自由,臣民的政治团体和私人团体权利,民约法的制定,对罪行的宥恕与减罪都作了规定,比如臣民的自由,他认为,“每一个臣民对于权利不能根据信约予以转让的一切事物都具有自由。”也就是根据主权的权力制定的信约才是自由之上的约束;比如政治团体的权力“永远是有限的”,“因为无限的权力就是绝对的主权。”它必须在主权者的命令和国家的法律之下被赋予;国家的营养物质分配,即私有财产的相关制度,“在各种国家中都属于主权者的权力”;国家成员有义务服从法律,国家是立法者,因为国家不是人,所以主权者是唯一的立法者;当一个国家致弱或解体,其原因一是对于主权者的权力没有达到无限满足的程度,另一方面则是“蛊惑人心的谬论的流毒所造成的国家疾病”……

很明显,主权者作为权力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作为臣民自由的保障者,作为国家和平的建设者,他本身就是霍布斯所说的理想范本,但是这个理想者的理想权力到底能拥有多少,到底能满足多少,似乎存在一个疑问,“人们在取得王国时,有时对于保障和平与国家的防卫所必需的权力即使不足也表示满足。”这或者就是潜在的弊病,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权者便可能不是活着的上帝,所以霍布斯提出了“神律”:“要不是过多地服从世俗方面而冒犯上帝吾王,便是由于惧怕冒犯上帝而违反国家的命令。为了避免这两个暗礁,就必须知道神律是什么。”在他看来,上帝的王国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在这个王国中,他根据正确的理性制定的自然指令统治国家;另一个则是先知的,在这个上帝王国中,“他不但以自然理性统治他们,而且通过圣者先知的口颁布制定的法律统治他们,同时也唯有他们才受到这种统治。”

基督教体系的国家便是这两种王国的结合,“基督教体系国家的性质和权利,其中有许多地方要取决于神的意志的超自然启示;这一讨论必然不但要以上帝的自然传谕之道为根据,而且也要以上帝的预言传谕之道为根据。”上帝如何传谕?在一个奇迹已经绝迹的时代,在一个个人无法承认天启的时代,霍布斯认为,只有从圣经中去寻找原理才能讨论基督教体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权利,“圣经各篇无疑是神律”,所以它不是制定的法律,而是永恒的法律,是神谕的直接体现,是不可思议的上帝存在的证明。但是,这里依然有一个现实的困难,圣经中的经文是原理,是神律,是永恒,但是它最后还是要落在人世间,所以教会的意义便需要重新界定——教会是一个由基督徒所组成的世俗国家,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性灵政府。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界定了神圣救主的职分,分析了教会的权力,讨论了教徒接受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只有为了一个信条而死才配得上这样光荣的称号,这信条是:耶稣是基督;这就是说,他为我们赎了罪,并将再度降临使我们得救,还要在他荣耀的王国里使我们永生。”

但是上帝的神谕并不是会按照这样的理想方式进入教徒的信仰里,所以,霍布斯重点解析了“黑暗的王国”,在他看来,在神的权力和主权之外,还有黑暗统治者的权力,那就是撒旦统治的王国和比西卜的魔鬼的王国,他们是骗子的联盟,“为了在今世取得统治人的权力这一目的,力图以黑暗和错误的说法熄灭他们身上的天性和福音之光,破坏他们进入未来的上帝国的准备。”导致这个黑暗王国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误解了圣经所产生的灵的黑暗,另一方面则是外邦人的魔鬼学极其宗教残余的影响,而第三方面则是空虚的哲学和神怪的传说造成的黑暗,它们是天性的无知,是偶像崇拜的迷信,是错误的哲学推理,凡此种种,都使得神谕变成了法术,使得神律变成了符咒,使得语言变成了巫术,也使得宗教变成了迷信。

唯物主义的人类学,唯心主义的上帝有灵,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要求,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霍布斯就是在杂糅和矛盾中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体系,“关于本书中整个的学说,我还未能看清;然而其中的原理却是正确的和恰当的,推理也是确实可靠的。因为我把主权者的世俗权力,以及臣民的义务与权利,都建筑在众所周知的人类天赋倾向与各条自然法之上,凡是自以为理智足以管理家务的人都不能不知道。”而一切的国家主权者都是活着的上帝,当权力成为天赋,成为神谕,成为神律,利维坦这一巨兽也终于在关于国家理论的历史演变中不再是“令人着迷或恐惧的巨大沉默物体”,它喊出的那句话就是上帝的命令:“我们要造人。”

埃斯库罗斯悲剧六种

编号:X32·2181114·1518
作者:【古希腊】埃斯库罗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5月第1版
定价:69.00元当当34.50元
ISBN:9787208134607
页数:400页

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他的作品反映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度形成时期的思想。他捍卫民主制度,反对僭主制度,鼓吹爱国主义思想,反对不义的战争。他给悲剧以深刻的思想,雄伟的人物形象,完备的形式,崇高的风格—这就是诗人对于希腊戏剧发展的贡献。据说埃斯库罗斯写过70出悲剧和许多出“笑剧”。他在世时获得了13次胜利;公元前456 年,埃斯库罗斯死在西西里岛南部的革拉城,他死后,他儿子欧福里翁把他的遗作拿出来上演,获得了四次胜利,他的悲剧只传下七出完整的。本卷收集了罗念生先生翻译的《埃斯库罗斯悲剧六种》:《波斯人》、《七将攻忒拜》、《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奠酒人》、《报仇神》。为《罗念生全集》第二卷。


《埃斯库罗斯悲剧六种》:使这审判成为永久的制度

普罗米修斯 我使人类不再预料着死亡。
歌队长 你找到了什么药来治这个病呢?
普罗米修斯 我把盲目的希望放在他们心里。
——《普罗米修斯》

他是伊阿珀托斯和忒弥斯的儿子,他帮助宙斯推翻了父亲克洛诺斯的统治成为新王,他盗取了天上的火种送给人类,当他被惩罚而成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他名字的意思“预见”却让他对开始对神的权威发出预言和挑战:“一句话告诉你,我憎恨所有受了我的恩惠,恩将仇报,迫害我的神。”

这是神话时代的呐喊和抗击。他被宙斯所惩罚,他被威力神和火神赫淮斯托斯钉在高加索的山上,那只鹰每天啄食他的肝,他无法入睡,无法坐下,只能发出无数的悲叹和无益的呻吟,普罗米修斯作为一个神,遭受这样的苦难,是不是也是一种命运的定数?威力神说:“ 除了在天上为王而外,作什么事都有困难;除了宙斯而外,任何人都不自由。”在神话时代,宙斯是唯一的神,神统治着世界,不仅仅是人类,而且也包括各类神,“因为宙斯的心是冷酷无情的;每一位新得势的神都是很严厉的。”

但是普罗米修斯的特殊性在于,他曾经是宙斯夺取神权的功臣,也就是说,他帮助宙斯成为新一代的王,宙斯对他应该感恩,但是被他的命运却是惩罚。普罗米修斯知道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惩罚,“我既知道定数的力量不可抵抗,就得尽可能忍受这注定的命运。”但是他却敢于向权威宣战,敢于说出关于神的命运的预言,“别看那众神的王现在侮辱我,给我戴上结实的镣铐,他终会需要我来告诉他,一个什么新的企图会使他失去王杖和权力。”因为宙斯的父亲克洛诺斯被推下宝座时曾经发出过诅咒,“他会被她推下宝座;因为她会生一个儿子,儿子比父亲强大。”

也就是说,宙斯的命运其实和被推翻的父王的命运一样,当一个统治所有神的王也会被诅咒所控制,就意味着神也有自己无法超越的定数,普罗米修斯就说:“他也逃不过注定的命运。”因为真正的定数的舵手是“三位命运女神和报复女神”。这像是一个悖论,不管是命运女神还是报复女神,和普罗米修斯一样,是被宙斯所统治,宙斯作为最高统治力的神,几乎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但是这些命运却又掌握在命运女神和复仇女神手里,也就是说,宙斯被自己统治的被统治者所统治——像一个回环,其实预示着命运超越王权的存在。

最后,在普罗米修斯消失于雷电之前,这个诅咒其实开始应验,他高声呼喊着:“看呀,话已成真:大地在动摇,雷声在地底下作响,闪电的火红的鬈须在闪烁,旋风卷起了尘土,各处的狂风在奔腾,彼此冲突,互相斗殴;天和海已经混淆了!这风暴分明是从宙斯那里吹来吓唬我的。我的神圣的母亲啊,推动那普照的阳光的天空啊,你们看见我遭受什么样的迫害啊!”普罗米修斯总结他所受的苦难,请大自然为他作证。这是悲剧最后的结尾,也是对于命运最好的诠释,但是当对宙斯的诅咒应验,《普罗米修斯》绝不仅仅只是关于命运超越王权的主题阐释,其实普罗米修斯的存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作为盗火者的他,用自己的苦难赢得了人类的进步,用自己的罪恶为人类开辟了新的文明。

“因为他把你的值得夸耀的东西,助长一切技艺的火焰,偷了来送给人类;他有罪,应当受众神惩罚,接受教训,从此服从宙斯统治,不再爱护人类。”威力神的话里含有明显的谴责,一个上天的神为什么要偷取火送给人类,并且助长一切的技艺?在神看来,“那不是他们应得之物。”所以这里就有这样一个疑问:普罗米修斯为什么要盗火给人类?在赫西俄德的诗中普罗米修斯是一个歹徒,诗歌骗子,它是阿提刻的一个小神,但是在埃斯库罗斯的笔下,他却成为一位敢于为人类的生存和幸福而反抗宙斯的伟大的神——一方面是反抗宙斯的神威,以古老的咒语应验命运的不可抵抗,而另一方面,他让人类学会了各种技艺:发明了“最高的科学”的数学,创造了字母来记事,让神兽搭上护肩和驮鞍从事最重的劳动,让马儿服从缰绳,为水手们制造有麻布翅膀的车来航海,教会人类配置解痛的药,安排了占卜的方法,“请听我一句话总结:人类的一切技艺都是普罗米修斯传授的。”

普罗米修斯说厚赐人类的这番好意是为了“使他们变聪明,使他们有理智”,让他们免受更多的苦难,所以普罗米修斯变成了伟大的神,他是“哲学史上最崇高的圣者兼殉道者”,而他对赫耳墨斯说的那句话“一句话告诉你,我憎恨所有的神”也成为“敌视神话的格言”——普罗米修斯几乎摧毁了神权系统,无论是要在宙斯身上应验那句咒语,还是让人类获得文明之火,但是当普罗米修斯将一切的技艺给了人类,他却也让人类不再“预料着死亡”的情况下,把“盲目的希望放在他们心里”,而这是不是在神话时代走向英雄时代时,反而造成了人类自身的悲剧?而这样的悲剧是不是也只是命运统治的翻版?

“他也逃不了注定的命运。”这个他也是人类,波斯皇太后阿托萨曾感叹:“可恨的厄运啊,你怎样骗过了波斯人的心意!”歌队长在“七将攻忒拜”中唱道:“命运对他们一视同仁。”和情夫埃癸斯托斯一起杀害阿伽门农的克吕泰墨斯特拉说:“但是在白天,凡人的命运是看不见的。”人类的命运似乎被牢牢掌握着,他们被全能的天神支配,他们遵守神的旨意,他们被诅咒和梦境所困扰,当人类从神那里学会了技艺,似乎依然难以改变自己的幸运,而这注定的命运分明就应了普罗米修斯的那句话:“我把盲目的希望放在他们心里。”

盲目的希望便是波斯国王塞克赛斯的妄想,他带领骑兵和1207只冰船远征希腊,“他想用镣铐把赫勒海峡的圣洁的潮汐当一个奴隶锁起来,因此创出了一种新奇的水道:他用铁制的巨链拋过对岸,为他的大军筑成了一道长桥。”血气方刚却是糊里糊涂,正像最后化为鬼魂的达勒俄斯所说:“他原是一个凡人,却妄想征服海神,征服一切的天神。”而且正是在父亲达勒俄斯征服希腊的萨拉密斯大战之后,所以这盲目的希望便成为一种灾难,一种违抗神意的灾难,“如果我们信仰神示,看了过去的事实,就知道那一大队人马只有极少数能够生还。”所以最后波斯人全军覆没,塞克赛斯只能一个人逃回了波斯。

这是违背天神的旨意的下场,而在达勒俄斯征服的过程中,这种不敬神的做法也遭受了惩罚,“他们破坏了木偶,焚烧了天神的庙宇;更捣毁了祭台,把神像从座位上翻了下来,乱倒在地上。”所以在神意和欲望之间,就造成了一种对抗,人类因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放弃了神意,最后“可怕的厄运”便降临。在这场惨白面前,达勒俄斯提出了警戒:“叫凡人的举止不可过高,‘暴戾’一开花便结成‘失败’的穗子,那收获净是一包泪水。”而幸存的塞克赛斯似乎也开始醒悟:“哎呀,我遭受了这意外的残忍的命运,真是不幸啊!天神竟这样凶狠的践踏了波斯的种族!我这可怜的人怎样结果呢?我见了这些长老们,我的手脚都软了。天帝宙斯啊,但愿死神把我和那些死者一齐埋葬了。”

从波斯人的视角来观察萨拉密斯大战,反思征服之欲望的最后下场,埃斯库罗斯其实也隐射了希腊的僭主制度,从而对不义的战争进行谴责。同样是英雄时代,俄狄浦斯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涅刻斯陷在争夺王位的战争中,俄狄浦斯的故事就像一个寓言在乱伦和鲜血中被展开,他的命运延续到后代身上,波吕涅刻斯在争夺战中失败,他逃往阿耳戈斯,在那里借阿德刺斯托斯的兵力来攻打祖国。而守城的厄忒俄克勒斯将一切的成功寄希望于神:“战事顺利,应归功于神;万一失败了——但愿不至于如此——也只有厄忒俄克勒斯一人遭受骂名,由众多市民在城内各处,在哭声中痛加斥责。但愿保护神宙斯名符其实,保护卡德墨亚城。”

七将攻忒拜,是波吕涅刻斯率领的一方,七将守忒拜,则是厄忒俄克勒斯率领的一方,两兄弟兵戎相见,当他们各自想要天神庇佑的时候,其实反而让这场战争陷入了命运的悖论中,而这个命运其实就是“父亲的诅咒”,就像歌队在第二曲首节所唱:“在他们互相残杀而死,地上的尘土吸吮了那凝结的黑血时,谁能给他们赎罪,谁能给他们净洗?这个家的新的灾难和旧的祸害已经交织在一起。”这无非是自相残杀的悲剧,而不管是攻城还是守城,最后都流出了黑血,“命运对他们一视同仁。”所以没有获胜者,也没有失败者——或者他们同是被诅咒带向死亡的悲剧人物,“他们是同胞的弟兄,完全毁灭了,在不友好的决裂中,他们用狂暴的斗争结束了他们的争吵。”

“你在刺人的时候被人刺死。”“你在杀人的时候被人杀死。”难以逃脱的是命运,而在这场自相残杀的悲剧里,传令官宣布卡德墨亚城人民议事会提交的决议和法令:决定让为国尽忠的厄忒俄克勒斯埋葬在国土上,而弟弟波吕涅刻斯的尸首则将被扔去给狗吃。一个是英雄,一个是罪人,一个可以安葬,一个不得安葬,在这样相异的结局面前,妹妹安提戈涅则站了出来,“即使别人不愿意一同去掩埋,我也要把他安葬,冒危险把我的哥哥安葬,我并不为这违背城邦的叛逆行为而感到羞耻。同胞关系是奇异的,我们是从同一个肚里出生的,是可怜的母亲和不幸的父亲所生的。”俄狄浦斯杀父娶母最后背负了罪孽,他的命运延续到两个儿子身上,而兄弟的自相残杀又走向了不同的结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安提戈涅做出这个决定,是为了一种正义,从小处讲是同胞兄弟,从大处讲,“因为这是我们的种族的共同悲哀”。

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

无疑安提戈涅是冒险的,但是埃斯库罗斯却在这对抗诅咒和命运的冒险行动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来保证正义?其实从神话时代到英雄时代,不管是普罗米修斯这样的神,还是那些拥有“盲目的希望”的人类,他们似乎都被命运所控制,命运是神的旨意,是诅咒,是无法逃离的定数。但是正义时代的到来,除了普罗米修斯对抗宙斯的神权,除了安提戈涅冒险行动,在《俄瑞斯忒亚》三部曲中,则变成了一种关于法律的制度。《阿伽门农》《奠酒人》和《报仇神》组成了完整的“三部曲”,而这个三部曲在一种连环套中上演,初看起来,这个套住一切的也还是命运,还是定数,还是诅咒。

特洛亚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帕里斯拐走了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于是希腊人以阿伽门农为联军统帅兴兵攻打特洛亚,希望把海伦夺回来,这场特洛亚战争持续了十年,因为争夺一个女人而耗费了十年,很多战士血染战场,第二曲次节中所唱:“送出去的是亲爱的人,回到每一个家里的是一罐骨灰不是活人。”所以,这本身就成为一场不义的战争,歌队谴责了这一场战争:“是给那引起战争的,双方争夺的新娘起名叫‘海伦’?因为她恰好成了一个‘害’船只的,‘害’人的,‘害’城邦的女人。”三个“害”字谐“海伦”的“海”字,“海伦”一名的字音和“毁灭’字音很近似。所以这就成为一场毁灭的战争。

不义而毁灭,在阿伽门农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承认宙斯主宰了一切,所以不向厄运低头,而这个厄运便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来祭神,“若要不服从,命运自然是苦;但是,若要杀了我的女儿,我家里可爱的孩子,在祭坛旁边使父亲的手沾染杀献闺女流出来的血,那也是苦啊!哪一种办法没有痛苦呢?我又怎能辜负联军,抛弃舰队呢?这不行;因为急切的要求杀献,流闺女的血来平息风暴,也是合情合理的啊!但愿一切如意。”正是这杀献的行为招致了灾祸,当特洛亚被攻陷,阿伽门农返回,却被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和情人杀死,而克吕泰墨斯特拉杀死阿伽门农最重要的原因是为女儿报仇:“你们把我当一个愚蠢的女人,向我挑战,可是我鼓起勇气告诉你们,虽然你们已经知道了——不管你们愿意称赞我还是责备我,反正是一样——这就是阿伽门农,我的丈夫,我这只右手,这公正的技师,使他成了一具尸首。”

但是当克吕泰墨斯特拉接受审判时,她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虽然不是正义,但是却反问审判者:“难道你不应当把他放逐出境,惩罚他这罪恶?你现在审判我的行为,倒是个严厉的陪审员!”也就是说,当阿伽门农杀死女儿献祭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公正?当希腊联军为了一个女人攻打特洛亚的时候,是不是一种正义?“啊,疯狂的海伦,你一个人在特洛亚城下害死了许多条,许多条人命,你如今戴上最后一朵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花,这洗不掉的血。”而且克吕泰墨斯特拉杀死丈夫阿伽门农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后面的连锁反应,在《奠酒人》中,曾经被送到姑父家的俄瑞斯忒斯长大成人,当他获知父亲被被杀害之后,开始了复仇之路,而他复仇的对象却是自己的母亲。

这种感情是复杂的,所以在父亲的坟前他显得有些犹豫:“厄勒克特拉 在我奠下这上坟的祭品的时候,我应当说什么,怎样说亲切的话,怎样向父亲祷告?是不是说从一个亲爱的妻子、从我母亲那里带着这些礼物来献给一个亲爱的丈夫?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也不知说什么好,我向父亲的坟头奠下这混合的祭品的时候。”但是正义的天平似乎偏向于报仇这一边,因为母亲杀死阿伽门农还有情人埃癸斯托斯帮助,也就是说,这并非是为女儿复仇这一简单理由,“我们现在无家可依,被生育我们的人出卖了,她换得了埃癸斯托斯——杀害你的从犯作她的丈夫。”俄瑞斯忒斯的复仇成为“以武力对武力,以正义对正义”的行为,当他的剑插向母亲身体的时候,成为了一种正义:“正义之神的基础已经立好了;那打制剑的命运之神早就在锤炼了;那闻名的沉思的报复神把孩子引进家门来报复旧日的血污。”

但是,正义却带着复仇的血,它似乎将通向无尽的仇杀,歌队在最后唱道:“如今第三次的家族风暴又吹过这王家了。当初首先到来的,是吃孩子肉的不幸灾难;其次是一个国王的祸事,阿开俄斯人的统帅在浴室里被杀害。如今又从什么地方来了第三个人,他是来拯救的呢,是来找死的?或者应该说,这风暴何时告终,这灾难的威力何时缓和,趋于平静?”也对这个连环复仇的故事引向了悬疑:谁来终结?《报仇神》里的女祭司、阿波罗、克吕泰墨斯特拉的鬼魂,以及命运女神雅典娜都开始面对这个如何走向正义的问题。

俄瑞斯忒斯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他面临的将是族人的报复,歌队唱道:“这就是无情的命运女神分配给我们永远掌握的职权:为有凡人胆敢谋杀亲人,我们就尾追他,直到他进入地下;但是他就是死了,也不能完全自由。”所以俄瑞斯忒斯对阿波罗说:“你知道主持正义;既然知道,就不要疏忽;你行好事有力量,是可以信赖的。”而阿波罗说:“我曾经颁发神示,派他去为他父亲报仇。那又怎么样呢?”看起来俄瑞斯忒斯的报仇行为是一种神示,而命运却将他推向了失去自由的境地,所以在这个矛盾面前,俄瑞斯忒斯希望雅典娜主持正义,在这个时候,雅典娜便开始走上真正的正义之路,她要从市民中选好陪审员,选派陪审员公正判决这起案件,而目的只有一个:“我要使这审判成为永久的制度。”

在雅典战神山法庭,正义的审判开始了,“不要不受管束,也不要受专制统治。一这就是我劝市民维护和尊重的法则;也不要把恐惧完全扔到城外去。哪一个凡人会遵守正义,要是他没有畏惧之心?”当陪审员最后投出的票刚好相等,雅典娜却自己为俄瑞斯忒斯追加了正义的一票:“因为没有一个母亲是我的生身之母;在一切事情上,除了婚姻而外,我全心全意称赞男人;我完全是我父亲的孩子。所以我不会更重视一个杀死丈夫、杀死家庭的守护者的妇人的死;即使判决的票数相等,俄瑞斯忒斯也是打赢了。”

陪审员的票数相等,说明两边势均力敌,而雅典娜投出自己的一票,似乎是一种暗示:在她看来,真正的正义是对于父道的遵守,也就是说,当她站在家庭、父亲的角度来阐释自己的理由,也就是凸显了父权的优越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用父权体制代替了母权体制,所以这样的正义也有着歧视,而当最后宣判的时候,雅典娜说:“那颁发预言的神亲自证明,俄瑞斯忒斯这样做可以不受伤害。”也就是说,一切的结果还都是宙斯的证据,是神的预言——那和最初阿伽门农祭奠女儿一样,不是又回到了天神的旨意中?而一切的悲剧不正是人类无奈的“可怕的厄运”?正如歌队表达的那样:“你们这些年轻的神啊,你们践踏了古老的法律,从我手里夺去了——我受辱,我倒霉,我义愤填膺,我在这块土地上,呸!”

或者这也是埃斯库罗斯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但是当他在悲剧中捍卫民主制度,反对僭主制度,鼓吹爱国主义思想,反对不义的战争,这也许是他做出的最大贡献,或许他也是古希腊时代敢于发声的普罗米修斯,用笔的力量抗拒专制制度,抗拒不公的命运,“宙斯的王权不打倒,我的苦难就没有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