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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200720·1672 |
| 作者：【法】米歇尔·福柯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9年04月第1版 | |
| 定价：48.00元当当30.70元 | |
| ISBN：9787208156531 | |
| 页数：234页 |
1868年，位于巴黎贫民区的医学院街，一间简陋、肮脏的阁楼，一名男性自杀身亡，旁边放着一本自传的手稿。1897年，这本自传以《阿莱克西纳·B的故事》为名，被一名法医学家编辑出版，人们这才发现了一位生活在黑暗之中的双性人的故事。这部双性人的自传以感情充沛的笔调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孩经受的折磨和动荡，以及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男性绝望的苦涩。1978年，在研究性史的过程中，福柯发现了这名“声名狼藉者”的生活。福柯把这部自传连同那些讨论“真实性别”所依据的医学和法律文件一同编辑出版，并附上一篇重要导读，阐释了双性人的身体如何成为话语/权力管控的对象，“医学和法学承认双性人身份的历史就是佐证。人们用了很长时间要求双性人应该拥有唯一的、真实的性别。数世纪以来，又毫不费劲地认可他们有两个性别。”福柯借助“无确定性别”的快感概念，回应了19世纪以来医学和司法要求确定“真实性别”的做法，导读的第一句：“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真实的性别吗？”
《双性人巴尔班》：正在一场可能的梦境里
我告诉你们，我，被你们踩在脚下的我，正以非物质的、纯洁的本性，以长期的折磨，从高处俯视着你们。
——《我的回忆》
被踩在脚下，是因为在狭小的星球“没有我的位置”，是因为自己只在“边缘的空间”，是因为灵魂在“干裂的沙滩上”迷失，当那个叫“埃尔屈利纳·巴尔班”的“她”变成“阿莱克西纳·巴尔班”的“他”，不仅仅是性别被颠覆了，而且一切的生活都被改变了，这种改变是在“属于你们的是土地”的世界里变成了卑微、可耻的存在。但是当巴尔班在第二次医生检查而最终宣布是“男性”的时候，“她”开始仇视那个站在对面并宣布自己是男性的“他”——而且是“他们”——而且是“你们”：“你们有什么权利呢？为什么是你们，你们这些卑微的、堕落过上千次而且永远一无是处的男人，你们这些令人蔑视的傀儡，受腐朽造物蔑视，还自诩是他们的征服者。是你们朝我的脸上扔来嘲讽和侮辱，我说的对吗？啊！啊！好吧，为你们的权利自豪吧。”
正是对“你们”权利的蔑视，正是对男性征服者的嘲讽，巴尔班依然站在“她”的位置，甚至将“她”这一女性属性上升到了“俯视”的高度，从而以一种自上而下的自我优越性来远离这个被“你们”主宰的世界，在高处俯视，所以可以将“你们”踩在脚下，所以让自己保持“非物质、纯洁”的本性。很明显，巴尔班从被踩在脚下到高处俯视的地位转变，是一种带着不妥协的反抗态度，这种反抗，一方面是“她”对被宣布成为“他”的结果的否定，另一方面则是“她”对拥有权利的“你们”的蔑视，无论如何，巴尔班都建立了一个男性/女性、他/她、埃尔屈利纳/阿莱克西纳的二元论世界，并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呈现出一种悲剧性存在。
这种二元论的构建和悲剧性的抗诉，在米歇尔·福柯看来，则是一个关于“真实性别”的研究文本，“对她自己来说，她始终没有确定的性别；却被剥夺了她所体验到的与同她一起生活的、她爱着的并强烈渴望的人不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所带来的快感。”用“真实的性别”做前言，其实代表着福柯的一种质疑，而质疑的本质在于一个人是不是会因为得到所谓“真实性别”而掩盖了“确定的性别”？“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真实的性别吗？”在他看来，现代西方社会以近乎顽固的坚定态度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种“真实的性别”其实质在于遵循一种事物秩序，“而在这一秩序中，人们可以自以为唯一重要的是身体的真实性和快感的强度。”当福柯将“真实性别”看成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秩序需要，无疑有着关于对权力体系的批判，“从权利的角度来说，这显然意味着自由选择的消失。无论就法律而言还是就社会而言，都不再由个人决定他想要的性别，而是由专家来指出本性为他选择了什么性别，并且因此社应该要求他坚持这一性别。”社会权力体系消除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当权力取代权利，意味着一个人其实不再有自己想要的性别，而变成了被命名的“真正的性别”，而这也是巴尔班悲剧产生的根源：正是因为巴尔班最终被确定为“真正的”男性，所谓被迫改变合法性别，在经历了司法程序和修改公民身份后，他因为无法适应新的身份，最终自杀。
其实，不仅是巴尔班故事发生的十九世纪，在“前现代”，这种对于身份的权力干预也是在令人恐惧中发生，在中世纪对于双性人的规定是：当父亲或教父在洗礼时确定了性别，那么就不能再做更改，一直保持到死，否则将以鸡奸罪论处；到了18世纪，每一个人只有一个性别，而且是唯一的性别，“每个人都有最初的、深刻的、被限定的、决定性的性别身份；当另一种性征可能显现出来时，那只可能是偶然的、表象的，甚至仅仅是幻觉。”当现代西方社会又以顽固的方式需要一个真实性别维持其秩序感，那么人类性别的历史充满了无处不在的权力，这种权力渗透在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中，甚至也成为大众的普遍观点，正是在这种“真实性别”的权力中，如果一个人不符合真实性的做法，那么都会被人认为属于怪兽的世界——“对于那些擅长观察和诊断的人来说，性别的混合无非是对本性的掩盖：双性人都是‘伪双性人’。”
是掌握着权力的社会系统要求一个人选择并坚持这唯一的性别，福柯的批判当然在巴尔班的《我的回忆》中找到了证据，在他看来，当巴尔班写下回忆录并随后自杀的行为足以证明当“她”失去了确定的性别，就是被剥夺了“她所体验到的同她一起生活的、她爱着的并强烈渴望的人不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所带来的快感”，他成为既不是“爱着女人的女人”，也不再是“藏在女人中的男人”——对于巴尔班来说，真正悲剧在于，自由选择性别的权利被一种“辨识体制”所扼杀，行政的、司法的、医学的体制让“她”成为他，并以标本的方式成为“分析”的对象，如此，一个本来在修道院、寄宿学校、女性的和基督教的单性之爱的半明半暗“辨识”体制中可以活很久的人，就这样用悲剧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但是，当巴尔班选择以自杀的方式远离这个世界，“她”是不是真的站在俯视的高处，是不是在二元论的世界里依然成为“她”？或者说，巴尔班的自杀是不是最后实现了对于性别的自由选择？
这里就有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巴尔班的真实性别？什么又是巴尔班想要的性别？《我的回忆》是考察这个问题的重要文本，福柯说：“在‘真实性别’的这段奇特历史中，阿莱克西纳·巴尔班的回忆构成了一份档案。它不是唯一的，但足够罕见。”这种罕见性就在于它揭示了一种关于性别的隐秘存在。“我二十岁，尽管还年轻，却已接近生命的最后，—定的。”从第一句开始，这种对于死亡的渴望就显得极为迫切，这是“她”被宣布为“他”之后对“你们”的无奈反抗？还是依然成为“她”站在高处俯视而走向自由？无论如何，在巴尔班的回忆中，他和她的二元对立一直贯穿其中，正因为“她”被无情宣布为“他”，所以他感觉到自己被所有人抛弃，“这世界没有我的位置，它弃我而去，它中伤我。”这里似乎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巴尔班一直认为自己是“她”，是埃尔屈利纳，“在年轻女孩的围绕下成长到二十。先是做了近两年的女佣。十六岁半时，以师范学生的身份进入某某师范中学。十九岁，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几个月后，管理了某某学区著名的寄宿学校；二十一岁，我离开了那里……”这一切的经历都让她体验到了如福柯所说“同她一起生活的、她爱着的并强烈渴望的人不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所带来的快感”。
但是，在巴尔班的回忆中，这种所谓的身体快感并不如她自己所说是一种站在男性对立面的“女性意识”，至少它是模糊的、复杂的，甚至是巴尔班有意的忽视。一方面身体上与理想状态的“她”有着天然的差距，但是巴尔班很少提及，十七岁进入师范学院时虽然希望能在同学面前脱衣服，但是却又不得不躲着他们，“我那么爱她们，但又本能地对我们之间的差异感到羞耻，我说的是身体上的差异。”当和迷人的泰克拉建立友谊时，她说：“我们之间除了身体上的差异，没有更大的外在分歧。”虽然这种差异在巴尔班的内心深处可以忽略，但是生理上的不同还是越来越明显，甚至成为巴尔班的一桩心事：“尽管没人对我说过，但我还是意识到了我的身体状況引起担忧。科学无法解释某种缺失，自然地将其归因于损耗我身体的某种虚弱之症。”而当和萨利的关系不断发展和升华，甚至超越友谊时，终于变成了整个城市的事件，于是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面对第一次的结果，医生感叹的是：“上帝啊！这怎么可能！”然后告诉巴尔班的母亲：“您失去您的女儿，这是事实，但意想不到的是，您得到了一个儿子。”第二次检查的结果没有发生改变，从此民事法庭修改了巴尔班的户口簿，“也就意味着，我应该有专属男性的户籍簿，并且要用新的名字取代出生以来就已获得的女性名字。”
从巴尔班在回忆中的有意回避，到最后检查结果出来而被宣布为男性，对于巴尔班来说，意味着那段有着美好记忆的故事的终结，这是巴尔班在生理上无法逃避的宿命，种种的历史文献资料可以作证：在《身份的法医学问题：从性器官构造缺陷角度出发》中，A．塔尔迪欧指出，“我毫不犹豫地将其近乎完整地发表出来，不想丢失其中包括从心理情绪产生的影响出发，另一方面有关孩子出生时的性别判断错误可能造成的个人的和社会的严重后果。”而谢斯奈1860年发表在《公共卫生和法医学年报》上的一篇文章更是详细叙述了巴尔班的生理构造：“男性胸部，平胸，没有乳房。从未出现月经……”更深入发现，巴尔班没有子宫颈，但是有阴茎状的构造，还具备龟头状物，包裹着包皮，“据阿莱克西纳描述，它能肿胀、变硬、伸长。但准确地说，勃起定受到极大限制，这个有缺陷的阴茎下部被某种类似索带的东西束缚，只有龟头是自由的。”这里已经有了巴尔班本人对于这一构造的日常描述，所以综合得出的结论是：巴尔班是“双性人”，但显然男性性征更突出。
很明显，巴尔班从“她”最后变成“他”从而造成个人和社会的眼中后果，在医生的报告中被描述为是“性别判断错误”，对于这种错误的纠正方式是最后宣布为“双性人”，也就是兼具男性和女性特征，但男性性征更明显。错误造成了后果，错误制造了悲剧，文献资料具有的科学性和实证性似乎排除了某种权力体系的干预，似乎也不是为了“真实性别”的秩序存在，但是“性别判断错误”是不是可以成为一切悲剧的原因？回到《我的回忆》这一文本，其实巴尔班在不长的回忆中，除了有意省略生理差异的叙述之外而回避这个判断错误，“她”其实一直以自我命名的方式站在男性的对立面，而这种自我命名隐含着一个背后更真实的身份：“她”就是“他”。
从进入收容所到转到修道院，再进入师范中学，直到管理寄宿学校，巴尔班一直在“她们”中间，这种在“她们”中的存在，如福柯所说，获得是“与同她一起生活的、她爱着的并强烈渴望的人不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所带来的快感”，但是这种爱却并非是充分的同性之爱，而是一种异性之爱。在修道院里，巴尔班和皇家法院顾问的女儿利亚成为了朋友，这种亲近的关系其实并不平等，他以“奴隶”的身份维持这段感情，“我是她的奴隶，是她忠诚而满怀感激的狗。我用我对所有事物的热情来爱着她。”对利亚说出“我爱你”，睡前要抱着她还亲吻她，直到两年后利亚犯肺结核去世；之后巴尔班又认识了克罗蒂尔德·德．R．小姐，他对她的美分外迷恋，和利亚面前把自己叫做奴隶一样，他也成为克罗蒂尔德的侍女，“我就为她着迷。时常情不自禁地称赞她受到了上天最大的恩赐，这一点也不夸张，也绝不是空话。”在师范学校，和迷人的女孩泰克拉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而这种亲密的友谊又是建立在纯身体的接触基础上的，“不拥抱她，我无法入睡，于是，我在所有人都躺在床上时仍然站在床下。”而在之后遇到了萨利，巴尔班的这种爱就更明确地表现为异性之爱，一方面他自己将这种情感成为“真正的爱情”，这是他第一次命名“爱情”，而且他对她的表白完全是从男性立场出发的，“萨拉，我深深爱着你，我从未这样爱过。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觉得种情感无法让我感到满足！我想要你的全部！！！有时，我至嫉妒那个将会成为你丈夫的人。”
命名为爱情，嫉妒成为她丈夫的人，以及一起做着“结婚的美梦”，正是这种越来越明显的男性意识，终于使得流言被传开了，“这个温柔年轻姑娘成为我的同伴、我的姐妹，我却把她变成了我的情妇！！！……”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曾经以为的友谊变成了爱情，曾经的姐妹变成了情妇，在萨利的母亲P夫人的坚持下，医生开始了对巴尔班的检查，而两次检查同样的结果正式宣布巴尔班是一个男性，这个结果似乎预示着和萨利原本在友谊基础上的爱情被瓦解，“最后一次，我用双臂环抱着她，这位被我称作姐妹，我用尽二十岁的热烈情感爱着的女孩。我的嘴唇轻触着她的嘴唇。一切都说尽了。这一次的离去从我的灵魂中带走了这些年我经历的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爱情的幸福。汽车驶远，我的挚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全都结束了。”或者正是这种爱情被无情剥夺的结局，让巴尔班开始仇恨那一套权力体系，甚至开始仇视主宰世界的男性——很明显的是，这种二元论的建构，完全是巴尔班从自己不幸遭遇出发，甚至就是自己的一种自由选择，一方面他以俯视的方式蔑视这些所谓的征服者，以保持自己非物质的、纯洁的本性，在他看来，男人是卑微的，堕落过上千次而且一无是处；另一方面，他其实是害怕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直到二十一岁，都生长在修道院被羞涩的同伴围绕着，现在却像是阿喀琉斯，将美好的未来远远地留在身后，以我唯一的弱点和对人世极其贫乏的经验为武装进入竞技场！”
“男人的能力与之相背，幸福又仰仗于此。”巴尔班先前对身份的刻意回避或许正是在逃避这种矛盾性，也正由此，他认为自己在这个社会没有立足之地，所以渴望成为陌生人的他，最终以炭炉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却留下了这一份手稿。手稿作为样本对于巴尔班的经历和心里路程的揭露的确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在这个“真实性别”问题上，巴尔班其实在自我命名中创造了一个虚幻的梦境，“那么几刻，我甚至寻思自己是不是一个玩偶，正在一场可能的梦境里。”在巴尔班看来，是社会将其逼进这个梦境让他成为权力和秩序的玩偶，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他以“性别错误”的借口自己构筑了一个逃避的梦境。如此，福柯对于社会“真实性别”的质疑似乎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嫌疑，甚至他所说的那种快感式体验被剥夺，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真相被揭开之后的某种不情愿的回归。
福柯其实只是留下了“真实性被”的前言，这是他创立“平行人生”丛书系列的一个观点，在他看来，很多人是在奔向“无人问津”或丢失一切“名声”的黑暗时，“留下的瞬间和闪亮的轨迹。”也就是说，他们书写了“一种无人与之相交的平行人生”，巴尔班无疑就是这样一种平行人生的特殊案例，从他身上福柯想要为一种本性呼喊，本性是站在“性别”之外的存在，它意味着反权力的自由，意味着反“真实”的自我，但是当把巴尔班看成是社会“辨识体制”造成的悲剧，似乎忽视了巴尔班这一特殊个体身上的“梦境”意义，而针对福柯的观点，社会学家埃里克·法桑也提出了质疑，他在《真实的社会性别》中认为，福柯为双性人发声，甚至《性经验史》的一卷献给“双性人”都是对于身份的一种理性思考，但是福柯提出身体问题折射的权力观，却是为了满足他的一种“战略性”需求，而不是历史的或理论的，这种战略性阐释“浪漫化了他/她的快感世界”，甚至是“反真相”的，因为从一开始福柯就“选定”了巴尔班的女性身份，正如塔尔迪欧所说，“只有作为女性时的生活才是有意思的。原因很明显：因为正是其女性生活构成了问题。”
正是这个性别的错误，才导致巴尔班的故事成为“真实性别”的一种悲剧个案，而无论是巴尔班还是福柯，都在这个“真实性别”之外自主选择了一种梦境，法桑反问的是：“假设拒绝权力并且躲避在一个权力之外的梦想之地，这难道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吗？”当然这是需要否定的。法桑对福柯的质疑，也是对巴尔班的质疑，在他看来，《我的回忆》中巴尔班一直努力的是向这个世界“强加她的真相”——“而不是反过来，世界向她强加真相。”在他看来，福柯的思想和巴尔班的故事正好构成了一种镜像关系：“一边是对身份政治的批判，一边是特殊群体归属感的幻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桑将巴尔班的个案解读为一种“真实社会性别”的样本，“无论我们愿意把福柯的观点看成是历史的、理论的还是策略性的解读，问题的关键都还是、也始终是政治的。”这种政治的解读，法桑认为恰好是福柯某种转型的开始，在福柯《真实的性别》发表的那年，他在法兰西学院所授的课，从“知识-权力”变成了“真相的治理”，在分析“真相体制”或“真言化体制”中，巴尔班的样本具有了历史的、战略性之外的另一种意义：“《我的回忆》的作者通过词性甚至通过性别的语词，表了自己是真正的双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