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20年10月

	编号：C38·2201019·1686
	作者：【葡萄牙】若泽·萨拉马戈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68.00元当当20.10元
	ISBN：9787544294164
	页数：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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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宗教裁判所阴影下的压抑和愚昧的时代，在战场上丢了左手的士兵巴尔塔萨，有特异视力的姑娘布里蒙达，被疯狂的天才、科学怪人洛伦索神父邀请一起建造飞行器。飞行器确实起飞了，但接下来呢……欢笑紧挨着眼泪，平静和焦急只有一步之遥，轻松与惊恐是近邻，每个人的生活莫不如此，每段历史莫不如此。《修道院纪事》是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写的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描述了一位士兵和一位具有特异视力的姑娘之间奇特的爱情故事，把读者带到了18世纪初宗教裁判所窒息人性的时代。文本以历史的真实事件和虚构的人物形象相结合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志，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和专制暴政意志。这两种意志展示了人类的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劣，更昭示着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目标及力量方面存在着困惑。“我们为什么要在地上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呢；因为我们不明白大地就是一座教堂，一座修道院，是信仰和责任的所在，是隐居和自由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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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纪事》：上帝只有一只手

布里蒙达用中指和食指尖蘸上血，先在自己胸前画个十字，然后在巴尔塔萨胸脯上画了个十字，正好在他的心脏上边。
——《5》

这是关于肉体的仪式：他们躺下，他们用肉体迎接肉体，他们用精神交融精神，19岁的布里蒙达身上流出了血，她用手指蘸上血在各自的身体上画出十字，这是属于两个人在身体上的印记，也是爱情上的标记，从此，19岁的处女“又长大了一些”——这是一种生，当布里蒙达用手指在巴尔塔萨身上画出带血的十字，也是对于残缺了一只手的巴尔塔萨的弥补，十字和血，让他们合二为一；但这一天，又是关于死亡的仪式：他们在广场的火刑仪式上相遇，而这一天的火刑仪式上，一〇四个人受到审判，他们大都来自生产钻石和“残忍的沃土”的巴西，其中有两个女人被判异教罪而处死，拒绝服从律法的罪人在宗教裁判所世俗神父西蒙·德·奥利维拉·索萨的主持下死去；而这一天，也是关于另一种生，王后唐娜·马利亚·安娜因为怀有五个月的身孕而没有参加火刑仪式——而这种生，却也同时和死亡有关，唐娜为她奥地利的兄长皇帝约瑟服丧，三十三岁的约瑟患了名副其实的天花而发病去世。

爱情之生，异教徒之死，生命之生，皇帝之死，生生死死同时发生，当它们都成为仪式的一部分，当这些命运被逐一展开，就在隐喻意义上构筑了生与死的不同层级。唐娜·马利亚·安娜不是普通的女人，这个从奥地利嫁到葡萄牙成为国王唐·若昂妻子的女人，和国王一起构成了第一个权力体系，那就是君权。“与上帝同样伟大的是国王正在建造的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国王是伟大的，和上帝一样伟大，对于他来说，“整顿秩序，恢复圣物应有的尊严”是他的职责，让任何在这个国家的东西“摆正并放到适当的位置”，体现的就是一种权力。在这个权力系统中，国王无所不能，“根据需要，要么在夜壶里排泄，要么在修女身上发泄，不论在这里，那里，或者更远的地方，只要国家利益需要，他就是国家，他就下达命令。”他可以下令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可以在这些土地上修建修道院，只为了创造一个奇迹：让王后怀上王子。

在这个权力系统里，不仅国王，无论亲王还是之后由王子加冕而成为的若昂五世，都在行使着手中的权力，尤其是若昂五世，从前他是唐·恩里克王子，一位之后出世的诗人赞颂他是“坐在闪烁群星簇拥的王位上，身披夜与孤独的斗篷，脚下是崭新的海洋和逝去的时代，他是唯一的帝王，手中确实掌握着整个地球”，他们掌控地球，考虑帝国的收益，其实就是花天酒地，就是劳民伤财，那个修道院需要巨款，而这一笔无与伦比的财富就是为了扩充修道院的规模，修士从十几人到八十人，再到三百人，随着规模的扩大，建造修道院的工人就会成倍增加，当这些从国家四面八方被征用来的人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修道院，意味着肉体的戕害和生命的逝去，甚至设计师也说：“工程漫长，而人生短暂。”

权力变成了横征暴敛，权力也滋生了太多罪恶，那个叫唐·弗朗西斯科的亲王在趁国王离开里斯本的时候，向王后大献殷勤，并开始筹划阴谋诡计：他估算着哥哥的死亡期限，在王后面前厚颜无耻地说：“作为他近亲家族的第一个弟弟，王后陛下您的小叔子，以及您的美貌和品德的忠诚仰慕者，我就可以，恕我冒昧，我就可以登上王位，顺便爬上您的床，我们堂堂正正地按教会仪式结婚，至于我男性的品质和能力，我担保绝不比我哥哥差。”这是亲王的一个梦，梦里的勾心斗角和乱伦之罪终于随着国王之病的痊愈而死去，梦之死，也是阴谋之死，唐·弗朗西斯科和唐·米格尔亲王去特茹河对岸打猎，在乘船回来的路上毫无征兆地遇到了狂风，船被掀翻，唐·米格尔当成淹死，唐·弗朗西斯科虽然获救，但是他的罪行已经尽人皆知。而王后，这个生育力极强的女人，在没有坏上王子的时候，她变成了攻击的目标，“无生育能力不是男人们的病症，而是女人们的缺陷。”但是之后怀上了公主，又怀上了王子，这是奇迹？只不过是肉体的欲望被打开，无论是和亲王之间的暧昧，还是和隐士之间发生的故事，都引向了肉体的罪恶，它成为了曼努埃尔·米利奥的故事：“隐士不再是隐士，王后不再是王后，但没有弄清隐士是否得以成了男人，王后是否得以成为女人，我本人认为他们办不到，否则一定会被人发现，如果有一天发生这种事，不会发生得无声无息，因此这两个人也不会了，事情过了那么多年，他们不可能还活着，两个人中谁也不可能还活着，既然人死了，故事也就完了。”

但实际上，这个王宫里的权力系统并不是最高的统治，在它上面的则是以宗教裁判所为代表的的神权体系。国王为什么要下令修建修道院，不是他为了施展自己无边的权力，仅仅是因为他向获得一个儿子，而真主持宗教裁判所的主教承诺的是：只要在马夫拉修建了方济各的修道院，就可以让王后怀有儿子，对于唐·若昂来说，这是双重理由下的希望，因为他相信上帝相信自身的活力，但真正让他相信的是上帝制造的奇迹，所以他以双倍的虔诚向上帝乞求子嗣，而王后同样乞求天赐。“上帝啊，至少要生个儿子。”成为这个权力体系对另一个权力体系的臣服，那一晚唐·若昂梦见自己的阴茎上长出了一棵耶西之树，浓密的树冠上居住着耶稣的先祖、耶稣本人，以及各王室的继承人，但是之后的大树被巨大的修道院代替，没有了耶稣，没有了王位继承人，只有钟楼、穹顶、尖塔。这是一种权力的更替，当修道院取代了耶稣和王位继承人，神权也驾驭在君权之上，“鉴于此等先例，方济各会的修士们非常擅于改变，翻转，或者加速各种事物的自然秩序，甚至王后那无动于衷的子宫也要听从他们创造奇迹的惊人指令。”

但是这个修建修道院为交换条件的神权系统，不仅用火刑的方式审判着异教徒，而且他们本身也在制造着谎言。在广场火刑仪式上，宣称是宗教裁判所世俗神父的西蒙西蒙·德·奥利维拉·索萨，做弥撒、听忏悔、宣布布道，而且自称是异教徒和犹太人，更为混乱的是，他既叫特奥多罗·佩雷拉·德·索萨神父，又叫曼努埃尔·达·孔塞依森修士，或者叫曼努埃尔·达·格拉萨修士，还叫贝尔希奥尔·卡尔内罗或者曼努埃尔·伦卡斯特雷，这个每天改换一百次名字的人，妄称看到了显圣，于是自己成了圣徒，便用祝福，咒语，十字架，以及其他类似的迷信手段为人治病，而实际上他就是一个骗子。而所谓的教会也都是在用谎言统治着人们，在他们看来，人们克制灵魂使肉身伪装悔恨，“这堕落邪恶的肉身，这桀骜不驯的肉身，这污秽不堪的肉身，这猪圈里的猪猡，猪圈就是里斯本。”所以，他们要求人们补赎以往的放荡行为，用斋戒惩罚肉体，并以进食的方式压抑本性。

王宫相信奇迹的降临，宗教裁判所和教会宣称需要灵魂的救赎，所以这是一个权力制造堕落而丧失了真正信仰的土地，“我们应当毫不羞耻地承认，这里是窃贼们的土地，眼睛看到什么，手就窃取什么，虽说有如此多的信众，但信仰并非总能得到回报。”在这个信仰缺失的世界，巴尔塔萨出现了，布里蒙达出现了。他们的出现本身就是缺失的象征，巴尔塔萨参加过战争，他的一只手没有了，他穿着褴褛的制服，赤着双脚，拿着咔嗒作响的剑和长钉，“不靠修士或者魔鬼引路，对于伸手乞讨的人来说，他有的已经足够。”对于他来说，战争虽然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也让自己失去了一只手，但是他认为战争更有怜悯之心，而里斯本的死亡却是另一种罪恶。而布里蒙达是巫女的女儿，在宗教裁判所的战争中，她失去了母亲。一个失去了手，一个失去了母亲，他们在缺失的世界里相遇，而其实，他们的缺失却是另一种得到：巴尔塔萨被称作“七个太阳”，在遇到了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之后，神父告诉他区区一只手还有价值，这不仅是可以得到一笔战争抚恤金，更重要的是，“上帝就只有一只手，可他创造了世界。”所以对于巴尔塔萨来说，“既然上帝只有一只手依然创造了世界，我这个缺一只手的人也可以捆绑帆布和铁丝，让机器飞起来。”而布里蒙达，这个每天早晨在睁开眼之前总要吃面包的女人，拥有的是超凡的视力，按照她的说法，“我能看到人的身体内部。”于是，神父给了她一个名字，“七个月亮”，“这是名副其实的命名，不是随随便便的绰号，因为这是神父赐予的名字。”

七个太阳和七个月亮，一个能看到明处，一个能看到暗处，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拥有像上帝一样的一只手，一个可以看见身体内部，当火刑仪式上他们相遇，他们便通向了真正抵达生命意志的那条路，身体里的血和十字架，是他们最初的仪式，而建造飞行器的过程中，他们所寻找的就是王宫的奇迹和教会的灵魂之外的那个东西，它就是脱离了肉体的意志。建造飞行器，是为了飞上天，这是一种接近上帝甚至模拟上帝的东西，它只在形式上具有意义，而神父、巴尔塔萨、布里蒙达的三个人，也在形式上成为了“上帝是一”的三位一体：神父是圣父，巴尔塔萨是圣子，布里蒙达是圣灵，这种三位一体是一种命名，就像神父本身一样，他既是走上祭台按照教规做弥撒的神父，也是连国王也身穿微服在门洞布帘后面听其祈祷的那位倍受器重的学者，更是飞行机器和漏水船只抽水设备的发明者，或者他同时是教会的布道人、科学院的学者、王宫的侍臣，以及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庄园里的幻想家与平民劳工的兄弟——三位一体，甚至四位一体，只不过是一种身份的不同而已，如果像曼努埃尔·伦卡斯特雷一样，每天更换一百次名字，就变成了谎言。

所谓三位一体，可能只是一个脆弱不堪的统一体，或者只是醒来便破碎的梦境，而飞行器本身也是一个符号而已，它飞向天空的过程也不是对上帝的接近。但是在飞行器本身的制造上，残缺而相遇，相遇而新生，新生而成统一体的他们则在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类意志。布里蒙达认为，“既然太阳吸引琥珀，琥珀吸引以太，以太吸引磁铁，磁铁吸引铁片，那么这机器就会被拉着不停地朝太阳飞去。”而神父认为不能到太阳里去，必须给机器装上帆，“可以随意把帆张开或者合上，这样我们愿意在什么高度停住就可以在什么高度停住。”不是对目标的执迷，而是寻找一种自由。这是越来越接近理性，越来越体现人性的建造过程，而这个飞行器的内核就是一种叫做以太的东西，按照神父的说法，以太是“升到空中支撑星辰和供上帝呼吸之前，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体内”，巴尔塔萨一开始将其理解为灵魂，这是一种宗教意义，甚至是宗教裁判所所设下的规则，“以太是由死人体中释放出来，但尚未经过末日审判的灵魂形成的”，但是神父却否定了这个说法，在他看来，以太不是死人的灵魂，而是，“由活人的意志构成的”。

活人的意志需要收集，布里蒙达起初只是收集了不到三十个，但是要让飞行器珀伽索斯真正飞起来至少需要两千个意志，有了两千个意志就可以协调好太阳、琥珀、磁铁和意志的力量，“没有意志，我们就无法脱离大地，布里蒙达，你要想收集意志，就到圣体游行队伍中去。”但是脱离大地的飞行，装有意志力量的飞行器，是不是还只是一种形式意义的超越？意志而不是灵魂，活人的意志而不是死人的灵魂，这本身就是对神权和君权的否定，就是对人性的恢复，但是布里蒙达所收集的是里斯本温疫中死去的人的意志，即使不需要缝帆布和往帆布上涂沥青，不再需要编藤条，机器在完工中升上了天，在风中离开了里斯本，在空中来到了容托山，但是这一种抵达依然没有挣脱所谓的“奇迹”，“现在它受到两种光线的吸引，一种来自正迅速减弱的光线，但它仍有力量将机器继续留在空中，另一种来自夜晚的黑暗，它已遮蔽了远方的河谷。”在飞行器完工的那天，布里蒙达病倒了，而神父更是被宗教裁判所逮捕，他甚至失踪了，在里斯本遭遇大风暴袭击的那一天，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死了。

神父之死，是某种奇迹和灵魂未能完全挣脱的象征，而真正的意志必须从神父此前的布道词里得到解读，“我在他之中”，这句话中的两个词必须被置换，“我”指的是上帝，“他”之的是人，“我在他之中”，就是“上帝在人之中”，上帝是巨大的存在，人是上帝创造的极小部分，为什么上帝在人之中？其实是“上帝通过圣事在人之中”，也就是上帝通过圣事留在人之中，而这个前提便是：人必须收纳他，所以造物主把自己造成人的形象。但是这又陷入了矛盾之中，真正的理解是：在即为不在，不在即为在，“我之中有上帝，我就是上帝，我不是三位一体或者四位一体的上帝，而是一，与上帝合一，上帝即我们，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上帝是一，上帝是我们，我们也是上帝，所以所谓的修建修道院，不是让天堂成为一座大教堂，而是大地本身就是一座修道院，“是信仰和责任的所在，是隐居和自由的所在”。

修建修道院的工程正在建造，这是在神权和君权之下四万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所谓灵魂创造的“奇迹”，作为个体之存在，当巴尔塔萨和所有的建造者付出身体和生命的时候，它又是意志的体现，“教堂的缝隙透出一缕微弱的光。万籁俱寂，天上繁星闪烁，唯有云彩发出低语，云彩离地面太近了，仿佛容托山就是世界的最高峰。”而当最后广场的火刑仪式再次举行的时候，一种死降临，“被处死的一共十一个人。火已经烧了很久，他们的面孔难以分辨。在最远处正在烧着的那个男人，他没有左手。”这是肉体之死，也是奇迹之死，灵魂之死，但是在死亡的同时，一种生到来，“他身体中有一团密云。这时布里蒙达说了声，过来。'七个太阳’巴尔塔萨的意志脱离了肉体，但没有升上星空，因为它属于大地，属于布里蒙达。”意志属于大地，属于布里蒙达，和18年前那个遇见的火刑仪式一样，是肉体的血，是精神的十字，是爱和自由的意志。

	编号：C55·2201019·1685
	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21.60元
	ISBN：9787544772020
	页数：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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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早餐》是一部荒诞的反传统小说。经常在冯内古特作品中露面的科幻小说家基尔戈·屈鲁特与庞蒂亚克汽车代理商德威恩·胡佛是两部有生命的机器，他们生活在一个叫地球上一个简称美国的国家里，他们在不时在书中露面的作者的安排下会面了……冯内古特将荒诞怪谲与科学幻想熔为一炉，把这个悲惨的世界变成了一座乐园，以笑声讽喻现世。但《冠军早餐》是有分量、有尊严的一纸荒唐，是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幽默之作，冯内古特虽极尽戏谑怒骂，其实苦衣包糖药，比沥青还黑的黑色幽默遮盖的是颗柔软的心，嘲讽里深藏怜悯，他怜悯这个支离破碎、精神荒原的星球上的每一个人。冯内古特在《序幕》中写道：“‘冠军早餐’一词是通用面粉公司的注册商标，用于一种谷类早餐食品。使用该词作为书名，并无意表示与通用面粉公司有什么关系，或者由该公司提供赞助，亦无损害他们的上好产品声誉之意。”内收录冯内古特亲绘老司机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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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早餐》：把我吓得屁滚尿流的是过去

这部书是我送给自己的五十岁生日礼物。我感到自己仿佛是刚爬上屋顶的一边斜面后正在爬过屋脊。
——《序幕》

刚爬过屋顶一边的斜面，接着就是屋脊，接着就是另一边的斜面，一边和另一边构成了对应的关系：如果爬过屋顶这一边的斜面有多努力，从另一边滑下斜面就有多迅速；而这种对应关系却也是一种对立关系：向上与向下，爬坡与滑落，以及高处和低处。而分开这对应和对立关系的只有最高处的那个屋脊——它是分水岭，它区分了一切，当然，它也维持了向上和向下，爬坡和滑落，高处和低处的关系。

五十岁生日，就是这区分和维持关系的屋脊，它之存在显现于一种稳定结构，而当冯内古特以屋脊为标志区分两边又维持两边的时候，指向的是生命一种变化和恒定状态：五十岁生日的纪念，当然和出生有关，而生日礼物，是另一种出生，尤其是这个礼物就是一本书，冯内古特是作者，是创造者，但是当把这本书送给自己作为生日礼物，他既是被别人创造的生命本身，也成为自己生命的创造者，而他爬过一边的斜面，完全变成了对于被别人创造的命运的一种超越，可是翻过屋脊之后背向这一边的另一边斜面，是不是变成了暗处的存在？

可以由此区分出过去和未来：五十岁之前是过去，五十岁之后是未来，书被创作之前是过去，书成为礼物是未来。过去有什么？五十岁之前有菲比·赫尔蒂，“在大萧条期间她在印第安那波利斯给予了我安慰。”这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寡妇，“对我她的儿子，还有对我们带来的女朋友，都讲淫猥的粗话”；但是她现在已经不在人世，她以前用来写作的专栏报纸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报》也已经停刊；当然，大萧条时代也已经结束了，而她相信美国人相信的东西：幸福、公正和合理，当然也受到了威胁……生命已经结束了，报纸已经停刊了，时代已经改变了，幸福、公正、合理的美国精神，当然也消失了——似乎着一种死，不再是一个个体寡妇的终结，它是一个国家某个时代的终止。

这个国家是不是就是那个美国？“宇宙中有数不清的众多国家，但只有德威恩·胡佛和基尔戈·屈鲁特所属的那个国家的国歌是夹着不少问号的废话。”这个国家规定：“不得将国旗向任何人或东西降下。”这个国家的格言是“合众为一”，这个国家向公民教导的是：“废话就是力量。”这个国家曾经是“这个星球上最最富有和最最强大的国家”，“它拥有世界上大部分食物、矿产和机械，它向其他国家威胁要向它们发射火箭或者扔掷炸弹，以此来制服它们。”当然，这些都是所谓国家精神的堕落，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就是所谓的幸福、公正和合理的死亡，而毋宁说说死亡，不如说它从来没有出现过。比如和这个国家有关的年代是1492年，当小学教师在黑板上写下这个年份，它意味着：“海盗最后创建了一个后来成为其他各国人类自由灯塔的政府。”而背后却是“肤色决定一切”的偏狭观念：海盗的皮肤是白色的，原先生活在这里的人是古铜色的，蓄奴制引进之前奴隶的颜色是黑色的。

古铜色、白色和黑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颜色，它们构成了1492年的国家序列，当然也成为“过去”的秩序的象征，而这个属于过去的秩序象征，深深影响着现在的生活。德威恩·胡佛是个汽车代理商，他有一个黑人女佣洛蒂·戴维斯，是奴隶的后代；基尔戈·屈鲁特则是一个白人科幻作家，他出版的小说《车轮上的瘟疫》，出版商设计了几个白人妇女在给黑人男子进行口淫的模糊照片；在德威恩所在的米德兰市，死去的最老居民是一百零八岁的黑人玛丽·杨，她没有繁殖，和屈鲁特或德威恩一样是孤独的，她最后说出的一句话是：“唉，我的天，唉，我的天。”在旅馆里，德威恩订房时前面的人是从尼日利亚来的医生塞浦里安·乌克温德，他也是黑人，而且是玛丽·杨生前最后的对话者，而在旅馆里，塞浦里安·乌克温德需要一个女人，“因为他总是充满情欲和精力，他渴望与他的印达罗族亲人待在一起。在老家，他有六百个叫得出名字的亲戚。”还有密德兰市常用的黑鬼姓氏胡勃勒，T恤上印着“支持艺术”的黑人洗碗工，德威恩的白人销售经理哈里是个异性服装癖，汉堡大厨雇的女服务员帕蒂·基恩是个十七岁白人姑娘，密德兰警察局由白人组成……

黑人和白人，不同的肤色总是被凸显出来，这一种凸显里有污蔑，有暴力，有贬低，甚至有死亡，黑与白构成了一种不对称甚至对立的结构，但是这并不是属于“过去”的国家符号，或者说这种对立不是现在唯一的混乱：当十七岁的白人姑娘帕蒂在体育场外的停车场被一个名叫唐·勃里德勒夫的白人煤气灶安装工强奸的时候，白人和百人不是在肤色上形成了暴力的实施和承受的关系，而是成为秩序混乱的象征，因为帕蒂没有向白人警察报案，“她也没有向任何人报案，因为她父亲当时已快要死了。”父亲之死构成了帕蒂沉默的原因，而这便消除了这个国家对幸福、公正和合理的需求，当大萧条时代的寡妇菲比·赫尔蒂死去，这是一个比混乱更混乱的世界，“我们周围的世界没有秩序，我们必须适应混乱的要求。”

1492年构筑的国家序列被戏谑式的解构了，在现在的50岁之前，还有大萧条时代的消失，还有1918年那场战争的消失——当它们消失，历史却被改写了：“就是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的那一分钟里，几百几千万人停止了互相杀戮。”上过战场的老人异口同声地说，“这突然的寂静是上帝的声音”，人类沉默上帝在言说，而上帝的言说只有几个人记得那些话。这种停止杀戮的寂静让历史走向了新的方向，一方面，当这个停战日变成退伍军人日，它抹去了神圣的一面；另一方面，当上帝在沉默中言说，当少数人听到了上帝的言说，是不是上帝又创造了新的生命？就像五十年前降生的我，一种昭然若揭的暗示是：我就是上帝。但是当上帝在言说的时候，世界发生了什么？一种生命的降生，整个世界却已经被糟蹋破坏了，我的脑袋一干二净，“我的脑子里没有文化，没有人性的和谐。我不能再过没有文化的生活了。”

没有神圣，没有人性，没有文化，当我在五十岁时爬上屋顶的一边斜面，爬过那个区分上与下的屋脊，在暗处我开始了另一种滑落：我把自己写作的书送给了自己，我就是创造者，我像上帝一样建立秩序：一方面要像孩子一样亵渎《星条旗》，用粗头铅笔画纳粹像、屁眼和其他东西；另一方面，在书中怀疑人的存在，人应该是机械制造的人，就是机器，“应该指出，患了晚期梅毒，患了脊髓痨的人——大部分是男人——是印第安那波利斯商业区中和我小时候在马戏团观众中所常见的现象。”而这个一方面的否定和另一方面的创建，其实与一边的斜面和另一边的斜面一样，有多大的力往上爬就有多大的力向下滑：我是作者，我写出了患了梅毒和脊髓痨的人，写出了用橡皮做的巨型试管的人，“里面有化学反应在嗞嗞沸腾。”但是我又是书中那个被机械制造的机器，机器的名字叫“菲尔波德·斯都奇”，我按照程序亵渎《星条旗》、画出屁眼和纳粹旗——也就是说，上帝就是被程度设计好的存在，上帝又创造了病态的人，那么所谓的秩序就真的变成了“适应混乱”。

我在书中创造了一个名叫基尔戈·屈鲁特的科幻小说家和名叫德威恩·胡佛的庞蒂亚克汽车代理商，他们都是白人，他们已经相当老，和这个星球一样他们即将死去——而且，按照程度的我又按照混乱的要求安排了他们两个在一九七二年秋天在德威恩的家乡密德兰市举行艺术节的时候见面。为什么两个即将死去的人要见面？其实德威恩和屈鲁特之间也存在着创造和“适应混乱”的文本要求，作为科幻小说家，屈鲁特认为，地球上的人都是机器人：他把镜子叫做“漏子”，这是两个宇宙之间的小洞；他写的一部小说里有名叫台尔莫·斯卡格的地球人，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将自己右手掌的活细胞削下来和鸡汤调在一起，在宇宙射线的照射下细胞变成了婴儿；他写道了一个叫“语言三号”的星球，那里的军民都长得像美国汽车，他们有内燃机的动力，吃的是化石燃料，但是他们不是制造出来的，他们是繁殖出来的；他在去往密德兰市参加艺术节的旅途中道听途说了一个故事，于是又变成了“吉尔刚果”的返还宝故事，在这个令人不快的星球上，他们的语言就是“绝灭”……

人就是机器人，屈鲁特的创作并不是一种程序，而是都自身经历的改变，这个出生在百慕大的男人永远不可能当上美国总统，他有着强烈的悲观情绪，他有过三次婚姻，独子里奥十四岁离家出走，后来警察找到屈鲁特说里奥背叛了美国成为了越共……所以屈鲁特自己就是一个“绝灭”的人，所以他把人看成是机器，但是这个机器世界却寄托着他的另一个希望，这个希望便是德威恩，因为，“只有德威恩·胡佛有自由意志。”所以屈鲁特去参加艺术节不断接近德威恩，就是在接近这个不是机器的自由意志，就是在不断去除自己的悲观情绪和不愉快历史，“基尔戈·屈鲁特成了心理健康方面一个拓荒者。”

德威恩的身上到底又怎样的自由意志？他曾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买了美国神奇机器公司的股票，他唯一的儿子乔治长大后成了同性恋者，在新开的假日旅馆鸡尾酒吧里弹钢琴，他和秘书法兰心保持着暧昧……这些似乎够不上自由意志，德威恩身上最明显的自由意志是“化学成分”，当他拿出那把点38的左轮手枪插进嘴巴的时候，他闻到了铁匣里木炭、硝酸钾和硫黄混合的气味，“他只要一扣扳机，火药就会变成气体。气体就会把一块铅推出膛，穿过德威恩的脑袋。”他没有开枪，他却尝到了机油味，德威恩身上的化学成分让他开始疯癫，而其实所谓的自由意志就是疯狂：他用枪打中了铺瓷砖的洗澡间的火烈鸟，他老是重复自己刚刚说过的话，他让嘴唇像沙发枕头的战争寡妇法兰心爱上了自己——自由意志是不良化学成分造就的疯狂，他的同伴便是那个叫德意志的国家，他们造起工厂就是为了“几百万几百万地杀人”。

屈鲁特把人看成是机器，而德威恩身上有着疯狂的自由意志，于是在两个人不断接近乃至最后见面中，这种自由意志带来的疯狂终于也变成了杀人——屈鲁特的小说《如今可以说了》就是让德威恩变成杀人疯子的那本书，“封面上的图画是一个大学教授被一群裸体的大学女生剥光衣服。”在这本书里，屈鲁特认为生命就是创世主的一个试验，所以他测试了一种新的生物，这种生物能够自己拿主意，和其他按照程序运作的机器人不同，这种生物他叫“人”，生活在处女星座上。写书的屈鲁特和自由意志的德威恩相遇了，而且和书上写得一样，德威恩开始变得更加疯狂，虽然他没有杀死人，但是他伤害了很多人，而屈鲁特也没有幸免，他的手指被德威恩咬伤了。但是这个互文的关系，却并不只是创造和受害的合体，它还有另一个介入的因素，那就是“我”的存在：“毕竟，是我创造出德威恩和屈鲁特的，如今屈鲁特要把德威恩逼成全疯，而德威恩要咬掉屈鲁特手指的指头。”也就是说，德威恩、屈鲁特和我构成了一个“每个边长十二英尺的等边三角形”，屈鲁特认为人是按程序设计好的机器，而德威恩是唯一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拥有自由意志的德威恩因为屈鲁特的小说而咬伤了小说的作者，而其实，屈鲁特就是我创造的人物，“屈鲁特是我创造的人物中唯一有足够的想象力怀疑到他可能是另一个人所创造的。”他具有怀疑和想象是不是也是一种自由意志？而被德威恩咬伤是不是也是被自己所伤？

我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具有怀疑精神和想象力的人？因为我看到了宇宙的漏子，因为我发现了宇宙的屁眼，因为我就是与创世者并起并坐的人：宇宙有多老？它只有半秒钟那么老；宇宙是谁创造的？宇宙一直在那里？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吃自己尾巴的蛇”……“我让它爆炸。我又让它再一次散开。”从爆炸到再次散开，我创造了屈鲁特，其实是为了解开和自己有关的谜：母亲吞德拉诺自杀，德威恩的妻子也是吞德拉诺自杀，而自杀就是因为“她就是那一种机器”。而这个关于文本的游戏似乎暗合着一个线索：德威恩的妻子和“我”的母亲走上了同一条机器人的死亡之路，那么把它命名为自由意志的屈鲁特是不是就是我的父亲？“他的声音是我父亲的声音。我听到了我父亲——而且我看到了我母亲在真空之中。我母亲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她留给了我自杀的遗传。”果然，我创造了屈鲁特就是在解开母亲的秘密，就是为了给父亲另一个未来。“把我吓得屁滚尿流的是过去”，这是屈鲁特在回答联合国秘书长时说的，这个过去构筑了“父亲”害怕的历史，而当一种死亡是程序所为，那么我在创造中为父亲解开了罪责，“你是唯一听到我这么说的角色。至于别的角色，今天夜里就像任何一个夜里一样。起来吧，屈鲁特先生，你自由了，你自由了。”

“让我年轻，让我年轻，让我年轻！”这是屈鲁特喊出的最后一句话，看起来是在时间中重返，自由而年轻，是越过屋脊之后的另一边，但是，这依然是一个无法逃离的寓言，因为，“我体内一切活动都符合人这机器的正常运作程序。”我就是机器，如何能带给别人自由？这就像上帝的悖论一样，上帝无法完成自己做不了的事，而身为作者的我所作的一切都在预设的前提中变成程序，它就像是“冠军早餐”的笑话：我坐在自己创造的酒吧里，我穿过“漏子”看着我自己创造的那个白人女服务员，而女服务员会递给每个人一杯议院马提尼和一片柠檬，当然她也会给我——我在自己的故事里，我又创造了故事，于是和宇宙一样，时间是“吃自己尾巴的蛇”。

循环，禁锢，自由就是不自由，上帝就是程序，过去就是现在，五十岁后就是五十岁前，当然，爬上屋顶的一边斜面后，越过屋脊是另一边斜面，甚至就是同一面：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你一定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