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8-11《土星之环》：自然本身是永恒的反光
乌克巴尔异教创始人之一说过，镜子，还有交配行为，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们能够使人的数量增倍。
——《三》
走廊的尽头挂着一块模糊的椭圆形镜子，它是无声的目击者，它是暗中的窥探者，它们仿佛看见了人类从走廊尽头延伸出来的所有历史，而看见并不是照见，当人类站在它的面前，所看见的不只是一面椭圆形的镜子，从镜子里读出的是隐秘的不安。这是一种双重的看见，镜子照见人类，人类发现镜子，光线制造了双向的过程，而在这双向的传递和双重的看见里，镜子就如乌克巴尔异教创始人所说，镜子和交配行为一样，它能够使人的数量增倍。
这是镜子制造的可怕东西，镜像指涉的交配为什么使人感到可怕？温弗里德·塞巴尔德是和一个朋友坐在房间里看到那深邃的走廊，看到走廊尽头的椭圆形镜子，看到增殖的镜子制造的可怕。但是，塞巴尔德却说，“但是我，不关心这些”，在这座郊野的别墅里，他认为自己真正要做的是打磨托马斯·布朗的那篇关于死人头盖骨的文章《瓮葬》，布朗的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当时正好在朝圣地诺福克的沃尔辛厄姆附近一块地里被人无意发现的一些骨灰盒，它们被隐藏在地底下，它们又被人类发现，在隐藏和发现的过程中，骨灰盒里的头盖骨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当布朗面对那些骨灰盒，死亡已经发生，并且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这是“自然毫无希望地终结”，但是当它们再次出现在研究考古和哲学的布朗面前的时候，似乎就进入了他“在可以逃脱毁灭的东西中苦苦寻找着神秘的轮回能力的踪迹”，这个在毛虫和飞蛾身上不断研究这种能力的人，是不是在骨灰盒里发现了轮回的可能？
骨灰盒具有的轮回能力，似乎又回到了镜子世界，那些死去的人，那段埋没的历史，在重见天日时所具有的的现实意义，是一种增殖，就像镜子被看见一样，它在长廊尽头将人类历史带向了一个可怕的终点。这种可怕对于塞巴尔德来说，想起的是一篇阿根廷作品，那篇文章叙述了人类尝试虚构的第二或第三世界：那是一九三五年的某一天，叙述者和一个名叫比奥伊·卡萨雷斯的朋友在阿根廷的一栋别墅里吃饭，之后他们谈论了一部小说的记叙手法，这部小说里充斥着各种矛盾，叙说着说，只有少数读者能够猜到隐藏在被叙述的内容中的这些矛盾，“一方面令人毛骨悚然，另一方面又完全无关紧要的事实。”
毛骨悚然的可怕心情，和无关紧要的自然状态，这种矛盾变成了阿根廷的一部小说，变成了晚饭后的一次谈话，它们所塑造和虚构的第二或第三世界就像镜子一样，在制造了增殖的同时，是不是也如布朗那样，在骨灰盒的意外发现中看见了“神秘的轮回能力的踪迹”？从17世纪的布朗到20世纪的阿根廷晚宴，从《瓮葬》里的考古到小说中的虚构世界，从记叙手法中的矛盾到塞巴尔德看见镜子的“可怕”，逝去的历史到底呈现给人类怎样的文本？轮回和增殖的背后是人类自身对未来的可怕？镜子和交配最后抵达的是双重的毁灭？世界已经以另外的方式打开了解读的口子，人类在其中，自己也成了那块椭圆形的镜子，“触动我们内心的事物，其不可见性和不可捉摸性对于托马斯·布朗而言，也是一个到最后都无法探测的谜团，他把我们的世界看作仅仅是另一个世界的投影。”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模糊性。
布朗看见的世界投影，也是两个世纪之后塞巴尔德看见世界的投影：一九九二年的八月，正好是塞巴尔德开始旅行一年后的日子，旅行结束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在有着长廊的别墅里悠闲地写作，甚至不是对布朗进行考古学的调研，而是因为一种“几乎完全不能动弹的状态”被送进了郡治诺里奇的医院，在八楼的病房里，塞巴尔德回忆起夏天所走过的萨福克广阔的天地，那片自然之地最后像塞巴尔德的身体一样，在被疾病折磨中“萎缩成唯一一个有瞎又聋的点”，它是病态的，甚至以一种死亡的方式成为塞巴尔德所说的“担心”，它弥漫成为身体里的空虚。世界以投影的方式让塞巴尔德看见了走廊尽头的那面椭圆形的镜子，他变成了用浑浊的眼睛看见宁静的夏洛滕街的格里高尔，这个卡夫卡《变性记》中的人物再也不认识自己的家乡了，“以为它是一片灰色的荒野”，塞巴尔德的空虚就是这样一种不认识，“觉得这座从医院前花园一直伸展到遥远的视野可及之处的城市从熟悉变得完全陌生。”
不认识自己那个熟悉的家园的还有菲兹杰拉德，这个讨厌葬礼和一切形式的隆重仪式的人，不想在死后埋葬在自己昏暗的博尔奇庄园，他嘱咐将自己的骨灰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他在文章中写道：“我要去到水里：那里没有朋友被埋葬，没有道路被堵塞。”还有斯坦利·凯利，这位在人前特别害羞的人选择了逃离，他所写的米夏埃尔以穿过雨林的方式离开了家族所选择的那种生活，终止了“一个接一个沿着同样的、由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希望预先规定了的道路前行”；或者还有夏布多里昂，当他在一八一一年开始完成一项宏大的工程，里面有革命、恐怖活动、流亡、拿破仑的上位和垮台、复辟以及公民王国，他们交替出现在这个宏大工程的舞台上，而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在这里获得了发展……
| 编号：E38·2201019·1687 |
菲兹杰拉德是在逃避还是自救？斯坦利·凯利是一种虚无还是一种创造？夏布多里昂的世界是更孤独还是更喧闹？这是个体文本中遭遇的矛盾，小说总是呈现出“一方面令人毛骨悚然，另一方面又完全无关紧要的事实”的双重性，而实际上，个体的文本总是纠葛在历史文本中，他们看见了现实，现实也照见了他们，如镜子一样书写者增殖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在走廊尽头看见了可怕的东西，而当自己“萎缩成唯——个又瞎又聋的点”，个体的镜子映照的是历史的荒芜，包法利的冬衣镶边处有一颗沙粒，从这颗沙粒中福楼拜看到了整片的撒哈拉沙漠，而每一粒傻子的分量都和阿特拉斯山脉一样，“一小滴水变成了一片大海，一丝微风变成了一场风暴，一把尘土变成了一片沙漠，血液中的一颗硫磺变成了火山爆发时的火焰。”面对这些沙粒般的镜子，住在医院八楼的塞巴尔德说：“我们在其中身兼作者、演员、舞台机械师、舞美布景师和观众于一体的一出戏剧，是怎样一出戏呢？梦中逃离时的穿越行动所包含的理智，比人们上床睡觉时所携带的，更多还是更少？”
从徒步穿越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开始，塞巴尔德书写这一项宏大工程的期望是“摆脱正在我体内蔓延的空虚”，那是对宽广世界的一种期许：一九九二年八月，乘着柴油内燃机火车在诺里奇和洛斯托夫特之阐来回往返；在萨默莱顿庄园中，寻找中世纪盛期属于菲茨奥斯伯特家族和杰尼根家族所有的荣光，发掘出庄园的所属权“在一系列或通过婚姻或因为血缘而联系在一起的家族之间辗转”的历程，感受到了宁静废墟中的美；坐在开往阿姆斯特丹的火车上，翻看《忧郁的热带》读到对坎波斯艾里西欧斯街的描写，进入了列维-斯特劳斯对巴西岁月的回忆之中……世界是广阔的，历史是漫长的，在空间和事件的扩展中可以摆脱体内的空虚，但是当以旁观者的身份走进另一种时空，他如镜子一样照见了走廊深处的可怕，那宽阔的世界最后都萎缩成了又聋又瞎的点，不是体内变成新的空虚，而是在增殖的历史灾难中，那虚构和想象也完全被击溃了。
历史到底置于何种书写中？萨默莱顿庄园是宁静的废墟，它在历史中早就走向了瓦解的边缘，而一九四五年美国空军的两架“雷电”攻击机在庄园上空坠毁，身为目击者的塞巴尔德看见了蔓延开来的那团破灭的大火；在贝纳可湖的南岸，躺着横七竖八的死树，它们是若干年前被科夫海斯沙滩上的危岩压倒的，与死去的书形成呼应的是，这里成全上万吨的的汞、镉和铅，成堆的化肥和农药年复一年地被河流和海流带向德意志海，重金属和有毒物质在浅滩中沉积下来，三分之一的鱼带着生理缺陷来到这个世界；在索尔湾，一六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荷兰舰队向集结在绍斯沃尔德海湾的英国舰船开火，这场海战制造了太多的死亡；邓尼奇荒原书写者“令人哀伤的地区的形成史”，茂密森林的退化和毁坏直接早场了这片荒原，“这一过程在许多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中不断发展，在最后一个冰期扩展到了不列颠群岛的全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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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弗里德·塞巴尔德：一整个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
历史的书写不仅仅是事件的再现和反思，每一个事件背后是人类的欲望，它们是获得控制权的殖民主义：康拉德·科热尼奥夫斯基怀揣着梦想，终于在一八七五年拥有了“万宝龙号”三桅帆船首次横渡大西洋，成为船长的他认为自己在刚果的热带气候中，是唯一正直的人，但是他所遇到的英国驻博马领事罗杰·凯斯门特，却造就将殖民文化渗透到了那片土地，而在他将开发刚果过程中对土著居民施加罪行的方式和程度首次公布于众的时候，他也让自己套进了审判的绳索中；它们也是遥远东方的皇权，荷兰布莱斯河上建于一八七五年的那座桥是为了铁路而开建的，而铁路的火车车厢就是中国皇帝定做的，十九世纪的中国，皇权的仪式化登峰造极，慈禧“通过远超人们想象的开支向世人以及她自己展现她的超然地位”，但是国内的混乱、侵略者和反抗者组成的历史洪流终于让权力陷落，一把火烧掉的圆明园是毁灭的象征，“她现在看到，她边回顾过往边说，历史是如何仅仅由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不幸和争论构成的，就像波浪一浪接着一浪向海岸袭来，以至于我们，她说，当我们在世的时候，也没有经历过片刻真正不害怕的时候。”它们是漫无目的的权力满足，菲茨杰拉德为什么要选择用水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阶级产生了反感，“他在思想上十分厌恶对土地年复一年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利用、以越来越成问题的方式增加私人财产、越来越极端地限制公共权力。因此，他写道， 我要去到水里：那里没有朋友被埋葬，没有道路被堵塞。”
一粒沙能够看见整个沙漠，一滴水能够看见整个大海，一个单一的事件当然能够看见历史的破灭，战争、殖民、攫取、死亡，塞巴尔德在旅行之中进入历史，如长廊一般可以看见那些可怕的东西，所谓的善恶似乎都在这历史的长廊中被界定，但是正如约瑟夫·康拉德致玛格丽特·波拉多夫斯卡的信中所说，“尤其要宽恕那些不幸的灵魂，他们选择徒步朝圣，沿河而行，目睹但不理解战斗的恐惧和战败者深深的绝望。”不幸的灵魂选择了朝圣，是不是选择了遗忘？是不是一种麻木？约翰·弥尔顿在《失乐园》中说：“我们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知道的善与恶几乎是不可分割地一起成长的。”善与恶一起在成长，历史和现实，灵魂和肉体，也在镜子般的增殖中成为一体的存在，只是在“土星之环”中，那些陨落的残骸，那些被摧毁的存在，在人类的不幸和朝圣中会不会被唤醒？
塞巴尔德说：“自然本身是永恒的反光。”镜子不是照见了长廊深处的可怕，而是人类的镜像里看见了自己的面目，这不是如布朗那样的轮回意识——当他追踪自然界的独特现象进行病理学研究，当他在毛虫和飞蛾身上找到轮回的可能，甚至当他目睹了阿姆斯特丹的那场人体解剖，他所看见的是灵魂深处的“雾气”，当我们睡觉和做梦的时候，它萦绕着我们的脑袋，当我们死去的时候，它从打开的身体的口子里升起来。雾气是谜团，布朗给了一个非理性甚至迷信的说法，在靠近灵魂轮回的观念里，布朗就是制造了世界的投影，就像《瓮葬》里写道的那些骨灰，在他看来，灵魂就在里面——在《常见谬误》里，作为丝绸商人儿子的他写道了一个荷兰风俗，当人死去，死者家中所有能够看见的风景、人物或者田里果实的镜子和图画，都要盖上真丝的黑纱，“这样一来，离开肉体的灵魂在他们最后的旅途中就不会受到诱惑，无论是因为看到自己，还是因为看到即将永远失去的家乡。”
黑纱是一种保护，离开肉体的灵魂从此就不会受到诱惑，但是考察蚕丝的发现和生产过程，赛巴尔德却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遮蔽：在工业进程之前，那些生产蚕茧的人带着瘦肉的身躯，“几乎整个一生都被套在用木头框架和梁柱搭建而成的、挂满秤砣的、使人想起行刑架或者笼子的织布机前。”而在工业进程之后，套在身躯上的不再是木头框架，而变成了机器，“我们要想在地球上存活，只能把我们自己套在由我们发明的机器中。”工业进程之前和工业进程之后，当人类都被套在里面，何来进步？所以当布朗期望在轮回中保留灵魂的不灭性，实际上这个投影是一种妥协，甚至是一种逃避，那些萦绕在身体周围的雾气最终消散开来，人类赤裸着的是一个光秃秃的头颅——“被从坟墓中揪出来是一个悲剧，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布朗曾经这样写道，但是当他死后，他的头颅却被辗转到了不同地方，最后被保存在诺福克与诺里奇医院博物馆——那句话讥讽地成了对自己“长途漂泊”的评注，而人类历史何尝不是在头颅被揪出来的遭遇中变成了一出悲剧？
所谓轮回，并非是灵魂不灭的美好寄托，而是历史重演的一出戏剧。世界的历史是广阔的，是悠长的，但是在扼杀了自然的镜子之光中，在欲望不断满足的破坏和毁灭中，在人类自噬的增殖神话中，“土星之环”萎缩成唯一一个有瞎又聋的点：
今天，当我快要完成我的创作时，是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三日。这一天是濯足节和圣亚加多尼、圣加布、圣巴比罗和圣赫美内琪的命名日。就在三百九十七年前的这一天，亨利四世颁发了南特赦令；二百五十三年前在都柏林，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进行了首演；二百二十三年前，沃伦·黑斯廷斯被任命为孟加拉总督；一百十三年前在普鲁士，反犹联盟成立；七十四年前发生了阿姆利则惨案，当时戴尔将军为了惩一儆百命令向聚集在札连瓦拉园广场上的一万五千名起义者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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