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1-5册)

编号:W87·2220421·1831
作者:[明]李时珍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21年09月第1版
定价:318.00元当当133.60元
ISBN:9787101153453
页数:3950页

《本草纲目》为明朝药物学家李时珍对本草学进行全面整理总结之作,分为16部、60类,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药方一万多个,书中还绘制了一千余幅精美的插图。每种药物分列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正误(更正过去文献的错误)、修治(炮制方法)、气味、主治、发明(此三项指分析药物的功能)、附方(收集民间流传的药方)等项,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被誉为“东方药物学巨典”。 在结构上,《本草纲目》建立了三个纲目体系:以部为纲,以类为目;以类为纲,以药为目;以药名为纲,检索每一味药如同从百科全书中上查找一个词条,纲举目张,结构谨严。《本草纲目》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它所开创的基于自然属性特征而非效用特征的药物分类方法,兼顾名物训诂、药学描述和临床附方的撰述方式,四百多年来一直影响着后世的中医药从业者。

容斋随笔

编号:C22·2220421·1830
作者:[南宋]洪迈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21年12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4.40元
ISBN:9787101154481
页数:712页

《容斋随笔》是洪迈所著的一部古代文言笔记,内容涉及为政通鉴、人物品评、稗史杂记、职官选举、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等二十类,是一部传统文化与学术的百科全书。洪迈在《容斋随笔》卷首中说:“余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先后,无复全次,故目之曰随笔。”洪迈读书治学用力专深,视野开阔宏通,学术触觉敏锐,大胆质疑,细心求证,对《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多有辨误,使得《容斋随笔》有去伪存真的考订,也有入情入理的分析,其中对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颇有见地,堪与《资治通鉴》媲美互补,不仅在中国历史文献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亦意义重大。《容斋随笔》写作时间逾经近四十年,本书甫一问世,就受到宋孝宗的褒扬,认为“煞有好议论”,宋人史绳祖推为“近世笔记之冠冕”,《四库提要》也说“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焉”。


《容斋随笔》:姑析其数端以为笑

殊不考子陵乃庄氏,东汉避显宗讳,以“庄”为“严”,故史家追书以为严光,后世当从实可也。
——《卷六 严州当为庄》

严州府的梅城,以最简单的游历方式出现在我面前:只是行走于梅州古城的那一条街道,在太阳炙烤下提前返回,没有登上严州府的城墙,没有发现梅花形之雉堞,走马观花之后匆匆返回。这是几天前的见闻,所见即所得,似乎对于梅城,对于严州,便已完成了一次造访。但是在念叨梅城以及严州的名字时,是有过略微的疑问:为什么那时叫严州?几天之后打开洪迈的《容斋随笔》,知道阅读至最后几张,看到这一则,才唤醒了前几日对严州之名疑惑的印象。

百科知识里说及这段历史:“宣和元年,升睦州为建德军节度。宣和三年,改睦州为严州,属两浙路,治建德,辖建德、寿昌、桐庐、分水、青溪、遂安6县。”在《容斋随笔》中,洪迈似乎也简单地说及了此次改名,本名睦州改为严州是在北宋宣和年间的是,改名的原因是方腊起义,但是为什么叫严州,这里似乎隐藏着一段文史故事。传统的说法,严州之“严”具有威严之义,改严州就是取了此义。但是洪迈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改名为严州关涉的是一个人物,那就是东汉的严光,也就是严子陵,“然实取严陵滩之意也。”这是一重考订,但这也不是最终的结果,洪迈再深入考察,严光本来姓的是庄,因为避讳汉显宗孝明皇帝刘庄的名字,把“庄”改为“严”,所以史学家便写成了严光,这是第二重考订,洪迈深入其中,发现的是存在着的客观史实,由此从严州之名引出了隐藏的故事,洪迈便在这一则随笔之后提出了“后世当从实可也”的观点。

从实对待,这便是洪迈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这也是他读书所得——简单游离梅城,走马观花于严州,对名字不深入探究,或者根本不是一种阅读的方式,而在洪迈的《容斋随笔》中发现的是读书之用。从使金受挫、罢官归家而开始创作,历经40余年始成的《容斋随笔》似乎就是一本写给读书人看的书,或者是一本写给没有深入阅读的读书人看得书,这也是一种所见即所得的阅读方式,但是从一点点的疑惑,到一点点的深入,再到一次次的重评、辨伪与订误,追求的“从实”的实践风格便慢慢显露。40年的写作时间,并非是因为这本书写作之困难,而是洪迈在漫长的时间中一点一滴中积累下来,在卷一中,他开宗明义了此书的写作方式和态度:“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读书不多”当然是谦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是方法,这种即兴式的、随笔的记录方法重要的是“意之所之”——40年的积累,洪迈意到了哪些和严州之名一样的感悟?

没有关于写作目的的前言,短短几句话也是“随笔”风格的一种注解,但是简明的之语,随笔之记,所展开的是五集一千二百二十则的庞博世界,这里有政治通鉴、人物品评、稗史杂记、史论考辨、轶事遗闻,有职官选举、学校科试、典章制度、国计民生,动植物产,有经史掌故、诗词丛话、文章琐议、字韵训诂、碑帖器物,有天文地理、风俗节令、佛学禅理、医卜星相、灾祥术数……没有统一的编例,也没有清晰的条目,就是如洪迈自己所说是“随即记录”。比如第一卷所记,有关于乡邦掌故的欧阳询法帖,有关于父子同名的知识猎奇,有唐代宦官章兵开始的考证,有对于裴度卒年的考证,还有商榷格律、以诗证史、谈论诗艺等的内容,29则随笔已经呈现出内容广博的特点。但是书海拾贝式的随笔记录并非是良莠不分,并非是杂而糅之,一切可以被记之、思之、考据之、辩伪之,关键在有意,有意才能“意之所之”。

还是以第一卷为例,关于佛经中“半择迦”、六十四种恶口,关于乐天好用“黄纸除书”字、唐人重服章,都是读书摘录的知识点,所记是为了记录。但是29则中有很多却体现了洪迈的写作态度。第6则是关于端午的说法,“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为‘千秋节’。”八月五日为千秋节,之后指皇帝的诞辰,对此张说在《上大衍历序》上说:“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献之。”再引用《唐类表》中宋璟的《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的说法:“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由此洪迈认为,“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考查文本提出了千秋节和端午之关系,洪迈所得其实是打开了另一种可能:闻一多在《端午考》中引用了洪迈的这条随笔,以证“唐以前似乎任何一月的初五皆可称端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洪迈所引的两则材料中的关键字都是“端午”,但是清编《全唐文》却作“端五”,而张富祥注说《容斋随笔》中说:“古人以每月初一为‘端’,初二即称‘端二’,依次则称初五为‘端五’,也不知何据。”

端午或实为端五,洪迈之所得本身也留下了一种意,而他这种意又为后人开启了意,如此大约是随笔的真正“意义”之所在。第一卷的《浅妄书》一则,揭示了《开元天宝遗事》关于唐代记载的谬误,“俗间所传浅妄之书,如所谓《云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可笑之处在于,“《开天遗事》托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时人,虽文章乏气骨,恐不至此。”所以洪迈认为,“兴化军学刊《遗事》,南剑州学刊《散录》,皆可毁。”因为浅妄而毁之,这便是洪迈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在随笔中便成为了“姑析其数端以为笑”的一种实践,那么,洪迈所要笑的究竟是什么?笑之后是不是还有一种期望?

文人轶事是洪迈《容斋随笔》中记录较多的内容,第二卷中关于文人笔下的牡丹,他引用的是欧阳公《牡丹释名》:“牡丹初不载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当时有一花之异者,彼必形于篇什,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异也。”但是洪迈考察所读之书,却并非如书中所言,白居易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韵,有《秦中吟》十篇,“内《买花》一章,凡百言”,有讽谕乐府的《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绝道花之妖艳”,又有《寄微之百韵》、《惜牡丹》、《醉归盩厔》等和牡丹有关的诗作;另外,元微之有《人永寿寺看牡丹》诗八韵、《和乐天秋题牡丹丛》三韵、《酬胡三咏牡丹》一绝,又有五言二绝句;许浑也有诗:“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徐凝的诗:“三条九陌花时节,万马千车看牡丹。”这么多人写过牡丹,所以洪迈说:“唐人未尝不重此花也。”似乎在追问欧阳修之误。

同在第六卷,洪迈提出了关于仿作的问题,“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但是《七发》之后有许多的后继者,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崔骃的《七依》、马融的《七广》、曹植的《七启》、王粲的《七释》、张协的《七命》构成了仿作的系列,洪迈认为,“规仿太切,了无新意。”但是,柳子厚的《晋问》用的《七林》之体,“而超然别立新机杼,激越清壮,汉、晋之间,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为什么柳宗元用“七发之体”不落窠臼,就在于能创新,从而一扫文坛华而不实的弊病。所以很明显,在同一卷中,洪迈追问欧阳修之误和褒扬柳子厚之创新,就在于抨击“诸文士之弊”,以一种求实的态度读书。

在《文烦简有当》一文中,洪迈针对欧阳修的在《进<新唐书>表》中所提出的观点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欧阳修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新唐书》所载史事较《旧唐书》为多,所用篇幅则较其为少,这是欧阳修对《新唐书》的肯定,但是“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是不是成为一种圭臬?洪迈的观点是:“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他举例《史记·卫青传》,其中写到:“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而《前汉书》对此段史事的书写是:“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比《史记》的五十八字省去二十三字,但是,“不若《史记》为朴赡可喜。”文章之烦简必须根据实际来,并非只有一条标准,在某种程度上这要是在批评《新唐书》,批评欧阳修。而在《<史记>世次》中,洪迈则对《史记》所载周代帝王世次进行了辨驳,《史记》中所写的稷、契都为帝喾之子,同仕于唐虞,“契之后为商,自契至成汤凡十三世,历五百余年。稷之后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历千一百余年。”但是疑点在于:“王季盖与汤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则周之先十五世,须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数,则其所享寿皆当过曰岁乃可。”

洪迈:意之所之,随即记录

洪迈为此批评道:“其为漫诞不稽,无足疑者。”追问是为了求实,抨击是为了求实,考据是为了求实,“后世当从实可也”成为洪迈的一种治学态度。在文人轶事上,洪迈考证了关于李白的两则轶事,在《李太白》一则中,世俗的观点认为:“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洪迈考察了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和李华的《太白墓志》人为,“乃知俗传良不足信”,李白之死“盖与谓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而在《太白雪谗》一文中,洪迈也记录了传统的说法:“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摘其诗以激杨贵妃,为妃所沮止。”但是在阅读了李白的《雪谗诗》一章,洪迈认为,“予味此诗,岂非贵妃与禄山淫乱,而白曾发其奸乎?不然,则‘飞燕在昭阳’之句,何足深怨也!”

文人轶事之外,洪迈对一些字词典故也进行了考证,最著名的当然是关于“宁馨”、“阿堵”等的意义。“举阿堵物却。”“何物老媪生宁馨儿?”一般认为“阿堵”指钱,“宁馨儿”为佳儿,但是洪迈否定了这些说法,他举例前辈诗中有“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有“家无阿堵物,门有宁馨儿”,宋废帝之母王太后疾笃,帝怒谓侍者:“取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由此观之,“宁馨儿”怎么会是佳儿的意思?他认为,至今吴中人语言尚多用宁馨字为问,就像在问“若何”也,再举例刘梦得的诗:“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所以洪迈认为这才是宁馨儿的真正提议,而且,“以宁字作平声读。”洪迈也考察了“凤毛”一词:“宋孝武嗟赏谢凤之子超宗曰:‘殊有凤毛。’今人以子为凤毛,多谓出此。按《世说》,王劭风姿似其父导,桓温曰:‘大奴固自有凤毛。’其事在前,与此不同。”关于“米牛”的来历:“予观今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盖晋法也。”对于“不平则鸣”的疑问:“‘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然则非所谓不得其平也。”

除了文人轶事、字词典故之外,洪迈的求实态度体现在对史实的考证了,他从历代经史典籍中对政治制度、事件、年代、人物等进行了重评、辨伪与订误,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更正了许多流传已久的谬误。在《张良无后》中洪迈将张良与陈平的历史命运进行0对比,提出了疑问:“平传国至曾孙,而以罪绝,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财十年而绝,后世不复绍封,其祸更促于平,何哉?”原因就在于张良说出了“养虎自遗患”的话,“此其事固不止于杀降也,其无后宜哉!”这无疑是一种咎由自取;历史典籍似乎把汉景帝称为“恭俭爱民”的贤君,但是洪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从博戏杀吴太子、七国之役下诏以深入多杀为功等事例而认为,“考其天资,则刻戾忍杀之人耳。”

实际上洪迈考察历史,并非仅仅在于辨析真伪,而是古为今用,提出他的政治主张。在《秦用他国人》中,他认为,刘国所用之人都是宗族及国人,而秦国却多用他人,所以洪迈提出观点:“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对比曹参和赵括,曹参之为相,“高祖以为可,惠帝以为可,萧何以为可,参自以为可,故汉用之而兴。”赵括之为将,“其父以为不可,母以为不可,大臣以为不可,秦王知之,相应侯知之,将白起知之,独赵王以为可,故用之而败。”洪迈感慨到:“呜呼!将相安危所系,可不监哉!”在《拔亡为存》中,洪迈举出许多以一己之力转危为安的典型,于是他发问:“以今准古,岂曰无人乎哉?”《汉祖三诈》中他记述了汉高祖的虚伪,“汉高祖用韩信为大将,而三以诈临之”,由此他认为丧失信用的可悲:“夫以豁达大度开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终于谋逆,盖有以启之矣。”《燕昭汉光武之明》中,洪迈举出了“田单复齐国,信陵君败秦兵,陈汤诛郅支,卢植破黄巾,邓艾平蜀,王浚平吴,谢安却苻坚,慕容垂挫桓温,史万岁破突厥,李靖灭吐谷浑,郭子仪、李光弼中兴唐室,李晟复京师”等有功之人,但是他们的命运还是“为谮人所谮”,所以洪迈认为平庸的君主不值得责备,真正可怕的是像“营营青蝇”一样的小人。

对历史事件进行考证,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洪迈的随笔实则具有经世之用,而这种现实考量的意义则体现了他的儒家思想。《信近于义》等数条是对于阅读朱熹《论语精义》的随扎,但洪迈再《容斋随笔》中没有提及朱熹任何文字。“予切以谓义与礼之极,多至于不亲,能至于不失其亲,斯为可宗也。然未敢以为是。”在这里他指出了义和礼做到极致意味着真正人伦的丧失,只有亲近的人才是值得尊崇的,“能至于不失其亲,斯为可宗也。”在《刚毅近仁》中他提出了区分“近仁”“鲜仁”的关键:“刚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讷者,必不为巧言。此‘近仁’‘鲜仁’之辨也。”在《求为可知》中,洪迈批评了急切追求而为人所知的行为,“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为可知,则亦无所不至矣。”引用《论语·里仁》的观点,“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重要的不是职位,而是本领;在《陈轸之说疏》中,洪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战国权谋之士,游说从横,皆趋一时之利,殊不顾义理曲直所在。”在《忠义出天资》中则提出了忠义天姿说:“忠义守节之士,出于天资,非关居位贵贱、受恩深浅也。”《朋友之义》则强调了“朋友之义甚重”,只是历经本朝百年,“今亡矣!”

“今亡矣”是一种失望,而对于使金受挫、罢官归家的洪迈来说,自己所面对的不正是希望破灭的现实?但是用40年在阅读中积累,用40年“意之所之,随即记录”,不也正是对内心抱负的一种呼应?正如在《里仁》一则里所说,“仁之为道大矣,尚安所择而处哉?”

东京梦华录

编号:E25·2220421·1829
作者:[北宋]孟元老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20年07月第1版
定价:64.00元当当26.90元
ISBN:9787101146110
页数:816页

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采用笔记形式,记录了北宋,主要是徽宗政和、宣和年间东京汴梁的方方面面,从都城城门建制、主要河道桥梁到皇宫建筑,从皇城内外官署方位到城内主要街巷、店铺,从朝会郊祭等朝廷大典到婚嫁产育等民间习俗,从饮食起居到岁时节令,从歌舞百戏到市井百态,几乎无所不包,描绘了东京汴梁这座十一世纪上半叶最繁华的城市,是研究北宋都市经济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东京梦华录》撰成于南宋绍兴十七年,正是北宋灭亡二十年之际,所以书中也借记叙当年盛世繁华而一抒怅恨之情,因此在南宋偏安江南一隅、继而亡于蒙古铁骑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引发亡国之人的情感共鸣,南宋中后期出现的《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以及宋亡之后追忆都城临安的《武林旧事》《梦粱录》等,均与其体例相承、手法相近、内容相仿,学界常将这些著作命名为“梦华体”,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京梦华录》不失为一部开宗立派的著述。

先验唯心论体系

编号:B37·2220421·1828
作者:【德】谢林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7年08月第1版
定价:50.00元当当21.00元
ISBN:9787100023801
页数:317页

《先验唯心论体系》全书由“前言”、“导论”、正文六章和一个结束语组成。在前言中,谢林说明了他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在“导论”中,探讨了“先验哲学”的概念、划分和官能,说明主观的东西是第一位的;提出美感直观是最高官能。正文的前两章是对先验唯心论原理的说明,第三章论述理论哲学,第四章论述实践哲学,第五章论述目的论,第六章论述艺术哲学,结束语是对整个体系的概述,它系统地阐述了“绝对”由主观到客体的变化过程。《先验唯心论体系》标志着谢林哲学体系的确立,是谢林阐述其“先验哲学”的代表作。全书把全部哲学表述为意识的发展,涵盖了从原始自我到理智直观、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从自然和目的论到艺术哲学的全过程,最后到达自然和精神的绝对同一性。谢林开创的这种思想和方法对黑格尔具有重要的范式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


《先验唯心论体系》:自我意识是个坚固的立脚点

谁能对自己说出我字来,也就等于驾凌于客观世界之上,从外在的直观进入自己的直观了。
——《第一章 关于先验唯心论的原理》

自我说出自我,直观进入直观,这是知识的一种进阶表现,更是哲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当自己说出自我,他缘何凌驾于客观世界之上?被说出自我的自我是本源的自我还是个体的自我?说出自我的自我是经验的自我还是具有纯粹自我意识的自我?对应于直观,外部的直观是怎样一种直观?自己的直观又建立了怎样一种客体?

凌驾于客观世界之上,然后才是在说出我字之后展开自己,谢林无疑把自我对自我的认识看成是一种直观,而这种直观具有的是一种建立系统的动态性意义,“自我不是别的,只是一种把自身变成自己的对象的创造活动,即是说,它是一种理智的直观活动。”在理智直观中,自身变成了自己的对象,这种创造活动所建立起来的自我论是不是将主体的自我和客体的自我会合在一起?而这个客观的自我是自我的理智直观的对象,它必定是超越了纯粹的无意识客体,同样,把自我变成自己对象的主体也是具有理智直观的自我,它也不再只是一种外在直观的主体——当主体和客体在自我意义中完成了言说,谢林便完成了“关于先验唯心论的原理”的初步演绎。

其实这是一个把知识分为主体和客体、又将其会合成一体的过程,而会合本身就是就是完成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构建,或者说,它们的同一性本身就具有先验性,关键是这种同一性如何让自己“对自己说出我字来”,也就是如何从外在的直观进入自己的直观中意识到自己,如何在凌驾于客观世界的同时展开自己?在这里,谢林其实就是区别了我思和我在的不同,在他看来,我思是“伴随着一切表象并维持它们之间的意识连续性的东西”,它是对表象里存在的主体的同一性进行反思,或者说,我思并没有摆脱一切表象活动,但是当表象被摆脱,当自我从根本上意识到自己,那么就演变成了我在——我在比我思作为更高的命题,它就是从表象的外在直观进入到了意识到自己的自我直观,而这种自我的直观就是理智直观,而理智直观“是一切先验思维的官能”,于是从外部直观到理智直观,从我思到我在,谢林完成了对先验思维的定义:“先验思维的目标正在于通过自由使那种本非对象的东西成为自己的对象”,由此,这里的自我意识就成为纯粹的自我意识,它所区别的就是经验意识,“纯粹自我意识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处在一切时间以外,一切时间正是由它构成的;经验意识只是在时间和表象的连续系列中产生的意识。”

从主体和客体的直接同一性到摆脱了表象的自我意识,从我思到我在的转变,从外部直观到理智直观的活动构建,谢林演绎了先验唯心论,在他看来,演绎先验唯心论的意义,就在于为知识找到一个系统的构建,“先验唯心论独有的特点也正是这样,就是说,一俟得到承认,它就必须促使所有的知识宛然从头新生,重新检验早已认为是确定无疑的真理的东西,即使这种东西能够经得起检验,也必须至少通过检验使之以全新的形式和形态表现出来。”这里有一个预设,那就是在先验唯心论之前,所有的知识都陷在一种窠臼里,只有先验唯心论所体现的纯粹自我意识和我在,完成了知识的重生——那么,旧的知识体系为什么经不起检验?在《前言》中谢林开宗明义指出了知识体系遭遇的困境,“一个完全改变、甚至倒转了那种不仅支配普通生活、而且还支配绝大部分科学的世界观的体系,即使其原理经过了极其严格的证明,也会在那些能够感到或真正看出其证明的明晰性的人们当中不断遭到非议。”在他看来,遭到非议就在于旧的知识体系“没有能力摆脱大堆具体问题”。

哲学研究善用的是最高的普遍性,具体事物当然应该消失在这种最高的普遍性里,所以如果知识体系无法摆脱具体问题和具体事物,那么研究最高普遍性的哲学就无法建立,但是先验唯心论却不是这样,在谢林看来,先验唯心论所建立的是关于哲学的“连续的序列”,并将全部哲学看成是不断进展的历史,在这个序列里最重要的就是自我意识,即“把自身变成自己的对象的创造活动”的意识,通过这一意识的活动,先验唯心论扩展成关于全部知识的体系,真正将其远离推广到主要知识对象的一切可能问题上,“无论这些问题是先前已经提出而没有得到解决的,还是通过这一体系本身才能构成和新出现的。”所以这个体系表现为依次提高自我直观的阶序,“自我费了特别的努力,通过这个阶序,才上升到了最高级次的自我意识。”

知识是一个体系,知识是一种活动,先验唯心论如何建立这个体系,如何表现为自我直观不断提高的阶序?先验唯心论当然是一种先验哲学,那么先验哲学的知识体系如何区别于普通知识?谢林从分析知识入手,一切知识都是以客观东西和主观东西的一致为基础,知识中所有单纯客观的东西,其总体就是自然,而所有主观的东西的总体就是理智或自我,当我进行认识时,知识活动本身就是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统一在一起,这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在这里,谢林认为,“我们不能说二者当中何者居先”,但两者的概念却是相互对立的,而哲学的课题就在于说明两者的会合,所以必须先将同一性扬弃,于是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客观的东西成为第一位,那么和它一致的主观的东西就需要归附于它,这无疑就是自然哲学的课题,所以自然哲学的趋势就是“从自然出发而达于理智的东西”,也就是说把一切自然规律精神化,化为直观和思维的规律,最后对于自然来说,最高和最后的反映就是人,就是称之为理性的东西,“通过理性自然才破天荒第一次完全回复到自身,从而表明自然同我们之内认作是理智与意识的东西本来就是同一的。”

另一种则是主观的东西成为第一位的,那么与它一致的客观的东西就应该归附于它,这就是先验哲学,“把主观的东西作为第一位的和绝对的东西,从主观的东西出发,使客观的东西从主观的东西里面产生出来。”由此,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就发展成哲学两个可能的方向:或者使理智出于自然,或者使自然出于理智。谢林一开始就说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是永远对立的,对立才统一,同一性使它们都不具有居先的位置,他是在扬弃这种同一性时将知识分成了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所以这种划分是一种成见,在谢林看来,先验哲学不是一种主观居先的知识体系,而是在超出成见中找出它的根源,这种对成见的超越就是先验本身的任务:“先验考察方式的本性只能是主观的东西把自己变成自己对象的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动。”由此谢林认为,既然先验哲学的对象是主观的东西,所以它唯一的官能就是内在智能,而且主观的东西是自由创造出来的,与自然哲学将自然规律化为理智规律,从实在论得出唯心论不同,先验哲学则是把理智规律化为自然规律,从唯心论得出实在论。

先验哲学只是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的一种理论框架,也就是先验唯心论的原理所在。主观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拼凑在一起当然不能确立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是要主体和客体两个对立面的会合为前提,这种会合就是一种具有普遍中介的活动,这个普遍中介就是知识的唯一根据,谢林认为,“如果存在着一个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的原理就必须存在于知识本身以内。”所以这是一个“在知识之内寻找知识”的原理,既然先验哲学的唯一官能是内在智能,那么只是的这个出发点就必然是自我意识,所以谢林说:“自我意识是个坚固的立脚点”,而且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种知识,是最高最深的一种知识,“自我意识对我说来就成了一个独立的东西,成为绝对原理,不过不是一切存在的绝对原理,而是一切知识的绝对原理”,所有客观的东西也永远越不出自我意识之外去。

自我意识是坚固的立脚点,自我意识是一切知识的绝对原理,任何客观的东西都无法越出其外,这就是纯粹意识或真正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主体和客体会合之物,那么必然,一种是自我,一种则是自我意识中的自我,自我意识中的自我是自我的对象,而且是一种创造了自我对象的活动,这便是直观,理智的直观——理智直观中的自我意识创造了自我,于是一切知识的原理就通过以下命题得到表达:自我=自我,它所指向的就是“我在”这个命题。但是在自我=自我的命题里,主客体具有的对立统一性是永远存在的,只是自我意识让这种对立统一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而这种对立在我在意义上就变成了一个矛盾:当自我受到限定时,自我作为自我才是不受限定的;自我只有是不受限定的,才能受到限定——这就是观念的和现实的活动存在的矛盾,“现实的活动原来是力求无限进展的,但为了自我意识,又需要受到限定。”矛盾也意味着互为前提,而这种互为前提也表现为唯心论和实在论的矛盾上,“如果我只考虑观念的活动,我得出的就是唯心论,或者说,我便会断言限制纯粹是由自我设定的;反之,如果我只考虑现实的活动,我得出的就是实在论,或者说,我便会断言限制是不依赖于自我的。”只有同时考虑两者,将限制的观念性的理论哲学和限制的现实性的实践哲学结合起来,才能建立完美的先验唯心论体系。

理论哲学体现的是限制的观念性,谢林认为,哲学就是一部自我意识的历史,而自我意识就是去说明限制的观念性:这部自我意识的历史分为几个时期,第一时期就是从原始感觉到创造性直观,一开始,自我意识是不自由的,也是不自觉的,自我意识的活动也表现为一种无意识活动,之后自我在限制状态下变成一种自我直观,但是这种直观也只是一种感觉活动,再后来进入到了理智直观阶段,物质被看成了处于精神活动的平衡状态里的精神;第二个时期是从创造性直观到反思,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自我何以会把自身认作是创造性的问题,也就是自我怎样能使它自身摆脱并超越它的创造的问题;第三个时期,则是从反思到绝对意志活动,在绝对意志活动中,自我意识所构建的知识完全来自我们本身而不是外部,所以它是彻底经验的,但又是完全先验的,自我意识的活动是观念的,同时也全然是现实的。

这是以先验唯心论为原则的理论哲学,而在实践哲学体系里,自我意识体现的是限制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从自我意识为开端,它就是绝对的抽象,“只能从理智的自我决定或理智自己对自己的行动得到解释。”在实践层面,自我意识将自我作为自我,通过自我决定的活动为成为自己的对象,“自我决定”就是先验唯心论的自律,它指向的是理想,所以实践哲学里创造的自我是有意识的创造,但是自我作为客体,又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是自我之外产生的行动,“另一种东西仿佛通过我们而行动着”——所以通过自我行动,主观的和客观的东西,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东西达到了同一,它必定在直观中得到证实,这就是谢林所说的意识活动的合乎目的性,“有意识活动与无意识活动的会合便只能在一种虽不是被合乎目的地创造出来、但又合乎目的的产物中得到证实。”而这种得到证实的直观,就是先验唯心论为原则的目的论中的直观,“这种直观如果先加以断定,则只能是艺术直观。”

让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东西达到同一性,让自由产物和自然产物统一,让主观和客观在自我意识中行动,唯有艺术活动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在一切创造中,甚至在最普通、最常见的创造中,无意识活动与有意识活动都是共同发挥作用的;但是,只有为两种活动的无限对立所制约的创造,才是美感的、唯独天才能进行的创造。”所以,在谢林看来,美学中的天才就等于哲学中的自我——自我是最崇高的事物,是绝对实在,而且它自己绝不会变为客观的,“却是一切客观事物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和艺术也建立了对应关系:理智直观具有的无可否认的客观性,就是艺术本身,哲学家在最初的意识活动中使之分离的东西就是通过艺术作品反映出来,所以艺术是哲学“唯一真实而又永恒的工具和证书”,艺术对于哲学来说就是最崇高的东西,“在永恒的、原始的统一中,已经在自然和历史里分离的东西和必须永远在生命、行动与思维里躲避的东西仿佛都燃烧成了一道火焰。”

在此,谢林已经完成了先验唯心论的知识体系构建:从最初级、最简单的直观开始,自我意识在绝对同一体的分离中开始了一般自我直观的活动;然后自我通过其活动中所具有的的客观事物中的规定性进行自我直观,自我成为自身的客体;自我将进行感觉的自我变成自己的客体,包括主管东西也转化为客观东西,这种自我直观中一切的东西都是客观的,当然自我也是客观的;最后自我借以把自己直观为创造性自我的直观,这是一种合乎目的又是无意识地合乎目的的活动,创造出来的产物成为整个活动范围的计提。四种自我直观,四个发展阶段,这样理智的自我就完成了,它和自然成为并驾齐驱的存在。但是在继续行动中,自然被抛到了后面,纯粹客观的事物或直观的规律性变成了自我本身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直观通过意志活动成为了直观者的对象,“意志活动中的客观事物是直观本身或自然界的纯粹规律性;意志活动中的主观事物则是观念的、针对这种规律性本身的活动,而出现这种主观事物的活动,就是绝对的意志活动。”由此出现了最终意义的自我直观,它不受条件制约,它创造意识本身,它就是天才的作品,“最高级次的自我直观中的这样一种完全偶发的成分就是那种用天才概念所指称的东西。”

几何原本

编号:W41·2220421·1827
作者:【古希腊】欧几里得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20年06月第1版
定价:118.00元当当49.60元
ISBN:9787100183772
页数:945页

《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创作的一部数学著作,成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几何原本》全书共13卷,以第1卷的23个定义、5个公设和5个公理作为基本出发点,给出了119个定义和465个命题及证明,包括了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和初等数论的一些内容。在《几何原本》中,欧几里得总结了前人的几何知识和研究成果,用公理法建立起演绎的数学体系的最早典范,建立了定义和公理并研究各种几何图形的性质,从而确立了一套从公理、定义出发,论证命题得到定理的几何学论证方法,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几何学。《几何原本》是欧氏几何的奠基之作,它的出现,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标志着几何知识从零散、片断的经验形态转变为完整的逻辑体系,深刻影响到后世数学的发展,采用的演绎结构被移植到其它学科后也同样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因受时代限制而存在部分证明有遗漏和错误、基础部分不够严密等明显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