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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71213·1441 |
|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7年08月第1版 | |
| 定价：32.00元亚马逊19.80元 | |
| ISBN：9787532773671 | |
| 页数：139页 |
“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故事，当晚发生在先贤祠附近，福塞—圣雅克路26号T先生和T夫人家中。”1933年4月24日，一对年轻夫妇在租借的巴黎公寓内死去，那个晚上，这对小夫妻应该去过舞厅，还认识了一些人。这是一桩谋杀案还是自杀案？30年后，一个偶然得知此事的年轻人重新开始调查这桩陈年疑案，并试图还原当晚的情形。他渐渐发现，案件中的很多当事人，他都碰到过。一场调查并没有得到期许的答案，反而开启了更多的调查。那些挥之不去的如幽灵鬼魅般的故人，那些被时间模糊的姓名和背影，还有迟迟未至的解释。这些都是巴黎的秘密。他能否找到案件的真相？ “带红色电梯的房子”到底是怎样的线索？
《废墟的花朵》：奇遇就发生在街角
生活好好的，阳光普照。为什么非要去揭开无法揭开的谜，追逐幽灵。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阳光是穿过透明的玻璃，照在一本书的封面上，当我用最普通的方式打开而阅读，那一缕夏日的阳光却仿佛不是它自己照进来的，而是我在打开一个文本的时候勾引过来的。我之主体存在，是因为阅读而存在的，阳光必需凸显我的属性，从而进入到一个遥远的时代，那里是巴黎，是16区，是带红色电梯的房屋，是屈亚斯影院，是香榭丽大街，以及一个回到过去的我——时间和地点被依次打开，就是从封面那个被镂空的洞里顺着被照见的阳光，纷纷走了出来。
的确像幽灵，像无法揭开的迷，即使阳光照亮了一切，在人为被打开的世界里，也完全是陌生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那一句话说： “那种才华为时短暂，于我们如此‘陌生’，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隐藏在我们生命中十分隐秘的地方，似乎应该把它交给一个更可靠的人来保管，而不是拥有它的可怜者，当然，他得付钱。”把隐藏在我们生命中隐秘地方的东西挖掘出来，到底要交给谁？交给阳光？交给现在，交给生活，还是交给那个作者——我？是主动把自己推向那个带着记忆味道的过去，还是让自己被动地走出谜一样的存在？ “这又有什么好处呢？”就像交给谁，都成为了一个关于时间的疑问，或者在记忆成为可怜者的过程里，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是：这又有什么坏处呢？
其实通往巴黎的路和阳光无关，它一直在那里，拉马丁在诗歌中早就打开了那条路，一个多嘴的老太，一种灰色的服饰，一头驴子，以及井底的绳子、插着几朵百合花和玫瑰的装芥末的罐子，它们是通往巴黎那条路上的证明，可是它们都是物，甚至是不会说话、不会提出 “这又有什么好处”问题的存在，即使老太是多嘴的，那些像是唠叨的句子里何尝有真正的答案？灰色的服饰是取消了记忆的彩色，一头驴子沉默，绳子一直延伸到黑暗的底处，罐子装错了东西，如此种种，拉马丁是故意制造了通往巴黎的那条不说话的路，当没有了向导，没有了说话者，没有了鲜活的记忆，当然也没有了打开菲茨杰拉德打开陌生世界的钥匙，没有了揭开迷宫的可能，当然，连那个 “更可靠保管”隐秘才华的人也没有了。
世界仿佛一个悬案。而在通往巴黎的那条路上，1933年就是一个再也没有谜底的悬案。一对年轻夫妇第一次到蒙帕纳斯过夜生活，他们遇到了两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女人，两个女人把他们带到了佩勒，然后一起去了一家舞厅，在那里见到了两个男子，最后大家一起前往了一栋装有红色电梯的房子。故事就是这样按照提示进入了自己的位置，两个完全陌生的女人，两个不认识的男子，一幢有红色电梯的房子，然后就是揭开了无法揭开的迷：当年轻夫妇T先生和T夫人回到先贤祠附近的福塞一圣雅克路26号家中的时候，他们神秘自杀了。
中间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自杀？1933年的故事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最后却消失在警方的案件侦查中，当陌生的世界在隐秘的地方被打开，其实根本没有那个更可靠的人，甚至 “神秘自杀”本身就带着某种悬而未决的特色：他们真的是自杀吗？T夫人被发现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死，当她被送往医院的时候，人们在死去的T先生身边看到了一封被揉皱的信，信上说： “我太太自杀了。我们醉了。我也自杀。用不着……”信没有结尾，省略号分明就是一个带入陌生而隐秘世界的标志，而更为明显的标志是 “自杀”两个字：是T夫人先自杀，然后T先生才自杀——当最后T夫人也不治的时候，这个案件就走向了最后的隐秘，而 “自杀”被盖棺定论的时候，一切就走向了信上所说的 “用不着”的结局。
一封信，两个人，自杀的结局，以及1933年的那个晚上，完全被封存在时间之中，即使后来有阳光普照进来，即使我的生活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在一种被命名的故事里，也总是有一种揭开隐秘状态的欲望，就像我在通往巴黎的路上，在拉马丁诗歌的物沉默中，总想听见有人开口说话，那个晚上我是不是曾经和T先生走在同一条路上？他们去蒙帕纳斯见陌生女人的时候，我是不是在寻找那个叫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的人？当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说： “她丈夫常常不在……我们四个可以乘机出去……你们说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就成了那个褐发女人眼中完全陌生的人？当在德卢岛克的时候，洛德·贝纳尔对我们说， “老房东安装这架电梯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上二楼的房间。”那个红色电梯是不是就是T先生和夫人坐过的电梯？甚至当他们用 “用不着……”的方式宣告自杀的时候，我21岁时和雅克琳娜远离马恩河和佩勒去维也纳的结局也正走向一种死亡生活？
“几个过时的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埃斯特拉帕德、壕沟外护墙、图尔纳福尔、波德费尔路……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害怕。”实际上，正是带着害怕的心情，才能走进1933年的悬案，才能试图去揭开无法揭开的迷， “1933年的那个晚上，T夫妇跟我走的是同一条路。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自60年代以后我就避开的地方。”德莱佩修道院路、聋哑学院的高墙、圣女日南斐法山的中学，它们应该保存着60年代离开时的状态，当一个人通过记忆回来的时候，它们是不是还是以前的？或者是不是可以在一种悬案的世界里发现里面存在的隐秘故事？60年代里，认识了雅克琳娜，住过德朗布尔路的旅店，甚至遇到过一个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的金发男人，还在 “阴暗的圣普拉西德十字路口的一家咖啡店请我喝了一杯啤酒”，当然那个脸上横着一道伤疤的褐发女人出现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想到了T夫妇曾经遇到的陌生女人中就有一个是褐发的。
像是我在60年代的时候走进了1933年，像是我在巴黎的时候经历了自杀案件，所以， “现在，连同另外两个陌生男人，他们一共是六个人。”从玛丽娜咖啡馆出来，下了拉斯帕伊地铁站，去了有红色电梯的德卢岛，故事和记忆就这样变成了一种状态，就像德卢岛本身的存在一样， “德卢岛就像安第斯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划分给两个国家：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只是它没有独立罢了，因为它归诺让和佩勒管辖，穿过这个岛的高架桥就是两个地区的分界线。”分界线其实不明了，所有我遇见的可能就是1933年发生的，所有自杀之谜可能就是隐藏在我的记忆中隐秘的存在。
就是要让通往巴黎之路上的那些物说话，它们成了他们，才能证明是活着的，才能让记忆鲜活起来，于是举行丘吉尔葬礼的那天， “我就在那儿”；于是在临时搭建的蓝布摊档上看到了照片和大字标题： “玛丽莲·梦露去世。”于是我在年鉴和旧报纸上发现的帕切科和德·贝吕纳这两个名字就这样出现在1948年相关的 “传票”文章中。但是种种的历史真的能成为记忆确定的背景，种种发生过的故事都有清晰的证明？1933年是悬案，1948年是废墟，60年代是记忆，在时间组成的隐秘故事里，我实际上变成了那个可靠的人，仅仅是保管，而不是 “拥有它的可怜者”——保管的意思是付钱的交易，当历史、人物被修改的时候，当付钱的那个人变成陌生者的时候，其实我根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所以手里提着皮箱像是梦游者的那个男人，真的就是通往巴黎 “唯一的行人”，但是唯一的行人并没有带来唯一的历史，他或者是帕切科，或者是德·贝吕纳，或者是菲利普·里克罗斯·伊佩雷斯·德·帕切科，在模糊的名字背后，是一个可能消失的结局： “战争和被占在一个性格模糊的年轻人身上制造了混乱和模糊：他可能对自己的身份都不怎么肯定，因为那个时候，他让别人叫他菲利普·德·贝吕纳，似乎想抓住他生命中唯一的参照点，一个十分遥远的参照点：他的祖先，维克多元帅，德·贝吕纳公爵。”贵族头衔，公爵夫人，男爵，以及1946年的塞纳法院开庭案，最后都变成了那只皮箱里的秘密——就像家族遥远的参照点一样，不是为了凸显，从来就是为了遗忘。
于是那只皮箱被一把刀撬开的时候，那张十年前的身份证，那个菲利普·德·贝吕纳的名字，那个1918年1月22日出生的日子，以及巴黎18区，贝利亚路183号的地址也都只是物之一种，就像拉马丁诗歌中的沉默者，从来不会自己说话。历史被打开，秘密被揭开，到最后还是回到了不说话、陌生的起点，那么在中间的种种都像T夫妇一样变成了自杀？变成了 “用不着”的死亡？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皮箱留给我？他是想教育我，告诉我现实比我想的更难以捉摸？或者，他只是想抛弃这些残余，肯定自己能在卡萨布兰卡或者其他地方脱胎换骨。”脱胎换骨就是为了告别历史组成的档案，就是取消贵族头衔的遥远记忆，就像我听见他在大学城的餐厅用沉闷的声音对我说的那句话： “小时候，我让别人叫我菲利普·德·贝吕纳，但我无权用这个头衔。”
名字混淆，时间混淆， “对世人来说，他已经死了很久了……也许他并没有离开奥斯特里茨河边的驳船。”当一个死人说话，一切都像是幽灵的存在，而打开了皮箱的我，走过1933年的我，回到60年代离开的地方的我，又为何在阳光中探寻那个迷、那个悬案、那种身份？克洛德·贝纳尔、托尼、丹麦口音的女人、鲁迪·希顿、甚至去往了维也纳的雅克琳娜，都变成了想要说话却只是沉默的存在，而所有一切的努力，都只是为了找到和我自己有关的记忆： “1942年的一天晚上，我父亲在比亚里茨电影院附近被斯韦布林和佩米里厄的警察抓了。”为什么父亲让我找的帕尼翁在1941年被关进了疯人院？为什么父亲身边的打字员西蒙娜·科迪埃会为我打处女小说？为什么当我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会陪他去克拉里奇的大堂赴会？
父亲被警察被抓走了，在战争和被占的日子里，他就这样消失在记忆里，即使后来被人救了出来，那个时代也都成为了废墟，我成了最后的沉默者， “我远离了一切，远离了父母、学校、生活的嘈杂，唯一美好的回忆，就是那个有丹麦口音的女人带沙沙声的甜蜜声音……”于是，在背景模糊的状态下，十四岁时我从左岸到右岸，十八岁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圣女日南斐法山那所中学，快二十岁的似乎，和雅克琳娜远离马恩河和佩勒，而当一切都开始逃离，关于父亲失踪也变成了沉默的记忆， “我想起了父亲，被占期间，他也生活在这种模糊状态当中：他在一次大搜捕中被法国警察逮捕，却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后来才被洛里斯通街帮派中的一个成员救出来。那些家伙许多开的都是豪华汽车，都是1940年6月被主人扔掉的。”
仿佛是我把父亲从记忆中清除出去的，仿佛我让父亲失踪，也仿佛我要撇开和家族有关的一切， “我作为同谋或证人参与了某个罪行，我真的说不清楚。”所以当以负罪的心情回到那个隐秘的迷中， “他得付钱”的可靠的人无疑是对于历史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个时代已远，那种记忆已经模糊，那些人名已经变更，它们都成为废墟的一部分，而在废墟中寻找花朵，就是不让记忆真的模糊，不让时代真的沉默， “他们让你困惑得只能去寻找蛛丝马迹，以便让自己相信，那些人真的存在过。”
只是为了不忘记历史，不忘记痛苦，不忘记死亡，从而能够从走向巴黎的那条路返回，回到现实，回到现在，回到阳光普照的今天， “我呆立在原地。幸亏，我的女儿们出现了，让我回到了现实。否则，旧日的那些星期天晚上，以及寄宿学校开学、穿过布洛涅森林、诺侈伊已经消失的骑马场、寝室里的长明灯等等，那些星期天会用枯叶的味道把我淹没的。”在女儿面前我就是父亲，父亲回归，城市回归，春天回归， “今年，春天提前到了。1990年3月18和19日，天气很热。”
我是一个必然存在的见证者，是一个应该寻找的发现者，是现在故事里的讲述者，巴黎不再隐秘，历史不再隐藏，废墟不再死去，当阳光照进来，穿过那个镂空的洞，一切都会豁然开朗： “那个时候，巴黎的各个城门都处于逃逸线上，后来，城市慢慢地松开了它的怀抱，消弭于空地中。我们今天还有理由相信，奇遇就发生在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