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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80122·1450 |
| 作者：【德】海因里希·伯尔 著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20.00元亚马逊13.50元 | |
| ISBN：9787532158546 | |
| 页数：125页 |
年轻漂亮的女管家卡塔琳娜，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过着体面的生活，当她爱上风度翩翩的路德维希的时候，完美的爱情似乎变得不可预料，路德维希被警方以抢劫银行的罪名通缉，他逃走了，毫不知情的卡塔琳娜却成为媒体的靶子，遭到小报的肆意诽谤，个人隐私被披露，陈年旧事被挖掘，甚至连她的亲人、朋友都无一幸免地遭到骚扰。忍无可忍的卡塔琳娜，终于举起手枪，踏上了以暴制暴的复仇之路。 “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如果其中描写到某些新闻记者的行为与《画报》的所作所为有类似之处的话，那么，这不是故意，也不是偶然，而是在所难免的。”小说的第一句话似乎就在非虚构的现实里拉开了帷幕。又名《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并能导向何方》。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而且果真开了枪
许多事情发生在台前，而幕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
台前是一把0.8口径的手枪像喷水枪一样打在了临时做成的酋长衣服上？是她在决定性的时刻 “一刹那拔出了手枪”打向了摄影记者舍纳？是一个 “冷酷无情的尼姑”最后成为了一个杀人犯？被调查、被报道、被审讯、被记录，乃至最后被判刑，似乎都在公共的维度里成为一个女犯人，而当在司法、媒体之外，一个干净的女管家到底有怎样的生活？过去的一切可以在平静中被遗忘？
许多事情发生在台前，当然也有许多事情发生在幕后，当台前和幕后被一种可能的叙述连接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也变成了发生的事，而在这个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最后都抹去了私人空间，甚至成了无关名誉的存在，像一种暴力，卡塔琳娜·勃罗姆的台前幕后便提出了两个问题：它是如何发生的？它能导向何方？如何发生的当然是从台前看见的所谓幕后，而导向何方，则是从台前更向前的未来。
其实，不管是站在台前还是幕后，在整个叙述中始终有一个 “第三只眼”，他看见，他评判，他叙述，他疑问，他是谁？ “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如果其中描写到某些新闻记者的行为与《画报》的所作所为有类似之处的话，那么，这不是故意，也不是偶然，而是在所难免的。”在未展开台前和幕后故事之前，一个声音究竟出现了，他仿佛站在卡塔琳娜·勃罗姆的一边，又仿佛站在司法和媒体一边，他仿佛独立在整个故事之外，又介入到案件里——中间状态的隐身人？那个代表 “我们”的俯视者？以及看见事情前因后果的知情者？
其实，当他以 “我们”的名义来叙述这个 “不是故事，也不是偶然，而是在所难免”的故事，就已经把虚构变成了可能，就已经不是把勃罗姆当成一个个体，所以当最后勃罗姆成为一个杀人犯，在展开台前幕后故事的同时，就可以更加直接地回答那个问题： “它能导向何方？”而要回到这个导向未来的问题，则需要认真地回答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像勃罗姆那样聪明且相当冷静的妇女，不只是计划谋杀，而且真的这样干了；在决定性的时刻，她不仅在一刹那间拔出了枪，而且还果真开了枪。”
聪明和冷静赋予勃罗姆，使之成为她的性格特征，当然是那把0.8口径的手枪没有打在酋长衣服上，当然也没有读到《日报》上关于自己名誉受到损害的报道，再往前，也没有发生和被通缉的匪徒戈顿一起跳舞，或者她还出现在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舞会，更有甚至，她还没有和 “绅士客人们”来往。如果撇除这些发生过的故事，这个在布洛纳家里的年轻漂亮女管家就会过着体面的生活。但是这一切发生了，而且一定会发生，它按照必然的路子将一个女人带到了最后的深渊，而在这个过程中，是她自己毁了这一切？
如果把事情的起点放在星期三，那么勃罗姆的生活是这样的：布洛纳给了勃罗姆二周工资，她在海彼茨那里工作两小时，然后用自己的大众牌小汽车送他们去车站，回到住处后，就去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舞会上，在那里她和那个叫路德维希·戈顿的人跳舞，而据他自己所言，她一直 “单独地、亲热地”跳着舞。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戈顿是一个被通缉的匪徒，已经被证实抢劫过银行而且还是个谋杀嫌疑犯。不管那天勃罗姆是坐着电车还是开着自己的车去舞会，也不管是戈顿有预谋或者偶然进入了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家中，戈顿是个嫌犯是无疑的，勃罗姆让他离开了也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两者之间是不是必然的？
或者贝克林咖啡馆主人凯蒂·贝克林所说的那一幕是真实的，那么勃罗姆说爱 “这个人”也是真实的，就算是坠入了爱河，她怎么能够在四天之后拿起了那把枪，让自己的冷静都消失，从而在一声枪响、两声枪响，甚至更多枪响之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杀人犯？而且他打死的是那个从电梯里出来一直向他拍照的摄影记者，即使舍纳曾 “带着一个浪荡的女人溜掉了”，也构不成所谓的报复。在星期三的事情发生之后，对于勃罗姆的解读就从司法和媒体两个层面进行了解读。司法层面有警察局的审讯记录，有律师布洛纳博士的说法，也有检察官彼得·哈赫的材料，警察、律师和检察官，构成了案件的第一手材料，但是在这主要来源之外，还有 “次要来源”，包括律师布洛纳博士所处的 “相当困难的处境”，包括把戈顿带到舞会上去的十七岁的女售货员海塔·舒梅尔的证词，包括舞会上的成员所说的 “讲下流话”的电话，以及那些塞满了邮箱的匿名信件，邻居对她的恶意态度、 “您这只该死死的猪，该死的不中用的猪”的电话——当次要材料变得丰富，主要来源是不是就只是一种象征？
于是在司法而外，就变成了公众舆论，为什么勃罗姆会有一处价值十七万马克的住所？为什么卡塔琳娜一见戈顿就立刻把他占有了，同他跳了一夜的舞， “仿佛他们早就认识似的”？她的那把枪从何而来？而这些变成公共舆论的问题最后变成了《日报》上的报道，勃罗姆大幅的照片出现在头版，大字的标题是： “强盗的情人卡塔琳娜·勃罗姆拒绝回答关于绅士客人们的问题。”这里便带出了一种生活问题：她和 “绅士客人们”总是在一起，后来还成为了 “强盗的情人”。而其实从司法调查变成媒体报道，中间的转换甚至是同步的，就像她在被调查的时候，拒绝在 “不礼貌”的记录上签字，因为她认为 “不礼貌是单方面的行动”——刑事总监埃尔文·巴埃兹曼纳甚至为了获得戈顿的踪迹，盛怒之下可以向勃罗姆提出 “他跟你睡觉了吗？”的问题。
所以在哪个层面上属于司法调查，哪个角度属于舆论关注？曾经 “恶意离弃丈夫”是道德审判？和 “绅士客人们”出入是人品问题？在双重评判之下，连沃尔特斯海姆和布洛纳都认为， “卡塔琳娜是咎由自取，因为她帮助戈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她的住所逃了出去。”而司法对于媒体则是另一种方式的纵容，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警察或检察机关对于 “新闻界登载的那些歪曲性的文章无权进行刑事上的追查”——新闻自由是不能轻易侵犯的，即使个人提出控诉是合法的，在这个漩涡里，勃罗姆还有什么可能自证清白？就像流水，在平静的生活中，做好的是 “疏导”和 “排干”的工作，但是 “由于水位的差异及平衡水位”，便出现了淤塞、溷集或搁浅及郁积的现象，而且除了 “流不到一起的”来源外， “还有地下水流等等的问题”。
甚至地下水流变成了主流，慢慢涌出来，聚集成另一种力量，将一切都摧毁了，就像次要来源反而变成了对勃罗姆的道德审判：勃罗姆的母亲性格不稳定，而且还有酗酒的习惯，她的父亲曾在战争中变成了残废，一直生病而且总是抱怨，勃罗姆曾经离婚，而且还有一个不成器的哥哥。从个人扩展到家庭，那个道德问题就被放大了，而《日报》为了搜罗能够说明勃罗姆的性格以及 “她不清不楚的过去历史的资料”，记者托特格斯溜进了勃罗姆母亲的病房， “因为世界上没有人能比母亲提供更丰富的资料了，即便是生病的母亲。”
或者是刺激了母亲，或者是另外导致的可能，勃罗姆的母亲死了，在和海能医生对《日报》进行对质时，勃罗姆甚至完全没有争辩的权力，她只能接受一个现实：自己丧失了作为正常人必要的尊严： “她只是说，这些人就是杀人犯，他们毁坏人的名誉。她对此很藐视，很显然，她认为这类报业人员的义务，就是毁坏无辜之人的名誉、声望和健康。”而当戈顿在斯特劳布莱德这个企业家的寓所里被逮捕，其实对于勃罗姆来说，整个事件已经慢慢脱离了放走戈顿单一故事。就在星期日的《日报》上，事件的标题是： “卡塔琳娜·勃罗姆的温柔情人在企业家别墅里被捕。”从头版转到七至九版，而且还附有许多照片，里面说到了他母亲的死： “人们现在可以认为，成为不易看透的、现在还自由自在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的第一个被证明了的牺牲品的，正是她自己的母亲，由于被女儿的行为刺激，她断送生命。”里面说到了她帮助戈顿逃走： “她无耻地滥用了一位有极高名望的科学家、企业家的友好的信任和主动的帮助。”甚至还指出了司法审讯太过温和： “是不是我们的审讯方法大太温和了？难道对没有人性的人还应该讲人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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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因里希·伯尔：可怕的暴力 “能导向何方” |
媒体定性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勃罗姆变成一个断送母亲的杀人犯，变成无耻的女人，变成没有人性的人，或者还只是在个体层面上对她进行攻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斯特劳布莱德住宅的那把钥匙，《日报》从 “这类机关”获得的 “连官方调查员都搞不到手的材料”，已经被窃听的电话，其实都指向了个体之外的制度层面，而布洛纳甚至花费整整一天时间在勃罗姆父亲曾经去过的村子调查 “伪装的共产党员”的事情： “唯一的证明就是一九四九年他在村里的七家酒店中的一家对农民舒曼尔说过一句这样的话：‘社会主义并不是太坏。’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东西了。”
事件发生在狂欢节之前，这一切就像是公共舆论的狂欢，似乎要把一个不信教，不拜金，不虚伪，更不欺骗的女管家送上断头台才足够狂欢， “人们当然会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好端端的年轻妇女，几乎是高高兴兴地去参加一个很平常的跳舞会，四天以后她——我们这里不是在审判而不过是在报道，并且是以真实材料为根据的——成了谋杀犯。”是因为母亲被诋毁？是因为父亲成为 “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这就是所谓的幕后？就是把幕后变成了台前？在公共舆论狂欢的世界里，穿着酋长服装的记者是不是就是拥有生杀大权的暴君？
可是这根本不是最后的可悲，它将导向何处的问题在被响起的枪声里变成了另一种暴力： “酋长服装，那是用一块相当旧的床单缝的，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许多许多鲜红的血弄在白布上会显出什么样的情景；这时候一支手枪几乎就变成是一支喷水枪，它向衣服上喷射，就像向亚麻画布上喷射一样，与其说是像排水还不如说更像是画了一幅现代派的绘画或者舞台布景。”勃罗姆说，拿出手枪不清楚开了几枪，而在打响的时候，想到了父亲，相待了母亲，想到了离婚的丈夫，想到了哥哥， “想到她所过的令人诅咒的困苦的生活”，在冷静小时之后，射出的子弹不是为了打死一个记者，而是为了消灭没有名誉的生活。
所谓消灭，就是以暴制暴， “不需要任何证明就可以确认，使她死亡的人就是那个托特格斯，而他自己是遭到流血的暴力而死亡的。”的确，她是 “冷酷无情的尼姑”，是 “没有幽默感”的女人，甚至是 “共产主义的妖妇”，而所有这一切丧失了名誉的称呼都是社会和公众给她的，那么她拿起手枪，就真的变成了暴力实施者——那把手枪是巴特斯的，她拿走了手枪，在读完《日报》星期日版的文章后，便扮作阿拉伯女人到记者俱乐部去了——阿拉伯女人杀死酋长，反其道而行之，而年轻漂亮的女管家在丧失了名誉之后，就变成了和纳粹有关的射击手， “这涉及到康拉德·巴特斯的一次主动供认，他在那场合承认自己过去曾经是个纳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