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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4·2180122·1452 |
| 作者：【英】卡尔·波普尔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12月第1版 | |
| 定价：38.00元亚马逊25.60元 | |
| ISBN：9787208126725 | |
| 页数：116页 |
“我试图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证明，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但我过去实际上并没有反驳历史决定论。在那时以后，我成功地对历史决定论给予反驳：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卡尔·波普尔如是说。《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以清晰的思路和严密的逻辑对所谓的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规律来达到这个目的——进行了介绍和批驳。卡尔·波普尔以逻辑的方式证明所谓的历史的 “螺旋上升的发展阶梯”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对哈耶克等学者有着很大影响。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尚未找到伽利略
对一个正在成长的毛毛虫进行最仔细的观察也不能使我们预见它变成蝴蝶。
——《第四章 对亲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
一只毛毛虫的成长是不是 “独一无二”的事件？从毛毛虫变成蝴蝶是不是 “整体主义”的规律？从幼虫到成虫的预测是不是类比推理？当卡尔·波普尔以否定的方式批判亲自然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时候，他是不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或者说，他把本属于动态社会系统的进化规律依然看成是静态的自然趋势，从而抹杀了其中的能动性，甚至，把自然科学的演变规律也堪称是科学上的假说，从而用这样的逻辑否定社会科学的历史预言， “用静态系统的这些长期动态预测来证明非静态的社会系统的大规模历史预言的可能性，实属错误。”
这里的一个本质问题是：毛毛虫变成蝴蝶为什么只是单个的、静态的、无法预测的观察，而不是可以以类的方式推及到自然科学的动态规律，甚至成为社会科学预言未来的一个样本？考察波普尔的 “纯粹的逻辑理由”，他认为既然要预先知道 “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那么必须建立在知识基础上，而知识是不断增长的，甚至以后的知识会否定先前的知识，那么所谓的经验主义就可能是错误的，在历史的经验主义可能存在错误，在未来的知识超越我们的认知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所以从这个结论触犯， “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这是波普尔在序中提出的五个论题，看起来，这五个论题都是因果式的推进，所以当知识不可预见的时候，社会的未来也无法预测，所以他很简单地得出结论： “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便是他所说的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是对于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的一种暗示，而这种暗示就是把历史变成了不可知论，把历史决定论当成是一种迷信，而不管是不可知论还是 “迷信论”，波普尔都是悲观的，尽管在他看来，历史决定论是一种 “考虑周到而结构严谨”的哲学，但是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最后得到的命题依然是： “社会科学尚未找到它们的伽利略。”
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方法论，是社会科学的一种进路，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做出历史的预见，波普尔对这种方法论的定义是： “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通过历史事件的考察、观测和研究，发现其中的规律，然后预言社会的未来，历史决定论的这一套逻辑在波普尔看来是错误的，他之所以这样下定义，就在于他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物理学的方法并置在一起，从而进行批判，从而得出结论。比如他区分历史决定论的学派，就以物理学可用性的观点作为标准，赞成把物理学方法应用与社会科学的，称他们为 “亲自然主义的”或者是 “肯定的”，相反，另一派则称为 “反自然主义的”或 “否定的”。
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反对的是物理学中的自然主义，他们认为，由于社会学与物理学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所以物理学的方法不能应用与社会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重复的实验方法，得到的是一种排列组合的新，而不是社会学中内在的新，真正的新，社会科学的规律涉及概括，实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精确预测的困难以及方法论本质主义的意义，它取决于历史，取决于文化上的差异，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境况，所以，社会科学中的社会齐一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改变的，是人为的，只有人的活动才是改变它们的力量，也就是说，它依赖的是人类的本性，这种 “趋向于有所作为并反对任何暗自满足的倾向”就是能动主义。历史是会重复的，但是绝非如物理学一样是一种实验性的重复，它是具有历史重要性的递进，是对社会有着影响力的新， “没有比出现真正的新时期更为伟大的时刻。”
所以，历史决定论研究方法不是原子主义，而是 “整体主义”，这种整体主义强调的是社会集团与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涉及的是作为整体的生命体的科学，关乎的是新颖性、复杂性、有机性、整体主义以及把历史划分为各个时期的典型意义，所以从一个历史时期推出另一个历史时期的类比推理，所需要的是直觉悟性，是在直觉之上的因果解释，所以社会事件的性质特性，是一种 “共相问题”，而这种 “共相问题”与传统的 “唯实主义”相区分，就是一种 “本质主义”，它所关注的是普遍对象，即柏拉图所称的 “形式”、 “理念”，在这种本质主义下，历史决定论认为，科学和知识必须假定有不变的东西存在，而另一个方面，即使有变而成为历史，也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表现， “事物，即它的不变本质，只能通过它的变化而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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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波普尔：历史无法预测，却可以构建 |
历史决定论研究的是 “整体主义”，关注的是 “能动主义”，强调的是 “本质主义”，这些都是 “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波普尔对这一种学说的批判当然是以自然科学甚至只以物理学方法论为参考体系。他认为，自然科学所产生的技术，其任务是指出 “什么是不能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所重视的是 “渐进的修补”，也就是不断通过技术的改进来修补提出的方法，而社会科学的渐进修补，其目的也是置于技术领域之下，从而像改造和维修机器一样， “设计各种社会建构以及改造和运用已有的社会建构。”但是波普尔他认为，社会建构并非是人为有意识设计出来的，绝大多数社会建构只是 “生长”出来的，是未经设计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渐进的修补就和 “能动主义”不符，因为能动主义者所要描绘的是 “整体主义”或 “乌托邦”的工程，它的目的是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改造 “整个社会”，甚至是 “夺取关键地位”，是 “扩大国家权力”， “它的目的还在于从这关键地位上控制那些影响着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力量，或者阻碍社会发展，或者预见其过程并使社会与之相适应。”
正是对 “渐进的修补”的否定，所以能动主义的整体主义式历史决定论，在波普尔看来，就是一种不可知论： “整体主义的变革越大，他们的未意料到的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也越多，从而迫使整体主义工程师不得不采取渐进改进的权宜措施。”整体主义所想要的是彻底的改造，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方法论下，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种乌托邦，甚至发展为一种极权主义，但是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历史决定论： “整体主义计划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权力集中是容易的，但是把分散在许多人头脑中的知识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集中对于明智地运用中央集权是必要的。”
历史是一个整体，在某种程度上也抹杀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性，波普尔认为，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也不存在着重复式的实验，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具体的，独一无二的，将整体主义覆盖在个别主义之上，只能产生错误的观点： “他们在周围所观察到的规律性都是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律，因此对任何社会都适用。”所以所谓的历史规律只是我们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特有的，而这正是历史决定论最大的局限，而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设定就是 “应该寻求其有效性不受限制的那些规律”，也就是说，历史规律必须是普遍的，而反自然主义提出的整体主义就是去除了这种规律的普遍性，就是把变化当成不变的一种 “奇迹”。
而在 “规律说”中，亲自然主义在波普尔看来，是 “还要严重一些”的错误。亲自然主义否定了反自然主义的观点，它们对物理学有着天生的亲近感， “如果天文学预测日蚀和月蚀是可能的，为什么社会学预测革命就不可能呢？”所以根据物理学的预测方法，亲自然主义提出了 “大规模预测”或 “大规模预报”，它就是把以往的历史事实变成经验，在经验主义下，通过和自然科学一样的力——社会动力——来决定社会运动，来预测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这种历史决定论具有一种 “能动主义”倾向， “社会助产术是我们所能有的唯一完全合理的活动，唯一能以科学的先见之明为根据的活动。”
对此，波普尔在对这一学说进行批评时，直接指出： “对进化过程的描述不是规律，而只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也就是说，历史某一时期发生的某一事件是单一的，是静态的，它指向的不是规律，而是趋势， “趋势不是规律”。他认为，断言有某种趋势存在的命题只不过是一个存在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因为普遍规律不是断定存在的，它只是一种趋势，而趋势的持续性是依赖于 “某些特定的原始条件的持续存在”，而规律是一种绝对趋势，它不依赖于原始条件，是无条件的预言， “并且不可抗拒地以一定方向把我们带到未来。”
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对于历史事实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历史学所研究是的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是有规律决定的；另一种认为，历史事件有时候只出现一次，也不具有普遍性，甚至是别的事件引起的原因，而在他们看来，这也是因果联系来决定的。在波普尔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有错误的认知， “普遍规律和特定事件对于任因果解释都是必要的，只是在理论科学之外，普遍规律通常不大引起人们注意罢了。”不被注意的规律后来被历史决定论者说成是一种时代 “精神”，而波普尔从来不赞同这种所谓的精神，所谓的精神，和历史的方法、历史的观点一样，是不能检验的，它只是一种 “历史解释”而已，而历史决定论的错误在于把这种历史解释看成是理论，而从指导实践，预测未来。
这无可避免地会陷入某种规律 “乌托邦”之中，甚至会成为一种极权主义，在波普尔看来，无论是反自然主义，还是亲自然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真正危害在于它以 “能动主义”的方式把历史置于人为控制和改造之下，所谓的预言其实是人为力量改变的结果，所以在批判历史决定论的时候，波普尔理论真正有用性之一便是为这种能动主义提出解决方法，在看来，历史决定论依赖的是政治因素，如果真要创造所谓的精神，就必须依赖于思想自由，依赖于民主， “人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和一切社会建构中终归是不确定的和捉摸不定的成分。”而去除用所谓的科学 “人性”来控制进化，其实也是走向了一种整体主义，只不过这种整体主义是一种全体的制度构建，是自由的思想构建，是民主的政治构建，是齐一的社会构建：
归根结底，害怕变化的人正是历史决定论者。他们如此不能合理地对待批评，要别人如此听从他们的教导，难道不是由于害怕变化吗？的确，历史决定论者似乎因为丧失了一个不变的世界而希望获得补偿，从而倾向于相信变化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它受一个不变规律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