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C27·2190222·1538 |
| 作者：凌叔华 著 | |
|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 |
| 定价：38.00元当当19.00元 | |
| ISBN：9787201099347 | |
| 页数：218页 |
“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被称为“中国的曼殊斐尔”的凌叔华是“新闺秀派”的代表，有异于冰心、庐隐、苏雪林等闺秀派，也有异于丁玲、冯沅君、白薇等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派，她的创作主题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反映闺中少女的黯淡生活，刻画豪门闺秀的内心世界；二是发露太太阶层的庸俗生活，审视和批判她们麻木丑陋的灵魂；三是展现新式妻子的矛盾生活，表现新女性试图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禁锢的痛苦和无奈，肯定和突显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花之寺》由17篇短篇小说组成。
《花之寺》：春天真没意思
第四年的中秋节，敬仁住过的正厅，已经蜒满了蜘蛛网子，月亮升上屋脊时，只见几个黝黑疹人的蝙蝠，支起双翅在月下飞来飞去扇弄它们的影子。
——《中秋晚》
蝙蝠飞疲了藏起来，蜘蛛网结在柱子上，月光发出微弱的光，这是一个中秋节，家人团聚的中秋节，只是“第四年”仿佛被时光拉向了遥远的地方，黯淡，寂寥，甚至变成了荒芜，在只有蝙蝠还留着影子的屋子里，夫妻去了哪里？爱去了哪里？或者说，那些活生生的人去了哪里？
中秋是一个结束，这颇具讽刺的夜晚解构了中秋团结的意义，甚至连最初的仪式感都不存在了。而“第四年”总是对应着“第一年”，第一年是祥和的，第一年是团圆的，第一年是充满爱意的，敬仁和太太恩爱有加，“他认得她今晚穿的衣裙，是春天新婚第三天穿过的那一套湖色华丝葛，肩帔上袖口裙脚都绣着金碧折枝花。”虽然劳累，但是淡淡的胭脂里透露出桃花色，他对她的注解只有一个字：美。但是当这个美变成某种遗憾，是不是就是一种征兆？
“他想如果他是欧美人，此时一定就上去搂抱着她热烈地接吻了，但在中国，夫妻的爱情是不兴外露的。”这是敬仁情感变化的第一步，美是美的，但是似乎只是远远的欣赏，即使是妻子，也保持着某种礼节性的距离，一个对比出现了：中国人和欧美人，两种人背后是两套体系，是两种礼仪，看起来是“不外露”的传统，但其实当敬仁心头闪现一种对比，某种哀怨已经显露出来。而第二步变化来自于那个电话，“姑太太”似乎已入膏肓，在这中秋夜接到这样的电话，注定为这个团圆的日子增添了几分不详。
敬仁要过去看她，是一种情感上的亲情，“可怜她嫁了一年就守，又没有一男半女，临死时连一个干弟弟都不见。”但是在太太看来，即使要急着走也必须吃了象征团圆的团鸭。这便是矛盾激发的导火索，太太一直强调吃了团鸭再去，可是心急的敬仁起先没打算吃，后来已经涑了口，“没有工夫吃了，人家在那咽气盼我，我哪能吃得下！”最后吃了送到嘴边的一块，却又觉得油腻，又吐了出来。一边是要维持中秋特定的仪式甚至是一种迷信式的观念，另一边则是在逼仄的现实面前三番五次拒绝了仪式。
“没有吃团鸭，团圆宴还是不团圆，她恐怕这是他们来日的征兆。”后来的矛盾便随着这个中秋夜的分歧而升级了：人是死了，回来的敬仁生了气，说是因为强吃了那晚饭才没看上“姑太太”最后一面；那晚还碰碎了一个供过神的花瓶，两个人开始吵架；再后来，敬仁开始骂“女人”，说无法和她们沟通，暗指太太的那晚饭、那块肉以及那种心态；再后来，太太生了孩子，敬仁去总是不见人；再后来，太太也搬了出去，重阳节那天，人回来了但是一个家再没有生气，“夫妻之间，虽不再龃龉，总觉得彼此心中新立了一块冰冷的石碑，上边刻着你们不过是同吃饭同衾枕的人而已一些字。”再后来，太太又生了个儿子，太太因为男孩小产还生了三个月的病，而敬仁常不在家，“渐渐觉得她是非常丑陋，说话也懒得答她。”再后来，太太又小产了六个月的男孩，男孩没长出正式的鼻子，只有一只耳朵，而且手指也不全……
中秋夜的矛盾仿佛具有了极具破坏性的“蝴蝶效应”，就像太太所说：“我出嫁后的头一个八月节晚上就同他闹气，他吃了一口团鸭，还吐了出来，我便十分不高兴，后来他又一脚碰碎了一个供过神的花瓶，我更知道不好了。”在家庭矛盾中孰是孰非似乎并不是需要做一个道德评价，但是当中秋夜开始了那些变化，某种意义上的确是征兆，并非是因为没有吃团鸭，而是在歧路中两个人越走越远，最后的中秋只剩下蝙蝠的影子，只剩下蜘蛛网，只剩下黯淡的月光。
当敬仁看到美丽的妻子，心想着中国夫妻的含蓄，是不是在对比中就有了隐患？而太太坚持着那一种象征，是不是也是埋葬了自我暗示中的种种不快？像是两种观念的矛盾，而观念的背后则是新与旧、中与西之间的不同，但是这或许也是一种表象，深层的世界里则是男与女之间存在着某种隔阂——不论是观念还是地位，无论是守旧还是开放，无论是中式还是西式，无论是自由还是平等，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从第一年到第四年，种种的冲突，种种的变化，似乎总是无法逃避藩篱。
《吃茶》里的芳影正当芳菲，一方面“幽闺自怜”，将自己封闭起来，另一方面则是想起昨晚遇见淑贞的哥哥王斌，“脸上便立刻有些发热，心里跳起来。”封闭和开放，在一个少女心里变成了一种对立，她是想要尊重内心的感受，喜欢某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近年她见社会潮流变了，男女都可以做朋友，觉得这风气也得学学。”但是又碍于传统，无法表达那微弱的爱意。内心纠结却又是无声的，直到看到那张请帖，才知道所有一切的“新思潮”终究只是自己的一种想象，就像淑贞所说：“男子服侍女子，是外国最平常的规矩。”突破旧式男女交往的方式，带来的新奇和内心的惊喜，只不过是西方的“平常的规矩”，而王斌已经选择了结婚对象，一下子把芳影重新打入了“幽闺自怜”的境地。
似乎是过度阐释了外国的新潮，而这种过度化阐释也强化了旧式的封闭性，这是两种对立的观念，却一样在过度阐释中隐藏着悲剧元素。《女儿身世太凄凉》中的表姐似乎就是一个接受了新观念的女子，她对已经结婚的婉兰说的是：“像你那样被父母卖的婚姻，我是受不了的。”甚至强调说：“我还索性告诉你吧，等你也知道旧式婚姻真是腐败到家呢！”表姐拒绝姑姑为她找到的男子，似乎也是一种对抗的实践。而这对于婉兰来说，也是掀起了一种波澜，自己已经结婚，但是并不是那种自己想要的感觉，但是在现实面前还能怎样，但是表姐却劝说她离婚，“离了婚，岂不是仍然干干净净，还你自由身吗？”为着一种自由，要打破身上的婚姻束缚，表姐无疑是一种革新的力量，对于婉兰来说，的确为自己注入了力量，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表姐因为追求所谓的自由，和不同的男人“要好”，最后也是受了冤枉受了刺激，被人造谣中伤竟一命呜呼。
这似乎也是所谓自由的代价，表姐拒绝为她介绍的男人，却在自己“要好”的男人间受到不公，后来是社会的谴责，最后死去，这其实是一种女性的悲剧，在中国还没有挣脱男权统治的社会里，女人所追求的自由和平等像是海市蜃楼，而婉兰也罢，三姨太也好，也只是继续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在男权中成为一个牺牲品，“总而言之，中国女人太容易叫人糟蹋了……”三姨太的感慨变成了女性群体的哀怨，而婉兰留下的那句话是：“总而言之，女子没有法律实地保护，女子已经叫男人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了。”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哀叹，这样认命，在表姐的革新力量中，婉兰还是有了抗争的微弱火光：“我和你，都是见识太晚，早知这家庭是永远黑暗的，我们从小学了本事，从小立志不嫁这样局促男人，也不至于有今天了。”
 |
|
凌淑华：一种想象的“花之寺” |
但是并非像婉兰一样能够认识到自己作为女人宿命的根源，也有了某种对抗，“呸，人为万物之灵，女子不是人吗？为什么自甘比落花飞絮呢？”但是最后变成哀叹，也是男权力量太过强大，只能用“早知”这样来宽慰自己。而《“我哪件事对不起他？”》中的惜芳却活活成了男权的牺牲品，从国外归来的丈夫子云态度起了变化，他批评她的头搽油太多，说她走起路来像只鸭子，迈远她在朋友面前不会应酬，如此等等，最后变成了看不起，甚至还要离婚，“我们离婚罢，你不肯，我就要跑了避你。”国外归来，的确是受了西方的新潮，但是这新潮是看不起女性，新潮也是在外面沾花惹草，而面对这样的指责、埋怨，甚至逼迫她离婚，惜芳终于给公婆写了一封信：“媳已三思，唯有一死以全夫婿孝道，以保大人桑榆暮景之欢。再者，近年离婚妇女，多受社会异眼；老父远客未回，大归亦不能。媳生长深闺，未习谋生自立之道，茫茫大地，竟无媳容身之所，媳只有死之一途耳。”
“我哪件事对不起他？”是传统妇女的质问和呐喊，当最后惜芳喝了泡的洋火水而死去的时候，是背后那只大手将她推向了深渊，没有容身之所唯有死，这是一种悲痛，也是一种悲伤：惜芳变成丈夫眼中的笑料，成为婚姻的祭品，最后她写信诉苦，其实更是一种畸形的权力观：她写信给自己的公婆，希望他们主持公道，公婆对儿子也是批评和指责，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最终的解决方案，惜芳无法实现自我突破，她只能依靠“父权”的力量让自己做主，而最后的无奈和伤心让她选择了死，“一缕孤魂便静静地飞荡于无可容身的茫茫大地上了。”
为什么死？是因为找不到作为女性的位置，如果和丈夫维持下去，在“我就要跑了避你”的威胁中，婚姻当然名存实亡，而如果离婚，社会对此的成见又让女人无容身之处，这便是套在女性身上的几重锁链，而在这样的锁链中，只有如敬仁太太用迷信注解命运，只有如芳影“幽闺自怜”，只有如婉兰悔及当初的宽慰，只有如惜芳以死逃避，无论何种，都无法逃离女性的宿命，都无法改变自我的归宿，都无法迎来自由的生活，而在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中，男人都藏在身后，他们以隐秘的方式在文本里，他们却制造了悲剧，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西方新潮，男人似乎都在其上，都用俯视的目光看着她们，甚至伸出那双可怕的大手。
《说有这么一回事》似乎是最具隐喻的一个故事，影曼和云罗在台上扮演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台下他们也成为恋人，但是同性之恋在这个时代或许也是一个异数，所以云罗自然而然问影曼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不是个男子呢！”而影曼的回答是：“我非是个男子才能听你的心事吗？”她们的感情好像同校园的桃李茶薇等树的叶子比长，但是当出了校园，那一幕戏剧变成现实，她们无法逃离社会的规则，而战争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将她们分开，最后影曼听到的是云罗早就成了被人的妻子，“一会儿约摸似乎云罗哭……又似乎在笑，又似乎在哭……”两个女人成了至死不渝的恋人，她们却无法正视这样一种感情，所以必须找到一个“男人”，或者将其中一个男性化，这是一种自设规则，也是社会规则的投影，而战争、分离以及最后的嫁人，是藏在他们身后更重的男权意识，她们想要一种男性化的存在，却注定是一种讨好社会的异化行为，而最终被男权社会所破坏，便也成了女人的另一个宿命。
新旧观念的碰撞其实只是一种外因，真正推向悲剧深渊的是男女之间不平等的规则，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在这个问题面前，那种真正的男女感情是不是真的无法救赎？《绣枕》中的大小姐用三四十样线秀出了鸳鸯，“她夜里也曾梦到她从来未经历过的娇羞傲气，穿戴着此生未有过的衣饰，许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羡慕她，许多女伴面上显出嫉妒颜色。”少女心微微打开了，但是这一只送给了白总长的二少爷的绣枕，最终却成为遗弃物，“头一天，人家送给她们老，就放在客厅的椅子上，当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另一个给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便有人拿来当作脚踏垫子用，好好的缎地子，满是泥脚印。”像是一颗怀爱的少女心被践踏；《再见》中的筱秋和骏仁在西湖刘庄的花神亭遇见，似乎曾经都有好感，而遇见之后也谈到了结婚之类的敏感问题，骏仁还想要筱秋刚洗出来的一张照片，但是后来这一段隐秘的情感却在再见中成为了泡影：“她的船出了西泠桥的洞子。他呆呆地望着湖水，一会儿忽然想起事来，急忙走到厨房那边问：‘厨子，买到了桂花栗子没有？一会儿客就到了。’”
似乎只有《花之寺》看起来是完美的，诗人幽泉与他的爱妻燕倩一直保持着美好的爱情，只是在现实中，幽泉为了工作变成了一架机器，“哎呀，真个把人闷死了！哪怪我近来一首诗都写不出来呢！””诗歌生活和爱情一样，站在世俗的对面，所以当他接到一个女性读者的信，那种被工作折磨得像机器的生活终于有了一种欣喜的感觉，“我只是爱你。我的爱是不望报酬的爱，酬报不了的爱。”所以他去了读者说到的约会地点“花之寺”，那里有一株可怜的花，有大菜园，只是等了半天也没有见到那个神秘的读者，最后却碰上了妻子，是喜出望外，还是略带遗憾？原来那信就是妻子写的，“我今天打发你出来纯粹因为让你换换新空气，不用见不愿见的人，听爱听的话罢了。”燕倩以这样的方式让丈夫换了环境，换了心情，去接近灵魂意义的“花之寺”，的确是一种计划好的浪漫，或者燕倩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让丈夫发现另一个自己，发现一个不为俗事所困扰的浪漫世界，也让丈夫发现一种诗意的存在。
但是这种浪漫方式背后却还有着无奈和悲叹，幽泉去花之寺是为了去见神秘的读者，对于他来说，神秘性大于花之寺的浪漫性，所以当他没有见到读者的时候，以为自己做了白日梦，而见到妻子却感觉她在试探，而燕倩设计这个局的目的是为了真正寻找内心：“我听了一早上不爱听的话，心里烦闷得很，也想飞到郊外去赞美大自然，赞美给我美丽魂灵的——”所以两个人对于花之寺有着不同的怀想，而在这种隐秘的分歧里，故事的完美性其实也被解构了，花之寺或者只是一个想象式存在，在男人眼里和在女人心里，成为不同的符号。
就如《春天》里的女人，发出的是“春天真没意思”的感慨，一方面是自己的旧病复发，另一方面则是那个叫君建的男子也被疾病所困扰，他曾经希望得到女人的安慰，又对她有着言爱的举动，但是在婚后大家都陷入到疾病的纠缠中，潦倒与憔悴的生活背后是一种宿命般的存在。所以春天来了也罢，花之寺的浪漫也罢，终究敌不过那些困顿的现实，“阴了许多天，现在出了太阳照得人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