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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220319·1818 |
| 作者：【波兰】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21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59.00元当当24.60元 | |
| ISBN：9787020159437 | |
| 页数：224页 |
“动物园里的长颈鹿脖子很短，獾没有自己的窝，旱獭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极少叫唤。这些缺点不应该出现在动物园里，尤其是在这座经常有学校组织参观的动物园里。”“不应出现”的动物园，已经透露出某种荒诞气息：动物园园长为了节省开支，让人造一只逼真的大象供游客参观，“我们可以用胶皮制作一头大象，仿照真大象的尺寸，内部充气，并用围栏将其围起来。”这样做，“由此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制造一架新的喷气式飞机或者修复一批教堂古迹。”这是波兰作家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笔下的“动物园”，1930年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的邮递员家庭的姆罗热克，1953年开始出版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在荒诞喜剧、滑稽语言以及双关暗喻中取得微妙的平衡，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扭曲、荒诞的世界，用讽刺和隐喻让人看清现实。《大象》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四十四个短篇小说，大多篇目都短小精悍，故事荒诞不经，折射出波兰官僚体制下的现实生活。
《大象》：我们给“问题”办了葬礼
宣布婚姻无效？可是，神甫，这样做是愚蠢的！可我跟他已经有孩子啦！
——《事实》
波兰，又是波兰，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之后，是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的小说，他们在遥远的东欧记录的生活，书写的寓言，是不是真的是一种遥远的存在？隔着文本和现实，作为观者是不是看见了一个异域的世界？遥远的异域，似乎是时间和空间意义的存在，但是当从纪录影像和寓言文字的表象穿过，所凸显的关于人的异化问题，似乎是相通的，在关于人的命运可能遭遇中，波兰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现在，波兰人有时候就是现在的我们——姆罗热克在小说集第一篇《格言和箴言》中有一个是关于人的条目：“人心里老是想着这呀那呀，但最经常想的是这。”
想这又想那，是想法的多元表达，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方式，但是“最经常想的是这”——“这”是一种去除了这和那多元化的单一存在，“这”体现的是一种单一思维，“这”甚至变成了一种禁锢的思想，那么“这”到底指的是什么？谁的心里经常想的是“这”？姆罗热克如此定义人，其实是指出了波兰人的“事实”：在名为《事实》的小说中，当女人面向神甫忏悔，她的所有想法都归结于那个实在却虚无的“这”。女人忏悔，忏悔指向神甫，这便是一种单一指向的“这”；她所要忏悔的一定是自己的问题，那个问题来源于“老是想这想那”的不确定，但是内心的渴望，或者说内心无罪的认定就是要“经常想这”：她已经结婚，长长的白婚纱、神香、百合花和说出的“愿意”是婚礼上的记忆，当然还有兴高采烈的朋友，还有哭了的妈妈；婚后的丈夫一直那么果断，那么温柔，即使有误会也不危险，吵架的时间从来度不长；婚后七年来跟他共享一张桌子，一张床，自己从来没有背叛过他，“甚至在思想上也没有背叛过一次”……但是，在完全忠诚的婚姻里，为什么会“想这想那”？
女人似乎一个人在说，神甫也在问她，但是在姆罗热克以省略号代替的对话中，神甫其实隐藏在“事实”之外，就像忏悔所面对的是一个隐性的存在，在一个人自言自语中，女人揭示的“事实”是：他是个塑料人，“整个都是塑料的！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才确信这一点？！喏，现在可怎么办？！”和一个塑料人结婚，和硬塑料人生活了七年，忠诚于一个塑料人，这才是女人面对的“事实”。这是一种怎样的事实？直到七年之后才确信自己嫁给的是一个塑料人？而且整个都是人造的？很明显，女人面对神父忏悔，是要得到“现在可怎么办”的答案，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和塑料人的存在一样，本身也是没有意义的“人造”的问题？
和塑料人结婚，从来没有背叛过他，七年了共享了一张桌子和一张床，这就是女人“最经常想的是这”的生活，这是一个被他而且是人造的他所影响的生活，这是一个不敢背叛也不能离去的生活，而且向着神甫说出自己的苦恼，也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女人反问的是：“宣布婚姻无效？可是，神甫，这样做是愚蠢的！可我跟他已经有孩子啦！”不能离婚，不是要继续和人造的他生活在一起，不是继续一种忠诚的婚姻，而是“我跟他已经有孩子啦”——一个塑料人，一个人造人，如何会让女人怀上孩子？姆罗热克将这个荒诞的故事推向了更为悲剧的层面，孩子是婚姻的结晶，是夫妻期盼的存在，但那是一个和人造的人所生下的孩子，是女人心里的“这”：她将永远成为一个象征，一个和人造人有了后代的母亲。
人造人是事实，有了孩子是事实，所有的事实都是“这”，无法摆脱，无法离开，无法改变，“他”和孩子共同组成的“这”便成为女人婚姻中的权威，而且是绝对权威，它以延续的方式让女人永远生活在忠诚之中，永远背负着自我的罪恶，即使在隐性的神甫和隐形的上面面前，也永远在“这”的事实中无法脱身。这就是一种禁锢？这就是一种荒诞？这甚至就是一种异化？“最经常想的是这”的还有《安静的同事》中的那个死去的政府官员，他生前没完没了的工作是写有关新宣传方法的呈文，按照他的妻子的说法，“对当前现实口号的宣传成了他生前活动的主要目标。”这便是他的“这”，这是一个无私的发明家，一个视觉宣传的狂热分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渴望强调自己的热情，“他想以这种方法创造一条彩虹，也就是光明未来的活生生的画面。不幸的是，凉台位于三楼。”于是他死了，而死了之后，他的棺材上写着的是红色标语：“万岁！”死亡成为他最后的宣传标语，他把自己变成了宣传工具，就像和那个忏悔的女人一样，已经有了“孩子”——孩子和“万岁”成为奴役自己却从来不想挣脱的“这”。
向神甫忏悔的女人，死去的狂热分子，他们构成了生活异化的牺牲品，而生活在其中或许都可以被称为“围城”状态：城市被围困了，农民无法穿越进城的关卡，导致乳制品和鸡蛋价格暴涨——这是姆罗热克对波兰现实的描述，但是最可怕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生活在围城中完全成为了被异化的“这”：普通人连皮鞋都顾不上擦，但是机关看门的人却不断地擦着大炮；鱼缸里的两条鱼被一颗小小的流弹打死，由人决定组织一次示威性葬礼；大主教举行葬礼的时候，被自己的长袍绊了一跤，跌落到了墓穴里，结果有人竟误把他埋了；有人家里自制的酸葡萄酒瓶子发生了爆炸，人们设置了防御工事；一位爱国者在咖啡里发现了鱼雷；街上有人对猫进行身份检查，只有一只猫带着身份证；今年的圣诞节所有的圣诞树都被用作了构筑街垒的材料……
这就是被围困的城市生活写照，而这已经完全不是日常生活，而是无处不在的政治斗争，被异化的政治变成了“事实”。同样的还有《来自黑暗》，黑暗是封闭村子的常态，在这里有可怕的传说，传说最后都变成了事实：晚上会碰到成群乱飞的蝙蝠；夜里总有东西在哀嚎，人们说这是贫农和富农在进行“阶级斗争”；护理人说，在林间小路和林中空地上会有无躯干的头颅滚来滚去；锅里的牛奶如果变成了酸奶，可能会有驼背小侏儒往锅里撒尿；当然更多的是政治相关的事实，有位领导把伏特加浇在老婆身上并点着了，而自己去了人民大学，报名学习马克思主义；人们在莫查什的谷仓后面发现了一具骸骨，这是一具“政治骸骨”……
黑暗的存在，封闭的存在，荒谬的村子，有人烧死了妻子却去学习马克思主义，谷仓后面发现了政治骸骨，政治侵入了生活，政治改变了生活，这就是事实。相同的还有《当代生活》，“作为—个奉公守法的人，我决定按照官方术语的精神过一天。”官方术语便成为每个人的“事实”：醒来穿衣服，在克服了几次小小的冲突之后，“打赢了起床的战役”；进入盥洗室，听到的是一串机枪声，我用轻机枪武装自己，为清洁牙齿而战斗；出门踩着管理员的尸体，在厕所里用两枚手榴弹将活动进行到底，香烟是对保亭经营者的武器，“终于在为一切而战斗、打赢了夺取一切的战役，同时希望接下来的战役我同样会取胜，怀着这种想法，我回到家中。”《来自黑暗》中的生活是被政治侵袭，而《当代生活》则在战役、尸体、武器中，让政治主动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官方术语取代了日常用语，每个人都是政治的一部分，都是官方秩序下的人——但是在这个事实面前，姆罗热克却以另一种方式进行了反讽：在第二天早上，我从窗口看到了院子里和大门前站着的“问题”；走出家门“问题”没有改变姿势；午后也没有变化，傍晚的时候“问题”站累了便把重心从一只脚换到了另一只脚，但是在我躺下之后，第二天又看到“问题”一动不动站着。第一天是战斗的“事实”，第二天是不变的“问题”，问题在事实之后出现，那么姆罗热克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当我在一天清晨，跑到窗口一望，确认问题躺倒了，引起的轰动确实不小。它痛苦的时间不长。由居民委员会出资，我们给它办了葬礼。”
给“问题”办理了葬礼，让“问题”埋葬，从事实到问题，至少已经开始采取了行动，让“当代生活”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但是，“问题”真的死了吗？提出问题的活动家在坟场发表了言说，他又提出了几个新问题；而居民委员会这次不能给“问题”送葬，因为他们已经没钱了。问题死了，问题又变成了新问题，问题又成为了无数的问题，而且它不死，不会被下葬，因为问题本身也变成了事实，因为问题从来没有解决的方法。问题处在教育上，《大象》中的动物园领导是个野心家，动物园里只有三千只野兔，为了完善动物园发展，大家提出来引进大象，但是动物园领导却在请愿书上说为了支持国家建设，不需要得到配给，可以用更加经济的手段获得大象的计划：用充气大象代替真正的大象，于是工作人员开始为大象模型充气，又因为充气太费力，工作人员提出用煤气阀接上大象，很快大象便出现了，它有着庞大的身躯，有着粗壮的腿，有着巨大的耳朵和特有的长鼻子，“栩栩如生，大小和真的一样。”而且在大象身边还写上了牌子，“特别笨重——根本不会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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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荒诞是唯一的事实 |
大象成了动物园的新景象，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参观大象，他们把充气的大象当成了真正的大象，但是问题出现了：大象被吹走了，等被找到的时候，大家跌落在仙人掌上被扎爆了，看了这个大象的孩子后来中途辍学，成了无赖和流氓，“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大象。”事实是充气的大象代替了真实的大象，问题是孩子们根本不相信有大象，他们变成了无赖和流氓——就像那个在神甫面前忏悔的女人，离开塑料人的丈夫是愚蠢的，“可我跟他已经有孩子啦！”孩子成为了流氓和无赖；《长颈鹿》中也根本没有长颈鹿，“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或是他们那些伟大的继承者都不曾写过有关长颈鹿的事。这就意味着没有长颈鹿。”《有关齐格蒙希的表白》中蜗牛也是缺失的：“老师说，蜗牛用左脚踢，可我告诉他，这是错误的，因为蜗牛只有右脚。但是他没有注意，因为他坐在课桌下面。”没有大象是问题，没有长颈鹿是问题，没有蜗牛也是问题，“没有”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有”的问题，而“有”又将一切回到了事实的荒谬、荒诞和荒唐中。
《诉讼》中的所有作家都穿上了制服，然后被定了级别和军衔，“这样一来，缺乏标准、不健康的唯美形式主义、艺术的模糊性和摇摆性等混乱便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没有变成了有，问题变成了事实：作协被整体划分了等级，从列兵到元帅，根据作家一生中出版的字数、思想脊椎弯曲的程度、在政府机构担任的职务，然后采用五颜六色的标志进行区分。但是那次一名作家行走在林荫路上，另一名作家从对面走来，按照等级制度，这是以为少将作家，对面的是列兵作家，本来列兵应该向上将行李，但是少将看见列兵的帽子上有一个瓢虫，只有元帅才能拥有这个最高级的奖章，于是少将立刻给列兵惊了充满最高敬意的军礼，当列兵在惊愕中还礼，那只瓢虫却张开翅膀飞走了——问题是，瓢虫混乱了作家的级别，破坏了等级制度，于是诉讼的矛头指向了瓢虫；问题是，当瓢虫最后被处决，元帅的四卷集长篇小说从一米半的高度压下来，“似乎它没怎么受苦。”问题更在于，当瓢虫被处决，元帅的帽子上应该用怎样的奖章？问题还在于，等级是关于作家的还是关于瓢虫的？
瓢虫戏谑了这个等级制度，戏谑了文学和艺术，就像没有看过大象的孩子长大后成为无赖和流氓，把瓢虫处死的作家和评论家也是无赖和流氓，还有关于《艺术》的一场对话：艺术是什么？艺术具有崇高的使命，艺术是教育人的视野，从事艺术的人是作家，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艺术是事实，在关于艺术的讨论中让艺术变成日常生活也是事实：“借我五百兹罗提。”但是对话者之一的另一个人只有三百，于是，“三百就三百。”哪里有艺术？哪里有灵魂？哪里有崇高？只不过是关于金钱，关于生存的最原始欲望，每一个人都是瓢虫，在从符号转向实在的过程中，在对整个制度的破坏中，都可能被处决——从事实到问题，从问题到事实，在生活的异化、人性的异化中，“最经常想的是这”的人变成了工具，变成了动物，变成了符号。
《命令日》里的那个弹着巴拉莱卡琴的人，本来是野心十足的人，“甚至为害一方”，后来被完全驯服了，于是他开始弹巴拉莱卡琴，开始刺绣，开始唱歌，按照命名日的律师之说法，“生活有保障，平静，没有任何麻烦。我们是如此对待他，让他饭来张口，您自己也看到了，已是完全没有危险性。”曾经想念自由的先进分子变成了被驯服的人；《关于神奇得救的寓言》中的那个叫艾雷克·克劳乌斯的人，生活在汉堡，曾经有妻子和四个孩子，但是他却被推入了战争中，他开始怀疑上帝安排的正确性和公平性，作为和平主义者的他在高加索时骂上帝是“该死的”，但是他后来得知汉堡的家被炸毁了，妻子和孩子都被压死了，于是他开始感谢上帝，“您这么做，是为了拯救我。是为了不让我突然死去，在我罪孽深重的时候被压在天花板下。而我，一个有负您的仁慈的卑微之人却常发牢骚，尖刻地抨击过您。宽恕我，啊，上帝！”于是和平主义者变成了战争的狂热支持者，他后来结婚，又有了四个孩子，他对他们说的是：“我的孩子们，你们要记住，一旦情况需要，只要阿登纳总理发布动员令，你们的父亲会头一个上战场。”
这个世界有像《大象》里的动物园领导那样的左翼分子，有《来自黑暗》中点着了妻子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安静的同事》中的狂热分子，有《命名日》中的被驯服的人，有《关于神奇得救的寓言》中的战争支持者，姆罗热克说出的格言是：后共产主义的口号：“所有星球的人联合起来！”他们都是后共产主义的人，都是“所有星球的人”：他们看见的是唯一的事实，他们再不会将问题埋葬，他们是工具是动物是符号，他们只想着这——在异化的背后，是永远无法改变的规则，规则的制定者便是权威。《波兰的春天》里，从华沙开始遍及城市，上空都是夹着公文包的飞人，按照官方的说法，机关办公室窗户被打开了，很多人有鹰的天性，所以从窗口飞走了，“公告最后向所有公务员和官员呼吁，请谨记五年计划的最高任务，战胜自己血液中的野性召唤，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公告没有用，让他们进行自我斗争的建议没有用，最后机关变得空空荡荡，工作陷入了瘫痪。但是在下了一场雪之后，在屋顶上传来了乡间民歌的旋律，歌声中充满了对各色各样官员的钦佩之情，而真正的官员不是发布公告的人，不是提出建议的人，而是首领们，他们是“真正的雄鹰”。
真正的雄鹰在波兰的春天飞翔，他们在高处，在屋顶，在空中，只有他们可以俯瞰波兰，只有他们制定了制度，也只有他们将权力付诸实施，再没有人想这想那，再没有人提出问题，再没有人寻找答案，他们只是被放置在一个抽屉里的小人——《在抽屉里》藏着许多的生命、许多感情和许多问题，他们在大千世界里，这是丰富的生活，但是丰富性和多元性最后只能成为一，甚至连“想这想那”都没有权力，作为一起权威的我，终于在自己不高兴的时候，“我抬起手，烦躁地把他们统统扔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