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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8·2100917·0784 |
作者:[美]黄仁宇 | |
出版:中华书局 | |
版本:2010年1月第一版 | |
定价:18.00元 | |
页数:286页 |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英文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即《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最负盛名、也是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已逝的王小波在《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中说,“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素白的封面,除了《万历十五年》的书名和“[美]黄仁宇”的名字,就只有书脊左边的一张仕女图——仙鹤、松柏、宫苑,工笔彩绘,人物安详,景观舒闲,我不知道这张图出自谁人之手,或许并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历史节点,但是和“万历十五年”这个特殊的时期放在一起,让人觉得有浓浓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腥味。和历史并无多少瓜葛,“万历十五年”显然已经超越了纯历史纪年,而成为黄仁宇的符号,以及所谓“大历史观”的典型著作。我不太关注历史,所以翻阅这本书的意义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的阅读积累,也不是要想从野史中了解“明朝那些事儿”,我只是想要接近在人们传说中逐渐变成经典的一本图书,这和学术无关,甚至我会在“1587”这个数字面前很鄙夷地想起某一个酒类的广告。
从这本增订本的数字可以看出《万历十五年》创造了中国历史学著作的记录,版次上是2010年1月第11次印刷,印数是从130001到150000册,也就是这中华书局版从2007年开始到去年,印数已经突破了15万册,再加上三联版的印刷数,足可以看出在中国史书阅读中,《万历十五年》的确占据着一个神话般的地位,而评论也大都把这部著作描绘成颠覆性的经典作品:
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中国历史学界的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人的历史阅读翻开了新的篇章。不夸张地说,在《万历十五年》之后,中国大陆进入了一个历史书写作和阅读的黄仁宇时代。
说实话,我真的对历史不甚感兴趣,那些历史风云都已成过眼云烟,我也记不住那些历史的细节,在故纸堆里讨论所谓的现实意义也多少有点隔靴搔痒的味道,所以对于我来说,只是去了解一个浸润过西方史学的学者如何去破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背后的那些经验,从历史的横断面去剖析明代社会的国家命运,而且文本采用的传记体叙述方式,感觉实在阅读一个虚构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充满了想象力和诱惑力。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把1587称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一年”,因为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是那些易于忽视的事件,“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件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黄仁宇正是从这些机缘处落笔,把1587年作为切入其大历史观的节点:1587年3月是万历皇帝年满二十三,进入二十四,登基也快十五年了;1587年前后,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最高点;1587年,申时行五十二岁,他已感到未老先衰。;1587年,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万历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二日,戚继光离开人间;1587年的次年,李贽剃发为僧……这些细枝末节却组成了1587年政治叙事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书中的主要人物,包括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都在经历和见证着明朝的封建社会衰落,黄仁宇认为,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意义被消解了,因为大明的封建气数已经慢慢走向了终点,这颇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任凭如何努力,都无法阻止历史的滚滚洪流。作为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身为天子,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而在万历看来,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中,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所以对他来说,皇位只是一种社会制度,他只是一个道德的象征。在这个巨大的象征面前,万历皇帝的痛苦是只能把个性隐藏起来,和正德皇帝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不一样,万历皇帝只能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是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再不解决问题的要求下,万历不仅成为清算张居正运动的参与者和执政者,对张居正作出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而万历自己,则慢慢陷于一个“宪政危机”之中,他以皇帝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在无为而治下,他就一直和另一种权威对抗着,而且这样的僵局不能打破,废长立幼并不是没有理论上的依据,而在于伦理上无法实现万历自己的愿望,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在法律和道德的选择下,一个封建帝国如何保持生命力,而“万历十五年”的悲剧性在于: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
这就是黄仁宇在“大历史观”中所要强调的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这也正是万历时代中国封建力量极速下滑的根本,“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它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万历皇帝只是时代悲剧性的一具骸骨而已:“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于是我们看到,作为文官的海瑞,虽然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以致到最后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廉洁已到了偏执的地步;戚继光作为武将,一心驱逐倭寇,不去触动整个国家体制,但是在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里,他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而自相矛盾的思想家李贽,则在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
对于此种结局,黄仁宇在《自序》中说:
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其实,黄仁宇的历史观更重要是着眼于历史,分析中西文化,而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出征英国的前一年国,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而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也就是说,欧美和日本这些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做高层机构或低层机构的联系,而1587年作为标记的落后的明朝国家,则是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这就是无法改变的命运,在道德为上和道德唯一的选择面前,其实也暴露了政权的诚信难题,黄仁宇认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战争。”在这版“增订纪念本”里,补入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黄译作“欧蒲台”)刊发在《纽约客》的书评《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中,他说:“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这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统治道德问题,在法律和技术之后,也无法拯救帝国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