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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10406·0803 |
作者:[德]赫塔·米勒 | |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 |
版本:2010年9月第一版 | |
定价:13.20元 | |
页数:219页 |
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已经远去,赫塔米勒也不再熟悉,而今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又重量级推出这个德国女作家的十部作品,这家出版了拉什迪系列作品的出版社一直喜欢集约式的出版震撼上市!在封面写着购买整套作品赠时尚挎包,看来文学与时尚已经联姻了,只不过配在这册黑色封面的《心兽》上,略显突兀。“仇恨允许践踏,允许毁灭,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爱。”封面上很醒目地写着。我不知道黑色的封面下是否有着一个冒险的故事,是否有着灵魂的救赎,我只是读到了赫塔米勒“诗性与残酷美”的文字,才觉得这可能是一场庄严的阅读仪式。“在书中,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到当时罗马尼亚社会的诡秘气氛:压抑颓废的社会,濒临崩溃的经济,仿徨无助的人民,跋扈嚣张的秘密警察……赫塔的语言简洁,直白,某种意义上,缺乏美感,又因为政治原因而颇为晦涩。”当当专家级评论员:忘情风君如此评论。
“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只袋子。”这是“我“对埃德加说的,而埃德加说,谁要是听见你这话,准以为你疯了。那时,其实格奥尔格其实已经死了,在抵达德国之后,在法兰克福的路上停止了生命,停止了调查和被调查;那时,其实库尔德也死了,他被发现死在寓所里,一根绳子自缢在他身上。格奥尔格是一只袋子,库尔德也是一只袋子,而”我“和埃德加却收到了一封同样的信:交叉的斧头,并且告知:你们被判处死刑了,我们很快就会逮着你们。很多人死去,成为一只袋子,不再需要理发师和指甲剪,不再掉一粒纽扣,也不会在这个国家战战兢兢行走。所以,“我”说,死亡不是坟墓,是一根萝拉吊在壁橱里的腰带,是苔蕾莎手臂上的瘤子,是库尔德自缢时的一条绳子。
其实一开始闻到这种浓重的死亡气息并不是一件坏事,那种死亡面前,我们甚至不需要什么哭泣,不需要赫塔·米勒所说的那块“手绢”,盖鲁·瑙姆在第一页就提醒我们说,“别提什么朋友,想象正经事吧”,那正经事也许就是我们曾经为之恐惧的死亡,“在充满恐惧的世界朋友无非如此”,这是他在题辞上对我们的忠告,这一句读起来像是埃德加用一种小心翼翼来抵抗独裁统治的死亡:“我们如果我们沉默,别人会不舒服;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
我们真的看见了那无处不在的死亡阴影,这是真的。黑色的封面上是一个规则和不规则的几何图形,“Herztier”讲的应该就是“心兽”,很陌生的名词,台湾翻译成《风中绿李》,这是比动物内脏更丑陋的东西,可以“和耗子一样逃走”,有时候“不听使唤”,,而等人死亡的时候,心兽也就安息了。我把心兽看成是某种充满着闯入欲望的东西,和死亡很接近,和恐惧很接近,很多时候,它像独裁者的谣言一样,是一种逃脱不了的疾病。还有一句写在黑色的封面上:“仇恨允许践踏,允许毁灭,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爱。”这是来自第67页的一句话,倒数第二行,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因为爱会像深草一样重新长出来。”在仇恨和割爱面前,重新长出来的爱有意被忽略了,我读到了一个曾经独裁世界里逃出来的女人的不安,像萝拉,像苔蕾莎,一个是牺牲品,一个是实施者,到最后,她们都像“心兽”一样:“在争执之前有一副利爪”。
她就是赫塔·米勒,一个曾经的罗马尼亚作家,1987年,34岁的她从此离开祖国,离开独裁,离开恐惧,而32年后,她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认为:“赫塔·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 她的照片还是在黑色封面的连体书页中,还是那张脸,还是那双眼,凌厉的长相下,是薄嘴皮、细眉毛、鹰钩鼻组成的“图景”,浓重的眼线让蓝眼球又大又圆,加之永远穿着黑或灰的衣服,倘若她手里再拿柄歪扫帚,活脱脱就是一位中世纪女巫。这是不是独裁之后另一种恐惧?赫塔·米勒说:“大家都想比独裁者活得更长久。”事实上正成为现实,那个罗马尼亚消失了,那些独裁者死了,那个第一个音节是再见的”齐奥赛斯库“早已拉上了了绞刑架,“每一次逃亡都是给死亡提供一次机会。”看起来,是赫塔·米勒赢了,她的爱像深草一样重新长出来。
像头发。这个比喻的另一层含义是,我们需要理发师,需要在指甲干净的时候欢迎理发师上门来,那时候,理发师成了另一个革命者,另一个改变自己的人,就像库尔特梦见自己去了理发师那里,而父亲死前就去理发,为了让彼此都松了绑,“我”也只为出席父亲葬礼而去理了个卷发。理发师总是伴随着死亡而出现,从头到脚的一切只有头发可以独立在身体之外,所以理发师也成了一种镇压者的武器,他鉴别着革命和反革命,区别着独裁和自由的空气。
那个叫皮埃勒上尉的信里,都夹杂着一根黑头发,仿佛是临死的那枚子弹,这个独裁者的侩子手,和那条狗有着同样的名字,他几乎无处不在,他调查着萝拉之死,他控制着苔蕾莎,派她来见我,把我纳入到谋杀的行列,那一刻,我原本以为的爱顷刻间化为乌有,“一丝不挂在我面前”,半年后死了,这是另一场谋杀,而皮埃勒就是要用暴力把那些发对独裁者的人找出来,他说“他们靠煽动和寄生过活。这完全是违法的勾当。”同时他却把自己的罪状掩盖起来,他说:“这在这个国家,人人都可以看书写字。这么说的,人人都可以写诗,无须敌视国家,结成犯罪组织。”而文字也仿佛就是证据,就像萝拉记录下的那些句子:“这就像梦境,进得了口,上不了纸。记录的时候,萝拉的句子在我手中熄灭了。”
而皮埃勒处处寻找那些反动的诗歌,他审讯格奥尔格、库尔特和埃德加,“是为了一首诗,他说,“这首诗煽动逃亡”。这是他的独裁判断,而他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恐惧!这种恐惧就是萝拉之死最后污蔑为对国家的耻辱,这种恐惧就是许多母亲身上的各种疾病,这种恐惧就是父亲“大得像赞美元首的歌”的肝,这种恐惧是拇指属于墓园的六指人,这种恐惧也是圣餐杯里只有两块被咬过的圣饼。无处不在,就像城市里到处可见的疯子。
他们住在恐惧之中。工厂、酒馆、商店和住宅区、火车站大厅以及穿过麦田葵花田和玉米田的火车,都留着神。电车,医院,墓园。墙壁和天花板还有敞开的天空。尽管如此,在那些说谎的地方还是经常因滥饮而不小心出事,那不是人为的错,多半是墙壁、天花板或敞开的天空之过。
在这样的恐惧面前,独裁者已成为一个梦魇,所有人只有在”应付牛蒡、九命杀手、喝血鬼和液压机这类事“上进行逃避,而等待我们的生活也只是在理发师和指甲剪,在“不会再掉一粒纽扣中”开始,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
这就是一个奴役和寓言故事,心兽“如耗子一般逃跑”了,它不再需要用语言来解释,它是一个独立在独裁世界里的东西,像爱一样慢慢长出来。而赫塔·米勒似乎要走一条逃避“因言获罪”的道路,我们在这本219页的小说中读不到通俗的故事和扣人心弦的情节,有的只是像梦境、容易熄灭的句子:“我掀掉被子正要扯床单,发现床单上躺着一只猪耳朵。这是女孩们的临别赠物。我抖了抖床单,耳朵仍附在上面,原来它像纽扣一样被缝在了正中间。”“河这只袋子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窗这只袋子不属于我,后来属于格奥尔格。绳这只袋子后来属于库尔特。”
小说是一座迷宫,独裁者在外面,别人也在在外面,发表诺贝尔获奖致辞时,赫塔·米勒说:“在我看来,物体不认识它们自己的制作材料,姿态手势不认识自己的感觉,词语不认识把它们说出来的嘴巴。但是为了确认我们的存在,我们需要物体,我们需要姿态手势,我们需要词语。归根结底,我们能用的词语越多,我们就越发自由。”这或许也是她写作风格形成的心理根源。就这样,她开放了所有通往自由之路,她又堵住了前往让语言从恐惧中挣脱出来的所有通道。
独裁者是一个错误,或许,语言也是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