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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7·1940626·0054 |
| 作者：（英）狄更斯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3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6.80元 | |
| 页数：388页 |
朴素的、带有19世纪英国绅士风度的小说家，狄更斯将富于惊心动魄的题材描写得干枯无聊 ，巴士底风云而掀起的法国革命掩饰了这位传统作家应有的天才创造性，尤其是语言上的拖沓，浪费了对18世纪这场大革命的批判。狄更斯的失败是太追求纪实，而忽视了悲剧性的内在结构。
这酒是红葡萄酒，它染红了巴黎圣安东区那条狭窄的街道上它倒出的地方。它也染红了许多手，许多脸，许多赤脚和许多木鞋。
——《第一部·第五章 酒店》
不同的时代写着不同的词语，纪元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的时代写着“罪恶”两个字，而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旗帜上写着“革命”两个字，但是不管是罪恶还是革命，时代的土地上总是流下红色的东西，那是伤痛，那是鲜血，那是葡萄酒，那也是爱心，而对于红色的救赎，有时候需要力量和权力，有时候只需要自我牺牲，而当那么多的“雅克”用红色染红了许多手、许多脸，许多赤脚和许多木鞋的时候，那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上却永远有无法更改的死亡印记，在圣安东，在巴士底，在巴黎，以及在欧洲的时代中，成为再也清洗不净的污点。
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狂热和革命是新的时代，而在旧的时代里，却写满了苦难和罪恶，那是一把剑对身体的伤害，端庄、贞洁的姐姐被可耻的特权玷污，而用正义复仇的弟弟却被刺倒，站在姐弟农奴眼前的是贵族老爷，在他们眼里，姐姐或者弟弟只像一条普通的小狗，只有在鲜血流进的时候走向死亡。痛苦和绝望，是被马内特医生看见，在那个夜晚，在巴黎的街头，他便成为罪恶的见证人，但是在这样的痛苦和绝望中，医生已经无法拯救，甚至他会成为另一种罪恶的牺牲品，未经审判被关进巴士底狱，这便是那个时代对于拯救的惩罚。
“马车却把我送到这儿，把我送进我的坟墓。”巴士底狱的监狱是“北塔楼，一百零五号”，是折磨，是压抑，是另一种痛苦和绝望，是被埋的十八年，而在这从来没有申诉，没有自由的地方，那生锈的铁尖，那蘸着血的烟灰，那木炭调制的灰浆，写下的是对于那个时代那种苦难的控诉，唯有用笔才能写下真相，写下罪恶，写下控告：“我，亚力山大·马内特，不幸的囚犯，谨于一七六七年最后一夜，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向这些罪恶都要抵罪的那个时代，控告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直至最后一个子孙。我向上天，向人间控告他们。”
这是被监禁的第十年的最后一个月，这不是终点，对于马内特来说，世界只剩下一个“北塔楼，一百零五号”的狭小空间，而外面的一切都离他远去，妻子的死亡，女儿的降生，都在自己之外发生，而对于他来说，十八年留下的是活着的力量，留下的是文字的文稿，留下的是被救出的命运。这个写着“起死回生”暗语的夜晚，他离开了监狱，离开了苦难和绝望，也离开了曾经仆人德法日酒店的那间锁着的阁楼：“为什么！因为他锁着门过了这么多年，要是让他的门开着，他会吓得，说疯话，把自己撕碎，死去……我不知道会得到什么不幸。”为了不把自己撕碎，他整天修补着鞋子，不闻窗外的一切，长期生活在淫威下，“他还是那样驯服地吃喝他们给他吃喝的东西，穿上他们给他穿的斗篷和其他披的围的东西。”而当“起死回生”的时代降临的时候，对于马内特来说，只有那活着的微弱回声：“它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发出的声音的最后的微弱回声。它完全丧失了人声的活力和共鸣，使人觉得它像一块原来很美的色彩，后来黯淡失色，成了一抹污迹。”甚至在女儿马内特小姐看来，也只是一个“幽灵父亲”。
但毕竟走出了监狱，走出了阁楼，走出了巴黎，对于仆人，对于女儿，对于一切的人来说，马内特代表着一个苦难的过去，一个幽灵的生活，所以对于他来说，世界就是一个秘密：“每个人，对别人来说，生来就是个秘密，那么深奥，不可思议。”那里只有夜的阴影，而这样的阴影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所有背景，“在英国，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社会治安和人身保障，可以证明国家那样自吹自擂有多大道理。”而在法国，“总的来说，虽然在降神通灵上不如她的手持盾牌和三叉戟的姊妹那样受惠，却一边造纸币一边挥霍，极为顺利地走着下坡路。”手持盾牌和三叉戟的神权已经幻灭，而基本的人权却又无法保障，所以在这个苦难的时代，一切呈现的是“最高比较级”：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甚至当年有些大发议论的权威人士都坚持认为，无论说那一时代好也罢，坏也罢，只有用最高比较级，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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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更斯：我看到这个时代的邪恶 |
最好和最坏，智慧和愚蠢，信仰和怀疑，光明和黑暗，以及希望和绝望，在矛盾中呈现出苦难，在矛盾中保守着秘密，对于拥有神权的大下巴来说，只有高压手段进行的镇压，而伐木工人、农民都成为小人物，在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的历史中，“沿着展现在他们前面的条条道路前进。”而对于马内特医生来说，即使离开巴士底离开巴黎，也并非是按照前面的道路前进，那修鞋的箱子似乎是他生活的写照，但是在女儿马内特的爱中，他似乎渐渐从十八年坟墓般的生活中醒了过来，只是秘密依旧在内心深处，甚至在达奈对马内特小姐表达爱意要娶她为妻的时候，马内特医生也以保守秘密为条件，对于他来说，那一切都已经埋入了内心的坟墓。而只有当女儿的爱，别人的照顾渐渐汇成一种力量的时候，马内特才慢慢从患病的生活中走出来，“我沉浸于幻想时，我是一个人，而且我想象这些脚步，是要进入我的生活和我父亲的生活的那些人的脚步。”这是马内特小姐对于父亲的关爱，只有隔绝那段苦难，才是拯救的唯一办法，而和达奈结婚对于马内特小姐来说，是最伟大的爱的降临，“今晚上我感到很幸福，亲爱的父亲。我为上天如此祝福的爱：我对查尔斯的爱，查尔斯对我的爱，感到深深的幸福。”而她把这样的幸福献给了遭受苦难和不公的父亲：“她怯生生地把手放到他的胸口上，作祷告，她要像她的爱所渴望的那样，永远孝顺他，这也是他所受的痛苦应得的报偿。”
但是这个时代根本没有远去，像鲜血一样的红色呈现的是酒的颜色，但是却染红了更多人的手和脸，更多人的脚和鞋。那城里的爵爷是朝廷掌权的显贵，“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我。”虽然经过几代人的穷奢极侈，大量挥霍，已渐渐坐吃山空。而他依旧把妹妹从修道院接出来，像一个奖品一样嫁给出身贫寒但很富有的税收承包人，在爵爷的生活中只有金钱，只有财富，只有权力，而当那飞驰的马车把穷人的孩子撞到在地的时候，他却反而咒骂孩子的父亲：“你们这些人，照顾不了自己，也照顾不了你们的孩子，真让我惊奇。你们总有人挡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怎么知道你们把我的马伤得多重？喂！把这给他。”随手扔出的钱像是对于穷人的施舍。而乡下的爵爷却也像穷人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老爷，请听我说！老爷，请听听我的要求！我的男人死于穷苦；许多人都死于穷苦；还有许多人会死于穷苦。”农民的唯一希望是在死去的男人坟头立一块写着名字的石头或木块，而这小小的要求竟也不能满足。
“饥饿无处不在。饥饿被赶出高楼大厦，呆在晾在竿子和绳子上的破烂衣服上；饥饿、和干草，破布，木屑，纸片一起，补缀在那些衣服上。”这便是时代的图景，而在这形形色色的看客里，“即使各显自欺欺人的本事，对他们的兴趣无论怎样粉饰，究其根源，那仍然是吃人恶魔的兴趣。”正是这“吃人恶魔”的兴趣，总是游戏般地把“耶稣纪元”说成是安娜·多米诺的克伦彻以钓鱼为名进行盗尸的勾当，而那个被称为爱国者的巴萨，却是一个受雇佣的暗探和卖国贼，“一个厚颜无耻的赚血腥钱的家伙，一个继可恨的犹大之后天下最大的恶棍”，他的生活就是偷听，就是获取情报，就是拿到报酬：“他渡过海峡，在法国接受了一份差事：先混在同胞当中，引别人上钩，偷听别人的话：又渐渐混到本地人当中，引别上钩，偷听别人的话。”而辩护律师斯特赖弗先生却把自己叫做“相当富裕的男人，地位迅速高升的男人，有点名气的男人”，他对于马内特小姐的爱慕就是为了过一种“舒心的日子”。而在这时代图景里，有两个人，却在追求着一种自由的生活。
一个是达奈，侯爵老爷的侄子，“对上等人的痛恨，是下等人不自觉地表示的敬意。”这是侯爵对他灌输的思想，而达奈却不想拥有这种家族的显赫赞美，他反对叔父对于穷人的“鞭子哲学”，反对被庇护的屋顶哲学，所以他从法国来到英国伦敦，教授法语，“家族的荣誉不会受到损害，在别的国家，我们的姓不会因为我受玷污，因为我在别的国家不用这个姓。”而他对于马内特小姐的爱情，也完全是从内心出发，他遵守着马内特给他提出保守秘密的两个承诺。而律师助理的卡顿，却是一个沉默寡言，郁郁不得志的人，“在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怪人拿起蜡烛，走到挂在上的一面镜子前面，照着镜子仔细地察看自己。”而这个和达内很相像的男人也爱上了马内特小姐，他向她表露心迹，向她敞开心扉，无非是从她的眼神中获得一点安慰，而充满爱心的马内特小姐对于卡顿也是充满了同情：“想到他荒废一生，日益沉沦，落头到不能自拔的地步，露西小姐在他回过头看她时，不禁为他失声痛哭。”
在马内特小姐身边的两个男人，达奈和卡顿，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爱，而马内特小姐对于这两个男人，也都给了他们不同的爱，一种是追求幸福的婚姻坚守，一种是更多体谅和尊重的人格之爱，而这两种爱在这个时代的可贵也变成了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真正阐释。但是结了婚的马内特小姐还是听到了可怕的回声：“大约在小露西过第六个生日的时候，这回声才开始发出可怕的响声，好像法国遭到狂风暴雨，大浪滔天。”这是一起七百八十九年七月的一个晚上，目标是爵爷的城堡和全家的德法日、不停织着裹尸布的德法日太太，终于在红葡萄酒般的红色夜晚，向着巴黎无数贫穷、饥饿的“雅克们”发出了宏亮的声音：“爱国者们，朋友们，我们准备好啦！到巴士底狱！”警钟、战鼓和呐喊，开始了一场进攻，”干哪！雅克一号，雅雅两号，雅克一千号，雅克两千号，雅克两万五千号；以一切天使和魔鬼的名义：你们爱用什么就用什么，干哪！”以爱国的名义攻占巴士底狱，火烧爵爷的城堡，也发现“北塔楼，一百零五号”，发现一个医生的印记，这是革命，那七个获释的囚犯，那挑在长矛上的七颗血淋淋的头，那八座坚固楼的那该诅咒的要塞的钥匙，那些被发现的信件和早已因忧伤而死的从前的囚犯的其他纪念物，“圣安东发出响亮回声的脚步护送着诸如此类的东西经过破巴黎街道”，报仇、暴行、鲜血，巴黎的街道上都是那不易洗净的红色，“因为圣安东边叫喊边舞蹈，那愤怒时的血已经激得往上冒，在天快黑时，听到被处死那个人的女婿，又一个人民的敌人和侮辱者，由五百多名清一色的骑兵押送到巴黎来了，那血液又沸腾起来。”
这是疯狂的革命，这是危险的革命，而在这场风暴中，侯爵的老仆人加贝尔被关进了阿贝义监狱，“我分辨说，在查封移民财产以前，我就免除了他们已停缴的税；根本没有收租；我也没有诉诸法办，说也无用。”而在这阴森恐怖的监狱里，仆人其实不应该是被革命者，他们也是底层的那些“雅克”。为了拯救仆人，达奈告别了马内特小姐，只身返回法国，但是返回法国，他变成了移民，变成了爱国者眼中的被革命对象，“驱逐一切移民出境，回国者一律处死。”这便是法国新时代的法律，当达奈移交给福斯监狱时，他发出的那一声“根据哪一条法律，犯了什么罪？”显得那么苍白。而为了拯救入狱的女婿，马内特医生和女儿一起也回到了巴黎，在审判达奈的法庭上作为证人寻求解救之路。
而其实医生关于十八年监禁的证词揭开了巴士底的黑暗，虽然使得达奈免除了监禁，但是在他刚被释放的第二天，又被抓了进去，因为德法日的告发，他又成为共和国的囚犯，而马内特医生在监禁中写下的那封控诉信却也无力回天，“投票一致同意。彻头彻尾的贵族，共和国的敌人，恶名昭著的迫害人民的家伙。押回法庭监狱，在二十四小时内处死！”这便是在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中的审判，医生的力量和权力在新的苦难面前被击溃。
是的，这是新的时代：“国王受审，判处死刑，被砍了头；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宣布抗击武装的世界，争取胜利，或死亡；巴黎圣母院的几个巨大塔楼上日日夜夜飘扬着黑旗；有三十万人响应号召，从法国各种各样的土地上纷纷起来反抗世上的暴君，仿佛撒播了龙牙，无论在山丘，平原，岩石，砂砾，淤泥上，在南方明朗的天空下，在北方的阴云下，在沼泽地，在森林里，在葡萄园，在橄榄林里，在割了草，割了庄稼的地里，在大江大河丰饶的沿岸，在海岸的沙滩上，都同样结了果。谁的个人忧虑能抵挡自由元年的洪水：这洪水，发自地下，而非天降，天堂的窗户都关着，没有打开！”在这个自有怨念，这个天堂房子都关着的时代，砍掉了那么多的头，他们的身上，这块土地上，都是令人厌恶的红色，“一个国家陷入狂热，就跟病人发高烧时一样，不顾时间了。时而，刽子手提着国王的头示众，打破了那时全城不自然的沉默：时而，似乎就在同时，提着他美貌的妻子的头示众，那头，由于她在监狱里守寡，悲惨地苦熬了八个月，金发已经灰白了。”
到处是断头台，到处是流下的红色，到处是死亡，“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而在这个最高比较级的时代，红色成为最刺眼的颜色，而这一切或者已经远离了当初革命的目的，当马内特的那封手稿变成新的证据的时候，那种苦难和绝望又在新的时代成为难以逃脱的梦魇。“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所以狄更斯借用吉伦特派成员的妻子罗兰夫人的名言来指出这场革命的实质，实际上，在这场充满流血的暴力中，狄更斯倾向的是一种非革命的改良，“所以对于这一场革命，如果一切法律、规矩、仪式，先前没有被穷凶极恶地滥用，导致革命的自杀性的报复，把这一切完全废弃，那么，本来不会发生这种革命。”也就是说，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应该是遵守而不是滥用法律、规矩和仪式，应该保持法庭在诉讼审理程序基础上的公正审判。而对于已经发生的红色革命，狄更斯提出的救赎方式，便是自我牺牲的精神。达奈入狱即将被处以极刑，在这样的悲剧面前，卡顿挺身而出，他掉包了即将送上断头台的达奈，对于这疯狂的行为的解释只有一个字：爱。因为卡顿从来都爱着马内特小姐，她曾给他人格的尊重，给他无比的关爱，所以对于卡顿来说，这是最好的报道机会——帮助马内特小姐所爱的丈夫达奈，就是帮助马内特小姐本人，因为他从来相信耶稣说的那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这种爱是自我牺牲，也是最大的救赎，不管是曾经的罪恶时代，还是现在的革命年代，唯有着爱才能解救苦难，才能争取自由，才能从地狱中出现一个美丽的城市，才能使时代的邪恶真正消亡，而那最终的地方必是充满着幸福：“我做了一件比我所做过的好得多，好得多的事；我就要去比我所知道的好得多，好得多的安息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