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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30701·0678 |
作者:张炜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版本:1993年5月第一版 | |
定价:6.00元 | |
页数:375页 |
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说:“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殿军之作,它所描写的是一组发生在田野里的故事,具有极其浓厚的民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村落的寓言,一个爱情的寓言,一个时间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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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30701·0678 |
作者:张炜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版本:1993年5月第一版 | |
定价:6.00元 | |
页数:375页 |
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说:“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殿军之作,它所描写的是一组发生在田野里的故事,具有极其浓厚的民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村落的寓言,一个爱情的寓言,一个时间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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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30411·0673 |
作者:陈思和 主编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版本:2000年12月第一版 | |
定价:25.00元 | |
页数:2757页 |
“世纪末”对文学来说似乎是一个恒久的主题,在这套冠名为“逼近世纪末”的丛书中,我们对世纪末的理解仅仅为一个世纪的九十年代,难道九十年代就一定带有世纪末的征候?显然,陈思和的目的不是把世纪末仅仅限制在时间概念中,他希望在这些文本中能让读者看到启蒙,看到民间,看到知识分子。卷一为1990-1993年本,卷二为1994年本,卷三为1995年本,卷四为1996年本,卷五为1997年本。
当我依赖小说这种形式想说点真话时,我便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文字干扰便有多大。
——王朔《动物凶猛》
时间总是以错乱的方式在记忆中显现:那时应该是1994年,根据王朔的《动物凶猛》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杭州路演,坐在观众席上的我亲见了宁静、夏雨等主创人员,当然姜文并没有现身。这是一部刺激了我感官的电影,对于里面所传递出来的政治隐喻似乎并没有多少被解读出来。这便是1994年微弱的一点记忆,当过去了27多年,当《阳光灿烂的日子》都已经三刷的时候,重新进入电影的原始文本,对于《动物凶猛》却完全是陌生的,甚至连电影本身也在这种对小说的阅读中模糊了——就像王朔在小说中写道的:“我悲哀地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
从真实到虚构,“技术”似乎是一座桥梁,在王朔的文本中,“技术”又指什么?似乎指向了记忆本身,“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作故乡。”尽管故乡是一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是在技术化的处理中,它呈现的是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的功用,而想象式书写无疑具有这样的功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叫“米兰”的姑娘,当我用“万能钥匙”打开了那间少女的闺房,里面的世界完全构成了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的虚构致敬,“丰满,更加红润,发育得像个白种女人”,于是我成了她的弟弟,和她同居一室,保持着亲密无间的纯洁关系;当然在青春期的萌动和懵懂中,除了对“米兰”进行虚构之外,我也对这个世界进行了虚构,“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帝国主义被摧毁,战争英雄将诞生;破坏欲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青春之歌》、《苦菜花》之中涉及性爱描写的张页被翻得格外旧。
米兰、闺房、世界大战、战争英雄,以及发白的性爱描写,这是青春期荷尔蒙下的书写,但是这一切都在记忆这一“技术”的世界里完成,所以当走出那扇门,无法还原真实便成为“动物凶猛”式的自囚,“这也类同于猛兽,只有关在笼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观赏,一旦放出,顷刻便对一切生命产生威胁。”小说《动物凶猛》,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也都被关在那里欣赏时才是安全的,而当在27年之后再次返回“技术”的虚构世界,错乱的时间里已经安放不下很多东西,甚至曾经有些狂热地拥抱的“世纪末”也变成了一个苍白的词汇——跨过了如杨克所形容“短暂的进入/那美妙的一瞬啊”的世纪之交,进入了全新的21世纪,甚至一〇年代都拉上了帷幕,在疫情肆虐而看不到希望的2021年,回到世纪末并“逼近世纪末”,是不是连记忆本身都无法还原真实?
五大本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是从某个被灰尘覆盖的角落里重新找出来的,它们平整,它们静止,它们沉默,它们早就消解了那仿佛即刻发生却又手足无措的“逼近感”,是不是如主编陈思和在第一册“序言”中所说的那种状态:“一旦时代跨越了这道门,极大值又会回复到极小值”?但是很显然,1995年在黑水斋写下序言的时候,陈思和是和当时很多作家那样处在“逼近”的位置上,一个问题是:为什么90年代会有“世纪末”的情绪以及情怀?所谓的逼近是不是只是对于时间的一种人为虚构?以及那道世纪末的门是不是也如王朔所说只是一个“技术”性的设置?显然,那篇序言是陈思和对于中国小说未来可期的某种预言,他认为,长期以来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只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成了时间上相交替的符号,成为当代文学教科书编写的捷径。”所以他自设的问题是:“世纪末中国小说的多种可能性是否存在?”
这个问题也是他编选这套小说选集的原因,他乐观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世纪末小说具有的多元性特点打破了现代小说自身的城市化,使得小说的生命力在文学与社会之间的“无数次魔方式的演变中经受住了考验”,即使小说未来的前景变得有些暧昧,文学的可能性依然成为了文学与人生关系的一种象征,小说集存在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小说本身的作用”。无疑,他认为世纪末小说的可能性带来的多元性意义是小说以及文学立足于自身发展而做出合理的评估。但是他赋予了世纪末小说在时间意义上新的可能,“世纪回眸的悲怆和当下况景的沮丧所构成的尖锐冲突把人的精神无情地逼向一座绝壁,随之而起的是轰然爆发如焰火绽开,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精神现象”,或者绝望颓败,或者脱胎换骨,或者百无聊赖,或者发现生存智慧,最终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依然一往无前地探寻新的安身立命原则”。这种寻找在“大文化前提”的层面来说,表现的是“极端个人化的多元并存”,是对文学研究者沾沾自喜的思潮、流派、风格之类概念的解构,所以以“逼近”的方式,世纪末小说创作就是一个“永远存在于过程”的状态,自身永远无法明确界定自己,也没有终极的理论界定,甚至当跨过而来那道门,极大值又会回复到极小值,但所有这一切构成的是“时代总体精神现象”。
世纪末小说打破了程式化,世纪末文学具有迫近感,世纪末文学创作表现个体性和多元性,这就是站在1995年的陈思和面对世纪末的逼近对文学以及小说做出的判断,由此他认为,“对编选历史性或者时下性的某些文本来说,根本的意义似乎在于使自己获得再造一次生命的机会,从而也是对自己曾经消失了的生命的再一次挽留。”这是一个逝去和诞生、去蔽和解蔽的时期,而以“小说选”的方式对文本进行关照和审视,无疑也是一种标本化的尝试,所以对于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中“元故事”写法的赞誉,无疑就是一次佐证:在“1994年卷”中,陈思和如此评价:“真正揭开九十年代小说序幕的,我认为是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这篇小说发表于1990年底的《收获》杂志上,在当时一片荒芜的文坛上突然树立起一个新的航标。”
揭开90年代小说序幕的《叔叔的故事》到底具有怎样的航标意义?“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小说开篇就说到,这是一个人家的故事,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一部分则来自于传闻和他本人的叙述,另一部分来自“我亲眼目睹”,这两部分都是作为文本而存在的,所以,“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象和推理,否则就难以通顺。”这无疑是一种技术手法,王安忆也做好了无法还原真实的准备,但重点不再这里,选择如此技术化,就在于把这个故事写成了“充满主观色彩的故事”,从而一反以往客观写实的特长,“我选择了一个我不胜任的故事来讲,甚至不顾失败的命运,因为讲故事的欲望是那么强烈,而除了这个不胜任的故事,我没有其他故事好讲。”这是讲故事的悖论,这是技术书写的“反噬寓言”,而“叔叔”之存在,在真实和虚构中就是一个悖论和反噬的存在,就像叔叔的那句警句:“”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
而实际上,这是一个首先由叔叔来“书写”的故事,在描写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小说中,叔叔用一头小驴子的第一人称表达了从个体农民到公社社员成长的过程,第一人称的小驴子具有了充分的自觉性。但是叔叔自身的经历却在悖论和反噬中逐渐被涂抹了:一个右派青年死了,一个关于“流氓的问题解决了”,于是他新生了——当文革结束,叔叔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这种新的生活更像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原先小说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叔叔可在小说的世界里满足他心情上的某种需要;如今现实则变成虚拟的世界,为小说的现实提供依据和准备。”离婚以及发现孩子“要杀他”都在他新生之后发生了,于是,“叔叔的故事的结尾是:叔叔再不会快乐了!”而我讲完这个故事,也就意味着再也不会讲快乐的故事——从快乐到不快乐,从死亡到新生,是时间的两种行进方式,它们构成了完全逆反的命运,那么,这个关于故事的故事,这个纯粹技术性的处理,是不是在悖论和反噬中反而变得真实?
“叔叔的悲惨遭遇,人性受到的压抑,以至屈辱、丑陋的阴暗心理,都与当时的时代有关,但后来时代变了,他终于苦尽甘来,成了一名知名作家,可是在这个光辉的年代里 ,又出现了腐烂的东西,后来他的儿子出现了,他从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丑陋一点也没有消失掉。”陈思和在小说之后做了这样的点评,从小驴子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到叔叔新生的故事,到我充满主观色彩讲述的故事,故事在技术上形成了嵌套结构,但是嵌套并没有形成相异性,虚构和真实也没有走上隔阂之路,它以返回的方式关照了时代、社会、人性,甚至意识形态上的痛苦历程。这样一种在时代中体会反噬之痛苦的还有陈染的《无处告别》,还有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还有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陈染小说中的黛二作为一个女性,被困于闭经、阴道痉挛、经前期紧张、性感缺乏等女性压力症中,看起来都是和肉体有关的体验,但是这种肉体正是女性“无处告别”的象征,麦三和丈夫墨非“像秋天里金黄的麦浪起伏跌宕”的做爱、缪一与“谁谁的儿子”同居选择,以及黛二的出国、结婚,都是在技术层面上解决这一系列问题,而问题之症结在于“这一代人”无法自我突围,和母亲争吵时,母亲骂她:“中国的未来要全是你这种人接班那就完蛋了。”而黛二的反唇相讥是:“中国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才有希望。”
观点的争锋,却没有换来实践意义上的胜利或失败,回国式的回归在象征意义上代表着一种茫然,而最后在气功大师前“把自己封闭了许多年的心灵交付出去”无疑是另一种囚禁,身体完全变得赤裸,“这种突然而来的全身心的投降与缴械之感立刻将她吞没……”反噬的悲剧在于告别于“无处告别”之处,“然而却永远无处告别;她知道自己在与世界告别的时候,世界其实才真正诞生。”《老旦是一棵树》中也是一种无处告别的告别,当老旦让儿子大旦娶了环环做他的女人,实际上也只是自己命运的延续,而环环和仇人赵镇的通奸,更是将这种无处告别推向了新的深渊,“大旦一连贴了二十七贴膏药,伤口终于长出了新肉,但被狗咬断的懒筋再也没长在一起。他成了瘸子。”而一棵树的成长需要的是粪堆里的养分,“老旦说你儿子一打开柜子箱子闻到的全是我老旦的气味。”宿命一般,是无法回到完全独立的个体层面的,黛二是女性集体受难者的代名词,老旦是男人权力阉割的代名词。而在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中,灾民也成为了一个集体名词,甚至在一九四二这个宏大历史中被抹除了,“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邱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
想从时代的禁锢中冲出来,想以仪式的方式自我命名,但最后都是“叔叔的故事”,只是完全技术意义上的逃离和消失。但是在另一些文本里,它直接以虚构的方式解构现实本身,孙甘露的《忆秦娥》构筑了“双重虚构”的文本,就像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阿斯彭手稿》和索尔·贝娄的《贡萨加诗稿》形成的是平行结构,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是抄袭,但是,“庸人模仿,天才抄袭”,无疑“忆秦娥”之“忆”就是带向一种天才般与成人世界相去甚远的平行世界,旧时代完全成为了背景,“她像正午的沙漠灼热而又荒凉,彻底地袒露在哪儿,遥远而又切近,没有玄学的意味,却又使我执迷于此,正如别的事物,别的人之于其他的个人。”而残雪的《饲养毒蛇的小孩》则以寓言的形式描写了和现实格格不入的异相:拥有一张空洞洞的脸,声称自己生来就是捉蛇,能听懂小动物的声响,肚子里的花蛇就是自己养的,最后连父母都忘记了“砂原”这个名字到底来自于何处——这仿佛是真正的告别,告别出生,告别命名,告别人之存在规则。
“无处告别”的告别,是“1990-1993”这一卷所构筑的主题,这是陈思和《逼近世纪末小说选》的第一卷,将四年刊载的小说汇集在一卷之中,本身就具有某种“逼近”的整体性,而从1994年开始,选集完全按照“年度小说选”的方式推荐和编目,似乎又回到了以时间命名的结构中,而它所呈现的文本也趋向了单一化。在“1994”卷中,陈思和也对年度创作态势做出了总结,“我们在94年度的选集里有意偏重这一类作品,除个别的(如蒋子丹、叶曙明、王小波等)以外,大多数作家都比较年轻,被称作‘晚生代’或‘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这种时代式的命名就组成了“他们”,“他们的创作力多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不仅没有领教过以往政治权力对意识形态的制约,也没有感受到知识分子广场的荣耀与辉煌,他们一开始就是以赤裸裸的个体生命来直面人生艺术的双重语境,但他们恰恰没有比那些以过来人身份出现在文化市场充当弄潮儿的作家更虚无更潇洒。”这里就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新”特点,一个是他们已经慢慢离开了意识形态的书写,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创作,另一个则是市场对文化的约束渐渐形成了气候,他们无法更虚无更潇洒地面对,但是这两种特性带来的是启蒙主义和精英文化的逐渐淡化、民间立场的不断强化——但实际上从选本中的小说来看,“他们”更为共同的一个特点是:在文本中抵御着现实的种种劫难。
蒋子丹的小说《桑烟为谁升起》就是关于萧芒“消失”的文本创作,“故事定然关于女人,同时定然关于爱情。”小说中描写萧芒不用婀娜多姿、千娇百媚的字眼,小说让萧芒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喜欢暮春,小说安排了萧芒的职业、爱情和婚姻,设计了她去西藏天葬台,而所有围绕萧芒的情节,目的只有一个:“萧芒最终都离开这里。”离开,便是消失,即使“我”最后希望她看到小说后主动和我联络,“我将一直等待她的消息,直到我自己的面容与岁月同样苍老。我不甘心她的命运永远没有结局。”所谓等待也只是自我预设的一个不断死去的循环——萧芒其实被囚禁在文本里,她的到来和离开是造物主的设计,而作者就是那个造物主,“上帝赐给献身生活的女人一杯蜜糖说,快去享受爱的甘甜,然后给献身理想的女人一杯苦酒说,快去做爱的苦役。”
北村的《最后的艺术家》更像是一个纯粹技术层面的寓言。艺术家叫杜林,和《反杜林论》里的杜林一样,其他的艺术家包括画家柴进、诗人谢安和经纪人王明——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命名背后是对历史、经典的消解,而“当年风云变幻的樟坂”就是一个所谓艺术家的乌托邦,在他们逃避的命运中,在他们对艺术的“捍卫”中,解放同时就是囚禁,“最后的艺术家”所透露出来的荒诞就是艺术之死的悲剧性时代主题:“我现在知道啥叫后现代了。杜林说,就是他娘的没意思,生不如死。”孩子叫“畜生”,瓶子里放着的是月经带和风干的大便,诗歌的题目叫《0》,而柴进死于那只“创作”了后现代艺术绘画的猪,最后杜林疯了,“杜林的故事到此结束,所以叫他最后的艺术家。”像是一个时代的荒诞挽歌,“最后的艺术家”或者也死于自我的命名。而鲁羊在《九三年的后半夜》中对和“世纪末”这个敏感词一样的“后半夜”做出了解释,“我说过,后半夜是怎样的时刻,后半夜是明日灾祸的发源地,而且我说后半夜本身就是灾祸,我说出了貌似判断的一种感觉,然而癸巳日的灾祸,马车撞崖或者最强烈的毁容幻觉,都发生于阳光充足的白天。”在后半夜的大柴垛顶部,是一个来自虚无、归于虚无的苏轼,作为一个行无定处的老游子,苏轼是和“白痴”联合起来被命名的,而他在后半夜所想要到达的是一个叫“故乡”的地方,但在世纪末根本没有故乡,“故乡”只是一个词,就像“苏轼”一样,完全不具备经典的意义——当最后经典被解构,小说创作也变成了“闭门造车”,而对当下的关注也成为了一种彻底的虚无,“苏轼在涌向未来的人群中已无立足之地,趁着后半夜的夜色,他独自返回大柴垛顶部(没有帮助,他是怎样爬上去的呢),从今以后的灾祸与幸福都成为遥远景象,他和他的寓言底座将焚毁于当下的感觉中,这话我说过么。”
柴进死了,杜林疯了,苏轼在“闭门造车”,这就是书写的“世纪末”病症,而到了年度的“1995”卷,陈思和用了一个明确的词形容当年的小说创作:平淡,在他看来,这种平淡折射出的是“文学的无名状态正在形成”,时代的大镜子所折射出的是“共名”状态,但是在镜子碎成碎片和粉末之后,这种共名变成了无名,对于小说创作的知识分子来说,他还是要直面人生直面时代,他也必须以“无名”之名来表达自己的体验和心声。李锐的《无风之树》像是对时代批判的一次返回,关于“矮人坪清理阶级队伍”的故事最后变成了一出摧毁人性的闹剧,最后一段的六十三“呜哇哇哇哇……啊哇哇哇哇……呀哇哇哇……”便是时代的“无名”和“失声”。而朱文的《食指》以真实存在的诗人“食指”为原型,构筑了一次“秘密的诗歌旅行”,放置在他已经死去的一九八九之后的一九九四年,这场诗歌旅行本身具有的启蒙意义也完全变成了行为艺术,“现在是一九九四年,我仍然活得好好的。天啦,你不知道,对每个人而言,这都能算上是一个最大的奇迹。”邱邱华栋带着揶揄的方式对时代提出了批评,《环境戏剧人》中说:“我只放先锋戏剧,我是一个环境戏剧论者,我将我的戏拉出了舞台,彻底地改变了舞台与观众和演员之间的静止关系。从而可以把戏剧放到社会的各种环境去演出。因为每天发生的各种现实事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世界变成了一出戏剧,现实就是一幕环境,而每个人无非是上面的演员,生死都已经被写好了,“在这样可怕的城市里,如同回不到爱达荷一样,我们永远都不能卸妆,并准备再一次登场。”
1994年每个人都活得好好的,1995年不卸妆的我们“准备再一次登场”,而1996年到了,在陈思和所说的“艺术的真正诗意来自朴素的叙事和个人的民间立场”中,所谓的诗意在民间立场中是不是更具个体性?郭平在《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中构筑的就是一个1996年的异托邦,《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是一部来自外域的电影,方小虎对李艳说,宣传画没有把字写错吧,“库”字丢了个“衤”旁,而李艳说,是人名,又不是裤子,要什么“衤”旁——去除了衣字旁,就是远离了现实的诗意,小提琴、三幕戏剧以及爱情,能拯救没有“衤”旁的生活?“《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叙事曲》洞穿了方小虎,他以为自己的昂然之物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地耷拉下来,但它并不理会他,似小提琴,骄傲地翘着。”翘着和欲望无关,它只是身体的一次行为艺术,或者是行为的一次“身体艺术”,于是许辉的《碑》中的悲剧意识和古典主义,李凡《临时诊所》的寓言结构和先锋语系,都变成了和身体有关的行为艺术,甚至变成了单一的身体叙事。
到了1997年,陈思和以两篇序言总结了这一年的文坛特点,他认为作家的立场变得复杂和多元,语言更具个人化,甚至预言1997年的文体变革将是“第二次实验浪潮的来临”,所以撸起袖子准备在理论上做出准备和呼应。但是,无论是严歌岑的《拉斯维加斯的谜语》中对现实问题的批判,还是李洱《鬼子进村》中枋口村史怪事连篇的寓言结构,或者叶兆言在《王金发考》中对历史的考证,都没有呈现出陈思和所说“新的批判力度”,似乎“逼近”的动力在渐渐靠近那个“世纪末”确切的时间点中反而丧失殆尽。甚至,大门还没有打开就已经关闭——从“1997卷”之后,陈思和再没有续编《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当1998、1999或者2000都成为了缺失,当“逼近”以中断的方式终结,“最后的艺术家”之后可能真的没有了艺术家,小说创作、文学书写、文本选编都回到了无处告别的告别——也许《王金发考》也是对于“逼近”命运作出了最后的寓言:“王金发毫不犹豫地革了别人的命,偏偏忘了革自己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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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030317·0667 |
作者:(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版本:2000年12月第一版 | |
定价:13.90元 | |
页数:221页 |
作为一个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观念与她的女性立场是息息相关的。基于广泛的阅读和对英国社会现状的考察,她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迫切解决的妇女问题,《到灯塔去》也是她对自己女性观的具体诠释。这篇小说出版于1927年,主人公拉姆齐夫妇是以伍尔夫自己的父母为原型塑造的。在小说中,她否定了以拉姆齐先生为代表的男性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同时又赞美拉姆齐夫人身上感性直觉的气质,很显然,《到灯塔去》更是一篇女性主义宣言。
到灯塔去。但把什么送到灯塔去呢?死亡。孤独。对面墙上灰绿色的幽光。那些空着的座位。这就是构成人生的一些成分,然而,怎样才能把它们凑合成整体呢?
——《第三部 灯塔》
这一边的别墅,那一边的灯塔,他们之间隔着一片可以制造圣诞节大风暴危险的大海,隔着人去楼空甚至死亡的十年,隔着一幅包含所有色彩和线条的画,“到灯塔去”是一种愿望,一种理想,一种成长,却在充满危险和漫长的时间里,变成一个遥远甚至不可企及的目标,而正是将这被隔开的现实完全纳入其中,灯塔才最后变成一个整体,一个满足了凯姆死里逃生和冒险感觉的行动,一个在詹姆斯跃起而宣布“根本没有上帝”的真理,一个莉丽表现了某种意念内涵的作品,一个拉姆齐先生露出微笑对詹姆斯说出“干得好”的称赞。
隔着那么远,其实是隔着不能跨越的现实,“到灯塔去”像是一句宣言,也像是一个命令,它凝结着一种对于理想的追逐,对于自我的超越,对于远方的向往,有人说“到灯塔去”的时候,谁又会说一声“但我不愿去”呢?似乎对于所有人来说,那个“但”字都不会说出来,不会在理想、超越、向往和证实中转折而回,但是“到灯塔去”却又是如此脆弱,一个已经计划好的行动,似乎已经触手可及,“好,要是明儿天晴,准让你去,”这是拉姆齐夫人对六岁的詹姆斯说的话,只要明天天晴,只要詹姆斯很早起床,这个愿望就可以实现,而且,即使明天不晴,明天的明天也还会晴,未来的诸多可能都会满足“明儿天晴”的客观要求,但是,这一个非同寻常的喜讯,这已成定局的行动,这势在必行的远游,这盼望多年的奇迹实现,却如此不堪一击,“明天晴不了。”就是拉姆齐先生这简短的一句话,将所有的一切都击碎了。
“明天晴不了。”就是一种客观,一个现实,它就像拉姆齐先生一样,永远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他说的是事实,永远是事实。他不会弄虚作假;他从不歪曲事实;他也从来不会把一句刺耳的话说得婉转一点,去敷衍讨好任何人,更不用说他的孩子们,他们是他的亲骨肉,必须从小就认识到人生是艰辛的,事实是不会让步的,要走向那传说中的世界,在那儿,我们最光辉的希望也会熄灭,我们脆弱的孤舟淹没在茫茫黑暗之中,一个人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品质,是勇气、真实、毅力。”所以这一句话是一种理性,一种抵达真实、客观和赤裸现实的理性,而在这无法改变的现实和理性上,拉姆齐先生的人生中就一定是不让步的态度,是熄灭理想的无情,是勇气、真实和毅力支撑的品质。
这是可贵的,还是可憎的?这是无情的,还是有意的?“明天晴不了”才是隔着别墅和灯塔之间最大的障碍,所以对于拉姆齐先生这样一个处处体现权威,处处遵从理性,处处揭露真实的人来说,人生反倒变得有些茫然了,一个卓越的脑袋,一种追求理性的思想,对于人生的设定充满了秩序感,“如果思想就象钢琴的键盘,可以分为若干个音键,或者象二十六个按次序排列的英文字母,那么卓越的脑袋可以稳定而精确地把这些字母飞快地一个一个辨认出来而不费吹灰之力,一直到,譬如说,字母Q。”二十六个字母是人生走向的不同阶梯,只有一步一步向前,按照次序排列,才能达到一个个目标,但是“在整个英国,几乎没有人曾经达到过Q”的现实带来的却不是荣耀,不是骄傲,而是一种失落,“对于Q,他是有把握的。Q,是他所能够阐明的。假如Q就是Q——后面是R”,是的,Q之后是R,甚至R后面还有S,还有T,“究竟能有几人,可以达到Z?”没有达到R,无法达到Z,他就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被隔在永远达不到目标的地方,隔在再来一次也无法企及的理想的前面,“他将永远达不到R”就像“明天晴不了”一样,是无情的现实,是赤裸的失败。
“但他不愿躺在那儿束手待毙;他要寻找一片悬崖峭壁,他要站在那儿,凝视着暴风雪,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目光仍力图穿透那茫茫的黑暗,他要站着死去。”拉姆齐先生的勇气、真实、毅力是一种品质,却也是一种站着死去的悲剧,但是在这个“明天晴不了”的现实面前,拉姆齐先生却并不是孤立的,因为他有拉姆齐太太,一个博爱、宽容的女人,一个理想意义的太太,她对于丈夫的冷漠态度,似乎是反对的,“如此令人吃惊地丝毫不顾别人的感情而去追求真实,如此任性、如此粗暴地扯下薄薄的文明的面纱,对她说来,是对于人类礼仪的可怕的蹂躏。”但是,他在她那里,却也成为一种敬意,“再也没有比他更受她尊敬的人了。”拉姆齐夫人甚至完全生活在编织梦想的世界里,她即使知道明天晴不了,也对詹姆斯说:“也许睡了一宵醒来,你会发现太阳在照耀,鸟儿在歌唱。”似乎理想就在自己的心里,似乎理想从来不曾泯灭,而在生活的现实里,拉姆齐太太的理想就变成了一种弥补,“当他走开去的时候,这脉搏的每一次跳动,似乎都把她和她的丈夫结合在一起,而且给他们双方都带来一种安慰,就象同时奏出一高一低两个音符,让它们和谐地共鸣所产生的互相衬托的效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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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从窗口望见永远的灯塔 |
理想就是一扇窗,是打开可以看见远方的窗,是心怀目标而望见灯塔的窗,在拉姆齐封闭的屋子里,这一扇窗的打开就是为了让风吹进来,让远方不消失,让世界多一种期待,“窗必须开着,门必须关起来——就这么简单的事儿,难道他们就没人记得住?”所以她希望莉丽像一个正常的女人那样结婚,因为在她看来,“一位不结婚的妇女错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部分”;所以,她认为卡迈克尔先生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妻子,才导致了不幸的婚姻,“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大哲学家”;所以,即使明天去不了灯塔,她也还是认真地织那双准备送给灯塔看守人索尔莱的袜子。在她那里,似乎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一切都为了抵达那个灯塔。
所以,灯塔对于她来说,不仅仅只是一种目标,更是一种永远放在心里的念想,通过那一扇打开的窗,“她的目光越过海湾望去,就在那儿,毫无疑问,穿过波涛汹涌的海面,有规律的灯光先是迅速地闪了两下,然后一道长长的、稳定的光柱在烟光莹凝之中直射过来,那是灯塔发出的光芒。塔上的灯已被点燃了。”灯塔上的光,是照耀自己的那种快乐之光,是照耀别人的博爱之光,是击破现实的理想之光,她在这种凝望中,似乎才抵达了自身,“只有作为人的自我,作为一个楔形的内核,才能获得休息。”所以虽然拉姆齐夫人在丈夫和孩子面前,从不反对什么,和和气气,但是当她独处的时候,她总是看见自己无法逃避的现实,“她清晰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某种真实的、纯粹属于个人的东西,她既不和子女又不和丈夫分享的东西。”
也是真实,也是纯粹属于个人,也是无法和别人分享,其实和拉姆齐先生一样,她需要的勇气、真实、毅力,面对镜子的自己,看到两鬓花白的自己,五十岁仿佛就已经苍老,拉姆齐夫人所面对的是生活,生活是爱情的欢乐,生活是事业的抱负,生活也是“孤独地在阴暗的地方忍受不幸的煎熬”,所以在生活面前,拉姆齐夫人像一个战斗者,“他们之间一直在互相较量,她处于一方,生活处于另一方,而她总是尽可能地去战胜对方,就象对方要战胜她一样。”战胜生活才能拥有理想,拉姆齐夫人不是去拥抱生活,而是在从窗户里看见灯塔,并用灯塔的理想之光对抗生活,而在这种对抗中,她才感觉成为了自己,才拥有那个楔形的内核,才会保持到灯塔去的向往。“她的目光离开了她手中编织的袜子,她抬头望见灯塔的第三道闪光,对她来说,这好象是她自己的目光和自己的目光相遇,那灯光,就象只有她自己能够做到的那样,深入探索她的思绪和心灵,把其中的实质精炼提纯,剔除了那个谎言,一切谎言。”
明天去灯塔,明天是一种理想的持续状态,是一种不被现实泯灭的自我时间,所以拉姆齐夫人也不愿自己的孩子长大,她希望孩子们能够永远是淘气的魔鬼,是欢乐的天使,“永远别看到他们发育成腿儿长长的庞然怪物。”因为长大就意味着会失去天真的乐趣,就会像镜中的自己被生活改变,就会被“明天晴不了”的现实击碎。但是不愿孩子长大终归要长大,生活里的时间总会无情地改变理想,看起来,在和生活的对抗中,拉姆齐夫人处在了下风,甚至她也开始了妥协,终于她对詹姆斯说明天去不了灯塔,“不,明天不去,她说,但是不久就可以去,她向他保证,下一次天晴就去。”是的,明天会下雨,窗户会关上,袜子也没有织完。生活的时间,时间里的生活,都在无情地改变着一切,明天似乎就变成了一个跨越十年的漫长等待。
十年里有悄悄溜过的光线,有到处摸索的空气,“它们似乎有着轻如羽毛的手指,并且象羽毛般轻柔持久,它们疲乏地、象幽灵一般地俯视床上那闭着的眼睛、松弛的手指,然后它们倦怠地折起它们的长袍消失了。”时间就那样改变着一切,岁月流逝,是从“像一个处女的早春”变成了“大地苏醒”将临的夏季,是从“海风又派遣它的密探前来侦察这幢屋子”的夏天到“炎热的天气令人昏昏欲睡”的盛夏;岁月流逝,是“拉姆齐夫人已于前晚突然逝世”,是普鲁·拉姆齐走进婚礼的教堂却最后难产而死,是安德鲁·拉姆齐在一颗炸弹爆炸中立即死去,而这有着一扇窗户的屋子里,“铁锅已经生锈,草席已经朽烂。癞蛤蟆小心翼翼地爬了进来。”还有将近七十岁的管家婆麦克奈布太太和肢体僵硬的贝茨太太。
十年,从战争到和平,从活着到死去,从热闹到冷寂,从童年到长大,“那地方已经破败不堪了。只有灯塔的光柱在那些房间里照耀片刻”,是的,灯塔的理想之光还在照耀,所以当十年之后的明天到来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新的开始,拉姆齐先生还在,但是那种勇气、真实、毅力却在拉姆齐夫人死去之后,变成了一种需要别人给予的同情,“他的需要是如此迫切,他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强迫她们给予他所需要的东西:同情。”而实际上,这样的同情虽然可恶,但毕竟是一种适应性的改变,宽容、博爱、对他崇敬的拉姆齐夫人毕竟不会永远在身边,当被时间夺走了一切之后,拉姆齐先生真的必须面对真实的现实,他无可逃避,人生意义不是启示,它只是黑暗中的一根火柴,一刹那点亮希望,就像别人同情的目光,就像灯塔里发出的光,所以拉姆齐先生在十年之后走进了生活,他甚至毫不犹豫地决定要去灯塔,在涨潮时刻启航,即使凯姆没有准备好,詹姆斯没有准备好,南希忘了吩咐厨房准备三明治,但是“到灯塔去”就在没有明天的现在,就在不管下雨天晴的此刻。
而“到灯塔去”变成现实的行动,反倒在真正的航行中看见了真实,拉姆齐想起了圣诞节遭遇大风暴而沉没了船只的往事,在颠簸中,凯姆在心里默念起那条誓约:抵抗暴君,宁死不屈,而对于詹姆斯来说,当他真正抵达灯塔的时候,才发现曾经隔海相望保持了十年的向往,却只是“光秃秃的岩礁上的一座荒凉的孤塔罢了”,但是这种理想的差异也让他体会到了一种满足,一种征服的满足,一种成长的收获,当拉姆齐对他说“干得好”的时候,不仅是拉姆齐冷酷性格的改变,“‘但我曾卷入更加汹涌的波涛,’拉姆齐先生喃喃自语遗。他已经找到了那幢屋子,而发现了它,也就在那儿发现了他自己。”而同时,也是詹姆斯成长蜕变的象征,灯塔不是不可触及的明天,不是遥远的存在,而是一种可以抵达的现实,“根本没有上帝”的宣言打破的是一个自我想象的神话。
“我们灭亡了,各自孤独地灭亡了。”这是拉姆齐的感慨,灭亡不是终点,灭亡其实是新的起点,因为它指向的是新生,所以“永远也达不到R”的命运其实是一种自我封闭,秩序是可以被打破的,就像“明天晴不了”的现实,只需要一种行动就可以重新构筑希望。而在这十年“到灯塔去”的等待和抵达中,那个一直想要完成一幅画的莉丽,似乎收获了更多。她是一个老处女,从来没想着和别人结婚,“她喜欢独身,她喜欢保持自己的本色;她生来就是要作老处女的。”而她的画似乎就像她自己一样,“这幅画是她三十三年的生活凝聚而成,是她每天的生活和她多年来从未告人,从不披露的内心秘密相混合的结晶,让别人的眼睛看到它,对她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同时,它又是一种极大的兴奋。”
三十三年的生活凝聚而成,再加上岁月流逝的十年,对于莉丽来说,似乎这幅画就包含了生活的一切,那些色彩,那些线条,都是生活的一个整体,“抹在画布上的一根线条,就意味着她承担了无数的风险,作出了许多不可挽回的决定。”但是当她再次来到拉姆齐先生家的别墅里,在人去楼空中似乎感受到了真正的生活,而拉姆齐先生的“到灯塔去”的决定也终于将她置身在生活的整体中去,置身在事物本身里,“她重新坚定地站在画架面前,不顾一切地说:抓住它,从头画起;抓住它,从头画起。”也是一种理想,却必须包含着生活的所有,一幅画是一座灯塔,在大浪中遇见灭亡,在看见“荒凉的孤塔”里揭示“根本没有上帝”的真理,所以当拉姆齐先生最终抵达灯塔的时候,莉丽的那幅画也大功告成,“是的,包括所有那些碧绿湛蓝的色彩,纵横交错的线条,以及企图表现某种意念的内涵。她想:它会挂在阁楼上;它会毁坏湮灭。然而,她扪心自问:这又有什么关系?”
生命的死亡,岁月的流逝,画作的湮灭,何尝不是生活的整体?何尝不是另一种现实?明天会天晴或下雨,成功会达到Q或R,人可能结婚或者独身,但是只要“到灯塔去”从理想变成现实,从明天回到今天,世界总是真实的,总会抵达内心的,总能照耀一切,“那个关于人生意义的伟大启示,从来没有出现。也许这伟大的启示永远也不会到来。作为它的代替品,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小小的奇迹和光辉,就象在黑暗中出乎意料地突然擦亮了一根火柴,使你对于人生的真谛获得一刹那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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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30316·0666 |
作者:邱华栋 | |
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
版本:1997年8月第一版 | |
定价:3.00元 | |
页数:322页 |
平心而论,我不喜欢邱华栋的小说,他总是毫无阻碍地穿行于日新月异的大街小巷,出没于九十年代的欲望现实,熟悉这座现代大城市的种种去处就像自己的掌纹,在他的都市小说中,映入瞳仁的,只有门扇不停旋转的大商场,节奏紧张的写字楼,以及灯光恍惚暧昧的酒吧、舞厅、俱乐部……他的小说批判有余,意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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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30316·0664 |
作者:韩少功 |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 |
版本:1994年8月第一版 | |
定价:3.00元 | |
页数:310页 |
“小说只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能使人接近神。如此而已。”韩少功在这样的写作中似乎已摆脱了“寻根”时的某种理想,开始以一种世俗化的情感来体验记忆体验生活体验过去,然而在神神鬼鬼的叙述中又始终有一种智者理性的抗争。在他的小说中,他以幻想重新裁剪了时间与空间,打通各种隔阂,让过去、现在和来世同时发生,让阴面与阳面穿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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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30316·0663 |
作者:毕飞宇 | |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 |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 |
定价:3.00元 | |
页数:195页 |
毕飞宇的小说渗透着哲辩的思想,在字里行间让你有思考的空间,《林红的假日》中的林红似乎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睁大眼睛睡觉》中的“我”也是在寻找一种归宿。本书为“名家三连发”之一种,收录毕飞宇小说《睁大眼睛睡觉》、《林红的假日》和《青衣》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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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30316·0662 |
作者:东西 | |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 |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 |
定价:3.00元 | |
页数:174页 |
东西的小说没有深奥的意义,他只是在非常平实的记述中表现荒诞,而这种荒诞只是轻轻掠过你的头脑,没有痕迹。在《痛苦比赛》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红色的幽默”。本书为“名家三连发”之一种,收录东西小说《痛苦比赛》、《肚子的记忆》和《慢慢成长》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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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30316·0661 |
作者:鬼子 | |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 |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 |
定价:3.00元 | |
页数:181页 |
在《苏通之死》中,我们读到了一种受难式的救赎,苏通的个人经历似乎在昭示着一种精神的死亡是多么可悲,而“我”总是以过客的身份看着悲剧发生却无能为力。本书为“名家三连发”之一种,收录鬼子小说《苏通之死》、《农村弟弟》和《被雨淋湿的河》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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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030316·0659 |
作者:(意大利)卡尔维诺 | |
出版:译林出版社 | |
版本:2001年9月第一版 | |
定价:59.00元 | |
页数:1076页 |
其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因当年去世而与这个奖项失之交臂的卡尔维诺是意大利二战后最具实力的一位作家,他以融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于一体的创作风格著称于世,对习惯于传统阅读的人来说,卡尔维诺的作品也许是一个挑战。三册文集共收录作品《寒冬夜行人》、《帕洛马尔》、《美国讲稿》、《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烟云》、《阿根廷蚂蚁》、《命运交叉的城堡》、《看不见的城市》、《宇宙奇遇》和8篇短篇小说。
这本小说的开头愈是没有特色,愈是时间、地点不清,你和作者他就会冒更大的风险来把你们的一部分与我这个人物等同起来,因为你们尚不知道我的历史,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急于要脱手这只箱子。
——《寒冬夜行人》
这个季节不是寒冬,这个晚上也没有夜行人,甚至“你”也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称,但是当“我”出现的时候,必定要选择一个对应的人称,以表示“我们”之间存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不是随机的,不是可能的,而是必然的,因为没有“你”在,“我”就是一个第三人称。而在这个冒着风险做出等同的动作之前,在“寒冬夜行人”出现之前,我是需要去除那个引号,把自己带进一个时间和地点明确的现实里。
一本书,两本书,三本书,卡尔维诺文集,从最上面,到中间,再到最下面,整整齐齐叠放在桌子上,其实这一套文集是五卷本,2001年9月第一版,译林出版社出版。当以三卷的方式出现在我的书橱里的时候,我是遗忘了为什么不将另外两卷也一起买来的原因,什么时候购入,哪个书店购买,都已经成为一种悬疑,当时间、地点不清的时候,书其实是摆脱了背景,它就是以一种独立的方式变成我阅读的对象。没有文本相关的历史,就是把那个和书本有关的“我”抽离到现在时,没有书店,没有橱窗,没有遇到女读者,没有看到打折和优惠,当然也没有“击退这些书的进攻”带来的难题,书不是“你早已计划要看的书”,不是“你多年来求之不得的书”,不是“与你现在的工作相关的书”,更不是“你希望放在手边随时查阅的书”,没有无限量的数量,也不是一个有限的数量,它只是三本书,可以翻开的书,可以阅读的书,当然,也是可以合上的书。
甚至,当我翻开第一页,阅读那一句“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了”的时候,我甚至从来不知道伊塔洛·卡尔维诺是谁,但是它出现了,第一句就要我认识这个人。但是小说中的这句话提到的“伊塔洛·卡尔维诺”,是不是就是封面上那个用左手抵住嘴巴,发出平静目光的那个人?专注却不焦虑,当视线从封面延伸到书本之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就在看我,看我如何从书橱里翻出三本的著作,看我如何认识一个叫卡尔维诺的人,看我如何打开一本书从第一页第一句开始阅读,或者看我在读完这一句之后是否起身看看现在是不是是寒冬,外面有没有夜行人,看我是否在看完第一页之后又翻到封面略微疑惑地注视这个叫卡尔维诺的作者——他看我,我看他,在这种对应的关系里,其实谁都不知道“我”的历史,我不知道在我之前的卡尔维诺在何时写作《寒冬夜行人》,他也不知道在他之后的我何时会将三卷的《卡尔维诺文集》翻开又从《寒冬夜行人》开始阅读他的小说。
看见,却看不见,我和卡尔维诺站在书的两个维度,当然是一种无法直接对应的关系,所以自始至终历史是不存在的,“这只箱子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不如取消和我有关的这个夜晚的背景,取消卡尔维诺作为一本书作者的历史,“请你先放松一下,然后再集中注意力。把一切无关的想法都从你的头脑中驱逐出去,让周围的一切变成看不见听不着的东西,不再干扰你。”所以实际上取消我,就是让我变成了那本小说里写到的“你”,而卡尔维诺在进入小说之后也变成了“作者”,你和作者共同组成的“你们”,而直接对应的关系是“我这个人物”,一起进入故事,一起成为叙述的对象,一起做一场冒险,而在这个奇妙的组合里,“这只箱子”终于是慢慢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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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我看见你了,你像我一样只是一个作者? |
可是,这本书有关的你还是出现了,但是和我无关,和一个在不是寒冬、没有夜行人的读者无关。“你”不是理想读者,也没有理想的阅读姿势,只是从报纸上知道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出版了,只是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了这本书的封面和书名,只是走进了书店在新书陈列的地方挑了这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书,只是离开了书店怀着迫切的心情回家,只是回到家从封面看起然后认真地从第一页开始阅读,而当这一切都发生了之后,“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了。”小说的第一句话却恰好把你故事都写进去了。
那么,你就是小说的主人公?或者你早就是被卡尔维诺设计好的一个理想读者?但是从第一句开始阅读,第一次认识卡尔维诺,却并没有按照顺利的计划新进,后来你从第一页的前几行看起,在看了三十来页的时候,你渐渐对它产生了兴趣,把书又从头重复看了一遍,跳回到17页,好像不是为了领略一本小说的无限魅力,因为你想到了曾经在书店遇到的一个女读者,她可能也这样拿着这本书在看,你和她,同时拿着书,同时进入故事,走进书里又变成了另一个故事,“你们要念的这个故事上面蒙上了你们可能要经历的故事——你与她邂逅的续编,或者说你与她关系的新编。”然后就像在密林中行走那样,你知道了那个女读者的名字,以及她留下的电话,你还打电话过去,问她看了这本书的感受,但是接电话的是她的姐姐罗塔里娅,她还极力证明没有你想找的柳德米拉,“柳德米拉给她不太熟悉的人留我的电话号码,她说要利用我使别人不能接近她……”但是这电话的确是柳德米拉家的,而且柳德米拉也在电话中最后现“声”,你们一起说到了那本书,也说到了其他的书,那本夹有白页的书,一个圈套,其实是另一种可能,你甚至就是喜欢这种新的可能,意味着你们可以以相同的遭遇和欲望去探寻和这个白页有关无关的阅读。
是的,之后你们去找教授乌齐-图齐,了解新梅里亚语的写作,了解年轻诗人乌科·阿蒂的那本唯一的小说,当然你们也开始阅读这本小说,但是最后小说在某一处中断了,找不到书籍的下文,其实预示着你们又必须从这一本未完的小说中返回,从另一种语言中返回,打开了另一本小说,是作者用笔名写的小说,但是不管是波兰小说《在马尔堡市郊外》还是乌科·阿蒂的《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不管是《不怕寒风,不顾眩晕》还是《向着黑魃魃的下边观看》,它们和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彼此之间也毫无联系,作者没有联系,而读者是不是需要建立某种联系,除了是你,除了是柳德米拉,除了你们两个,其实和你们无关的人都没有参与到这个故事中来,而你们的打算也是和作者一样,画出一条明显的界线,“我愿意做个看书的人,因此时时注意站在界线的这边。否则就会失掉读书时不掺杂私心的那种愉快感,变成另一种人,我可不愿做另一种人。”
但是阅读改变了生活,这是变成另一种人的前提,当小说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当小说被禁止发表,甚至被套上假的封套,是不是会变成“另一部书”,另一部书对应着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对应另一个读者,甚至在你和柳德米拉之间也出现了另一个人,所以最后你变成了第三人称,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你从第二章起就以第三人称出现了,这是因为一本小说要成其为小说,必须有个第三人称,必须使第二人称男性与第三人称女性之间发生某种事情,再进一步发展,或以喜剧的方式结束,或以悲剧的方式结束,即人生的各个阶段。”第三人称叫做男读者或者女读者,或者是被男读者阅读的女读者,是被自己阅读的男读者,在这种被第人称改变的故事里,唯一可以找到的线索,那就是制造小说的作者,“只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真相,那就是作者。”
谁是作者,是苦闷作家还是多产作家?“任何一部小说的作者都是真实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是在虚构之中代替作者的一个替身。”作者并不是固定的,苦闷作家和多产作家,可能是写出了同一小说的两份抄本,可能是被两份手稿搞混了,也可能是被一阵风吹乱了手稿,或者是有人故意将多产作家换成了苦闷作家,又将苦闷作家换成了多产作家,而小说的发展出了这些作者的无限可能之外,当小说变成电子计算机处理过的小说,是不是作者就是那个机器?一本是《一条条相互连接的线》,另一本是《一条条相互交叉的线》,内容毫不相干,作者当然也没有意义,当计算机储存的小说被消磁器抹掉的时候,那些情节,那些人物,那些可能都被换成了“il il il il,di di di,da da da da, che che che che”互不关联的词,“那本小说被粉碎了,瓦解了,再也不能复原了,就像一堆沙被风刮平了。”当小说被瓦解,就如小说变成了无法阅读的禁书,那么在文本和作者缺席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寻找精神意义上的存在?是否应该寻找普遍意义上的真理?
仿佛就是和“我”有关的箱子,一种巨大的冒险解构了读者,解构了文本,也解构了作者,谁是真正的我,谁是真正的你?如果再从《寒冬夜行人》的第一句开始,这个过程其实只是小说中的故事而已,不是被阅读,是被写作,《寒冬夜行人》的第一句是:“故事发生在某火车站上。一辆火车头喷着白烟,蒸汽机活塞发出的声响掩盖了你打开书本的声音,一股白色的蒸汽部分遮盖了小说的第一章第一段。”覆盖了小说的第一章第一段,以及第一句,是一股白色的蒸汽,是一列冒着白烟的火车,“某火车站”的不固定性为这个故事展开奠定了诸多可能,但是在“某火车站”相关的可能叙事里,为何会有“我”,“我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在小吃部与电话亭之间穿梭而行。或者说,小说的主人公名字叫‘我’。”在某个火车站,在没有名字的城市,我作为主人公,是一种从排斥状态进入文字的努力,因为这样”他不需要再详细描述主人公了“,去除了历史,我变成了不在时间和地点里的人物,所以当”严被杀害“之后,我其实没有任何威胁,因为我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寒冬夜行人”。
而与“我”的出现相反的《在马尔堡市郊外》,“这本书里一切都非常明确,什么东西叫什么名称以及它们给人什么感觉。”所以我又变成了一个具体人物,一个看见了相片上的题字的人,一个被拳头击打到脸的人,也变成了双重形象:“当我与蓬科分开时,尽管我想用唾沫擦洗干净绒背心上的血迹,那也是徒劳无益的,我已经具备了双重身分。”双重身份有时是一种逃避和虚化,又是却是另一种冒险,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一周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而是趋向世界末日的轮回,“我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的委托,从明天中午十二点起在今后几天里顶替他。”在《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里,世界的一切都变成了普遍现象,而不再有偶发事件,所以当有逃犯的信息向我发来的时候,我感到宇宙的秩序出现了一道裂缝,它分裂着故事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分裂着替代者的我和真实的我。而另一种分裂在《不怕寒风,不顾眩晕》里,就是性别的分裂,“为什么我们妇女不能拿枪,而你们男人可以拿枪呢?真正的革命只有当妇女拿起枪时才会发生。”在战争的故事里,有人正在秘密酝酿一场改变人体与性别的革命。在《向着黑魃魃的下边观看》里,这种分裂就是生者和死者的分裂,“我们这时所干的只是她所需要的一种仪式,是做给死者看的。”分裂成相互连接的线和相互交叉的线,那里的电话,那里的镜子,不是将双重的形象变成一个人,而是自己成为自己的劫持者,“由镜面组成的墙壁无穷尽地反射出我的形象。难道我被我自己劫持了?”就像既是女儿的恋人又是母亲的情人,一个男人如何在欲望和伦理中走出来,而那个空墓穴无非是无数相同脸型的印第安人和白人的一次阴谋,那么,《最后结局如何》?我成了他们的人,但是我却在自己的裂缝里陷入到无法再回来的深渊里。
那个双重形象,那个替代者,那些男女革命者,以及母女的恋人,在故事里都变成了分裂的人称,他和我,我和你,以及你和她,而这种分裂其实也是作者主人公的分裂,那么读者是不是在暗处发笑,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而将一切的分裂都看成是一种故事?如果从文本中脱离出来,返回到读者的世界里,那么谁能成为理想读者进入那些小说找到真正的“我”?读者可以用游移的目光阅读,可以“一刻也不能离开书本”地阅读,可以重温已经读过的书,可以把读过的每本书当成“我通过阅读逐渐积累起来的那本综合的、统一的书的一部分”,可以是为了寻找童年的记忆,可以是为了看书前的一刹那,可是把结尾看成是书的重点,而在这诸多的阅读者里,还有一个叫做“你”的人,你发言是为了表达自己读书的趣味,而当那些小说连成一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读者就是作者?“寒冬夜行人,在马尔堡市郊外,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不怕寒风、不顾眩晕,向着黑魃魃的下边观看,一条条相互连接的线,一条条相互交叉的线,在月光照耀的落叶上,在空墓穴的周围……‘最后结局如何?’他问道,急不可待地欲知下文。”
最后结局如何?当作者变成读者,或者当读者变成作者,最后的结局是作者写就的小说的结局,也是读者阅读的现实的结局:最后的结局是第三人称又变成了第二人称“你”,最后的结局是你决定要和柳德米拉结婚,最后的结局是柳德米拉合上了自己的书,关上了自己的灯,最后的结局是你说:“再等一会。我这就读完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了。”
你是《寒冬夜行人》的读者,你又在《寒冬夜行人》里,离开也是为了进入,第二人称也是第一人称,作者也是读者,所以每一个人都会看见那个“命运交叉的城堡”,不管是七十八张一套的塔罗纸牌,还是马赛牌,命运和这些牌上的人物有关,也和讲述故事的“我”有关,和自己发生的故事有关,也和别人讲述的故事有关,“每个故事都与另一个故事相对,一个同桌摆出他的牌行后,另一个则从其尾端反向引出自己的另一个故事。”无论是宝杯骑士,还是宝剑国王,无论是倒吊着,还是异教神,无论是情欲,还是战争,也无论是犹豫不决者的故事,还是复仇的森林的故事,无论是自左而右组合成哈姆莱特的故事、俄底浦斯的故事,还是自下而上组合成掘墓人的故事,女巨人的故事,它们都交叉在一起,叙述者的作者会变成下一个故事的读者,而读者也会成为下一个叙述的作者。
但是在这种连环相套的故事里,“我”又在哪里?在无法言语的沉默中,还是在所有的牌最后中间空出的位置上?其实我是丢失了自我的故事,“这一切都像言语自身所含的一场梦,只是通过写作者才得到解放,同时也解放了写作者。”宝剑骑士、隐士、巴尕托都是我,是我想像的自己,而当我成为别人的故事的时候,我其实是混在了“由众多故事构成的那团尘埃中”,而这样的结局之有一个:“我得到了自我的解脱。”被困囿于词语中,被写进在句子里,被虚构在小说里,被陷害在阴谋中,我其实是无奈而无力的,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带入一个命运昭然而没有悬念的结局中,但是真正的命运必然是交叉的,作者和读者的交叉,叙述者和旁听者的交叉,帕洛马尔各种数字序列的交叉,马可·波罗和可汗对于看不见城市的交叉,甚至是我和柳德米拉、卡尔维诺的交叉,时间地点不清,人物的关系不清,只有这样那一场冒险里才会看见意义:“可是我觉得只依照一定的严格的规则所进行的游戏才有思想,那就是每个故事都必须与另外的故事交叉,否则就分文不值,自给也不要。”
所以在这个不是寒冬、没有夜行人的时候,我把三本书合拢叠放在一起,用左手抵住嘴巴,却学着卡尔维诺和“你”的语气对自己说:“再等一会。我这就读完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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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0201231·0658 |
作者:(爱尔兰)乔伊斯 | |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 |
版本:1998年12月第一版 | |
定价:6.00元 | |
页数:235页 |
其实这本小说选就是他的《都柏林人》,这是乔伊斯早期的作品,在这里,文字还没有那么晦涩,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当时都柏林人的生存空间,以幼童面对死者起始,以成人回忆死者做结,其间十数篇,急管哀弦,离合聚散,诉不尽生者伤心尴尬无奈事。《都柏林人》是乔伊斯为爱尔兰人谱写的清明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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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4·2021226·0657 |
作者:(美)亨利·米勒 | |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 |
版本:1995年11月第一版 | |
定价:5.00元 | |
页数:331页 |
亨利·米勒写完《北回归线》,又写了一部《南回归线》,这可能是他寻求某种对称之美。实际上《北回归线》也不是惟一的题目,北回归线,英文是Tropic of Cancer,巨蟹座回归线的意思。由于巨蟹座代表肆无忌惮横行霸道,米勒很喜欢这个意象,认为可以概括他的生活态度,在小说中,无拘无束的性爱体验把所有文字都指向一种肉体的归宿,而这种归宿在米勒看来,意味着恰恰是一种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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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21109·0655 |
作者:洪峰 | |
出版:华夏出版社 | |
版本:1997年1月第一版 | |
定价:5.00元 | |
页数:644页 |
曾经洪峰在先锋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后来他又一改以往那种反讽式的叙事腔调,不再动不动就瓦解某种观念,颠覆某种价值,而是试图重新拷问人的信念、责任与年龄之间所构成的隐秘关系,他大量调用一些现代叙事手法,频繁地更替叙事视角,转换故事流程,并且将凶杀、绑架、艳情等流行小说的元素引入故事之中;再后来,他在经商中消失了。此为洪峰小说自选集·短中篇小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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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21109·0652 |
作者:韩子云 原著 张爱玲 注译 | |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 |
版本:1995年8月第一版 | |
定价:5.00元 | |
页数:324页 |
《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合为《海上花列传》,描写十九世纪末上海英租界的妓院生活,是韩子云用苏州话写成,1894年首次印行,1926年以标点版重新面世,70年代张爱玲译注为国语版。同类的小说在当时就有很多,但以这一部写得最好,胡适称这是“吴语文学第一部杰作”,鲁迅先生亦评定其为“清末狎邪小说”的“压卷之作”。
秀英道:“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
——《第六十回 吃闷气怒拼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兜心脚》
不是上册和下册,是“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似乎是独立成册,编号便也分列为两本,但是当花开、花落暗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当副标题为“国语海上花列传”,似乎又必然归之为一个整体。其实在这种分列或整体的阅读体验中,“张爱玲注释”似乎成为文本的一条重要线索,它甚至把“韩子云著”退缩到一个隐秘的位置。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自称‘花也怜侬’,他的历史我们起先都不知道。”这是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里说的一句话,不知道其人是谁,胡适通过检索资料、走访相关人员、笔记调查,才最后确定作者即为自号“松江颠公”的韩子云。考查韩子云不用真名,一种说法是:“因当时风气未开,小说家身价不如今日之尊贵,故不愿使人知真实姓名,随意署一别号。”署一别号完全是随意的,其实并不属实,署名为“花也怜侬”,其实只是写在第一卷里,作为缘起成为小说的一个部分,甚至“花也怜侬”也是作为小说人物而登场。而从韩子云自身的经历来看,这个名字也有着自己对于命运的某种怜惜。韩子云资质聪慧,读书别有神悟性,曾宦游京师,只是后来应试不及,铩羽而归后淡于功名,除了为《申报》撰稿之外,也是匿居妆阁中,“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海上花列传》即为当时所做小说,只是“印全未旧”,年仅三十九岁便去世。
自身经历造就的悲叹之外,小说家身价也是重要一个原因,也正由此,韩子云几乎是隐匿的方式写作了《海上花列传》,而且在语言上运用地方特色明显的吴语,似乎也是一种“沉默”。但是也正是用地方方言写作,胡适认为这是“有计划的文学革命”,“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故将其称为“吴语文学第一书”,“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并认为,如果方言文学的杰作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的兴味,如果能提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这本书一颗说是为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了”。
用吴语来写作,韩子云自然是一个开创者,胡适称其为“吴语文学第一书”也是对于他语言意义上的开创性贡献的一种赞誉,胡适还提到结构上突破《儒林外史》的合传传统,用“穿插,藏回”之法来叙述,以及塑造了“黄翠凤之辣,张蕙贞之庸凡,吴雪香之憨,周双玉之骄,陆秀宝之浪,李漱芳之痴情,卫霞仙之口才,赵二宝之忠厚”等个性人物,也的确是小说的一种成就。但是,说是一次“文学革命”似乎有些夸大了,甚至把通俗官话里的人物称作是“不自然的活人”,只有方言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显然是以偏概全。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张爱玲注释这本书,便是毫无价值了。
“我等于做打捞工作,把书中吴语翻译出来,像译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地方失去语气的神韵,但是希望至少替大众存了这本书。”张爱玲的说法也是过谦了,“替大众存了这本书”是一种保护,但是当以翻译的方式来保存,似乎也不再是“吴语第一文学”,甚至在语言的转换中,文本也已经脱离了原作者韩子云的语境,如此,这是一次重新的刻写,似乎是新的作者和新的文本了——那里面讲着国语的人物岂不是和胡适说的那样,成了“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所以张爱玲显得有些矛盾,一方面要让更多的人看得懂,突破地域的局限,具有普及的意义,她认为,“《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柱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古典名著似乎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但是,“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但是,另一方面改写或翻译成国语,又失去了其固有的地方特色,即使在书中还保留了某些原著里的词,比如“口娘”,是吴语中的“眼”字,额颜切,近代口音变化为“娘”,含有不耐烦催促之意,兼用作加强的问号或惊叹号,可能带气愤或无可奈何的口吻,为吴语最常用的语助词之一,但是普通话里没有代用的字眼,所以只好保存原音;另外,比如果盘叫“围签”,高级妓女叫“长三”二等级女叫“么二”,有妓女的鸦片馆叫“花烟间”,妓院里摆酒或请客打麻将叫“做花头”,也都有着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但是也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普及。
或许,对于韩子云的这本书来说,方言的意义更在于传达一种特殊的情境,在一种吴侬软语中更能营造柔情、细腻,甚至勾心斗角的氛围,而这和作者书名“花也怜侬”有着某种契合之处。而种种的情境,种种的氛围,在一开场的缘起里就已表明,“所以花也怜侬,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不错。”从一个梦开始,那一片花海便在眼前,而这个梦的怪异之处,不是“花也怜侬做了这个梦”,而是被梦拉进了梦里,这一种双重的结构,和名字所传递的“怜惜”之情一样,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基调,“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起所止。”
“花海”不是如海一样的繁花世界,而是花是没有根蒂的花,海是具有冲激之力的海,所以有了沦落,有了汩没,有了随波逐流,而那分明是这些妓女的共同命运,也是被这个梦所夹裹,“花也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干丈,直坠至地,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花海属于梦中之所,而那个叫上海的地方,却已经变成了现实,正如“海上”词序颠倒而成为上海一样,其实这也并非是真实的上海,而是另一片海,另一个梦——所以,在那里发生的恩怨、争斗,那里传递的怜惜、无奈,甚至悲情,也都是一个梦,一个花海中的梦,一个花也怜侬的梦。
坠落在“上海地面”,甚至是“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其实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如梦中的花海存在,一切都是沦落汩没和随波逐流,而另一方面则是交代了时代背景,“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这也是《海上花列传》作为一部世情小说的标记所在,海上通商才有了烟花的“日新月盛”,才有了颠沛流离的“狎邪者”,张爱玲在后记中说:“《海上花》写这么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伙西崽,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在里面的每一个客人,似乎都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无论是长做一个妓女,还是为她赎身,甚至娶她,没有钱量如何办到,而他们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在吃鸦片、打围签、玩麻将、看戏文里度过,连妓女的等级排列也都打上了商用的符号,一等妓女叫长三,是因为她们那里打茶围是三元,就像骨牌中的长三,两个三点并列,而二等妓女叫么二,就意味着打茶围一元,出局二元。
那一次赵朴斋就问小村:“你们打牌,一场输赢要多少?”小村告诉他,如果牌不好,会输两三百洋钱,赵朴斋便问:“哪来这么些洋钱去给他?”小村说:“你不晓得,在上海这地方,只要名气做大了就好。你看了面上几个人好像阔天阔地,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不过名气大了点。要是没有名气,还好做什么生意呀?就算你家里有好多家当在那儿也没用。你看吴松桥,可是个光身子?他稍微有点名气哩,两三千洋钱手里拿出拿进,没什么要紧。”沈小红是常年做王连生一个人,但是王莲生却又找了张蕙珍,王莲生告诉她,沈小红开销大,“爹娘兄弟有好几个人在那儿,都靠她一个人做生意。”所以关于沈小红要嫁给他,王莲生是连连摇手:“倘若沈小红要嫁给我,我也讨不起。前两年三节开消差不多二千光景,今年更不对了:还债买东西同局帐,一节还没到,用在她身上二千多!你想,我哪有这些洋钱去用?”
也正是这样的想法,当那次看到塌床上躺着两个人“搂在一起”,王莲生便以“倌人姘戏子”为由大闹,将保险灯、玻璃方灯、衣橱玻璃面都敲得粉碎,暗地里还告诉张蕙贞要娶她,为此,善卿就问他:“虽然沈小红性命也没什么要紧,九九归原,终究是为了你,也算一桩作孽的事。我们为了玩,倒去做作孽的事哩,何苦呢?”而几年下来单做王莲生的沈小红自然不服气,“我是单做你一个,你就没娶我回去,就像是你的人,全靠你过日子。你心里除了我也没有第二个称心的人在那里。这时候你为一时之气甩掉了我,我是不过死了就是了,倒是替你不放心。你今年也四十多岁了,儿子女儿都没有;身体本底子单弱,再吃了两筒烟,有个人在这儿陪陪你,也好生一世快快活活过日子。你倒硬了心肠拿自己称心的人冤枉死了,这以后你再要有什么不舒服,谁来替你当心?”但是终究王莲生是娶了张蕙珍,留下沈小红独自悲苦,也落得“婊子无情”的臭名。
女人对于自身命运的解脱,是依靠着有钱的男人,而其实,有钱而叫局,有钱而赎身,有钱而娶人,女人似乎也在着金钱世界里成为弱势群体,那个别号龙池的马师爷利用手中的权力,和齐韵叟花天酒地,“每遇大宴会,龙池必想些新式玩法,异样奇观,以助韵叟之兴。就是七夕烟火,即为龙池所作,雇募粤工,口讲指划,一月而成。”而书中唯一说出了一句普通话的赖公子,是豪门之子,出任的是水师将官,只要他不如意便带着些流氓门客,砸光了东西,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安排商户,“赖公子喊个当差的,当面吩咐传谕生全洋广货店掌柜,需用大小各式保险灯,立刻赍送张挂。不多时,掌差的带个伙计销差。赖公子令将房内旧灯尽数撤下,都换上保险灯。”
对于那些沦落封尘的女子,更希望是有一种叫做爱的东西,陶玉甫和李漱芳的生死恋似乎是不多的真情流露,李漱芳多年来也是只做陶玉甫一人,只是命运多舛生出一场大病,最后也是魂归西去,当听得去世的消息时,“玉甫一路哭至床前,忽见乌黑的一团,从梳妆台下滚出,眼前一瞥,顷刻不见。”在坟前,也是如此,“玉甫目见耳闻,心中有些作恶,兀自挣扎,却不道天旋地转,立刻眼前漆黑,脚底下站不定,仰翻身跌倒在地。”生死之恋是情深意笃的表现,但是陶玉甫三番五次昏死过去,也只因为他知道这一段恋情终归没有好的归宿,就像钱子刚说的,“倘若玉甫讨去做小老婆,漱芳倒没什么不肯,碰着个玉甫一定要算大老婆,这下子玉甫的叔哥嫂,姨夫舅舅,多少亲眷都不许,说是讨倌人做大老婆,场上下不来。”
客人可以为妓女赎身,可以娶她,但是永远无法成为大老婆,或者说永远被家人看不起,苏冠香的命运如此,周双玉的命运也如此,即使在肉体关系之外真有灵魂意义上的情爱,到后来也被冠着“倌人”的名字永不翻身,所以“花也怜侬”,所以没有根蒂,所以随波逐流。这一场梦之开始和呈现,在“通商”之所的上海演绎,一个是交代了世情,另一方面也悲叹了命运,而这两方面的结合完整地体现在赵朴斋和妹妹赵二宝身上。花也怜侬跌落到上海,就是碰到了刚到上海找舅舅善卿的赵朴斋,这是一种“进入”的开始,十七岁的赵朴斋在上海的花花世界里进入妓院,吸食鸦片,但是本来身上没钱,所以只好依靠善卿,而善卿为了自己的利益,渐渐泯灭了所谓的亲情。
一开始,赵朴斋被两个流氓打了,却找善卿,善卿却让他快点回去,“上海地方你也不要来了!”后来善卿再次遇到赵朴斋,却是长衫也不穿,才知道缺了饭前,铺盖衣裳都被押着了,善卿再问他:“那么为什么不回去?”赵朴斋想从舅舅那里讨点路钱,被善卿啐了一口:“你这人还有面孔来见我!你到上海来坍我的台!你再要叫我舅舅,给两个嘴巴子你吃!”之后赵朴斋去拉车,又遇到了善卿,赵朴斋没脸见人,拉了空车没命地飞跑西去。善卿便托人报于巡捕房,要“拿他的人关到我店里去,不许他出来”,又写了封信给赵朴斋的母亲洪氏,“叙述赵朴斋浪游落魄情形,一早令小伙计送与信局寄去乡间。”直至后来来上海的洪氏、赵二宝欠下钱无法还清,善卿也是不出手相助,并留下了一句话:“从此以后,不要来找我,坍我台!你就算没有我这个兄弟!”
也正是善卿当初写给洪氏的那封信,使得十五岁的妹妹赵二宝踏上了命运多舛的那条路。本来是为了去上海找赵朴斋,不想一进入这个“花海世界”,也难以逃脱命运:学会了吃鸦片,结识了施瑞生,认识了那些倌人,最后便落堂子进入了那个世界。赵二宝从乡村进入上海,从普通少女成为烟花女子,一步步上演着“花也怜侬”的悲剧。后来做的客人是“天下闻名极富极贵的史三公子”史三公子,这似乎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遇,连赵朴斋也是极力巴结管家小王,而小王也告诉他:“三老爷倒喜欢你妹子,说你妹子像是人家人。倘若对劲了,真正是你的运气!”
史三公子喜欢赵二宝,并要娶了她,或者是赵二宝自我的想象,她对母亲洪氏说:“他说先到家里同他嗣母商量,还要说定了一个,这就两个一块娶了去。叫我生意不要做了,等他三个月,他预备好了再到上海。”也或者是史三公子的谎言:“你放心!倘若我自已想娶三房家小,那是恐怕做不到;这时候是我嗣母的主意,再要娶两房,谁好说声闲话?索性跟你说了罢:嗣母早就看中一头亲事在那儿,倒是我偷懒,没去说。这可回去就请媒人去说亲;说定了,我再到上海接你回去,—块拜堂。小过一个月光景,十月里我一定到的了。你放心!”赵二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里,“我是今生今世一定要跟你的了,随便你娶几个人老婆小老婆,你总不要扔掉我!你要扔掉了,我是……””而最后史三公子留给赵二宝的一句话是:“还有什么不成功:除非我死了,那就不成功!”
似乎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我死了”,当三个月过去,当赵朴斋去寻他,这个“一定到”的承诺最后都化为了空无,甚至变成了他在扬州早已娶亲,而可怜的赵二宝已经欠下了三四千的帐,在善卿的绝情里,在赖公子的暴力中,赵二宝已经走投无路,“二宝思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暗哭泣了半日,觉得胸口隐痛,两腿作酸,踅向烟榻,倒身偃卧。”像所有曾经有着美好寄托的烟花女子一样,再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明天。而最后如一种幻觉般听见弄堂里的锣鼓声,看见了拥楼而上的管家,那一句“史三公子做了扬州知府了,请二小姐快点去”便重新将她拉回到希望之地。
只是哪有什么痴情之恋,哪有什么史三公子,哪有什么锣鼓声和管家,“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秀英的这句话无疑将她重新打入了不见天日的地狱,的确如誓言所说是死了,虚幻的爱情死了,而那些管家也变成了鬼怪,“吓得二宝急声一嚷,惊醒回来,冷汗通身,心跳不止。”一场梦,却是噩梦,而一个人,也早成为了“花也怜侬”。从梦开始到梦结束,起先是梦中之书,最后是书中之梦,终归是飘零,是沦落,是汩没,最后有人醒来,也是善莫大焉,正如韩子云所云:
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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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21109·0651 |
作者:韩子云 原著 张爱玲 注译 | |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 |
版本:1995年8月第一版 | |
定价:5.00元 | |
页数:324页 |
《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合为《海上花列传》,描写十九世纪末上海英租界的妓院生活,是韩子云用苏州话写成,1894年首次印行,1926年以标点版重新面世,70年代张爱玲译注为国语版。同类的小说在当时就有很多,但以这一部写得最好,胡适称这是“吴语文学第一部杰作”,鲁迅先生亦评定其为“清末狎邪小说”的“压卷之作”。
秀英道:“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
——《第六十回 吃闷气怒拼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兜心脚》
不是上册和下册,是“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似乎是独立成册,编号便也分列为两本,但是当花开、花落暗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当副标题为“国语海上花列传”,似乎又必然归之为一个整体。其实在这种分列或整体的阅读体验中,“张爱玲注释”似乎成为文本的一条重要线索,它甚至把“韩子云著”退缩到一个隐秘的位置。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自称‘花也怜侬’,他的历史我们起先都不知道。”这是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里说的一句话,不知道其人是谁,胡适通过检索资料、走访相关人员、笔记调查,才最后确定作者即为自号“松江颠公”的韩子云。考查韩子云不用真名,一种说法是:“因当时风气未开,小说家身价不如今日之尊贵,故不愿使人知真实姓名,随意署一别号。”署一别号完全是随意的,其实并不属实,署名为“花也怜侬”,其实只是写在第一卷里,作为缘起成为小说的一个部分,甚至“花也怜侬”也是作为小说人物而登场。而从韩子云自身的经历来看,这个名字也有着自己对于命运的某种怜惜。韩子云资质聪慧,读书别有神悟性,曾宦游京师,只是后来应试不及,铩羽而归后淡于功名,除了为《申报》撰稿之外,也是匿居妆阁中,“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海上花列传》即为当时所做小说,只是“印全未旧”,年仅三十九岁便去世。
自身经历造就的悲叹之外,小说家身价也是重要一个原因,也正由此,韩子云几乎是隐匿的方式写作了《海上花列传》,而且在语言上运用地方特色明显的吴语,似乎也是一种“沉默”。但是也正是用地方方言写作,胡适认为这是“有计划的文学革命”,“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故将其称为“吴语文学第一书”,“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并认为,如果方言文学的杰作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的兴味,如果能提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这本书一颗说是为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了”。
用吴语来写作,韩子云自然是一个开创者,胡适称其为“吴语文学第一书”也是对于他语言意义上的开创性贡献的一种赞誉,胡适还提到结构上突破《儒林外史》的合传传统,用“穿插,藏回”之法来叙述,以及塑造了“黄翠凤之辣,张蕙贞之庸凡,吴雪香之憨,周双玉之骄,陆秀宝之浪,李漱芳之痴情,卫霞仙之口才,赵二宝之忠厚”等个性人物,也的确是小说的一种成就。但是,说是一次“文学革命”似乎有些夸大了,甚至把通俗官话里的人物称作是“不自然的活人”,只有方言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显然是以偏概全。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张爱玲注释这本书,便是毫无价值了。
“我等于做打捞工作,把书中吴语翻译出来,像译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地方失去语气的神韵,但是希望至少替大众存了这本书。”张爱玲的说法也是过谦了,“替大众存了这本书”是一种保护,但是当以翻译的方式来保存,似乎也不再是“吴语第一文学”,甚至在语言的转换中,文本也已经脱离了原作者韩子云的语境,如此,这是一次重新的刻写,似乎是新的作者和新的文本了——那里面讲着国语的人物岂不是和胡适说的那样,成了“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所以张爱玲显得有些矛盾,一方面要让更多的人看得懂,突破地域的局限,具有普及的意义,她认为,“《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柱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古典名著似乎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但是,“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但是,另一方面改写或翻译成国语,又失去了其固有的地方特色,即使在书中还保留了某些原著里的词,比如“口娘”,是吴语中的“眼”字,额颜切,近代口音变化为“娘”,含有不耐烦催促之意,兼用作加强的问号或惊叹号,可能带气愤或无可奈何的口吻,为吴语最常用的语助词之一,但是普通话里没有代用的字眼,所以只好保存原音;另外,比如果盘叫“围签”,高级妓女叫“长三”二等级女叫“么二”,有妓女的鸦片馆叫“花烟间”,妓院里摆酒或请客打麻将叫“做花头”,也都有着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但是也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普及。
或许,对于韩子云的这本书来说,方言的意义更在于传达一种特殊的情境,在一种吴侬软语中更能营造柔情、细腻,甚至勾心斗角的氛围,而这和作者书名“花也怜侬”有着某种契合之处。而种种的情境,种种的氛围,在一开场的缘起里就已表明,“所以花也怜侬,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不错。”从一个梦开始,那一片花海便在眼前,而这个梦的怪异之处,不是“花也怜侬做了这个梦”,而是被梦拉进了梦里,这一种双重的结构,和名字所传递的“怜惜”之情一样,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基调,“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起所止。”
“花海”不是如海一样的繁花世界,而是花是没有根蒂的花,海是具有冲激之力的海,所以有了沦落,有了汩没,有了随波逐流,而那分明是这些妓女的共同命运,也是被这个梦所夹裹,“花也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干丈,直坠至地,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花海属于梦中之所,而那个叫上海的地方,却已经变成了现实,正如“海上”词序颠倒而成为上海一样,其实这也并非是真实的上海,而是另一片海,另一个梦——所以,在那里发生的恩怨、争斗,那里传递的怜惜、无奈,甚至悲情,也都是一个梦,一个花海中的梦,一个花也怜侬的梦。
坠落在“上海地面”,甚至是“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其实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如梦中的花海存在,一切都是沦落汩没和随波逐流,而另一方面则是交代了时代背景,“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这也是《海上花列传》作为一部世情小说的标记所在,海上通商才有了烟花的“日新月盛”,才有了颠沛流离的“狎邪者”,张爱玲在后记中说:“《海上花》写这么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伙西崽,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在里面的每一个客人,似乎都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无论是长做一个妓女,还是为她赎身,甚至娶她,没有钱量如何办到,而他们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在吃鸦片、打围签、玩麻将、看戏文里度过,连妓女的等级排列也都打上了商用的符号,一等妓女叫长三,是因为她们那里打茶围是三元,就像骨牌中的长三,两个三点并列,而二等妓女叫么二,就意味着打茶围一元,出局二元。
那一次赵朴斋就问小村:“你们打牌,一场输赢要多少?”小村告诉他,如果牌不好,会输两三百洋钱,赵朴斋便问:“哪来这么些洋钱去给他?”小村说:“你不晓得,在上海这地方,只要名气做大了就好。你看了面上几个人好像阔天阔地,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不过名气大了点。要是没有名气,还好做什么生意呀?就算你家里有好多家当在那儿也没用。你看吴松桥,可是个光身子?他稍微有点名气哩,两三千洋钱手里拿出拿进,没什么要紧。”沈小红是常年做王连生一个人,但是王莲生却又找了张蕙珍,王莲生告诉她,沈小红开销大,“爹娘兄弟有好几个人在那儿,都靠她一个人做生意。”所以关于沈小红要嫁给他,王莲生是连连摇手:“倘若沈小红要嫁给我,我也讨不起。前两年三节开消差不多二千光景,今年更不对了:还债买东西同局帐,一节还没到,用在她身上二千多!你想,我哪有这些洋钱去用?”
也正是这样的想法,当那次看到塌床上躺着两个人“搂在一起”,王莲生便以“倌人姘戏子”为由大闹,将保险灯、玻璃方灯、衣橱玻璃面都敲得粉碎,暗地里还告诉张蕙贞要娶她,为此,善卿就问他:“虽然沈小红性命也没什么要紧,九九归原,终究是为了你,也算一桩作孽的事。我们为了玩,倒去做作孽的事哩,何苦呢?”而几年下来单做王莲生的沈小红自然不服气,“我是单做你一个,你就没娶我回去,就像是你的人,全靠你过日子。你心里除了我也没有第二个称心的人在那里。这时候你为一时之气甩掉了我,我是不过死了就是了,倒是替你不放心。你今年也四十多岁了,儿子女儿都没有;身体本底子单弱,再吃了两筒烟,有个人在这儿陪陪你,也好生一世快快活活过日子。你倒硬了心肠拿自己称心的人冤枉死了,这以后你再要有什么不舒服,谁来替你当心?”但是终究王莲生是娶了张蕙珍,留下沈小红独自悲苦,也落得“婊子无情”的臭名。
女人对于自身命运的解脱,是依靠着有钱的男人,而其实,有钱而叫局,有钱而赎身,有钱而娶人,女人似乎也在着金钱世界里成为弱势群体,那个别号龙池的马师爷利用手中的权力,和齐韵叟花天酒地,“每遇大宴会,龙池必想些新式玩法,异样奇观,以助韵叟之兴。就是七夕烟火,即为龙池所作,雇募粤工,口讲指划,一月而成。”而书中唯一说出了一句普通话的赖公子,是豪门之子,出任的是水师将官,只要他不如意便带着些流氓门客,砸光了东西,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安排商户,“赖公子喊个当差的,当面吩咐传谕生全洋广货店掌柜,需用大小各式保险灯,立刻赍送张挂。不多时,掌差的带个伙计销差。赖公子令将房内旧灯尽数撤下,都换上保险灯。”
对于那些沦落封尘的女子,更希望是有一种叫做爱的东西,陶玉甫和李漱芳的生死恋似乎是不多的真情流露,李漱芳多年来也是只做陶玉甫一人,只是命运多舛生出一场大病,最后也是魂归西去,当听得去世的消息时,“玉甫一路哭至床前,忽见乌黑的一团,从梳妆台下滚出,眼前一瞥,顷刻不见。”在坟前,也是如此,“玉甫目见耳闻,心中有些作恶,兀自挣扎,却不道天旋地转,立刻眼前漆黑,脚底下站不定,仰翻身跌倒在地。”生死之恋是情深意笃的表现,但是陶玉甫三番五次昏死过去,也只因为他知道这一段恋情终归没有好的归宿,就像钱子刚说的,“倘若玉甫讨去做小老婆,漱芳倒没什么不肯,碰着个玉甫一定要算大老婆,这下子玉甫的叔哥嫂,姨夫舅舅,多少亲眷都不许,说是讨倌人做大老婆,场上下不来。”
客人可以为妓女赎身,可以娶她,但是永远无法成为大老婆,或者说永远被家人看不起,苏冠香的命运如此,周双玉的命运也如此,即使在肉体关系之外真有灵魂意义上的情爱,到后来也被冠着“倌人”的名字永不翻身,所以“花也怜侬”,所以没有根蒂,所以随波逐流。这一场梦之开始和呈现,在“通商”之所的上海演绎,一个是交代了世情,另一方面也悲叹了命运,而这两方面的结合完整地体现在赵朴斋和妹妹赵二宝身上。花也怜侬跌落到上海,就是碰到了刚到上海找舅舅善卿的赵朴斋,这是一种“进入”的开始,十七岁的赵朴斋在上海的花花世界里进入妓院,吸食鸦片,但是本来身上没钱,所以只好依靠善卿,而善卿为了自己的利益,渐渐泯灭了所谓的亲情。
一开始,赵朴斋被两个流氓打了,却找善卿,善卿却让他快点回去,“上海地方你也不要来了!”后来善卿再次遇到赵朴斋,却是长衫也不穿,才知道缺了饭前,铺盖衣裳都被押着了,善卿再问他:“那么为什么不回去?”赵朴斋想从舅舅那里讨点路钱,被善卿啐了一口:“你这人还有面孔来见我!你到上海来坍我的台!你再要叫我舅舅,给两个嘴巴子你吃!”之后赵朴斋去拉车,又遇到了善卿,赵朴斋没脸见人,拉了空车没命地飞跑西去。善卿便托人报于巡捕房,要“拿他的人关到我店里去,不许他出来”,又写了封信给赵朴斋的母亲洪氏,“叙述赵朴斋浪游落魄情形,一早令小伙计送与信局寄去乡间。”直至后来来上海的洪氏、赵二宝欠下钱无法还清,善卿也是不出手相助,并留下了一句话:“从此以后,不要来找我,坍我台!你就算没有我这个兄弟!”
也正是善卿当初写给洪氏的那封信,使得十五岁的妹妹赵二宝踏上了命运多舛的那条路。本来是为了去上海找赵朴斋,不想一进入这个“花海世界”,也难以逃脱命运:学会了吃鸦片,结识了施瑞生,认识了那些倌人,最后便落堂子进入了那个世界。赵二宝从乡村进入上海,从普通少女成为烟花女子,一步步上演着“花也怜侬”的悲剧。后来做的客人是“天下闻名极富极贵的史三公子”史三公子,这似乎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遇,连赵朴斋也是极力巴结管家小王,而小王也告诉他:“三老爷倒喜欢你妹子,说你妹子像是人家人。倘若对劲了,真正是你的运气!”
史三公子喜欢赵二宝,并要娶了她,或者是赵二宝自我的想象,她对母亲洪氏说:“他说先到家里同他嗣母商量,还要说定了一个,这就两个一块娶了去。叫我生意不要做了,等他三个月,他预备好了再到上海。”也或者是史三公子的谎言:“你放心!倘若我自已想娶三房家小,那是恐怕做不到;这时候是我嗣母的主意,再要娶两房,谁好说声闲话?索性跟你说了罢:嗣母早就看中一头亲事在那儿,倒是我偷懒,没去说。这可回去就请媒人去说亲;说定了,我再到上海接你回去,—块拜堂。小过一个月光景,十月里我一定到的了。你放心!”赵二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里,“我是今生今世一定要跟你的了,随便你娶几个人老婆小老婆,你总不要扔掉我!你要扔掉了,我是……””而最后史三公子留给赵二宝的一句话是:“还有什么不成功:除非我死了,那就不成功!”
似乎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我死了”,当三个月过去,当赵朴斋去寻他,这个“一定到”的承诺最后都化为了空无,甚至变成了他在扬州早已娶亲,而可怜的赵二宝已经欠下了三四千的帐,在善卿的绝情里,在赖公子的暴力中,赵二宝已经走投无路,“二宝思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暗哭泣了半日,觉得胸口隐痛,两腿作酸,踅向烟榻,倒身偃卧。”像所有曾经有着美好寄托的烟花女子一样,再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明天。而最后如一种幻觉般听见弄堂里的锣鼓声,看见了拥楼而上的管家,那一句“史三公子做了扬州知府了,请二小姐快点去”便重新将她拉回到希望之地。
只是哪有什么痴情之恋,哪有什么史三公子,哪有什么锣鼓声和管家,“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秀英的这句话无疑将她重新打入了不见天日的地狱,的确如誓言所说是死了,虚幻的爱情死了,而那些管家也变成了鬼怪,“吓得二宝急声一嚷,惊醒回来,冷汗通身,心跳不止。”一场梦,却是噩梦,而一个人,也早成为了“花也怜侬”。从梦开始到梦结束,起先是梦中之书,最后是书中之梦,终归是飘零,是沦落,是汩没,最后有人醒来,也是善莫大焉,正如韩子云所云:
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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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021005·0644 |
作者:(法)克劳德·西蒙 | |
出版:漓江出版社 | |
版本:1999年9月第一版 | |
定价:25.00元 | |
页数:610页 |
1985年,克劳德·西蒙凭借这部作品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评语是:“由于他善于把诗人和画家的丰富想象与深刻的时间意识融为一体,对人类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描写。” 克劳德·西蒙的原则是:“我做--我产生--故我存在。”西蒙在写作(即“做”)的过程中,他的精神状态所蕴含的意外、追问、间歇等等因素使他的语言富有魔力,然后,他通过“回忆”的姿态沉入那些瞬间的情境之中。
也许我在大白天里睡着了,也许我一直在睡觉,只是眼睛睁大着,在五匹马单调的马蹄声中摇晃着。这些马的影子不是完全以同一节奏前进。因此嘚嘚的蹄声以相互交替、你追我赶、重叠的方式出现,有时混成一体,好像只有一匹马在走,但接着又重新分开,重新解体,似乎又重头开始彼此追赶等等。
——《弗兰德公路·第三部》
睡着之前是肉体,睡着之后是身体,而醒来之后呢?是尸体。就像那五匹马,四个骑兵,从那里撤退,却始终在一条迷途的路上,最终是看见死亡。别人的死亡,和自己的死亡,有时候就如一种影子一样,笼罩在公路上。相互交替的声音,你追我赶的行动,不断重叠的方式,最后一种集体的行动变成了一个人的行动,五匹梦游的马变成了一匹马在走,他说:“像从镜子的一面走到另一面去。”
镜子的这一面,镜子的那一面,谁能从肉体看见身体,谁能从身体避开尸体?一面镜子是时间的间隔,是婚姻的阻隔,是战争的隔阂,但是他终归是带着还有温度的身体走进了那个房间,“在她身体深处,花蕊展开。”那里有黑色的喷泉,那里有湿透的花朵,那里有白皙的肉体,那里最后都是沉寂。肉体和肉体,就如镜子的这一面和那一面,本来是以梦为马的方式进入其中,走过去,在一种交错的肢体中深处一条腿,“这东西舔着我的脸。不管怎样,我的双手,我的舌头能触到,认出是她,我确信不疑了。”
确信的世界里那种欲望如何避免恐惧?关掉灯,脱掉鞋子,但总是想起八点钟的一班火车,想起明天回来的丈夫,科里娜说“放开我”的时候,是希望回到四年有关的婚姻?回到三个月前的相遇?而那一种留在身体里的痛最后变成了佐治的那个问题:“大约是几点钟了?”那条公路终于在没有睡着的时候,变成了东西向的记忆,五月的下半月,马上的影子,四十度的角度,还有砂砾,还有树木,还有屋顶和谷仓,还有四个人的移动和部队的示意图。大约是几点了是对于存在的确认,还是为了回到战争的噩梦之中?其实在这肉体的世界里,时间早就被分裂成词语,分裂成痛感,分裂成再也无法组合成四个骑兵和五匹梦游的马。
那里只有一个马尸,凝结的血不是出自一只动物,一只被屠杀的牲畜,而是“人在大地的粘土肋部所造成的亵渎神圣、无法补赎的伤口”,看见的时间里,其实没有任何出路,布吕姆死了,瓦克死了,队长雷谢克拔出军刀来挥舞,像是对于战争的态度,但是最后却用枪朝着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拔出军刀来挥舞,因为这时他大概已完全死了。”可是,在壁炉边朝自己开枪之前,他是把衣服全部脱光的,四年的婚姻,和科里娜的关系到最后变成了必须秘密结束的那个开头,让所有的可能变成意外事故,让所有的现实都变成可乘之机,甚至像被免除军官的职责一样,从四年的时间里解放出来。但是解放的意义却在于迷路,“他的骑兵队几乎等于整个团最后剩下的全部人马,也许还有个四散在荒野各处被打落马的骑兵”,他们都在战争中失去了方向,都在死亡中看见了恐怖,“怎么搞得清?怎么搞得清?四位骑兵和五匹梦游似的马,不在前进而是举起脚又原地放下,实际上在公路上并没有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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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西蒙:我做——我产生——故我存在。 |
像是绝望的撤离,本来就是以死亡的方式记下时间,甚至战争带来的死亡也绝非是一种壮烈,朝自己头上开了一枪的自杀行为无论如何是对于灵魂的一次亵渎,可能就是在自己擦洗手枪的时候,稀里糊涂地吃了一颗子弹,这是一种传闻,它被称为暧昧,散发着桃色新闻的味道,风格相似房间里的那幅名为《突然被发觉的情夫或被诱惑的少女》的版画。死亡是意外,还是传闻?不管怎样,那种生命意义之外的遭遇就像那个四年的爱情一样,充满了虚假的味道,依格莱兹亚说,他头一次远远看见柯里娜时,就以为是雷谢克从中学里带到外面走走的小孩子或少女,“出于父母的宠爱,把她打扮成一位成年女人的样子”,爱情不是充满奇遇,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暧昧,而在这中暧昧里,灵魂在何处?“愚蠢或聪明支配我们的行动、仇恨、热爱,一旦这一切消失了,我们的肉体、面孔仍然继续表现我们认为是自己的灵魂。”
谜一般的死亡,或者也叫作愚蠢或聪明的行动,或者也可以叫做灵魂的救赎,但是,“大约是几点钟了?”那一种被关闭了灯的夜晚,何来肉体触摸之后的兴奋,何来身体完好中的高潮?布吕姆说:“除了肯定要死外,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吗?”没有什么可以触摸得到,没有什么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只有死亡,子弹穿过脑袋的死亡,血从不无补救的伤口流出的死亡,以及再也不能醒来的死亡,壕沟边沿都是死人,死马,先烧毁的卡车,放弃了的大炮,而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当撤退行动以失败而告终之后,当从敌营越狱再次回到真实的生活之后,时间是不是成为身体里的那口钟,会敲响一个房间暧昧的时刻?
依旧是一面镜子,通过镜子,佐治看见的是一个女人的裙脚,她的腿肚,还有那穿拖鞋的双脚,“全都是倾斜的,好像她全身往后倒”。而和已婚的科里娜约会,本身就是隔开了真实的现实,“我求求你,我的丈夫会回来,我求求你,放开我吧,不要这样。”她的声音是单调的、机械的,以及恐惧的,但是她没有移动,没有移动的身体像是公路上那五匹没有移动的马,永远在梦游状态中原地踏步。没有前进,没有后退,没有深入,没有退出,佐治的世界里只有虚无,“死和生同时把他们忘记或推开或拒绝或吐掉,似乎都不愿要他们,因此他们现在似乎不是在时间中活动,而是在一种灰色的没有体积的甲醛中,在虚无中,在不明确的期限中活动。”像一匹马,“不知不觉中变成类似动物的东西。”
连死亡的恐惧都不存在,“大约是几点钟了”还有什么意义?两个人活着两个人死去,之后一个人死去,之后所有人都死去,“怎样称这一切呢?这不是战争,不是两军对垒正规地毁灭或消灭对方,而是为死亡所吞没。”在这死亡面前,时间当然已经不存在了,“昨天、刚才、明天都显然不再存在了”,而衬托战争、回忆战争,甚至丑化战争的欲望还能击败时间?“感官的享受,就是两个活着的人对一个死者身体的搂抱。”一切都死了,起先的爱情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肉体的一时需要,而在骑师之后的爱情,也变成了满足不再睡去的需要,但是马的世界早就解体,爱的世界也必然充满沉闷、空洞的声音,“停顿、冻僵的世界风化、剥落,逐渐成为碎片崩溃了,像一座无用的被废弃的建筑物任凭时间通过缺乏条理、漫不经心、客观自然的作用把它毁灭。”
“斗争着是为了避免睡着。”《弗兰德公路》早已经睡去,爱情和欲望早已经睡去,而那五匹梦游的吗却忽然合成一匹马,在世界中驰骋,它被命名为“莎莱玛”,那一年是1789年6月,“他所在的第七炮兵团接到命令开赴巴黎。”一匹马开始了一段传奇,他曾经是那不勒斯的法国大使,曾被选入国民公会,但也曾被驱逐出那不勒斯,后来有成为革命人民代表,进入公安委员会,被选为国民公会的书记官,甚至获得圣路易十字勋章,而枪决帕奥利党首领也成为他值得炫耀的革命事迹,他曾参加过比利时战役、荷兰战役、瑞士战役、意大利战役、普鲁士战役,曾在施特拉尔松围攻战中奋勇前行,但是这是一个人的全部历史?一生或者可以简述为这样一个最后的终点:“他六十岁,监管着宇自己的城堡里建造大阳台的收尾工程,身上抖抖瑟瑟地裹着一件军人穿的旧宽袖长外套。”而在这个被记录的时间里,“当天傍晚就死去了。”是的,他曾经看见过死亡,他为发妻的坟墓撰写了墓志铭,也为自己雕刻胸像。
这是一种叙述,而在另一种叙述里,他却分明站在审判席上,“问他从什么时候起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回答是从1792年8月开始。”“问他是什么原因使他离开部队?回答说是因为觉得服军役无聊。”“1793年回到法国。问他回来后到过什么地方?回答,在家里。”1792年到1793年,是短短的一年,但是从离开到回到法国,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他过去是射石炮炮手的队长、山岳党的议会代表、弒君者、共和二年的将军、退任的大使、过去被尊称为“阁下”的人,但是回来之后,却“像是一件废物,一件被拒收的东西,一件被扔掉的废品”,而且在最后的《判决》里清清楚楚写着:“由第二十师的军事法庭执行判决对名为L.圣—米歇尔的炮兵军官处以死刑,此人曾于共和七年牧月十日逃亡国外。”这份“以团结一致的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做出的判决将他变成了一个睡着的人,变成了一个犯人。
还有什么斗争?但是那经过的战争和镇压,逃亡和革命,是印在一个人的历史中的,还有那些致桑伯尔河和牟兹河队的人民代表们、总指挥莫罗将军、总司令布律纳的信,清楚地述说着他在这些历史中做出的种种决定,战争所带来的结局是:“在他们看来,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的前途、他们担心害怕的事,最简单的办法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杀。”杀是一种瓦解,瓦解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瓦解的前奏,瓦解危险的威胁,最后的瓦解,可以说是完全彻底的瓦解被确认为已不可挽回的既成事实,任何团结、任何纪律都不存在了。”可是,在那和鲜血、死亡相关的瓦解里,和火焰、爆炸相关的袭击里,一切都被震动成了碎片。
被判决的人生,被震动的历史,其实在和战争有关的时间里,一切都变成了模糊不清的过去,变成了历史的某一片段,“所剩下来的一切,同这个墓志铭一起,都已淡忘、被废弃了,现在,这座巨大的房子少了那个似乎以她的存在而得以证实其合法的人,显得更加空阔荒寂。”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一部小说里,那生与死的人也只是一个象征性人物,“一个可以在书的封面或招贴画上见到的寓言人物,或者在纪念性建筑物上也有这种人物装点在那里,掩盖在或环绕在这种人物身上的标志和物品是具有象征性的也是有意义的。”美国作家来到西班牙,不是看见了历史,而是见证了同样恐惧的现实,“左右为难的问题不再是在死亡与自由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死亡与可供燃烧的木柴之间”,甚至,死不是意味着清白和光荣,而是要死得屈辱,死得可笑,“在死之前和在死的四周还要举行一种本身就是侮辱性和损害死者名誉的仪式”,死亡变成一种讽刺,没有勇气,没有荣誉,只有都像凶手的每个人。
但是,让—雅克·卢梭说的:“气候、季节、声音、颜色、昏暗、亮光、风雨、食物、嘈杂、寂静、运动、安息,全都影响我们身体的机能,因而也影响我们的心灵。”被引用的那句话,被作家阅读的这一本书,以及被体现为灵魂一部分的农事,在这个战争的历史里也和那些写给总指挥官、给总司令、给人民代表的信一起寄出的信,也写给仆人巴蒂,米兰,共和九年雪月十七日:“亲爱的巴蒂,现在已到二月份了;要吩咐路易·谷岱叫认真管理好全部葡萄藤,包括小径树林里的和北屋里的在内。”米兰,共和十二年风月二十日:“亲爱的巴蒂,青草生长的时节快要到了。现在需要好好地把种种金花菜的园地、草场,种苜蓿的田地里的小石清除。”佩皮尼扬1809年4月5日:“亲爱的巴蒂:春天来到了,我忘记在最近一封信中吩咐您要在四月十五之前斫伐树木;如果在洛斯埃尔还有不长的树木,那就宁可把它们斫掉。”
是的,他是农民,他们在和战士谈论工具、垫草、粪肥、麦秸、燕麦,还有马,“其实,像那些小贵族一样,虽然他对数学有一些知识,本质上仍然是农民。”一个农民,如何表达对事物的喜爱,如何照料那一块土地上的作物?《社会契约论》,维吉尔的诗,都构成了一种成长的信仰,而在战争中,那些死亡,那些漂泊,那些苍老,那些革命,指向的是无规律的变化,指向的是一种宿命,两次战役、两次出差、两次带兵或两次选举之间,对于他来说从来没有过永恒的存在感,而那片土地,那些植物,一个月接着另一个月,一个季节接着另一个季节,在不断地成长,“像钟表的指针在钟面上在同一的数字上回转那样有规律地周而复始”,所以他需要的是像植物一样,从欧洲各处的一端跑向另一端,从一处死亡跑到另一处死亡。
像一个农民,是不是也是一种宿命?战争和农事,“同样的草场、同样的田野、同样的葡萄田、同样要重新搭建的篱笆、同样要检查是否安全的围墙、同样要包围的城市、同样要渡过或防守的河流、同样的防御工事下面定期要挖的同样的战壕”,那么所有的那些信都归结为一种命令,在斗争状态中保持向上的姿态,保持不死的强力,“不论要他们记录战事计划或播种的指示,致部长的信或种植土豆的吩咐,提升或授奖的建议,出差的汇报,他都用一视同仁的声音:
我想,在李子树区田里还剩下的一些香料植物,已用大犁翻过很久了,如果还没有这样做的话,您要马上命人去做,以便让寒气焖一焖土地,过了五月不会有哪块土地休闲,要使一切都生长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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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021005·0643 |
作者:(英)奥威尔 | |
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 |
版本:1998年3月第一版 | |
定价:11.10元 | |
页数:278页 |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写于1948年的一本反映极权统治中政治寓言小说,为了强调极权政治对人类社会的威胁的迫近,他把“一九四八”颠倒了一下作为书名。奥维尔描述这一反面乌托邦的意义在于警告,而警告几乎总是有益无害的,而对于这种批判,孤独是最好的办法:“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存在。我生了下来,我还会死去。我有胳膊有腿。我占据一定的空间。没有别的实在东西能够同时占据我所占据的空间。”
在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方面,二加二可能等于五,但你在设计枪炮飞机时,二加二只能等于四。
数字不是游戏,数字是规则,是渗入国家生活的标准,是不容改变和怀疑的思想,它统治一切,包含一切,剥夺一切,它就是一切。二加二等于五也并非是算数意义上的重新定义,不是创新,是在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方面的绝对权威,它颠覆的不是二加二的等式,不是绝对的真理,而是一种自由,一种覆盖在二加二等于五之下的自由,“有时候是四,温斯顿。但有时候是五。有时候是三。有时候三、四、五全是。你得再努力一些。要神志健全,不是容易的事。”
不是容易的事,它却在那些“神智不健全”、没有自由的人身上,那些和温斯顿一样写着不被允许的日记的人身上,问题从来不会迎刃而解,从来不是在设计枪炮飞机时可以暂时接近真理和自由,是的,枪炮飞机不是独立在国家之外的技术生活,它是国家的一部分,是国家存在的另一种形式,所以,所谓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到最后也成了“他热爱老大哥”的归顺。是的,就像枪炮和飞机不是属于战争的武器,从任何时候开始,数字的真理只是属于数字本身,和哲学、宗教、伦理、政治等方面的思想无关。
数字里的存在是战争期间“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三十克减少到二十克”;是“纪录司人人都一天工作十八小时,分两次睡觉,一次睡三小时”;是古旧美丽的东西招疑的时代四元钱的珊瑚,或者是在四月间天气寒冷的时候“钟敲了十三下”,他们准确无误,他们在哲学、宗教、伦理、政治之外,他们是个人生活的体现,可是那个在纸上写下的决定性标题,却像二加二等于五的规则一样,让人感到疑惑:“首先是,他一点也没有把握,今年是不是一九八四年。大致是这个日期,因为他相当有把握地知道,自己的年龄是三十九岁,而且他相信他是在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生的。”
“相当有把握地知道”和“大致”、“或”等字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肯定的否定,这是否定的肯定。关于个体的出生,是纤小笨拙的字体,后面还加上“四月四日”,但是四月四日的记叙却是“昨晚去看电影。全是战争片”,当一九八四年从个体的生活变为一个时代的纪年的时候,字体被无限放大,粗壮代表着不容改变的权威,一九八四割裂了个体的出生和过去,割裂了从此开始的时间序列,割裂了被命名的轴线,一九八四就是一九八四,独立、权威、唯一的一九八四——和一九四八年没有任何关系。
脱离在现实之外,脱离在时间之外,一九八四的世界是三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俄国并吞了欧洲,美国并吞了英帝国以后。目前的三大强国就有了两个开始有效的存在:欧亚国和大洋国。第三个东亚国是在又经过十年混战以后出现的。”而在这个“未来”的世界里,“欧亚国占欧亚大陆的整个北部,从葡萄牙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占南北美,大西洋各岛屿,包括英伦三岛,澳大利亚和非洲南部。东亚国较其他两国为小,占中国和中国以南诸国,日本各岛和满洲、蒙古、西藏大部,但经常有变化,其西部边界不甚明确。”地理意义的三个国家,却并非在战时状态下走向征服,走向毁灭,“战争是由一国统治集团对自己的老百姓进行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征服别国领土或保卫本国领土,战争的目的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受破坏。”保持社会结构不收破坏,就是在自给自足的天地里不受外来危险的震动,就像真正用酒的和平一样,永久的战争也在创在着和谐稳定,这种“战争即和平”的思想就是一九八四年的思想,就是二加二等于五的思想,就是容不得自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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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生于“一九八四” |
战争是不是真的在打无关紧要,战争打得好打得不好,也无关紧要,“需要的只是要保持战争状态的存在”,那么如何维持这种战争状态,维持二加二等于五的生活,那就是要有一个党,一个寡头政治,一种极权主义,在大洋国的哲学叫“英社原则”——即英格兰社会主义,这与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的“崇死”“灭我”原则如初一则,也就是说,不管是大洋国,还是欧亚国、东亚国,都只是一九八四世界里相同的国家,都市在极权主义,都是“回到了等级制度和严格管制”。
“战争即和平”只是党的三句口号之一,另外两句是: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不论是自由和奴役,不论是无知还是力量,在任何一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党,一个绝对权威的党,一个消灭个体的党,“党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征服整个地球,一个是永远消灭独立思考的可能性。因此党急于要解决的也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如何在违背一个人本人意愿情况下发现他在想些什么,另外一个是如何在几秒钟之内未加警告就杀死好几亿人。”党就是要消灭独立思考的二加二等于四的思想,从而在整个地球上建立统一的国家,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消灭个体,违背每个人的意愿,当然最主要是违背集体的意愿。党所设置的四部,其目的就是要是个体的人消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举行审讯,不报道逮捕消息,人就是这么销声匿迹了,而且总是在夜里。你的名字从登记册上除掉了,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给否定了,接着被遗忘了。你被取消,消灭了:通常用的字眼是化为乌有。”除掉名字,否定存在,然后是遗忘,是消灭,是化为乌有,是真正的不存在,而唯一剩下的便是党。
所以党要扼杀人的本性人的思想,“如果不能扼杀的话,就要使它不正常,肮脏化”,党叫你不要相信耳闻目睹的东西,也就是要相信而家二等于的规则,在党的规则下,党员是不许到普通店铺里去,党内女人从来不涂脂抹粉,党员之间的乱搞才是不可宽恕的罪行,党不允许离婚,但是如果没有子女却鼓励分居。如此等等,就连温斯顿的日记,也是一种秘密。对于党来说,“当权完全是为了它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有兴趣。”而这种权力是目的就是权力,而在他们看来,权力是集体的,也就是“真正的权力,我们日日夜夜为之奋战的权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控制人的权力,所以不能有另外的声音,有另外的思想,甚至另外的性欲。
“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不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所以对于温斯顿来说,和妻子凯瑟琳的关系仅仅是维系一种生育的工具,或者在生育中保持着对党的忠诚,额啥的性本能已经在党的权力制度下边的不正常和肮脏,凯瑟琳提起性生活用两种方式来飙到:一个是“生个孩子”,另一个是“咱们对党的义务”。所以对于在日记中寻找自己的温斯顿来说,那个曾被自己用石块打中的裘莉亚,当她用“我爱你”三个字表达爱意的时候,温斯顿身上人的本性被激发了出来,他曾在纸上“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着——打倒老大哥—一遍又一遍地写满了半页纸”。所以对于裘莉亚的这三个字,是回归到破坏者的身份,这里有革命,有反抗,更有人性中的欲望,“五天以前的晚上,他还想用一块铺路的鹅卵石击破她的脑袋;不过这没有关系。他想到她的赤裸的年轻的肉体,像在梦中见到的那样。”而这样的梦时时让他想起自己的现实,想起无法摆脱的生活:“我三十九岁,有个摆脱不了的妻子。我患静脉曲张,有五个假牙。”而裘莉亚似乎什么也不在乎,她的一句““我都不在乎”消解了一切。其实,裘莉亚作为一个女人,并不是单纯以爱的名义来到温斯顿的身边,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一种规则之外的反叛:“你瞧,我实际上就是那种女人。我擅长玩把戏。在少年侦察队里我做过队长。每星期三个晚上给少年反性同盟做义务活动。我没完没了地在伦敦到处张贴他们的胡说八道的宣传品。游行的时候我总是举大旗。我总是面带笑容,做事从来不退缩。总是跟着大伙儿一起喊。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那曾经在十六岁是就同男人发生关系,而对象是个六十岁的党员,“他后来怕遭到逮捕便自杀了”,与其说这是裘莉亚的自我牺牲,不如说是为了一种政治目的,从党员的内部分解,而他对于温斯顿的发现,是在寻找反对者,寻找自己的同盟,她告诉他:“他们要你永远充满力量。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而用欲望来解构欲望,用欲望来反抗欲望,温斯顿和裘莉亚肉体生活具有了政治意义:“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
除了对于性本能的控制和剥夺,在一九八四的世界里,还有着对于语言这一言说权利的剥夺,不仅“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而那些党员呢,“从生下来一直到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下生活。”所以思想的控制从言语开始,在《新话的原则》中指出:“新话是大洋国的正式语言,其设计是为了满足英社——即英格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需要。”新话分为A类词汇、B类词汇和C类词汇,除了单独表示生活中单词的A类词汇和科学技术的C类词汇外,最主要的便是B类词汇,“B类词汇是为了政治目的特别构成的词”,而对于新话语法,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不同词类几乎可以完全互换,比如:任何一词都可以加一前缀“un-”而有否定意义,或加一前缀“plus-”而加重语气,外可加前缀“doubleplus-”而更加重。而新话语法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规则性,除了几个例外,所有字形变化都遵循同一规则,比如,所有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都以“-ed”收尾,所有复数都加“-s”或“-es”,形容词比较级加“-er”,“-est” 不规则形态“more”,“most”则被取消。主持进行新词编写的赛麦说:“我们的工作是决定语言的最后形式——也就是大家都只用这种语言说话的时候的形式。”最后形式是要消灭词汇,“当然,最大的浪费在于动词和形容词,但是也有好几百个名词也可以不要。不仅是同义词,也包括反义词。说真的,如果一个词不过是另一个词的反面,那有什么理由存在呢?”也就是说,和其他的语言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词汇量会逐年减少而不是增多,“因为选择范围越小,思想的诱惑也越小。”就如赛麦说的那样:“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
用词语来控制思想,词语减少也就意味着思想的单一化,思想的单一化必将带来行动的单一化,所以在党内,一切的思想警察大行其道,这里只有揭发只有监督只有惩罚,诗人安普尔福思因为没有把一句诗的最后一个字“神”改掉而受到牵连,派逊斯的思想罪是因为说了“打倒老大哥!”而被自己七岁的女儿揭发,而曾经党的领导人之一的果尔德施坦因因为“谩骂老大哥,攻击党的专政,要求立即同欧亚国媾和,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嚷说革命被出卖了”,最后变成了叛徒、变节分子,被判处死刑因为神秘地逃走而不知下落。
这里有小说写作机器,有电幕,有仇恨周,有忘怀洞,有党内有少年侦察队,“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他们是党的最小组织,却拥有着和思想警察一样的权力,少年侦察队的男孩会对党内的人说:“你是叛徒!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 而对于一九八四的党来说,雄踞在金字塔最高峰的是老大哥:“老大哥一贯正确,全才全能。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科学发明、一切知识、一切智慧、一切幸福、一切美德,都直接来自他的领导和感召,没有人见到过老大哥。”没人见过老大哥,但是人人却逃不过老大哥的眼睛:“老大哥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不论走到哪里,画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老大哥无处不在,这是温斯顿的恐惧,也是所有人的恐惧,“老大哥存在吗?”“当然存在。有党存在,就有老大哥存在,他是党的化身。”
在这样充满压制充满监督充满死寂的世界里,会有反抗吗?或者说温斯顿、裘莉亚以肉体的方式进行的革命会有意义吗?其实,对于温斯顿来说,“看到了我爱你三字以后,他要活下去的欲望猛然高涨,为一些小事担风险太不划划算了。”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革命是激发个体的欲望,是活下去,“有时候,死亡的临近似乎比他们睡在上面的那张大床还要现实,他们就只好紧紧地搂在一起,这是一种绝望的肉欲,就像一个快死的人在临死前五分钟享受他最后一点的快感一样。”所以虽然有兄弟会,有革命的火苗,但是对于温斯顿来说,最好的方式是用怀念过去的方式来让自己忘记未来,忘记现在,因为党控制着现在和未来,“温斯顿,那末你是不是认为,过去是真正存在过的?”温斯顿的回答是:“在记忆里。那末,很好。我们,党,控制全部纪录,我们控制全部记忆。因此我们控制过去,是不是?”只有记忆是属于自己的,包括自己死去的母亲。但是如何去恢复记忆,这基本上也是一个乌托邦的难题:“关于革命和革命前的事,我们已经几乎一无所知了。每一项记录都已销毁或篡改掉了,每一本书都已改写过了,每一幅画都已重画过了,每一个塑像、街道大楼都已改了名字,每一个日期都已改动过了。而且这个过程还天天、随时随刻地在进行。历史已经停止。除了党永远是正确的无休无止的现在,任何东西都不在。”
很明显,在一个被抹杀个体的时代,寻找历史寻找记忆是天方夜谭,在思想严密控制的党内,这是一次冒险,他是人类的精神监护人,但是在这个被割断了子女与父母、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联系,没有人再敢相信妻子、儿女、朋友的时代,谁会是那个受苦的人?谁会是最后一个人?或者说谁会是那个提出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主义的人?当计划被暴露,当行动失败,裘莉亚和温斯顿被捕的时候,他们的过去也就死了,他们肉体的放抗和回归也死了,“我出卖了你,”她若无其事地说。“我出卖了你,”他说。“为思想警察的混乱?为老大哥的死掉?为人类?为将来?”所谓的干杯都是一种嘲讽,而“为过去”实际上也是一条死路,“党有一句关于控制过去的口号: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温斯顿其实只是在这个链条里的一环,他无法逃脱强大的党的规则,无法逃脱老大哥的眼睛:
终于这种喋喋不休的盘问比警卫的拳打脚踢还要奏效,使他完全屈服。凡是要他说什么话,签什么字,他都一概遵命。他一心只想弄清楚的是他们要他招认什么。这样他好马上招认,免得吃眼前亏。他招认暗杀党的领导,散发煽动反叛的小册子,侵吞公款,出卖军事机密,从事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他招认早在一九六八年就是东亚国政府豢养的间谍。他招认他笃信宗教,崇拜资本主义,是老色鬼。他招认杀了老婆,尽管他自己明白,拷问的人也明白,他的老婆还活着。他招认多年以来就同果尔德施坦因有个人联系,是个地下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包括了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把什么东西都招认,把什么人都拉下水,是很容易的事。
而在招供之后,他又成为了一九八四的一个被消灭、被否定、被遗忘,被化为乌有的个体,最后他又回到了现在回到了一九八四,回到了二加二等于五的时代:“但是没有事,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是的,时间早就停止了,“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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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20819·0636 |
作者:阎连科 | |
出版:北京出版社 | |
版本:1998年2月第一版 | |
定价:6.00元 | |
页数:474页 |
此为地域文化小说丛书之一,阎连科的视角是在离开农村生活之后进行“回望”的,那里的贫穷、落后、愚昧和封闭使他焦虑不安和感到痛心疾首,似乎他已经找不到归宿,而在集子里的小说中,阎连科一直在寻找自己感情的归宿,在批判中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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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20628·0630 |
作者:苏童 | |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 |
版本:2002年4月第一版 | |
定价:18.00元 | |
页数:289页 |
苏童似乎在沉寂之后想寻找叙事的突破,但似乎苏童所要做的不是消灭隐喻,消灭象征。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平面的苏童,蛇为什么会飞呢?只有一个答案:如果一条蛇能够飞翔,那它就不是蛇了。唯一飞起来的人是美男子梁坚——他从“我们的世纪钟上”跳了下来,再无资格在有关蛇的意象里继续貌似人类的生活。全书结尾处那条身份模糊的飞蛇,出现于克渊开始亡命的时刻,他自然也无法逃脱前定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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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4·2020503·0626 |
作者:[明]罗贯中 | |
出版:? | |
版本:上海中华书局藏版 | |
定价:32.00元 | |
页数: |
此书为旧书摊所购,为民国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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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44·2020429·0625 |
作者:高行健 | |
出版:漓江出版社 | |
版本:2000年11月第一版 | |
定价:10.00元 | |
页数:394页 |
诺贝尔文学奖对一个作者来说并不仅仅是一种认同,就像高行健,他只能走在异乡的路上。《一个人的圣经》被认为是《灵山》姐妹篇,刘再复称这部小说是一部“逃亡书”,他在为《一个人的圣经》写跋时说:“整部作品洋溢着一个大时代的悲剧性诗意。”它“不仅把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灾难写得极为真实,而且也把人的脆弱写得极其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