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27 《一九八四》：通常用的字眼是化为乌有
在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方面，二加二可能等于五，但你在设计枪炮飞机时，二加二只能等于四。
数字不是游戏，数字是规则，是渗入国家生活的标准，是不容改变和怀疑的思想，它统治一切，包含一切，剥夺一切，它就是一切。二加二等于五也并非是算数意义上的重新定义，不是创新，是在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方面的绝对权威，它颠覆的不是二加二的等式，不是绝对的真理，而是一种自由，一种覆盖在二加二等于五之下的自由，“有时候是四，温斯顿。但有时候是五。有时候是三。有时候三、四、五全是。你得再努力一些。要神志健全，不是容易的事。”
不是容易的事，它却在那些“神智不健全”、没有自由的人身上，那些和温斯顿一样写着不被允许的日记的人身上，问题从来不会迎刃而解，从来不是在设计枪炮飞机时可以暂时接近真理和自由，是的，枪炮飞机不是独立在国家之外的技术生活，它是国家的一部分，是国家存在的另一种形式，所以，所谓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到最后也成了“他热爱老大哥”的归顺。是的，就像枪炮和飞机不是属于战争的武器，从任何时候开始，数字的真理只是属于数字本身，和哲学、宗教、伦理、政治等方面的思想无关。
| | 编号：C38·2021005·0643 |
“相当有把握地知道”和“大致”、“或”等字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肯定的否定，这是否定的肯定。关于个体的出生，是纤小笨拙的字体，后面还加上“四月四日”，但是四月四日的记叙却是“昨晚去看电影。全是战争片”，当一九八四年从个体的生活变为一个时代的纪年的时候，字体被无限放大，粗壮代表着不容改变的权威，一九八四割裂了个体的出生和过去，割裂了从此开始的时间序列，割裂了被命名的轴线，一九八四就是一九八四，独立、权威、唯一的一九八四——和一九四八年没有任何关系。
脱离在现实之外，脱离在时间之外，一九八四的世界是三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俄国并吞了欧洲，美国并吞了英帝国以后。目前的三大强国就有了两个开始有效的存在：欧亚国和大洋国。第三个东亚国是在又经过十年混战以后出现的。”而在这个“未来”的世界里，“欧亚国占欧亚大陆的整个北部，从葡萄牙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占南北美，大西洋各岛屿，包括英伦三岛，澳大利亚和非洲南部。东亚国较其他两国为小，占中国和中国以南诸国，日本各岛和满洲、蒙古、西藏大部，但经常有变化，其西部边界不甚明确。”地理意义的三个国家，却并非在战时状态下走向征服，走向毁灭，“战争是由一国统治集团对自己的老百姓进行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征服别国领土或保卫本国领土，战争的目的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受破坏。”保持社会结构不收破坏，就是在自给自足的天地里不受外来危险的震动，就像真正用酒的和平一样，永久的战争也在创在着和谐稳定，这种“战争即和平”的思想就是一九八四年的思想，就是二加二等于五的思想，就是容不得自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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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奥威尔：生于“一九八四” |
战争是不是真的在打无关紧要，战争打得好打得不好，也无关紧要，“需要的只是要保持战争状态的存在”，那么如何维持这种战争状态，维持二加二等于五的生活，那就是要有一个党，一个寡头政治，一种极权主义，在大洋国的哲学叫“英社原则”——即英格兰社会主义，这与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的“崇死”“灭我”原则如初一则，也就是说，不管是大洋国，还是欧亚国、东亚国，都只是一九八四世界里相同的国家，都市在极权主义，都是“回到了等级制度和严格管制”。
“战争即和平”只是党的三句口号之一，另外两句是：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不论是自由和奴役，不论是无知还是力量，在任何一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党，一个绝对权威的党，一个消灭个体的党，“党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征服整个地球，一个是永远消灭独立思考的可能性。因此党急于要解决的也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如何在违背一个人本人意愿情况下发现他在想些什么，另外一个是如何在几秒钟之内未加警告就杀死好几亿人。”党就是要消灭独立思考的二加二等于四的思想，从而在整个地球上建立统一的国家，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消灭个体，违背每个人的意愿，当然最主要是违背集体的意愿。党所设置的四部，其目的就是要是个体的人消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举行审讯，不报道逮捕消息，人就是这么销声匿迹了，而且总是在夜里。你的名字从登记册上除掉了，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给否定了，接着被遗忘了。你被取消，消灭了：通常用的字眼是化为乌有。”除掉名字，否定存在，然后是遗忘，是消灭，是化为乌有，是真正的不存在，而唯一剩下的便是党。
所以党要扼杀人的本性人的思想，“如果不能扼杀的话，就要使它不正常，肮脏化”，党叫你不要相信耳闻目睹的东西，也就是要相信而家二等于的规则，在党的规则下，党员是不许到普通店铺里去，党内女人从来不涂脂抹粉，党员之间的乱搞才是不可宽恕的罪行，党不允许离婚，但是如果没有子女却鼓励分居。如此等等，就连温斯顿的日记，也是一种秘密。对于党来说，“当权完全是为了它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有兴趣。”而这种权力是目的就是权力，而在他们看来，权力是集体的，也就是“真正的权力，我们日日夜夜为之奋战的权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控制人的权力，所以不能有另外的声音，有另外的思想，甚至另外的性欲。
“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不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所以对于温斯顿来说，和妻子凯瑟琳的关系仅仅是维系一种生育的工具，或者在生育中保持着对党的忠诚，额啥的性本能已经在党的权力制度下边的不正常和肮脏，凯瑟琳提起性生活用两种方式来飙到：一个是“生个孩子”，另一个是“咱们对党的义务”。所以对于在日记中寻找自己的温斯顿来说，那个曾被自己用石块打中的裘莉亚，当她用“我爱你”三个字表达爱意的时候，温斯顿身上人的本性被激发了出来，他曾在纸上“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着——打倒老大哥—一遍又一遍地写满了半页纸”。所以对于裘莉亚的这三个字，是回归到破坏者的身份，这里有革命，有反抗，更有人性中的欲望，“五天以前的晚上，他还想用一块铺路的鹅卵石击破她的脑袋；不过这没有关系。他想到她的赤裸的年轻的肉体，像在梦中见到的那样。”而这样的梦时时让他想起自己的现实，想起无法摆脱的生活：“我三十九岁，有个摆脱不了的妻子。我患静脉曲张，有五个假牙。”而裘莉亚似乎什么也不在乎，她的一句““我都不在乎”消解了一切。其实，裘莉亚作为一个女人，并不是单纯以爱的名义来到温斯顿的身边，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一种规则之外的反叛：“你瞧，我实际上就是那种女人。我擅长玩把戏。在少年侦察队里我做过队长。每星期三个晚上给少年反性同盟做义务活动。我没完没了地在伦敦到处张贴他们的胡说八道的宣传品。游行的时候我总是举大旗。我总是面带笑容，做事从来不退缩。总是跟着大伙儿一起喊。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那曾经在十六岁是就同男人发生关系，而对象是个六十岁的党员，“他后来怕遭到逮捕便自杀了”，与其说这是裘莉亚的自我牺牲，不如说是为了一种政治目的，从党员的内部分解，而他对于温斯顿的发现，是在寻找反对者，寻找自己的同盟，她告诉他：“他们要你永远充满力量。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而用欲望来解构欲望，用欲望来反抗欲望，温斯顿和裘莉亚肉体生活具有了政治意义：“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
除了对于性本能的控制和剥夺，在一九八四的世界里，还有着对于语言这一言说权利的剥夺，不仅“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而那些党员呢，“从生下来一直到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下生活。”所以思想的控制从言语开始，在《新话的原则》中指出：“新话是大洋国的正式语言，其设计是为了满足英社——即英格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需要。”新话分为A类词汇、B类词汇和C类词汇，除了单独表示生活中单词的A类词汇和科学技术的C类词汇外，最主要的便是B类词汇，“B类词汇是为了政治目的特别构成的词”，而对于新话语法，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不同词类几乎可以完全互换，比如：任何一词都可以加一前缀“un-”而有否定意义，或加一前缀“plus-”而加重语气，外可加前缀“doubleplus-”而更加重。而新话语法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规则性，除了几个例外，所有字形变化都遵循同一规则，比如，所有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都以“-ed”收尾，所有复数都加“-s”或“-es”，形容词比较级加“-er”，“-est” 不规则形态“more”，“most”则被取消。主持进行新词编写的赛麦说：“我们的工作是决定语言的最后形式——也就是大家都只用这种语言说话的时候的形式。”最后形式是要消灭词汇，“当然，最大的浪费在于动词和形容词，但是也有好几百个名词也可以不要。不仅是同义词，也包括反义词。说真的，如果一个词不过是另一个词的反面，那有什么理由存在呢？”也就是说，和其他的语言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词汇量会逐年减少而不是增多，“因为选择范围越小，思想的诱惑也越小。”就如赛麦说的那样：“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
用词语来控制思想，词语减少也就意味着思想的单一化，思想的单一化必将带来行动的单一化，所以在党内，一切的思想警察大行其道，这里只有揭发只有监督只有惩罚，诗人安普尔福思因为没有把一句诗的最后一个字“神”改掉而受到牵连，派逊斯的思想罪是因为说了“打倒老大哥！”而被自己七岁的女儿揭发，而曾经党的领导人之一的果尔德施坦因因为“谩骂老大哥，攻击党的专政，要求立即同欧亚国媾和，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嚷说革命被出卖了”，最后变成了叛徒、变节分子，被判处死刑因为神秘地逃走而不知下落。
这里有小说写作机器，有电幕，有仇恨周，有忘怀洞，有党内有少年侦察队，“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他们是党的最小组织，却拥有着和思想警察一样的权力，少年侦察队的男孩会对党内的人说：“你是叛徒！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 而对于一九八四的党来说，雄踞在金字塔最高峰的是老大哥：“老大哥一贯正确，全才全能。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科学发明、一切知识、一切智慧、一切幸福、一切美德，都直接来自他的领导和感召，没有人见到过老大哥。”没人见过老大哥，但是人人却逃不过老大哥的眼睛：“老大哥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不论走到哪里，画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老大哥无处不在，这是温斯顿的恐惧，也是所有人的恐惧，“老大哥存在吗？”“当然存在。有党存在，就有老大哥存在，他是党的化身。”
在这样充满压制充满监督充满死寂的世界里，会有反抗吗？或者说温斯顿、裘莉亚以肉体的方式进行的革命会有意义吗？其实，对于温斯顿来说，“看到了我爱你三字以后，他要活下去的欲望猛然高涨，为一些小事担风险太不划划算了。”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革命是激发个体的欲望，是活下去，“有时候，死亡的临近似乎比他们睡在上面的那张大床还要现实，他们就只好紧紧地搂在一起，这是一种绝望的肉欲，就像一个快死的人在临死前五分钟享受他最后一点的快感一样。”所以虽然有兄弟会，有革命的火苗，但是对于温斯顿来说，最好的方式是用怀念过去的方式来让自己忘记未来，忘记现在，因为党控制着现在和未来，“温斯顿，那末你是不是认为，过去是真正存在过的？”温斯顿的回答是：“在记忆里。那末，很好。我们，党，控制全部纪录，我们控制全部记忆。因此我们控制过去，是不是？”只有记忆是属于自己的，包括自己死去的母亲。但是如何去恢复记忆，这基本上也是一个乌托邦的难题：“关于革命和革命前的事，我们已经几乎一无所知了。每一项记录都已销毁或篡改掉了，每一本书都已改写过了，每一幅画都已重画过了，每一个塑像、街道大楼都已改了名字，每一个日期都已改动过了。而且这个过程还天天、随时随刻地在进行。历史已经停止。除了党永远是正确的无休无止的现在，任何东西都不在。”
很明显，在一个被抹杀个体的时代，寻找历史寻找记忆是天方夜谭，在思想严密控制的党内，这是一次冒险，他是人类的精神监护人，但是在这个被割断了子女与父母、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联系，没有人再敢相信妻子、儿女、朋友的时代，谁会是那个受苦的人？谁会是最后一个人？或者说谁会是那个提出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主义的人？当计划被暴露，当行动失败，裘莉亚和温斯顿被捕的时候，他们的过去也就死了，他们肉体的放抗和回归也死了，“我出卖了你，”她若无其事地说。“我出卖了你，”他说。“为思想警察的混乱？为老大哥的死掉？为人类？为将来？”所谓的干杯都是一种嘲讽，而“为过去”实际上也是一条死路，“党有一句关于控制过去的口号：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温斯顿其实只是在这个链条里的一环，他无法逃脱强大的党的规则，无法逃脱老大哥的眼睛：
终于这种喋喋不休的盘问比警卫的拳打脚踢还要奏效，使他完全屈服。凡是要他说什么话，签什么字，他都一概遵命。他一心只想弄清楚的是他们要他招认什么。这样他好马上招认，免得吃眼前亏。他招认暗杀党的领导，散发煽动反叛的小册子，侵吞公款，出卖军事机密，从事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他招认早在一九六八年就是东亚国政府豢养的间谍。他招认他笃信宗教，崇拜资本主义，是老色鬼。他招认杀了老婆，尽管他自己明白，拷问的人也明白，他的老婆还活着。他招认多年以来就同果尔德施坦因有个人联系，是个地下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包括了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把什么东西都招认，把什么人都拉下水，是很容易的事。
而在招供之后，他又成为了一九八四的一个被消灭、被否定、被遗忘，被化为乌有的个体，最后他又回到了现在回到了一九八四，回到了二加二等于五的时代：“但是没有事，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是的，时间早就停止了，“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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