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余华

	编号：C28·2130624·1003
	作者：余华 著
	出版：新星出版社
	版本：2013年06月第1版
	定价：29.50元亚马逊22.10元
	ISBN：9787513312103
	页数：232页

---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死是不是必然的归宿，死是不是比现实更为荒诞？《第七天》作为余华蛰伏之后的一部长篇，依然是关于最通彻的死亡叙述，不是肉体的安息，不是灵魂的寂灭，被预约的死里还有挣不脱的惶恐，“我感到自己像是一棵回到森林的树，一滴回到河流的水，一粒回到泥土的尘埃。”在现实的尘埃里，一定会看见那些强拆、上访、高价墓地、离异、卖肾、爱情的故事，当然，还有iphone。这是被劫持的死亡，它不是回避个体，也无法逃避社会，余华说：“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

---

《第七天》：越过生死边境的余华式疼痛

我对他说，走过去吧，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第七天》

The Seventh Day，第七天，不是复数，是序列，不是过程，是终点。那题辞上明明写着那句已经泛滥的引用：“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已经不在救赎的路上，神在安息，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已经疲倦到“歇了一切的工”，那么死亡是不是也需要用安息的方式抵达“人人死而平等”的“那里”？七天，第七天，或者无数个七天的段落，在时间的重复里是死亡的重复，它遍及每一个必须经历从生到死的生命，但是在招手、微笑和问候里，轻易抵达的死亡却从来没有逃避现实的疼痛。

如果从时间的序列中寻找到一种全新的感受，不妨将这个生与死的过程打乱，所以在阅读体验中，先从《第七天》开始，某一章节，和题目处在同样的文字里，第一句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鼠妹说，“我的身体好像透明了。”第七天的透明，是因为第七天要完全从过去的那个”斑驳陆离，虚无又真实“的隔世记忆中挣脱出来，就像对鼠妹的净身，“不是很多人，是所有的人。”然后“排着队把河水端到你的身上”，死亡的仪式完全是一种释然，望不尽的道路其实是走向最终的安息之地，像神一样，歇了现实的工，而那片死亡之后所要到达的墓地却是鼠妹活着的男友为她购买的，“我不是去嫁给伍超。我是去墓地安息。”这里隔开了现实的生和现在的死，隔开了为了爱情的生命和死亡，只不过当殓衣被当做婚纱，所谓走过去那个“人人死而平等”的地方只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挣脱的现实，只是现实的另一种投影。

第七天的投影真实而又痛苦地横亘在每一个死去的人的面前，还有我和父亲的相逢，“我和父亲永别之后竟然重逢，虽然我们没有了体温，没有了气息，可是我们重新在一起了。”原本是别离和失踪，原本是在“分开的两个世界里互相寻找”，只有在死去的时候，才会最终相逢，重新在一起是归宿，也是命运的无力反抗，其实，这不是荒诞，这是逼仄的现实，所为逃避在最后的死亡面前，依然是一种回归：

他问：“那是什么地方？”
我说：“死无葬身之地。”

死亡葬身之地又将命运连在了一起，活着的和死去的寓言都只是换了一个场景，第七天其实就是第一天，人人死而平等其实也是人人死而不等。所以即使从最后的“第七天”翻阅开始，即使用最后的“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来证明某种书写的荒诞，即使在时间的片段里已经过去了无数个第七天，但是翻过第七天的时候，又必须回到“第一天”，回到那个死亡的开始，被预约的九点半的开始：“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

这是浓雾弥漫的第一天，这是空虚混沌的城市里的第一天，这是我一个人孑孓而行的第一天——死亡总是以某种虚幻的方式降临在这个已经被“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的现实。但是结束预示着新的开始，预示着没完没了、不断重复的现实，死无葬身之地的投影里其实没有净身，没有穿上殓衣，没有解脱，陈旧臃肿的棉大衣，A64号的排队序列，以及沙发那边正在“谈论自己寿衣和骨灰盒的昂贵不同”的死者，都在还原着现实的场景。还有那个市长告别仪式，“早晨烧了三个就停下了，要等市长进了炉子房，再出去后，才能轮到您们。”也依然是现实里的特权。

死亡是这里，活着已经变成了那里，这里和那里，是春天和冬天，是殓衣和婚纱，是净身和肮脏，但是这种对生与死的隔离只是一种想象，不管是记忆还是仪式，都要把这里的一切世俗化，甚至荒诞化。市长的遗体告别仪式背后就是一个被遮掩的现实，官方的解释是工作操劳过度而突发心脏病去世，而民间的流传说法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行政套房的床上，与一个嫩模共进高潮时突然心肌梗塞，嫩模吓得跑到走廊上又哭又叫，忘记自己当时是光屁股。”官方和民间，不同的话语体系代表着不同的现实，而在这死亡的世界里，现实还是在延续，只有等市长的炉子烧好之后才能轮到那些卑微的死者，甚至炉子本身，就有着尊卑的区别，两个炉子“一个是进口的，一个是国产的。进口的为贵宾服务，国产的为您们服务。”

赤裸裸的现实，使这边和那边又连接在一起，所以那个“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的世界，那个“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的世界只是一个幻觉，是另一个现实，尽管里面有着我和父亲的重逢，有着鼠妹和男朋友的冰释，有着袭警者和警察相互下象棋的和谐，但是这也都是虚构，“十多年前，他们两个相隔半年来到这里，他们之间的仇恨没有越过生与死的边境线，仇恨被阻挡在了那个离去的世界里”。

而在虚构的背后，一定是一个赤裸裸无望的现实，这种用死亡的荒诞来重返现实的方式看起来是余华的一次解构，但实际上依然是迷失，是错误，是无法摆脱的先入为主。生的世界就在那边，也在痛苦无常而死去的我不能抹去的记忆里——如果这样的生是一种痛苦一种悲剧，必然是从个体开始。“一列火车在黑夜里驶去之后，我降生在两条铁轨之间。我最初的啼哭是在满天星辰之下，而不是在暴风骤雨之间。”这是出生的荒诞和痛苦，我被速度带进了黑暗中，父母远离我而去，被抛弃的出生现实让人生的意义变得曲折，养父把我养大，这本身就是一个人间的悲剧，但是悲剧的传染性并不只是一个个体的不幸，“我的童年像笑声一样快乐，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正在毁坏父亲的人生。”这种毁坏是将父亲的人生道路安置在一个遥不可及的婚姻世界里。也就是说，我被抛弃的出生也是养父被婚姻抛弃，这种抛弃或者是养父自愿的，甚至有过想送我去孤儿院的再次遗弃的经历，但是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我背负的那种出生时的罪孽将父亲“拋弃在站台上”。

其实，和死亡一样，出生的偶然性也是无法更改的，里面有着现实的尴尬，被拒绝出生也是另一种死亡，我出生在铁轨，父亲拒绝婚姻，都是在扼杀正常的人伦仪式，所以在我的个体生命中，和李青的结婚看起来是一种自我的超越和救赎，是对于卑微身份的挣脱，但实际上也是一个轮回：“她回家后重新服用避孕药，她说暂时不想要孩子。”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我成为李青的丈夫，这种像肥皂剧一样的故事自然只是一种媚俗，这里其实没有爱情没有对自我的超越，因为结婚之后李青在飞机上遇到让她野心有了飞翔机会的海归博士，不想要孩子的约定变成了婚姻里的一种轮回，而李青在和我离婚之后和博士的结婚，也是一个悲剧，“他在外面包二奶，还经常去夜总会找小姐，我得了性病后就和他分居了。”以至最后李青在浴缸里的自杀，完全是一出道德谴责剧，就像我对于自己亲身父母一样将我遗弃在铁轨上，都充满着道德的鞑伐——李青的死不是救赎，是惩罚，“我躺在浴缸里 血在水中像鱼一样游动，慢慢扩散，水变得越来越红”，爱情的死亡在我的心里反倒有了某种快感。

但是，自我的迷失并不仅仅只有出生的无力和无奈，那个正在离去的世界远非这样一种个体的悲剧人生，所以在余华构筑的文本里，在与我有关的记忆里，便涌出了诸多和社会有关的种种荒诞，这里有瞒报重大事故死亡人数的丑闻，有二十个被处理死婴的悲剧，有商场火灾造成无辜死亡的事件，也有袭警、强拆、卖肾买iphone的新闻，以及毒大米、毒奶粉、毒馒头、皮革奶、石膏面条、化学火锅、大便臭豆腐、苏丹红、地沟油，当这些事件和悲剧被我连在了一起，而和事件有关的人也都走到了死亡的“这边”，“每一个在那个离去的世界里都有着不愿回首的辛酸事，每一个都是那里的孤苦伶仃者。”但是当他们都走到这死无葬身之地的时候，都走到了他们共同的归宿，“死无葬身之地：我惊讶地看见一个世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有流淌的水，有青草，有树木，也有果子和树叶，还有心脏的模样和跳动节奏，仿佛是希望之所，和谐之所，但是，“我看见很多的人，很多只剩下骨骼的人，还有一些有肉体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只剩下骨骼是不是也是行尸走肉，是不是也是一种谎言？是的，死亡也是走不出的迷失之所，而现实也一个永无无葬身之地的存在。

爆炸而死，火灾烧死、被车撞死，自杀而死，这形形式式的死，几乎都没有“老死”，也就是说，所有的死亡都是非正常的死亡，在荒诞的现实生活里，这样的非正常死亡是不是具有最大可能的批判性？余华：“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痛。”很明显，余华想用生命的死亡来印证现实的悲剧性、荒诞感和社会的不公，以此来表达忧国之思，但是国家的疼痛是不是仅限于这样的社会困境，是不是个体必须具有这样的“国家主义”？那些被文本重新编写的新闻事件是不是能折射和代表怪异的现实？看起来过于自信的余华，其实是过于慵懒，《兄弟》之后的七年酝酿和写作，对于这本13万字的小说而言，显然只能听到在时间逝去里的一种个体疼痛，它只属于余华，只属于“我个人的疼痛”，或者它和具体的文本无关，从《兄弟》开始，余华的蜕变实际上是彻底而无望的，关注现实并不一定要牺牲写作的深度，并不一定要用平面的语言来构筑，而用平面化、碎片化的新闻事件堆砌一种社会乱象，也并不能带来文本的真正变革，简单、粗糙，甚至有些媚俗的篇章构筑的是一个迷失的余华。

《第七天》，其实是“七天”，没有终点没有归宿，只有过程和罗列，“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的神在远处，在“第七天”之外，而“七年之痒”的文本实际上是将余华曾经的神话埋葬，不是死亡葬身之地，是它自己选择了坟墓，“那边的人知亲知疏，这里没有亲疏之分。那边人殓时要由亲人净身，这里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每一个都要给她净身。那边的人用碗舀水净身，我们这里双手合拢起来就是碗。”这或许也是余华式疼痛的最后注解，而短短两个小时的翻阅，也让我对余华文本的阅读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编号：C28·2071112·0752
	作者：余华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4年1月第一版
	定价：17.00元
	页数：259页

---

故事发生于解放初的五六十年代，那时主人公许三观还是一个青年，他被周围生活不断地压迫，为了生活，不得不拼命地工作，但是依然无法保证生活，他只能用卖血来维持，每当无奈时，就会想到用卖血来解决。随着岁月的流逝，许三观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他为了给儿子治病，坚持15天卖一次血，以还清欠债，最后导致大病不起。小说围绕着卖血的经历，展开许三观生活中的琐琐事事，体现出一个男人所应当承担的某些责任，或许这也正是一种人生的无奈。小说饱含辛酸的经历，但也不乏幽默之处。

	编号：C28·2070825·0749
	作者：余华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6年3月第一版
	定价：27.00元
	页数：475页

阅读更多 →

	编号：C28·2070825·0748
	作者：余华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5年8月
	定价：16.00元
	页数：247页

---

《兄弟》是余华最长的一部作品，《兄弟》分上、下两部，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重新组合成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

《兄弟》：窄门处的迷乱和荒诞

李光头喊叫了三次以后，决定送林红去上海的大医院做处女膜修复术。当林红重新是个处女以后，他要和她真正做爱一次，而且要把这次做爱当成是二十年前发生的。

处女膜修复术只是一个虚假且病态的存在，它是一道门，跨越二十年，从“不胖不瘦圆得卷起来的屁股”的处女到爱情走失到最后冰冷的铁轨，那扇门忽然砰的一声关住，欲望变成了象征的符号，悲剧变成了荒诞的演出，在爱与恨的纠结，生与死的痛苦中，走投无路和“引得永生”都是因为选错了方向，都是因为走入了迷乱。

“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那是一道窄门？那个声音出现在被压制和覆盖的“后记”里，先听到的是活着的余华的，“起初我的构思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超过了四十万字。”这是对“五年前”写作计划的一次整理，但是那“望不到尽头的小说”只是逃避先锋之后的茫然，没有河边的错误，没有哑巴，没有谋杀，一切都是那么具体而现实，照片一样的封面就是真实的影像，《兄弟》横在中间，是一个时代的全部写意符号，向上的目光总是越过书页的边界，那两个红鼻子的“兄弟”是不是面带微笑却无助无力？笑不是存在的理由，也不是活着的方式，就如李光头在二十年的等待中真正做爱了一次，也只是在虚假而病态的处女膜修复中寻找到了自身男性话语的表达，但仅仅是表达，不是20年前想入非非的屁股，也没有了20年前生死与共的兄弟。“兄弟-Brothers”是一道划在两个人、两个时代之间的分界线，不可逾越。

所以，向上与向下，兄与弟、生与死，男与女，以及先锋的余华和现实的余华，都在那一条分界线的两边，甚至是出版、阅读，都被隔离在那个“五年前”开始叙说的《后记》里。当活着的余华说完那句话，便传来从羊肠小道出发的耶稣的声音：“你们要走窄门。”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所以也是最后的永生。这永生不是李光头最后的命运，也不是卧轨自杀的宋钢的救赎，只是因为走错了之后的幡然悔悟。如果再次回到余华，再次从救赎的路出发，那么最后一定是会看见那些修复后的处女膜，随时出现却隐藏在最隐秘处、虚假且病态的那道门，“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

迷惑是不是站在门外的人才能看见？是不是用四十年的时代跨度才能找到？四十万字，四十年，它们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中相遇，上册和下册，被人为划分为两种迷乱，“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是社会秩序的颠覆和迷乱？而“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是人性的荒诞和可怕？247页和475页是两个时代的数字厚度，但是他们同样以具象的的照片、向上的目光和不能逾越到门外的茫然找寻着那个窄门，但是在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迷乱和不同的厚度人生中，一样有着李光头、宋钢的兄弟情，一样有着饥饿、性欲、金钱的压抑和荒诞，一样有着五年前望不到头的叙说，所以当它们最后被叠放在一起的时候，同样在没有救赎中看见“引到灭亡”的现实。

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兄弟情从来没有血缘关系，要在没有血缘的关系中，他们被维系在一起在同一个封面上，甚至用同一种目光，一定是隐含着某种超越伦理的交集。这交集是对于食物、性欲、金钱的迷狂，是对于三鲜面、林红、火车站的现实追求。李光头和宋钢，没有相同的母亲和父亲，却在同一个家庭里结下誓言一般的兄弟情谊，这情谊跨越血缘跨越家庭，在社会和时代的底层成为一种裂变的象征。李光头没有见过父亲，作为缺失父爱的孩子，他却继承了父亲对于性欲的某种变态膜拜，“李光头没有见过他的亲生父亲，在他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臭气熏天地离开了人世。”因为在厕所偷看女人的屁股，父亲掉进粪池里淹死了，这是对于父亲变态性欲的惩罚，但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复制行为并没有让李光头也“重蹈覆辙”，相反在十四岁时的偷看女人屁股，让李光头解决了两大人生难题：一是对食物的需求，二是对女性的需求。虽然偷看女人屁股被抓，而且还游街，但是李光头从这一次变太的经历中获得了一种稀缺资源，那就是对于全镇渴慕的林红屁股的唯一窥视，“他十四岁的时候就拿着林红的屁股跟人做起了生意，而且还知道讨价还。”这种对父辈命运的颠覆也是一种迷乱，这迷乱映射着那个时代对于欲望的压抑，而对于李光头的直接意义便是以三鲜面为代表的食物，这是对于处在饥饿时代的一种物质救赎，“李光头耳朵里还在嗡嗡响着的半年里，吃了五十六碗三鲜面，从十四岁吃到了十五岁，把面黄肌瘦的李光头吃成了红光满面的李光头。”而在那个时代，一碗面当然代表着对饥饿的反抗，李光头和宋钢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就一起吃了一碗阳春面，而理光头当了福利厂厂长之后的第一个愿望是吃三鲜面，在落魄的时候，李光头吞着口水遗憾地说：“要是再有二角六分就好了，我就能吃两碗三鲜面了。”而当第一笔生意失败后，李光头对着那些“入股”的人说：“我以后有钱了，每天请你们吃一碗三鲜面。”

“三鲜面情结”是一个本能压抑时代的写照，在李光头和宋钢组合的家庭里，他们的童年始终在对食物的渴求中，37颗白兔奶糖成为他们最甜蜜的回忆，宋钢的父亲、李光头的后爸宋凡平被批斗而关进仓库里被拷打的时候，李光头和宋钢也是用一碗黄酒、一碗煎虾作为对父亲最好的生活照顾。所以在普遍缺乏食物活在饥饿时代的他们来说，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种尊重。而对于李光头来说，偷看女人屁股的道德沦丧不仅换来了食物，而且也成为他揭开自身欲望的一个起点，“李光头从此明码实价，一碗三鲜面交换林红屁股的秘密。”屁股的秘密对于全镇的男人来说，都是欲望的直白呈现，对于李光头更甚。从偷看母亲李兰和宋凡平在床上“干活”到发现家里的凳子可以“擦几下”，性欲的激活总是在一种懵懂状态下，李光头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性欲”，只是听说的一个名词：“你们不懂，我小属擦得硬邦邦的时候，不是发育，是性欲来啦。”而在他之后对林红的追求中，那些“求爱使者”也将求爱说成了“性交”，如此赤裸裸的表白其实是压抑的人性的一次变态命名，而对于林红的追求也从来没有摆脱性的迷乱。

从十四岁厕所偷窥开始，林红在李光头的生活里就成为了一个意淫的对象，这是青春期少年的征服欲望，这也是一个缺少社会关怀的少年对自我的一次最底层的关照，一方面他赚取社会资本获得某种经济上的成功，从而开始追求林红，另一方面他则以兄弟的名义让林红喜欢的宋钢“让道”，而宋钢从一开始也遵照死去的母亲的遗愿主动退出这一场竞争，作为大李光头一岁的哥哥，宋钢“最后想到的是李兰临终前拉住他的手，要他好好照光头。”所以在痛苦的抉择中，宋钢“泪水涟涟，浸湿了枕头，这时他痛下决心，他一辈子会做出对不起李光头的事。”不仅退出，还主动作为“军师”，为李光头提供追求林红的决策。而在这种痛苦中，宋钢渐渐明白了所谓的爱情意义，林红只喜欢宋钢，而宋钢也喜欢林红，在兄弟情和爱情面前，宋钢最后听从了自己心底的呼唤，和林红好上了，并且最终结婚。

林红的婚姻宣告了李光头爱情的终结，作为一种惩罚，李光头不仅和宋钢一刀两断，而且主动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我既然不能和你生儿育女，我也绝不会和别的女人生儿育女。”这是李光头的誓言，而这个誓言一方面泯灭了自己作为男性传宗接代的欲望，另一方面对于和宋钢的兄弟情也宣告结束，而这种欲望的泯灭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他亲生父亲的人生轨迹，“有其父必有其子”也是一种宿命。但是作为兄弟的宋钢，在结婚之后去却也遭遇到了“性迷乱”，他是性无能，在和林红的婚姻生活中，却也在扮演着一个悲剧角色，二十多年没有孩子，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和李光头的命运走向了殊途同归的结局。但是在生存的压力下，宋钢不仅失去了与林红的爱情，也丧失了作为一个男性的所有话语权，当林红再一次投入李光头的怀抱，便成为了李光头不折不扣的报复，“她和宋钢结婚二十年，她的性欲沉睡了二十年，如今年过四十了，突然被李光头唤醒，她的性欲开始汹涌澎湃了，她终于发现了自己，终于知道自己有着多么强烈的性欲。”而李光头的身体插入林红的时候，也只是具备了某种形式，这不是爱情这只是赤裸裸的性欲，甚至是对于二十年无性婚姻的悲剧阐述，“林红手脚并用地抵挡赤裸裸的李光头，她哀求她叫起了自己丈夫的名字：‘宋钢，宋钢……’”

在这悲剧性的喊叫中，林红作为一个泄欲和李光头弥补创伤的工具，只是完成了肉体上的回归，但是宋钢身上具有的丈夫和兄弟的属性让这一场完全意义上的三角关系彻底走上了物欲的之路。宋钢的出走不仅是兄弟情终结的象征，也是在那个特殊时代在生存压力下产生的一次金钱迷乱。刘镇作为一个小城镇，是时代的一个缩影，不管是文革时的宋平凡、刘兰，还是文革之后的李光头、宋钢，就一直希望能走出刘镇，到更远的地方。而在这种出走的努力中，那个长途汽车站具备了符号意义。刘兰是从车站去往上海看自己的长年烙下的病，而宋凡平为了去上海接自己的妻子，逃离了关押他的仓库，而这种“越狱”的直接后果是没有出汽车站就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而对于李光头和宋钢来说，长途汽车站不仅是宋凡平被打死的伤心之地，更是通向外面世界的出口，这样的出口对于人性伦理慢慢丧失的时代来说，到底是宽广的门还是窄门？“李光头惋惜地点点头，转过身去，雄赳赳地走向了我们刘镇的长途汽车站。”两代人的长途汽车站，是两代人的命运写照，宋凡平之死和李光头的财富梦在这里交集，是两个时代的象征。李光头从这里到上海，到日本，在金钱迷乱中找到了一条路，她不仅发了财，还赚取了更多的政治资本：“李光头成了我们县领导眼中的红人，他当上了县人大代表。半年以后，县长换成“竹下”西装的陶青后，李光头更上一层楼，当上了县人大常委。”甚至他成了刘镇的形象和代表，也就是说，在这场金钱迷乱的游戏中，李光头是主动参与者，所以他慢慢变成了人性伦理颠覆的制造者，举办处美人大赛、发展处女膜经济，他不断地解构那种爱和性，不断扭曲欲望，最终以林红的身体作为二十年的梦想完成了征服。

而作为林红真正付出过感情的宋钢，却在金钱的迷乱中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我。他从刘镇长途汽车站出发，走向的却是一个泯灭自我的不归路，“长途汽车的行驶，让宋钢眼中的刘镇越来越远，消失在了广阔田野之后。”这是离开。在江湖骗子周游的怂恿带动甚至欺骗下，他推销增强丸，推销丰乳霜，并且用身体做实验，将自己变成了一个丰胸的男人，这种扭曲和变态的身体叙事让宋钢丧失了一个正常人的基本伦理，在林红和李光头以最彻底的肉体形式释放性欲的时候，宋钢却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所以最后回到刘镇的宋钢选择以最极端的方式卧轨自杀，“他向前走了四步，然后伸开双臂卧在铁轨上了，他感到两侧的腋下搁在铁轨上十分疼痛，他往前爬了过去，让腹部搁在铁轨上，他觉得舒服了很多。”死亡成为宋钢最后的仪式，而结扎的李光头和做了处女修复术的林红，也在某种仪式中完成了身体的最后命名，“这一刻李光头觉得自己回到二十年前了，久经肉体沙场的李光头也是从未有过这样强烈的刺激，两具身体激动地互相推波助澜，林红夹紧李光头的时候，李光头抱紧林红，林红身体开始抖动时，李光头的身体也抖动了。”

最后的仪式之后，必然是悲剧的最后落幕。“我是害死了自己的丈夫，”林红尖利地喊叫了，“你害死了自己的兄弟！”丈夫和兄弟甚至到最后也只是一种仪式而已。对于李光头来说，和宋钢的兄弟情一直伴随着庄重的仪式感，起先他追求林红要叫宋钢离开，就是打着兄弟之情的名义，当李光头落魄的时候，宋钢给予李光头的帮助，也是兄弟情的最生动阐释，但是他们的兄弟情总是伴随着人生的困境，伴随着人性的迷惘，他们既相互帮助又相互排斥，而这种矛盾就是因为在没有血缘的情感中为了母亲冤死的遗愿，所以最后宋刚之死反而使这种兄弟情超越了仪式，宋钢在死之前写给李光头的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李光头，你以前对我说过：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我们还是兄弟；现在我要对你说：就是生离死别了，我们还是兄弟。”而李光头在这种“感情”面前，最后剩下的也只是人性的最后迷乱：“宋钢的死讯让李光头炸开似的从林红身上跳了起来，瞬间的惊吓和后来的悔恨让李光头一蹶不振，从此阳痿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武功全废了。’”

食物、性欲和金钱的迷乱，在兄弟情的对应之下，是三鲜面，是林红，是长途汽车站。在社会伦理和人性伦理不断被颠覆中，不管是时代对本能的压抑还是伦理的颠覆，只有一样东西在裂变中保持着象征意义，那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情，看起来很坚固牢不可破，但其实脆弱、互相伤害，甚至自食其果。宽阔的门和窄门都在那里，通向未知的领域，而迷乱的或许并不只是在四十年生死之路上的兄弟，还有用四十万字的“世纪叙述”来消除迷惑实现救赎的余华。先锋已死，当回到现实的路上，余华用一种夸张、荒诞的浮世绘风格来展现那个迷乱和迷狂，李光头福利厂的两个瘸子、四个瞎子和两个会喊叫的聋子，以及三个傻子和三个不会喊叫的聋子组成的阵列；雇用的一百四十个农民、十个临时工和自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搬运县政府门口的废品；法庭上三十多个女人带着三十多个孩子控诉李光头的风流韵事，诸如此类的数字迷狂，也将余华的叙述带有浓重的解构意义，但是这一切的解构都指向了更加不合理的叙事逻辑，而最后的出口到底在哪里，或许连余华自己也迷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