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俄罗斯文学

	编号：C38·1980922·0448
	作者：（苏）帕斯捷尔纳克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7年12月第一版
	定价：20.40元
	页数：6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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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曾被说成是“精神上仇恨社会主义”的小说却为作家赢得世界文学最高荣誉，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依然有太多得读者鄙视这部作品。以诗歌见长的帕斯捷尔纳克用小说反映了十月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革命的暴力对作者来说却成为一种对人性的践踏，帕沙·安季波夫的死亡也是对苏联政坛的一记耳光，但帕斯捷尔·纳克依然无法摆脱小说中人物一样的命运，这本500万字的小说依然没能实现他对自由的向往。部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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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他们的浪漫史是二十桶水

 

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战争、革命、沙皇和罗伯斯庇尔们是历史的目光短浅的鼓动者，它的酵母。革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推翻旧制度。变革持续几周，最多几年，而以后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崇拜引起变革的局限的精神，像崇拜圣物一样。
——《重返瓦雷金诺》

 

“二十桶水”的浪漫史已经是最后的结局了，经过了莫斯科、瓦雷金诺与尤里亚金，经过了罢工、战争和革命，经过了铁路、丛林，以及“带雕像的房子”，当然，也经过了冬尼娅的婚姻、拉拉的爱情，这是“死前最后八年或十年相当简单的故事”，这是新经济政策开始后的莫斯科，这是和痛苦的婚姻、伟大的爱情以及情欲无关的生活，二十桶水，或者二十章的小说，或者二十封信一样，只是让马琳娜成为在友谊之上的妻子——第三位没在户籍登记处登记的妻子，浪漫史是回归，回归到简单，回归到生活，回归到艺术，回归到中央路口那块一直竖立的广告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

以及最后沉寂的死，拥挤的电车上，他被骂声、踢踹和狂怒包围，当他奋力从叫喊中挣脱出来的时候，人生只剩下了三步，这三步让他从电车的踏板迈到了石板路上，也使他从年幼的破产生活、战争的颠沛流离以及最后的衰弱走向死亡，然后是咕咚一声栽在石板上，从此再也没起来。而在死亡之前，他的眼前除了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的广告牌，除了人群的喧闹和争吵，还有一个女人的身影，这是生命中最后一个看见的女人，匆匆地从他面前经过，紫色连衣裙遮住的一个衰老的身体，从梅留泽耶沃来的瑞士籍的弗列里小姐，这个年幼的时候认识的女人，终于回到了祖国，而“一直在书面申请准许她返回祖国”的十二年也是他的写照，祖国意味着回归，但是这永远不是简单的回归，在经历了医生、诗人和囚徒的生活之后，他回来是孤身一人，亲人离去，爱人离去，甚至那个被寄予希望的祖国也在离去，而一种孤寂的死，一种看见女人的幻觉，组成了他生命最后的意象。最后只有鲜花，只有那些可以凋零的鲜花，在他的死亡现场代替了缺少的歌声和仪式。

“马利亚起初没认出从棺材中走出的耶稣，误把他当成了墓地的园丁。”但是，那个彼此相爱，相扶相携地走过生命中最艰苦岁月的爱人呢，那个被定义为坏女人的拉拉呢，她出现在他的送别现场，但只是短暂停留，在生与死的相隔中，她也注定要在被误读的生命中走向沉寂：“她已被人遗忘，成为后来下落不明的人的名单上的一个无姓名的号码，死在北方数不清的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中的某一个里，或者不知去向。”死其实从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也不会是名垂千古，只是一个名字，被历史和生活一笔勾销。而他们的爱情，他们并非出于必然的爱情，不是被情欲所灼，“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他们的爱情比起他们本身来也许更让周围的一切中意：街上的陌生人，休憩地上的旷野，他们居住并相会的房屋。”他的死，是鲜花代替了仪式，她的死，是号码代替了历史，而他们的爱情，只留下街上的谋生人、休憩地上的旷野和居住并相会的房屋，一种纪念，一种象征，其实和那简单的没有登记的婚姻一样，只有二十桶水的浪漫史。

他叫尤拉，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当然他更喜欢人们叫他日瓦戈医生医生；她叫拉拉，叫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也叫安季波娃。他们的名字就像那段历史一样，有着不同的解读和定义，但也仅仅是名字，和历史一样可以被一笔勾销。而在他和她的爱情相遇之前，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经历变故，经历挫折，经历衰败，但却没有爱情，没有浪漫的爱情，没有必然的爱情，当然，连二十桶水的爱情也不复存在。那首在脚步声、马蹄和微风中唱起又停止的《永志不忘》永远是哀悼的歌，那是日瓦戈医生家族最后覆灭的标志，母亲的死成为远去时代的最后一个事件，那个曾经有过日瓦戈作坊、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公寓大楼、日瓦戈式领结和领带别针，甚至“有一种用甜酒浸过的圆点心就叫日瓦戈甜饼”的家族在破产中烟消云散，而父亲早已经遗弃了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城市以及国外寻欢作乐，眠花宿柳，那万贯家财被挥霍一空。

这是尤拉的童年，所以对于一个失去父亲和母亲，失去家族荣耀的孩子来说，对于日瓦戈这个名字的怀念只是在挽留一个空泛的历史，而他唯一依靠的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用神甫的思想影响着他。在尼古拉看来，一切崭新的观念都是他渴求的，都是鼓舞人心的，都如横空的闪电或滚滚的雷鸣，这个体验过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的旧神甫热心追求的便是能使世间的一切趋于完善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在他看来并不是机械的信仰，而是忠于不朽，这才是对于生命的最高体现：“首先，这就是对亲人的爱，也是生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充满人心，不断寻求着出路和消耗。其次，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而他把这一切的忠诚，最后归结为对于基督的忠诚，对亲人的爱，以及“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是他的生命哲学，而这种生命哲学是有一个最高的神。但是对于犹太人的米沙和父亲曾是恐怖主义分子的尼卡来说，生活中的痛苦正是因为没有神，没有上帝，“当然，上帝是存在的。不过，上帝要是存在的话，他就是我。”这是尼卡的心里话，上帝即是我或者指向的是一种自我中心。

尼古拉的生命哲学对尤拉来说，却是影响至深的，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尤拉不相信历史或者艺术能完成什么使命，“他感兴趣的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所以他选择了医学，医学直接面对生命，所以是对于尼古拉生命哲学的实践，尤拉也认为，力量和独创性是艺术现实中最有代表的特点，所有他要用这两种品格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构筑生命实践。当安娜·伊万诺诺夫娜在病重的时候问尤拉，死之后的复活会在哪里体现，她的担心是，“整个宇宙都容纳不下，连上帝、善良和理性都要被他们从世界上挤掉”，那还会有什么复活者，而尤拉告诉他，所谓复活就是自己的灵魂存在于别人的心中，“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人的本身就成了他的灵魂。所以生命是最重要的，它包含着爱，包含着宽容，包含着力量。而对于当下的现实，在尼古拉看来，俄国需要的是学校和医院，而不是“淫荡的牧羊神和黄色的睡莲”，学校和医院是治病育人，是凝聚力量，是对于生命和上帝的忠诚，“凡人之间的交往是不朽的，而生命则是象征性的，因为它是有意义的。”所以面对广场的集会，尼古拉兴奋，这场”大开眼界“的行动对他来说正是一种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表现，“我们的俄罗斯母亲行动起来了，到处行走，坐立不安，而且有说不尽的话。”在他看来，不管是战争还是革命，都是一种力量，一种横空的闪电或滚滚的雷鸣，“社会主义宛如一片海洋，所有个人的、单独的革命应该像无数溪流一样汇聚其中，这就是生活的海洋，自存自在的海洋。”

但是生命并非如尼古拉一样充满着革命的力量，也并非如尤拉一样看见了那些爱，在寄人篱下的现实中，在斯文季茨基家宽缓晚会上，尤拉体会的是一种被包围的感觉，社会就像一座森林，可以感觉到，但是无法通行，曾经家族的破产使他和母亲觉得像在森林中迷了路，而现在突然间又只剩下他孤身一人，那种爱，在、那种生命哲学又在哪里？所以他在安娜·伊万诺诺夫娜死去之前答应和她的女儿冬尼娅结婚，结婚或者是摆脱孤独的方式，但仅仅是结婚，仅仅是简单的爱，仅仅是让自己在现实中立足，所以婚姻对于尤拉来说，只是一种责任，而他的转折来自于另一个女人，一个叫拉拉的“世界上最纯洁”的女人。

全家处于死亡边缘，居住在莫斯科最可怕的“黑山”，这样的家庭境遇对于拉拉来说，无疑也让她看到了一种卑鄙和虚伪，以及制度的不合理，而对于她来说，反抗变得软弱，变得无力，她陷入了和母亲的保护人、律师科马罗夫斯基的肉欲纠葛中，一方面她要从他身上获得物质的保证，而另一方面，他也利用自己的权力从拉拉身上获得快感，所以拉拉变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在情欲的恶梦中越陷越深”，而他们都想从这样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一方面科马罗夫斯基想要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于这种和已故老朋友的女儿之间的“消遣”，决不能屈服。而拉拉在心慌意乱中，掏出了准备好的枪，枪响了，“这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的一枪，同时也是射向杜普梁卡林间草地上那棵树干上刻着靶标的柞树的一枪。”但是却偏偏打到了别人的左手上，射击成了一个乌龙事件，而对于拉拉来说，只有告别这里，只有离开，但是这种离开并不能依靠自己可以做到，她拒绝了帕沙的求婚，最后又接受了，还生出了自己的孩子，而丈夫在奔赴前线的战场中失踪了，“帕图利奇卡已经不在人世，如今拉拉只是作为—个母亲而活着，要把一切力量都倾注在卡坚卡这个可怜的孤儿身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婚姻同样是一种劫难，同样是对于现实的无奈。而在这“革命了”的历史中，尤拉和拉拉在“告别旧时代”的奔波和流离中相遇了。

帕斯捷尔纳克（1890.1.29 – 1960.5.30）

他们曾经相遇过，在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上，在由扎布林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别墅变成的陆军医院里，但是这种相遇仅仅是一刹那的感觉，就像在重返瓦雷金诺的时候，尤拉回忆起的那次相遇：“那天夜里，你还是高年级的中学生呢，穿着咖啡色的制服，昏暗中站在旅馆的隔板后面，同现在完全—样，同样美得令人窒息。”这成为尤拉“洞察世间一切的钥匙”，这把钥匙刻着拉拉与世无争的态度，刻着从不表露的痛苦，刻着强劲有力的生命本质，他竭力不去爱她，但是他却不自觉地构筑起自己的生命哲学。正是因为拉拉的这把钥匙打开了尤拉的生活之门。

但是这扇生活之门，不管是对于尤拉还是拉拉，都是困难重重。在尤拉看来，自己有着双重人格，是关于家庭和爱情的，“这种双重人格永远折磨他，伤他的心”，起先在瓦雷金诺，他在札记中曾经写道：“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逊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多到新生，创造自己的世界。”没有拉拉，没有爱情，他的双重人格只表现在责任，甚至远离政治，“我不会超过我所讲过的东西，我不想宣扬托尔斯泰的平民化和返朴归真的思想，我也不想在农业问题上修正社会主义。我只想弄清楚事实，而不是把我偶然的命运视为常规。”偶然的命运里有家族的破产，有和冬尼娅制定的婚姻，也有颠沛流离的经历，但是他把这一切都视作常规，视作家庭更加亲密的写照。而对于拉拉来说，她永远背负着那段不光彩的历史，那个和情欲有关的纠葛，“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人。受了创伤的人，一生带着污点的人。人们过早地，早得不能容忍，把我变成了女人，让我看到生活最坏的一面，并用旧时代一个老寄生虫的虚假而庸俗的眼光看待它。”这是她遇到尤拉之后对尤拉说的，受伤、带着污点让拉拉总觉得亏欠着尤拉，而充满艺术想象的尤拉在并不知道这些过去的时候，他把这样的爱情叫做缺憾美：“我想，如果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不会爱你爱得这样热烈。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

这个伟大的爱情在画有雕像的房子里隆重上演，至少在尤拉和拉拉的个体生命中，成为患难中的传奇，她是美丽的天使，他是她的堡垒和支柱，但是爱情对于他们来说并非是一种心灵的冲动，并非是抛弃家庭的双重人格折磨，对于他们来说，爱情是对于现实的弥补，是对于生活的反抗。其实不管是尤拉还是拉拉，他们都是革命和战争的旁观者，他们从来没有想参与其中，所以他们所见所想只是用一个旁观的心态去看待这一段历史，但是无情地现实又将他们卷入，拉拉的丈夫在前线失踪，而尤拉又被当成随军医生被囚禁一年。可以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切是因为战争而改变，因为革命而颠覆。在医院里，人群开始分化，“对那些迟钝得让医生感到愤懑的四平八稳的人来说，他显得是个危险分子；在那些政治上走得很远的人看来，他的色彩还不够红。他就是落到这样一种不上不下的处境，他对这部分人显得落后，对另一部分人又难以接近。”对于他来说，生活的判决逃不过他的眼睛，而这样的环境是注定要完蛋的，“面临的考验甚至可能就是毁灭。他剩下的屈指可数的日子就在眼前一天天地消融下去。”而随着他离开医院，去除身上的医生职业，他成了一个沿着铁路的“流浪者”，在那里他看到了铁路沿线的猖獗伤寒，周围整村整村的人都死于伤寒，那句“囤积粮食者一旦被发现就地枪决”的通告刺痛着尤拉。“这段时期她的亲人们一个个遭了难。从韦列坚尼基笔镇传来消息，由于违背余粮征收法，村子遭到军队屠杀。布雷金家的房子大概烧光了，瓦夏家里有人烧死。在圣十字镇，加卢津的房子被强占，财产被剥夺。”对于尤拉来说，人类文明的法则失灵了，“人有梦见史前的穴居时代”，这是历史的倒退，像舅舅尼古拉所说的一片海洋的革命并不是生活的本质，并不是自由，而这个革命的现实或者正如被称为英雄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所说：“这不过是玩一场军事游戏，算不上真正的作战行动，因为他们和我们同样都是俄国人，只不过不愿意和愚蠢分手，不得不让我们费些力气帮他们去掉这个毛病罢了。”

革命变成了红军和白军的残杀，变成了伤寒的疾病和抢夺，所以尤拉陷入的是一种革命的恐慌主义：“革命的独裁者们之所以可怕，并非因为他们是恶棍，而是他们像失控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是对于政治理论的怀疑：“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同一个相知不深的人辩论这个问题至少是太轻率了。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太不稳重了。科学要稳重得多。马克思主义与客观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封闭和更远离事实的学派了。”是对于现实的不满：“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不稳定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这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刚听到这些话时，你会觉得想像力多么开阔和丰富！可实际上却是由于缺乏才能而卖弄词藻。”甚至连拉拉也觉得，这是一个怀疑、告密、阴谋和仇恨增长的阶段：“就我所见到的，这种年轻政权的每一次确立都要经历几个阶段。开始时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的精神，同偏见进行斗争。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混入革命分子’的黑暗势力占据上风。”

所以在尼古拉舅舅曾经看来是“历史性事件”的起义、开火、革命和战争变成了摆脱不了的梦魇，而在这个漩涡中的尤拉和拉拉一方面饱尝了痛苦：“我现在深信，所有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至今仍落在我们这一代头上的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但另一方面，却让他们在这样的境遇下寻找到了爱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比心灵一致更为重要的把他们同外界隔开的深渊。”因为他们俩“同样厌恶当代人身上必然会产生的典型特征”，这种特征包括做作出来的激情、耀武扬威的昂扬，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科学和艺术工作者拼命宣传的极度的平庸”。所以两个人在沉寂的房子里找到了生活中一闪而过的微光：“你并非平白无故地站在我生命的尽头，在战争和起义的天空下，我隐蔽的、禁忌的天使，在你童年和平天空下，你同样会在我生命的开端站起来。”

但是这种备受折磨，背负双重人格，以及不光彩过去的爱情到底能不能在严酷的现实中发出光芒，他们或许只是躲在自己的乌托邦里，但是革命的形势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无法阻止的破坏，消息传来，斯特列利尼科夫并没有战死，但是逃过劫难的他却被捕，而且判处死刑，而身为妻子的拉拉也难逃厄运，而这一切这不过是科马罗夫斯基要让拉拉离开的借口，所以在拉拉看来，这一份爱经不住考验：

“爱的才能同其他才能一样。它也许是伟大的，但没有祝福便无法表现出来。咱们好像在天堂上学会了接吻，然后同时降临在大地上，以便相互在对方身上检验这种本领。和谐的顶峰，没有边际，没有等级，没有高尚，没有低贱，整个身心的对等，一切都给予欢乐，一切都是灵魂。但在这种粗野的、时刻戒备的柔情中孕育着某种孩子般不驯服的、不允许的东西。这是一种任性的、毁灭的本能，同家庭的和睦水火不相容。我的天职是惧怕它，不信任它。”

拉拉离开，而斯特列利尼科夫并没有被处决，他来到了这座带雕像的房子里，他告诉尤拉：“政论家们绞尽脑汁，如何遏制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人的尊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和医治的方法。它成为世界强大的力量。然而，一世纪以来的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淫乱和工人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依然存在的现实让他的革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走出几步远的地方，他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像上冻的花楸果。”纯洁的雪地里，是死亡，而这种死亡不是处决，是自杀，是对于那种憧憬和希望破灭的无奈。

而尤拉，在经历了这一切，经历了婚姻、爱情，经历了医生和囚徒，在“苏联历史上最难于捉摸和虚假的时期之一”回到了莫斯科，回到了最沉寂的生活中，家庭在他面前消失，女人在他面前消失，当然，他留下了曾经写下的诗歌，这些诗歌在二十桶水的浪漫史画上句号的时候，在鲜花取代了仪式的时候，被戈尔东和杜多罗夫阅读着，那是五年或者十年之后，那是面对着莫斯科的窗户，那是劳改集中营开始的时候，只有手中的这些诗歌才能让他们忘记现实，走进心灵的这种自由：“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饰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暮色渐渐变浓，历史变成了一个符号，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因为某一个人的死去或者消失，而成为被遗忘的过去。

一切只是一个开始，锋利的现实变成了那封退稿信上的一句话：“您的小说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文本的天空伴随着那一场暴风雨的到来，瞬间坍塌。

 

	编号：C38·1980528·0442
	作者：（苏）米·布尔加科夫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98年3月第一版
	定价：24.00元
	页数：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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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荒诞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小说，现代的莫斯科被神话式的构思弄得面目全非，撒旦魔鬼的颠覆正是布尔加科夫对一种秩序的全然否定，甚至在小说创作后他也不敢发表，这种恐惧心态使小说成为一部发泄与谴责的小说，大师在寻求一种合理，与玛格丽特至真至纯的爱情是他对这个世界最辛辣的批判。“我总是那种力的一部分，总想作恶却总是为善。”魔鬼尚且能助人为善，但这个世界呢？只有大师的逃避与玛格丽特在另一个世界的结合。此书为“白银时代”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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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起舞》：在这种情况下，我究竟是谁

 

我多幸福，我多幸福，我多么幸福，我同他订了协议！噢，魔鬼，魔鬼！您，我亲爱的，不得不同一个女妖一起生活。
——《三十 该走了！该走了！》

餐厅和精神病院，牧首塘死亡事件之前和之后，沃兰德到来和离开，对于伊万来说，“我究竟是谁”的疑问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诗人，一个是疯子，一个曾书写着关于耶稣的诗歌，一个穿着长衬裤拿着蜡烛追赶所谓的顾问，一个从来未曾见过死亡和预言，一个却在目睹别尔利奥兹断头惨剧之后扮演魔鬼的终结者，可是当两部分脱离一个已经被命名的诗人和疯子，当两部分以“自己跟自己交谈着”的方式成长出一个新伊万的时候，在体内，在耳畔，在不知何处的声音，是“不属于伊万中的任何一个”，然后是一场睡梦，偷偷进入意识的睡梦，仿佛见到棕榈和公猫从旁边经过的睡梦，“我究竟是谁”的质问最后变成窗栅里经过的那个神秘身影，避开的是月光，是睡梦外的现实，是从床上又欠起身子的伊万。

这是一种蜕变，谁是伊万只不过启动了关于名字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自己就在身上，就在心里，就在别人看见的地方，就在和别尔利奥兹谈论耶稣基督的故事和诗歌里，可是，这名字是不是永远不变的符号？是不是对等于一个从诗人到疯子自相矛盾的自己？它所指涉的是不是一个想从现实逃离又无可奈何的个体？新伊万和旧伊万，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一个相同的符号，相同的人，但是那个在名片上印着“W”的教授呢？外文的教授和首字母的“W”，将开启一个真正的通道，“我是施魔法的专家。”这是沃兰德的自我介绍，魔法或者说专家，也都是在这个现代的莫斯科生存着的人，起先他是一个“神秘的外国人”，说着流利的俄语，具体的生物形态可以被具体描写为：“他小脑袋上戴顶瓜皮似的骑手帽，穿件方格薄纱短上衣。……身高两米有余，可肩膀很窄，瘦得出奇，而且，请注意，脸上一副嘲弄人的表情。”但是，在鉴别国立图书馆里新发现的那本十世纪魔法师海尔伯特·阿夫里拉克斯基的手稿真迹之外，是一股热气，是古怪的模样，是透明的公民，在关于耶稣基督是否存在的讨论中，他已经用预言离开了那个被印在名片上的“W”，而当别尔利奥兹的头被有轨电车轧断之后，W消失了，或者说只存在与那个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的伊万的猜测中：“我只记得第一个字母是‘万’，他姓万！有姓万的名字吗？” 瓦……沃……瓦什涅尔？瓦格涅尔？瓦伊涅尔？万格涅尔！维捷尔？吴尔夫？”

名字的无限可能，预示着名字无法成为唯一的标注，W就像是突然闯入莫斯科的现实却又莫名消失的人类寓言，再也找不到对应的人，他不是教授，不是顾问，不是公民，也可以不说俄语，当他证明耶稣存在的“第七条证据”时，他已经从虚无的“W”中逃逸，“这一切我都在场。无论是在本丟·彼拉多的阳台上，还是在花园里当他与该法交谈时，或是在石台上，我全在场，只不过是偷偷偷的，化名的，因此说，请你们对谁也不要泄露一个字，绝对保密！……嘘！”那嘘声就像伊万在那个梦境之后看见窗栅上的阴影，他用手指按住嘴唇轻声说出的那个“嘘”，嘘是禁忌，是寓言，是混乱，是对于名字的颠覆，而那在现实中熟悉的口音也最终消失了，不需要证明的故事最后变成了“一切都很简单：他身披白色斗篷……”的叙述，透明的公民身穿白色斗篷，已经幻化成古罗马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古罗马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身披一袭猩红衬里白色斗篷于孟春正月十四日清晨，迈着骑兵沙沙作响的步伐，来到希律一世宫邸两栋侧楼间的带顶柱廊上。”

这是一个被记载在优素福·弗拉维和《新约》书中的人物，他在公元26-36年任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而那件“白色斗篷”的符号意义却在于他判处耶稣死刑，并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对于耶稣基督存在的历史记录还是仅仅是一个传说，一个被颠覆名字背后的寓言？对于别尔利奥兹和伊万关于耶稣是否存在的讨论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命名的问题，在别尔利奥兹看来，耶稣只是和所有东方宗教一样，是由贞女生出来的神，是一个被创造的符号，“其实他从未在世过。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甚至在他看来，伊万关于耶稣降生的诗歌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传说，“根据你的叙述，就会造成耶稣确实降生过似的！……”确实降生的耶稣对现代莫斯科来说，是一种虚无的命名方式，所以不管名片上印着的“w”有多少条证据，在他看来，这些证据只是在人类档案馆里，“您得承认，在理性领域，不可能有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

那么在理性领域之外，是不是就有一个不被看见和发现的世界，那里有被囚禁的耶稣，有被赦免的暴徒，有钉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还有暴雨中失踪的神迹？一切的命名是否也在理性领域里，当马格丽特擦上阿扎泽洛的雪花膏，飞离房间的时候，她的名字也开始了另外的命名，或者说她在”痛苦和不幸“的感性世界里已经忘记了自己应该有的家庭责任，对他来说，和大师的爱情已经变成了一场虚无的梦，“夜晚他离她而去，只让她在白天的时光中遭受痛苦。可这回他们在梦中相会了。”痛苦和不幸是在非理性的领域，和大师相会的梦也在非理性的领域，所以那个沃兰德制造的世界来到了马格丽特的身边，而她也从一个女人变成了女妖，在撒旦的舞会上看见那许多的恶魔，也是她在这恶的领域里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米·布尔加科夫：留在页边的手迹

名字，写着诗歌的亿万，印在名片上的W，或者是记在书上的耶稣，都是一个存在、并被命名的文本，包括马格丽特，就像是大师写在自己小说中的一个痛苦和不幸的符号，所以名字的颠覆，也是文本的颠覆，理性世界的颠覆。大师没有名字，或者说他早就要把自己的名字除去，因为他带着一本有关本丢·彼拉多的长篇小说，一本寻找自我救赎的寓言，这个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总督，被命名的故事包括批准小长老会议对罪犯耶稣·伽诺茨里作出的死刑判决，甚至在明知道巴拉巴是暴乱的直接鼓动者，还是将他释放，这是无奈，还是被写进文本里不容改变的命名？彼拉多说：“我要向最高统帅禀告，告发你们在耶路撒冷包庇十恶不赦的暴乱分子免受死刑。”但是对于这句话的回应仅仅是上午十点左右，“广场空地上，那支叙利亚骑兵部队策马疾驰，飞速冲进广场，抄近路奔赴骷髅地。”然后是耶稣之死，然后是暴风雨。而在大师的小说里，任何解救任何重新命名都无济于事，甚至在现实里成为大师自身的罪孽：“我恨这部小说，因为它，我饱受痛苦和风霜。”

是的，这是一个早已经存在没有救赎的文本，就像那些名字一样，那些城市一样，充满了地中海的黑雾，充满了无可逃避的苦闷，而爱情呢，也早已经被定义了的，与马格丽特注定只是一种梦中的相见，而大师对于这不能颠覆的现实，采取的措施，便是毁灭。他毁灭了自己的姓，毁灭了那本小说，在火中熊熊燃烧，当然，他也毁灭了自己和马格丽特的爱情，“我抛弃了它，如同抛弃生活中的一切。我们把姓给忘了吧。”

但是这样的的抛弃和毁灭是不是就是一种赴死的救赎？“…最大的罪恶……是怯懦。”这是写在耶稣羊皮纸上的话，在利未·马太在寓言般的记录里，是一个没有死亡的地方，“昨天我们吃过春天的甜浆果。……“我们将见到一条生命之水的纯净河流……人类将透过晶莹清澈的天宇望见太阳……”而要抵达这样的世界，就是寻找善良，就是要抛弃怯懦，所以不管是名字的重新定义，还是文本的毁灭，都不能看见心中的那个世界，不能找到那条月光之路，唯有心灵的救赎，才是根本。

所以在总督本丢·彼拉多面前，身为囚犯的耶稣-伽诺茨里告诉他，世上并无恶人。这对于彼拉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你错了。在耶路撒冷，人人都在对于我窃窃私议，说我是个凶残的恶魔，而且这完全言之有理。”这是彼拉多认识的自己，当然这也是在耶路撒冷被别人命名的自己，而这种恶在耶稣看来，是旧有的信仰里的恶，而现在要做的是建立真理的新神庙，新神庙便是善，便是无罪恶，耶稣对谁都称为“善良的人”，而这样的真理世界对于曾经恶的彼拉多来说是头疼，“而且疼得那么厉害，使你胆怯地想死。”所以耶稣对彼拉多说：“怯懦是最深重的罪戾。”所以要找到自我要真正的救赎，就必须忘掉怯懦。而在耶稣看来，善并非只是忘掉罪恶，而是要打破政权的暴力：“任何政权都是对民众的暴力，一个既无凯撒政权也无别的什么政权的时代总将到来。人将进入一个真理和正义的王国，那里将全然无需任何政权。”

什么是政权？在彼拉多的世界里，是宗教裁判，是小长老会议，是对于凯撒的忠诚，而在现代莫斯科，政权是机构，是制度，是文协主席，是游艺场经理，是房管所主任，是精神病院院长，同时也是对于神的否定和蔑视，“倘若没有上帝，那么请问，谁来支配人的一生呢，世上的一切又由谁来安排呢？”而别尔利奥兹的回答是：由人自己来支配。但是在被政权劫持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支配自己？这是对现实的诘问，而现实是：“糟糕的是，有时他会突然死亡，怪就怪在这里！”人的生命会遭遇各种不幸，所以支配和安排自己不仅是个伪命题，更重要的是对于政权的无条件服从而失去了自我。所以那个印在名片上的W其实就是撒旦沃兰德，他和科罗维耶夫、阿扎泽洛、别格莫特公猫和赫拉组成的魔鬼阵容大闹莫斯科，预言别尔利奥兹死于断头，而后来果真在伊万的注视下被电车轧掉头，而在莫斯科混乱持续着，断头而死、失踪、变疯，那门牌为50号的房子成为不吉利的单元，“就在两年前，单元里开始出现无法解释的事故：人们开始从这个单元里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们是秩序的维护者，他们是旧有神庙里的政权，所以撒旦的破坏，就是要让这个被命名、被定义的城市消失。

除了城市的消失，对于撒旦来说，最大的善却是拯救爱情，拯救在痛苦和不幸中大师和马格丽特的爱情：“跟着我吧，读者！谁对你说过世上并无真正的、忠贞不渝的爱情？那么这个撒谎者的烂舌头就将被割下！”没有姓的大师也是怯懦的人，他一方面创造了关于彼拉多这个在恶的边缘告别怯懦被拯救的故事，而另一方面他又将小说烧毁成为另一个怯懦的人，那部不存在的长篇小说最后几句完全可以是这样的：“……第五任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自然，我出去散步。十万卢布是笔巨款，我有了套很好的灰西服。或是上某个便宜的饭馆去吃饭。阿尔巴特街上有个非常好的饭店，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在。”

但这显然只是一个悖论，对于大师来说，他的拯救者是马格丽特，是她的爱情，是她变成女妖的舍身之举，“我多幸福，我多幸福，我多么幸福，我同他订了协议！噢，魔鬼，魔鬼！您，我亲爱的，不得不同一个女妖一起生活。”那雪花膏擦在身上，便逃离了现实，不仅是破坏，也是加入了撒旦的舞会，在和恶魔的世界里发现善良和美好，发现月光下的那条道路。在撒旦的盛大舞会上，有“坚定不移的伪币制造者，国家的叛徒，但是个相当不错的炼金术士”的雅克，他毒死了国王的情妇；有将托法娜夫人给的毒水倒入丈夫喝的汤里的妻子们；也有因无法养活孩子而将手绢塞进孩子嘴里并将他买入土中的弗丽达；还有为了烫发用钳子烫伤女仆的脸的明金娜夫人……他们残害无辜，他们淫乱和阴险，他们参加谋杀和大屠杀，而现在身为女王的马格丽特见证了这种种的罪恶，而在舞会上，还有对死去的别尔利奥兹的惩罚，撒旦沃兰德举起长剑，将别尔利奥兹人头上的的覆盖物变黑，“萎缩，然后一块块掉落，眼睛消失”，而撒旦对她说：“其实所有理论都各自存在着。它们中就有这样一种理论，主张允许每个人保有自己的信仰。这必定会应验的！您归于虚无，而我将很高兴用您变成的酒樽为存在而干杯。”归于虚无，也是摆脱罪恶，唤起内心对于爱情最后的支配。

在耶稣门徒利未·马太的帮助下，彼拉多知道了所谓引诱，不是一个人，而是自己的念头，他知道利未·马太和耶稣·伽诺茨赤裸的尸体在一起，那死亡面前却是春天的甜浆果，是生命之水的纯净河流，是晶莹清澈的天宇，他也从被记录的文本中走出来，而在大师被毁灭的小说之外，是另一个笔记本，最后一句话是：“犹太第五任总督本丟·彼拉多就这样迎来了正月十五日的黎明。”而马格丽特读完这句话的时候，清晨果然来临了，而她和大师的爱情在烧掉了文本烧掉了痛苦和苦难之后来到，而这种来到并不是建造新的神庙，而是离开这个城市，离开现实，如同撒旦沃兰德。“同城市告别吧。我们该走啦。”城市里的种种破坏，或者只是暂时的，对于这个充满了政权的暴力社会来说，只有像彼拉多那样寻找救赎，两千年来，他端坐在荒山峭壁上的一把石椅上昏睡，只在每年的月圆之夜睁开双眼，喃喃地说着这句令他丧魂落魄的话，他希望有条月光之路，能循着它去追寻耶稣，与他探讨这句话的涵义，“神啊，我的诸神！傍晚的大地多么令人忧伤！沼泽地上空的烟雾多么神秘莫测。谁在这样的烟雾中徘徊寻路过，谁在死神面前受尽过痛苦和磨难，谁背负着力所不及的重负在这片土地上飞翔过，谁就了解这一点。”而这正是一个历经磨难而看见的黎明。

而现在“正月十五日的黎明”的到来了，撒旦沃兰德消失了，恶魔消失了，而大师用一个句子结束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你自由了！你自由了！他在等待你！”这是对彼拉多说的话，也是自己渴望的生活，耶路撒冷的灯熄灭了，莫斯科的灯熄灭了，喧嚣坠落下去，苦难坠落下去，那个盛放安宁的地方就是大师和马格丽特爱情的最后归宿：

看，前面就是作为报答赠予你的永久的栖身之地。我已经看到威尼斯式的窗户和爬蔓的葡萄，它爬上了屋顶。这就是你的家，这就是你永久的家。我知道，晚上来到你家的将是那些你所爱的、你感兴趣的、不会惊扰你的人。他们将为你演奏，给你唱歌，你将看到点上蜡烛时，屋子里将会有怎样的光明。你将戴上自己那顶油污的、永久的尖顶帽子安然入睡，你将唇上挂着微笑进入梦乡。睡眠将使你强健，你将学会智慧地推论。而你再也不会将我赶走，我将珍惜你的睡眠。

不会赶走的爱情，大师和马格丽特在一个安宁的地方找到了幸福，找到了重新命名的生活，而那抵达善的却是通过撒旦沃兰德的力量，为什么魔鬼会成为现代社会善的化身？或者制造混乱的沃兰德就是凶残的彼拉多，他们身披白色斗篷，他们都在救赎中成为“善良的人”，他们被宽恕从此追寻生活中美好的东西，“……那么你究竟是谁？”“我就是那种力的一部分，总想作恶却总是为善。”这是题写在小说中的一句话，引用歌德《浮土德》的话就是用曾经的至恶来唤醒善良，唤醒隐藏和泯灭的爱，而当最后大师和马格丽特拥有最后的爱情时，沃兰德作为一个引导的符号便也消失了，“四周的一切，悬崖、小平台、月光之路、耶路撒冷全消失了。”连同彼拉多：“于是在周日之夜，被宽恕的著名星占家之子、残酷的第五任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永不复返地离去了。”

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当宁静而健康的生活成为大师和马格丽特的现实的时候，所有可能的惊慌都已经远去，“无论是杀死赫斯塔斯的没鼻子的凶手，还是残酷的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但是这种虚幻的乌托邦只不过是另一个文本，而且带着无法消除的痛苦，成为真正现实的一部分，那些在结尾之后的“异文”，那用手笔添加的新文本，那关于疾病、报纸的中伤、长篇小说的焚毁、清晨的逮捕都成为了页边上的痕迹，消除不掉，成为永远的文本符号，“此外，他还十分准确地给我解释，为什么我的长篇小说无法发表，这我也猜到了，他说的完全正确。他直截了当地说：某章是不可能通过的。”而这个文本符号终于成为一个叫布尔加科夫永远的伤痛，所谓绝笔，所谓禁止出版，所谓删减，就像无从在现实中找到出口的大师，充满了质疑、否定和愤恨。这是1928年开始的文本寓言，这是1940年的死亡事件，但是对于布尔加科夫来说，那片安宁的地方永远是一个梦境。所以最后，“我究竟是谁”的疑问就变成了布尔加科夫无法解答的生命之谜，他或者醒来，或者死去，而那洒满月光的窗栅上永远有一个影子，按住他的嘴唇，轻声说出那个“嘘”的禁忌：“请你们对谁也不要泄露一个字，绝对保密！……嘘！”

	编号：C38·1970907·0408
	作者：（苏）爱伦堡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7年3月第一版
	定价：13.00元
	页数：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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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无冲突论”小说氛围的一次解冻。斯大林的逝世成为这一事件的标志，爱伦堡像一柄利剑，直指当时已近腐朽的苏联文坛。“《解冻》写人们心灵气候，表达我的解冻和我的希望。”这部人道主义小说为苏联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个警钟而成为苏联小说冲破禁区的象征，这在政治层面上尤为引人注目。爱伦堡是一个忧虑型的作家，他直面现实的勇气正是俄罗斯民族最闪亮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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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我们在惊人地成长

真可笑，薇拉马上就要回来，可我还没有考虑好该对她说些什么。我什么也不说，或者就说：“薇拉，你看，到解冻时节了。”……
——《第一部·十六》

患病的索科洛夫斯基在两个星期养病期间，想到了自己的青春时代，想到了信号装置、新焊接法，想到了已故的朋友和不在身边的女儿梅丽，想到了工厂厂长茹拉甫辽夫，想到了费拉托夫组织疗法，想到了其他行星上的生活，想到了亚洲的决心，想到和和平运动，但是不管是天下大事和个人小事，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最后他的一丝念头总是回到薇拉身上，当经历了一场不幸的婚姻，索科罗夫斯基已经习惯了孤独生活，已经不再幻想爱情和友谊，但是为什么辽阔无边的思考最后还是回到一个女人身上？

因为，他每次和医生薇拉见面，总是会带着喜悦，带着惊异和感激的心情，因为，有着相似经历的他们，见解、趣味和嗜好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一段婚姻，一个妻子，以及那些青春岁月，代表的是过去，它在某种不幸的意义上是属于该遗忘的东西，而新的生活，新的女人，新的话题，又让他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在过去和现在以及趋向未来的畅想中，最后思绪的落脚点已经成为索科罗夫斯基的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他看到了希望，正如度过了寒冬一样，当解冻时节到来，证明万物都将苏醒。和索科罗夫斯基一样，塔尼奇卡听到沃洛佳说“一刀两断”时留下了眼泪，但是沃洛佳告诉她，生活中总是有“奇迹”存在，“第一，严冬已到尽头。不，请你先别反驳。我看得出你着斗篷都有点热，你还要穿大衣呢。其次，柳树已经发芽。三，小草发绿了。还有，你看，这是最主要的奇迹，你看看，洁白娇嫩……像是刚刚从坚冰底下钻出来的……”于是高高的暖阳开始温暖沃洛佳和塔尼奇卡，温暖潮湿的长凳，温暖黑乎乎的大草坪，温暖公园里的一对对情侣，甚至温暖了在冬季冻僵了的整个世界；安德烈的女儿索尼娅在和父亲进行了长谈之后，认为可怕的不是人，甚至不是没有行政能力的领导，而是如何让自己走进生活，“我怎样才能从课本过渡到机器呢？整个问题在这里……”所以当对着来火车站送她的萨夫琴柯说：“人们忘掉的是不重要的东西，重要的总会记住的。”还有工程师柯罗捷耶夫，当在路上遇见了自己一直想念着的莲娜时，他叫出了她的名字，而莲娜那一双绿莹莹的朦胧大眼睛在黑那种闪光，他吻了她，于是，“大街上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汽车喇叭声、春天的喧嚣声。”

索科罗夫斯基想对薇拉说现在已经到了解冻时节了，沃洛佳和塔尼奇卡寻找生活中的奇迹，春天的太阳温暖了曾被冻僵的世界，索尼娅虽然离开了萨夫琴柯，但是她知道了什么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柯罗捷耶夫在鼓起勇气喊了莲娜的名字，吻了她之后，大街上传来了春天的喧嚣声……当冬天正过去，当大地开始解冻，当春天温暖世界，每个人都在发现生活的意义，每个人都开始醒来，每个人都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但是在他们发现解冻开始之前，是不是经历了困顿和矛盾，是不是遭受了痛苦和不安，是不是压抑着自己？这个从困顿到痛苦，最后走向苏醒和新生过程，在莲娜身上最突出地表现出来。

莲娜是个中学教师，在丈夫的眼中她总是标新立异，但是在莲娜的心里，身为厂长的茹拉甫辽夫却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的时间全部扑在工作中，整天为工厂奔波，两个人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的话题，除了面对孩子。实际上，莲娜有这样的想法，源于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在这个工厂新村里，她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在茹拉甫辽夫的身边，是口头禅是“我只买不落空的彩票”的现实主义者沃洛佳，是阿谀奉承的希特罗夫和萨伏诺夫，是钻营于个人位置的布宁，在整体呈现出官僚化的场域中，莲娜感到苦闷和孤独，尤其是在婚姻世界里，她已经失去了信心，起初她还是劝自己在没有爱情的世界里也可以生活下去，因为有心爱的工作，有可亲的同事，因为自己还不到“演悲剧的年纪”，但是当她后来陷入丈夫的圈子文化而越来越难以自拔的时候，她真的开始审视自己的婚姻，也终于鼓起勇气和茹拉甫辽夫“谈谈”，“这一切是很痛苦的，这是实话。可是，我已经全都想过了，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否则我太不诚实了……”

想告别这样的生活，是因为想要诚实面对自己，当茹拉甫辽夫怀疑她爱上了别人的时候，莲娜很坚决地予以了否定，“我已经坦率她告诉你了：我和你过不下去。我曾经做过努力，不行。并个是因为有了别人……就是和你过不下去，懂吗？……”坦率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也是莲娜朝着诚实地忠于自我的道路上迈进，但是，她却真的爱上了别人，爱上了柯罗捷耶夫，但是在她看来，对柯罗捷耶夫的爱并不是自己婚姻解体的原因，而是本身就没有了爱，或者说，她从未把自己对柯罗捷耶夫的感情和自己的家庭生活联系起来，她相信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联系，“在认识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以前，她不是早就对丈夫失去了爱情吗？”和丈夫的爱情消失、婚姻解体，这是家庭相关问题使然，而和柯罗捷耶夫之间暧昧的关系，却是另一种轨道的情感，当莲娜如此分开两者，看起来更像是她在为自己的矛盾心态寻找一种解脱，因为，她自始至终不确认柯罗捷耶夫是不是爱她。

在工厂的读书会上，当讨论契科夫的小说时，柯罗捷耶夫曾批评过家庭之外的感情，甚至认为女人在其中只是扮演道德败坏者的角色，当柯罗捷耶夫发言时几乎所有人都在鼓掌，只有莲娜静坐在那里，她并不能对柯罗捷耶夫的观点表示赞同，而联系到自己，她认为柯罗捷耶夫是在教训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古怪而轻佻的女人，“他是个正经人，他的头脑忙于想别的事情；而且，我本来就该明白这种事情是不会有的；总之，他这是在教训我。”在这个意义上，莲娜在茹拉甫辽夫面前提出离婚，并排斥了别的男人的介入，似乎显得义正辞严。但是这像是莲娜的自我安慰，而柯罗捷耶夫在大家面前指责小说中的情感，似乎也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而实际生活中，柯罗捷耶夫经常去茹拉甫辽夫家中，也和莲娜有过几次聊天，他乐于和莲娜说话，是因为他觉得莲娜是个有主见的女人，“这个女人很有意思，我在莫斯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女子呢！”这样的感受让这个经历过战争创伤、见证过继父逮捕、遭遇过爱人被炸死的男人从想要遗忘过去的平静中获得了另一种激情，那种“从未体验过的无法控制自己的感觉”一下子占据了他的心，但是他知道莲娜已经结婚，所以从小说的讨论他想到了爱情的危险，“爱情是水泥，大家都这样说，但这种爱情却会起腐蚀作用。”

但是工作似乎不能拯救自己，自己也仿佛无法控制情感，想念也成为一种幸福的理由——在柯罗捷耶夫想念莲娜的时候，莲娜也同样在想念他，“从俱乐部回来后，她明白了：柯罗捷耶夫占据了她的心灵。”两个彼此想念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承受的是另一种痛苦，这也许是某种寒冬的隐喻。同样被困于其中的还有索科罗夫斯基和薇拉之间理智的爱，薇拉是一名医生，在战争期间她在野战医院这所“无情的学校”里，看见过血肉模糊的身体、烧得焦头烂额的人、双目失明的人、昏迷不醒的人，每天都有人在她的手中死去，所以在战争结束之后，她学会了控制自己；而索科罗夫斯基，作为工厂里的总设计师，在他人眼中是个尖酸刻薄的人，甚至是个偏执的人，而这种偏执是因为他遭遇过生活的不幸，所以对于旁人，对于女人，他采取了拒绝——但是，这两个克制情感的人，又在彼此的交流中感受到了喜悦，这一份无法遮掩的喜悦让他们开始融化自己内心的冰冷。

莲娜勇敢地结束了和茹拉甫辽夫之间的婚姻，是这个严冬解冻的标志，就像当萨夫琴柯问索尼娅的父亲安德烈，“假如一个人有情感，他是否应该为自己的幸福而斗争呢？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做是屈辱……”安德烈很坚决地告诉他：“应该斗争。必须穿过云雾……”穿过云雾是如莲娜一般让自己诚实，是如沃洛佳那样期待奇迹，是如索尼娅一样寻找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如柯罗捷耶夫那样，在一个星期寻找莲娜的身影而最终在剧院偶遇时，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而莲娜也终于在他面前笑了。莲娜的婚姻生活提供了一种解冻的信息，但是众人看见春天的暖阳，闻到春天的气息，其实还是另一件解冻的事，那就是茹拉甫辽夫被撤职。在莲娜搬离了房子之后，茹拉甫辽夫的确变成了一个“卑鄙”的人，他一方面认为莲娜的离开让自己承受了痛苦，另一方面发现工厂里有很多“闹事的家伙”，希望把自己搞掉，“我从来不好向上爬，但我珍视领导上对我的信任，让我负责这样一个大厂。归根结底，这也就是我目前所有的一切了……”所以他每天都在工厂里到各车间巡视找工人谈话，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他甚至说索科洛夫斯基把家属送到比利时去了，而这一消息在希特罗夫的添油加醋中又变了味道。

实际上，茹拉甫辽夫的命运呈现了某种复杂性，在工厂里他是厂长，他控制着一切，他的背后是那些阿谀奉承的人，但这种所谓的官僚文化却又是脆弱的，当那次风暴突然来袭，第三排“乙字”工棚倒塌，拖延住宅建设的事被揭露，于是，茹拉甫辽夫被撤职，新厂长高洛万诺夫马上到任，面对突然而来的变故，茹拉甫辽夫无法相信被命运摆弄，在他看来，自己成了牺牲品，“而我，伊凡·茹拉甫辽夫，一个小小的计算单位，我这个诚实的苏联人，把一生献给了国家的人，算是完了。我牺牲，是风暴把我吹垮了，而且谁也不关心这件事……”一方面他想要追查谁告状，从索科罗夫斯基到莲娜，再到“他们”，他怀疑每一个人，认为是这些人把“一个正直的苏维埃干部给毁了”；另一方面，当他被撤职，再没有人阿谀奉承，他成了一个被遗忘的人，“茹拉甫辽夫在哪里？他出了什么事？没有一个活人记起他来。发生过风暴，它造成了麻烦，又过去了。谁还记得平息了的风暴呢？”大家感兴趣的是新厂长，而高洛万诺夫似乎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茹拉甫辽夫的缺点：“茹拉甫辽夫是个出色的工程师，但却是个蹩脚的行政领导。”

什么是真正的行政领导？高洛万诺夫作为继任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能搞好各层面的关系，“一年过去了，不但生产计划完成得很好，而且人们也变得快活了，振作起来了，工作中的同志式亲密感情更深了；业余时间里笑声、知心的谈话和爱人们幸福的低语也更多了。”实际上这只是表象，高洛万诺夫更擅长的是和高层搞好关系，正如以前茹拉甫辽夫意见最大的索科罗夫斯基在一次会议上反驳时说的，“茹拉甫辽夫干工作不是于害怕，而是本着良心干的，他没有中饱私囊，发生火灾时候没有惊惶失措，而且听说位他在战场上很英勇。”风暴带来的损失并不能怪罪茹拉甫辽夫一个人，“奥布霍布霍夫干吗去？还有特里佛诺夫呢？还有我这个总设计师索科洛斯基同志呢？”在他看来，这不仅有高层权力建立的体系矛盾，也有工人本身的问题，而这种寻找牺牲品的做法才是可怕的官僚主义。所以在茹拉甫辽夫被撤职之后，所谓在解冻时节的觉醒并不仅仅是情感上迎来春天，更在人的人性意义上追求真实，追求公正，追求自由，正如茹拉甫辽夫在风暴之前对自己说的那样：“我们在成长，在惊人地成长。”

工厂党委召开会议，讨论索科洛夫斯基的坏脾气：他因为自己的设计不被接受，退出了业务会议，还重重地摔了门，还在高洛万诺夫面前说了些粗鲁的话，为此奥布霍夫提议给索科洛夫斯基以警告处分，而在这个决定投票时，柯罗捷耶夫“勉强举起了手”——一种从众心理让他成为了决定的拥护者，但是当和莲娜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莲娜问他：“那你为什么赞成？”柯罗捷耶夫竟然说不出原因：既说服不了莲娜，也说服不了自己。所以对于这些经历了严寒的人，在看见了解冻的时候，他们甚至也会退缩，也会按照老一套方式习惯性地活着，柯罗捷耶夫的继父维鲁宾回来了，他对莲娜说的一番话道出了真正要解冻而走向春天，需要的是激活人心和人性，“我遇到过不少样遭遇的人，但很少有人绝望……您说说，难道能够放弃支持着自己生活的那一切吗？说实话，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候，我也还是抱着希望的——早晚会水落石出。当然想活到—天。您看，我这不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了吗？……”

在绝望中抱有希望，不仅仅因为希望是美好的，更在于希望是真实的，每个人都开始寻找真实的希望，开始了在解冻世界的自省：索科洛夫斯基认为自己失去自制，是因为“处于某种精神上的热病状态”，因为早已逝去的青春、国内战争、那些饥饿的岁月、充满激情的年代，他曾经陷入困顿，因为当前的事业在一些人手里失去了希望，他感到愤怒：

当他到今天还在发生某些停滞不前的现象的时候，或者看到希特罗夫或萨伏诺夫之流又爬出来造谣中伤、高谈阔论什么生活中一切计划都已实现、甚至超额完成的时候，看到布宁这个在茹拉甫辽夫时期多次亲身遭受无理打击的人今天还受到粗暴无礼的对待、而他在看到窃贼和贪污受贿分子时仍旧小心翼翼地说：“有奥布霍夫，有领导，有检察官，这些不关我的事”的时候，索科洛夫斯基就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他变得过分地不能容忍。

认识到自己做出失去控制行为的原因，索科罗夫斯基是在成长；而沃洛佳也发现自己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庸俗的价值观，“我幻想过什么呢？大概只是奖金。而艺术是善于报复人的。”所以他从一心画风景画不钻营于金钱和权力的萨布罗夫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价值，“他会绘画，他自己想怎样画就怎样画。他不仅有天才，而且他心安理得。跛脚女人非常爱他。是的，和我比起来，他的确是富翁！”柯罗捷耶夫则在和莲娜的爱情生活中，在继父的乐观中感觉到了生命的价值，“不是夏娃，而是莲娜。现在我要十分郑重地告诉你：我不仅是爱你，比爱更多——有了你，我就可以生活了，满怀信心地生活，你明白吗？再没有包袱了。”于是在党委讨论是否要给索科罗夫斯基处分时，柯罗捷耶夫终于不再勉强举起手，而是遵照自己的良心投下了重要一票；索尼娅在萨夫琴柯穿越迷雾的爱情中感受到了力量，“当你走在巴黎大街上的时候，你记着：我和你在一起，我和你一同在参观，总之，和你生活在一起，明白吗？”

每个人都在觉醒，每个人都在成长，从以前的阴霾中走出来，从曾经的困苦中挣脱出来，看见了爱情，看见了自我，看见了新的生活，即使还有没有铺好的马路，还有墙皮脱落的建筑，还有希特罗夫的嘴脸以及其他成百成千的混乱现象，但是这是一片解冻后充满希望的土地，这是在春天的暖阳中被照耀的城市，所及即使身处巴黎这个西方世界的萨夫琴柯，他也感受到了祖国的人们在自由的世界里迎来新的生活：“当我身在这里，处在巴黎美景包围之中的时候，我想的是咱们的城市，那里有我的爱情、我的生活。”

	编号：C38·1970907·0407
	作者：（苏）B·拉斯普京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7年3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
	页数：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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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去，并要记住。”B·拉斯普京用这句颇有命令口吻的话做为自己作品的题目，谁应该活下去？谁应该记住什么？人的尊严还是责任？生存的压力还是对死亡的质疑？B·拉斯普京用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气质将一个逃兵的背叛以及母性式的质问展现出来，特别是回答了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纠葛时，该如何反思道德的犯罪感。这部获苏联国家文学奖的小说在更高层次上是对死亡的另一种阐述。悲剧不是在于该不该活下去，而是应该记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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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去，并要记住》：该死的战争

她叹声连连，因恐惧和厌恶而颤栗不止，她连对自己都害怕了：她被污染了。事后她就洗呀，洗呀，洗她那抓过黏糊糊的坟土的两只手，她总是觉得手上有一股类似酵母的气味。
——《第二十一章》

她恐惧，因为四野漆黑一团，她颤栗，因为天穹沉沉欲坠，她厌恶，因为河水随时张开巨口将她吞噬，但是这些似乎都不是让纳斯焦娜感到绝望的，真正绝望的是她再无所求再无希望了：丈夫安德烈在哪里？那个让她容身的家在哪里？那些村民又在哪里？以及接受她怀孕消息的人又在哪里？“疲乏已转化为一种如愿以偿的、旨在报复的绝望。”在疲乏中，纳斯焦娜抓住了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如绝望般将她推向了深渊：跌倒的时候，她手上抓住的是斜插在地里的木头十字架，以及一堆的坟土——那是雇农米什卡用一个夏天的时间搞起来的坟地，那里是死去的魂灵，即使有着木头的十字架，也无法将她从深渊里救赎出来。

不如说，十字架更是一个空洞的符号，甚至让纳斯焦娜背上了道德的罪，满身的坟土让她变成了被污染的人，无法洗净的手就像她在黑夜中无法救赎的灵魂：“她觉得周围的一切都跟她格格不入，势不两立，她每走一步，都有人在监视；每转一个念头，都有人在侦探。”因为阿加菲娅·索莫娃家的小船上的人正在追踪她，因为她就是一个被驱赶出来的罪人。而当她在那夜偷渡安加拉河未遂之后，她也再无法回家里，年老的公公米赫伊奇让她告诉自己的丈夫快走，因为“有些人要动手了”；村里的纳季卡告诉她民警布尔达克已经来了，在丈夫会被抓、全家都要受辱，甚至村子里的人都要牵连的情况下，她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而且，本不是她的错和她的罪，却让她一个人背负，“羞愧……对人，对己，为什么如此羞愧欲绝呢？她犯了什深重的罪孽以致于这般羞愧呢？这羞愧于今又该怎样发落呢？……”

只因为她是“被污染了”，只因为她再无容身之所，当纳斯焦娜怀着屈从的心情默认了遭遇，当她划着船在黑暗的河上漂流，她默认了自己的罪，“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度过—生之后，即令再给她以第二次生命，她终归还是学不会生活的。”于是在黑暗中，受污染的她消失在安加拉河上，带着怀孕的身体永远消失了。一个不曾上过战场的女人，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一个渴望生下孩子迎来幸福的女人，却在屈辱、恐惧和颤栗中被吞噬了。这是一个女人最后的命运，而当寻找他的人在黑暗中叫喊着她的名字，另一个人的命运却走向了另一端：安德烈看到栖身之所隐没于茫茫黑暗中，然后一跃而起，在那间冬屋中打点好，就窜进了原始森林，那里有他记住了的石岛，有可以躲藏的石洞，甚至还有石洞外面可以捕杀的山羊，当自己的妻子带着屈辱而死去，安德烈却开始了隐居的生活，“安德烈边跑边寻思怎么办才好，砍木为筏，还是偷条小船渡水上岛。”

一个是可以活下来却死去的女人，一个是必须死却活着的男人，他们走向了相异的道路，命运带向了不同的方向，或者都可以叫做悲剧，但是当战争已经结束，当胜利属于他们，死去和活着都成为一种荒诞的现实。安德烈选择逃亡，这是战争带来的后果，或者说，他从此开始远离人类社会，是战争的直接牺牲品——因为他是一个逃兵。三年半前，他出发上了前线，他经历了坦克冲锋，经历了滑雪夜袭，经历了无休止的抓“舌头”，在战斗中习惯了出生入死，习惯了流血和痛苦，但是每一次真正在身后盯着的只有死神，“不过为了保险不让他跑掉，死神这一次是从他背后逼上来的。”当他在新西伯利亚军医院躺了将近三个月，当胸部开了两次刀取出了弹片，他本以为可以回家，但是晴天霹雳的消息是：他无法回家，而是回部队。于是，他开始了逃亡，于是，他成了一名逃兵。

逃兵是没有身份的，更面临着被枪毙的命运，当他在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冬天回到家乡的时候，他依然不敢露身，他从家里偷了父亲的斧子、烟叶和旧滑雪板，出没在雪地里，寻找着栖身之处。是妻子纳斯焦娜发现了丢失的东西预感到是丈夫回来了，于是在那件冬屋里她留下了充饥的面包，并等待着他出现。分开三年半，安德烈终于现身了，纳斯焦娜问他为什么逃跑，为什么不回去，以及认为“等战争结束了，或许人们能原谅你”，而安德烈知道，他不可能重新获得身份，“不，这种事儿是不会原谅的。像这种事儿，如果逃犯打死以后还会再活过来的话，那真会连续枪毙三次，从而杀一儆百。”其实他从离开战场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逃亡而苟活着，不如说他已经死了，因为一个没有身份的逃兵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安德烈从内心发出的愤怒和无奈是：“要不是战争，要不是它，该死的战争，我不就是那样生活的吗？不就是那样劳动的吗？我才多大呀？——三十岁，刚活了半辈子，刚活了半辈子就完了，报销了。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为什么偏偏落到我头上？”

该死的战争摧毁了正常生活，该死的战争让自己身心疲惫，该死的战争让半辈子都完了，诅咒战争并不能让他成为正常人，即使在妻子纳斯焦娜面前，他依然无法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丈夫，他只能靠她带来的粮食充饥，只能用她偷出来的工具捕猎，他只能在两个村子的交界地带打响猎枪，“若有枪响，上游的人会认为是下游的人开的枪，而下游则以为是上游开的枪。”他找到了石岛，睡在石洞里，抓住外面的野山羊，或者在夜晚学着狼嚎，“当他特别难受的时候，就打开门，发疯似地朝原始森林像狼那样悲哀、乞求地嗥叫起来，仿佛想以此为自己解闷儿，他听到周围很远的地方都在他的叫声中沉寂、冷凝了。”

一种原始的生存方式使他只是活下来，而又一次进了村子，他只能躲在暗处远远看见自家的房子，看见站在那里的老父亲，只能回忆四年前和他一起上战场的维佳，维佳最后牺牲在战场上，“安德烈聚精会神地回想起了维佳：维佳的面庞、嗓音、步态、姿势。这一切都亲切逼真地浮现在眼前，好像维佳刚才还站在自己的身边，过一会儿就回来似的。”而活着的他即使和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无限接近，他也只能把这个距离人为拉大，“四年来他第一次站在故乡面前，他站着，他明白，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站在故乡面前了。”也许对于安德烈来说，成为了一个没有家的野人，他只是活着，“活下去，并要记住”——但是他应该记住什么？记住战争的残酷？记住逃兵的屈辱？记住命运的无奈？“我的两位老人等不了多久就要归天了，到时我再和他们在阴间聚会，好好地谈一谈。也许那儿没有战争。而在这儿，不管是弱者还是强者，大家都只有一个指望，这指望就是他自己，别无他人。”

如果说安德烈是战争的直接牺牲品，那么纳斯焦娜呢？她的命运里何止是无奈？一九三三年十六岁的她就已经是孤儿了，埋葬了母亲之后她带着小妹妹逃命，沿着安加拉河向下游流浪，之后来到了柳季那村，认识了安德烈，成为了她的妻子，“和所有的人一样，纳斯焦娜从小就憧憬着幸福。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幸福的想象也不断地变幻。”结婚并不是苦难的终结，它是另一种不幸的开始，在家里她忍气吞声，像流浪时乞讨一样，而且婚后她没有生孩子，在村子里空肚子的女人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女人，只能算半个，这更使她没有任何地位，而在此时战争爆发了，战争带走了她的丈夫，甚至让她成为一个完整女人的想法也破灭了——但是，战争破灭的又何止是这一类希望？

当安德烈重新出现在她面前，首先她听到的是恐吓，“我正要告诉你呢，纳斯焦娜。连条狗也不能让它知道我回来。你跟谁一讲我就打死你。一定打死你，豁出去了，你就记住吧。不管你你跑到哪儿去，我也要抓到你。干这种事，现在我决不手软。”他让纳斯焦娜拿东西来，拿猎枪来，但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现在你走路要前后张望，一步一回头。”但毕竟丈夫回来了，尽管隐秘地不被发现，尽管还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在那件冬屋里，她在战争爆发后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一个妻子的权利，“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现在还不知道，但今天却是属于她的。多年以来，只有今天她可以享受一个假日，她的整个身心都可以获得自由和休息了。”甚至为了让这种自由可以延长，在内心深处她祈祷人们能宽恕安德烈，甚至用二千卢布购买了公债券，为的是为安德烈赎罪——在他看来，安德烈虽然是个逃兵，但是他们却能找机会在一起，四年来也许这才让她感觉到了婚姻的存在。

纳斯焦娜是个悲苦的女人，她在安德烈身上得到的那一点可怜的安慰也是她最大的幸福，或许安德烈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他有时不想连累纳斯焦娜，“坏事和坏事还不同嘛，纳斯焦娜。我是罪犯，法律要制裁我。干吗还要连累你，同我一起当罪犯呢？”有时让纳斯焦娜离开自己，“以后别来找我啦，别再来啦，听到了吗？我要走了，真的要走了。这样不行，够了，把自已折磨够了，也把你折磨够了。我不能这样啊！”但是作为丈夫，他又表现了对纳斯焦娜的控制，他害怕被人发现，却总是要纳斯焦娜带来一些物品，而更为关键的是，在这样偷偷摸摸的行为中，纳斯焦娜竟然怀孕了，一个不怀孕的女人只能算半个，当有孕在身本来意味着她可以完整成为女人，但是，在无法被公开的现实里，这样的身份何尝不是另一种折磨。

命运仿佛走向了悖论，而安德烈得知纳斯焦娜怀孕之后，在幸福中竟然要让她生下来，“他是我的亲骨肉，他会传宗接代的。我的血统没有断，没有绝，而我以为，我以为到我就完，一切都完了，要绝种了，孩子要活下去，他要延续这条线，啊，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纳斯焦娜！你是我的圣母！”再也无法分开，再也无法赶走，因为“命运现在把你也拴在车上，鞭打着送到我跟前了”——安德烈让她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女人，但是这个完整性却又依附在自己身上：“我看你怎么挣脱命运的摆布！”当纳斯焦娜问他今后怎么办的时候，安德烈根本没有以后的打算，“怎么办？你生孩子，就这么办。死也要生出来，这是我们的命根子。随你怎么办，可你得把孩子生出来。要做好准备。”他甚至做出承诺，要活下去，“要是他们把你逼得没路可走了，我就把他们一个个都干掉，烧死，亲娘也不留情。”

实际上，真正承担痛苦的是纳斯焦娜，一方面她虽然有成为完整女人的幸福感，但是这种幸福感是建立在安德烈身上的，是为了传宗接代，是为了“活下去”，另一方面，当肚子越来越大，终有一天被会被发现会被人议论，这无处藏身的秘密又该和谁说？如果说出了怀孕的秘密，如果告知了安德烈回来的消息，安德烈也必将被发现，枪毙始终难以逃脱；而如果不说是安德烈的孩子，那么纳斯焦娜将背负道德的罪孽，一样会成为牺牲品。在这样两难的境地里，纳斯焦娜还是选择了后者，作为一个女人想要保全丈夫，却把自己推向了深渊——一种性别意义上的无奈命运，其实也出现在村子里的纳季卡身上，当维佳上战场而牺牲，包括家里人对她的误解是：好像维佳的死是纳季卡造成的，而作为女人，在命运面前，甚至自己也无法挣脱出来，“她之所以这样说这样讲，正是因为她感到自己有罪，但罪在何处，她一无所知。”

“我们有理由埋怨命运。如今我们到死都恨透了自己的命。”女人的宿命让纳斯焦娜承受着不公和屈辱，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无法站在村人面前，她无法面对公公和婆婆，即使战争胜利了，她也无法参加庆祝会，她怨恨安德烈，是他连累了自己，但是她又可怜安德烈，认为他也是无奈，她甚至想把这个秘密告诉家人，“她怕露出有孕在身，但怕固然怕，可又希望这一天早点到，因为那时就用不着束腰藏肚了，就不用东张西望，看是否有人发现她已不是清白单身，而是肚子里有孩子了。”但是战争胜利了，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安德烈还是一名逃兵，无法洗脱的罪名，无法公开的身份，在最后和安德烈的一次谈话中，安德烈更是威胁她：“你再也别到这儿来了，来也见不着我了。不过再一次请你记住：你要跟谁去说我回来过，我一定抓到你。死后也要来算账。记往吧，纳斯焦娜。”于是一切都让她自己做出了牺牲，他在公婆面前承认是别人搞大了肚子，于是婆婆骂她是母狗，是婊子，“跑了，怀了野种回来了！你滚，别等我用火钳把你挑出去。”于是村子里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她议论她，于是她成了一个被隔离的人，一个被污染的人。

实际上，战争结束不是终点，它是另一个起点，安德烈受伤而无法回家，他成了逃兵，这是对战争“正义”的背叛，他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就像死了一样活着，而纳斯焦娜没有经历战争的生死，但是那些规则，那些道德，何尝不是带着战争的后遗症：它们划分了敌我，在二元对立中没有宽容，只有死去和活着——于是，在成为一个真正女人的完整性里，在亵渎了道德的罪恶中，纳斯焦娜只能选择死：四天之后，她的尸体被冲到了河边，雇农米什卡去收尸，他也一定将她埋葬在那片坟地里，“他埋葬之后，女人们聚在纳季卡家，开了个简单的追悼会，哭了几声，觉得纳斯焦娜怪可怜的。”一种死甚至够不上悲苦，它只是消失，无声无息的消失——而安德烈选择以活着的方式消失，消失之于消失，都是命运的不可抗拒，都是身份的无法认同，都是生命的卑微可怜，也许最后连喊出“该死的战争”这样的愤怒都不会存在。

	编号：C37·1970520·0371
	作者：（俄）莱蒙托夫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56年8月第一版
	定价：4.60元
	页数：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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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英雄”成了“多余人”，莱蒙托夫对19世纪中期俄罗斯青年的当头一击却成为社会变革中的一种象征，皮却林远走高加索，寻找刺激与新奇的英雄的举动实则是为自己积累更多悲剧情愫，结果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这一“群体肖像画”的背景是俄罗斯变革最后的黑暗，皮却林的悲剧更是极端个人主义最后的覆灭。莱蒙托夫对一个叛逆青年的描写，依然有着唐诘科德的遗风，自诩为英雄，却不堪一击。当然，小说的结构却颇有新意。

	编号：C37·1970420·0363
	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2年10月第一版
	定价：22.35元
	页数：6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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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过革命，关进过监狱，但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才是自己终极的价值。他的人本主义思想与雨果一脉相承，《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尼科夫所犯下的罪恶，用一种精神的爱就可以赦免，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看重的并不是最后的审判，而是过程的惩罚，自我良心与道德的无休止折磨。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称是“犯罪行为的心理分析报道”的这部小说是俄国19世纪最先锋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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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直到我们建成新耶路撒冷

“罗佳，你住的房间多糟啊！象口棺材似的，”普莉赫丽娅·历山大罗夫娜突然打破了使人窒息的沉默，说道，“我相信，你的忧郁至少有一半是你的屋子引起的。”

这是彼得堡的贫民区，这是C巷二房东的出租房，这是公寓的五层楼斗室，“与其说象个住人的屋子，倒不如说像个衣柜”，在衣柜式的房子里，拉斯柯尼科夫在痛苦而又胆怯的状态下生活，对于他来说，每一扇朝外的门都是危险的存在，“他一直在苦思冥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仅怕见女房东，甚至怕见任何人。”但是他必须经过厨房，必须经过楼梯，必须走出大门，那离公寓大门的七百三十步成为他跨越危险跨越孤独的距离，但是当他用这“荒唐而又诱人的卤莽行为”寻找刺激的时候，他的手上紧紧握着那一把斧子，走上楼梯，拉响门铃，面对老太婆，当举起双手，几乎不费气力砍向老太婆的时候，那种忧郁、怀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勇气，是计划的实施，是清醒摆在面前的现实。

那鲜血迸溅出来的时候，那手上是充满着浑身的气力，“几乎不费一点气力，几乎机械地用背对准她的头上砍去。”甚至还跑到尸体跟前，又抓起斧子，再一次潮老太婆身上举起，但是他没有劈下去，老太婆轻易抵达了死，但是那双手曾经是那么的软弱，那么的麻木，头也一阵发晕，甚至在举起锋利的斧子之前，他还闪过一个念头：“不如回去吧？”回去是逃离没有发生死亡的现场，回去是再次回到衣柜式的屋子，回去是再次被囚禁在自己的忧郁中；曾经他在害怕中祈祷着主给他一个方向，“给我指引一条路吧，我要拋弃我那个被诅咒的……幻想！”幻想来自那个远离彼得堡的小城，来自和现实相似的病态梦境，是的，那里有酒馆，有墓地，有父亲，有受伤的小马，还有一把同样沾着血迹的斧子——斧子之于另一把斧子，就如同死亡之于另一种死亡一样，是清晰、鲜明的现实叠影，所以那个跨越出去的计划便不再是空想，不再是“不如回去吧”的犹豫，一切都有了发生的理由，他仿佛看见了已经发生的一切，所以在老太婆倒下的时候，他用斧子保护着自己，面对突然闯入的丽莎维塔，他照样用斧子的暴力让自己远离麻木，远离被发现的恐惧，远离囚禁在屋子里的怀疑，“仿佛有人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拉着他盲目地朝前走，使他无法抗拒，无法反对。他仿佛由于衣服的一角被卷进轮子，结果连他也被卷到机器里去了。”

卷到机器里，他或者已经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而在成为杀人机器之前，他内心的惶恐却攫住了他，即使能从杀人现场安全地逃离，即使油漆匠被当做嫌疑犯而引起注意，但是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那间衣柜一样的屋子却还在，像极了童年时代那个小城里的房子，像极了父亲还没有死去之前的记忆存在，可是当一切的计划都顺利付诸实施，当那些钱包里有关的东西藏进那块石头，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那个梦境却挥之不去，那和死亡有关的现实却一次次击中他敏感的心灵。屋子里除了那随身带来的忧郁，还有无法摆脱的恐惧。逃离现场，就像逃离梦境，他检查了衣服，检查了全身，“连最后一根线，最后一片布都不放过。”他只是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能举起斧子将一个噩梦敲碎，但是当现实又以病态的方式回来的时候，“不如回去”的犹豫终于变成了再无回去的悲剧，“那件事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不过他时刻记得自己忘了一件事；忘了一件不应该忘记的事”，忘记却永不忘记，所以在痛苦、烦恼、呻吟中，在发狂和难以忍受的可怕恐惧中，他昏迷了四天，但是在四天醒来之后，拉斯柯尼科夫内心生长起来的是“可以活着”的意志。死亡在另一边发生，而他手里拿着的是斧子，甚至他还会在一种不可抗拒的、无法理解的冲动中回到犯罪现场，询问那些在房子里做油漆的人，“地板已经擦干净了，还要上油漆吗？”或者是那句“血没有了吗？”活着就是和现场无关，活着就是回到现场却不被怀疑，甚至被别人骂成是怪人而自动撇除了关系。

可是，在“可以活着”的安全世界里，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那场噩梦却挥之不去，那是关于贫困的现实，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拉斯柯尼科夫总是陷在一种生存的危机中，房东要叫他付的三十五戈比对他来说意味着要将父亲遗留的东西抵押掉，即使母亲有省下来的抚恤金，但是他依然要借债过日子，在这样的贫穷中，他完全在一起喝酒的马美拉多夫的身上找到了一种共鸣，“因为在赤贫中，我自己就第一个情愿侮辱我自己。”那种毫无希望地向别人借钱的困苦是无法摆脱的噩梦，所以马美拉多夫以酒浇醉，在不幸的婚姻世界里，他甚至容忍着女儿索尼娅身上那张充满耻辱的“黄色执照”，而当他喊出：“索尼娅！女儿！饶恕我吧！”的时候，他却在酒醉而麻木的状态下被一匹马活活踩死。

贫穷对于马美拉多夫来说，是无法摆脱的债务，是喝酒麻木的恶性循环，也是最后卑劣的死亡，而同样陷在贫苦中的拉斯柯尼科夫来说，他却在斧子中找到了自救的办法，找到了“可以活下去”的理由，所以在马美拉多夫死去的时候，他甚至拿出了身上仅有的二十卢布，给了马美拉多夫的家人，“他心里的骄傲和自信每分钟都在增长；每一分钟他都变成跟前一分钟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他渴望拥有钱，但是却把钱无私给了别人，当他变成另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在解救别人的困难，而是自我的救赎。

“可以活，他还应该活下去，他生命并没有跟那个老太婆一同死去。”这是他的生命哲学，在别人的死亡面前，自己必须活着，所以即使好朋友拉祖米欣说他是一个冷冰冰、麻木不仁到不近人情的人，他依然可以找到为人忠厚、心地善良的道德优势，这种道德优势一方面是他无私帮助马美拉多夫一家，另一方面却对那些唯利是图的人以反击和辱骂。那个叫彼特·彼特罗维奇·卢仁的七等文官用给了他母亲一笔钱的时候，却想着要和妹妹杜尼娅结婚，“母亲的信使他十分痛苦：只要我活着，就决不让这件婚事成功，叫卢仁先生见鬼去吧！”这是拉斯柯尼科夫保护好的尊严，在他看来，妹妹杜尼娅就是为了自己为了母亲，而出卖了自己的幸福，这样的交易在他看来就是一种耻辱，“自由、安宁，甚至良心，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送到旧货市场上去出卖。”

这是用金钱换来的爱情，在拉斯柯尼科夫眼中却是一种耻辱，而在他曾经的爱情中，那个女房东扎尔尼岑娜的女儿却是一个丑女人，在母亲看来完全是异想天开的爱情，但是在拉斯柯尼科夫那里却成为一种道德的象征，“她喜欢布施穷人：念念不忘地老想进修道院”，一个总是生病的女人，却是想着用善良来帮助穷人，但是爱情的不幸在于，即使有道德，她也还是一个很丑的女人，而且患病，“我真不知怎么把我吸引到她身边去的，我想大概是因为她总生病的缘故……”最后死去的她，在拉斯柯尼科夫那里是爱，但是不管是在其他人眼里，还是在母亲眼里，都成为病态的象征。所以母亲才会把这一切的病根归结在那间象口棺材的房间，那个引起忧郁的屋子。

屋子是拉斯柯尼科夫无法走出的宿命，在忧郁、敏感、充满怀疑和歇斯底里的世界里，拉斯柯尼科夫的好友拉祖米欣似乎是给了他一个向外的窗口，他帮助他，安慰他，给了他资助，同时让他接触这个社会的机会。但是在那些聚会的社会主义人眼中，对于这个社会的见解却充满着一种乌托邦的味道，在他们看来，“如果把社会正常地组织起来，一切犯罪行为就会立刻消失，因为再没有什么可抗议的了，大家转眼之间就都成了正人君子。”而这样的社会是排除人的天性，也看不起那种“一直沿着活生生的历史道路发展下去”的发展论——“所以他们也就不喜欢生活的活生生的过程：他们不需要活的灵魂！活的灵魂需要生活，灵魂不肯机械地服从，活的灵魂是可疑的，活的灵魂是顽固落后的！而他们所设想的灵魂虽然发出死尸的气味，而且是可以用橡胶制成的，——但是它不是活的，它是没有意志的，是卑躬的，是不会造反的！”活的灵魂只不过是一种没有意志的表现，是不会造反的，而只有在严密的社会组织中，所有人才可以按照数学的方式按部就班成为无罪的人。

其实，不管是斯维里加洛夫的那种“蜘蛛的永恒世界”理论，还是彼特·彼特罗维奇·卢仁的金钱观，甚至是社会主义者的数学改造论，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都缺少一种可以活下去的意志，“我仅仅暗示，‘不平凡’的人有权利……也就是说，不是正式的权利，而是他自己有权……允许自己的良心跨越……某些障碍，且那也只是在实现他的思想必须这样做的时候。”这是拉斯柯尼科夫从大学就开始树立的权力意志，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可以分成两类人，一类是低等的平凡人，他们只是“繁殖同类的材料”，他们循规蹈矩，在顺从中生活，所以他们是社会的顺民。而另一类人则是“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说出新见解的才能或者禀赋的人”，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成为不同的破坏者，与第一类是现在的主人不同，第二类人推动着世界，带领世界走向目的地，他们是未来的主人，“两类人都有绝对平等的生存权利。一句话，在我看来，两类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永恒的战争万岁！——不用说，直到我们建成新耶路撒冷！”

现在的主人和未来的主人，顺从生活的保守者和推动世界的破坏者，虽然具有平等生存权利，但是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成为第二种人，就像拿破仑一样，用暴力和破坏重新确立了欧洲的秩序：“不，那些人可不象我这样。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真正的统治者，他突袭土伦，在巴黎进行屠杀，把一支军队忘在埃及，远征莫斯科时消耗了五十万人，最后在维尔诺说了一句双关语便溜之大吉。”对于拿破仑来说，那句双关语是：“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且待后人评说。”在他死后，人们还给他树碑立传，所以在拉斯柯尼科夫看来，“这种人显然不是血肉之躯，而是青铜铸的！”

这便是他的强者理论，或许只有在一种贫困无奈的生活现实里，这样的理论才会支撑他，才会让他用斧子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继而杀死毫无利益瓜葛的旁观者。从“不如回去”的恐惧，到“可以活下去”的行动，再到思想上的统治者，拉斯柯尼科夫建立他自己的生命意志，所以即使在柜子式的房子里，即使是让人窒息的生活，即使是用斧子结束了别人的生命，在他看来，却永远是一件英雄主义的行为，因为在他看来，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代表着一种必须除之的非法秩序，“我杀死了一只可恶的、有害的、对谁也没有用处的虱子，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她吸穷人的血，杀了她，就是有四十桩罪孽也应该被赦免，这是犯罪吗？我想的不是它，也根本没有想去洗刷它。”

杀死老太婆就是扼杀罪恶，就是消除害人的秩序，只是在这杀人计划里，他真正跨不过的是一种身体的病态：“老太婆不过是一种病……我想快点跨过去……我没有杀人，我杀死的是原则！原则倒是被我杀死了，但是我并没有跨过去，我仍旧停留在这一边……我只会杀人。看来，我连杀人也不会……原则？那个傻瓜拉祖米欣为什么刚才要骂社会主义者呢？”自身的柔弱即使在强大的意志支撑下，拉斯柯尼科夫也无法摆脱身边的恐惧，警察在寻找杀人凶手，那个小艺人却总是跟踪他并说他是杀人犯，而且他无法控制自己地爱上了索尼娅，一个拥有黄色执照被人侮辱的女人——就像他曾经的爱情一样，在一种丑态和病态中无法自拔。

在索尼娅身上，拉斯柯尼科夫找到的是一种和自己相似的苦难，当他向着她下跪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是向你下跪，而是向人类的一切苦难下跪。”索尼娅肉体的受辱，在拉斯柯尼科夫看来，需要的是一种救赎，当她喊他“主啊”的时候，他也想成为他的救赎者，“咱们一块儿走吧……我到你这儿来了。咱们俩都是被诅咒的人，咱们就一块儿走吧！”因为他告诉索尼娅，自己是一个杀人犯，自己是一个罪人。那种强力意志支撑的理论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是更像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当面对各种怀疑的时候，他依然无法逃脱杀死别人的折磨之中，他想带着索尼娅离开这个无法改变秩序的社会，是想寻找一种救赎，一种复活的救赎。“耶稣就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吗？’马大说：‘主啊，我信！我相信你就是基督，就是神子，是我们盼望已久，要到世界上来的救世主。”这是《圣经》里拉撒路复活的故事，拉斯柯尼科夫让索尼娅大声读出来，在这样的启示中，他似乎能得到片刻的安宁，得到暂时的解救，但是他身上背负的杀人罪恶却无法在这样的启示中得到真正的拯救。

但是索尼娅在听到他讲述了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杀死了和自己亲近的丽莎维塔的时候，当她听到拉斯柯尼科夫用杀死一只虱子为自己解脱的时候，她开始了对罪恶的救赎，“难道人是虱子！”这是她的诘问，而她告诉拉斯柯尼科夫的是：“您离开了上帝，上帝就惩罚了您，把您交给了魔鬼！”所以面对灵魂的罪恶，面对杀人的行为，有着黄色执照的索尼娅反倒成为一个救世主，“马上去，现在就去，站在十字街头，双膝跪下，先吻一吻被你亵渎的大地，然后向大家，向四面八方磕头，大声对所人说：‘我杀了人！’那时候，上帝就会重新给你生命。”

拉斯柯尼科夫在自首之后被投进了监狱，自首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自救的开始，八年的苦役对于他来说并非是彻底的解救，“他甚至在索尼娅面前都感到羞耻，因此，他才用侮慢粗鲁的态度折磨她。但他引以为耻的并不是他那剃光了的头和他的脚镣：他的自尊心深深地受了伤害；是他的受了伤害的自尊心使他生了病。”索尼娅似乎在解构着他的英雄主义，在监狱中，拉斯柯尼科夫甚至感到了羞辱，感到了命运的盲目，感到了无望和愚蠢，甚至被监狱里那些人所鄙视：“你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你不信上帝！”他们对他嚷道。“应该揍死你！”而索尼娅，完全变成一个善良的化身，她给全狱的犯人送来了布施，不光是那些馅饼和白面包，还替他们给他们的亲人写信，替他们邮寄。而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那一个噩梦彻底将他送上了拯救的彼岸。那里有无法控制的瘟疫，当全世界只有少数人得救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些纯粹的特殊人物，看到了他们创立新的人种的使命，看到了他们开创的新的生活：“使大地净化和焕然一新，但是任何地方也没有人看见过这些人，也没有人听到过他们的说话和声音。”

噩梦变成了一种希望，而索尼娅就在眼前，当他从枕头下面拿起那本《圣经》的时候，那个拉撤路复活的故事又出现了，这是索尼娅给他的救赎，“难道她的信仰，现在不应当成为我的信仰吗？至少她的感情，她的追求……”所以在剩下的七年狱中生活里，他活在索尼娅的爱中，活在复活的光亮里，“七年，不过七年罢了！在他们幸福的开头，在某些瞬间，他们两人都几乎把七年的光阴看成只有七天似的。”真正使他复活的是一种爱，一种“一个人的心里装着滋润另一个人的心田的取之不尽的生命的源泉”，而这种生命的源泉似乎超于了生命意志，超越了社会评判的价值体系，超越了贫穷面前人的宿命，这是救赎，这是新生，“他逐渐蜕变，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逐渐认识到迄今为止他完全不了解的现实。”

	编号：C37·1950728·0156
	作者：（俄）屠格涅夫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79年9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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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想使自己的作品产生社会影响的人，他自然就不需要屠格涅夫。”这句加里宁的幽默评语多少使屠格涅夫的地位上升为社会小说的代言人。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关注民生 ，关注民族，19世纪的屠格涅夫无疑使这一传统发扬光大，这位俄罗斯贵族主义者在社会转折时斯有意无意地表明了自己矛盾的立场，《前夜》的英沙罗夫、《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 都成为时代的一个典型，体现了屠格涅夫自己所理解的堂诘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