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25 《日瓦戈医生》：他们的浪漫史是二十桶水
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战争、革命、沙皇和罗伯斯庇尔们是历史的目光短浅的鼓动者，它的酵母。革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推翻旧制度。变革持续几周，最多几年，而以后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崇拜引起变革的局限的精神，像崇拜圣物一样。
——《重返瓦雷金诺》
“二十桶水”的浪漫史已经是最后的结局了，经过了莫斯科、瓦雷金诺与尤里亚金，经过了罢工、战争和革命，经过了铁路、丛林，以及“带雕像的房子”，当然，也经过了冬尼娅的婚姻、拉拉的爱情，这是“死前最后八年或十年相当简单的故事”，这是新经济政策开始后的莫斯科，这是和痛苦的婚姻、伟大的爱情以及情欲无关的生活，二十桶水，或者二十章的小说，或者二十封信一样，只是让马琳娜成为在友谊之上的妻子——第三位没在户籍登记处登记的妻子，浪漫史是回归，回归到简单，回归到生活，回归到艺术，回归到中央路口那块一直竖立的广告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
以及最后沉寂的死，拥挤的电车上，他被骂声、踢踹和狂怒包围，当他奋力从叫喊中挣脱出来的时候，人生只剩下了三步，这三步让他从电车的踏板迈到了石板路上，也使他从年幼的破产生活、战争的颠沛流离以及最后的衰弱走向死亡，然后是咕咚一声栽在石板上，从此再也没起来。而在死亡之前，他的眼前除了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的广告牌，除了人群的喧闹和争吵，还有一个女人的身影，这是生命中最后一个看见的女人，匆匆地从他面前经过，紫色连衣裙遮住的一个衰老的身体，从梅留泽耶沃来的瑞士籍的弗列里小姐，这个年幼的时候认识的女人，终于回到了祖国，而“一直在书面申请准许她返回祖国”的十二年也是他的写照，祖国意味着回归，但是这永远不是简单的回归，在经历了医生、诗人和囚徒的生活之后，他回来是孤身一人，亲人离去，爱人离去，甚至那个被寄予希望的祖国也在离去，而一种孤寂的死，一种看见女人的幻觉，组成了他生命最后的意象。最后只有鲜花，只有那些可以凋零的鲜花，在他的死亡现场代替了缺少的歌声和仪式。
“马利亚起初没认出从棺材中走出的耶稣，误把他当成了墓地的园丁。”但是，那个彼此相爱，相扶相携地走过生命中最艰苦岁月的爱人呢，那个被定义为坏女人的拉拉呢，她出现在他的送别现场，但只是短暂停留，在生与死的相隔中，她也注定要在被误读的生命中走向沉寂：“她已被人遗忘，成为后来下落不明的人的名单上的一个无姓名的号码，死在北方数不清的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中的某一个里，或者不知去向。”死其实从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也不会是名垂千古，只是一个名字，被历史和生活一笔勾销。而他们的爱情，他们并非出于必然的爱情，不是被情欲所灼，“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他们的爱情比起他们本身来也许更让周围的一切中意：街上的陌生人，休憩地上的旷野，他们居住并相会的房屋。”他的死，是鲜花代替了仪式，她的死，是号码代替了历史，而他们的爱情，只留下街上的谋生人、休憩地上的旷野和居住并相会的房屋，一种纪念，一种象征，其实和那简单的没有登记的婚姻一样，只有二十桶水的浪漫史。
| | 编号：C38·1980922·0448 |
这是尤拉的童年，所以对于一个失去父亲和母亲，失去家族荣耀的孩子来说，对于日瓦戈这个名字的怀念只是在挽留一个空泛的历史，而他唯一依靠的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用神甫的思想影响着他。在尼古拉看来，一切崭新的观念都是他渴求的，都是鼓舞人心的，都如横空的闪电或滚滚的雷鸣，这个体验过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的旧神甫热心追求的便是能使世间的一切趋于完善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在他看来并不是机械的信仰，而是忠于不朽，这才是对于生命的最高体现：“首先，这就是对亲人的爱，也是生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充满人心，不断寻求着出路和消耗。其次，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而他把这一切的忠诚，最后归结为对于基督的忠诚，对亲人的爱，以及“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是他的生命哲学，而这种生命哲学是有一个最高的神。但是对于犹太人的米沙和父亲曾是恐怖主义分子的尼卡来说，生活中的痛苦正是因为没有神，没有上帝，“当然，上帝是存在的。不过，上帝要是存在的话，他就是我。”这是尼卡的心里话，上帝即是我或者指向的是一种自我中心。
尼古拉的生命哲学对尤拉来说，却是影响至深的，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尤拉不相信历史或者艺术能完成什么使命，“他感兴趣的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所以他选择了医学，医学直接面对生命，所以是对于尼古拉生命哲学的实践，尤拉也认为，力量和独创性是艺术现实中最有代表的特点，所有他要用这两种品格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构筑生命实践。当安娜·伊万诺诺夫娜在病重的时候问尤拉，死之后的复活会在哪里体现，她的担心是，“整个宇宙都容纳不下，连上帝、善良和理性都要被他们从世界上挤掉”，那还会有什么复活者，而尤拉告诉他，所谓复活就是自己的灵魂存在于别人的心中，“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人的本身就成了他的灵魂。所以生命是最重要的，它包含着爱，包含着宽容，包含着力量。而对于当下的现实，在尼古拉看来，俄国需要的是学校和医院，而不是“淫荡的牧羊神和黄色的睡莲”，学校和医院是治病育人，是凝聚力量，是对于生命和上帝的忠诚，“凡人之间的交往是不朽的，而生命则是象征性的，因为它是有意义的。”所以面对广场的集会，尼古拉兴奋，这场”大开眼界“的行动对他来说正是一种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表现，“我们的俄罗斯母亲行动起来了，到处行走，坐立不安，而且有说不尽的话。”在他看来，不管是战争还是革命，都是一种力量，一种横空的闪电或滚滚的雷鸣，“社会主义宛如一片海洋，所有个人的、单独的革命应该像无数溪流一样汇聚其中，这就是生活的海洋，自存自在的海洋。”
但是生命并非如尼古拉一样充满着革命的力量，也并非如尤拉一样看见了那些爱，在寄人篱下的现实中，在斯文季茨基家宽缓晚会上，尤拉体会的是一种被包围的感觉，社会就像一座森林，可以感觉到，但是无法通行，曾经家族的破产使他和母亲觉得像在森林中迷了路，而现在突然间又只剩下他孤身一人，那种爱，在、那种生命哲学又在哪里？所以他在安娜·伊万诺诺夫娜死去之前答应和她的女儿冬尼娅结婚，结婚或者是摆脱孤独的方式，但仅仅是结婚，仅仅是简单的爱，仅仅是让自己在现实中立足，所以婚姻对于尤拉来说，只是一种责任，而他的转折来自于另一个女人，一个叫拉拉的“世界上最纯洁”的女人。
全家处于死亡边缘，居住在莫斯科最可怕的“黑山”，这样的家庭境遇对于拉拉来说，无疑也让她看到了一种卑鄙和虚伪，以及制度的不合理，而对于她来说，反抗变得软弱，变得无力，她陷入了和母亲的保护人、律师科马罗夫斯基的肉欲纠葛中，一方面她要从他身上获得物质的保证，而另一方面，他也利用自己的权力从拉拉身上获得快感，所以拉拉变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在情欲的恶梦中越陷越深”，而他们都想从这样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一方面科马罗夫斯基想要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于这种和已故老朋友的女儿之间的“消遣”，决不能屈服。而拉拉在心慌意乱中，掏出了准备好的枪，枪响了，“这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的一枪，同时也是射向杜普梁卡林间草地上那棵树干上刻着靶标的柞树的一枪。”但是却偏偏打到了别人的左手上，射击成了一个乌龙事件，而对于拉拉来说，只有告别这里，只有离开，但是这种离开并不能依靠自己可以做到，她拒绝了帕沙的求婚，最后又接受了，还生出了自己的孩子，而丈夫在奔赴前线的战场中失踪了，“帕图利奇卡已经不在人世，如今拉拉只是作为—个母亲而活着，要把一切力量都倾注在卡坚卡这个可怜的孤儿身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婚姻同样是一种劫难，同样是对于现实的无奈。而在这“革命了”的历史中，尤拉和拉拉在“告别旧时代”的奔波和流离中相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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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斯捷尔纳克（1890.1.29 - 1960.5.30） |
他们曾经相遇过，在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上，在由扎布林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别墅变成的陆军医院里，但是这种相遇仅仅是一刹那的感觉，就像在重返瓦雷金诺的时候，尤拉回忆起的那次相遇：“那天夜里，你还是高年级的中学生呢，穿着咖啡色的制服，昏暗中站在旅馆的隔板后面，同现在完全—样，同样美得令人窒息。”这成为尤拉“洞察世间一切的钥匙”，这把钥匙刻着拉拉与世无争的态度，刻着从不表露的痛苦，刻着强劲有力的生命本质，他竭力不去爱她，但是他却不自觉地构筑起自己的生命哲学。正是因为拉拉的这把钥匙打开了尤拉的生活之门。
但是这扇生活之门，不管是对于尤拉还是拉拉，都是困难重重。在尤拉看来，自己有着双重人格，是关于家庭和爱情的，“这种双重人格永远折磨他，伤他的心”，起先在瓦雷金诺，他在札记中曾经写道：“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逊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多到新生，创造自己的世界。”没有拉拉，没有爱情，他的双重人格只表现在责任，甚至远离政治，“我不会超过我所讲过的东西，我不想宣扬托尔斯泰的平民化和返朴归真的思想，我也不想在农业问题上修正社会主义。我只想弄清楚事实，而不是把我偶然的命运视为常规。”偶然的命运里有家族的破产，有和冬尼娅制定的婚姻，也有颠沛流离的经历，但是他把这一切都视作常规，视作家庭更加亲密的写照。而对于拉拉来说，她永远背负着那段不光彩的历史，那个和情欲有关的纠葛，“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人。受了创伤的人，一生带着污点的人。人们过早地，早得不能容忍，把我变成了女人，让我看到生活最坏的一面，并用旧时代一个老寄生虫的虚假而庸俗的眼光看待它。”这是她遇到尤拉之后对尤拉说的，受伤、带着污点让拉拉总觉得亏欠着尤拉，而充满艺术想象的尤拉在并不知道这些过去的时候，他把这样的爱情叫做缺憾美：“我想，如果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不会爱你爱得这样热烈。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
这个伟大的爱情在画有雕像的房子里隆重上演，至少在尤拉和拉拉的个体生命中，成为患难中的传奇，她是美丽的天使，他是她的堡垒和支柱，但是爱情对于他们来说并非是一种心灵的冲动，并非是抛弃家庭的双重人格折磨，对于他们来说，爱情是对于现实的弥补，是对于生活的反抗。其实不管是尤拉还是拉拉，他们都是革命和战争的旁观者，他们从来没有想参与其中，所以他们所见所想只是用一个旁观的心态去看待这一段历史，但是无情地现实又将他们卷入，拉拉的丈夫在前线失踪，而尤拉又被当成随军医生被囚禁一年。可以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切是因为战争而改变，因为革命而颠覆。在医院里，人群开始分化，“对那些迟钝得让医生感到愤懑的四平八稳的人来说，他显得是个危险分子；在那些政治上走得很远的人看来，他的色彩还不够红。他就是落到这样一种不上不下的处境，他对这部分人显得落后，对另一部分人又难以接近。”对于他来说，生活的判决逃不过他的眼睛，而这样的环境是注定要完蛋的，“面临的考验甚至可能就是毁灭。他剩下的屈指可数的日子就在眼前一天天地消融下去。”而随着他离开医院，去除身上的医生职业，他成了一个沿着铁路的“流浪者”，在那里他看到了铁路沿线的猖獗伤寒，周围整村整村的人都死于伤寒，那句“囤积粮食者一旦被发现就地枪决”的通告刺痛着尤拉。“这段时期她的亲人们一个个遭了难。从韦列坚尼基笔镇传来消息，由于违背余粮征收法，村子遭到军队屠杀。布雷金家的房子大概烧光了，瓦夏家里有人烧死。在圣十字镇，加卢津的房子被强占，财产被剥夺。”对于尤拉来说，人类文明的法则失灵了，“人有梦见史前的穴居时代”，这是历史的倒退，像舅舅尼古拉所说的一片海洋的革命并不是生活的本质，并不是自由，而这个革命的现实或者正如被称为英雄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所说：“这不过是玩一场军事游戏，算不上真正的作战行动，因为他们和我们同样都是俄国人，只不过不愿意和愚蠢分手，不得不让我们费些力气帮他们去掉这个毛病罢了。”
革命变成了红军和白军的残杀，变成了伤寒的疾病和抢夺，所以尤拉陷入的是一种革命的恐慌主义：“革命的独裁者们之所以可怕，并非因为他们是恶棍，而是他们像失控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是对于政治理论的怀疑：“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同一个相知不深的人辩论这个问题至少是太轻率了。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太不稳重了。科学要稳重得多。马克思主义与客观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封闭和更远离事实的学派了。”是对于现实的不满：“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不稳定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这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刚听到这些话时，你会觉得想像力多么开阔和丰富！可实际上却是由于缺乏才能而卖弄词藻。”甚至连拉拉也觉得，这是一个怀疑、告密、阴谋和仇恨增长的阶段：“就我所见到的，这种年轻政权的每一次确立都要经历几个阶段。开始时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的精神，同偏见进行斗争。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混入革命分子’的黑暗势力占据上风。”
所以在尼古拉舅舅曾经看来是“历史性事件”的起义、开火、革命和战争变成了摆脱不了的梦魇，而在这个漩涡中的尤拉和拉拉一方面饱尝了痛苦：“我现在深信，所有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至今仍落在我们这一代头上的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但另一方面，却让他们在这样的境遇下寻找到了爱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比心灵一致更为重要的把他们同外界隔开的深渊。”因为他们俩“同样厌恶当代人身上必然会产生的典型特征”，这种特征包括做作出来的激情、耀武扬威的昂扬，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科学和艺术工作者拼命宣传的极度的平庸”。所以两个人在沉寂的房子里找到了生活中一闪而过的微光：“你并非平白无故地站在我生命的尽头，在战争和起义的天空下，我隐蔽的、禁忌的天使，在你童年和平天空下，你同样会在我生命的开端站起来。”
但是这种备受折磨，背负双重人格，以及不光彩过去的爱情到底能不能在严酷的现实中发出光芒，他们或许只是躲在自己的乌托邦里，但是革命的形势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无法阻止的破坏，消息传来，斯特列利尼科夫并没有战死，但是逃过劫难的他却被捕，而且判处死刑，而身为妻子的拉拉也难逃厄运，而这一切这不过是科马罗夫斯基要让拉拉离开的借口，所以在拉拉看来，这一份爱经不住考验：
“爱的才能同其他才能一样。它也许是伟大的，但没有祝福便无法表现出来。咱们好像在天堂上学会了接吻，然后同时降临在大地上，以便相互在对方身上检验这种本领。和谐的顶峰，没有边际，没有等级，没有高尚，没有低贱，整个身心的对等，一切都给予欢乐，一切都是灵魂。但在这种粗野的、时刻戒备的柔情中孕育着某种孩子般不驯服的、不允许的东西。这是一种任性的、毁灭的本能，同家庭的和睦水火不相容。我的天职是惧怕它，不信任它。”
拉拉离开，而斯特列利尼科夫并没有被处决，他来到了这座带雕像的房子里，他告诉尤拉：“政论家们绞尽脑汁，如何遏制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人的尊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和医治的方法。它成为世界强大的力量。然而，一世纪以来的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淫乱和工人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依然存在的现实让他的革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走出几步远的地方，他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像上冻的花楸果。”纯洁的雪地里，是死亡，而这种死亡不是处决，是自杀，是对于那种憧憬和希望破灭的无奈。
而尤拉，在经历了这一切，经历了婚姻、爱情，经历了医生和囚徒，在“苏联历史上最难于捉摸和虚假的时期之一”回到了莫斯科，回到了最沉寂的生活中，家庭在他面前消失，女人在他面前消失，当然，他留下了曾经写下的诗歌，这些诗歌在二十桶水的浪漫史画上句号的时候，在鲜花取代了仪式的时候，被戈尔东和杜多罗夫阅读着，那是五年或者十年之后，那是面对着莫斯科的窗户，那是劳改集中营开始的时候，只有手中的这些诗歌才能让他们忘记现实，走进心灵的这种自由：“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饰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暮色渐渐变浓，历史变成了一个符号，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因为某一个人的死去或者消失，而成为被遗忘的过去。
一切只是一个开始，锋利的现实变成了那封退稿信上的一句话：“您的小说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文本的天空伴随着那一场暴风雨的到来，瞬间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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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后： 《负重前行》：“行尸走肉”的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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