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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90719·1583 |
| 作者：【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42.00元当当21.00元 | |
| ISBN：9787532158263 | |
| 页数：336页 |
埃利亚斯·卡内蒂因其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于 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应该把卡内蒂的自传体作品看成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作者公开承认了使他成长起来的巨大的史诗般的力量。”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如是说。《眼睛游戏》是埃利亚斯·卡内蒂“自传三部曲”的第三部，叙述了作家从1931年到1937年的经历。不到30岁时，卡内蒂已经写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迷惘》，但这部作品问世之初并未得到严肃的对待。对于文坛巨擘托马斯·曼、罗伯特·穆齐尔等人，卡内蒂的评价刻薄而犀利，而对于自己的精神偶像松内博士，则推崇备至，敬若神祇。这一时期以卡内蒂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母亲——的葬礼而画上句号。
《眼睛游戏》：我期待听到一声侮辱
每当我走进理发店，让人给我理发的时候，总是看到对面镜子里的自己，就已经让我讨厌。总是面对自己，让我感到受到强制和束缚。
——《天赐一个孪生兄弟》
“获救之舌”是打破沉默的开始，“耳中火炬”点燃了关于群体的革命激情，一种身体的寓言，无论如何都是从身体出发，又返回到身体，所以对于埃利亚斯·卡内蒂来说，离开故乡，离开母亲，在德语的世界里开始寻找另一个全新的自己，而这个自己始终无法摆脱“获救之舌”和“耳中火炬”所刻印的身体属性，而当那些创作的剧本、关于群体的理论成为一种文本，自我又如何成为一个标志而融入其中？
说话，听说，之后是看见，“眼睛游戏”里是自己看见一个扩张的外部世界？而是外部世界纳入到自我的视野里？镜子放在对面，镜子里是自我的虚像，所以对于卡内蒂来说，一种受到“强制和束缚”的感觉让他想要极力摆脱，所以镜子世界成为自己的一条禁令，但是当从镜子世界逃离，个体其实在返回自我身体寓言的时候，其实变成了某种避难所，甚至是一个乌托邦——一部分的自己安放在文本深处，另一部分的自我则被分解为禁令里的条文，从此在一种矛盾的分裂状态中，看见和被看见都变成了无法逾越的“眼睛游戏”。
《康德着火了》关注的是焚书事件，是一种“人们应为之负责的现实”，卡内蒂所看见的就是这样一个带来恐惧的时代，这是目光向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卡内蒂的“看见”是自我构筑乌托邦的一种游戏，“它比任何从外部发出的批评以及对自我所作的批评都更重要。”把现实放在“自我批评”的上面，其实真的是一种恐惧，“慘烈的毁灭是联结它们的纽带。”尤其是当经历了“七月二十五”的所谓革命事件之后，当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群体的激情其实真的需要面对“狂热”，也正是在德国焚书事件之后，政治制造的群体热情导致的却是一系列禁令的颁布，这正如一面镜子，不是看见了自己，而是自我被强制和束缚了——群体也一样，他们实际上不是成为了革命的力量，反而在那个时代制造了恐怖。
但是，对于卡内蒂来说，德国形势的急剧变化并没有真正对他产生一种“阴森恐怖、莫测高深”的感觉，焚书事件、希特勒上台，以及一系列的禁令，仿佛都是镜子里发生的故事，而走进理发店讨厌镜子里的自己，不是对于时事发表针砭时弊的看法，甚至不是对群体进行进一步思考，反而避而谈之，从自我的镜像又返回到自我的身体，于是，那双眼睛只是个体的眼睛，那个游戏只是个体的游戏——关于“我”的重新定义。就是在《康德着火了》这部剧作问世之后，卡内蒂并没有针对“人们应为之负责的现实”而提出批评的看法，他只是思考“七月二十五日”事件之后自我的定位，甚至只是在焚书事件中开始逃避——那一本《康德着火了》是不是也会在着火了之后毁于一旦？
恐惧需要的是救赎，大开本、大字号体印刷的毕希纳文本成为卡内蒂转向的一个标志，在他看来，《沃伊采克》里所具有的是一种称作“自我谴责”的东西，自我谴责之前是自我陶醉，是自我躲避，而这一思想来源于卡尔·克劳斯，在《康德着火了》的“一所精神病院”一章中，卡内蒂对精神病人发出了爱情宣言，而这正是他跨越危险的界线的所为：“离群索居的倾向、对完全另类东西的欣赏、与卑鄙无耻的人断绝一切来往的愿望”，也就是说，自己在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下，制造一系列“毁灭幻灭”——把所有的东西都毁灭了，是不是可以拯救？这一想法甚至把自己所爱的薇莎都排除在外，而已经从卡尔·克劳斯神话中出来的薇莎也对卡内蒂的这种自我陶醉式的毁灭给予了回击：“你书中的他死了以后，就附体到你身上，你就跟他一样。这大概就是你悼念他的方式。”
如此，自我谴责在哪里？卡内蒂的“自我谴责”其实是另一种镜像，一种在自己眼睛里看见的世界，一种自我制造的“眼睛游戏”，在撇除了那个镜子里的自己之后，又创造出另一个自己，这个自己不在镜子里，却在文本里，在剧作中，在乌托邦里——郑重其事地说出全部的“我”，不把“我”放在括号里，而且必须本人说出，“其生命力是惊人的，它比任何法官的判决都更具说服力。”所以卡内蒂的真正任务是寻找一面镜子，把这个不放在括号里、自我虚构的“我”投射到其他人身上，从而虚构一个“攻击性”的形象，“除了在卡尔·克劳斯身上发现的令我赞赏的攻击性之外，我又发现了雕塑家的攻击性，他每日的工作就是敲凿坚硬的石头。”
卡内蒂认识了赫尔曼·布洛赫，给他朗读自己的作品《婚礼》，在他的眼睛里发现“不为人察觉的东西”，甚至盲目地认为，“在他那双迷人的眼中，我看到的完全不是算计：他身上的一切，在我看来无不高贵而崇高，而我的行事是多么的幼稚和鲁莽，竟然毫不掩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仿佛看见了自己，即使卡内蒂看到了那个幼稚和鲁莽的自己，但是从那个文本制造的眼睛游戏中，卡内蒂当时甚至认为是自己提供给了布洛赫一种返回的路径，布洛赫把《婚礼》看成是一种毁灭性的作品，“您正走在一条歧途上。您不可能为群体找到规律，因为不存在这样的规律。您所花在上面的时间定会枉然无功。”而卡内蒂对他的解释是：“它研究的是一个个个体，在每一个具体的人那里，它也许能得出点什么，但对群体，它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而最重要的，恰恰是对群体有所了解。因为，今天所有新兴的力量，都有意识地从中吸取养分。”个体的心理学已经漏洞百出，所以需要从群体中吸取营养，尽管目前无能为力，但至少是孕育了“新兴的力量”——就像卡内蒂所推崇的“狂飙突进运动”，它在成为新兴力量之前，是群体性运动的一次压抑，“没有过渡，没有先兆，我突然跌落到了十四世纪：通过研究群体性运动，我了解了这一时期，我开始思考这个充斥着鞭笞派、瘟疫、焚烧犹太人的时代。”
从布洛赫的圈子，卡内蒂认识了赫尔曼·合尔辛，认识了沃特鲁巴，认识了松内，认识了穆齐尔，认识了托马斯·曼……那些活跃在德国文坛的著名人物，对于卡内蒂来说，都是进入到自己眼睛里的人物，在“自我谴责”虚位的情况下，卡内蒂都仿佛第一次发现了他们身上的有点，接着沉迷在某种崇拜之中，再进而看见了镜像，并以某种狂妄的方式将他们从“眼睛游戏”里清除出去，于是，矛盾，冲突变成了这个游戏无法改变的结局，而在其中的卡内蒂似乎都体会不到自己的自负，以致当五十多年之后他才从自我的经历中发现那个在镜中、在眼镜里的幻想，才在一种真正的“自我谴责”中回到了个体意义上的自身。
“难道好人只是一个形象？这个世上真的有好人？他在哪里？”布洛赫介绍的松内成为卡内蒂眼中的好人，在他看来，松内是一个有着自我判断的人，讲究完整，知识丰富，而且独立，“他从来不谈自己，从来不用第一人称说什么。他几乎从不正面与人说话，一切都用第三人称来表达，从而保持距离。”所以他不会盲目改变自己，卡内蒂从他身上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人格的完整”，“那就是：即使面对质疑也能泰然处之；支配自己的命运，却又放弃自己的动机和历史。”所以卡内蒂将他视作自己的“楷模”，一个好人的楷模，甚至“再没有其他人可以成为我的榜样了”。和当初对卡尔·克劳斯的定义一样，保持着一种最高级的评价，而这种最高级本身就是一种镜像，当遇到不同意见时，这个神话便粉身碎骨。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卡内蒂站在共和者一边，毫不掩饰对西班牙政府的支持，当时松内的观点对应于德国政治形势，他认为，希特勒的胜利是一种致命威胁，因为他的无知会把一切势力、各国人民拖入战争，“同地球上所有国家交战，德国怎么可能取胜！”西班牙的格尔尼卡被轰炸成废墟的时候，他几乎是疯了，但是当他用自己的沉默来对抗，对于卡内蒂来说，却变成了一种“木乃伊”的存在，他需要的是松内的诅咒，而不是“无能为力”，“所有巴斯克人，所有西班牙人，所有人的诅咒。”
一个从来不用第一人称的人，一个保持着独立思想的人，一个对于群体狂热展开批评的人，当悲剧降临在格尔尼卡的时候，无语是不是就是一种“无能为力”？显然卡内蒂所理解的诅咒就是一种充满热情的对抗，甚至是“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当松内用如此态度的时候，卡内蒂没说一句话便转身走了，“即使走到外面的马路上，我也丝毫没觉得他可怜。”而直到几年之后卡内蒂才理解了松内，才理解了一种不用第一人称“我”来评价时事的品格，“他预见这些城市将遭受怎样的命运，他预见了其他一些东西。有足够多的事令他担忧。他没有将任何恐惧与其他的混合到一起。他走出了血亲复仇的历史。”
对于穆齐尔，当时的卡内蒂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甚至对他也不了解，在认识之后，卡内蒂对他的评价是：“穆齐尔擅长于运筹，他大概享有思想一切的自由；但是，他感到屈从于某个目标，无论发生什么，他从不放弃它；他拥有一个社团，肯定它并因之而对世界怀有好感。尽管他自己也写作，却观察那些自诩写作的人的游戏，洞察出他们所作所为的无意义并谴责他们。”但是渐渐的，卡内蒂认为穆齐尔所拥有的自由只是为了“保持自己是身体主人的地位”，也就是说，他只是为了保障自我的安全，按照布洛赫的说法，是“纸王国里的国王”，也就是只是在自己的小说里“统领着人和事”，而在纸王国之外，他束手无策，并且完全依赖于别人的帮助——他不会花钱，也讨厌和钱沾边，妻子帮他做好了一切事，而当身无分文的穆齐尔出门，是不是仅靠一种纸王国里的自由也能生活？实际上穆齐尔的确为此付出了代价，他最后几乎也死在这种不适宜的生活里。
所以卡内蒂对于穆齐尔也存在着太多的虚构，而这种虚构到最后都变成了对于他的误读，那一次卡内蒂创作了《疯子的人间计划》，并且寄给了托马斯·曼——寄给托马斯·曼，卡内蒂是想听到肯定的评价，但是那封信里他却没有对托马斯·曼的作品说出一句赞美的话，这其中也是卡内蒂的自负在起作用。所以一开始托马斯·曼没有回信，卡内蒂就觉得自己受到了创伤，而当这本书出版之后，卡内蒂再次将书寄给他，“他给我带来的创伤还没有愈合，并且他是唯一能治愈这一创伤的人，其方式就是他阅读这本书，并认识到，当时他拒绝的那个东西是值得他尊敬的。”也就是说，他完全是以一种自私的方式，让托马斯·曼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托马斯·曼真的回了信，这让卡内蒂兴奋不已，而这个消息他却告诉了穆齐尔，当时穆齐尔说了一句：“是这样啊！”看着穆齐尔那张板着的脸，看着他不高兴的态度，卡内蒂认为，是因为自己将托马斯·曼置于穆齐尔之上，所以他无法容忍，“在他和托马斯·曼之间做出明确抉择，对他来说永远是重要的。”而这种观点，是不是卡内蒂的一种误读？是不是将自己的偏狭投射到穆齐尔身上？甚至若干年后读到了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卡内蒂依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误读是伤害了穆齐尔，他甚至认为那些小说远远比本人重要，在把穆齐尔放在一个嫉妒者角色之外，他依然沉浸在那封信的荣光里，“我确实应该感谢托马斯·曼，因为我的那个创口愈合。他信中的一些内容让我充满自豪。”
眼睛里看见了别人，别人成为了卡内蒂“眼睛游戏”的主角，对于一生无法和解的母亲，卡内蒂似乎也无法从这个游戏中走出。和薇莎结婚之后，卡内蒂依然担心母亲对她的鄙视，所以为了保护她，卡内蒂一直隐瞒这场婚姻。而母亲之后也渐渐透露了当初和父亲之间的矛盾，父亲逝世，母亲就有一种犯罪感，因为那时她在赖兴哈尔疗养，当父亲让她回来，她几乎是拒绝的，最后赶到，父亲其实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那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卡内蒂起初是不知道的，但是后来母亲说起，其实那时已经发生了婚外恋，那个赖兴哈尔疗养的医生爱上了母亲，希望母亲和父亲离婚，也正因此，“当她第三次向父亲提出延长疗养时间的时候，父亲拒绝了她的请求，要她立即回家。”所以父亲之死和母亲的外遇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这段往事浮出水面，卡内蒂不解，甚至开始怨恨，而他和母亲又因此而加剧了矛：卡内蒂将母亲的行为定义为“不忠”，因为母亲和父亲相识相爱都是用德语在说，也就是在卡内蒂看来，德语不仅仅是语言，而是爱情的信物，是忠诚的符号，所以当母亲和医生说起英语，这个忠诚的世界便坍塌了：“因为她的不忠，恰恰就在于她将自己和父亲之间的私密语言，德语，使用在追求她的一个男人身上。”
因为不忠，卡内蒂无法原谅母亲，也因为不忠，母亲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但是卡内蒂自己呢？他认识了薇莎也爱上了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被音乐家马勒之女安娜所迷住，在他看来，安娜是一个独立的人，有着迷人的灵魂，而自己也爱上了她，只是因为安娜的拒绝，而是卡内蒂又回到了薇莎身边。所以卡内蒂对于安娜的评价也带着一种受伤之后的报复心理，“凡她目之所及，她都必然要与之进行游戏，如同游戏一个线团、一件物品，而不是活生生的东西，同时她还要赢得这一游戏。”安娜成了卡内蒂所定义“眼睛游戏”的操纵者，甚至是最具威胁的一部分。卡内蒂爱上安娜，也是一种不忠，也需要被道德谴责，但是他就是在“自我谴责”虚位的情况下，反而认为自己的那场“眼睛游戏”的牺牲品，如此，他有什么资格来鄙视自己的母亲？而且漫长的对立几乎消解了母子之间原本醇厚的感情。
最后母亲已经无法起身，已经病入膏肓，当卡内蒂最后一次面对母亲，他送了一束玫瑰，希望母亲能呼吸家乡鲁斯丘克的芬芳，他也坐在她身旁，听她最后说出的话。在这个临别的场景中，似乎卡内蒂还把母子之间的争斗归结为母亲的原因，“她摒弃前嫌，像从前那样相信我说的话；她认出了我是谁，但没有吐出一个带有敌意的词。”把自己放在受伤害者的位置上，也许是卡内蒂看见那个镜中的自己而无法摆脱的的眼睛游戏，直到闭上眼睛去世，卡内蒂才感觉到一种东西从自己身体里抽去了，他知道母亲的好，知道母亲的爱，“她抬眼望我，向我诉说；我抓住这目光，承受它，也愿意承受它。”也是在这样一种“承受”里，卡内带才看见了一个真实的自己，不在镜子里，不在文本里，不在自我虚构的眼睛游戏里，而在“人们应为之负责的现实”里：“我没有软弱无能，而是迎接挑战。我昂着她的头开辟出一条穿城的道路，四周是跌跌撞撞的人群，我期待听到一声侮辱，逼迫我为她而去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