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25《耳中火炬》：我成了大众的一部分
我经常站在这幅画前，从中我学会了什么是仇恨。我很早就体会到了它，很早，五岁的我就想用斧子劈死我的玩伴。
——《参孙被刺瞎》
五岁时的那把斧头终于没有劈下去，亚美尼亚人的遭遇，他的悲伤歌曲，以及那些敌视的话，都变成了一种仇恨，而这种仇恨是会传染的，当埃利亚斯·卡内蒂在五岁的懵懂中听说了他的故事，其实已经将这种仇恨根植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我爱那把他用来劈柴的斧头”，当从幼年过渡到成年，当从故乡来到德国，当经历了父亲的逝世、和母亲的对立，那一种仇恨却又被唤醒了，“在无法命名它的时候，它长眠于人的内心，然后突然以绘画的形式出现，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唤醒了自己的回忆：现在它才是真实的。”《参孙被刺瞎》的画，将传说变成了现实，失去光明的那一刻是最为可怕的，它仿佛将世界都纳入到黑暗中，连复仇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伦勃朗《参孙被刺瞎》之前，埃利亚斯·卡内蒂在心中引起强烈感想的是勃鲁盖尔的《死亡的胜利》，也是长眠于内心的感觉，依然以绘画的形式出现，也依然是被唤醒而成为真实：死亡不是一种屠杀，不是以死作为结束，而是在赢得了胜利之后“继续进行着”，“它是绝对不会结束的，而且结局总是相同的。”不止的死亡，循环的死亡，胜利的死亡，即使五岁时的那把劈柴的斧头砍了下去，是不是也意味着仇恨没有终结，而是像死亡一样继续前行？绘画中的仇恨和死亡，真实发生的仇恨和死亡，对于埃利亚斯·卡内蒂来说，其实是一种无力感，自己无法主宰生命的无力感，而在这样的无力感中，他心中始终萦绕的问题是：人能不能支配自己？人能不能享有自由？
从鲁斯丘克到曼彻斯特到维也纳到苏黎世再到德国，这一条迁徙的线路伴随着卡内蒂的成长，地理意义的变迁之外，是被绘制的人生轨迹，而16岁之后呢？而来到法兰克福之后呢？身在曼彻斯特的舅舅设下的圈套似乎还在，成为商人的人生规划让卡内蒂感觉到焦虑；母亲对他的控制还在，争吵和对立带来的甚至是嘲弄，甚至是“暴力地撕裂”，她在骂梵高是疯子的时候，似乎也是在针对卡内蒂；父亲的逝世带来的阴影不再是关于亲人的消失，而是在母亲和自己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如何在语言中化解？奥德修斯没有回家，它是一个中断的文本，即使自己在照顾弟弟时成了另一个父亲，而早年父亲的离去带来的对话的缺失……以及关于犹太人的信仰，在曼彻斯特秘密唱颂歌之前，卡内蒂就从宗教老师那里知道了亚伯拉罕将儿子以撒献祭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对于他的启示不是信仰的必然性，而是“对命令的怀疑”：“仅此一点，就足以令我有意避免成为虔诚的犹太人了。”而那个时候母亲下达的关于女性的禁令，是不是也变成了一种献祭？是不是也演化成了我的怀疑？
在阅读中，卡内蒂的世界是慢慢被打开的，而在这些不同的阅读文本里，女性总是站在他面前：斯特林堡的《一个傻瓜的忏悔》，卡内蒂发现真正在忏悔的是斯特林堡自己，当他首次接待近卫军军官的太太，竟将她脱去了衣服，放倒在地，“透过薄纱，他看见她的乳头闪闪发光。这种亲密行为的描写，我还是第一次读到，感觉十分新鲜。”在剧院里卡内蒂看了盖尔达·穆勒教扮演的彭忒西勒娅，他被舞台形象迷住了，“这一狂热融进了我的身体，对此我从没有怀疑过我对爱情的认识始于克莱斯特的剧作《彭忒西勒娅》。”而在身边，隔壁房间的拉姆小姐昂首挺胸地走着，卡内蒂在阳台上看天上的星星，却不想透过王元金看到了一丝不挂的她……
性意识的启蒙，也是一种阅读，对于当沉迷于古典文学的卡内蒂来说，女性的身体似乎也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文本，而当他的爱情到来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身体，并不仅仅是诱惑，而是在自由、忠诚的世界里构筑爱情的真谛。“献给薇莎·卡内蒂”写在这第二部的题辞上，作为日后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卡内蒂和薇莎的相识几乎撇除了单纯的身体意义，那是在卡内蒂“内心的上帝”卡尔·克劳斯的朗诵会上，卡内蒂把克劳斯说成是“目前生活在维也纳的最严厉、最伟大的男性，他痛恨战争，他反对贪污，他揭露社会弊端，他富有激情，“他在课上会抨击一切邪恶和腐败堕落的东西。”卡内蒂对他最高级的评价使自己成为了他的崇拜者甚至信徒。一场朗诵会就打开了那个世界，“我看不到他整个人，他的那张脸越向下看越显得年轻，那张脸那么富于动感，绝不会定格为某种样子；它奇特而强烈，就像一张动物的脸，但是一种新的、另类的、还不为人所知的动物的脸。”但是这张脸却被薇莎看见了，她几乎就盯着他，她几乎就专注于他的朗诵，全然不顾身后卡内蒂的存在——从嫉妒到转向，从身体到灵魂，爱情成了卡内蒂对仇恨和死亡的逃避。
| 编号：C38·2190719·1582 |
“她的美貌令人瞠目结舌，我努力抗拒着它的吸引。”这是薇莎首先吸引卡内蒂的东西，而正因为她在卡尔·克劳斯面前的无限崇拜，让卡内蒂充满了嫉妒，“我不愿看见他赢得了这个黑色中分、充满异域风情的人，让她为他笑，为他哭，在他带来的风暴中弯下身。”不是仇恨，是嫉妒，而嫉妒最后也变成了制造机会接近，后来薇莎邀请了卡内蒂，他聊起了在英国的童年，而正是这一点触及了她的最痛处，和继父生活在一起的她完全是被折磨的牺牲品，即使在和卡内蒂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快90岁的老头突然撞开了门，裹着一条白色床单，高举起自己受伤的手杖：“您偷了我的钱！”那一刻，卡内蒂感觉这个老头就是一个“阴间里爬出来的鬼”。薇莎当然无法忍受，当然争取了属于自己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也传染给了我，“我都不会忘记，她是凭借何等的力量与坚定才获得自己的自由：房间是按照她喜欢的样子布置的，东西的摆设也合她的心意。”薇莎成为了卡内蒂发现世界，发现自我，发现爱情最厚实的一本书，在两个人的避难所里，他找到了抵抗仇恨和死亡的方法：“在薇莎身上，我认识了一个人，她会为了自己的多元性去寻找伟大的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并且使用它们。她让这些形象在自己身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现在，只要她需要它们，她池就可以随时使用；令我惊讶的是其明晰和确定性，与偶然的、不真正于自己的东西绝不会混淆。”
但是，这无疑是违背了母亲曾经设下的禁令，当母亲要来维也纳的时候，卡内蒂最担心的是薇莎，母亲对女性的仇恨会让薇莎再次遭遇如继父般的折磨，所以卡内蒂在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薇莎的情况下，捏造了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女朋友，玛利亚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如神话般的存在，而母亲在这个虚构的女性面前表现出了兴奋，“通过我编造的故事，她心里满是对那个女人的偏爱，没有害怕。”卡内蒂起初是一种欺骗母亲的罪恶感，但是当生命中的两个女人，以真实和虚构的身份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似乎也变成了一种避难式的解脱。而实际上，从这一事件的遭遇和解决方式中，卡内蒂逐渐明白了自我存在的危险和可怕，认识到了自己无权支配自己的无力和无奈，而这也为自己转向于群体的研究和实践打开了进口。
从父亲、母亲、弟弟和薇莎的关系里，卡内蒂感觉到生命的无常，感觉到死亡的可怕，感觉到自由的脆弱，感觉到私人的无助，自我是什么？有时就是母亲所说的梵高死的疯子；自由是什么？有时就是薇莎奋力抗争却还是被手杖威胁的现实；“自己无权支配自己，自己不是自由的，会有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半是心醉神迷，一半是麻痹瘫痪的感觉，这一切怎么可能呢？这到底是什么？”而且，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冷漠，有太多的误解，倾听在哪里？思想的交流在哪里？而最大的困惑在于，当个体遭受了不公，如何有力量来抗争获得自己的权力？卡尔·克劳斯对于权威的怀疑甚至敌视，使他成为了自己的上帝，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依然是一种个体的力量；卡内蒂和汉斯徒步穿越卡尔德文山脉，成为自我独立的一次标志性事件，但是如果没有那位医生对母亲的劝说，怎么可能成形？而这一切不正是依靠着个体的偶然性作用？
种种的疑问，种种的困惑，种种的遭遇，对于卡内蒂来说，一种全新的思想开始逐渐成形，那就是“群体的力量”。起先卡内蒂认为，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人失去自我，甚至只是一种对无私的借口，“由于各方面都在教唆、劝说直至利诱你自私自利，所以你需要这种无私忘我的体验，就像末日审判那短促的喇叭声一样，还要避免贬低它们的价值。”但是在经历了这许多的故事之后，卡内蒂开始思考群体，“我打算解开它，它是我眼中最重要的一个谜。”阿尔则大街上绊跤而出现的“灵光一闪”似乎开启了这个揭秘的过程：“世间存在着一种集体欲望，它一直处在与个人欲望的对抗中，从二者的争斗中，可以解释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也许不是什么新思想，但对我来说，它是崭新的，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触动。”所以他和弗洛伊德划清了界限，所以他在和薇莎的阅读“战斗”中学会了思考和倾听，所以他在观察小燕子的时候知道了独立性的意义——当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的那次事件爆发，卡内蒂找到了关于群体最鲜活的样本。
布兰根兰州发生了工人被害的枪击事件，法庭却宣告谋杀者无罪，这一判决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于是司法大厦被焚烧，而出动的警察又开枪射击，造成了九十人死亡。这里有仇恨，有死亡，但是却变成了对抗权力、否定判决，寻求公正的一次群体事件，“那一天，我彻底接触了被自己日后称作开放的群体。他们由来自城市各地区的人们汇合而成，组成一条条坚定不移而且不可拆分的长队伍。那座名为司法大厦、却因为错误的判决而体现了不公正的建筑，其地理位置决定了队伍前进的方向。”卡内蒂加入了这一群体队伍，汇聚到集体力量中，“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认识群体，而我现在只成功实现了这个目标的最小的一部分。”即使在五十三年后回忆起来，卡内蒂认为，这一天是自己最接近革命的行为，“从此，我完全清楚了，不必去读任何有关攻陷巴士底狱的文字了。我成了大众的一部分，完全献身于他们之中，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没有丝毫的反对。”
从此，“维也纳再也不是以前的维也纳了”，而卡内蒂也不再是卡内蒂了，当成为大众的一员，最无私的一面体现出来了，所谓对于公正的呼吁，所谓对于正义的要求，都变成了一种关乎社会、关乎国家命运的革命行为，所以群体消除了自我，群体形成了整体，群体凝聚了力量，甚至群体也提供了平等倾听的机会。卡内蒂参与其中，又对群体现象进行了观察，这位他以后写作群体思想的书创造了条件，但是仅仅是“七月二十五”事件，并不能全面而一致地得出结论，甚至卡内蒂还处在某种探索的矛盾期。比如，他认为，群体的形成不需要领袖，七月二十五日的反抗和示威作为一种公众事件，站在权力体系面前的正是公众，但是这一事件真的没有领袖？或者群体自己可以保持一致的目标？卡尔·克劳斯不是在大屠杀之后，四处张贴海报，不是策划了要求警察局长下台的行动？卡内蒂自己也说：“整个行动都是卡尔·克劳斯一人在干，他是唯一在行动的公众人物。”就是那些海报，成为“唯一能让人坚持下去的原因”，卡内蒂甚至“从这一幅走向下一幅，在每一幅前面逗留”，“我感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公正都融进了他名字的字母里。”
群体取消了自我，取消了自私的目的，是不是容易导致乌托邦？卡内蒂融入到了“七月二十五”的行动中，感受到了革命的激情，但是他更大的身份是观察者，也正是因为这种观察者身份，使得他在研究和写作中，自己构建了乌托邦。他钻进了中国古典作家的书海里，迷上了庄子和他的“道”，“我与庄子相遇，在所有的哲学家里，他成了我的知音。”而其实，中国庄子的道家思想反而是群体的反面，革命的对立面。卡内蒂到达柏林之后，在路德维希·哈尔特的影响下，对卡尔·克劳斯的个人崇拜开始被解构，而这绝不是对于领袖的某种否定，实际上，对卡尔·克劳斯不再崇拜，仅仅是因为路德维希·哈尔特可以与克劳斯相匹敌，“作为一个朗诵者，他在自己的领域里与卡尔·克劳斯较量，并且坚持了下来。”也就是说，路德维希·哈尔特只是取消了克劳斯的最高级，推翻一个权威只是为了树立了另一个权威，而这种权威依然闪烁着乌托邦思想。而回到维也纳之后，结束了大学生涯的卡内蒂开始写作《疯子的人间喜剧》，八个被虚构的人，八个关于人间的虚构故事，就是在建造自己的乌托邦：他把他们放入了斯泰因霍夫的疯人院，卡内蒂说，“这就是我行动中乌托邦的一面”。
甚至，群体性的革命意义或不会走向反面？一九二七年之后是一九二八年，距离“新的战争”还有些遥远，但是当德国在“群体”的狂热中走向“革命”的时候，是不是在制造新的矛盾、新的仇恨，甚至新的死亡？“我成了大众一部分”的卡内蒂需要寻找的是关于群体的真正答案，“一九二八年的时候，人们还感觉自己距离那场新的战争十分遥远。这一回忆让我吓了一跳。战争突然又至，而且作为信仰出现，这是与群体的本质分不开的，驱使我去识破它本质的，绝不是我的直觉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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