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门》出版于1946年雷马克流亡美国期间，1948年即被好莱坞搬上银幕。《凯旋门》的主人公拉维克原是德国一家大医院的外科主任，因帮助犹太朋友藏身，他和女友被盖世太保抓捕。女友自杀，拉维克从集中营的医院中逃出，流亡巴黎，靠替别的医生代行外科手术来维持生计。他没有身份证件，没有固定住所，辗转在不需要真实姓名的小旅馆之间，随时会被驱逐出境。“二战”在即，整个巴黎笼罩在战前的黑暗气息中。拉维克接到了琼打来的电话，声音断断续续，拉维克以为琼又在戏弄他，便挂了电话。不一会儿，琼的情人来敲拉维克的房门，告诉他自己失手向琼开了一枪。拉维克赶去抢救但已无力回天。诀别时刻，两人用各自的母语倾吐爱意，语言不通却明白彼此的心意。1939年9月，“二战”在欧洲全面爆发，拉维克和其他流亡者一起被捕，囚车载着他们穿过了没有灯光的凯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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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200918·1681 |
| 作者：【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7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55.00元当当28.10元 | |
| ISBN：9787208144125 | |
| 页数：400页 |
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两件中国青铜器，立刻感受到铜绿那柔和而凉爽的温度。“你们这些可怜而陌生的‘流亡者’，”我说，“不幸沦落到一位军火商和对文化一窍不通者的豪华安乐窝中。我欢迎你们！你们给了我一种奇异的感觉一—没有故乡却有家园。在此家园中，完美代替了地理，艺术代替了爱国，幸福的瞬间代替了战争。
——《14》
散发着柔和而凉爽的温度，凝聚着历史的“中国青”是完美的，是艺术的，是幸福的瞬间，当它们被古董商的双手抚摸，当它们进入到交易的市场，它们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但是这只是在艺术的层面发现了自己，只是在文化世界里活在家园中——不是地理意义的存在，没有所谓的爱国心，甚至连经历过的战争影子也被抹掉了，当青铜器作为艺术品在“没有故乡却有家园”中存在，是不是也去除了它身上颠沛流离的历史：从中国流转到世界各地，在军火商和其他商人的手中把玩，以金钱为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何来故乡意义的存在？
绝不仅仅是一件物，非物之物当然会带来“奇异的感觉”，而当“我”抚摸这一件青铜器，自己也成为了非故乡的鉴定者，从它身上是不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来自德国，活在纽约，已经拥有了那本名为“路德维希·佐默”的护照，和玛丽亚·菲奥拉已经在一起，甚至已经到了德国人聚居的约克维尔第八大道，听到耳旁的人说着熟悉的德语，为什么还会从青铜器身上看到自己作为流亡者的身份？还会在一种“没有故乡却有家园”中试图忘记地理、爱国和战争，但是那一种祖国情结是无法抹除的，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的命运，看上去是远离了战争和死亡，但是在“几乎等待着商店门后看到盖世太保在窥探”中，根本没有家园的感觉，“这种双重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致我忽而感到安全，忽而感到仇恨和恐惧，就像一个缺乏训练的走钢丝演员在钢丝上挣扎向前，钢丝系在写有德文的房屋之间，下面没有任何保护网。”
而且，特勒已经上吊了：两天前当他被利普许茨发现时，他吊死在枝形吊灯上，所有的灯都开着，是不想让自己一个人在黑暗中死去，这是一种正在发生的死亡，“我们是得救了，但自我还在折磨我们。”得救和折磨构成了没有故乡的矛盾世界，一方面，“我们”得救了，是所有从德国逃亡而来的德国人找到了生存的家园，但是另一方面“自我”却不断地折磨着，像特勒一样选择在开着灯的黑暗中死去，是想让自己拥有更多的光明。在这得救和折磨之中，更大的矛盾在于：谁来进行没有完成的复仇？“我感到自己被一股嫉妒尖锐地撕咬着，同时因为永远不可能像她们那样去复仇而深深地绝望。”被束缚地活着，没有勇气的死去，这便是希尔施所说的恐惧，“难道你仍旧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惧的时代？真实和想象出来的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而且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流亡者永远都无法摆脱恐惧？你从来不做梦吗？”
这是一个恐惧的时代，因为我们都像那件青铜器一样，剥夺了回到祖国回到故乡的权力，当“完美代替了地理，艺术代替了爱国，幸福的瞬间代替了战争”，一种家园的存在感更多是对自我精神意义的取消。如果单凭一种肉体的活着，是不会有这种折磨的，当然更不会有恐惧，不会有恐惧之后的绝望，而这个恐惧的时代也是一个战争的年代，在战争中一切似乎就是为了活着，因为活着才可以看见战争的结束，活着才有机会完成复仇，活着才能最后回到故乡。但是，活着同样要见证死亡，活着就是一次流浪，从进入美国之前的埃利斯岛，到拥有他人护照而在纽约生活，再到听见德语的约克维尔第八大道，我在活着的状态中一步步接近“德国”，一步步走向故乡，但是，死亡无处不在，折磨永不停止，绝望变本加厉——这里没有战事，没有废墟，没有危险，没有轰炸，但是，“取而代之的则是无所事事的等待导致的彻底绝望。”
一切从逃避死亡的活着开始，“我置身在埃利斯岛，时值1944年夏，眼前的城市是纽约。”这是在战争的另一边，没有炮火，没有士兵，在这个被称为“最温和的拘留营”里，人们不会挨打也不受刑，不会因做苦工而被折磨致死，不会被用毒气杀害，而且伙食还免费，它只是对没有身份而移民美国的人保留的一个“应许之地”，但其实应许之地的存在，作为一种暂时的拘留之地，它从一开始就取消了自我的归属感，一开始就不是故乡的存在。“拘留营中，精神崩溃已是屡见不鲜。”在我看来，甚至比被德国部队和盖世太保大兵压境时的法国拘留营要严重，这种状态我称之为“苦路”，一方面要躲避盖世太保，另一方面还不能让所在国家的宪兵抓住，我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是在埃利斯岛的苦路上活着，凭借着自己曾在布鲁塞尔博物馆里学会的打坐功夫，让自己进入到无意识的状态中，“我以这种方式进入一种倦怠的忘我境界，这种境界令漫长而紧张的等待变得可以忍受了一些，因为在一种特别荒谬的幻想中，这种等待最终似乎确实与我不再相关了。”
精神上的无意识，是为了让肉体的存在也渐渐进入忘我状态：不再是德国流亡者，不再拥有被盖世太保列入黑名单的名字，不再警惕盖世太保的眼睛窥视——取消了自我属性，其实自我就是如青铜器的物，也只有这种忘我状态，才能使自己走出埃利斯岛，走向纽约，也才能使自己在活着中“期盼着复仇”——如悖论一般的存在，其实撕裂着自我，一方面是不断失去，一方面则是不断寻找，在失去而寻找，寻找而失去中，那个自我真的能回来吗？那种复仇真的会实现吗？故乡真的会是最后的归宿？埃利斯岛上，担保者莱文来了，律师沃森来了，还有所谓的银行家坦嫩鲍姆，以及解救我的罗伯特·希尔施也进入了生活，在他们的安排下，我终于可以离开埃利斯岛，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路德维希·佐默，也从此获得了两个月的自由时间和和平的状态：“没错，敌人在世界的另一边。这儿没有国境线需要保卫，这儿没有枪战。这儿也没有废墟，没有炸弹，没有毁灭。”
从德国到美国，从埃利斯岛到纽约，“这个国家有点儿意思：四十二种冰激凌，战争，可是看不见一兵一卒。”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和平之地？已经成为路德维希·佐默的我看见了和平，品尝了冰激凌，感受到了没有敌人的世界，但是，作为“非法的流浪者”，仿佛置身于一部电影中，“它产生的远远不是一般那种令人惊讶的魔力，那种通过光、色、不解以及因为不解而生发的一种幼稚的安全错觉。”一方面我感觉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太多，它们发生在有敌人的那一边：父亲死了，“我的青春在父亲临死的呐喊中彻底崩溃，他叫喊了一整天，我知道是谁派人杀害了他。”对西比勒超然的爱死了，“在她身上，我爱的是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的东西：自由、无忧、希冀以及甜蜜的青春骚动。”作为布鲁塞尔博物馆馆长的女儿，西比勒代表了“我所丧失的一切”，是一种温暖、近在咫尺却又渴望不可及的象征；曾经结为露水夫妻的露特死了，我被捕而在监狱里关了十四天，被驱逐后离开了法国，当经过努力再回到法国时才发现露特已经撒手人寰……
战争中死去的是父亲、西比勒、露特，他们是亲情、超然的爱、婚姻，当然真正在战争中死去的是自己：没有了自己的名字，何以真正返回？而另一方面，当从应许之地进入为期两个月的美国时间，我处处想到的是那些逝者留下的影子，遇到的那些人也是没有故乡的流亡者，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这一瞬间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这不是我的痛苦，是所有来到应许之地失去了自我并一再失去活着勇气的人的共同感受。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是劳施旅馆经理、领班兼打杂，这个1917年就从俄国逃离的人已经是上一代的人，“我从许多场革命中侥幸活了下来，现在我是美国人。从前我曾经是捷克人、俄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全看我母亲出生的那个小地方被谁占领着。”他的身上体现着更久远没有家园的那些流亡生命；犹太人赫尔曼已经瘸腿，因为那时的一员拒绝收治犹太人，他现在只偏爱身体有轻微残疾的女人，只要有结实的丰臀，他都来者不拒，宗教在他那里变成了可以养活自己和打动女人的工具，“我做这种生意。圣人遗物和护身符，还有圣像、塑像和供奉用的蜡烛。我成地被引荐进了天主教社交圈。”玛丽亚·菲奥拉，母亲是西班牙人或者是俄国犹太人，来到这里之后她变成了摄影模特儿，在所谓艺术的世界里让自己活着；杰西·施泰因，是所有流亡者的“保护神”，1933年以前，她在柏林就已经是所有需要帮助的演员、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养母”了；当然还有罗伯特·希尔施，在我看来，他不是牺牲者，而是马加比、复仇者和拯救者，“死亡对他来说也许在日常的安全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他也不是真正的罗伯特·希尔施，“他弄到了一本外交官护照，上面的名字是拉乌尔·特格纳，从此他就以这一身份抛头露面，叱咤风云。”
他们流亡，他们活着，但是在这里他们没有依存感，罗伯特说：“我们两不靠！既不属于离开了的故国，也不属于新的国度！”在这个“两不靠”的空间地带，活着或许只是遵守《拉昂摘要》的一种方法论式存在，“在危机中哀悼不可避免的事是种自我削弱！”这是一种最简单的自我保护？“生活由不同的层面组成，这些层面分别有自己的重大事件发生。”这是生活的启示录？“任何时候都不要让情绪败坏胃口。”这是肉体制胜法？“及时逃跑也是一种艺术，总比慢慢被烤熟强。”这是最基本的逃亡法则？《拉昂摘要》成为这些人谈论的热点，在逐渐失去了精神意义的存在中，他们回避着回忆，回避着故乡，回避着回家，而我重新拾起对古董的研究，仅仅是为了在西尔弗那里打一份工赚一点钱，““因为回忆是个浪漫的造假者，它像一个筛子，筛掉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让战争变成了一场冒险经历。在回忆中，每个人都成了英雄。其实只有死者才有权评论战争，他们从头到尾经历了战争，可他们只能沉默。”
但是回忆却无法被遏制，回忆甚至在他人的死亡中变成一种痛苦，流亡者扎尔死于心肌梗死，我调换到了更便宜的扎尔房间，看到了扎尔还没有寄出去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维也纳附近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里名叫露特·扎尔的女子，在这个露特的名字里，我看见了曾经和自己结为露水夫妻而最终撒手人寰的露特，而信里那句“亲爱的露特，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我希望你一切都好，身体健康……”又唤醒了我的回忆；希尔施让我去参加担保人坦嫩鲍姆的入籍庆典，坦嫩鲍姆把自己的名字送进了坟墓，而改名重新拥有的名字先是阿道夫，这么一来他就无法摆脱那些痛苦的回忆，那些他因自己的名字在德国不得不遭受的嘲讽与打击。”后来选中了史密斯，这个成千上万的名字实际上宣告了他的不存在，因为他已经湮没于同名者之中，而在仪式上大家说起有一名德国犹太人大夫，取了一个人叫“阿道夫·德意志”的名字，最后又把名字改叫“乌有”——无论是湮没于同名者，还是取名叫“乌有”，都是一种逃避；而我也终于听从了希尔施的建议，换掉了佐默的衣服，摆脱了一段过去，“我不会忘记过去，但我也不再沉浸其中。”
也是逃避，也是自我欺骗，也是回到死亡状态，一方面想回到可以复仇的情境中去，那就必须找到故乡，找到记忆，找到不被湮没的历史，另一方面则要离开那些痛苦，忘记那些往事，远离那个国家——在约克维尔八十六大道，这个德国人聚居的街区，我看见这里的一切都呈现出这种双重性，而真正被撕裂的则是自己，害怕回到过去却又必须面对过去，害怕面对现实却无法逃离现实。在和玛利亚的交往中，那一种在一起的所谓爱情也无非成为艺术式的避难所，当看到报纸上登载说“巴黎投降”的时候，我看见了一种自由，但是这是属于巴黎、属于德国之外的胜利，“那是一种双重结局，既是那些野蛮人的结局，也是我的祖国的结局，二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一把双刃剑，它刺中了二者，而我个人的命运则位于二者之间。”所以当玛利亚希望我抱紧她的时候，一开始感觉到进入了脱离时间、战争、不安和郁积的焦虑而进入到和平状态，但是对于这种和平状态，我依然没有存在感，当玛利亚想要从我这里听到爱的时候，我对她说的却是“我爱慕你”，之后却是不辞而别，“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没有信件和电话的状态下度过的，因为我几乎从未有过固定地址。”
在应许之地中得到了身份、名字、艺术和女人，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是对于自我的确认，它们就像两个月自由的应许之地一样，是短暂的存在，是冒名的自我，它们一样一样都会在没有故乡的世界里失去，“这场鬼怪战争肆虐各处，唯独没有发生在这块使这场战争还能进行下去的大陆，没有发生在这个我在其中像不安的影子一样生活着的国家。”而对于我来说，唯一能确定自己回到故乡回到自我的，就是复仇，但是这种掺杂着太多个体利益的行为是不是真的是一种自由？是不是真的是摆脱“苦路”生活的解救？在“21”章戛然而止的故事里，不仅是“我”，连雷马克也走向了无法从“应许之地”走出来的生命困境中：在写作《应许之地》时，他已经病重，最后在未能完成结尾时撒手人寰，但是他却写下了“笔记摘要”：“这会是令人绝望的一年，也是死亡与崩溃的一年。对另一个德国的憧憬成了泡影。如果人们这样为自己进行辩护，那就等于在为杀人犯的政权辩护。”谁为自己辩护，谁为政权辩护？当一个人不在集中营里被烧死，他却在自由的活着中死去，雷马克将之命名为“搏斗”，一种叫复仇，一种则是利己主义的正义——当一个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他是不是应该以道德的名义进行清算？
在搏斗中，“他遇到那个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想开枪杀死他，就像他曾开枪杀害了他父亲那样。”这是一种结局，凶手的妻子跑来，喊叫着，他犹豫了一阵然后向凶手的腹部开枪；或者开枪并没有将凶手打死，凶手最后瘸了一条腿；另一种结局是当他找到凶手时，凶手的妻子替孩子求他手下留情，或者，他想杀人却没有杀，“我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每过七年，每个人都会变成另一个人，这曾经是我，现在我不再是那个人了。”再一种结局是，他杀了凶手，自己被关进了监狱，法官试图替他开脱，他谢绝了，逃跑，然后上吊……不同的结局，都是他面对那个必须复仇的凶手，杀死凶手或者让他致残，杀死凶手或者自己上吊自杀——在不同的结局里，死亡却无可逃避，它既是凶手的死，也可能是复仇者之死，不管是谁，在正义或者利己主义面前，从应许之地走来，从来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真正的家园，死亡成为最后命运的写照，只有死者才有权评论战争，“死亡潜入。它不是在我们体内生长的，它更为机灵。如果它在我们内生长，那事情就容易得多，因为可以同它决斗，做出生死抉择。它是悄无声息地从外部潜入的。周围死去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经常地收到带黑框的信。日益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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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200114·1627 |
| 作者：【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9年03月第1版 | |
| 定价：58.00元当当28.40元 | |
| ISBN：9787208156012 | |
| 页数：468页 |
我将表猛摔在墙上。“瞧，如今可不会再有嘀嗒嘀嗒的响声了。如今，时间已经停止啦。我们已经把它裂成了两半。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儿，我们两个人，你和我，再没有别人了。”
——28
她说：“你还应该活很长的时间。”她说：“我要你娶一位太太，生几个孩子。”她说：“在你还想活下去的时候死去，总比在你想要死的时候死去，好得多咧。”帕特的眼前是一种未及的时间，那里是鲜活的生命，是娶妻生子的祝福，是绕开死亡的祝福，但是，唯一不触及的是自己。那面镜子终于掉在了地上，那个黑夜终于无比漫长，最后她说：“你不应该再看我了。那已经不复是我啦。”是完全将自己撇除在了“我”的世界里。终于，她死了，“在破晓之前，黑夜的最后一个时辰死了。”
遥远的疗养院，无法治愈的咯血症，以及把自己抽离的夜晚，一种死亡发生似乎变得无声无息，而我说：“我既没有孩子，也没有妻子，除了你。你就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妻子。”我又说：“等你痊愈以后。我也想跟你生一个孩子咧，帕特。可是那必须是一个女孩子，而且就叫帕特。”但是一切都在了生命之外，即使我故意让镜子掉在地上不让她看见死亡前的自己，也依然无法把时间延续到幸福的未来，最后在她痛苦死去之后，我最后叫她的名字，“她第一次没有答应我。”而我望着她，什么事也不做，当帕特所说的“我又有一天啦”的清晨开始，“人世间便再也没有她了。”
这依然是一个“爱与死的年代”，可是在这场被疾病夺取了生命的死亡中，不是因为帕特再也看不到新的一天，而是在她撇除了自己的未来里，在人世间再没有她的生活里，活着的我也如同走向了沉寂的死亡，那双手已经冰冷，叫她的名字第一次没有回应，时间停止了，不是一种“只有我们两个在这儿”的永恒，而是“再没有别人”的孤寂。帕特口中的“活很长时间”，“又有一天”，以及“那已经不复是我”都是关于时间的一种叙述，而我口中的“等你痊愈之后”也是对于时间的期待，但是当还想活下去的时候死去真的发生，是不是时间反而变成了一种让人痛苦的存在？是不是爱在这种在没有回应的死亡面前再也没有新的一天？
镜子破碎没有办法阻止时间，表停止走动也不是取消了时间，它甚至以更加残忍的方式撕开了口子，就像费迪南德曾经问起我的那些伙伴：“你们知道天下最煞风景的事情是什么，弟兄们？伦茨的回答是：“一只空的酒杯。”不是时间是一只空的酒杯，而是生命的意义变得空洞，即使倒入了大家喜欢的朗姆酒，也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满足，而在时间中被抽空的就被就如人生，再也没有指向未来的风景，费迪南德掏出一只表说：“天下最煞风景的事情，弟兄们，乃是时间，时间，那是我们经过它而生活，然而却不能够占有它的碑碣。”它在滴答滴答中变成凶恶的机器，而且没有人能阻止，于是，死亡变成了对于时间的唯一注解：“人生是一场病，弟兄们，在诞生的时候，死早就已经开始了。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心跳，都是走向死亡的一瞬间——都是跨向末日的一小步。”
表里的时间是一种符号而已，它可以被摔碎，而在人生里，时间无可阻止地发生，而且一步步走向毁灭。如果这是一种对于未来无法把握的不安，那么当人已经经过了时间，当回首过去是不是可以遗忘？我迎来了自己三十岁的生日，生日的意义一定是为了思考生命的价值，而这种思考就需要回头，但是对于我来说，回头看见的时间也都是煞人的风景：1916年，18岁的我又消瘦又虚弱，却加入了军队；1917年，买了一瓶红酒想庆祝，英国方面却传来了隆隆的炮声；1918年，在医院里，是纸做的绷带，是重伤的人，是呻吟，是低矮的手术车，是整天来来往往地行驶；1919年，回家，却是革命、饥馑、外面响着机关枪、兵士打兵土、自家伙儿的人打自家伙儿的人；1920年呢，是暴动，是卡尔·布勒格被枪毙，是克斯特和伦茨被逮捕了，是母亲在医院里，以及是癌症；1922年，在图林根当了一名铺设铁轨的工人；1923年，在一家橡胶公司担任广告部主任……
真实的生活从1916年参加军队开始，对于我来说，生命的记忆只有短短几年，但是在这履历中，只有战争，只有痛苦，只有死亡，即使1921年“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也不是一种可以遗忘的时间，记不起来其实和记起来有什么区别？即使1922年之后离开了战争找到了工作，可是在这个通货膨胀时期，活着也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存在——甚至，我曾经预言根本活不到二十岁，当在三十岁的生日回忆那些令人痛苦的往事，活着和不活着又有什么不同？所以生日也完全失去了意义，连仪式感也早就被取消了。而当面对日常生活，如伦茨所说：“最坏的时辰已经过去了，危机已经过去了”，也像那只倒入了朗姆酒却依然空空如也的杯子一样，被时间抽空了一切。
的确，战争结束了，最坏的时辰过去了，当现实进入到日常，一样无法摆脱的是生命的虚无感。我在一家汽车工场做工，卖旧汽车或者开出租车，是工作的内容，在通货膨胀的年代似乎只为了赚得一点钱，而赚了钱之后便是喝酒打发时光，醉了醒，醒了醉成了一种常态，却也是对于现实的逃避：“酒吧的墙壁逐渐退远，突然它不再是酒吧了，而是世界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一个避难所，一个堑壕，在它的周围咆哮着永恒的喧腾的战斗，而中间却躲藏着我们两个人，在这朦胧的暮色中神秘地漂流在一起了。”在这种感觉里，日常生活又让人回到了那个战争年代，在黑暗中，在咆哮中，在战斗中，生命随时可能失去，也只有在小小的战壕里才能得到暂时的躲避。
但是战壕只是低矮的存在，人总是要走出去，总是要迎接激烈的战斗，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一种赴死的感觉，让现实真的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就像我租住的房间后面是一个墓园，死亡就在眼前，就在身边。而在这种静态的死亡之外，则是动态的、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死亡。房东是察莱夫斯基太太，他的丈夫曾经的箴言是：“一切要适可而止。”但却死在了无休止的酗酒中；哈塞总是和太太吵架，从上一个发薪日到这个发薪日，哈塞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直到最后无法忍受生活的窘迫上吊身亡，但死亡对于他来说似乎也不是一种终结，洗脸盆架上放着一点钱，纸条上写着“本月份房租的差额”，“仿佛要使人家明白，这跟他的自杀是全无关系。”而警察的说法是：“所有的自杀者，差不多全为了失业。有两个是全家一起死的，有一家还有三个孩子。煤气，当然喽，全家自杀的差不多都是用煤气。”失业而自杀，自杀而缴清房租，生命仿佛只是为了钱而存在；私人秘书埃尔娜·伯尼希有两个朋友，一个爱她，他送花给她，另一个她爱他，她送钱给他；奥尔洛夫伯爵也总是喝酒，喝醉了酒总是哭泣；本德尔太太在一间育婴堂里当保姆，她的丈夫在战争中阵亡，留下的两个儿子因为营养不足而夭折，后来她养了一只虎斑猫；罗莎是墓园里的娼妓，“钢铁骏马”是她的绰号，“这个绰号是为了对她难以驾驭的功夫表示敬意”，但她的生活依然艰难，无奈之下把孩子放在了豪华的托儿所，自己假造了一个高贵孀妇的身份……
一个公寓便是一个微型社会，他们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但是这种日常生活是争吵，是醉酒，是恐惧，是死亡，而关于我的那张名片上写着：“哲学系学生”。这是过去的身份，战争之前的身份，“那是胡说！很久以前，这是对的。”现在既不是学生，也和哲学无关。在被过去取消了身份，在被现在推向了生活，在被未来带入未知的生活里，时间带来的只能是静态的般的存在，所以活着就如正在死去一样：曾经向欺骗、自私、贪婪和无能发动战争，但是现在变得冷酷无情，变得对所有东西都失去了信任——除了和自己一样的伙伴，除了不会欺骗任何人的天空、大地、面包、烟草，“一切都崩溃、败坏、被遗忘了。而那些没有遗忘的，也只剩下了无能为力、绝望、无动于衷和酒。”——所以就像战争一样，没有胜利者，所有人都是牺牲品，在时间里浮沉而不自知。
伙伴、天空、大地、面包、烟草和酒之外，似乎还有一种东西让我产生了信任，那就是车，那辆被冠以教名“卡尔”的车，它是“路上的幽灵”，它能带来激情，每次“排气管里直冒着火星”就预示着生活出现了转机，所以就想伦茨所说：“卡尔还有一种教育的作用：它叫人对于创造才能应该给予适当尊敬，而这种才能往往潜藏在一个并不吸引人的外表里面。”当用冰冷的金属制造的车拥有一个教名，让人尊敬，带来生活的唯一激情，仿佛也是一种嘲讽：活着的人才是真正冷漠的存在，他们没有速度，没有方向，没有动力，在醉生梦死中寻找着解脱。
但是，帕特出现了，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让人看见希望的女人，一个能唤起爱的女人，我第一次看见她从宾丁的车上下来，本来“像铜一样的天空”不见了，被烟雾遮蔽的世界也消失了，“音乐在吹奏，生命的脉搏清晰而有力，它大胆地在我们的胸腔中撞击。”但是这仅仅是一瞬的感觉，即使我确定“她样子很美”，我还是不再想它——不是“她”而是“它”，是美丽的样子而已，连想念都维系在作为物的样子上面，我对于自己对于他人的失望已经深入骨髓。而随着和帕特的交往，我总是保持着必要的距离，总是无法投入进去，她就是一种“它”的存在，任何闪现的想法都被自己一一否定了：帕特留下了纸条，我打电话给了她，在一起的第一次去了酒吧，然后把她送回去，当自己一个人步行回家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她到底是什么人啊？什么都随它去，我又何必去管呢？过去的事情，毕竟都过去啦。”后来教帕特开车，看见了她脸上被晃亮的灯光笼罩着的阴影，我似乎找到了某种温情的感觉，甚至有一种想要放纵一下的意念，但还是在理智中把冲动压了回去；后来邀请帕特来自己住的房间，我还从哈塞那里借了台灯，从察莱夫斯基太太借来靠背椅子，但是在路上却看到帕特从宾丁的车上下来，于是我内心产生了更强烈的不信任，也开始对自己进行嘲讽：“那个姑娘当然与我不相配。我到底算是什么啊？一个借用人家凯迪拉克汽车的陌路人、一个拙笨的酒鬼，如此而已。这是任何街角上都找得出来的人物。”而在关系渐渐发展起来之后，在看戏的约会之后，我有看到帕特在酒吧里和那些男人喝酒，男人还叫她“亲爱的”，我又产生了嫉恨：“随她跟那批人去鬼混吧。她是属于他们的。不，她不是属于他们的。是的，她是属于他们的。”也让自己自暴自弃：“我仿佛冲撞在一件什么东西上，有东西将我粉碎，使我失去理智，没有正义，让我颠簸动荡，毁灭了我辛苦经营起来的一切。”
也许正如伦茨对我说的那样，一个男人为女人所做的一切，在女人眼里都不会显得可笑，所以要随心所欲地去做一切事，但是只有一条底线必须遵守，“千万不要讲求实际，千万不要讲求理智。”这个观念无非是那种对于别人不信任的延伸和拓展，女人只是男人讨好的对象，反过来，女人也会投入男人的怀抱，但是一切都不能投入真感情。我的冷漠，我的拒绝，我的躲避，似乎实践着伦茨的这一条处事原则，即使是帕特主动将嘴唇靠近我，主动对我说爱，主动要求不要离开自己，我还是在坚守着这样一条底线：“我以为，也许这不过是今天一夜的事情，我相信一觉醒来，一切就会烟消云散了。”但是当我感受到温情，当我产生嫉恨，当我自暴自弃，它反而变成了对于情感的一次唤醒，反而变成了对于无聊生活和死亡的解构。
这种情感是复杂的，既不敢爱又渴望爱，而爱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多义的存在，“假如你是一个普通的平凡的女人，我就不会爱上你了。”当我将帕特排除在普通女人之外，其实就是要将自己从那种无能为力、绝望、无动于衷的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看上去是逃避，却是一种创造，“我看到这光景，油然地生发出一种强烈的家庭温暖的感觉，我还想到如今终于有人在那儿了，以后会在那儿，我只要走上几步，就可以看她，跟她在一起，今天，明天，也许还有以后很长的日子……”但是最为悲剧的是，我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却是在旅行度假时发现帕特身患的疾病，而这一种疾病却让我看见了死亡的阴影。
咯血症，这个对于我来说陌生的疾病，正如帕特的存在一样，她的过去是隐秘的，而我也是在这样一种隐藏自己过去的“去时间化”的状态中活着，两个人都想取消不愉快的过去，但是都必须直面这种时间里的疾病，正如费迪南德所说，人生就是一场疾病。帕特口中吐出的鲜血让她变成了走向死亡的一个符号，而医生雅费告诉我她必须再次去疗养院，在那时，我的一个强烈愿望是：““她一定要活下来的，否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活下来才有意义，这种意义仅仅是单纯的爱？对于我来说，从前和女人在一起是逢场作戏，是求奇猎艳，更是为了逃避绝望和空虚的自己，但是帕特却给了生命一种新的定义：“只要我在，而且只要我跟她在一起，她便会快乐。”也就是说，自己的存在是为了让别人觉得快乐，不是为了爱情而生活，是为了另一个人存在，超越爱情，是弥合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是消除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和绝望——就像那些伙伴，就像“卡尔”，他们的存在就是对别人具有存在的意义：帕特突发疾病，我打电话给伙伴，正是他们开着卡尔，带着雅费，几乎是飞速而来。
为了他人之存在，才是活着的意义，这是一种对于自我的发现，也是对于命运的抗争，就像我送帕特去疗养院的时候，轻抚着她的头发说：“因为你没有屈服。一个人只要没有屈服，他就仍然比命运更强。这是军队里的一条古老的教训。”没有屈服就是因为内心有像卡尔一样的方向和速度，就像伙伴们一样有着理解和爱以及一起从战壕里爬出来并且活下来的意志，就像帕特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让我有了存在的意义，“我需要你，只需要你，我和你在一起总是觉得不够，我连一分钟也不愿离开你呢。”而这或许就是人生的真谛，“一种混合着悲伤、崇敬和自然的爱”。虽然死亡最后还是降临：卡尔在一次疾驰中出现了故障，当被吊车吊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了无法跨越的深渊；好伙伴戈特弗里德在一次斗殴中被人打死，我们将他埋葬在墓园里，“戈特弗里德总是说起，火葬场绝不是兵士的归宿。他的意思是，要在生活了那么久的土地上长眠。”卡尔的死，戈特弗里德的死，都像发生了一次战争，“我此刻就埋葬着他——瓦伦丁、克斯特、阿尔方斯和我——像我们以前埋葬许多同志一样。”在埋葬的时候，不是一种死亡的无意义，而是在没有屈服中找到了存在的价值。
帕特也死了，过去的咯血症将她带进了现在的死亡里，但是对于她来说，死亡不是时间的终点，而是不屈服的开始：她希望五月能够回去，她希望去旅行，“到肯塔基，到得克萨斯，到纽约，到旧金山，到夏威夷。然后到南美洲。经过墨西哥和巴拿马运河，再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于是打里约热内卢回来。”她希望和自己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无论是让我活得更长还是要我娶妻生子，无论是自己感觉“又有一天啦”还是“不应该再看我了”，她在构筑一种未来，时间不会停止，死亡也不是终点，即使“人世间便再也没有她了”，那一种被感受的爱，被唤醒的生活，以及具有意义的存在，才是真正从告别走向新生：“我真觉得自己如同刚从寒冷和黑夜中出来，走进了一间温暖的屋子，从皮肤上感到了温暖，眼睛看到了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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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90418·1561 |
| 作者：【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65.00元当当29.90元 | |
| ISBN：9787208156005 | |
| 页数：416页 |
唯一没有遭受任何破坏的两座建筑物，就是精神病医院和产科医院——其原因主要是它们坐落在城外。这两所医院战后立即住满了人，现在依然如此。它们的规模甚至明显有所扩大。
——《26》
最后的第26章，是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结局里，死亡成为最后的主题：维利死于1942年，奥托·巴姆布斯于1945年，卡尔·布里尔于1944年阵亡，屠马人瓦策克的妻子莉萨在一次空袭时被炸身亡，克罗尔老太太也遭同样厄运，退伍老上士克诺普夫在夜里被汽车压死——不同方式的死，不同时间的死，但几乎都和战争有关，而那个城市，也成为了一片废墟，“我寻找旧时的街道，但是在我住过那么久的城市里，我竟迷了路。除了瓦砾，什么也没留下，昔日的人，我一个也没找到。”
但是死亡并非是所有人的命运，我曾经工作过的墓碑公司老板却走向了两种不同的结局：格奥尔格·克罗尔死了，他和莉萨保持的不正当关系让他们一起走向死亡；而海因里希·克罗尔却和掮客奥斯卡合伙成立了一个新公司，依然是在卖墓碑，生意比战争期间更为兴隆，“墓碑在当时几乎同面包一样受到欢迎”——两兄弟同样面对战争，一个是在废墟中无声无息，一个是大发战争财，一个是生，一个是死，血脉相连的兄弟走向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而这个因为战争而开启的荒诞结局，是不是还有更为戏谑的假设：格奥尔格·克罗尔死亡之后是不是用了海因里希·克罗尔公司的墓碑？或者说，海因里希在战争中生存是不是得意于像格奥尔格一样无数死去的人？
这个戏谑的假设其实并非是假设，当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路德维希··博德默尔——再次回到德国的时候，虽然那些城市变成了废墟，虽然旧日的地方再没有认识的人，虽然迷失在街道上，但是却发现没有受到任何破坏的两座建筑，精神病医院和产科医院完好地保存着，它们作为一种象征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精神病医院里住着那些患病的人，他们虽然是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理性而变成了疯子，但是他们却还活着，甚至博登迪克和韦尼克在战争期间还把几个犹太人藏在医院里——这是一种庇护所式的存在，它避开了必然的死；而产科医院更是生命的象征，当它的规模比以前扩大，一种生的希望以集体的方式得以维持。
但是，在精神病院和产科医院书写着生命的传奇，并没有消解死亡带来的阴影，我离开，我回来，在最后的结局面前，我是一个见证者，但是这场新的战争却是无数旧的战争的续写，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却亲历了死亡，体验了生与死的考验：在战场上我见过一个战友，他的肚子被炸开，“跟肉铺子一样”，当他被送到野战医院的时候，他在挣扎，他在痛苦，他恳求人们用枪把他打死——就这样痛苦地号叫了三天，最后“像牲畜一样死去”，“对于所有这些人，本来完全可以注射一针让他们解脱的。”死去没有任何尊严，从12岁看见第一个死人，到战场上见证惨烈地毫无人性的死亡，至少，死亡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悲壮的，但是，在我的见证之外呢，在另外的战场上发生的死亡，它甚至变成了一串冰冷的数字，“我们之中有两百多万人无谓地战死了，为什么现在却为一个人动心，并且几乎把这两百万人遗忘了？但事情可能是这样，为个别人的死总是死，而两百万只不过是个统计数字。”
看见了死，我也追求着生，在战场上我开始写诗，这样做的唯一意义是将我从目睹的事情中引开，“它是一种反抗，是对有某些事物会超然于破坏和死亡之外的信念的小小庇护所。”小心地维护着，是为了不看见像牲畜一样的死，是为了在诗歌里活着，而即使到了战后，我依然喜欢到精神病医院的园子里去，因为这宁静的园子让也让我远离了现实，“我在这儿无须和什么人谈论战争、政治和通货膨胀。”经历了死亡，寻找着反抗的力量，生与死至少对于我来说不是断裂的，它是一种在人性意义上的连接，但是，这是战争带来的全部启示？真正对于生与死的思考，真正关于人性的疑问，其实并非发生在战场上，我的幸存是一种开始，我的离开是另一种开始，夹在两次战争中间的时期叫和平，但是和平真的能换来生的尊严，换来对死的尊重？
“维护世界和平！关于它，从来没有比我们的时代谈论得更多，而为了它，却从来没有比我们的时代做得更少。”和平只不过是没有了直接的战场，但是在这个所谓的进步的、技术的、文明的、民众文化和大规模屠杀还存在的世纪，它其实是更多的谎言，更多的死亡，更多的破坏以及更多的眼泪——在死亡和死亡中间活着，到底意味这什么？“什么东西能把它填满？是渴望吗？是绝望吗？是幸福吗？哪一样？疲乏？悲观？死亡？我为什么活着？是的，我为什么活着？”
“我为什么活着”变成一个关于生命的真正命题，在1923年，这个命题就像那只停在十字架墓碑尖顶上的画眉，它在那里唱起歌来，但是脚下却是为死亡竖立的墓碑——在死亡之上唱歌，歌声是不是也会成为黑色死亡的一部分？1923年的时候，战火已经熄灭，那些死亡已经成为了渐渐模糊的记忆，而我也成为海因里希·克罗尔父子墓碑公司的一个员工。墓碑公司作为一种存在，其意义是复杂的，一方面它指向的是死亡，只有死亡发生墓碑公司才会将他们的名字刻上去，然后埋葬让后来者缅怀，公司事业心最强的代理商利伯曼，已经八十岁了，他的双手曾经掩埋过一万多具尸体；另一方面它必然指向钱，这里的员工讨厌和他们保持不正当竞争的火葬场，他们把悲哀、寒冷和饥饿排除在生意伙伴之外，正像奥格尔格所说：“战争已经过去四年半，当时我们经历无穷的不幸才变成人。今天，无耻地追猎财产又重新使我们变成强盗。为了伪装，我们又需要某些规矩作为装饰。”
对于墓碑公司来说，死亡是为了生存，这样一种生存论透露着荒诞，钱和死亡构成了荒诞现实的两面，在那个战争结束却没有走向正规的时代，通货膨胀变成最大的经济问题，那张十马克的钞票变成了点雪茄的火源，“通货膨胀现在如此迅猛，帝国银行连印钞票都来不及。新的十万面额钞票才流通了两星期，如今很快就得印百万的钞票。我们什么时候用十亿的？”当初用五万马克买进来成为公司标志的黑色方尖碑变成了七十五万马克，一个普通死者的墓碑要花费十万马克，最后一万亿通货膨胀的马克只相当于一个金马克……在这个时代，钱只是一种假象，而实物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物价飞涨的现实面前，墓碑的价值甚至超越了金钱，它变成了经济衰退、政府无能和国家混乱的实物证明，“只要这种情况存在，通货膨胀就会一直持续下去，直至彻底的毁灭。”
这是墓碑所隐含的另一种死亡意义，但是在实物层面，墓碑本身具有的死亡象征更为直接，也更为荒诞。这个时代，虽然没有了像战争时期一样直接而集体的死亡，但是正像棺材木匠维尔克所说：“争夺死者的斗争是无情的，刀对刀，刃对刃。”那个妇人的丈夫死了，因为无法忍受生活而自杀身亡，当我告诉她墓碑售价十万马克的时候，她说：“这我们付不起。这太贵了，超出……”晨报报道了三起自杀事件，自杀的人生前都是领取少量养老金的人，他们都采用穷人惯用的自杀方式：打开煤气开关；一对老夫妻吊在衣橱的晾衣架上死了，他们留下的遗书中说本来是想用煤气来自杀，但是因为付不起煤气费，煤气公司把他们的煤气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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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马克：谁来绞死上帝？ |
死亡依然在发生，并且以更缺少尊严的方式发生，不管是战争期间还是在和平时期，似乎那种“刀对刀，刃对刃”争夺死者的斗争永远不会结束，在死亡面前，似乎任何人都一样。维斯特林根村为那座阵亡士兵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似乎是对于战争中的死者一种尊严，但是镇长想让儿子的名字刻上去，他在1918年在后备军野战医院里患流行性感冒死去，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本没有得到这份荣誉的机会，但是镇长的解释是：死毕竟是死，土兵毕竟是士兵。于是镇长的儿子成了阵亡士兵，而牲口贩子列维的两个儿子死在战场上却因为是犹太人，所以只能占据纪念碑反面最下面的两个位置，“狗撒起尿来大概还够得到呢”——当他们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谁是英雄谁是卑微者已经没有了区别，它只不过是生者谎言编织下的一个骗局。
所以，回到我的那个“我为什么活着”的疑问，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所有人都没有经历死亡，在生者的意义上他们可能会追逐金钱，为了满足欲望，或者仅仅是活着。格奥尔格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人生最宝贵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在他看来，是道德，是单纯，是青春——似乎都通向一种希望；而在经历了战争见证了死亡的我来说，是贫困，是疾病，是寂寞；对于三十二岁做着美梦的巴赫来说，则是“睡觉、吃饭和搞女人”。三种回答似乎是从高尚到卑微，从精神到物质，从希望到绝望，但是当现实真正呈现它的残酷性的时候，生命的意义都变成了一种怀疑：它在归宿之路上是不是会被上帝抛弃？
夜总会、妓院组成了欲望的世界，它是通向上帝之路上禁止的东西，但是能让生命暂时达到满足，这是一种矛盾，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欲望之生也是一种欲望之死，1920年在大雷雨的时候被劈死的那些人就在妓院里，而现在棺材又成了做爱的场所，我看见四对情人就在墓碑丛中，“谁在墓碑之间谈情说爱，对棺材也不害怕。于是，在涂了碘酒，贴上药膏和喝口浓甜葡萄酒以后，那口巨人棺材也确实发挥了作用。”欲望的毛孔张开了，墓碑具有的死亡象征被解构了，而老上士克诺普夫保持着在方尖墓碑前撒尿的习惯，也像在棺材里做爱，以最原始的生取消死的符号意义——但是它却通向了另一种死亡，我通过管子对克诺普夫喊话：“立正，你这不知羞耻的尿墓碑的家伙！”并且威胁他如果再发现就降级、割除生殖器，终于在那个晚上，“他像只青蛙用四肢围着黑色方尖碑，把身子紧贴在这块花岗岩上号叫起来。”喝了酒的克诺普夫疯了，而医生的诊断是：“一切都坏了。一两天后就完了。”尽管他之后以“幽灵”的方式出现，生命似乎也延长了不少，甚至他从来没有过死这个念头，但是当通货膨胀加剧，当自己再无力购买墓碑，他才滑向了死亡——撒尿、喝酒和疯癫的体验让活在生命的最底端，也让他远离死亡，但是当墓碑再无法刻上自己的名字，三个月后他便死了。
一种讽刺，一种戏谑，死亡似乎离每个人很远，却又离每个人很近，而在这个死亡必然发生的时代，真正拷问的是：死亡会带我们去向何方？墓碑上刻着名字，大地下埋着肉体，这是一种实物意义上的死，但是在精神意义，在宗教意义上呢？那个上帝真的会带走他们？牧师博登迪克说：“对于督信徒来说，死亡是不成问题的。他根本无须去享受，但是他立即会了解它。死亡是通向永生的入口。那没什么可怕的。对许多人来说，那是一种解脱。”死亡变成解脱，是为了走向上帝开启的永生入口，但是为什么那个自杀的男人不能进入天主教公墓？因为是自杀，违背了教义，所以如若被安葬在天主教公墓，必须在地狱里永遭火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救，也就是说，只有经过几十万年净罪火炼才能逃脱。
所以这个博登迪克口中的“永生入口”的死亡是不是变成了另一种谎言？生在这边，死在那边，当没有人从死亡中返回告诉别人死亡的真正感受，死亡就变成了一种镜像。伊莎贝尔拿出一个杯子，杯子里盛满了水，告诉我的是，“夜里你把一个盛满水的玻璃杯端出窗外，像这样。然后月亮就在里面了。你可以看到玻璃杯变亮。”然而我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完全漆黑，镜子就死了。”所以当死亡到来的时候，只有上帝的那束光能够照亮灵魂，“当光线重新到来，它们也醒过来。”现在的疑问是：上帝真的会照亮灵魂让镜子醒过来？当那些人被排除在教会公募，当他们还要经受火炼，是不是意味着上帝也在制造着另一片苦海？
这似乎涉及到上帝的正义问题，“谁在现世受到轻视，在来世就受到尊敬。上帝就是搞正义的平衡。”博登迪克把上帝的正义延伸到现实，而现实本身就划分了不同的人，无论是为了满足最低层次的欲望，还是编织所谓高尚的谎言，无论是生活窘迫的人，还是大发战争横财的人，谁是上帝正义世界里的代表？当有人在1918年的时候是和平主义者，但是现在却成为了极端国家主义者，上帝会支持谁？人们祈祷上帝是因为害怕保不住幸福，但是当所有人都幸福，是不是就不需要上帝了？同样的说法，上帝使我们受苦所以惩罚我们，但是上帝为什么要让人受苦？或者说上帝是不是也会让自己受苦？“谁来绞死上帝？”
种种的疑问，其实上帝被解构了，就像在战场上的将军，他用自己的信仰来要求别人的信仰，他用训练守则来建立威望，和教士一样，“一个有资格见上帝，另一个可以见皇帝。”无非是权力的游戏，何来信仰，何来救赎？我说起一个妇女，在得了癌症动了六次手术以及两个孩子死去之后，她终于对上帝绝望了，“她再也不去做弥撒、忏悔和受圣餐，按照教规，她是犯了大罪而死的。按照同一种条规，她现在正在慈爱的上帝所创造的地狱里遭受火炼。这就是正义，是不是？”正义是一个悖论，而在荒诞的现实里，它更是“一个虚构的天堂的诺言”，在这里没有正义的上帝，没有尊严的死亡，没有有最后的救赎，那束光永远照不进来，镜子永远漆黑——“黑夜笼罩着德国，我离开它，我再来时，它已成了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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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90418·1560 |
| 作者：【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59.00元当当27.10元 | |
| ISBN：9787208128798 | |
| 页数：388页 |
这棵植物摆动着，随即孤零零地立在那儿，映衬着他那沉下去的脑袋所感知到的缩小了的视野，沉寂而且分明，带着微小事物那种整洁样子所能给予的安慰和所有的宁静。它越来越大，直到它充塞了整个的天空，于是他的眼睛闭上了。
——《27》
如果不闭上眼睛，也许可以看见更广阔的天空，可以看见更宽厚的大地，可以看见所谓的和平，看见已经告别的妻子，甚至看见失去联系的父母，但是，闭上了眼睛，一切都闭合了，仅凭着最后的想象——而这是最后的生，想象也在那闭上眼睛的一刻停止。
想象在停止之前却成为最后的希望，是一株草，一株被踩到一半的草，一株留着淡红色草梗和纤细狭长叶片的草，一株带着整洁样子没有死去的草。就像自己，被踩到了一半却还支撑着立起来，随风摆动却孤零零立在那儿，但最后，沉寂而分明，安慰而宁静，微小事物便充塞了整个天空，是生之死，是死之生，在没有边际的世界里最后成为一种意象：渴望成长，渴望被看见，渴望最后迎来那一丝的和平。
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最后的死亡。对于格雷贝尔来说，当死亡在最后一刻降临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了恐惧和不安，而是在一株草的闪现中得到了安慰和宁静。是谁制造了死亡？苏联人，他没有完全撤退，身前已经站着那些敌人，但是，当那一把步枪对准他的时候，他除了看见枪口的黑洞，他还听见了内心的呼唤，“他有很多的话要迅速地、大声地说出来……”他想对他们说，他想对自己说，而之前，他已经对他们说出了他最后一句话：“走吧，走吧。”因为没有想到是自己最后一句话，所以他面对枪口的时候还想说更多的话，但是子弹终止了他的话，枪声覆盖了他的声音。
死在面对面的敌人之手，死在不眨眼睛的枪口之下，这是格雷贝尔作为一个德国士兵在战场上必然的命运，但是当他扔掉了步枪，当他说出“走吧，走吧”的时候，他是制造了和平的曙光，放弃武器，友好地放走她们，这是他想要结束战争的做法，但似乎只是一种个体的努力，终于他没有换来苏联人的理解，一把枪放下就意味着另一把枪拿起。而在之前，他却射出了子弹，当战友施泰因布伦纳准备摸出枪的时候，格雷贝尔甚至没有犹豫地扣动了扳机。作为战友的施泰因布伦纳在他的枪口下倒下了，作为敌人的苏联人却得到了让他们走的机会，格雷贝尔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杀死该杀的，放走该活的。
一种战争的伦理观被颠覆了，在战火弥漫的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格雷贝尔做出如此的选择是为了什么？在撤退之前，他说的一句话是：“我一生只希望爱想什么就想什么，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因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救世主，那样做，罪孽就比杀人更大了。”一生崇尚的是自由主义，但是在战场这个泾渭分明的地带，个人从来不属于自己，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和国家有关，但是当自己违心去杀人，是不是变成另一种罪孽：忠诚于国家却违逆于个人？当自己为命运做出最后的抉择，是不是变成另一种解脱，像一株草一样最后充塞了整片天空？
其实，格雷贝尔的选择和死亡，都在寻找战争之外的一些东西，可是他的悲剧在于：他永远活在你死我活的战场里，即使休假回到家乡，即使未了保护而去爱，他都无法改变战争的法则——战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立场来划分，战争也不是用自己的爱来化解，所以在最后必然的死亡中，“各式各样的救世主”让人分不清罪恶和救赎，那个“爱与死的年代”永远交错在一起——而他的死早就是无数死亡中的一个，在别人的经验里演绎，最后成为了自己的归宿。
“死的味道在苏联跟在非洲不一样。”死亡从最初就开始了，那时的雪在融化，那时的大地一片沉寂，在苏联的土地上，他们看见的是不分彼此的死亡，“他转过身。死尸，那真是太多了。起初是别人，主要是别人。可是后来，死神逐渐侵犯到了他们自己的队伍。”别人是苏联人，他们的尸体露出来之后直接扔到了露天的围场上，而德国人的尸体却要被埋葬起来，不同的处理方法，明显是一种敌我的分界，但是在死亡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不同的处理方式或许只是自我安慰而已。格雷贝尔那时已经看见了眼睛闭上的那些死亡，“有些尸体一搁到阳光里，眼睛总是先烂。它们会失去玻璃似的光辉，眼珠子会变成胶冻，里头的冰融化了，慢慢地从眼睛里淌下来——好像在哭泣。”他们也再也看不见天空和大地，腐烂的肉体对于死者来说，不管是被埋葬还是被扔掉，其实都没有了尊严。
所以死亡是平等的，而这种平等所传递的是战争的非人性。而对于看见了闭着眼睛且腐烂地“好像在哭泣”的死者的生者来说，战争的残酷性才是瓦解生命意义的终极所在。格雷贝尔看见了死去的德国人，也看见了死去的苏联人，听见队友们在说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暴力，也听见了党卫队的残酷，而在那个冬天，他不仅看见了已经腐烂的死者，也看见了活生生的战俘变成了死者——那四个苏联战俘被处决的时候，他们说到了家里的孩子，他们发出了哭泣的声音，但是一阵枪响之后，所有的声音和故事，和尸体一起被掩埋了——“把他们放进去，埋好。”或许是最后体现的人道主义。
当死神从他们侵犯到我们，仅有被埋葬的人道主义又有什么意义？当伊默曼说：“到那边去弄一个石头的十字架来，立在这儿。那么，你这个卑贱的灵魂可以得到安息了。”有人的质疑是：“一个苏联人的十字架？”伊默曼说，因为上帝是国际的。但那只不过是谎言，何来国际的的上帝，何来普遍的人道主义？对于他们来说，苏联人就是背信弃义的，德国人就该高喊“希特勒万岁！”但是，对于苏联人的指责，其实是回到了战争的本性问题，弗雷堡说的那句话几乎可以定义这个“爱与死的年代”真正的罪恶：“秘密警察，说谎者和骗子，盲从信徒，凶手和疯子——仅仅为了他们，我们才继续在打仗。这样，他们可以再当一年的权。为了这个，绝不是为了别的。战争是老早已经失败了。”
“为了他们”，是为了那个指挥战争的权力体系，是为了一种帝国统治，所以奔赴在一线的那些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苏联人，都只是工具而已，他们的悲哀更在于被“秘密警察，说谎者和骗子，盲从信徒，凶手和疯子”所控制，而在现场，施泰因布伦纳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希特勒青年团的金质徽章获得者，他在连队里的角色就是情报员和秘密警察。秘密警察在战场上监视着那些直接面对敌人和面对死亡的战士，而当格雷贝尔休假回到家乡，那一双双眼睛也没有从他的身上移除，所以当死亡处处发生的时候，罪恶也渗透到各个地方，而战争也成为这个年代的常态。
两年里第一次休假，对于格雷贝尔来说，也是幸运的，而当他乘坐火车，他的内心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在他看来，离开战场就意味着去往一个和平之地：“它们通往家庭、安全、温暖与和平，通往那唯一留剩下来的东西。”一路上的确不再有弹坑，不再有破坏，不再有战壕和防空洞，“完整的屋面，没有毁坏的房子，枝枝丫丫的树木，像像样样的街道，正在上学的孩子。”但是当他回到哈肯街，家所在的十八号却变成了废墟，昨晚遭到了空袭，像是战争的延伸，而这一切和没有休假之前的战场上有何不同：“他父母一定倒在这堆废墟底下，他们一定还活着，在封闭在黑暗里，而且他们一定在用一双绝望的、脱了皮的手抓着，为他而呜咽着……”
父母已经找不到了，而曾经的邻居、同学和朋友，似乎也零落在各处，对于格雷贝尔来说，回家休假的意义，一方面是离开了直接的战场，距离死亡远了一些，另一方面则是在这里他发现了爱，一种是和伊丽莎白在患难中看见的爱情，另一种则是在老师波尔曼那里理解的上帝之爱。伊丽莎白是格雷贝尔父亲朋友的女儿，当格雷贝尔在父母杳无音讯的时候去找齐格勒的时候，看见了伊丽莎白，但是伊丽莎白告诉他，父亲被抓进了集中营，而这一命运的降临，是因为家里有一个情报员，“外面那个女人在偷听，她是一个情报员，我开留声机就是这个原因。”
依然是被监视的生活，这就是另一种战争。在和伊莉莎白相处的时间里，格雷贝尔看见了生活的希望，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可以保护一个女人不受侵害，而这正是战争带来的一种自救行为：“家庭、安全、躲避、舒适吗？也许是。可是希望的岛屿好久以来就已经悄悄地沉没在毫无意义的死亡的孤寂底下了，前线已经崩溃，到处都是战争，到处，甚至在头脑里和心坎上。”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开始审视战争的罪恶，“我是说，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别人做的，自然就不是了。我们轰炸一个城市，那是战略上的需要；别人轰炸了，那就是一种可怕的罪恶。”并非是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而是战争改变了一切的规则，“什么是真理？”当他面对波尔曼的时候，他提出的是这个关于人类的信仰问题。谎言、压迫、不义、使用暴力引起了战争，当战争出现，是不是在其中的人会成为同谋？而另一部人则成为殉教者？
“一般人所说的英雄主义，什么时候才变成凶杀呢？什么时候你才不再相信它的道理或是它的目的呢？它们的分界线在哪里？”这也许就是格雷贝尔的疑惑，为什么苏联人起先是同盟者后来就成为了敌人？为什么没有“国际”的上帝？为什么轰炸有时候是一种需要有时候又成为了罪恶？它们是不是在扭曲的战争中都不再有唯一的真理？而波尔曼对引用的那句话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暴力和爱是界限分明的，它在心中。所以在波尔曼的真理观面前，格雷贝尔看见了废墟中的那株菩提树，看到了火光中伊丽莎白的眼神。“作为士兵的妻子，你会受到保护的。”于是，他向伊丽莎白表达了结婚的意愿。
为什么结婚？是抵抗孤独？是消除恐惧？是一起保护彼此？是不再被监视？但其实，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爱情以及婚姻都是脆弱的，就连为了结婚要各种证明以及需要证婚人，都变成了一种障碍，甚至一种危险，“我还一心以为结婚对她是一种保护，而现在却反而成了一种危险。”因为伊丽莎白的身份里隐藏着父亲关在集中营的事实，而这一切都会引发怀疑。而这或许也不是最主要的，“说也奇怪，恐惧的基础多么薄弱哪。”这才是真正无法逃避的现实，总是有各种爆炸，总是有门外的监听，总是会被分散，而当结婚五天，格雷贝尔看着身边的伊丽莎白感觉到一种幸福，“他想到有时候在战场上，人们谈起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这也是其中的一种——有一间房、一张床、一个女人和一个幽静的夜。”却谈到想要孩子的时候，无处不在的战争却又变成新的梦魇：“一个孩子！等他长大，恰好逢上一次新的战争，正如我们逢上这战争一样。想想看，他生下以后会遭到的那种种苦难！”
或许和这个国家一样，总是让人看不到希望，这正是泛化的战争所引起的真正恐慌：在不是直接战场的后方，伊丽莎白被监视，波尔曼被逮捕，宾丁被炸死，这和战场上有什么区别？而休假结束，格雷贝尔必须回去，仅仅是因为不回去就可能被枪毙。怕被枪毙对于格雷贝尔来说意味着还保存着一种生的死亡：从战场上必须活着回来。但是火车站看见远处的伊丽莎白，没有说完那些话就分隔，似乎就是格雷贝尔命运的一种写照：他的爱留在未知的世界里，而他回去可能意味着真正的死。
“米勒阵亡了，迈内克和施罗德住在医院里。米克腹部中了一枪。他们说他已经在华沙死了。那批老伙伴谁还在这儿呢？对了，贝尔宁——他被打断了右腿，出血死了。”休假两周，那些熟悉的面孔都变成了死亡的符号，希施兰是幸运的，因为情报部门给他母亲的信里说他已经阵亡了，但是格雷贝尔却看见他还活着，也许下次可以写给母亲的信里报告自己还活着的——但是当苏联人开始进攻，一场战役打响的时候，子弹把希施兰的胸部都炸开了，“现在，再也没有必要写信告诉他母亲说他还活着了。”生死总是充满意外，却也总是脆弱，也许在那一刻，格雷贝尔体味到了什么是生命的超脱：不执著于谁是敌人谁是战友，不执著于和平终会降临，也不执着于死亡总是痛苦的。
所以，他又回到了自己做出判断的“爱与死的年代”：口袋里是伊丽莎白的信，带给他的是温暖；面前的是进攻的苏联人，他可以趁机杀死他们却放下了枪；命令他的是党卫队情报人员施泰因布伦纳，他先下手仿佛扼杀了罪恶——可是，这依然是战场，从战场回到家乡，是让他体味到了爱的珍贵，而从家乡又回到战场，死亡是直接的，赤裸的，“战争是老早已经失败了”，弗雷堡的声音在他那里变成了最后的告别：倒下，却带着某种安慰和宁静，“生活——不会死——只是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