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20《应许之地》：只有死者才有权评论战争
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两件中国青铜器，立刻感受到铜绿那柔和而凉爽的温度。“你们这些可怜而陌生的‘流亡者’，”我说，“不幸沦落到一位军火商和对文化一窍不通者的豪华安乐窝中。我欢迎你们！你们给了我一种奇异的感觉一—没有故乡却有家园。在此家园中，完美代替了地理，艺术代替了爱国，幸福的瞬间代替了战争。
——《14》
散发着柔和而凉爽的温度，凝聚着历史的“中国青”是完美的，是艺术的，是幸福的瞬间，当它们被古董商的双手抚摸，当它们进入到交易的市场，它们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但是这只是在艺术的层面发现了自己，只是在文化世界里活在家园中——不是地理意义的存在，没有所谓的爱国心，甚至连经历过的战争影子也被抹掉了，当青铜器作为艺术品在“没有故乡却有家园”中存在，是不是也去除了它身上颠沛流离的历史：从中国流转到世界各地，在军火商和其他商人的手中把玩，以金钱为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何来故乡意义的存在？
绝不仅仅是一件物，非物之物当然会带来“奇异的感觉”，而当“我”抚摸这一件青铜器，自己也成为了非故乡的鉴定者，从它身上是不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来自德国，活在纽约，已经拥有了那本名为“路德维希·佐默”的护照，和玛丽亚·菲奥拉已经在一起，甚至已经到了德国人聚居的约克维尔第八大道，听到耳旁的人说着熟悉的德语，为什么还会从青铜器身上看到自己作为流亡者的身份？还会在一种“没有故乡却有家园”中试图忘记地理、爱国和战争，但是那一种祖国情结是无法抹除的，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的命运，看上去是远离了战争和死亡，但是在“几乎等待着商店门后看到盖世太保在窥探”中，根本没有家园的感觉，“这种双重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致我忽而感到安全，忽而感到仇恨和恐惧，就像一个缺乏训练的走钢丝演员在钢丝上挣扎向前，钢丝系在写有德文的房屋之间，下面没有任何保护网。”
而且，特勒已经上吊了：两天前当他被利普许茨发现时，他吊死在枝形吊灯上，所有的灯都开着，是不想让自己一个人在黑暗中死去，这是一种正在发生的死亡，“我们是得救了，但自我还在折磨我们。”得救和折磨构成了没有故乡的矛盾世界，一方面，“我们”得救了，是所有从德国逃亡而来的德国人找到了生存的家园，但是另一方面“自我”却不断地折磨着，像特勒一样选择在开着灯的黑暗中死去，是想让自己拥有更多的光明。在这得救和折磨之中，更大的矛盾在于：谁来进行没有完成的复仇？“我感到自己被一股嫉妒尖锐地撕咬着，同时因为永远不可能像她们那样去复仇而深深地绝望。”被束缚地活着，没有勇气的死去，这便是希尔施所说的恐惧，“难道你仍旧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惧的时代？真实和想象出来的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而且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流亡者永远都无法摆脱恐惧？你从来不做梦吗？”
这是一个恐惧的时代，因为我们都像那件青铜器一样，剥夺了回到祖国回到故乡的权力，当“完美代替了地理，艺术代替了爱国，幸福的瞬间代替了战争”，一种家园的存在感更多是对自我精神意义的取消。如果单凭一种肉体的活着，是不会有这种折磨的，当然更不会有恐惧，不会有恐惧之后的绝望，而这个恐惧的时代也是一个战争的年代，在战争中一切似乎就是为了活着，因为活着才可以看见战争的结束，活着才有机会完成复仇，活着才能最后回到故乡。但是，活着同样要见证死亡，活着就是一次流浪，从进入美国之前的埃利斯岛，到拥有他人护照而在纽约生活，再到听见德语的约克维尔第八大道，我在活着的状态中一步步接近“德国”，一步步走向故乡，但是，死亡无处不在，折磨永不停止，绝望变本加厉——这里没有战事，没有废墟，没有危险，没有轰炸，但是，“取而代之的则是无所事事的等待导致的彻底绝望。”
| 编号：C38·2200918·1681 |
一切从逃避死亡的活着开始，“我置身在埃利斯岛，时值1944年夏，眼前的城市是纽约。”这是在战争的另一边，没有炮火，没有士兵，在这个被称为“最温和的拘留营”里，人们不会挨打也不受刑，不会因做苦工而被折磨致死，不会被用毒气杀害，而且伙食还免费，它只是对没有身份而移民美国的人保留的一个“应许之地”，但其实应许之地的存在，作为一种暂时的拘留之地，它从一开始就取消了自我的归属感，一开始就不是故乡的存在。“拘留营中，精神崩溃已是屡见不鲜。”在我看来，甚至比被德国部队和盖世太保大兵压境时的法国拘留营要严重，这种状态我称之为“苦路”，一方面要躲避盖世太保，另一方面还不能让所在国家的宪兵抓住，我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是在埃利斯岛的苦路上活着，凭借着自己曾在布鲁塞尔博物馆里学会的打坐功夫，让自己进入到无意识的状态中，“我以这种方式进入一种倦怠的忘我境界，这种境界令漫长而紧张的等待变得可以忍受了一些，因为在一种特别荒谬的幻想中，这种等待最终似乎确实与我不再相关了。”
精神上的无意识，是为了让肉体的存在也渐渐进入忘我状态：不再是德国流亡者，不再拥有被盖世太保列入黑名单的名字，不再警惕盖世太保的眼睛窥视——取消了自我属性，其实自我就是如青铜器的物，也只有这种忘我状态，才能使自己走出埃利斯岛，走向纽约，也才能使自己在活着中“期盼着复仇”——如悖论一般的存在，其实撕裂着自我，一方面是不断失去，一方面则是不断寻找，在失去而寻找，寻找而失去中，那个自我真的能回来吗？那种复仇真的会实现吗？故乡真的会是最后的归宿？埃利斯岛上，担保者莱文来了，律师沃森来了，还有所谓的银行家坦嫩鲍姆，以及解救我的罗伯特·希尔施也进入了生活，在他们的安排下，我终于可以离开埃利斯岛，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路德维希·佐默，也从此获得了两个月的自由时间和和平的状态：“没错，敌人在世界的另一边。这儿没有国境线需要保卫，这儿没有枪战。这儿也没有废墟，没有炸弹，没有毁灭。”
从德国到美国，从埃利斯岛到纽约，“这个国家有点儿意思：四十二种冰激凌，战争，可是看不见一兵一卒。”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和平之地？已经成为路德维希·佐默的我看见了和平，品尝了冰激凌，感受到了没有敌人的世界，但是，作为“非法的流浪者”，仿佛置身于一部电影中，“它产生的远远不是一般那种令人惊讶的魔力，那种通过光、色、不解以及因为不解而生发的一种幼稚的安全错觉。”一方面我感觉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太多，它们发生在有敌人的那一边：父亲死了，“我的青春在父亲临死的呐喊中彻底崩溃，他叫喊了一整天，我知道是谁派人杀害了他。”对西比勒超然的爱死了，“在她身上，我爱的是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的东西：自由、无忧、希冀以及甜蜜的青春骚动。”作为布鲁塞尔博物馆馆长的女儿，西比勒代表了“我所丧失的一切”，是一种温暖、近在咫尺却又渴望不可及的象征；曾经结为露水夫妻的露特死了，我被捕而在监狱里关了十四天，被驱逐后离开了法国，当经过努力再回到法国时才发现露特已经撒手人寰……
战争中死去的是父亲、西比勒、露特，他们是亲情、超然的爱、婚姻，当然真正在战争中死去的是自己：没有了自己的名字，何以真正返回？而另一方面，当从应许之地进入为期两个月的美国时间，我处处想到的是那些逝者留下的影子，遇到的那些人也是没有故乡的流亡者，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这一瞬间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这不是我的痛苦，是所有来到应许之地失去了自我并一再失去活着勇气的人的共同感受。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是劳施旅馆经理、领班兼打杂，这个1917年就从俄国逃离的人已经是上一代的人，“我从许多场革命中侥幸活了下来，现在我是美国人。从前我曾经是捷克人、俄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全看我母亲出生的那个小地方被谁占领着。”他的身上体现着更久远没有家园的那些流亡生命；犹太人赫尔曼已经瘸腿，因为那时的一员拒绝收治犹太人，他现在只偏爱身体有轻微残疾的女人，只要有结实的丰臀，他都来者不拒，宗教在他那里变成了可以养活自己和打动女人的工具，“我做这种生意。圣人遗物和护身符，还有圣像、塑像和供奉用的蜡烛。我成地被引荐进了天主教社交圈。”玛丽亚·菲奥拉，母亲是西班牙人或者是俄国犹太人，来到这里之后她变成了摄影模特儿，在所谓艺术的世界里让自己活着；杰西·施泰因，是所有流亡者的“保护神”，1933年以前，她在柏林就已经是所有需要帮助的演员、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养母”了；当然还有罗伯特·希尔施，在我看来，他不是牺牲者，而是马加比、复仇者和拯救者，“死亡对他来说也许在日常的安全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他也不是真正的罗伯特·希尔施，“他弄到了一本外交官护照，上面的名字是拉乌尔·特格纳，从此他就以这一身份抛头露面，叱咤风云。”
他们流亡，他们活着，但是在这里他们没有依存感，罗伯特说：“我们两不靠！既不属于离开了的故国，也不属于新的国度！”在这个“两不靠”的空间地带，活着或许只是遵守《拉昂摘要》的一种方法论式存在，“在危机中哀悼不可避免的事是种自我削弱！”这是一种最简单的自我保护？“生活由不同的层面组成，这些层面分别有自己的重大事件发生。”这是生活的启示录？“任何时候都不要让情绪败坏胃口。”这是肉体制胜法？“及时逃跑也是一种艺术，总比慢慢被烤熟强。”这是最基本的逃亡法则？《拉昂摘要》成为这些人谈论的热点，在逐渐失去了精神意义的存在中，他们回避着回忆，回避着故乡，回避着回家，而我重新拾起对古董的研究，仅仅是为了在西尔弗那里打一份工赚一点钱，““因为回忆是个浪漫的造假者，它像一个筛子，筛掉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让战争变成了一场冒险经历。在回忆中，每个人都成了英雄。其实只有死者才有权评论战争，他们从头到尾经历了战争，可他们只能沉默。”
但是回忆却无法被遏制，回忆甚至在他人的死亡中变成一种痛苦，流亡者扎尔死于心肌梗死，我调换到了更便宜的扎尔房间，看到了扎尔还没有寄出去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维也纳附近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里名叫露特·扎尔的女子，在这个露特的名字里，我看见了曾经和自己结为露水夫妻而最终撒手人寰的露特，而信里那句“亲爱的露特，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我希望你一切都好，身体健康……”又唤醒了我的回忆；希尔施让我去参加担保人坦嫩鲍姆的入籍庆典，坦嫩鲍姆把自己的名字送进了坟墓，而改名重新拥有的名字先是阿道夫，这么一来他就无法摆脱那些痛苦的回忆，那些他因自己的名字在德国不得不遭受的嘲讽与打击。”后来选中了史密斯，这个成千上万的名字实际上宣告了他的不存在，因为他已经湮没于同名者之中，而在仪式上大家说起有一名德国犹太人大夫，取了一个人叫“阿道夫·德意志”的名字，最后又把名字改叫“乌有”——无论是湮没于同名者，还是取名叫“乌有”，都是一种逃避；而我也终于听从了希尔施的建议，换掉了佐默的衣服，摆脱了一段过去，“我不会忘记过去，但我也不再沉浸其中。”
也是逃避，也是自我欺骗，也是回到死亡状态，一方面想回到可以复仇的情境中去，那就必须找到故乡，找到记忆，找到不被湮没的历史，另一方面则要离开那些痛苦，忘记那些往事，远离那个国家——在约克维尔八十六大道，这个德国人聚居的街区，我看见这里的一切都呈现出这种双重性，而真正被撕裂的则是自己，害怕回到过去却又必须面对过去，害怕面对现实却无法逃离现实。在和玛利亚的交往中，那一种在一起的所谓爱情也无非成为艺术式的避难所，当看到报纸上登载说“巴黎投降”的时候，我看见了一种自由，但是这是属于巴黎、属于德国之外的胜利，“那是一种双重结局，既是那些野蛮人的结局，也是我的祖国的结局，二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一把双刃剑，它刺中了二者，而我个人的命运则位于二者之间。”所以当玛利亚希望我抱紧她的时候，一开始感觉到进入了脱离时间、战争、不安和郁积的焦虑而进入到和平状态，但是对于这种和平状态，我依然没有存在感，当玛利亚想要从我这里听到爱的时候，我对她说的却是“我爱慕你”，之后却是不辞而别，“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没有信件和电话的状态下度过的，因为我几乎从未有过固定地址。”
在应许之地中得到了身份、名字、艺术和女人，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是对于自我的确认，它们就像两个月自由的应许之地一样，是短暂的存在，是冒名的自我，它们一样一样都会在没有故乡的世界里失去，“这场鬼怪战争肆虐各处，唯独没有发生在这块使这场战争还能进行下去的大陆，没有发生在这个我在其中像不安的影子一样生活着的国家。”而对于我来说，唯一能确定自己回到故乡回到自我的，就是复仇，但是这种掺杂着太多个体利益的行为是不是真的是一种自由？是不是真的是摆脱“苦路”生活的解救？在“21”章戛然而止的故事里，不仅是“我”，连雷马克也走向了无法从“应许之地”走出来的生命困境中：在写作《应许之地》时，他已经病重，最后在未能完成结尾时撒手人寰，但是他却写下了“笔记摘要”：“这会是令人绝望的一年，也是死亡与崩溃的一年。对另一个德国的憧憬成了泡影。如果人们这样为自己进行辩护，那就等于在为杀人犯的政权辩护。”谁为自己辩护，谁为政权辩护？当一个人不在集中营里被烧死，他却在自由的活着中死去，雷马克将之命名为“搏斗”，一种叫复仇，一种则是利己主义的正义——当一个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他是不是应该以道德的名义进行清算？
在搏斗中，“他遇到那个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想开枪杀死他，就像他曾开枪杀害了他父亲那样。”这是一种结局，凶手的妻子跑来，喊叫着，他犹豫了一阵然后向凶手的腹部开枪；或者开枪并没有将凶手打死，凶手最后瘸了一条腿；另一种结局是当他找到凶手时，凶手的妻子替孩子求他手下留情，或者，他想杀人却没有杀，“我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每过七年，每个人都会变成另一个人，这曾经是我，现在我不再是那个人了。”再一种结局是，他杀了凶手，自己被关进了监狱，法官试图替他开脱，他谢绝了，逃跑，然后上吊……不同的结局，都是他面对那个必须复仇的凶手，杀死凶手或者让他致残，杀死凶手或者自己上吊自杀——在不同的结局里，死亡却无可逃避，它既是凶手的死，也可能是复仇者之死，不管是谁，在正义或者利己主义面前，从应许之地走来，从来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真正的家园，死亡成为最后命运的写照，只有死者才有权评论战争，“死亡潜入。它不是在我们体内生长的，它更为机灵。如果它在我们内生长，那事情就容易得多，因为可以同它决斗，做出生死抉择。它是悄无声息地从外部潜入的。周围死去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经常地收到带黑框的信。日益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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