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

编号:C38·2170419·1385
作者:【英】安吉拉·卡特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305141515
页数:307页

“我之所以能成为英雄,原因只有一个:我挺过来了。我之所以能挺过来,就是因为面对如潮水般袭来的魅影,我根本就做不到举手投降。”《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将三部不同的机械,爱情、叙事、社会结构完全拆解,再把所有零件组装到一起,在一瞬间同时完成了对三者的解析。在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幻想,读到了散发着颓废气息的绚烂,也读到了拼贴和戏仿,什么科幻、惊悚、后现代、流浪、寻根文学、历险故事、色情文学,外加种种政治和社会理论,统统一锅烩,“每一章的故事既伸向未知的未来,与此同时又在重复着已知的从前。换而言之,就是在遍地回声的古老文学景观中开拓出新的领地。”


《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我欲故我在

“我明天到城里去,”博士说道,“时间将被彻底推翻……”
“所以,你将昨天到达。”阿尔贝蒂娜说道。
——《第八章 城堡》

就像安吉拉·卡特,一个“昨天到达”的名字,她写在2013年1月打开的《焚舟纪》里,写在2013年12月看见的《精怪故事集》里,当一个名字出现,意味着一种时间的呈现,于是从昨天开始,“禁止进入”的门再度开启,于是从昨天开始,“我讲完了,现在交到你手里”——在时间的序列里,2013年是一个起点,它打开了门,它指向了下一个你,在必然被拉入阅读的世界里,还有什么可以返回而取消一个作者的意义?

但是,当2017年12月的文本打开的时候,它是不是和时间有关的“再次”?是不是写在必然到来的未来里的现在?或者说,安吉拉·卡特是不是一个重新看见的符号?过去的2013年是昨天到达的时间,现在的2017年是今天开始的时间,可是为什么放在括号里的时间又变成了明天,而且“被彻底推翻”?霍夫曼博士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把昨天抵达的时间颠覆成了未来的样子,而在“安吉拉·卡特”这个符号恒永的存在状态里,不管是明天还是昨天,都已经远离了此时此刻的今天。

被抽离的今天,不是仅仅意味着现在时的缺席,在昨天和明天,在到达和推翻之间,那个今天就是一个搁置的状态,而当今天被抽离,现在被搁置,时间就变成了一种错乱的开始,明天在昨天到达,昨天看见了明天的推翻时间,它们自动组成了一个闭合系统,没有向下运行的时间之流,也没有逆反而上的时间记忆,所以在霍夫曼博士和阿尔贝蒂娜的对话中,当时间被错乱地放进引号里的时候,它依然是一个被禁止进入的系统,它依然是一个交到你手里的言说故事,它不真实,它没有秩序,所以,“最后,我感到,阿尔贝蒂娜死在我怀中”无非是一个没有最后的死亡事件:它随时随地发生,它时时刻刻死去。

但是在霍夫曼博士和阿尔贝蒂娜对话之外,在他们引用之外,却有一个我,一个“一切我还记得”的我,一个看见死亡的我,一个拯救城市成为英雄的我,我到底是谁?如果从这个疑问开始,完全可以用时间来构筑一个完整的我,比如,“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这是和我的出生有关的时间,当我发现自己的印第安的后代,当我知道母亲来自身世清白的中欧移民家庭,当她在贫民区成为低廉的娼妓,我的时间缺少了一种家族的序列;比如,“变化之前,城市是什么样子的”,这是和我生活的城市有关的时间,当我成为部长的密探,领受了一项秘密任务,我就成为这个城市里秩序的一部分,但是不知道城市变化之前的样子,我的时间缺少了在城市系统里的序列;而在我的家族时间、城市时间缺失的时候,我却总是记住别人的时间:霍夫曼博士的增增祖父踏上这片土地的时间是1867年9月18日,霍夫曼博士咋7岁时患上了脑膜炎,在16岁时有过一次歇斯底里的发作;那个“大河之民”的阿妈,当她悄悄插上了厨房的门闩,把我当成欲望对象的时候,说:“上一次做爱还是去年的环割节,是去年四月,到现在也够久了。”欲望杂耍团的拉巴德女士,在梦里发现自己回到了出生的小村,躺在儿时的小床上,看见往日的天竺葵,“然后就与这个世界做永诀”的时候,却知道自己的“胡子和乳房一起长出来”的时候,她十三岁……

被放置在家族历史中的霍夫曼博士,能够想到欲望生活的阿妈,看到了记忆中自己的拉巴德女士,他们都生活在时间序列里,但是这样的时间序列是不是只因为被我言说,而变成了回忆,变成了过去,变成了曾经?就像我所说:“一切我还记得。”一切无完完整整记得,即使一辈子乱得像个线团,也意味着我可以从这团乱线中抽出最初的那根线头,“一针一针织出那个初的我,年轻力壮,阴差阳错就成了英雄,然后一天天走向衰老。”线团里有关于城市的过去,有关于我出生的事件,有我成为英雄的故事,有爱情毁灭欲望毁灭乃至所有的肉体毁灭的痕迹,似乎也只有我,能够在真实时间里打败霍夫曼博士发动的战争,能够击溃抽离了今天的“混沌时间”。

而对于我来说,关于家族,关于出生,关于城市,就意味着一种时间序列而产生的真实感,甚至是“城市看上去永远都不会变化”的机械感,它虽然曾经丑陋,曾经落后,但是它在欧洲文明侵入之后发生了改变,在商业兴起之后出现了繁荣,这变化,这繁荣,就组成了城市的历史,而历史就是时间有序流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一切看上去井井有条,在秩序的世界里,部长成为城市的实际统领,在秩序的世界里,城市成为权力的代表。所以在权力世界里,部长的政治哲学就是“头衔和功能论”:“每个人都牢牢掌握着某个头衔,由此决定了他在社会上的位置,整个社会被视为一个环环相套的圆,处于不断的变化运动之中,却又没有丝毫的变异。”人人各安其位,人人各谋其政,而所有一切都是因为有伟大的“礼制”。这是现在权力运行的结果,也是未来城市的理想,而这个城市正是在这样一种制度和秩序之下,才“永远都不会有变化”,才是坚固和乏味的。

所以即使霍夫曼博士发动了战争,面对博士的信使,部长也不无傲气地说:“条理分明的社会结构是人类创造出的最伟大的艺术品。和所有伟大的艺术品一样,它是完美的对称,具有音乐的结构特征。”在他看来,秩序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时间和空间的不可逆转,就是在条理分明的结构中自我成长自我毁灭,就是拥有出生和死亡,昨天和明天的完美对称。而其实这一切都是权力体系的呈现,无论是制度还是秩序,那个统辖一切的人才是最终的统治者,才是所谓的时间,而这样的规则、制度,在部长看来,就是一种理智,一种理性产物。无论是镇长,还是伯爵,无论是酋长,还是将军,其实这些被命名的人都只不过是部长权力体系的代表,都是城市理性统治下的产物。

但是霍夫曼博士要发动战争,就是要摧毁这样的权力,就是要消灭这样的秩序,就是要解构这样的时间,而所谓的反抗,其实就是从这个权力体系的内部产生的。曾曾祖父曾经踏上这片土地,这是霍夫曼家族历史的写照,他曾经以优异的成绩从国立大学理学院毕业,这是霍夫曼个人历史,家族历史和个人历史都在整个城市的体系里,所以面对博士的信使,部长不无讽刺地说:“可当初,他自己不也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吗?不也是这个国家最精美的思想装饰吗?”他是城市秩序的一部分,是城市权力制度下的产物,为什么要毁掉这个国家的社会肌质?因为博士在秩序中看见了堕落,在制度中体验了病态,当他在大学时卷入同性恋丑闻,当他两次被疾病所纠缠,当他最后被学校驱逐,这一切难道不是权力体系的危害?当他一把火少了自己的笔迹,当他带走了父亲神秘学中的古籍,当他进入了男厕所最终消失,他已经走到了制度、秩序和权力的反面,他已经开始了对于城市的反抗,而对于城市最好的反抗方式,就是摧毁那些所谓理性的时间,摧毁物理意义的时间,摧毁拥有秩序结构的时间。霍夫曼博士制造幻象的基本原理是:“一座城市吧,本质上,它就是一座时间的仓库,里面堆放着一段段废弃的时间。这些时间属于城市昔日的居民,那些在城市中生活过、工作过、梦想过,最后倒毙街头的男男女女。废弃时间不断生长,犹如意志顽强的有机体;它缓缓舒展,犹如泥沼中绽放的玫瑰;它又没有办法消逝,于是,城市的往昔被胡乱存放在城市的不同层面之中。”

“往日用来约束时间的器具,如今成了他手中的玩物。”过去的时间里长出现在的东西,废弃的时间里钻出死去的东西,颠倒、混乱,完整统一的时间结构分崩离析。用时间来消灭时间,用权力来消灭权力,所以对于霍夫曼博士发动的这场战争,信使的解释就是:“绝对的权力,建造一个彻底解放的政权。”解放权力,需要用另一种权力的力量,在霍夫曼博士看来,世界本身是一种物理意义的呈现,它是由具有可塑性的泥土构成的真实世界,但是在物理意义之下,世界的本原结构具有同样的可塑性,也就是说,博士要把这座城市放逐在世界之外,要把它变成时间的禁足之地,“博士知道如何穿透表象,让真正的形式浮现出来,由透明的内部浮现于有形物质的表面。”

真正的形式是什么?在博士看来,权力制造了一种表象,而表象是一种看起来真实却是腐朽的东西,穿透表象发现真正的形式,那就是幻象,就是欲望——权力是一种欲望,但其实只是欲望的中介,部长、镇长、酋长、伯爵,无非是把自己当成了权力的中介,他们不让人们看见权力体系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不让人看见欲望。所以在部长和博士之间的这场战争,就是权力欲望的中介和真实欲望之间的战争,是一切规则下的表象和穿透现象之下的幻象之间的战争,是人类的感性和理性之间的战争。

为什么我能阻止这场战争?为什么我会成为英雄?“我根本没法加入魅影,同魅影打成一片,也根本没有办法像周围的人那样,把现实抛到九霄云外,走上自我迷失的不归之途,最后在非理性的一通狂轰滥炸之下粉身碎骨。我的血太冷,心肠又太硬。”但是这是不是反而是一种理性?反而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幻象,反而是另一种权力?实际上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一个从卑贱的出生走向城市统治顶端的人,需要的正是发现自己的时间,发现自己的欲望,而这种理性之中的欲望,非理性之中的冷血,却是把我推向了一个悖论的世界——当那些欲望真正到来的时候,我是应该成为部长的人击溃那些欲望?还是像霍夫曼博士一样,解放自己的欲望?

这个悖论清清楚楚写在那两句矛盾的话里,一开始我说“一切我还记得”,但是后来我却说:“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我也记不清了。”当开始成为缺省的时间元素,那条时间之河就已经不完整了,幻象就出现了,欲望也无法遏制地降临。起初的幻象是透明的肉体,是美丽的诱惑,“那是一个女子,每次我见到她,她都是老样子,没有丝毫变化。”一个女子,却毫无变化,欲望的门即将打开,却还在部长一成不变的权力体系里,但是却看见了一个女人,一个闪发着欲望的人体,而且她说“去爱”,她说“不要想,只要看”,她说“一想就会迷失”。而当“城里的大教堂飞上了天”,一种宗教般的救赎被毁灭,我便开始了自己的欲望之旅,而这个欲望之旅被标明了时间,那是我24岁生日的前一天,那是一个下午。

自己的时间出现,自己的欲望出现,自己的幻象出现,我看见的是那只黑天鹅,以及那个女人,“从天鹅喉咙中流淌出的是撩人心扉、让人心跳加速的女低音。”那喉咙的金环上刻着一个名字:阿尔贝蒂娜。这是一个启示,欲望的启示,命名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将使我踏上寻找欲望寻找时间的旅程之中,阿尔贝蒂娜是终极的目标,是真实的形式,是时间之外的存在。为了调查镇长的死亡,我在午夜凶宅遇见了镇长的女儿玛丽·安妮——镇长是城市权力秩序中的一员,他的死亡让我遇见了权力之女,而这个权力体系有关的女人会释放怎样的欲望?“她伸出若有若无的胳膊,抱紧我,嘴唇盖到我的嘴唇之上,那个吻,就如同吞下—口冰冻的水,却立即就撩起了我的欲望。那吻里,装满了痛苦的渴求。”像是幻象?最后却是一种消失,“死了,可她活的时候比死了更苍白。”而在这消失中,我第一次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镜像般的存在,是让我看见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我脸上的印第安印记都刮不掉,哦,我那可怜的老妈。”

而在我逃离午夜凶宅,来到“大河之民”的时候,和我有关的出生被激活,我知道了自己的血统,自己的家族,“您瞧,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回了家!”印第安,和欧洲的殖民者完全隔离的存在,让我在像是镜子的河水中找到了存在,但是那种欲望真的是真实的吗?我学习了他们没有固定单复数变化的语法,学习了没有“在”相应词语的语言,学习了缺乏抽象名词的句子,而所有这一切,都在远离笛卡尔的理性,远离欧洲中心论,这是一种自我的回归,我甚至把曾经属于城市的名字德赛得里奥改成了基库,“被遗弃的鸟”终于找到了家。

而欲望呢?当我用了新名字而杀死了德赛得里奥,当和那个9岁的阿娥订婚,就意味着我找到了“一个家,一个大家庭,一个未来”,但是在阿娥的身上我看见了那种遗存的风俗,“阿娥让我抚摸她细小的爱穴,我发现,她的阴蒂居然跟我的小手指一样长,着实把我吓了一跳。”而竟然在阿妈那里,我获得了欲望的满足,“我把阿妈顶在厨房的木头墙上,听着她在我耳边喘息呻吟。”欲望乱了伦理,“刚刚与我皮肉之欢的可是我的女主人,更是我未婚妻的祖母,试想,这世上有哪个社会能容忍我这种行为?”更可怕的是,那根本不是正常的欲望,欲望背后是一个谋杀的计划,在睡梦中的阿娥手上拿着的那把刀,以及梦呓的“明天,明天动手”,将欲望推向了另一种权力,也彻底将一个家,一个未来解构了。而欲望杂耍团里的拉巴德女士,是进入了梦幻而产生了欲望,巴可欣小姐在和我观看女骑师和自己的爱马时拥有了欲望,以及鳄鱼人,以及摩洛哥人,在表演的世界里,欲望无非也是一种秩序,甚至它只是一种变形,就如那个老家伙所说,这是霍夫曼博士运用“现象动力学”的三个定律制造的欲望,这样的欲望看上去是情感,而其实只是一种技术,“欲望会释放出能量,用超物理学的术语说,这叫‘放射能’。”而时间呢,变成了门多萨手里的数学演算,“性高潮可以造成时间的裂变和延伸。他声称,射精的一瞬间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当下和未来,而是促使三者在各个波段上以指数方式融为一体。”

但是阿尔贝蒂娜却出现了,当情色旅行中那人摘下面罩露出令我魂牵梦绕的脸,我才知道她是我要找的阿尔贝蒂娜,“我俩相互追逐,越过时间和空间的重重险阻,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一次又一次投下高昂的赌注,只为一吻,熟然后又要硬生生地分别,各奔东西。”这是真正的爱?还是变形的欲望,变形的时间之下的幻象?当阿尔贝蒂娜在怀里消失,其实是一种物质的变形,“要知道,构成她躯体的物质极其柔软灵活,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把左手手套戴到右手上。”终于咋非洲海岸中再次和阿尔贝蒂娜在一起,“我扔掉手中的利刃,腾出手把阿尔贝蒂娜紧紧搂入怀中,另一只手举着滑膛枪,死死瞄着酋长的脑袋,扣动了扳机。”消灭权力,消灭原始,消灭技术,消灭存在的时间,我的努力是靠近那个幻象,也是靠近欲望有关的爱。但是这是欲望还是意志?或者说爱是情感还是理智?和我有关的悖论从来没有离开,而当它以如此突兀的方式改变我的一切时,那个所谓的时间变成了“混沌时间”——时间里,由志生欲,时间里,我爱上了阿尔贝蒂娜,时间里,爱尔贝蒂娜又被强奸。

“欲念绝不能强迫。”当我寻找自己的出生时,是不是强迫?当我寻找阿尔贝蒂娜的时候,是不是强迫?当我成为部长的密探时,是不是强迫?当我成为博士的敌人是,是不是强迫?在诸多强迫中,还有什么欲念?在没有欲念的感情里,还有怎样的时间?在城堡里,我面对的是部长的政治哲学、意识形态武器,是理性,是权力,也面对博士的幻象、欲望、时间,当权力对抗权力,当欲望对抗欲望,我陷在了两面镜子的夹子中,就像阿尔贝蒂娜的双眼,“我在里面看到了我的全部存在,裂成一块块碎片,在无限的时间中模仿着自己的样子。”镜子在交合,镜子在延展,就是在这种悖论中,就是在双面的镜像中,世界被重新定义:“经过无限长的混沌时间,所有爱侣分解为两右种最基本的物质:纯能量和纯性,也就是气和火。到时候,将引发一起大爆炸。”

阴阳交合,化生万物。所谓时间,所谓欲望,所谓爱,也是在这样一种理智和情感,权力和反抗,无限和有限,出生和死亡中达到统一,所以我用镜像的那些自我最后打死了博士,所以我用爱的方式让阿尔贝蒂娜死在我怀里,所以我在记不清的老年记起了一切事情,“混沌时间已成为过去,我像虫子一样从标准时间的泥泞地中爬过,四周树的枝梢上没有一片树叶,四处尽是单调沉闷的色彩和景物,仿佛季节已永久停滞于十一月当中,再也不向前迈出一步了。”昨天也是明天,明天早已从昨天开始,而当我最后闭上眼睛的时候,“还没等我呼唤,阿尔贝蒂娜已向我款款走来。”

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

编号:C38·2130917·1011
作者:【英】安吉拉·卡特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09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38.50元
ISBN:9787305081323
页数:582页

“从前有个妇人,她年纪很大了,不但眼睛瞎了,而且不能走路。”“从前有个姑娘,她的男朋友在海里淹死了。”死亡、恐惧、疾病,以及诡异,都从那个“从前”的叙述开始,但这绝不是童话,不是给孩子们看的奇妙传说,里面有抒情,也有血腥,有令人捧腹的玩笑,也有粗俗下流的故事,有昏头昏脑的公主,也有多愁善感的仙子,有美丽的女仆,也有干瘪的老太婆,还有狡猾的妇人、品行不端的姑娘、巫婆和接生婆、坏姨妈和怪姐妹。“精怪故事就是一个国王去向另一个国王借一杯糖。” 他们,或者她们,组成了现实之外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坚强的意志、卑鄙的欺诈、妖术与阴谋,采集它们的只可能是独一无二且令我们深深怀念的安吉拉·卡特。贫穷、饥饿、不稳固的家庭关系、遍布的暴行,其实,安吉拉·卡特依然书写她自己的“焚舟纪”,书写她一般人难以进入的精怪世界,而1990年出版的《悍妇精怪故事集》和1992年出版的《悍妇精怪故事集第二卷》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听到了了丛林里孩子怪异的哭声。


《精怪故事集》:我讲完了,现在交到你手里

天上掉下三个苹果:一个给我,一个给讲故事的人,一个给逗你开心的人。
——《诺莉·哈迪格》(亚美尼亚)

天上的苹果和那个讲真话回答谁最美的新月无关,它只是在“从前”的故事里,在一个母亲妒忌最美女儿的传说里,在“当场就气死”的寓言里,而三个苹果的馈赠与亚美尼亚的诺莉·哈迪格也无关,“我”、讲故事的人和逗你开心的人,这三种不同的人称组合成苹果的主人,是对于故事版本的一次独立,就像老妇人的故事一样,明确地展示出它的真实性,那个开场白从“从前有个富人”开始,和英法精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一样,用谜一样的表达回答那个掉苹果的“天上”,其实在亚美尼亚的故事模式上,“很久很久以前”的变体已经变成了既精准又神秘至极的“在—个有和没有的年代……”

有和没有,真实和谎言,友善和恶毒,在《诺莉·哈迪格》的故事里,已经截然而分开了不同的人生经历,美丽的诺莉·哈迪格遭遇亲生母亲的排挤,遭遇亲生父亲的抛弃,遭遇被照顾王子的误解,而那一块坚忍之石在不公命运面前的爆炸,就是指向一个善的终点,母亲被气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则是一种邪恶的统治力的结束,苹果是馈赠,是喜悦,是皆大欢喜,是逗你开心,而那个讲故事的人甚至直到最后才从故事的结构中独立出来,但是,他是谁?

这个亚美尼亚“白雪公主”的故事由苏西·胡佳西安-维拉采集,采集地点却在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亚美尼亚社区,而讲述人则是阿卡比·穆拉迪安,一个1904年出生经历亚美尼亚动荡和漂泊的老太太,也就是说,这个给了苹果的“讲故事的人”是以一种变迁的方式表述着苹果的寓言,而在她身后是苏西·胡佳西安-维拉,对应的图书则是《100个亚美尼亚故事》,底特律1966年出版,而这不是这个故事最终的文本呈现,她的身后还有一个名字:安吉拉·卡特,这个热衷于用另类方式讲述精怪故事的小说作者用这本《精怪故事集》触及了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表达方式。文本的流转,和故事的流转一样,最后呈现出的“老妇人的故事”“其实就是没有价值的段子、编出来的鬼话、无聊的闲言碎语,这个嘲讽的标签一面把讲故事的艺术分配给了女性,一面也夺走了其中的所有价值。”分配给女性的故事艺术,可以是漂泊的阿卡比·穆拉迪安,可以是采集者苏西·胡佳西安-维拉,也可以是积累创作素材的安吉拉·卡特,“我讲完了,现在交到你手里”,其实就是她们,在故事的结尾分享了天上掉下来的三个苹果。

她们在身后,并不只是以一种“很久很久以前”的开场或者“天上掉下三个苹果”的结尾方式来讲述,她们有时候躲在文本里,突然会跳出来:“接着往下说故事:从前有个老妇人,她有一只母鸡。(《寻找运气》)”有时候却从来不走出来,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他掉头回了家,娶了农夫的女儿,要是他们没有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那也与你我无关了。(《三个傻瓜》)”有时却是对讲述文本的干涉:“好,这就是漏讲的那一段儿了。”、“前面我还漏讲了一段。《漂亮姑娘伊布龙卡》”有时候完全是一种和自己无关的转述:“我的朋友爱丽丝跟我讲了这,是她认识的一个人亲身经历的。《紫色激情的顶点》”又或者把在读故事的你拉进来:“这就是我的故事,我讲完了,现在交到你手里。《沙辛》”我讲完了,现在交到你手里,仿佛就是从天上掉下了苹果,让你有一种收获的感觉,或者猛地砸到你的头上。

《精怪故事集》,它的文本标题其实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前缀:安吉拉·卡特的,她其实既不是那个“我”,也不是“讲故事的人”,当然更不是“逗你开心的人”,“我尽量避免那些明显被采集者‘改良’或者‘文学化’故事,而且不管有多大诱惑,我自己都没改写过任何内容,没有比照两个不同的版本,甚至没有做任何删节,因为我想保留各种不同的声音所带来的效果。”保留效果的意义就是让这些“精怪故事”保持工业时代之前的“对人性的朴素理解”,甚至要真实地保留“老妇人的故事”所代表的“没有价值的段子、编出来的鬼话、无聊的闲言碎语”。在安吉拉·卡特看来,这些所谓的精鬼故事就是一种民间传说,就是来自口头传统的故事,“是我们至关重要的线索,使我们得以触及那些辛勤创造世界的普通男女所拥有的想象力”,而这种人类缺少的想象力正是可以弥补19世纪以来小说中“指手画脚地强求人们相信些什么”的文学传统,是对于虚构和非现实文学“自愿终止怀疑”之后的一次对接,或者说,精怪故事就如图书标题前面“安吉拉·卡特的”前缀一样,只是某种修辞手法:“我们用它来泛指浩瀚无边、千变万化的叙述——以前甚至现在的某些时候,这些故事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得以在世间延续、传播,它们的作者不祥,却可以经由每个叙述者之口被反复地创作,成为穷人们常新的娱乐。”

浩瀚无边、千变万化的叙述背后总有拿着苹果的人,而那种横跨各地的精怪故事用不同的修辞手法还原了“匿名和无性别”的社会学意义,不管是“老妇人的故事”中“很久很久以前”的开场,还是邪恶的母亲,恶毒的继母,可怜而被解救的女孩,聪明的妇人,都成为故事中鲜活的真人,都触及了人类所拥有的想象力,而那种夸张的手法对于传统故事的解构,就像一开场的《瑟莫苏阿克》一样,带来的完全是对于真实的颠覆:“有时候这个瑟莫苏阿克还会炫耀阴蒂,她的阴蒂大到一张狐皮都盖不住。啊呀,她还是九个孩子的妈!”

炫耀的阴蒂,作为女性生殖器的一个部分,放大在这个故事里,除了感官的刺激之外,或者更多的是对于母性的膜拜,在因纽特的所有精怪故事里,女性肉体的这种开放性表述是最大的特点,而它的主体往往是老妇人,在《娶了儿媳妇的女人》故事里,“从前有个老妇人想要占有年轻漂亮的儿媳妇。”所以她“用海豹骨和海豹皮为自己做了个阴茎。她把阴茎系在腰上,展示给儿媳妇看 然后她们一起睡了”。女性的肉体展现,往往是因为男性的缺席,老妇人占有儿媳妇,是因为儿子出门了,在《塔格立克和她的孙女》中,也是没有男性在场,所以当她们肚子饿了的时候,老妇人塔格立克就变成了一个男人:“有海豹骨做的阴茎和一团鲸皮做的睾丸,她的阴道则变成了雪橇。”而在这种用身体的器官放大而代替男性意识的时候,男性不仅不在场,更是完全被解构了。当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用极端的武力结束乱伦的时候,妻子却完全不认识他了,反而全身颤抖地质问自己的丈夫:“你杀害了我亲爱的丈夫。”老妇人成了儿媳妇的丈夫,这种人伦的颠覆让人感到一种压抑,而塔格立克和她的孙女捕食之后的一个结果是,孙女怀孕了,当被人问她谁是你的丈夫时,孙女的回答是:“我奶奶是我的丈夫。”男性的缺失带来男性的被解构,女人主宰的世界里“再做男人也没意思了”所以当塔格立克一个人的时疾,男女都没什么差别,“于是她念咒,又变成了皱巴巴的老太婆,雪橇又变成了阴道。”

乱伦的故事里并不一定是男性的缺席,有时候和欲望有关,在斯瓦希里的故事《学生》里,一个不知道饿了该吃饭的基布瓦纳,在老师那里懂得了一个道理,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他直接进了屋,“和老师的妻子睡了”因为老师的妻子教会了他老师没有教他的东西。这种东西或许直接指向真实的人性,和《娶了儿媳妇的女人》差不多的《和自己的儿子结婚的女人》故事里,也是因为儿子的母亲非常妒忌儿媳,但是不同之处在于母亲代替的不是儿子的男性角色,而是将儿媳赶出家门后自己装扮成儿媳的模样。当儿子朝圣回来之后,被母亲的伪装所骗,以为她就是自己的妻子。结果是“母亲和儿子睡过之后就怀孕了”,当然最后的结果是用某种死亡来终止这种乱伦。在《迪拉维克和她的乱伦哥哥》的故事里,作为哥哥的藤一直阻止自己的妹妹结婚,原因就在于他想要娶妹妹,“你怎么能惦记自己母亲的女儿的身体?难道你变成无药可救的傻子了吗?”掾子们的话传递着某种立场,最后,那个叫迪拉维克的人将乱伦的哥哥的睾丸切了下来。睾丸被切除,并不是单纯取消男性权利,而是将欲望灭除。

在一系列的男女故事里,除了男性缺席和欲望带来的乱伦之外,也还有在道德之外的男女情事,亚美尼亚的故事《天经地义》里也有男性缺席的寓言,因为“我的父亲想让我永远都不结婚,所以造了个囚牢,把我关在里面”所以在她的周围都市女性,包括仆人,老师,而她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如《塔格立克和她的孙女》那样,用自己的肉体来满足欲望,而是以魔法的方式来制造一个“没有家庭,没有亲友”的男人,“用面粉、黄油、鸡蛋和牛奶做了个人形。我亲手造了他,用自己的意念画出他的样子,又含泪祈求上帝赐予他灵魂。仁慈上帝听见了我的声音,满足了我的愿望。”无论如何相对于那个肉体的乱伦故事来说,这个传说变得温情了很多,而这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人性和欲望:“所以你们都看到了:自然帮助人们理解上帝之法、生存之道。这些天经地义的事儿,人们不能也不应改变。”那个上帝是站在人类背后的道德力量,但是在所有精怪故事里,基本上没有道德和信仰的救赎,没有上帝和神的相助,有的只是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办法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芬里南的故事《信的花招》里,女人遇到了丈夫之外的另一个男人,然后她给那个男人穿上自己的裙子和上衣,“然后跟丈夫说你是我从种植园上来的姐姐。”而等丈夫发现姐姐是男人时,妻子又用谎言说:“我刚刚收到一封信,说我种植园上所有的姐妹都变成了男人。”这种欺骗或者会带来某种情欲的满足,但是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事,也不是通过某种暴力进行惩戒,相反,在美国山区的故事《爹娘都浪荡》中,就以一种轮回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戴绿帽子“的笑话,儿子说:“我爹跟我说他年轻时候挺浪荡,那两个姑娘都是我妹妹。”而他娘说:“小约翰,我来跟你说点儿事儿,我年轻的时候挺浪荡,你爹根本不是你爹。”通奸和私生子当然是必须惩戒的,这个挑战乱伦禁忌的笑话,“其真正目的是报复主人公”。

但是,在《精怪故事集》里,还是有很多流传在各地关于男女之间爱情的故事,这些爱情或者有恶毒的继母的迫害,或者如灰姑娘一样的生活窘境,但最后都以一种团圆美满的方式结束。在印度部落的《渔女和螃蟹》中,女子爱上的男人是一只螃蟹变得,所以当她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姑娘拽出螃蟹的躯壳,把它杀死,扔进了火堆。然后她躲在树后等待。”而最后没有了螃蟹的外壳,男人终于完成了蜕变,而他们的爱情也变成了现实,“从那以后,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埃及《穿皮套装的公主》的故事就是灰姑娘故事的翻版,国王去找的那个姑娘,不管她贫富贵贱,只要能戴上这只脚镯就行,“因为王后临终前我许下承诺,非这个姑娘不娶。”而最后当然是找到了能戴上脚镯的姑娘,也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之后他俩过上了最甜蜜的生活。”不管是英格兰的《苔衣姑娘》还是墨西哥的《绿鸟》,都是历经艰辛,最后有了美满的结局。

除了男女之间的乱伦和爱情之外,《精怪故事集》里还有更多对于人性的“朴素理解”,这里有杀死漂亮姑娘为乐的残暴“狐先生”,有不畏魔鬼的漂亮姑娘伊布龙卡,有把信义看得比贞操更重的缅甸女人,有想要“一壶脑子”的愚笨男人,有欲望永不满足而最后一无所有的“住在醋瓶里的老妇人”,有成为沙皇皇后的“明智的小女孩”,不管是聪明、勇敢、善良,还是愚昧、残酷、阴险,或者有多么不幸的命运,但都展示了人性中真实的一面,“很久很久以前”的开场,匿名和无性别的故事传达,这种消除官方历史和具体人物的方式,就是用段子、鬼话、无聊的闲言碎语等修辞手法表达真实,而有时候真实比那种被虚设的爱更为可贵。意第绪的《鸟妈妈和小鸟的寓言》颠覆了传统的母爱,当鸟妈妈载着小鸟问它们,以后长大了会不会像现在一样载着妈妈,第一只小鸟和第二只小鸟都回答说会的,但是这种温馨的回答反而被鸟妈妈叱呵成谎言,“说罢她就让小鸟滑落下去,它掉到河里淹死了。”而第三只小鸟答说“不会”的时候,却反而没有被淹死,因为它说:“我怎么能载着你飞呢?那时候我就有自己的小鸟要载了。”

安吉拉·卡特说,这本故事集里你很少找到真正的“精怪”,不论是被当做晚餐的野兔,还是变成小伙子的土狼,或者是欺骗女人的白熊,他们的命运大都是被人打死,也就是在人类社会里,精怪是一种变异、荒诞和邪恶的象征,《鸟的较量》里的渡鸦是报答的信物,《维克和她的乱伦哥哥》的狮子“代表了人性中野蛮、未被驯服的一面”,而对于《阿赫和她的狮子》的故事,安吉拉·卡特就评论道:“在多配偶制的社会里,乱伦禁忌尤为复杂、重要。比如在这个故事中,阿赫和她的哥哥认不出彼此,因为他们年幼时被同父异母的兄弟欺骗,从此骨肉分离。”对于精怪故事中“精怪”的映射,也是这些故事在娱乐和触发想象中,“转化成了闲话、轶事和谣传的媒介”,这也使这些精怪故事在口口相传中存活下来。

在《精怪故事集》里,也收录了中国的三个故事:《三娘子》、《靓妹和疤妹》和《狐狸精》。这三个故事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有相应的文字记载,《三娘子》又叫《板桥三娘子》,收录于唐代孙颁的《幻异志》、薛渔思的《河东记》以及宋代的《太平广记》等;《靓妹和疤妹》则在刘万章的《广州民间故事》中收录;《狐狸精》版本一为《宋高僧传》中收录的《唐沙门志玄传》。这是中国的版本,而《精怪故事集》里,都是英文的版本,《三娘子》和《狐狸精》选自G.威洛比-米德(G. Willoughby-Meade)的大众传说集《中国食尸鬼和妖精》,而《靓妹和疤妹》则选自由艾博华采集和翻译的《中国童话和民间故事》,不同的版本在翻译回翻过程中,也多多少少流失了一些信息,而这些精怪故事几乎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采集和编辑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文本的流转过程中,很多东西并不是可以“保留各种不同的声音所带来的效果”,相反它只是那个讲故事的人,那个采集的编撰者口中的“故事”,或者说,它们依然只是一种修辞手法,对于“浩瀚无边、千变万化的叙述”的一次理想主义的致敬,正如安吉拉·卡特所说,“当它被转录成各种文字之后,它的所有本质也将无可避免地被改变,因为‘说’是公众活动,‘读’则是私人的。”

是的,天上掉下的苹果还应该给第四个人:私人的读者。

焚舟纪

编号:C38·2121022·0933
作者:【英】安吉拉·卡特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03月
定价:100.00元 亚马逊67.00元
ISBN:9787305087783
页数:896页

安吉拉·卡特在《焚舟纪》里构筑了一恶搞怪异的世界,以童话、民间故事、文学经典为蓝本,文学女巫卡特以奇绝想象力和非凡叙事技巧将之加以戏仿、混酿 、改装和重塑,并以通透戏谑的视角呈现出童话背后的冷僻真相,传奇之中的幽暗细节,为幻想世界打上现实投影,极具颠覆性却又不损奇幻之美,慑人之余又令人迷醉,形成融魔幻现实主义、女性主义、哥特风格和寓言色彩为一体的独特写作模式。一套共五本四十二个短篇,五个集子依次是《烟火》、《染血之室》、《黑色维纳斯》、《美国鬼魂与旧世界奇观》和《别册》。撒缪尔·拉什迪说:“我重复,安吉拉·卡特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许多同行和迷恋她的读者都明白她的珍稀之处,是这个星球上真正绝无仅有的存在。她应当被安放在我们时代的文学之中央,正中央。她最精彩的作品是她的短篇小说集。”


《焚舟纪》:“禁止进入”的门再度开启

我们刻意放逐自己远离日常生活,骄傲地活在括号里。
——《烟火·自由杀手挽歌》

为什么远离日常生活必须选择在地下室?知更鸟不在外面叫,也不覆盖尸体,它站在那把抢上,仿佛是杀手的情人,一起闯进来一起掉眼泪,然后一起革命。但是当那大门打开,杀了房东,已经不是暗杀的彩排了,也不是杀手的试镜,更不是知更鸟的寓言,死亡的哲学只是“两人行、三人行、四人行的疯狂”,他们一字排开,像一本书的目录,点名去杀人,“我按门铃,你开枪”地组织有序,像杀害日常生活中所有的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但是在这之前必须杀掉杀手,杀掉“离弃地下室,上了我的床”的情人,是否爱他已经不重要了,仅仅是意外的震颤,暗杀和色情一样诱人,而色情也和打开那间房间一样诱人,日常生活的尊严被拖出去又追上来,“A吐了,B掉了点眼泪,C和我用树叶把尸体覆盖”,而接下去,正像站在目录面前的那些看到的人一样,“内战开始了。历史开始了。”

X不是一个未知数,他像逃离地下室的符号早就注定了一曲挽歌,他的疑问也只是在于:“万一我想杀人,要杀的人也是正确的,却下不了手怎么办?”那么如果把一个房间里的所有叙述当成是世界的全部,知晓里面的一切但不去冒险,是不是把革命变成了秘密的色情活动?不可知的宇宙原也是杀手最不愿意去扮演的角色,只是X,只是ABC,以及我——我原先不在括号里,也不骄傲,但是却亲手制造了日常生活之外的那曲挽歌。而当杀手之死变成另一部内战,历史像是开始了,而其实只是在那里画上了一个句号。

《烟火》的句号,FIREWORKS:NINE PROFANE PIECES,第153页第十行的句号,不是像X被三人行的疯狂以及知更鸟覆盖的句号,仅仅是一个页码的片段而已,用手指的力量轻轻翻过一页,像轻叩那把抢的扳机一样,另外的门又会被打开,括号里的字句、标点被打开,一定是那个女人,起初是五英尺八英寸,胖,非常胖,让人自卑的胖,而现在是瘦削、狂乱,甚至像女巫一样,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或许穿着夏奈尔风格的套装,高跟鞋,黑丝袜,这是她自嘲所说的那个“像个30岁的离婚妇人”。可是在1974年的时候,他已经34岁了,距离“成功减去38公斤,蜕变成一幅瘦削的模特骨架”的18岁已经整整过去了16年,那么这个一直“骄傲地躲在括号”的女人并不是原先的自己了,或者是在“刻意放逐自己远离日常生活”,但是一旦打开了门,打开了身体,便无法将时间停止在某一个时刻,她被装进了那个自己写的《附录》里,括号:《烟火》后记。

这仍是一个房间,门上没有“禁止进入”的标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尖尖的三角形,书上所有篇章的门上都是这样一个符号,黑色,稳定,却锋利。“我开始写短篇小说时,住在一间小得不足以写长篇小说的房间。”安吉拉·卡特说,短篇小说的房间,五本四十二个短篇的房间,狭小、短促,以及断裂,里面有什么?镜子、外化的自己、废弃的城堡、闹鬼的森林、禁忌的性欲,这些在对抗着日常生活的东西变成了安吉拉·卡特的那个“历史”:“我一直都很喜欢伦·坡,还有霍夫曼——哥特故事、残忍的故事、奇异的事、怖惧的故事、幻奇的叙事直接处理潜意识的意象”。

房间里的意象,1974年的意象,并不是括号里的全部,而当合上“烟火”,是更大的房间,是《烟火》之外《染血之室》、《黑色维纳斯》、《美国鬼魂与旧世界奇观》和《别册》的房间。他们整齐地排列着,宛如“两人行、三人行、四人行的疯狂”,而那个房间是三面闭合的匣子,灰色的匣框,布纹的装饰,门上写着的不是“禁止进入”,而是“焚舟纪”。而那个唯一的出口在背面,在没有括号的背面——尽管装饰以拉什迪长序导读、张悦然特别策划、余华格非苏童毕飞宇联袂推荐,以及“侈靡唯美,惊才绝艳,奇诡狡黠,智思深刻”的腰封,但是豁然开启的也只是一个偏向左侧的门——如果推进书橱,以“焚舟纪”为正面标识,也一定会被严实的厨木所关闭,远离日常生活,拒绝世俗观望,像那个永远存在的括号,关闭在安吉拉·卡特的世界里。

刻意的设计,必然包含着某种形而上的解读,就像在“詹姆森和劳拉的位置,只剩下地板上一堆栗色木柴”,全心全意的疯狂是不容许擅自闯入的,而“焚舟纪”也像是一个被拒绝的谚语:Burning Your Boats——“渡河之后,烧掉你们的船。”可是房间里没有火,地板上的木柴没有火,谁来烧毁那艘船?谁来演奏那把“庞然、亮泽、丰润的大提琴”?那个时候,安吉拉·卡特是躲在暗处的,她记起来了,“沉默有如鬼船,往昔圣诞的鬼船”。所以三艘船抵达的不是那个圣诞,是一个奇诡的彼岸,像镜子一样被真实而不存在的自己阻拦,然后便是像魔鬼一样有些东西逃逸了,书变成了她死后的象征,变成了联袂推荐的行为艺术,而那房间也只有在没有火的地方燃烧起来,照见了她的脸,她的身,她的文字禁忌,以及她的时间之谜。潘多拉的盒子里有什么希望?逃逸的沉默鬼船里,有人终于按了门铃,开了枪:“现在房里的一切都与你禁绝,尽管那房间正是为你量身打造,从时间之初便为你准备好,而你会一辈子努力试图记起它。(《艾丽斯在布拉格》”是的,安吉拉·卡特像爱丽斯一样,在童话过去之后复活,朝镜子里呵气,然后用手指画出一扇门——枪响了,门也终于开了,“他们拿来书,打开放在她叉开的膝上,模仿她的性器,因为那也是一本禁忌之书。”

禁忌之书,已被焚烧在船上,而房间里留下一个“她”,跪在自家客厅的壁炉架上,她看到了那个自己,镜中的自己,“当我集中精神在自己的倒影上,我就是那个美丽的存在。我就是他者。”为什么自己必须是他者,而且美丽存在?这或许是安吉拉·卡特躺在括号里骄傲太久了,它几乎遗忘了自己,所以当自己的倒影出现在那里,所有的东西都以他者的方式复活。曾经,作为一个女人,像那把大提琴一样,是被爱的,是全心全意的,是有热情的,甚至就是男人对面的母亲、妻子、儿女兼情妇,这是本体的女人,是有关苹果的欲望,玫瑰的浪漫,以及吻的温馨所组成,但是如果只有镜子,只有那个用雾气画出的门,即使走进去了,也不会看到那个真实的世界。所以在房间里面,女性意识的觉醒首先是从否定开始的,“我一身黑洋装穿过这些印象派场景,仿佛是我创造这一切,也创造我自己,我的女主角,以第三人称单数穿着黑洋装,爱着某人,哭泣着在城市里走过,仿佛世界全由我的眼延伸而出,就像以敏感轮轴为心散放的轮辐,仿佛是我的注视使一切获得生命。(《肉体与镜》)”我是句子的主词,而不是乌鸦反讽声里的那个标点,第三人称单数,女主角,一切获得生命,所以在男人的对面,第三人称单数的女人开始占满了房间,是母亲,是妻子,是妓女,是天使,是黑色维纳斯,是“大屠杀圣母”,而由“她”组成的“她们”在不断地离弃男人,离弃规则,离弃那张床和一切的性活动。在《赤红之宅》里,“他们抓住我,剥光我衣服,在母亲的照片下,鸟类图案的波斯丝毯上强暴我,丟给我一件外套,用枪顶住我的背,逼我走下发出回音的楼梯,进入等在外面的一辆装甲车。”原是处女,但是疼痛不堪,“她”,是“独一无二的欲望行使者”的紫女士;“她”,是玫瑰绽放在脸颊上的刽子手的美丽女儿;“她”,是在睡袋里与主人共眠的“星期五”,而她们,就像睡在秋河第二街的一栋屋里的三个女人,和老男人的关系“包括婚姻、血缘或聘雇。”但不仅仅是这三种关系,她们是无数的她们,她们是无数他们对面的她们,“两人行、三人行、四人行的疯狂”,以及更多的性爱谱系和非性爱谱系。

这是殉情般的情欲,活在象征世界里的“紫女士”所有的动作都经过了计算,直抵性欲的三角地带,但那不过是一具木偶般的存在,奇特的构造是从物开始的,所以激情也只是一种三角几何,在教授的拉动下残酷的一吻,像鞭子抽在通俗剧的最后落幕处。这是罪恶的乱伦,“遭刽子手斩首的是他的亲生儿子,在自己妹妹身上犯下了乱伦罪行。那个妹妹是刽子手的美丽女儿,这片高地唯一的玫瑰就绽放在她脸颊上。”弑杀着一个家族的嘉年华,阴郁寡欢,玫瑰上都是血溅的腥味,像极了一种性爱的味道,“只有刽子手,因为没人来砍他的头,敢于,在皮革头套无可动摇的隐私中,在溅满血迹的木墩上,与他美丽的女儿做爱。”拥有斧头、面具、靴子刽子手活在自己的赦免中,但是乱伦的代价却只有她去承担。而她们是走不出那被插入者的命运,在母亲的照片下,在鸟类图案的波斯丝毯,实施那个强暴的计划,即使死去,也是一种被发泄的物,那《雪孩》里的伯爵为何要哭着下马,然后解开裤子,“将坚挺阴茎插入死去女孩的身体”?因为身旁的伯爵夫人需要那一朵玫瑰,欲望的玫瑰,消除嫉妒和仇恨的玫瑰,在那里开放,刺却扎着了肉体,鲜血成为那种暴行的色彩。伯爵夫人,鲜花的拥有者,却是女性戕害甚至强暴的见证者,甚至是实施者,所以伯爵的选择是在寻找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不同点,寻找她和她之间的区别,而那只不过是某种权力的象征,欲望在那一刻被更正,“你插进去,那不会无聊。然后你前后摇晃,那可能会变得颇无聊。然后你来高潮,那不会无聊。”可是,这样的结局只有一个:“你”指的是“他”。

他是男人,她对面的男人,结婚离婚,“娶过三美神”,而且富可敌国,在一个男人的帝国里,女人只是看到了面具,以及挂在脖子上的红宝石项链,却“像一道价值连城的割喉伤口”,而对于帝国的最大禁忌是不能闯入那个房间,那门上才真正写着“禁止进入”,钥匙是有的,只不过是锁着禁区,就像男人带着面具,从来没有见过素面的他。情欲一定在禁区之外张开毛孔,是十二面镜子的房间,墙上的镜子展示着一个不断叠加和虚幻的世界,十二个男人靠近,脱下衣服,进入身体,不是十二个丈夫进入身体,是镜子进入身体,是虚幻进入身体,而男人永远带着面具,活在图片“好奇的惩罚”里,一七四八年在阿姆斯特丹印行的珍本能消灭现实的欲望和禁区?而当那把钥匙插进去的时候,宛如一个真实的男人插进了我的身体,疼痛,宛如割喉的项链。而那只不过是祭奠的“染血之室”,那些女人是在“赤裸裸酷刑室”里成为一个禁忌的图腾,拷问台,骷髅头,以及那摊血,那件艺术品的巨轮、铁处女,还有什么能让女人逃避惩罚?十二个男人的虚幻以及一个男人的真实,正在用殉教的方式肢解女人最后的身体。

“爱的举动与施行酷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不是一种爱欲的原罪?好奇的惩罚都是肉体的再现,所以他在那十二面镜子里成为另一个殉道者,而杀死他的是母亲,另一个女性,有着反女性的身体和勇气,“此刻她毫不迟疑,举起我父亲的手枪,瞄准,将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射进我丈夫脑袋。”男性神话覆灭了,十二面镜子覆灭了,母亲这个包含着伟大的词汇,其实只不过是另一种男权,正像伯爵夫人一样,站在女孩的对面,一样可以置人于死地。而当丈夫/父亲的缺席之后,母亲就完全脱离了血缘,成为“继母”,在《灰娘 又名:母亲的鬼魂 一个故事的三种版本》中,继母/孤女恰好组成了一个二元的对立,王子的未婚妻被继母砍掉脚跟,为的是把“脚塞进空出来的染血鞋子”,这样就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父权一样的帝国。

是的,女性/男性,她/他的是无法摆脱的关系,有暴力的征服和反抗,有情欲的勾引和逃避,而这种对立是不是可以拆解?可以替代?就像十二个男人起源于那墙上的十二面镜子,而一旦镜子变为镜子,从虚幻里返回到它自身,那么它也可以解构它自己,而仅仅成为一种物。无性之物也就取消了它们的对立、对抗,而趋向对等。“镜子消灭了时、地、人,当初在这房屋的献堂礼上,镜子已被赋予职责,专司映照偶遇邂逅的拥抱,因此它以堪任典范的态度对待肉体,慈善而中立。”“慈善而中立”的镜子是象征的母体,“是此与彼,这里与那里,外与内。(《倒影》)”而在镜子的两端,存在都没有虚幻和真实,此在和彼处的区别,看见对方的脸甚至也是自己,那么在逃避男人的努力中,自然建立起了属于”她“的自足帝国,这个“以男人的骄傲再度迈步向前,迎向镜中自己的影像”,自己是自己的自己,是“我的反自我,我的自我非自我,我的刺客,我的死亡,世界的死亡。”就像倒影却超越倒影,是自我和非我,是她与他,公与母的统一,但是镜子制造的这种统一毕竟还有这虚幻性,还有着不稳定性,甚至会摔落在地被打碎,七年的霉运自此降临,所以镜子的危险性在于它仅仅是物,是象征的母体,而非真正的象征,真正的自我。所以在“倒影”之外,是螺旋,是阴阳人,是一个生命寄寓在另一个生命之上,是阴阳人,“否定命题重新陈述肯定命题”,一边是美丽女子,一边是魅力男子,“难以辨认、无法定义的生灵”是活着的镜子,是雌雄同体的阿同,一个睪丸,一个卵巢,两性各半;是“全身赤裸,男女一体”的金色,是超脱的、完美地、典型的双性人,“是不动的移动者,是暴风雨的静止暴风眼,模范而自足,既是始也是终。”而这种自足帝国的最大可能是将欲望变成自己的一个部分,不再有暴力,不再有插入,只有美丽的倒影,来自于自身又返回自身,自己又是他者。

这是欲望/禁欲、自我/非我,否定/肯定的双重消解,而对于住在括号里的安吉拉·卡特来说,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善意的自足帝国,相反,对她来说,是对自我的不安,对对恐惧、怪癖、乱伦所有罪恶无法赦免的不安,是时间里的记忆爬满无休无止的灵魂的不安,或者说,是对于现实所有孤独、隔绝的不安,“无法掌握自己做为一个完整个体的人格”,从而陷入比性暴力、禁忌的死亡,以及酷刑更加疯狂的世界。在《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夫人居家教子》中,世界的意义变成了便秘时得出的伟大真理:大便之前,人人平等。平等的世界在最龌龊的地方实现,这种悖反对安吉拉·卡特来说,反而找到了灵感的通道,找到了另一个女巫帝国的范本,而对于日常生活的快意解构变成了一种革命行为。

隔绝开始了。在记忆、性爱、身体以及死亡的消解中,她站在了文本的另一端,在镜子深处的黑暗里,独自跳舞,那些符码像“一则维多利亚时代寓言”,词汇和词汇连接在一起,不可分割,“大堆嫁妆中,这儿有唱歌的鸡和拖把妞在献宝,那儿有戴帽子的在危险鼓里库着自己的长长短短。”句子喷涌而出,即使“附词汇对照”,那些意义也再无回去的可能,就像那些带着面具的人,看到的永远是自己的另一面,即使被暴力占有,也蒙着那一张脸:“先生,你可以把我关进没有窗子的房间,我发誓我会把裙子拉到腰上等你。但我的脸必须用床单盖住,不过要轻轻盖着,以免让我窒息。(《老虎新娘》)”

而除了词汇、面具、床单的遮掩和隔绝,对于安吉拉·卡特来说,更为疯狂的解构是人成为兽,或者兽成为人,人兽不分人兽合一,《赤红之宅》的伯爵说:“记忆是人与兽最主要的不同点;兽生来要活的,但人生来是要记的。”但是当记忆被镜子消除,上帝成为随机的一个部分的时候,人和兽便有了那种大便时的“人人平等”的满足感,正是这种隐喻,使得莉兹觉得,老虎与她可以用完全冷静的眼神的交流,“似乎延续了无尽时间”;而《与狼为伴》的老太太看到“一个目光炯炯、赤裸如石的年轻男子走近她的床”,而那男人原本就是一头狼;《师先生的恋曲》里躺在她怀里的就是“有一头蓬乱如狮鬃的发”的男人,而“狮子”去掉反犬旁而成为“师先生”便是一种平等,《彼得与狼》里的那个狼群里的小女孩或者是“一个被狼奶大的小孩,或者,说的是被女人养大的狼”。狮子,狼,还有老虎,或者猫,这些动物,这些野兽当然不是野兽,“狼是你该恐惧逃离的对象。更糟的是,有时狼不只是狼而已。”拉什迪说,《染血之室》里的故事是卡特的神来之笔,是“用美女与野兽的寓言做为性关系中无数渴望与危险的隐喻”。

但不仅是性关系,而更趋向于一种消解人性和兽性、人性和物性的努力,人与兽原本那种紧张、不安的相互束缚的关系得到了解构,但是安吉拉·卡特并不是将这种解构当成了最终的享受过程,对她来说,目的是为了在隔绝中消除对立,在自足中建立新的对等关系,而这种“骄傲地活在括号里”的终极目的便是用大量的神话、寓言搭建自己的帝国,真正的女巫出现了,前往野兽的宫殿,前往经典文本的宫殿。她12岁至15岁发表于校刊上的诗里便提到“牛头怪”、“死亡的黑帆”、“阿蒙法老”、“太阳神祭司”,这些将古希腊和古埃及的典故有趣地捻在一起的努力,证明她已经具备改写经典的明确意识。而在《焚舟纪》里,这种改写达到了疯狂而极致的地步,她用戏仿、挪用、暗指、拼贴、元叙事等方式完成了她的文本帝国。《黑色维纳斯》是在向波德莱尔致敬?那个活在这个法国诗人《珠玉》、《长发》、《舞动的蛇》、《异国之香》、《猫》、《我爱你一如夜色苍穹》等诗作中湘·杜瓦却被剥夺了历史,白色的专横的殖民地播下的种子发芽成长,乃至破坏,而最初那个杀手被杀之后的历史是不是就在那里戛然而止了?“似乎没人知道湘·杜瓦生于何时,不过她与查尔·波德莱尔相遇的年份(一八四二)有很确切的记录。”但是波德莱尔也已经成为了另一个陌生人,另一个向镜子里的倒影鞠躬的病人,“货真价实的、如假包换的、纯正的波莱尔梅毒”已经用一种反侵略的方式进行知识的殖民,而最终完成了文本改写。而在安吉拉·卡特的短篇小说中,这种解构的“反侵略”显得得心应手:

《染血之室》属于卡特有名的“女性主义童话改写工程”,在这个工程里,《师先生的恋曲》和《老虎新娘》是对《美女与野兽》的改写,《雪孩》是对《白雪公主》的改写,《爱之宅的女主人》是对《睡美人》的改写,《扫灰娘》是对《灰姑娘》的改写,《与狼为伴》和《狼人》是对《小红帽》的改写。

安吉拉·卡特(1940-1992)童话帝国里的女巫

“我总是使用大量的引用,因为我通常把西欧的一切视为巨大的废品场,在那儿,你能够汇集各种各样的新素材,进行拼贴。”安吉拉·卡特已经进入了经典的内部,并不断吞噬那些文本,那些道具,那些神话和故事,从而在属于自己的括号里完成了自足式的扩张,这是她的流动嘉年华,她的巡回游乐场,她的杂剧国度,“一切都堂皇富丽”。安吉拉·卡特从女性本体入手,以镜子的对等和反性别完成了性别意识的颠覆和改写,又以螺旋、面具、人兽的方式建立对等的隔绝世界,再用经典的神话、寓言、民间故事为道具,搭建了在日常生活之外的那个巨大的房间,她在里面,禁止入内只是一个隐喻,而那个括号越来越多,大括号里的小括号,文本里面的新文本,层层叠嶂,步步为营,“在这个世界上,它不可能存在于镜子之外。但它就在我手里。”

阴暗,绚烂,神秘,夸张,奇诡,精致,以及极具感官之美。对于安吉拉·卡特来说,那个只能写作短篇小说的房间其实就是一个禁区了,所有进来的人都会感到不安全,而其实,极度敏感极度孤独的她“骄傲地活在括号”里是一个自戕的宿命,宛如高空钢索上的行走,底下可能是沼泽,可是是流沙,但一定不是一马平川,拉什迪说,“她有时候会掉下来”,而真的有一天掉下来,那就是一个宿命。“我真的相信,一部虚构作品若能对于自己乃是与所谓现实截然不同的人类经验形式这一点有绝对的自知(就是说,它不是记录事件的日志),就真的能帮助改变现实。”但是,安吉拉·卡特并不是要改变现实,而是在虚构中寻找自己,但是那门真的是用雾气画的一个门而已,它饱受争议,也被杜绝于传统之外,甚至就像一个活着的女巫,只在自己的帝国里发号司令,而魔幻的文本并不能解决最终极的问题:生与死。

1991年,卡特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她烦恼、愤怒,无法释怀命运给她的一切,尽管她后来说通了自己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而其实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也还在建立她的帝国,不容许别人插手——她决定了自己逝世时的所有事情:买了保险,处理自己的财产,整理三十年的日记,甚至葬礼上的参加者、放的音乐、朗读的作品,无一遗漏。拉什迪就说:“我所认识的安吉拉·卡特是最满口粗话、毫无宗教情操、高高兴兴不信神的女人,然而她却要我在她葬礼上朗诵马维尔不朽灵魂的沉思——‘那滴露,那道光/自永恒之日的泉流淌’。”

“面具变成一条亮闪闪的鲤鱼,挣脱钓鱼线尽头的钓钩。让他给溜了。”帝国里的女巫,终于可以歇息了,而面具被拿了下来的时候,看到的一半是精彩,一半是粗鲁;一半是疯狂,一半是安静;一半是美女,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嘉年华,一半是残酷刑,或者这正是她在文本里说到的那个“理想国”,一分为二,“他们将知识的苹果切成两半,白光照耀上半,其他部分留在阴影中。”房门其实一直没有打开,即使你从那只有一个出口的匣子里取下《焚舟纪》,你也必须按时把它送回原位,关闭,禁止入内,而那个强大的括号里正传来《染血之室》里的声音:

“我的琶音处女,准备殉教吧。”
“将是什么形式?”我说。
“斩首。”他低语,声调几乎是淫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