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庵梦忆》，明代散文集，为明末清初散文家张岱所著。该书共八卷，成书于甲申明亡（1644年）之后，直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才初版行世，其中所记大多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杂事，它详细描述了明代江浙地区的社会生活，如茶楼酒肆、说书演戏、斗鸡养鸟、放灯迎神以及山水风景、工艺书画等等。书中包括《秋灯琐忆》《香畹楼忆语》《影梅庵忆语》《寄心琐语》《陶庵梦忆》五部作品，这些著作均围绕才子佳人与柴米油盐，或忆或思，声情并茂，艳而不浮，哀而不伤，感人至深。正如《寄心琐语》 所言：忽然得之，欢愕相半。同时，这些合集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均包含作者真挚而强烈的情感，为这些文章注入了鲜活的艺术生命。他们在叙事上十分灵活，并将叙事、抒情、描写和意境的创造融为一体。使读者备感生动，并有一种“转侧看花花不定”的艺术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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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8·2170419·1381 |
| 作者：史景迁 著 | |
|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09月第1版 | |
| 定价：30.00元亚马逊23.10元 | |
| ISBN：9787563385393 | |
| 页数：212页 |
他既嗜癖历史，也是史家，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既是流亡者也是斗士，是儿子也是人父。他就像我们一般，钟情于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不过他更是个挖掘者，试图探索深邃幽暗之境。
——《前言》
历史是五十岁时的破床、病琴、残书和缺砚，以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的叹息；历史是六十七岁时看到梁鸿“身任杵臼劳，百杵两歇息”而发出“在世为废人，赁舂非吾职”的感慨；历史是近七十岁时安排好了身后之事，“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历史是最后自己写就的墓志铭：“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合，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那历史是看见的，是经历的，是预知的，最后却是如隔世的寂然，变废人的颓然，要葬身的凄然，成梦幻的枉然。
对于张岱来说，不管是经历还是预知，不管是身前事还是身后事，都是个人的历史，都刻印着““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的个人标签，而当一切成梦幻的时候，却也是折射着“国破家亡”的宏大叙事。副标题：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不仅是一个落魄文人的浮华与苍凉，更是一个国家的浮华与苍凉，而在这个体与国家的双重转变中，张岱的意义更是为17世纪的中国历史提供了标本，史景迁在“中文版序言”中说到书写这一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思考朝代之更迭”，而张岱的《陶庵梦忆》给了他一个方向，“我明白我已找到方向，能帮助我去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与美学。”
思索的并非只是生活与美学，当明朝覆灭清朝更替，那场“梦忆”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是只像《夜航船》一样，发现那个被忽视的小僧用“伸伸脚”的方式建立知识的独立品格？还是如《西湖梦寻》中“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的怀念？当史景迁把张岱定义为“史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张岱的个人历变中寻找国家叙事的脉络，从“既是流亡者也是斗士，是儿子也是人父”的个人经历中发现“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的历史思考，而当张岱用毕生精力完成《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三百万字的明史文本便成为浮华与苍凉的集体写照。
浮华与苍凉，其实是史景迁对于历史分野的注解，“张岱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此时明朝国祚已赓续二百二十九年。明朝的年号是关于张岱我们唯一知道的时间度量——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随着明朝覆亡，一切都灰飞烟灭。”1644年，随着明朝的覆灭清朝的建立，国家历史横断为两种形态，而张岱的一生也被划定为两个阶段，前面的47年大体就是浮华的生活，而后面近40年便都是苍凉的生存。“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合，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虽最后变成了张岱口中的梦幻岁月，但是却在其一生里成为浮华的见证，“在张岱眼中，生活多是光彩耀目，审美乃是人间至真。”这是“书香门第说从头”的开始，这是“人生之乐乐无穷”的继续。
那时的张岱喜欢琴声，他发起缔结了“丝社”，他迷上了斗鸡，创立了“斗鸡社”，他喜欢看戏，精研唱腔、身段、扮相，还组织了戏班，“以余而长声价，以余长声价之人而后长余声价者多有之。”和伶人共娱乐，他还钻研各种兰雪茶的饮法，他曾养过一头牛，研制做奶酪的方法，同样，他喜欢游船，喜欢赏月，喜欢喝酒，喜欢狩猎，甚至，他对于那些神秘女性也保持着足够的兴趣，那时和艺伎王月生常伴出南京城，游历燕子矶等胜景。四十一岁时，他还趁着吊祭故交的时候去观海潮，滔天巨浪奔腾而来的时候，张岱大开眼界。
四十一岁感受到的滔天巨浪，只是自然界繁华世界的一种映照，那时距离“一切都灰飞烟灭”的1644年还有六年，所以即使六年后历史上掀起了滔天巨浪，对于生活在“便寓、便交际、便淫冶”的张岱来说，仿佛也是极遥远的事。但是此种的纨绔子弟的生活在史景迁看来，也是张岱对于人生走向的一种注解，“张岱的癖好常常变来变去，难以持久，但是他写到这些癖好时，却仿佛是入迷极深，足以为安身立命的依托。”安身立命的依托，是对于繁华的一种执迷，也是对于精神世界的一种外化。
其实，这些繁华的背后，是张岱探寻精神意义归宿的努力，“我们所称的真实世界，只不过是人神各显本事，各尽本分的交会之处而已。张岱一生都在探寻这种片刻。”张岱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母亲一直在念“白衣大士咒”，这种祈求观音菩萨保佑的经咒也成为张岱精神世界的第一种声音，“振海潮音，如雷贯耳”，即使母亲在万历四十七年去世，张岱的耳边也还会回响着诵经之声，“虽遭劫火，烧之不失也。”张岱到了晚年还说：“常常于耳根清净时，恍闻我母念经之声。”而其实，这种声音使张岱更早地体悟了生命，万历三十三年，张岱的弟弟山民出生，这个早产儿身长不满一尺，体重只有几斤，气息甚微的他几乎就是生命的另一种厄运写照，但是在之后的成长中，山民却成为集学者、诗人、艺术鉴赏家于一身的人，对此，张岱的感悟是：““吾弟资性空灵，识见老到，兼之用心沉着。凡读书多识，不专而精，不骛而博，不钻研而透彻”。万历三十九年，张岱的祖母朱恭人到绍兴看三舅，结果突然去世。这突然的变故又加深了张岱对于人生无常的理解，在他为外祖母所写的祭文中说：“其生平丁骨肉之戚，抱零丁之苦，自为女、为妇、为媳、为母、为姑，未尝履一日之顺境，专一日之安闲。”特殊的生和死，特殊的生命意义，张岱所感悟的是那种韧性和坚忍，而这自然成为张岱精神世界的重要一部分。
还有重要的一部分则是在私人藏书楼里找寻和探索知识，对于张岱来说，家族对于功名的执着反倒让他感到厌烦，虽然祖父一直鼓励他，但是他始终没有通过乡试，也使得他从此和功名无缘，这是一种从科举制度化生存转向内心世界的改变，“他虽对科举制度心存芥蒂，但似乎借着对典籍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深刻看法，而能从祖父的功名中得到慰藉。”钻进藏书楼里，把自己的青春付之于此，并非是准备科举，而是在图书里发现内心的精神世界，所以张岱抛弃了祖父靠注疏读书的习惯，而是在书本中感悟：“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余过，其意义忽然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图书组成了张岱精神世界的一种景观，而身处其中，获得的东西远比所谓的知识，所谓的功名来得丰富，而这也是张岱转向内心世界的一种证明，所以当天启五年祖父逝世的时候，那些藏书散乱不见的时候，张岱深深地痛心：“大父去世，余适往武林，父叔及诸弟、门客，匠指、臧获、婢辈乱取之，三代遗书一日尽失。”
“张岱笔下的文人世界充斥各种矛盾：一边是令人目眩的名望与机会，一边是郁闷、沮丧，甚至肉体的衰亡。”从生命里的曲折里感悟到了韧性和坚忍，从科举功名的无缘中发现了图书的精神力量，这两方面构成了张岱内向面的生活，但是沉浸在内向面的生活，其真正的意义何在？这便是张岱的疑问：“如果说搜罗藏书如此不易，但是飘零四散却是转眼间事，那么书又如何能引领人探索更深邃的知识？”飘零四散成为书的现实，而其实在张岱发出这样疑问的时候，他也无可避免地走向了飘零四散的时代。
母亲和祖父谢世，自己结婚生子，如此的生活对于张岱来说，是平淡的，终于在三十出头的时候，当父亲中了举人，在绍兴的张岱决定离开熟悉的安逸江南，前往陌生的华北，出走，并不仅仅是从江南到华北这种地理意义上的转变，而是从内向面生活向外向面生活的拓展，而这种向外的转向也使得张岱开始脱离个人的历史文本，进入到国家视野。在鲁王府看灯赏灯时，张岱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天下之看灯者，看灯灯外，看烟火者，烟火烟火外，未有身入灯中、光中、影中、烟中、火中，闪烁变幻，不知其为王宫内之烟火，亦不知其为烟火内之王宫也。”在变幻的世界里，到底是王宫内的烟火，还是烟火内的王宫？疑问其实是形而上的，像是庄生周梦一般，何来客观的真实世界，何来主观的精神世界？张岱游孔庙泰山，到舟山进香，到定海赶集市，这种浪迹天涯的感觉让张岱从繁浩典籍中挣脱出来，寻找另一种存在的意义，而这种寻找又是将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化而为一，就像他在舟山进香时的感悟：“余登泰山，山麓棱层起伏，如波涛汹涌，有水之观焉。余至南海，冰山雪蠍，浪如岳移，有山之观焉。山泽通气，形分而性一。泰山之云，不崇朝雨天下，为水之祖。而普陀又簇居山窟之中，水之不能离山，性也。使海徒瀚漫而无山焉，为之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是有血而无骨也。有血而无骨，天地亦不能生人矣，而海云乎哉！”山泽通气，是一陆一海两种经验的融合，也是现实和信仰，知识和精神合二为一的体现。
但是张岱所感悟到的山泽通气还是繁华世界的一种印象，当这个时代被推向乱世的时候，张岱也终于“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天启七年，即1627年，明思宗将魏忠贤免职，旋即下诏逮捕魏忠贤，而魏忠贤最终自缢身亡。这一宫廷消息传到张岱耳朵里的时候，他其实正在撰写《古今义烈传》，在书中他颂扬的是忠诚的道德立场，对于一个对官场的尔虞我诈与权力的冷酷无情厌恶的人，张岱终于听说了正在发生的罪孽，而在现实意义上，他也看到了乱世的征兆，“绍兴一带有好些村落受旱灾摧残，农民竞相乞雨，看谁最灵验。四年之前曾有狂风大潮冲垮房合，树木连根拔起，绍兴城里也淹水。”而在之后，当明末的战争爆发之后，他也亲眼目睹了北方流民饿死而曝尸于杭州街头，同时，“随着父、祖俱逝，张岱面对迎面而来的种种过往，总得赋予某种秩序。”
家和国，似乎都在这一刻走向了某种崩溃，而这并非是巧合，当个体历史和王朝历史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也是张岱的视野扩展到整个时代，“不管对大难不死的张家人，或对明朝臣民来说，暴力与死亡层出不穷”，随着李自成占领背景，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清军最后入关改朝换代，张岱一家也被卷入到了危机之中，当张岱从绍兴家中出逃，那些藏书“为方兵所据，日裂以吹烟，并舁至江干，籍甲内挡箭弹，四十年所积，亦一日尽矢”。
王朝之覆灭，家族之流离，精神之崩坍，这便是变故的历史。顺治三年，张岱隐居山寺，他以拒绝的方式走进这个新朝代，隐姓埋名是去除了自己的社会身份，“披发入山，贓贓为野人”则是消除了个体属性，他甚至想到了自杀，而这种种的举动在张岱看来，是为了赎罪。“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因为在他看来，他现在所经历的种种劫难，是往日骄奢淫逸的报应，“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苧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枨，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这种报应观其实还是立足在自我历史之中，即使忏悔，对于这个已然发生变故的时代来说，其意义又在何处？
那灯火阑珊的意象，那琴声悠扬的记忆，那曾经伶人的静默，那母亲喃喃的诵经声，那千金古玩的闹热，那与好友的谈诗论艺，这一切都成为过往，都已不再，“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但是当他之后返回绍兴，在快园里诉说前尘往事的时候，这种报应观渐渐熄灭，号“六休居士”的张岱说：“粗羹淡饭饱则休，破衲鹑衣暖则休；颓垣败屋安则休，薄酒村醪醉则休；空囊赤手省则休，恶人横逆避则休。”这是张岱从个体困顿的历史走出来的标志，“张岱的境界显然超脱了‘报应’的想法，从绚烂归于平淡。”而平淡的意义不是苟活，而是在历史的变故中寻找“繁华靡丽皆成空”的原因。
那便是张岱成为史家的开始，虽然张岱的历史首先着眼于外祖父、祖父、父亲的家族序列，三部家族传记让他审视的是和自己最近的历史，但是这只是一种历史的索引，“能为史者，能不为史者也；不能为史者，能为史者也。”张岱在《石匮书》序文这样说，也就是要让自己成为真正的“为史者”，“能为史而能不为史者，世尚不乏其人，余其执简俟之矣”。他寻找明朝由盛转衰的时刻，他剖析明朝沦亡的原因，他探究历史发现的脉络，在“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中，他找寻的是架构历史的原则，同时将张家的小历史纳进国史洪流之中。“余于是恨史之不赅也，为之上下古今，搜集异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缺。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所以他在分析明朝覆灭的原因时，并不是归咎于某一个人身上，他认为，明朝“譬犹蠹木，献忠啄之，自成殊之，实群盗钻穴之”，明亡又“譬犹逐鹿”，是许多人共同为之。
康熙三年(1664)，张岱完成《石匮书》，全书共两百五十万字，上起洪武肇基，下迄天启崩殂，勾勒出明朝十五位皇帝对权力与篡位的态度、边疆与对外政策、令人折服的战术与迂腐不化的战略、税赋与军费的难题、杰出的艺术天分与宏伟的宫殿营造计划。加之后来的《石匮书后集》，张岱的明史共计三百万字。在这部鸿篇巨制中，张岱在铺陈战争及朝代沦亡的全貌中，企盼能阐释各类人的生活样态——朝廷的叛变者和拥护者，殉国者、勇士和变节者，女人和男人，贩夫走卒和冠盖之士，画家和阉官，而忠贞思想的意义和重要性一直是贯穿其间的要旨。
而当张岱完成明史著作，他并没有一种释然的感觉，甚至开始再一次转向自我世界，再一次关注身后事，而这种转变其实也印证了张岱的某种宿命论：“死则无异，其所以处死者，则有异也。”自我的不同，不管生与死，都成为历史的一个样本，而这个样本在亲历者那里，永远对于无法主宰的历史投以无奈的一瞥，过眼云烟，都是梦幻，都成隔世，张岱分析自己时说：“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而这种自我嘲讽也正是张岱至始至终的一种个性，史景迁认为，“他曾享尽富贵却也尝尽磨难，不过其珊存著作却透露，他甘于寓居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内心世界的那一部历史写满了浮华和苍凉，写满了寂然、颓然、凄然和枉然，或者只有在肉体衰亡之时，精神寂灭之时，才能安然在看得见的历史之外，所以最后张岱选择在“琅嬛福地”中结束自己那段历史，史景迁评价说：“这是他心目中的清修之地。空间清幽，井然有序，树木蓊郁。有流水、小丘、花草，有曲径通往溪涧。亭阁可眺望群峰。”
从生之内心回到死之内心，张岱或许最后进入的也是那隔世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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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26·2121022·0921 |
| 作者：[明]张岱 著 | |
| 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11月 | |
| 定价：12.00元 亚马逊9.10元 | |
| ISBN：9787807157717 | |
| 页数：113页 |
“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28年阔别竟入梦而来，张岱在《西湖梦寻》中所构筑的就是一个冲溢着一位亡国遗老的沧桑感的西湖。其中收录的八十余篇文章，包罗了西湖山水、园林、名胜、古迹、风俗、人物等方方面面，精彩纷呈。《西湖梦寻》共五卷，康熙十年(1671)成书，张岱时年七十五岁，康熙五十六年(1717)凤嬉堂初刻行世，距张岱去世已二十八年。纂修《四库全书》时，采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列人存目。光绪年间收入《西湖集览》、《武林掌故丛编》等丛书中。本次点校，以《武林掌故丛编》本为底本，参校他本，不出校记。
余之梦西湖也，如家园眷属，梦所故有，其梦也真。
——《西湖梦寻·张岱自序》
那时，“古剑蝶庵老人”张岱已经七十五岁了，一个老人，“布衣疏食，常至断炊”，陪伴他的只剩下茫茫山野和那几册书籍，那仿佛真的只是一个梦，朝代更迭，曾经是“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的湖心亭看雪的浪漫，而梦醒来却已是国破家亡，改朝换代，记忆中的那些往事也只剩下顺治三年（1645）避兵入山，世代簪缨之家而成为“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而对于西湖，也只是“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但那已不是曾经的西湖，就如浮生一样“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对于“余生不辰”、“僦居他氏”的故国破碎、寄人篱下的现实来讲，或许也只有梦，才能让人寄托着那一丝的希望。
“山川改革，陵谷变迁”，对于张岱来说，不仅是见证者，更是亲历者。曾经是世代簪缨之家，从高祖官至云南按察副使，甘肃行太仆卿到曾祖状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读，再到祖父官至广西参议，再到父亲副榜出身，为鲁藩右长史，先辈均是饱学之儒，作为书香门第的后代，张岱精通史学、经学、理学、文学、小学和舆地学，被舅父夸为“今之江淹”；他不仅才思横溢，更过惯了繁华靡丽的生活，“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在《自为墓志铭》中，张岱无限缅怀地叙述着年少时的繁华与富庶，但或许真的是一种命运使然，精舍美婢、娈童鲜衣、美食烟火、骏马华灯、梨园歌舞、古董花鸟，这些繁华靡丽在战火中瞬间成为泡影，也无情地击碎了他的梦想。顺治三年，张岱避兵入山，不仅“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的世代藏书仅携带数箧书籍而行，而所存者为清兵所居，日裂以炊烟；又用图书做甲盾，以当箭弹，四十年所积，荡然无遗。而同时也结束了那些富庶的生活，骤然沦为普通民户，只能“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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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岱像 |
对于张岱来说，命运是残酷的，“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 《陶庵梦忆·自序》）”过眼繁华都已成空，仿佛就是一场噩梦，梦未醒，他所能做的或许也只能寄情于曾经的过往，笔耕不辍，从事著述，而对于自己的才高命蹇，也只能寓于山水之间，而西湖无疑是他最华丽的梦境，那里有他的园亭桃柳，那里有他的箫鼓楼船，那里有他的风雅生活，那里也是他一生最后的寄托。当“阔别西湖二十八载”之后，当所有的东西也只剩下一点记忆，和两次的经过，“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只有梦还延续着，甚至触手还可以碰到那楼台池馆、嫩柳夭桃。对于张岱来说，西湖是他世族豪门的身份象征，是他才艺富赡的浪漫见证，“夙习未除，故态难脱，而今而后，余但向蝶庵岑寂，蘧榻于徐，惟吾梦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犹端然未动也。”
在《西湖》一诗中，张岱说：“冶艳山川合，风姿烟雨生。奈何呼不已，一往有深情。”正是这“一往情深”，使得张岱在阔别二十八年之后，仍要以一种梦的寄托来再现西湖，对于张岱来说，西湖完全成了自己的西湖，只有自己才能读懂西湖，“其余如贾似道之豪奢，孙东瀛之华赡，虽在西湖数十年，用钱数十万，其于西湖之性情、西湖之风味，实有未曾梦见者在也。世间措大，何得易言游湖。”即使那些有钱人，即使他们仍然保持着繁华，但是他们并未了解西湖的性情，体味西湖的的风味，所以“易言游湖”对于张岱来说，完全是一次精神的游历，完全是为了追逐心中那远去的旧梦。
西湖是一种象征，是逝不去的符号，萦绕在张岱的心中。对于张岱来说，西湖首先是一个繁华之梦，那繁华就如曾经少年靡丽的生活一样刻在心里，在“昭庆寺”中，他说：“每月朔登坛设戒，居民行香礼佛，以昭王之功德，因名昭庆。”而昭庆之闻名，也在“春时有香市”，在附后的《西湖香市记》中，张岱描绘了香市盛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而在《十锦塘》中，也对断桥孙堤到西冷的”车马游人，往来如织“进行了回忆，而在后面的《西湖七月半记》中详尽描述了西湖七月半人山人海，嘈杂相乱的胜景，而赏月时与友人酩醉纵饮则达到了欢愉的高潮：“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
这是热闹的西湖，这是繁华的西湖，当然这也是梦中的浮云，二十八年过去了，西湖还是那个西湖？在《西湖总记》中，张岱将自己出生在绍兴的鉴湖、“僻处萧然”的湘湖和西湖进行了对比：“余以湘湖为处子，眠娫羞涩，犹及见其未嫁之时；而鉴湖为名门闺淑，可钦而不可狎；若西湖则为曲中名妓，声色俱丽，然倚门献笑，人人得而媟亵之矣。”西湖不见羞涩，也不是名门闺淑，这西湖在繁华之外尽是“冶艳”之美，虽然声色俱丽，但是来的人太多，看得人太多，已经被亵渎了，“人人得而媟亵，故人人得而艳羡；人人得而艳羡，故人人得而轻慢。”或者说，正是西湖“倚门献笑”的勾引，才使这个心中的梦逐渐被污染，成为另一个西湖，也如后来两次看到的那个西湖一样“一带湖庄，仅存瓦砾”，这种哀叹在书中的多处景观中得以体现，如“冷泉亭”是“丹垣绿树，翳映阴森。亭对峭壁，一泓泠然，凄清入耳。”而到了“柳洲亭”，则是“余于甲午年，偶涉于此，故宫离黍，荆棘铜驼，感慨悲伤，几效桑苎翁之游苕溪，夜必恸哭而返。”
一方面是对于西湖曾经繁华的回忆，一方面则是对于西湖被“媟亵”现状的哀叹，这种矛盾也正是张岱现实生活的写照，西湖已不是曾经的西湖，仅仅留存的也只是旧时的胜景，而面对破残“仅存瓦砾”的萧然，张岱也只能寄托于心中的另一个西湖，那个纯然而绝美的西湖，那个不被人“媟亵轻慢”的西湖，所以在《西湖梦寻》中，张岱的寄托并不只是为了回忆，而是想从现实中超然出去，寻求心中真正的理想之地。在诸多西湖的景观描述中，多可以看到张岱对于“躲避嚣杂”的向往，不论是“溪声淙淙出阁下，高厓插天，古木蓊蔚，大有幽致”的岣嵝山房，还是“曲房密室，皆储備美人，行其中者，至今犹有香艳”的青莲山房，不论是“轩爽面湖，非惟心胸开涤，亦觉日月清朗”的片石居，还是“园中有楼，倚窗南望，沙际水明，常见浴凫数百，出没波心，此景幽绝”的玉莲亭，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自在之物，都是通达性灵，而他对于孤山的赞叹犹可见其用心：“梅花屿介于两湖之间，四面岩峦，一无所丽，故曰孤也。”这种“孤”便是不落苏轼遗世独立的见证，而孤山梅妻鹤子的故事更是成为张岱的一种向往，他在《补孤山种梅叙》中说：“盖闻地有高人，品格与山川并重；亭遗古迹，梅花与姓氏俱香。”
而这种寄托对于张岱来说，也并仅限于西湖山水之间的吟咏，更多的则是对一种心灵的寄托，这种寄托必然要提到和西湖有着亲密关系的一个人，钱武肃王。保俶塔、智果寺、北高峰、灵隐寺、上天竺、净慈寺、雷峰塔、高丽寺、镇海楼……这些楼台池馆古塔寺院都和钱王或者他的子孙有关，张岱充分肯定了钱王对杭州尤其是西湖建设的历史功绩，他在《钱王祠》诗中写到：“扼定东南十四州，五王并不事兜鍪。英雄球马朝天子，带砺山河拥冕旒。大树千株被锦绂，钱塘万弩射潮头。五胡纷扰中华地，歌舞西湖近百秋。”但是最重要的当然是在钱王身上张岱看到了自己对于西湖对于浮生的清晰的梦境，在《钱王祠》中，张岱叙述了当时钱王和西湖的一段故事：“时将筑宫殿，望气者言：‘因故府大之，不过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肃笑曰：‘焉有千年而其中不出真主者乎？奈何困吾民为！’”当时有看相的希望钱王将西湖填满一半建立宫殿，那么称王可达千年，而钱王断然否定了这个建议，千年之中必然出真主，那么称王又有何意义？更重要的是，填了西湖又怎么向百姓交代。可以说，钱王的这个故事就是对西湖最大的贡献，和现实相比，完全是张岱自己的理想，西湖不应该被糟蹋，而应该像钱王一样“保境安民”，等待真主留存希望。但是现实的残酷在于这也只是一种希望，而与钱王的大局观相比，宋高宗则显然是一个讽喻，他引用《南渡史》：“徽宗在汴时，梦钱王索还其地，是日即生高宗，后果南渡，钱王所辖之地，尽属版图。畴昔之梦，盖不爽矣。”钱武肃王高宗同寿，同为八十一，但是这只是一种巧合而已，王朝的更替不是理想的继承，西湖亦然，而张岱的现实也亦然。
西湖的繁华已成往事，西湖的美艳被”媟亵“，当张岱在阔别二十八年后“追记旧游，以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门，分记其胜”，却依然只是一种梦。《查继佐序》中说：“张陶庵作《西湖梦寻》，以西湖园亭桃柳、箫鼓楼船皆残缺失次，故欲梦中寻之，以复当年旧观也。”像极了一个遗老之梦，在明灭之后的“末世”，所谓“易言游湖”也只是梦呓而已，“繁华靡丽，过眼皆空”，就如这本《西湖梦寻》一样，康熙五十六年凤嬉堂初刻行世的时候，曾经在山中“蝶庵岑寂，蘧榻于徐”的张岱也已去世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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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26·2030411·0672 |
| 作者：[明]张岱 | |
| 出版：巴蜀书社 | |
| 版本：1998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6.00元 | |
| 页数：581页 |
"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百科全书《夜航船》是一部自始至终闪烁着智慧火花的书，张岱倾慕“大经济、大学问”之人，他从古代典籍中采撷了大量的典型。同时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智慧也大加赞赏，甚至对动物的一些保护习性也作为智慧来褒扬，如“四灵部”下“飞禽类”特设“禽智”一条，表达了通达平等的思想，这显然是晚明市民思潮给予张岱心灵的自由和解放。
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
——《夜航船序》
夜航船，却也是现实的一种境遇，打开一本书，就如点亮一盏灯，是天文地理，是人伦政事，是礼乐兵刑，是日用植物，是九流四灵，是荒唐方术，四百年前的百科全书，各种大类小类条目便纷纷闯入夜的世界，却在这传递信物夜间航行的船上，却不知何处可以伸脚。本来是平稳地安放，本来是屈膝勾踝，却不小心伸出脚去，不是空空如也，是一堵墙壁，阻隔而阻挡，只能再缩放回来，恢复那屈膝勾踝的状态，恢复那平稳安放的位置，而在不小心伸出而缩回的间隔了，那一本书却也无故地翻覆过来，仿佛听见“啪”的一声，在寂静的夜里，重重地合上。
不能伸脚，是墙壁的阻隔，不能畅读，是词条的陌生。何为纳音五行？什么叫焚香祝天？哪里是戴天之仇？商羊鼓舞是何征兆？20大类、125个小类、4000多条目，其实智者寥寥，汗颜之中，其实合上仿佛是一种承认的无知，也仿佛自己就是那“夜航船”上被人贻笑大方的士子。士子高谈阔论，仿佛知晓一切，可是却不知澹台灭明是两个人，也自负以为尧舜是一个人，如此，便被人耻笑。只是耻笑之人却是一个僧人，士子和僧人，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执着于功名，一个厌倦于俗物，他们的对立，并非只是做人的志向不同，却还有对基本的知识的知与未知。而在这对立的关系里，在夜航船上，士子却是毫无顾忌，而僧人则是“拳足而寝”——缩了脚，自是一种谦卑，可是听到士子的破绽，也只能一笑了之，而一笑了之之后，却也可以放松自己：“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从拳足而寝到伸脚畅睡，僧人自然是胜利者，只是这胜利和失败对于无知者来说，也是“无知者无畏”。入世的世子如此，出世的僧人如斯，高下立判，其实对于同为知识分子的古剑陶庵老人张岱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讽刺？“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为什么难以对付，就是因为那些自命为知识分子的学者根本不懂得所谓的学问，自说自话，却又无知者无畏，所以在张岱来说，是必须扭转这一种尴尬，是必须消除这一种耻笑。这是知识分子自救的态度，而对于张岱来说，这种自救也有着充分的自信，“余因想吾八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不仅喜好读书，还游历山川，不仅烂熟古文，还习为手艺，不管书本知识，还是实践能力，都可以悠闲地像僧人一样，伸出脚去。在《自为墓志铭》中，他也说道：“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精舍美婢、娈童鲜衣、美食骏马、华灯烟火、梨园鼓吹、古董花鸟，几乎样样精通，所以张岱平生写下了“鼎味一脔，则在尝之者之舌下讨取消息也”的美食专著《老饕集》，写下了“使世知茶理之微如此，人毋得浪言茗战也”的品茗专著《茶史》，写下了“夫《易》，如药也，能生人，亦能杀人”的《大易用》，当然也写下了“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的伟大著作《石匮书》，也或者只有这样，才能为士子挽回一点知识分子的尊严，所以张岱的出发点一方面是对于那个高谈阔论的士子的讽刺，“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另一方面则是重书天下学问的典范，“余所记载，皆眼前极肤浅之事，吾辈聊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亦已矣。”
所以这学问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是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是人伦政事，礼乐科举，是草木花卉，鬼神怪异，分门别类，又记以各类典故出处，一部百科全书，只为像他那样，“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而实际上，张岱编目释文，引经据典，并非只是一种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夜航船中最难对付的是天下学问，而学问两字，解而析之，却是学而问之，也就是说，不光是照搬那些书籍中的相关条目和传说，不是没有自我观点的简单复制，而是需要一种质疑态度，一种怀疑精神。
怀疑什么，自然最常见的是对一些说法进行辨析，比如“土著”一条，“言着土地而有常居者，非流寓迁徙之人也。今人误读为注。”“土著”的“著”字在张岱看来，是“着”的意识，是依附，是固守，所以不应读成“注”。而在整本书里，张岱还在“考古部”里专门辟出“辨疑”小类，在“禹陵”中说：“大禹东巡，崩于会稽。现存陵寝，岂有差讹？且史载夏启封其少子无馀于会稽，号曰‘於越’，以奉禹祀，则又确确可据。今杨升庵争禹穴在四川，则荒诞极矣。升庵言石泉县之石纽村，石穴深杳，人迹不到，得石碑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书，取以为证。盖大禹生于四川，所言禹穴者，生禹之穴，非葬禹之穴也。此言可辨千古之疑。”用石碑上的“禹穴”作为证据说大禹的陵寝不在会稽，在张岱看来，是一种谬误。还有对于“共和”的阐述，“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女儿乡”说：“吴败越，句践与夫人入吴，至此产女而名。今误传范蠡进西施于吴，与之通而生女，殊为可笑。”
这是一种可贵的怀疑精神，或者这样的“辨疑”作风更像是在做学问，更能达到“学问之富”的境地，也更能畅通地伸伸脚。但是或者是囿于知识类解析条目的限制，在《夜航船》里这种带有怀疑精神的条目也是简而略之，甚至并没有真正可以驳倒的证据，大多也是自我观点的陈述。所以在诸多条目中，张岱都是一种知识体系的整理和归纳，所以都成为“眼前极肤浅之事”，而让人有些欣喜感觉的是那些有故事性的条目，在《烛奸》中，有许多类似于短篇小说的故事，如“验火烧尸”中说：“张举，为句章令。有妻杀其夫，因放火烧阜：询称夫死于火，其弟讼之。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一活，积薪焚之，察死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果无灰，以此鞫之，妻乃服罪。”“折芦辨盗”中说：“ 刘宰为泰兴令。民有亡金钗者，唯二仆妇在，讯之，莫肯承。宰命各持芦去，曰：“不盗者，明日芦自若；果盗，明旦则芦长二寸。”明旦视之，则一自若，一去芦二寸矣。讦之，盗遂服。”“井中死人”中说：“张昇知润州，有报井中死人者，一妇人往视曰：“吾夫也。”昇令其亲邻验之，井深莫可辨。昇曰：“众不能辨，妇人何遂知其为夫？”即付所司鞫之，果其妇与奸夫所谋者。”
不管是“豕立人啼”、“生死报知”、“魑魅争光”、“上陵磨剑”的鬼神之事，还是“人变为龙”、“妇女生须”、“男人生子”、“童子暴长”的怪异之事，都是对于“眼前极肤浅之事”的一个很好的补充，但是似乎张岱也陷于自己编订的体例所限，并不能详细记叙。而因为是兼收各种学问，也使得整部书杂糅，一方面是带着怀疑态度进行辨疑，而另一方面则博而才之，比如关于天象的各种条目里，缺少的是一种怀疑态度，“岁星”中说：“所居之国为福，所对之国为凶。福主丰稔，凶主饥荒。一曰：岁星所在之国，有称兵伐之者必败。”“德星”中说：“颍川陈定、荀淑，俱率子弟宴集一堂。太史奏德星聚颖，分百里内必有贤人会合。”陨星如雨，一定是“国破君王”，五色云出现，一定是“出入将相”，商羊鼓舞一定是“大雨之兆”，而“御史雨”则是冤狱之兆。
而在“物类相感”中，一方面张岱收录各种生活中的常识，这些常识作为“学问”的一部分，是某种经验主义，但也透出一种科学精神，比如“磁石引针。琥珀摄芥。”比如“撒盐人火，炭不爆。”比如“石灰可藏铁器。”比如“干洗头，以蒿本、白芷等分为末，夜壕头上，次早梳之，垢秽自去。”比如，“手油以盐洗之，可代肥皂。”各种动植物、人体、自然现象中的规律摸索，自然成了一种可以指导实践的科学知识，但是在这条目中，也有各种先验论的记载，“猫子生，值天德月德者，无不成。”“夜半鸡啼，则有忧事。”“白蚁虫，是日必吉辰。”“凡见蛇交，则有喜。”而在“符咒”条目中，这种“知识体系”却越来越无遮拦，在治脚麻的方法中，只要口称木瓜：“还我木瓜钱，急急如律令！”一口气念七遍，脚麻即止。而一切疾患只要念上“咒枣法”便可以痊愈，那“咒枣法”如下：口念“金木水火土，五行助力，六甲同威，天罡大神，收入枣心，枣入肠中，六腑安宁，万病俱息。急速求荣！”然后用枣一个，念咒一遍，吸罡气一口入枣中。或者是对于民间“偏方”的收录，但是这种杂糅也使得“学问”变得有些盲目。
实际上，对于张岱来说，编写《夜航船》并非只是为“士人”挽回面子，并非是为了不被耻笑，而是寄托着自己某种失意的情怀，少年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到最后却并没有因为这主动知识的掌握可以悠闲伸伸脚，而是面临着一种现实的困境，在《自为墓志铭》中说：“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半生之前，是精舍美婢、娈童鲜衣、美食骏马、华灯烟火、梨园鼓吹、古董花鸟“样样精通”，张岱是有着极大的抱负，但是半生之后，这种抱负却成了梦幻，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理想已经无处寻觅，在恍如隔世的生活中自喟自叹，而回首一生，在“七不可解”的人生遭遇中，对自我的评价也不免陷入自相矛盾的迷惘里：“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富贵而为贫贱，智慧而为愚蠢，强项而为柔弱，“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到最后竟自我贬低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在这一起一落的过程里，张岱似乎永远只能在“无所归止”的忧郁中度过余生，所以只能发出“空学陶潜，枉希梅福”的感叹，有学问何用？“必也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衷曲”无非也是一种自我安慰。所以在《夜航船》里，张岱有“名臣”条目，不管是“麒麟阁十一人”，还是“云台二十八将”，不管是“十八学士”，还是“凌烟阁二十四人”，都为国家民族做出过贡献，实际上也寄托着张岱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但是在这半生的遭遇中，张岱在“名臣”之后也附有“奸佞大臣”，虽然附录，却是洋洋洒洒，收录其中的奸佞大臣从“夏帝启元年，有扈氏无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征之，大战于甘，灭之”到秦李斯赵高、汉田蚡江充、唐武太后杨再思张后程元振等，一直到明代奸臣，只是从洪武到崇祯，明朝所列的42位奸臣却不像前朝那样记录具体事例，只是简单列出人名，而似乎这种隐蔽的方式也是张岱的一声叹息，一种无奈。
“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学问不是知识的单纯积累，不是烂熟于胸的典故，不是极肤浅之事的记录，学问还需要一种际遇，一种精神，只是在这“真如隔世”的幻境中，在黑夜中前行的“夜航船”里，无论是士子还是僧人，也只能“拳足而寝”，因为前面有壁垒，有无法逾越的国破家亡的遭遇，有“劳碌半生，皆成梦幻”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