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26 《前朝梦忆》：于是恨史之不赅也
他既嗜癖历史，也是史家，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既是流亡者也是斗士，是儿子也是人父。他就像我们一般，钟情于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不过他更是个挖掘者，试图探索深邃幽暗之境。
——《前言》
历史是五十岁时的破床、病琴、残书和缺砚，以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的叹息；历史是六十七岁时看到梁鸿“身任杵臼劳，百杵两歇息”而发出“在世为废人，赁舂非吾职”的感慨；历史是近七十岁时安排好了身后之事，“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历史是最后自己写就的墓志铭：“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合，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那历史是看见的，是经历的，是预知的，最后却是如隔世的寂然，变废人的颓然，要葬身的凄然，成梦幻的枉然。
对于张岱来说，不管是经历还是预知，不管是身前事还是身后事，都是个人的历史，都刻印着““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的个人标签，而当一切成梦幻的时候，却也是折射着“国破家亡”的宏大叙事。副标题：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不仅是一个落魄文人的浮华与苍凉，更是一个国家的浮华与苍凉，而在这个体与国家的双重转变中，张岱的意义更是为17世纪的中国历史提供了标本，史景迁在“中文版序言”中说到书写这一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思考朝代之更迭”，而张岱的《陶庵梦忆》给了他一个方向，“我明白我已找到方向，能帮助我去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与美学。”
思索的并非只是生活与美学，当明朝覆灭清朝更替，那场“梦忆”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是只像《夜航船》一样，发现那个被忽视的小僧用“伸伸脚”的方式建立知识的独立品格？还是如《西湖梦寻》中“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的怀念？当史景迁把张岱定义为“史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张岱的个人历变中寻找国家叙事的脉络，从“既是流亡者也是斗士，是儿子也是人父”的个人经历中发现“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的历史思考，而当张岱用毕生精力完成《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三百万字的明史文本便成为浮华与苍凉的集体写照。
浮华与苍凉，其实是史景迁对于历史分野的注解，“张岱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此时明朝国祚已赓续二百二十九年。明朝的年号是关于张岱我们唯一知道的时间度量——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随着明朝覆亡，一切都灰飞烟灭。”1644年，随着明朝的覆灭清朝的建立，国家历史横断为两种形态，而张岱的一生也被划定为两个阶段，前面的47年大体就是浮华的生活，而后面近40年便都是苍凉的生存。“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合，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虽最后变成了张岱口中的梦幻岁月，但是却在其一生里成为浮华的见证，“在张岱眼中，生活多是光彩耀目，审美乃是人间至真。”这是“书香门第说从头”的开始，这是“人生之乐乐无穷”的继续。
那时的张岱喜欢琴声，他发起缔结了“丝社”，他迷上了斗鸡，创立了“斗鸡社”，他喜欢看戏，精研唱腔、身段、扮相，还组织了戏班，“以余而长声价，以余长声价之人而后长余声价者多有之。”和伶人共娱乐，他还钻研各种兰雪茶的饮法，他曾养过一头牛，研制做奶酪的方法，同样，他喜欢游船，喜欢赏月，喜欢喝酒，喜欢狩猎，甚至，他对于那些神秘女性也保持着足够的兴趣，那时和艺伎王月生常伴出南京城，游历燕子矶等胜景。四十一岁时，他还趁着吊祭故交的时候去观海潮，滔天巨浪奔腾而来的时候，张岱大开眼界。
四十一岁感受到的滔天巨浪，只是自然界繁华世界的一种映照，那时距离“一切都灰飞烟灭”的1644年还有六年，所以即使六年后历史上掀起了滔天巨浪，对于生活在“便寓、便交际、便淫冶”的张岱来说，仿佛也是极遥远的事。但是此种的纨绔子弟的生活在史景迁看来，也是张岱对于人生走向的一种注解，“张岱的癖好常常变来变去，难以持久，但是他写到这些癖好时，却仿佛是入迷极深，足以为安身立命的依托。”安身立命的依托，是对于繁华的一种执迷，也是对于精神世界的一种外化。
其实，这些繁华的背后，是张岱探寻精神意义归宿的努力，“我们所称的真实世界，只不过是人神各显本事，各尽本分的交会之处而已。张岱一生都在探寻这种片刻。”张岱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母亲一直在念“白衣大士咒”，这种祈求观音菩萨保佑的经咒也成为张岱精神世界的第一种声音，“振海潮音，如雷贯耳”，即使母亲在万历四十七年去世，张岱的耳边也还会回响着诵经之声，“虽遭劫火，烧之不失也。”张岱到了晚年还说：“常常于耳根清净时，恍闻我母念经之声。”而其实，这种声音使张岱更早地体悟了生命，万历三十三年，张岱的弟弟山民出生，这个早产儿身长不满一尺，体重只有几斤，气息甚微的他几乎就是生命的另一种厄运写照，但是在之后的成长中，山民却成为集学者、诗人、艺术鉴赏家于一身的人，对此，张岱的感悟是：““吾弟资性空灵，识见老到，兼之用心沉着。凡读书多识，不专而精，不骛而博，不钻研而透彻”。万历三十九年，张岱的祖母朱恭人到绍兴看三舅，结果突然去世。这突然的变故又加深了张岱对于人生无常的理解，在他为外祖母所写的祭文中说：“其生平丁骨肉之戚，抱零丁之苦，自为女、为妇、为媳、为母、为姑，未尝履一日之顺境，专一日之安闲。”特殊的生和死，特殊的生命意义，张岱所感悟的是那种韧性和坚忍，而这自然成为张岱精神世界的重要一部分。
还有重要的一部分则是在私人藏书楼里找寻和探索知识，对于张岱来说，家族对于功名的执着反倒让他感到厌烦，虽然祖父一直鼓励他，但是他始终没有通过乡试，也使得他从此和功名无缘，这是一种从科举制度化生存转向内心世界的改变，“他虽对科举制度心存芥蒂，但似乎借着对典籍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深刻看法，而能从祖父的功名中得到慰藉。”钻进藏书楼里，把自己的青春付之于此，并非是准备科举，而是在图书里发现内心的精神世界，所以张岱抛弃了祖父靠注疏读书的习惯，而是在书本中感悟：“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余过，其意义忽然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图书组成了张岱精神世界的一种景观，而身处其中，获得的东西远比所谓的知识，所谓的功名来得丰富，而这也是张岱转向内心世界的一种证明，所以当天启五年祖父逝世的时候，那些藏书散乱不见的时候，张岱深深地痛心：“大父去世，余适往武林，父叔及诸弟、门客，匠指、臧获、婢辈乱取之，三代遗书一日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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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Z58·2170419·1381 |
母亲和祖父谢世，自己结婚生子，如此的生活对于张岱来说，是平淡的，终于在三十出头的时候，当父亲中了举人，在绍兴的张岱决定离开熟悉的安逸江南，前往陌生的华北，出走，并不仅仅是从江南到华北这种地理意义上的转变，而是从内向面生活向外向面生活的拓展，而这种向外的转向也使得张岱开始脱离个人的历史文本，进入到国家视野。在鲁王府看灯赏灯时，张岱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天下之看灯者，看灯灯外，看烟火者，烟火烟火外，未有身入灯中、光中、影中、烟中、火中，闪烁变幻，不知其为王宫内之烟火，亦不知其为烟火内之王宫也。”在变幻的世界里，到底是王宫内的烟火，还是烟火内的王宫？疑问其实是形而上的，像是庄生周梦一般，何来客观的真实世界，何来主观的精神世界？张岱游孔庙泰山，到舟山进香，到定海赶集市，这种浪迹天涯的感觉让张岱从繁浩典籍中挣脱出来，寻找另一种存在的意义，而这种寻找又是将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化而为一，就像他在舟山进香时的感悟：“余登泰山，山麓棱层起伏，如波涛汹涌，有水之观焉。余至南海，冰山雪蠍，浪如岳移，有山之观焉。山泽通气，形分而性一。泰山之云，不崇朝雨天下，为水之祖。而普陀又簇居山窟之中，水之不能离山，性也。使海徒瀚漫而无山焉，为之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是有血而无骨也。有血而无骨，天地亦不能生人矣，而海云乎哉！”山泽通气，是一陆一海两种经验的融合，也是现实和信仰，知识和精神合二为一的体现。
但是张岱所感悟到的山泽通气还是繁华世界的一种印象，当这个时代被推向乱世的时候，张岱也终于“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天启七年，即1627年，明思宗将魏忠贤免职，旋即下诏逮捕魏忠贤，而魏忠贤最终自缢身亡。这一宫廷消息传到张岱耳朵里的时候，他其实正在撰写《古今义烈传》，在书中他颂扬的是忠诚的道德立场，对于一个对官场的尔虞我诈与权力的冷酷无情厌恶的人，张岱终于听说了正在发生的罪孽，而在现实意义上，他也看到了乱世的征兆，“绍兴一带有好些村落受旱灾摧残，农民竞相乞雨，看谁最灵验。四年之前曾有狂风大潮冲垮房合，树木连根拔起，绍兴城里也淹水。”而在之后，当明末的战争爆发之后，他也亲眼目睹了北方流民饿死而曝尸于杭州街头，同时，“随着父、祖俱逝，张岱面对迎面而来的种种过往，总得赋予某种秩序。”
家和国，似乎都在这一刻走向了某种崩溃，而这并非是巧合，当个体历史和王朝历史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也是张岱的视野扩展到整个时代，“不管对大难不死的张家人，或对明朝臣民来说，暴力与死亡层出不穷”，随着李自成占领背景，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清军最后入关改朝换代，张岱一家也被卷入到了危机之中，当张岱从绍兴家中出逃，那些藏书“为方兵所据，日裂以吹烟，并舁至江干，籍甲内挡箭弹，四十年所积，亦一日尽矢”。
王朝之覆灭，家族之流离，精神之崩坍，这便是变故的历史。顺治三年，张岱隐居山寺，他以拒绝的方式走进这个新朝代，隐姓埋名是去除了自己的社会身份，“披发入山，贓贓为野人”则是消除了个体属性，他甚至想到了自杀，而这种种的举动在张岱看来，是为了赎罪。“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因为在他看来，他现在所经历的种种劫难，是往日骄奢淫逸的报应，“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苧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枨，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这种报应观其实还是立足在自我历史之中，即使忏悔，对于这个已然发生变故的时代来说，其意义又在何处？
那灯火阑珊的意象，那琴声悠扬的记忆，那曾经伶人的静默，那母亲喃喃的诵经声，那千金古玩的闹热，那与好友的谈诗论艺，这一切都成为过往，都已不再，“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但是当他之后返回绍兴，在快园里诉说前尘往事的时候，这种报应观渐渐熄灭，号“六休居士”的张岱说：“粗羹淡饭饱则休，破衲鹑衣暖则休；颓垣败屋安则休，薄酒村醪醉则休；空囊赤手省则休，恶人横逆避则休。”这是张岱从个体困顿的历史走出来的标志，“张岱的境界显然超脱了‘报应’的想法，从绚烂归于平淡。”而平淡的意义不是苟活，而是在历史的变故中寻找“繁华靡丽皆成空”的原因。
那便是张岱成为史家的开始，虽然张岱的历史首先着眼于外祖父、祖父、父亲的家族序列，三部家族传记让他审视的是和自己最近的历史，但是这只是一种历史的索引，“能为史者，能不为史者也；不能为史者，能为史者也。”张岱在《石匮书》序文这样说，也就是要让自己成为真正的“为史者”，“能为史而能不为史者，世尚不乏其人，余其执简俟之矣”。他寻找明朝由盛转衰的时刻，他剖析明朝沦亡的原因，他探究历史发现的脉络，在“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中，他找寻的是架构历史的原则，同时将张家的小历史纳进国史洪流之中。“余于是恨史之不赅也，为之上下古今，搜集异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缺。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所以他在分析明朝覆灭的原因时，并不是归咎于某一个人身上，他认为，明朝“譬犹蠹木，献忠啄之，自成殊之，实群盗钻穴之”，明亡又“譬犹逐鹿”，是许多人共同为之。
康熙三年(1664)，张岱完成《石匮书》，全书共两百五十万字，上起洪武肇基，下迄天启崩殂，勾勒出明朝十五位皇帝对权力与篡位的态度、边疆与对外政策、令人折服的战术与迂腐不化的战略、税赋与军费的难题、杰出的艺术天分与宏伟的宫殿营造计划。加之后来的《石匮书后集》，张岱的明史共计三百万字。在这部鸿篇巨制中，张岱在铺陈战争及朝代沦亡的全貌中，企盼能阐释各类人的生活样态——朝廷的叛变者和拥护者，殉国者、勇士和变节者，女人和男人，贩夫走卒和冠盖之士，画家和阉官，而忠贞思想的意义和重要性一直是贯穿其间的要旨。
而当张岱完成明史著作，他并没有一种释然的感觉，甚至开始再一次转向自我世界，再一次关注身后事，而这种转变其实也印证了张岱的某种宿命论：“死则无异，其所以处死者，则有异也。”自我的不同，不管生与死，都成为历史的一个样本，而这个样本在亲历者那里，永远对于无法主宰的历史投以无奈的一瞥，过眼云烟，都是梦幻，都成隔世，张岱分析自己时说：“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而这种自我嘲讽也正是张岱至始至终的一种个性，史景迁认为，“他曾享尽富贵却也尝尽磨难，不过其珊存著作却透露，他甘于寓居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内心世界的那一部历史写满了浮华和苍凉，写满了寂然、颓然、凄然和枉然，或者只有在肉体衰亡之时，精神寂灭之时，才能安然在看得见的历史之外，所以最后张岱选择在“琅嬛福地”中结束自己那段历史，史景迁评价说：“这是他心目中的清修之地。空间清幽，井然有序，树木蓊郁。有流水、小丘、花草，有曲径通往溪涧。亭阁可眺望群峰。”
从生之内心回到死之内心，张岱或许最后进入的也是那隔世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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