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

编号:C28·2110721·0815
作者:张爱玲 著 赵丕慧 译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1年4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376页

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易经》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遭遇,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相形之下,《易经》则全以成人的角度来观察体会,也因此能将浩大的场面、繁杂的人物以及幽微的情绪,描写得更加挥洒自如,句句对白优雅中带着狠辣,把一个少女的沧桑与青春的生命力刻划得余韵无穷!虽然小说《易经》主要是描述香港沦陷和女主角回到上海的历险,但张爱玲写作此书时已经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回顾将近20年以前的经验,她其实是有着历史的后见之明的。1950年代末,在美国写作《易经》时期的张爱玲,已是一个两度结婚,移民他乡,依靠非母语写作的中年作家了,回望1938年初入文坛以来的种种遭遇,她有理由为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唏嘘不已,从而理解“易”的意义所在。


《易经》:痛楚将她圈禁在盒子里

“和楼上的世界两样”终于还是在琵琶面前打开了,“一股风吹开了向外的道路。火车动了。”这是一个少女走向向外道路的开始,告别了幽深的家族之痛,告别了弟弟陵死亡之痛,在她的面前完全呈现了不同的景观,后母不在了,为虎作伥的不在了,礼教也不在了,似乎那个新世界正在终结一切囚禁的噩梦,缓缓打开一扇真正的窗。

《雷峰塔》《易经》,从儿童到少女,这文本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相形之下,这里已经没有了家族的哀怨,没有了挣脱的冲动,连琵琶自己都觉得自己小时候的事“老派得可笑,也叫人伤感”,世界的口子里出现了另一个城市,另一种人生。那就是香港。在母亲露看来,香港是出国的过度,而在琵琶看来,这里更多是一种宗教的庇护,香港维多利亚大学,弥漫着宗教的关怀,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在一起,他们注册学习,他们仿佛要远离那个世界。香港在另一种语意上,其实是护佑,心理上的归宿,这就如寻找母体的努力一样,琵琶也在母亲露的照顾下接近自己的成人世界。

但这仅仅是表象,母亲和琵琶的关系完全从《雷峰塔》时代走了出来,那种依恋也慢慢解构掉,在琵琶看来,母亲已经的护佑是一次失败,在骨子里才是真正囚禁她的原因,历史老师布雷斯代给琵琶的八百块钱被怀疑是琵琶肉体换来的,并偷偷窥看琵琶入浴的身体,想发现异状,这事却使琵琶感到羞辱极了。而露曾经的自由解放形象也不过是一种表象,在她心里还是恪守着传统的礼教和道德,甚至有些已经完全变成了猜疑,变成了压抑。“这些年来压抑住的嫌恶,以及为了做个贤妻与如母的长嫂所受的委屈,都在这时炸了,化为对琐屑小事的怨恨。”美德毕竟要付出代价,妇道也只不过是一种维系世界安稳的手段,而当世界开始走向另一种环境的时候,也就会慢慢被摧毁。这几乎成了女性的悲剧。

母亲露之外,琵琶找到了两个女人,一个是姑姑,曾经以为“姑姑珊瑚和明哥哥:她还当他们是男女间柏拉图式恋情最完美的典范。”,但其实隐含着更多的乱伦味道,之后母亲口中所说的为钱而闹得不开心,二位一体的关系也迅速瓦解;另一个是表舅妈,围绕在汉奸表舅的身边,却无自己的生活,她的“七情六欲都给了这个命中注定的男人,毕生都坚定的、合法的、荒谬的爱着他。”直到表舅被蓝衣社的人杀害,表舅妈还无法从那样的秩序中走出来。在琵琶看来,“中国对性的实际态度是供男人专用的。女人是代罪羔羊,以妇德补救世界。”这样就为女性的生存找到了一条欲破的方向,可是琵琶也是女人,也要面对爱情,面对家庭,面对每一次的成长。所以实际上和母亲的某种关系断绝也是女性走向自觉的一个标志,“孝道拉扯住的一代又一代,总会在某一代斩断。”

母亲哭了,战争爆发了,世界被颠覆了。《易经》将视角转向香港,转向更广阔的生活,这里已经有了家庭的破裂,有了战争的阴影,也有了少女的自觉意识,布雷斯代给她的八百块奖学金却“给了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自尊。”,而在战争面前,琵琶更多面对着生与死,面对国家,面对更多的迷茫,这里有宗教的,也有政治的,对于迷惘的琵琶来说,突围的方向更多是走向自省。对于宗教,她说“不能为了不想死了就完了,就去信什么宗教”,对于国家,则是一片厌弃之声,“我怕的不是轰炸,是到处都是政治,爱国精神,爱国口号,我最恨这些。”在女性被沉沦的礼教之后,琵琶又一次面对政治的斗争对人性的泯灭。比如“日本皇军是热爱文化的。”比如一提起“共产党”这三个字,“就会吹来一股鬼气森森的冷风”。甚至她用一种暗黑之心的来理解世界,“对于普世认为神圣的东西,她总直觉反感”,“她觉得真正的爱是没有出路的,不会有婚姻”,而在这样一个哀怨的世界里,“痛楚将她圈禁在盒子里,圈禁疯子似的,唯有慈悲的松懈穿过,美丽动人,无法形容。”

但毕竟是要寻找归宿的,战争无非是让她这个愿望更迫切。琵琶对归宿的寻找其实就是在寻找生命的母体,当父亲变得专横,后母变得霸道,母亲变得压抑,及至整个国家在战争中变得伤痕累累,像莲叶的故乡一样,中华文明变成荒漠之地,她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母亲,能够包容她,能够安慰她,而那个充满孩童记忆的城市上海似乎已经成为她躲避的最后落脚点。“她的家人同住在上海的每一个人一样,那里是生活的基地。上海在政治上免疫,被动、娇媚、圆滑,永恒不灭的城市。”她需要归宿,需要在地理的回归中寻找到精神的领地,“被阳光包裹住”免于伤害的家。

不像香港,上海不是个让人看的地方,而是个让人活的世界。对琵琶而言,打从小时候开始,上海就给了她一切的承诺。而且都是她的,因为她拼了命回来,为了它冒着生命危险,尽管香港发生的事已没有了实体,而是故事,她会和姑姑一笑置之的故事,上海与她自己的希望混融,分不清楚,不知名的语言轰然的合唱,可是在她总是最无言的感情唱得最嘹亮。

她的囚禁是成长的代价,“我回来了,她道。太阳记得她。”其实更多的是,琵琶在上海这样的记忆之城寻求精神的庇护,完全是一种虚无主义,她甚至不关心国家,不去想爱国,“这是她头一次以观光客的外人眼光来看中国。从比比那儿学的,她一辈子都是以外国人的身份住在中国。”她也不热衷于恋爱,在变化之中,她却是躲避着一切:“她想找《易经》……这是一本哲学书,论阴阳、明暗、男女,彼此间的消长兴衰,以八卦来卜算运势,刻之于龟甲烧灼之……五经里属《易经》最幽秘玄奥,学校也不教,因为晦涩难懂,也因为提到性。”再次回到书的题目,其实是一种双关,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隐喻,晦涩难懂或许就是对生活的极致追求,是人生的最后归宿。

或许这就是张爱玲自己的悲剧,她的上海早已倾覆,她的爱情早已哭泣,“痛楚将她圈禁在盒子里”,叫人伤感。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在《童女的路途》中说:

这难堪的华袍长满了蚤子,张爱玲第一次近距离检视自己的生命伤痕,离开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后,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监禁了四十年,与外在环境全然无涉,连与赖雅的婚姻也不能改变这事实。她聚精会神反复改写那没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换旅馆的不便里,在蚤子的困扰中,在絮絮叨叨问候宋淇和邝文美的琐碎里,直到生命的终结。“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而且说到做到,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

雷峰塔

编号:C28·2110721·0814
作者:张爱玲 著 赵丕慧 译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1年4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328页

《雷峰塔》描写了张爱玲从4岁到18岁的少女时代,写到父亲迎娶后母,后母挑拨父女关系,将女主人公琵琶监禁阁楼,以弟弟的病死告终。张爱玲在1966年的一篇英文文章中,表达了写作《雷峰塔》的初衷:“这本小说就是写给美国读者看的,她努力接近美国人的阅读习惯。”《雷峰塔》和《易经》原属同一部小说,因为篇幅过长,分拆成上下两部。作品完成后,由于遭到书商拒绝,对美国市场充满期待的张爱玲心灰意冷,将书稿锁进抽屉,一锁就是四十多年。而现在重见天日可以看见那囚禁她的家里到底有什么样挥之不去的记忆?里面写道:“宽敞半黑暗的火车站里水门汀回荡着人声足声,混乱匆促,与她意念中的佛教地狱倒颇类似。那个地下工厂,营营地织造着命运的锦绣。前头远远的地方汽笛呜呜响,一股风吹开了向外的道路。火车动了。”


《雷峰塔》:在护城河的另一岸

蓝紫色的腰封是不太好剥去的,围在那里倒有了些姿色,“张爱玲自传小说三部曲终于完整问世!”“独家授权”“道尽身世之谜、家族枯荣,堪称民国版的《红楼梦》”……如此云云,让人有了从腰封开始剥离开来的欲望,仿佛那里面不是一个哀婉的故事,而是一个还活着的张爱玲,她说,“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她说,“离开你,我不会死,我只是凋零。”。她来了,如此的样子,大朵大朵的花隐匿在封面之内,只是微微打开了一个窗口,你不容易看见,你却要急着钻进去,揭开一个更大的身世谜团。只是拿了腰封,拿了那蓝紫色的大色块,你会发现封面只是大绸缎的背面,苍白、单一,像是凋零的故事,被囚禁在时间内部了。

所以我索性是脱了全部的封面,就像面对一个毫无遮拦的女人,用纯粹的文字来填补故事,用完全的经验来解读身世,《雷峰塔》,328页,245千字,剩下的也只有文本,甚至无关那个叫张爱玲的女人。这是阅读的第一步,走出来,然后才是在历史经验中构筑一个被遗忘而又返回来的女人。我不熟悉写作者的处心积虑,我只是在这样的阅读目光中发现可能忽视的东西,点点滴滴,让人惆怅着在语言的二元对立中感受到背后不真实的存在。语言不死的,她从汉语出发,又回归汉语,在时间的河流中很多东西被涤荡干净了,那个毫无遮拦的女人却总是背对着我,就像有人“背向未来”。

琵琶,绝对是一个这样的女人,家族的荣耀对她来说也是不真实的存在,或许也因为这段万花筒似的童年滋养,琵琶的脑子里常转着超龄的念头:她幻想能无穷无尽地一次次投胎,变成金发小女孩住在洋人房子里;她看到书里压的褐色玫瑰花瓣,就伤感人生苦短;她觉得十八岁是在护城河的另一岸,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过去。4-18岁,在一个童真的世界里,该存在多少历史的影子?该有多少家族的荣枯在她的心里变成一汪深深的梦?“琵琶顶爱背后的的这些声响,有一种深深的无聊和忿恨,像是从一个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来的风,能提振精神,和楼上的世界两样。”这个世界总是处在真实与幻觉的中间地带,有时候来了,有时候又飘远了,而琵琶只不过是带着少女的眼睛来投影这一段被囚禁的梦。

“和楼上的世界两样”,对于琵琶来说,楼上是她和弟弟的世界,是养尊处优甚至是豢养的世界,是贵族般的迷茫的家庭世界,是围绕着丝绒门帘、身穿水钻缎子的宾客、裹小脚的老妈子,和一堆关系庞杂的二大爷、姨奶奶、表姐表哥们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却有父母的缺席,“父亲都不在的两年在琵琶似乎是常态。”而母亲露和姑姑也在外留洋,对于这样还保持着旧日繁华的生活,琵琶是想要改变,甚至颠覆的,想要来一些“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来的风”,于是在她的成长经历中,头脑中总是会出现那些叛逆的影子,“她不要,她要一次次投胎。变成另一个人!无穷无尽的一次次投胎。做梦自己是住在洋人房子里的金发小女孩,她都不敢相信会有这么称心的事。”投胎换做他人,这是对身份的否定,或者要在空间中突围,当全家从天津到上海去,面对那些旧房子时,琵琶就觉得“拆光了的房间给她一种平静的满足感。”,对她来说,要到什么地方去,随便哪里都好。

要有一个向往的地方,必定是有一个要离开的理由。在家族荣耀的背后,是支撑着的旧有思想,孔教般的桎梏,在生活中处处显现。比如墙上是挂着孔夫子的像:“一身白衣,马鞍脸,长胡子,矮小的老头子,裙底露出的方鞋尖向上翘。“先生教的第一堂课就是《论语》,还要背着课文,否则要挨板子。比如家族的大爷“开口闭口不离道学”,看到电影接吻就 眼睛,父亲则把离婚看成是家族的最大耻辱,甚至,他们“知道娶进门的妻子不是处子是很严肃的事,有辱列祖列宗。“,就是在这样满是仁义道德的家族里,到有了留洋的母亲,有了反叛的琵琶和弟弟陵,在他们看来,离婚“是个新玩意,初始的畏惧褪去后,她立刻就接受了。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有汽车或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

只是这保守的常态却并不永恒,父亲沉迷在鸦片与旧时繁华里终究是和母亲离了婚,也终究是娶了后母,在这幽森豪门里,后母的到来其实是更大的残酷命运,她既不是守旧的魔鬼,也不是开放的家长,倒是自身的创伤让她对着这个家族的人,有一种深深的报复感。后母原是唐五小姐,嫁给父亲也不是了处女,还吸大烟,对于琵琶来说,“后母就像个高大没有面目的东西,完全遮掩了琵琶的视线。”,她阻挡了琵琶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她用家族的权威动手打琵琶,还把她关在阁楼,甚至要琵琶的弟弟吃治肺结核的药。在这样的囚禁中,琵琶只身逃出投奔为她准备出国的母亲,出逃就像告别一个繁华的梦,而她想着要把陵解救出来。但是沉默老实的弟弟终于没有走出痛苦的青春,因为肺结核死了,对于“两人什么事都一起,洗澡也同一个澡盆洗”的弟弟之死,琵琶像是被抛到了一个孤独的世界,“心里某个地方寒冷而迷惘”。生命的悲凉感即刻成为琵琶难以摆脱的梦魇。

梦魇似乎是旧有家族制造的,是传统礼教的伤害,是后母的残忍,但或者这正是一种历史的轮回,充满着无奈的喟叹。后母的人生也是一段囚禁的历史,她曾经喜欢一个表哥,但是祖父不准她嫁,把她锁在房间里,逼她自尽。而她对于琵琶和陵无非是一种对爱情伤害的报复,而同样的残酷也发生在何干身上,她的儿子活埋了她的母亲,“二千五百年来的孔夫子教诲,我们竟然做出这种事?”悲剧是可以传染的,陵之死,琵琶被囚,以及何干这样下人家族的悲剧,都在用道德的名义扼杀一种童真的美,丑和美,真与假,在某一刻成为一张纸的两面,互相依存也互相转变,“老虎杀死的人变成伥,再也不离开这头老虎。”,这句话在《色戒》里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在这种文化、利益相冲突的世界里,难怪琵琶总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The Fall of the Pagoda,回到书的题目《雷峰塔》,或者更多是向往着一种传统礼教的倒塌,那一年是“俄国老毛子杀了他们的皇帝”,是“宣统皇帝不坐龙廷了”,是革命,是颠覆,是雷峰塔“倒了,她就能出来了,到那时就天下大乱了。” 只是这“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来的风”,不知道何时吹到家族里,“一股风吹开了向外的道路。火车动了。”这是《雷峰塔》的结尾,琵琶站在月台上,望着远方,却依然迷惘。

对于《雷峰塔》的寓意来说,仿佛是革命,小说也写到了“诗里的改朝换代”,写到了“革命党攻破了南京城”,也写到了上海抗日,但都是隐在背后,到底会有怎样一个革命,或许是《易经》给我们的启示,但是我一直怀疑张爱玲通过这两本英语小说,来指出革命的必然性和方向,在更原始和粗浅的意义上,《雷峰塔》和《易经》只不过是张爱玲探寻那个逝去家族的一扇视窗,而她打开的方向是西方。哈佛大学教授、现代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说过:

《易经》和《雷峰塔》不折不扣是张爱玲进入英语世界市场的最初的尝试,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她的斟酌,她的处心积虑。用什么样的文字、什么样的风格来面对她想象中的读者?这个读者可能对广义的中国有兴趣,可能对东方主义的异国情调有兴趣,可能对中国的神秘家族历史或小儿女的成长有兴趣……张爱玲有很多策略上的考量。

在他看来,张爱玲在上个世纪中期离开了上海之后,只能从过去汲取创作的资源。“可能是她少年成长的一个创伤,最后很反讽地变成不断书写的源头。或者是她必须用这样一个她最熟悉的经验,来作为英文书写、面向新读者的方法,等于是一个捷径。也不必讳言,面对新的生活环境她有很现世的一些考虑。”所以在2011年5月,这两本小说的简体中文版在内地面市后,反而遇到了冷落,甚至被讥讽为出版商的逐利行为。毋庸置言,在图书的翻译上可能已经远离了张氏风格,所以从文学史的角度去寻找脉络已经是很明显的炒作了,“十八岁是在护城河的另一岸”,结果我们看到的只是依附着张爱玲影子的“他者”。

小团圆

编号:C28·2090411·0762
作者:张爱玲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4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283页

这本书的噱头很多,据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张爱玲就已经完成了“自传”长篇小说《小团圆》,然而,这部融合了她家史和情史的小说当时却没有得以出版。而后,张爱玲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也提到,要销毁《小团圆》手稿,这部倾注了张爱玲毕生心血的小说差点就永“不见天日”。直到今年2月23日台湾皇冠出版社率先出版发行繁体版《小团圆》,4月8日大陆发行简体版。两者都宣称“直接发表当时原稿,不作任何删改”,还被冠上“浓缩张爱玲毕生心血的巅峰杰作”的头衔。


《小团圆》:因为完全是等待

她不过陪他多走一段路。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
——《五》

她说:“你像六朝的佛像。”她说:“我好像只喜欢你某一个角度。”她说:“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她对着他说,言语中都是充满了未知,都在一种模糊的状态中接近,在没有目的的河上,在跨不过去的时间里,“随时可以上岸”就是随时可以离开,而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他一定想把她带向对岸,带向确定的码头。

这是九莉和邵之雍之间的距离,后来邵之雍真的走了,九莉从来不想起他,也从来不想要孩子,这两个“从来”就是把自己永远搁在了岸边,以确定的方式看着那一只船远远而去。但又不是真的决然,有时候无缘无故的痛苦又会回来,有时候感觉肚子里有了孩子,而且后来还真的见到了邵之雍,他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她开始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是一场梦,金色的梦,当最后从梦中醒来,“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梦带来了一些快乐,是因为又进入了二十年前的影片里,是因为又遇到了十年前的人,一切都是过去的复原和演绎,而在梦结束后的现在,以及未来,是不是一定不会走向他确定的码头?

所以时间变得悠长,不如说时间就在她上岸的时候停滞了,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但是只有二十年的影片,只有十年前的人,只有金色梦里一起划过的船,真的像是没有到达过最后的码头,随时上岸的九莉站在原地,看不见未来,她得到的是一场战争最恐怖的一幕:“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因为完全是等待”,出现在第一章的第一句,也出现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闭合在整个故事里,九莉就这样在“完全是等待”中关闭了未来的门,而在时间这个金色的沙漠中,“从来不想”的世界是如何以这样的方式让她上岸?这一种情绪,这一种态度,是她在香港时对比比说的一句一句话:“我怕未来。”怕未来,是因为未来不确定,是因为未来达到的码头是他的码头,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不再是那个小孩,所以九莉不想要孩子的原因是:“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这是一种情结?这是一个阴影?那个叫“乃德”的男人只有一张名片留在九莉的记忆中,这是她母亲背后对父亲的称呼,听到母亲总是亲昵的声口,“她非常诧异”,诧异是因为这一段感情存在着太多隐秘的东西,甚至伤害,乃德进过戒烟医院戒掉了吗啡针,两个人后来离了婚,九莉对于离婚似乎是赞成的,甚至“替母亲高兴”,因为觉得对自己有利,“同时也得意,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

那一场离婚是隐秘的存在,之前的故事就是三姑楚娣口中的“逃婚”,不管是逃婚还是离婚,总之就像父亲戒掉了吗啡,所以九莉之后画小人总是画成母亲蕊秋的样子,“纤瘦,尖脸,铅笔画的八字眉,眼睛像地平线上的太阳,射出的光芒是睫毛。”但是蕊秋和九莉之间的母女之情也处隐秘中,伯父没有女儿,于是九莉过继给大房,母亲便成为了“二婶”,而对于伯父母,也不叫爸爸妈妈,而是叫“大爷大妈”——一次过继似乎双向取消了九莉的归宿感,既不叫生父生母,也不对养鱼养母叫爸爸妈妈,在缺失了一种秩序感的命名中,童年似乎正沿着某种断裂的方向发展。但是,于九莉而言,当蕊秋说要找一个归宿的时候,她忽然又看到了一个希望,穿过幽暗的穿堂,旧式黑色帽架两翼有一面镜子,下面可以插伞,一切都是秩序的体现,“像她小时候住过的不知哪个房子,但是她自己是小客人,有点惴惴的站在过道里,但是有童年的安全感,永远回到了小客人的地位。”

童年的安全感是九莉对于过去唯一记住的东西,即使父母离婚,即使自己被过继,她依然可以不害怕那种变化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随着局势的变化,已经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奢望,表大爷被两个穿白衬衫黄卡其袴的男子暗杀了,绪哥哥离开上海去了北边准备找个落脚的地方,九莉想和三姑一样到国外去,考上了,护照办好了,后来去了香港修女学校,但是日本人又开始进攻香港,剑桥出身的安竹斯被炸死,学校里乱成一团,“死啰死啰”嚷成一片,那时候九莉在考试试卷上写着:“死囚吃了最后一餐。绑赴刑场总赶上大晴天,看热闹的特别多。”大晴天要上刑场,死囚之外是看热闹的看客,这一种战争状态当然是去除了安全感,而对九莉来说,经历了两次沪战,并不是对战争本身的害怕,而是对一种时局的不满,“昨天枪林弹雨中大难不死,今天照样若无其事的炸死你。”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国家主义”看起来也是谎言,不信教的九莉把国家主义看成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但却是一种遮羞,“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壕洞里没有无神论者。”宗教式的国家主义也解救不了有神论者,所以对于九莉来说,回到上海似乎变成了一种逃避,又像是回归,童年的安全感在哪里?过去小客人的地位在哪里?她需要保护,需要力量,当邵之雍进入她的生活,她的确是看到了通向未来的那条路。第一次和邵之雍遇见,是去了战前的文人向璟的家里,邵之雍坐在沙发上和两个人说话,九莉有一种震动的感觉,因为“她第一次看见他眼睛里轻藐的神气”,就像编辑文姬在邵之雍写了批评文章被关进监牢后所说:“邵君失去自由了。他倒是个硬汉,也不要钱。”那时候的九莉没有见过邵之雍,却只是从文姬的这句话里想到自己要救他出来,后来日军顾问荒木拿着手枪冲进了看守所,作为汪精卫政府的官员的邵之雍才被放出来,才和九莉有了第一次见面。

“眼睛里轻藐的神气”震动了九莉,那一刻九莉就开始崇拜他,甚至她还将邵之雍走后留在烟灰盘的烟蒂收集在一只旧信封里,但是她没有告诉邵之雍自己的崇敬之情,“她一直觉得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保留在心里,也是一种安全感。但是后来邵之雍吻了她,“一阵强有力的痉挛在他胳膊上流下去,可以感觉到他袖子里的手臂很粗。”又是一种力量的外化;之后看了她的手相,邵之雍直接问她:“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九莉反问道:“你太太呢?”邵之雍又是明确地说:“我可以离婚。”他吻她,他想和她永远在一起,他答应离婚,一切都是肯定的,都是明确的,但是九莉却对他说:“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

她崇拜他,她震动于他眼中轻藐的神气,她收集他吸剩的烟蒂,当他用明确的方式表达爱意的时候,为什么九莉“不想结婚”?是的,她曾对比比说过:“我怕未来。”未来是不清晰的战局,是出不出的去的疑问,是生与死的可能,但更多是不确定的等待,没有目的地只有随时上岸的终点站。而更为关键的是,九莉对于邵之雍那种刹那间的震动和崇拜,就是“随时可以上岸”的冲动,他顾自划船独自远行完全是一种个人主义。他讲起许广平和鲁迅的故事,讲起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关系,男人似乎都在等待女人投入怀抱,和九莉“因为完全是等待”不同,邵之雍的等待是一种站在自己轨道上的自信甚至自负,“我是像个孩子哭了半天要苹果,苹果拿到手里还在抽噎。”是听从自己的意愿的占有,“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而九莉的等待是茫然无期甚至充满恐惧的不安,当她知道他最怀念的是第一个妻子,她说:“我好像只喜欢你某一个角度。”后来她写了一首诗,里面说,“他的过去里没有我”,但是她还是要跑进去,喊着:“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邵之雍大约是没有听见,“他的过去有声有色,不是那么空虚,在等着她来。”只不过是要让等待变成一个位置。

只是喜欢他的一个角度,她也欣喜于邵之雍说要离婚;他说:“我是像开车的人一只手臂抱着爱人,有点心不在焉。”她只是感到一丝凉意;战争爆发后他对想要跟他在一起的她说:“还是爱人,不是太太。”她却像是听到了赞美的话。他终于还是那个苹果拿在手上还在抽噎的人,她终于也成了只喜爱一面却劝说自己喜欢全部的人,但是未来还是没有真正等来,等来的是他要离开上海逃避到一个边远的小城,那张写着“邵之雍盛九莉签定终身,结为夫妇。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婚书终于成了她等来的唯一依靠——这是确定的未来?这是最好的归宿?这是最终的承诺?

可是在离开之前他为什么还问比比:“一个人能同时爱两个人吗?”为什么逃亡的前夜她有种茫茫无依的感觉他却睡着了还背对着她?后来千山万水去找他在昏黄的油灯里重逢,他却只说是感激?问了比比那个“同时爱两个人”的问题,后来他的生活中又有了小康小姐,甚至当她说:“你决定怎么样,要是不能放弃小康小姐,我可以走开。”他的回答是:“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不要选择只要拥有,两个人的爱,三个人的爱,他总是在等待并空出新的位置,而于她来说,痛苦就像火车“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她感觉他所说的“四年”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她甚至还有自杀的念头,“她只听信痛苦的语言,她的乡音。”即使痛苦不再是金色梦里的船只,而是日夜没有一点空隙的火车,随时上岸的是他,那一句“也很好”就是他的人生态度——“你这样痛苦也是好的。”她这样说。

终于在那天早晨她用双臂围住了他的颈项,叫了他的名字,“他们的过去像长城一样,在地平线上绵延起伏。但是长城在现代没有用了。”还是在过去,也像是她对自己的安慰,“他们至少生活过。她喜欢人生。”也像是始终不想走到真正的未来,于是她在笔记本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因为下雨,才会有理由不来,因为下雨,才不是处决囚犯的大晴天,也因为下雨,河上的船一直在金色梦中划动,但是对于她来说,是故意取消了未来,在自我安慰的等待中,仿佛死了,“九莉尽量的使自己麻木。也许太澈底了,不光是对她母亲,整个的进入冬眠状态。”

所以那些后来发生的事,那些和未来的等待有关的事,都慢慢在时间的河流中沉没:从此之后到二战结束,她保持着表面上的平静,“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总当作是上一年或是下一年的,除非从别方面证明不可能是上一年还是下一年。这一年内一件事也不记得,可以称为失落的一年。”多年以后他在华盛顿的僻静街道上看到一个淡棕色童化头发的女孩,攀着小铁门爬上爬下,“她突然憬然,觉得就是她自己。老是以为她是外国人—一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隔离。”十几年后她在纽约,完成了打胎,抽水马桶里是一个男胎,“凹处凝聚的鲜血勾划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模糊了时间,看见了死亡,感受到了隔离,未来对于九莉来说,是不是雨永远不停时那种找不到岸的茫然?是不是随时想上岸又无法登陆的幻觉?这一种茫然和茫然中的幻觉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发生着,“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我现在的感觉不属于这故事。”张爱玲在一九七六年的信中这样说,《小团圆》终于未能在她能够确定的未来出版,当然也没有被销毁,这也是一种万转千回之后、完全幻灭之后,“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同学少年都不贱

编号:C28·2040522·0704
作者:张爱玲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4年3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
页数:205页

张爱玲因神秘原因“搁开”二十六年而未发表的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终于被“发掘”出来。这部小说的面世除了让全世界的“张迷”们拥有完整的张爱玲的夙愿得以满足,我们会发现这部荒凉的女性传奇中不仅刻画了另类情感体验,而且这部小说的自传色彩也似乎展露出了晚年张爱玲———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女人对婚姻和爱情的别样感悟。这完完全全是一部女人们的“传奇”。在《同学少年都不贱》中,惯写爱情故事的张爱玲看似心意冷淡,实际上却不动声色地将爱情与婚姻的感悟推进到一个更荒凉的地界。

海上花落

编号:C28·2021109·0652
作者:韩子云 原著 张爱玲 注译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5年8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24页

《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合为《海上花列传》,描写十九世纪末上海英租界的妓院生活,是韩子云用苏州话写成,1894年首次印行,1926年以标点版重新面世,70年代张爱玲译注为国语版。同类的小说在当时就有很多,但以这一部写得最好,胡适称这是“吴语文学第一部杰作”,鲁迅先生亦评定其为“清末狎邪小说”的“压卷之作”。


《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

秀英道:“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
——《第六十回 吃闷气怒拼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兜心脚》

不是上册和下册,是“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似乎是独立成册,编号便也分列为两本,但是当花开、花落暗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当副标题为“国语海上花列传”,似乎又必然归之为一个整体。其实在这种分列或整体的阅读体验中,“张爱玲注释”似乎成为文本的一条重要线索,它甚至把“韩子云著”退缩到一个隐秘的位置。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自称‘花也怜侬’,他的历史我们起先都不知道。”这是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里说的一句话,不知道其人是谁,胡适通过检索资料、走访相关人员、笔记调查,才最后确定作者即为自号“松江颠公”的韩子云。考查韩子云不用真名,一种说法是:“因当时风气未开,小说家身价不如今日之尊贵,故不愿使人知真实姓名,随意署一别号。”署一别号完全是随意的,其实并不属实,署名为“花也怜侬”,其实只是写在第一卷里,作为缘起成为小说的一个部分,甚至“花也怜侬”也是作为小说人物而登场。而从韩子云自身的经历来看,这个名字也有着自己对于命运的某种怜惜。韩子云资质聪慧,读书别有神悟性,曾宦游京师,只是后来应试不及,铩羽而归后淡于功名,除了为《申报》撰稿之外,也是匿居妆阁中,“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海上花列传》即为当时所做小说,只是“印全未旧”,年仅三十九岁便去世。

自身经历造就的悲叹之外,小说家身价也是重要一个原因,也正由此,韩子云几乎是隐匿的方式写作了《海上花列传》,而且在语言上运用地方特色明显的吴语,似乎也是一种“沉默”。但是也正是用地方方言写作,胡适认为这是“有计划的文学革命”,“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故将其称为“吴语文学第一书”,“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并认为,如果方言文学的杰作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的兴味,如果能提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这本书一颗说是为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了”。

用吴语来写作,韩子云自然是一个开创者,胡适称其为“吴语文学第一书”也是对于他语言意义上的开创性贡献的一种赞誉,胡适还提到结构上突破《儒林外史》的合传传统,用“穿插,藏回”之法来叙述,以及塑造了“黄翠凤之辣,张蕙贞之庸凡,吴雪香之憨,周双玉之骄,陆秀宝之浪,李漱芳之痴情,卫霞仙之口才,赵二宝之忠厚”等个性人物,也的确是小说的一种成就。但是,说是一次“文学革命”似乎有些夸大了,甚至把通俗官话里的人物称作是“不自然的活人”,只有方言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显然是以偏概全。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张爱玲注释这本书,便是毫无价值了。

“我等于做打捞工作,把书中吴语翻译出来,像译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地方失去语气的神韵,但是希望至少替大众存了这本书。”张爱玲的说法也是过谦了,“替大众存了这本书”是一种保护,但是当以翻译的方式来保存,似乎也不再是“吴语第一文学”,甚至在语言的转换中,文本也已经脱离了原作者韩子云的语境,如此,这是一次重新的刻写,似乎是新的作者和新的文本了——那里面讲着国语的人物岂不是和胡适说的那样,成了“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所以张爱玲显得有些矛盾,一方面要让更多的人看得懂,突破地域的局限,具有普及的意义,她认为,“《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柱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古典名著似乎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但是,“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但是,另一方面改写或翻译成国语,又失去了其固有的地方特色,即使在书中还保留了某些原著里的词,比如“口娘”,是吴语中的“眼”字,额颜切,近代口音变化为“娘”,含有不耐烦催促之意,兼用作加强的问号或惊叹号,可能带气愤或无可奈何的口吻,为吴语最常用的语助词之一,但是普通话里没有代用的字眼,所以只好保存原音;另外,比如果盘叫“围签”,高级妓女叫“长三”二等级女叫“么二”,有妓女的鸦片馆叫“花烟间”,妓院里摆酒或请客打麻将叫“做花头”,也都有着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但是也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普及。

或许,对于韩子云的这本书来说,方言的意义更在于传达一种特殊的情境,在一种吴侬软语中更能营造柔情、细腻,甚至勾心斗角的氛围,而这和作者书名“花也怜侬”有着某种契合之处。而种种的情境,种种的氛围,在一开场的缘起里就已表明,“所以花也怜侬,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不错。”从一个梦开始,那一片花海便在眼前,而这个梦的怪异之处,不是“花也怜侬做了这个梦”,而是被梦拉进了梦里,这一种双重的结构,和名字所传递的“怜惜”之情一样,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基调,“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起所止。”

“花海”不是如海一样的繁花世界,而是花是没有根蒂的花,海是具有冲激之力的海,所以有了沦落,有了汩没,有了随波逐流,而那分明是这些妓女的共同命运,也是被这个梦所夹裹,“花也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干丈,直坠至地,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花海属于梦中之所,而那个叫上海的地方,却已经变成了现实,正如“海上”词序颠倒而成为上海一样,其实这也并非是真实的上海,而是另一片海,另一个梦——所以,在那里发生的恩怨、争斗,那里传递的怜惜、无奈,甚至悲情,也都是一个梦,一个花海中的梦,一个花也怜侬的梦。

坠落在“上海地面”,甚至是“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其实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如梦中的花海存在,一切都是沦落汩没和随波逐流,而另一方面则是交代了时代背景,“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这也是《海上花列传》作为一部世情小说的标记所在,海上通商才有了烟花的“日新月盛”,才有了颠沛流离的“狎邪者”,张爱玲在后记中说:“《海上花》写这么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伙西崽,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在里面的每一个客人,似乎都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无论是长做一个妓女,还是为她赎身,甚至娶她,没有钱量如何办到,而他们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在吃鸦片、打围签、玩麻将、看戏文里度过,连妓女的等级排列也都打上了商用的符号,一等妓女叫长三,是因为她们那里打茶围是三元,就像骨牌中的长三,两个三点并列,而二等妓女叫么二,就意味着打茶围一元,出局二元。

那一次赵朴斋就问小村:“你们打牌,一场输赢要多少?”小村告诉他,如果牌不好,会输两三百洋钱,赵朴斋便问:“哪来这么些洋钱去给他?”小村说:“你不晓得,在上海这地方,只要名气做大了就好。你看了面上几个人好像阔天阔地,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不过名气大了点。要是没有名气,还好做什么生意呀?就算你家里有好多家当在那儿也没用。你看吴松桥,可是个光身子?他稍微有点名气哩,两三千洋钱手里拿出拿进,没什么要紧。”沈小红是常年做王连生一个人,但是王莲生却又找了张蕙珍,王莲生告诉她,沈小红开销大,“爹娘兄弟有好几个人在那儿,都靠她一个人做生意。”所以关于沈小红要嫁给他,王莲生是连连摇手:“倘若沈小红要嫁给我,我也讨不起。前两年三节开消差不多二千光景,今年更不对了:还债买东西同局帐,一节还没到,用在她身上二千多!你想,我哪有这些洋钱去用?”

也正是这样的想法,当那次看到塌床上躺着两个人“搂在一起”,王莲生便以“倌人姘戏子”为由大闹,将保险灯、玻璃方灯、衣橱玻璃面都敲得粉碎,暗地里还告诉张蕙贞要娶她,为此,善卿就问他:“虽然沈小红性命也没什么要紧,九九归原,终究是为了你,也算一桩作孽的事。我们为了玩,倒去做作孽的事哩,何苦呢?”而几年下来单做王莲生的沈小红自然不服气,“我是单做你一个,你就没娶我回去,就像是你的人,全靠你过日子。你心里除了我也没有第二个称心的人在那里。这时候你为一时之气甩掉了我,我是不过死了就是了,倒是替你不放心。你今年也四十多岁了,儿子女儿都没有;身体本底子单弱,再吃了两筒烟,有个人在这儿陪陪你,也好生一世快快活活过日子。你倒硬了心肠拿自己称心的人冤枉死了,这以后你再要有什么不舒服,谁来替你当心?”但是终究王莲生是娶了张蕙珍,留下沈小红独自悲苦,也落得“婊子无情”的臭名。

女人对于自身命运的解脱,是依靠着有钱的男人,而其实,有钱而叫局,有钱而赎身,有钱而娶人,女人似乎也在着金钱世界里成为弱势群体,那个别号龙池的马师爷利用手中的权力,和齐韵叟花天酒地,“每遇大宴会,龙池必想些新式玩法,异样奇观,以助韵叟之兴。就是七夕烟火,即为龙池所作,雇募粤工,口讲指划,一月而成。”而书中唯一说出了一句普通话的赖公子,是豪门之子,出任的是水师将官,只要他不如意便带着些流氓门客,砸光了东西,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安排商户,“赖公子喊个当差的,当面吩咐传谕生全洋广货店掌柜,需用大小各式保险灯,立刻赍送张挂。不多时,掌差的带个伙计销差。赖公子令将房内旧灯尽数撤下,都换上保险灯。”

对于那些沦落封尘的女子,更希望是有一种叫做爱的东西,陶玉甫和李漱芳的生死恋似乎是不多的真情流露,李漱芳多年来也是只做陶玉甫一人,只是命运多舛生出一场大病,最后也是魂归西去,当听得去世的消息时,“玉甫一路哭至床前,忽见乌黑的一团,从梳妆台下滚出,眼前一瞥,顷刻不见。”在坟前,也是如此,“玉甫目见耳闻,心中有些作恶,兀自挣扎,却不道天旋地转,立刻眼前漆黑,脚底下站不定,仰翻身跌倒在地。”生死之恋是情深意笃的表现,但是陶玉甫三番五次昏死过去,也只因为他知道这一段恋情终归没有好的归宿,就像钱子刚说的,“倘若玉甫讨去做小老婆,漱芳倒没什么不肯,碰着个玉甫一定要算大老婆,这下子玉甫的叔哥嫂,姨夫舅舅,多少亲眷都不许,说是讨倌人做大老婆,场上下不来。”

客人可以为妓女赎身,可以娶她,但是永远无法成为大老婆,或者说永远被家人看不起,苏冠香的命运如此,周双玉的命运也如此,即使在肉体关系之外真有灵魂意义上的情爱,到后来也被冠着“倌人”的名字永不翻身,所以“花也怜侬”,所以没有根蒂,所以随波逐流。这一场梦之开始和呈现,在“通商”之所的上海演绎,一个是交代了世情,另一方面也悲叹了命运,而这两方面的结合完整地体现在赵朴斋和妹妹赵二宝身上。花也怜侬跌落到上海,就是碰到了刚到上海找舅舅善卿的赵朴斋,这是一种“进入”的开始,十七岁的赵朴斋在上海的花花世界里进入妓院,吸食鸦片,但是本来身上没钱,所以只好依靠善卿,而善卿为了自己的利益,渐渐泯灭了所谓的亲情。

一开始,赵朴斋被两个流氓打了,却找善卿,善卿却让他快点回去,“上海地方你也不要来了!”后来善卿再次遇到赵朴斋,却是长衫也不穿,才知道缺了饭前,铺盖衣裳都被押着了,善卿再问他:“那么为什么不回去?”赵朴斋想从舅舅那里讨点路钱,被善卿啐了一口:“你这人还有面孔来见我!你到上海来坍我的台!你再要叫我舅舅,给两个嘴巴子你吃!”之后赵朴斋去拉车,又遇到了善卿,赵朴斋没脸见人,拉了空车没命地飞跑西去。善卿便托人报于巡捕房,要“拿他的人关到我店里去,不许他出来”,又写了封信给赵朴斋的母亲洪氏,“叙述赵朴斋浪游落魄情形,一早令小伙计送与信局寄去乡间。”直至后来来上海的洪氏、赵二宝欠下钱无法还清,善卿也是不出手相助,并留下了一句话:“从此以后,不要来找我,坍我台!你就算没有我这个兄弟!”

也正是善卿当初写给洪氏的那封信,使得十五岁的妹妹赵二宝踏上了命运多舛的那条路。本来是为了去上海找赵朴斋,不想一进入这个“花海世界”,也难以逃脱命运:学会了吃鸦片,结识了施瑞生,认识了那些倌人,最后便落堂子进入了那个世界。赵二宝从乡村进入上海,从普通少女成为烟花女子,一步步上演着“花也怜侬”的悲剧。后来做的客人是“天下闻名极富极贵的史三公子”史三公子,这似乎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遇,连赵朴斋也是极力巴结管家小王,而小王也告诉他:“三老爷倒喜欢你妹子,说你妹子像是人家人。倘若对劲了,真正是你的运气!”

史三公子喜欢赵二宝,并要娶了她,或者是赵二宝自我的想象,她对母亲洪氏说:“他说先到家里同他嗣母商量,还要说定了一个,这就两个一块娶了去。叫我生意不要做了,等他三个月,他预备好了再到上海。”也或者是史三公子的谎言:“你放心!倘若我自已想娶三房家小,那是恐怕做不到;这时候是我嗣母的主意,再要娶两房,谁好说声闲话?索性跟你说了罢:嗣母早就看中一头亲事在那儿,倒是我偷懒,没去说。这可回去就请媒人去说亲;说定了,我再到上海接你回去,—块拜堂。小过一个月光景,十月里我一定到的了。你放心!”赵二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里,“我是今生今世一定要跟你的了,随便你娶几个人老婆小老婆,你总不要扔掉我!你要扔掉了,我是……””而最后史三公子留给赵二宝的一句话是:“还有什么不成功:除非我死了,那就不成功!”

似乎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我死了”,当三个月过去,当赵朴斋去寻他,这个“一定到”的承诺最后都化为了空无,甚至变成了他在扬州早已娶亲,而可怜的赵二宝已经欠下了三四千的帐,在善卿的绝情里,在赖公子的暴力中,赵二宝已经走投无路,“二宝思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暗哭泣了半日,觉得胸口隐痛,两腿作酸,踅向烟榻,倒身偃卧。”像所有曾经有着美好寄托的烟花女子一样,再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明天。而最后如一种幻觉般听见弄堂里的锣鼓声,看见了拥楼而上的管家,那一句“史三公子做了扬州知府了,请二小姐快点去”便重新将她拉回到希望之地。

只是哪有什么痴情之恋,哪有什么史三公子,哪有什么锣鼓声和管家,“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秀英的这句话无疑将她重新打入了不见天日的地狱,的确如誓言所说是死了,虚幻的爱情死了,而那些管家也变成了鬼怪,“吓得二宝急声一嚷,惊醒回来,冷汗通身,心跳不止。”一场梦,却是噩梦,而一个人,也早成为了“花也怜侬”。从梦开始到梦结束,起先是梦中之书,最后是书中之梦,终归是飘零,是沦落,是汩没,最后有人醒来,也是善莫大焉,正如韩子云所云:

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

海上花开

编号:C28·2021109·0651
作者:韩子云 原著 张爱玲 注译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5年8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24页

《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合为《海上花列传》,描写十九世纪末上海英租界的妓院生活,是韩子云用苏州话写成,1894年首次印行,1926年以标点版重新面世,70年代张爱玲译注为国语版。同类的小说在当时就有很多,但以这一部写得最好,胡适称这是“吴语文学第一部杰作”,鲁迅先生亦评定其为“清末狎邪小说”的“压卷之作”。


《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

秀英道:“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
——《第六十回 吃闷气怒拼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兜心脚》

不是上册和下册,是“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似乎是独立成册,编号便也分列为两本,但是当花开、花落暗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当副标题为“国语海上花列传”,似乎又必然归之为一个整体。其实在这种分列或整体的阅读体验中,“张爱玲注释”似乎成为文本的一条重要线索,它甚至把“韩子云著”退缩到一个隐秘的位置。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自称‘花也怜侬’,他的历史我们起先都不知道。”这是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里说的一句话,不知道其人是谁,胡适通过检索资料、走访相关人员、笔记调查,才最后确定作者即为自号“松江颠公”的韩子云。考查韩子云不用真名,一种说法是:“因当时风气未开,小说家身价不如今日之尊贵,故不愿使人知真实姓名,随意署一别号。”署一别号完全是随意的,其实并不属实,署名为“花也怜侬”,其实只是写在第一卷里,作为缘起成为小说的一个部分,甚至“花也怜侬”也是作为小说人物而登场。而从韩子云自身的经历来看,这个名字也有着自己对于命运的某种怜惜。韩子云资质聪慧,读书别有神悟性,曾宦游京师,只是后来应试不及,铩羽而归后淡于功名,除了为《申报》撰稿之外,也是匿居妆阁中,“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海上花列传》即为当时所做小说,只是“印全未旧”,年仅三十九岁便去世。

自身经历造就的悲叹之外,小说家身价也是重要一个原因,也正由此,韩子云几乎是隐匿的方式写作了《海上花列传》,而且在语言上运用地方特色明显的吴语,似乎也是一种“沉默”。但是也正是用地方方言写作,胡适认为这是“有计划的文学革命”,“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故将其称为“吴语文学第一书”,“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并认为,如果方言文学的杰作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的兴味,如果能提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这本书一颗说是为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了”。

用吴语来写作,韩子云自然是一个开创者,胡适称其为“吴语文学第一书”也是对于他语言意义上的开创性贡献的一种赞誉,胡适还提到结构上突破《儒林外史》的合传传统,用“穿插,藏回”之法来叙述,以及塑造了“黄翠凤之辣,张蕙贞之庸凡,吴雪香之憨,周双玉之骄,陆秀宝之浪,李漱芳之痴情,卫霞仙之口才,赵二宝之忠厚”等个性人物,也的确是小说的一种成就。但是,说是一次“文学革命”似乎有些夸大了,甚至把通俗官话里的人物称作是“不自然的活人”,只有方言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显然是以偏概全。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张爱玲注释这本书,便是毫无价值了。

“我等于做打捞工作,把书中吴语翻译出来,像译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地方失去语气的神韵,但是希望至少替大众存了这本书。”张爱玲的说法也是过谦了,“替大众存了这本书”是一种保护,但是当以翻译的方式来保存,似乎也不再是“吴语第一文学”,甚至在语言的转换中,文本也已经脱离了原作者韩子云的语境,如此,这是一次重新的刻写,似乎是新的作者和新的文本了——那里面讲着国语的人物岂不是和胡适说的那样,成了“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所以张爱玲显得有些矛盾,一方面要让更多的人看得懂,突破地域的局限,具有普及的意义,她认为,“《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柱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古典名著似乎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但是,“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但是,另一方面改写或翻译成国语,又失去了其固有的地方特色,即使在书中还保留了某些原著里的词,比如“口娘”,是吴语中的“眼”字,额颜切,近代口音变化为“娘”,含有不耐烦催促之意,兼用作加强的问号或惊叹号,可能带气愤或无可奈何的口吻,为吴语最常用的语助词之一,但是普通话里没有代用的字眼,所以只好保存原音;另外,比如果盘叫“围签”,高级妓女叫“长三”二等级女叫“么二”,有妓女的鸦片馆叫“花烟间”,妓院里摆酒或请客打麻将叫“做花头”,也都有着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但是也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普及。

或许,对于韩子云的这本书来说,方言的意义更在于传达一种特殊的情境,在一种吴侬软语中更能营造柔情、细腻,甚至勾心斗角的氛围,而这和作者书名“花也怜侬”有着某种契合之处。而种种的情境,种种的氛围,在一开场的缘起里就已表明,“所以花也怜侬,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不错。”从一个梦开始,那一片花海便在眼前,而这个梦的怪异之处,不是“花也怜侬做了这个梦”,而是被梦拉进了梦里,这一种双重的结构,和名字所传递的“怜惜”之情一样,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基调,“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起所止。”

“花海”不是如海一样的繁花世界,而是花是没有根蒂的花,海是具有冲激之力的海,所以有了沦落,有了汩没,有了随波逐流,而那分明是这些妓女的共同命运,也是被这个梦所夹裹,“花也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干丈,直坠至地,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花海属于梦中之所,而那个叫上海的地方,却已经变成了现实,正如“海上”词序颠倒而成为上海一样,其实这也并非是真实的上海,而是另一片海,另一个梦——所以,在那里发生的恩怨、争斗,那里传递的怜惜、无奈,甚至悲情,也都是一个梦,一个花海中的梦,一个花也怜侬的梦。

坠落在“上海地面”,甚至是“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其实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如梦中的花海存在,一切都是沦落汩没和随波逐流,而另一方面则是交代了时代背景,“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这也是《海上花列传》作为一部世情小说的标记所在,海上通商才有了烟花的“日新月盛”,才有了颠沛流离的“狎邪者”,张爱玲在后记中说:“《海上花》写这么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伙西崽,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在里面的每一个客人,似乎都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无论是长做一个妓女,还是为她赎身,甚至娶她,没有钱量如何办到,而他们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在吃鸦片、打围签、玩麻将、看戏文里度过,连妓女的等级排列也都打上了商用的符号,一等妓女叫长三,是因为她们那里打茶围是三元,就像骨牌中的长三,两个三点并列,而二等妓女叫么二,就意味着打茶围一元,出局二元。

那一次赵朴斋就问小村:“你们打牌,一场输赢要多少?”小村告诉他,如果牌不好,会输两三百洋钱,赵朴斋便问:“哪来这么些洋钱去给他?”小村说:“你不晓得,在上海这地方,只要名气做大了就好。你看了面上几个人好像阔天阔地,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不过名气大了点。要是没有名气,还好做什么生意呀?就算你家里有好多家当在那儿也没用。你看吴松桥,可是个光身子?他稍微有点名气哩,两三千洋钱手里拿出拿进,没什么要紧。”沈小红是常年做王连生一个人,但是王莲生却又找了张蕙珍,王莲生告诉她,沈小红开销大,“爹娘兄弟有好几个人在那儿,都靠她一个人做生意。”所以关于沈小红要嫁给他,王莲生是连连摇手:“倘若沈小红要嫁给我,我也讨不起。前两年三节开消差不多二千光景,今年更不对了:还债买东西同局帐,一节还没到,用在她身上二千多!你想,我哪有这些洋钱去用?”

也正是这样的想法,当那次看到塌床上躺着两个人“搂在一起”,王莲生便以“倌人姘戏子”为由大闹,将保险灯、玻璃方灯、衣橱玻璃面都敲得粉碎,暗地里还告诉张蕙贞要娶她,为此,善卿就问他:“虽然沈小红性命也没什么要紧,九九归原,终究是为了你,也算一桩作孽的事。我们为了玩,倒去做作孽的事哩,何苦呢?”而几年下来单做王莲生的沈小红自然不服气,“我是单做你一个,你就没娶我回去,就像是你的人,全靠你过日子。你心里除了我也没有第二个称心的人在那里。这时候你为一时之气甩掉了我,我是不过死了就是了,倒是替你不放心。你今年也四十多岁了,儿子女儿都没有;身体本底子单弱,再吃了两筒烟,有个人在这儿陪陪你,也好生一世快快活活过日子。你倒硬了心肠拿自己称心的人冤枉死了,这以后你再要有什么不舒服,谁来替你当心?”但是终究王莲生是娶了张蕙珍,留下沈小红独自悲苦,也落得“婊子无情”的臭名。

女人对于自身命运的解脱,是依靠着有钱的男人,而其实,有钱而叫局,有钱而赎身,有钱而娶人,女人似乎也在着金钱世界里成为弱势群体,那个别号龙池的马师爷利用手中的权力,和齐韵叟花天酒地,“每遇大宴会,龙池必想些新式玩法,异样奇观,以助韵叟之兴。就是七夕烟火,即为龙池所作,雇募粤工,口讲指划,一月而成。”而书中唯一说出了一句普通话的赖公子,是豪门之子,出任的是水师将官,只要他不如意便带着些流氓门客,砸光了东西,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安排商户,“赖公子喊个当差的,当面吩咐传谕生全洋广货店掌柜,需用大小各式保险灯,立刻赍送张挂。不多时,掌差的带个伙计销差。赖公子令将房内旧灯尽数撤下,都换上保险灯。”

对于那些沦落封尘的女子,更希望是有一种叫做爱的东西,陶玉甫和李漱芳的生死恋似乎是不多的真情流露,李漱芳多年来也是只做陶玉甫一人,只是命运多舛生出一场大病,最后也是魂归西去,当听得去世的消息时,“玉甫一路哭至床前,忽见乌黑的一团,从梳妆台下滚出,眼前一瞥,顷刻不见。”在坟前,也是如此,“玉甫目见耳闻,心中有些作恶,兀自挣扎,却不道天旋地转,立刻眼前漆黑,脚底下站不定,仰翻身跌倒在地。”生死之恋是情深意笃的表现,但是陶玉甫三番五次昏死过去,也只因为他知道这一段恋情终归没有好的归宿,就像钱子刚说的,“倘若玉甫讨去做小老婆,漱芳倒没什么不肯,碰着个玉甫一定要算大老婆,这下子玉甫的叔哥嫂,姨夫舅舅,多少亲眷都不许,说是讨倌人做大老婆,场上下不来。”

客人可以为妓女赎身,可以娶她,但是永远无法成为大老婆,或者说永远被家人看不起,苏冠香的命运如此,周双玉的命运也如此,即使在肉体关系之外真有灵魂意义上的情爱,到后来也被冠着“倌人”的名字永不翻身,所以“花也怜侬”,所以没有根蒂,所以随波逐流。这一场梦之开始和呈现,在“通商”之所的上海演绎,一个是交代了世情,另一方面也悲叹了命运,而这两方面的结合完整地体现在赵朴斋和妹妹赵二宝身上。花也怜侬跌落到上海,就是碰到了刚到上海找舅舅善卿的赵朴斋,这是一种“进入”的开始,十七岁的赵朴斋在上海的花花世界里进入妓院,吸食鸦片,但是本来身上没钱,所以只好依靠善卿,而善卿为了自己的利益,渐渐泯灭了所谓的亲情。

一开始,赵朴斋被两个流氓打了,却找善卿,善卿却让他快点回去,“上海地方你也不要来了!”后来善卿再次遇到赵朴斋,却是长衫也不穿,才知道缺了饭前,铺盖衣裳都被押着了,善卿再问他:“那么为什么不回去?”赵朴斋想从舅舅那里讨点路钱,被善卿啐了一口:“你这人还有面孔来见我!你到上海来坍我的台!你再要叫我舅舅,给两个嘴巴子你吃!”之后赵朴斋去拉车,又遇到了善卿,赵朴斋没脸见人,拉了空车没命地飞跑西去。善卿便托人报于巡捕房,要“拿他的人关到我店里去,不许他出来”,又写了封信给赵朴斋的母亲洪氏,“叙述赵朴斋浪游落魄情形,一早令小伙计送与信局寄去乡间。”直至后来来上海的洪氏、赵二宝欠下钱无法还清,善卿也是不出手相助,并留下了一句话:“从此以后,不要来找我,坍我台!你就算没有我这个兄弟!”

也正是善卿当初写给洪氏的那封信,使得十五岁的妹妹赵二宝踏上了命运多舛的那条路。本来是为了去上海找赵朴斋,不想一进入这个“花海世界”,也难以逃脱命运:学会了吃鸦片,结识了施瑞生,认识了那些倌人,最后便落堂子进入了那个世界。赵二宝从乡村进入上海,从普通少女成为烟花女子,一步步上演着“花也怜侬”的悲剧。后来做的客人是“天下闻名极富极贵的史三公子”史三公子,这似乎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遇,连赵朴斋也是极力巴结管家小王,而小王也告诉他:“三老爷倒喜欢你妹子,说你妹子像是人家人。倘若对劲了,真正是你的运气!”

史三公子喜欢赵二宝,并要娶了她,或者是赵二宝自我的想象,她对母亲洪氏说:“他说先到家里同他嗣母商量,还要说定了一个,这就两个一块娶了去。叫我生意不要做了,等他三个月,他预备好了再到上海。”也或者是史三公子的谎言:“你放心!倘若我自已想娶三房家小,那是恐怕做不到;这时候是我嗣母的主意,再要娶两房,谁好说声闲话?索性跟你说了罢:嗣母早就看中一头亲事在那儿,倒是我偷懒,没去说。这可回去就请媒人去说亲;说定了,我再到上海接你回去,—块拜堂。小过一个月光景,十月里我一定到的了。你放心!”赵二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里,“我是今生今世一定要跟你的了,随便你娶几个人老婆小老婆,你总不要扔掉我!你要扔掉了,我是……””而最后史三公子留给赵二宝的一句话是:“还有什么不成功:除非我死了,那就不成功!”

似乎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我死了”,当三个月过去,当赵朴斋去寻他,这个“一定到”的承诺最后都化为了空无,甚至变成了他在扬州早已娶亲,而可怜的赵二宝已经欠下了三四千的帐,在善卿的绝情里,在赖公子的暴力中,赵二宝已经走投无路,“二宝思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暗哭泣了半日,觉得胸口隐痛,两腿作酸,踅向烟榻,倒身偃卧。”像所有曾经有着美好寄托的烟花女子一样,再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明天。而最后如一种幻觉般听见弄堂里的锣鼓声,看见了拥楼而上的管家,那一句“史三公子做了扬州知府了,请二小姐快点去”便重新将她拉回到希望之地。

只是哪有什么痴情之恋,哪有什么史三公子,哪有什么锣鼓声和管家,“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秀英的这句话无疑将她重新打入了不见天日的地狱,的确如誓言所说是死了,虚幻的爱情死了,而那些管家也变成了鬼怪,“吓得二宝急声一嚷,惊醒回来,冷汗通身,心跳不止。”一场梦,却是噩梦,而一个人,也早成为了“花也怜侬”。从梦开始到梦结束,起先是梦中之书,最后是书中之梦,终归是飘零,是沦落,是汩没,最后有人醒来,也是善莫大焉,正如韩子云所云:

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

张爱玲文集(1-4卷)

编号:H77·1941205·0084
作者:张爱玲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第一版
定价:127.30元
页数:1554页

张爱玲生性纤弱与达官煊赫的门第使她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带着“沉香屑”式的病态诗视角,苍凉、灰暗、压抑以及悲剧式的美使张爱玲带着一种“淡漠得贫血的感伤情调”,描写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畸形婚恋中人性的弱点。这位生活在十里洋场的才女一直不停地描写那袭“爬满蚤子”的华美旗袍。本文集共收录张爱玲短篇小说17篇,中篇小说8部,长篇小说2部及散文63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