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C28·2120320·0868 |
| 作者：曹寇 著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2年2月 | |
| 定价：28.00元亚马逊18.20元 | |
| ISBN：9787533932916 | |
| 页数：280页 |
《屋顶长的一棵树》标题总是会让人犯和“红旗下的蛋”一样的歧义理解，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曹寇依然实践着他的“零碎描述”，无论是“我”、邱女士、王奎、乡镇流氓，还是“革命者”、新闻事件中的死者、棺材匠，他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们有短暂的青春、卑微的生活以及让人忧伤的欲望，这也许并非世界的全部真相，但你会发现，事实大抵如此。《鞭炮齐鸣》中与死者的交谈，使一切都蒙上了死亡的黑纱；《都健在》中那些少年时代的朋友，他们各奔前程，都还活着，但也正在死亡。与其说作者喋喋不休的是现实主义，不如说它们都是寓言。如果说寓言是严肃的，那么这次例外，这里只是一些有意思的小事情。韩东说：“目前的曹寇正处于小说大师的青年时代，这是一段如此富饶而又艰苦卓绝的时光，有他天才的作品为证。”这也像一个寓言。
《屋顶长的一棵树》：随机和对偶
为了化解他的反抗，我只能使劲掐。然后，我就把他掐死了。
这样的死来源于一个叫赵广发的人，是他，也是我，我站在他的对面，他站在我的对面，互掐变成了互文，那感觉像是他进入了我的身体，而我也进入了他的身体，像是一款格斗的游戏在精彩上演，既然如此，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出现：他死了就是我死了，那么谁是胜利者？
显然，对于这个问题，曹寇并没有什么答案，最直接的提示是有人死了，赵广发或者我，死了的意思就是有人消失了，与此相应的是还有一个人活着，活着的意义就是：“我相信，我终于和她们母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白天在我们的土地上劳动，晚上睡在一起，然后又是一个精神焕发的白天。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人过过这样的生活，但我坚信，这样的幸福直到我们死去，即将不复存在。”幸福来源于活着，来源于没有敌人，当革命的意义最后从赵广发的名字中消解，我也就成了一个被替代着活过来的人。这是一个开始，延续到我们看不见的幸福未来。但是，你以为赵广发死了，其实是一个身份死了，一个名字死了，和叛变被杀，或者被掐死，意义没有发生改变，所以，死亡从来都不是崇高的，它甚至只是卑微地和母女“睡在一起”。
这样的死其实是俯冲而下的，类似于在《有没办法都一样》中开头的的那句：“和一只蚊子爬到我的脸上，我就把它拍死。在拍死这只蚊子后，我习惯性地把它捏在手指间，然后揉啊揉，揉成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是最后的形式，蚊子之死也必须消解死亡的意义，轻轻地涂抹掉，像是没有发生一样，或许是残忍，但是所谓的死亡，何尝不是一种平等低贱的存在，这种死呈现于父亲坟前的戏谑对话，呈现于“没错，我就是打死小女孩的凶手”的轻易认罪，也呈现于青龙会”生即是死“的宗旨，当然也呈现于塘村女人的那口腐朽木料打成的棺材。死是平等的，死也是最终的归宿，“一切人生都是化疗，都是死路一条。”
如此，并不是悲观，并不是敬畏，倒是对于那种人生最终归宿的嘲解，曹寇显然不想探究人生的意义，以及死亡的终极，他是要撕开藏在死后面的那种生的无奈和活的空廖，甚至是一个虚拟虚构的身份。所以在这里，所谓困境就是在生着的路上遭遇的那种尴尬，曹寇把这种尴尬抽取出来，用种种的残酷现实来映衬人生的虚幻，所谓小人物，大抵就是“他和她结婚了，请我去吃饭，我就去吃饭”的随性和无意义，就是“这个世界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你想干的事”的卑微，就是“就这样，天渐渐地要黑了”的压抑。
这生的困境，有一种便是身份的缺失，找不到自己，或者是一个设置在面前的谜，看起来有很多个入口，在等待你，在诱惑你，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出口，根本就是没有答案的悬案。这个谜是“一个叫王奎的人”，是失踪在王水里的二爷。王奎到底是谁？似乎大家都认识，但似乎都不知道这名字的后面是一个怎样的肉体呈现，所以大军说“我不知道”，老李因为差点成为自己老婆的女人失踪，而是一个叫王奎的人活下来，她的父母得了个儿子，“好像叫王奎，好像。”好像是一个虚拟语气，不确定的名字和肉身背后是不确定的身份，而王奎也是刘秀娥的男朋友的名字：“比我大三岁，二十八，不，现在三十一了。”这里仍然是对于人身份的模糊，而真正的王奎或许只是一个符号，在身份缺失的时代，王奎的意义构筑来自以下的元素：“男性，三十三岁，苏北某县人，去年来宁打工。”那个叫王奎的是坠楼的民工，“当即死亡”。只有在死亡面前，缺失的身份才会被找到，才会最后成为一种确定的东西。同样来自于《王水中的二爷》，当公安最后抓不到二爷的时候，他的身份已经缺失了，失踪或许是个借口，“说不定二爷家也有一瓶王水，他躲进去了。”但其实，二爷这一身份只是作为公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当公安历经艰难找到二爷的时候，那种平衡就被打破了，二爷的身份一定会在这种失衡中消失，找不到，不是永远找不到，而是另一个身份，另一种名字的替代，比如那个叫“张德贵”的来我家，洗澡、吃饭，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就这样，天渐渐地要黑了。”黑夜降临也是取代了拿过来的白天，这种转变自然而然一气呵成，就像在《请问你认识一个叫王奎的人吗》最后，我对小百货说：“王奎死了，我们结婚吧。”
身份缺失一定会有身份的填补，不管是生活着死，这是自然发生的过程，也是意义回归的努力，所以身份的置换成为在生的道路上凸显意义最关键的一步，它取代死亡，取代秩序，在一种看似光明正大的转移中实现寓言的指向。在《鞭炮齐鸣》里，那个我鄙视过的“老光”只有在墓碑上，我才知道他叫“张德贵”，而在《青龙会老大要多凶有多凶》里，只是因为一把绘有特殊图案的匕首，张德贵又从一名小学教师置换成为一名黑社会老大，并最终杀了人。当然，最具讽刺的仍然是《我在塘村的革命工作》的革命者，是赵广发，也是我，这种身份的置换让生与死都陷入了不可自拔的陷阱中，区委决定派我前往塘村，冒充赵广发，这个事件本身为身份的置换创造了条件，我成了“侄子”，而且“恍惚觉得自己真的就是赵广发”，而这种感觉无疑是在消灭主题，消灭“我”，所以，“我感到自己来到这个世间是多么悲伤，必须像个虚构的人那样活在人间。”虚拟的下场必定是被现实取代，所以当赵广发成为叛徒之后又出现的时候，我的唯一选择就是重新把身份置换回来，重新变成赵广发，也必须将真正的赵广发“掐死”，只有这样，身份的置换才能成为事实，才能拥有“睡在一起”的幸福，才能迎来“精神焕发的白天”。
而在这种身份置换中，很多是虚拟的，是意义的取代，对于曹寇来说，这样的置换或许太形而上了，而作为最直接表现形式的身体置换，反而成为曹寇消解意义的最有效途径，从身份置换的形而上到身体置换的形而下表现，甚至肉欲式的呈现，都在抵达现实中生存的困境。“邱女士”只是屏幕上字母显示为“市民邱女士”的中年妇女，在道德谴责杀人城管之后，却成为那个在阅览室里没有女伴没有男伴的肥胖丑陋的女人，而正是这个女人散发的肉体欲望将身体的置换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没有回头，但我至今都明白身后是什么，是邱女士裸露在黑暗中白滚滚的肉。”从“邱女士”的符号意义到身体的最直接呈现，消解的当然是那种自上而下的道德批判。同样，在《都健在》里，我取代了张亮，成为小汪的男朋友并在肉体中实现了对换，张亮还没有见过小汪的父母本身就是一个隐喻，逃离秩序的背后是身体置换实现的可能。而在里《咏春》里，我和王鹏的老婆小童通奸，“很难说我后来跟小童通奸，不是为了弥补自己在王鹏面前感受到的差距。”差距在身体的表现上直接变成了背叛，这种背叛不仅是道德层面，甚至在法律层面，当我事后问小童，“你这么好的一个良家妇女，通情达理，挺懂人心的，怎么就跟我通奸来了呢？”这种伪道德的反讽反而使身体的欲望呈现变得赤裸裸。而在《干我们这行也是有前途的》里，小偷的身份完全变成了对女人的爱慕者，那个叫赵爱菊的女人或许也是在身体深处闪现的符号，“就是像赵爱菊的这个姑娘有自己的名字，她的身份证上写得清清楚楚。但我不打算纠正过来，还是称她为赵爱菊比较好。”放弃纠正就是放弃秩序，而在这种身体的置换中，所有的属性都变成了一种破碎的符号，身份也只是可有可无甚至不断被游戏被篡改的东西，而这样的困境，其实就是曹寇力求表现的那种无归宿的生活。
归宿被视为精神的家园，而在这样的生的道路面前，小人物所构筑的现实是不堪一击的，所谓的青春、欲望和爱情都在不断被肢解，归宿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在心灵深处在慢慢蜕化。归宿是房子，但是在现实中它却在衰老；归宿是土地，但是它却在不断地迁徙，到达物质发达的深圳、广州，从故土南京逃离；归宿是爱情，却变成了那种肉欲主宰的交换和通奸；归宿是城管的公务员生存，但其实是“受害和作恶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杀人现实；归宿也是革命，但却变成了背叛，变成了互掐，变成了母女“睡在一起”的幸福向往……
没有归宿，谁还会恪守生的道德标高，谁还会在形而上中保持独立和自由？没有归宿，看到的一定是“都市里最荒凉的”楼梯，一定是王桂兰含着酒窝的肉体，也一定是“她晚上会梦游”的睡觉女人，人和人之间没有区别，只有身体和身体的标记，只有身份和身份的对抗，《记张先生某次不重要的讲话》里，张先生问“你得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理财顾问王小姐说是“随机抽取的”，这“随机抽取”也就是活着的人的现实命运，而在这种种的置换中，每一个矛盾都会有相应的表达方式，男/女、生/死、爱/欲、梦/现实，如此等等，都是呈现矛盾的自足状态，而这种自足就像《记张先生某次不重要的讲话》里那样，是一种对偶存在：“他不仅与她是对偶存在的，他们二人也与厨师和服务员对偶存在？这是否也是幸福一种？”这种对偶甚至是我和非我呈现的矛盾和和解，比如在《管道层》里，办公室后面的镜子里我看到了那个男人，其实，这“让我吓一跳”男人正是我自己，所谓自我迷失，更多是像这样在镜子中呈现的“想象界”。
个体的随机抽取，矛盾的对偶存在，在这样没有归宿的生存面前，曹寇或许是背后最大的制造者，从《越来越》而来，更多是一种语言的张力，以及更多的仰视视角，“我认为，小说是说事的文体，我只表达自身。”这句在《越来越》自序里自信的话，在这本小说集里变成了“我认为自己的所有小说都是习作”的谦恭表达，他在仰视着看待这个变化的世界，“希望自己能快乐起来，能获得自由”，但其实，文本里呈现的荒诞感让曹寇自己不断地挣扎着，甚至有被置换身份的危险。如小说集的题目《屋顶长的一棵树》，完全逃离了收入其中的十五篇小说里，这是一个类似于文本悬案的行为，我只能有限地在《鞭炮齐鸣》中找到线索：“没人住，房子瞬间就衰老了。”这是一种迁徙，离开土地，离开故乡，离开房子，永远没有归宿：
我悲痛的不仅是“家”的破败，还有我不能就近回村里的家，居然需要舟车劳顿地回城里那个家，想想就觉得累。
没有归宿的感觉会在你掩卷之后，重新回到封面寻找感觉，你会发现，只要揭开腰封，你才能看见房子的全貌，才能看见树如何从地下长出来，如何让房子悬空，如何长大到天上——必须的仰视，是对于卑微生活最合理存在的敬畏，只是韩东和叶兆言刻在腰封上的评语，完全变成了俯视：
目前的曹寇正处于小说大师的青年时代，这是一段如此富饶又艰苦卓绝的时光，有他天才的作品为证。——韩东
南京年轻一拨玩小说的，最应该看好，也许就是这个曹寇。——叶兆言
他们正俯视着那瓦砾掀掉的屋顶，俯视着那遮住大地的树冠，也俯视着1977年出生的曹寇，并且伸出手轻轻抚摸他的头，说，孩子乖，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的作家，那棵树一定会长到天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