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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S29·2181103·1517 |
| 作者：杨克 主编 | |
| 出版：金城出版社 | |
| 版本：2017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48.00元当当21.10元 | |
| ISBN：9787515515137 | |
| 页数：352页 |
“固守持续的、永恒的民间立场”，这一句熟悉的口号之外，则是对新诗新人的关注，“在艺术坚守中求新求变”、“让被遮蔽者和新诗人出场”——自1998年首次出版发行以来，《中国新诗年鉴》成为中国新诗百年历史中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选本，也是第一个收入民刊和网络诗歌的选本。《2015一2016中国新诗年鉴》入选者更趋于年轻化，书中除为读者选了好诗，还选了体现艺术变化和文化走向的诗，杨克在他的工作手记中说：“在当今社会，这是个异数，可谓持之以恒。中国，诗歌也是经。可比之高僧大德，呕心沥血，前赴后继，19年，一瞬间而已。”卷一为年度推荐·90后，卷二为网络诗选，卷三为文学期刊，卷四为民刊诗选，卷五为理论与批评卷。
《2015-2016中国新诗年鉴》：一个逗号坐下来
他们划船、行走习惯走出人字形
他们在一条莫名的路上摇摇摆摆
走着走着就要其名地飞起来
——林雪《郭里口村》
应该有老祖母的故事，应该有丘陵草屋臆想的大海，也应该有白洋淀的方言，更应该有漂浮的小镇、叮当的马车、催眠的行人，以及丰年雨水编织的过往情事。安静而古朴，是一种永不逝去的情怀，但是那“突来的疼痛”还是隐隐传来，不是童年跌落牙齿的痛感，却是忘记了“应该”模样的那些人和事。
本来是走着人字形，按照自己的秩序和轨迹行进，但是最后却蹲成了“有心事的雁”，最后“莫名地飞了起来”——即使以飞翔的方式告别从前，那一条路也是莫名的。莫名是无可名状，是不可言说，说了一半也会吞咽下去，这至少还是在保留，保留到退让，退让到重新开始，一切可能只是犯了小小的错误，知错必改也是回到了既有的规则中，但真正的悲剧是飞起来却以为自己可以俯瞰了，可以驾驭一切了，于是，“他们编织竹子像哲学确立经纬”。
第144页至145页，林雪的《郭里口村》是被打开的，一种阅读，可以逐页翻过来，在一个标题一首诗歌的完整状态下进入内核部分，但是我忘了是如何停留在这一首诗里的，也许也是在走着走着的时候“莫名地飞了起来”——一页一页的纸就如在风一样，以随机和可能的方式打开，而当目光落在上面的时候，似乎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找不到行走的方式。林雪把郭里口村叫做“籍贯外的一块飞地”，而某种阅读变成“飞地”状态，是不是就像林雪说的那样，“我不知道自己与世界大事间/已有多少隔阂”？
因隔阂而成为飞地，是不是一种共相？手机上有一个叫做“飞地”的APP，“我们的领土，我们的飞地”是它的口号，作为一个诗歌APP，飞地反倒成了一种坚守的理想主义；前不久阅读了谢少波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讲到詹姆逊提出的飞地理论，指的是“新的尚未成熟的社会关系，它们将宣布一种生产关系的诞生，这种生产关系最终将取代和包容现存的主导生产关系”，所以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采取一种飞地抵制是应有的态度，谢少波认为这是反霸权的一种乌托邦计划……查阅百度百科，对于飞地的解释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从中世纪产生的飞地概念具有边缘地带的某些特征：政府控制力相对薄弱，行政管理松弛且成本较高；社会经济相对落后，文化多样性色彩比较浓郁。
“飞地”就在身边，但是当飞地状态出现的时候，到底是固守还是突围？而其实不论固守还是突围，每一种可能的里都含有变化，所以飞地的选择不如说是：在固守中突围，还是在突围中固守？一种二元论？林雪的“郭里口村”似乎也在这样的二元论中挣扎，老祖母的故事慢慢“升值”，“丘陵草屋臆想的大海”被一块石头吸干，白洋淀的方言成为异国般的他乡，而童年跌落牙齿的疼痛早已经忘怀，最后就在一条莫名的路上，“走着走着就要其名地飞起来”。
甚至，购买一本书，都变成了一种“飞地”状态：上世纪末的时候就购买了杨克主编的《中国诗歌年鉴》，也许最吸引我的不是编选的各类诗歌，而是封面上的那句话：“艺术上我们秉承 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人生的辗转似乎渐渐远离了诗歌，某一天的忽然醒悟，便开始寻找这已成系列的“诗歌年鉴”，亚马逊上没有，当当上有，也只是2015-2016跨年度的诗歌年鉴，而且几乎就在隐秘状态中，而其他不同时间的新诗年鉴也早已变成了二手书。从1998年开始到“2015-2016”，年鉴已经过去了19年，尽管出版社一再更换，尽管这本诗集里还有诸多的错字，但是下单购买，和寻找的过程一样，是重新发现，重新回归，重新寻找“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就像后记中杨克说的那样：“《中国新诗年鉴》编了19年，没用过纳税人一分钱，在当今社会，这是个异数，可谓持之以恒。”
时间的持久并不能证明“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已成为一个现实，但无疑是一种固守，而固守着可能消失的飞地世界，是不是需要突围？有需要怎样的突围？固守是坚持，可能面临的问题是湮没，就像在书海中寻找这一册很少有人问津的诗选；而突围也并非总是胜利者，它的最后终点可能是异化，异化的表现便是“走着走着就要其名地飞起来”——固守和突围的问题，或许只有在打开阅读，只有在诗歌本身意义的找寻中，才能提供一种线索，才能发现一个答案。
除了“理论与批评卷”之外，前四卷均为诗歌选集，年度推荐、网络诗选、文学期刊、民刊诗选的分类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科学，而将年度推荐的诗人群体定位在“90后”——包括00后2人——也有某种断裂的感觉——为什么网络、期刊和民刊是一种并列关系？年度推荐和后三者不存在交集？为什么用年代划分诗歌群体？80后、70后甚至更早的诗歌群体又在哪里？体例上的不科学也许也是一种“秉承”，而其实从内文来看，90后显然还没有成为2015-2016这一断代时期的中坚力量，被冠以“年度推荐”也缺乏说服力——可以用关注的方式，而并非“推荐”。
他们的诗歌世界有着一代人的孤独，“他在这孤独的世界里/自言自语/似乎在另一个世界里/安慰不完整的自己（顾彼曦《自语者患有孤独症》）”，把孤独看成是一种病，多少也是浮于表面，在黎子的《我要把每个夜晚用采谈情说爱》中，孤独其实变成了一种消费主义，微信微博和QQ人人豆瓣，都在陈述着“东方之星”的那场事故，在不断刷新中抵达现场，而作为一个人，却只能在“漏风的月光里/与一枚螺丝钉谈情说爱”；孙思遥的《悲哀》在于被风吹散的人生，“风一吹，云就散了/像我们的青春/没有立场”。尖利的螺丝钉，没有立场的青春，都是一种迷惘，而这种迷惘感就是在现实中失去了方向，余文翰在《假装》里说，“必须通俗易懂，吃速食品，窍门与捷径/广告牌的障眼法，街头巷尾徒劳追随着/前方，我们长久向往，它必须守口如瓶”；玉珍在《你们太粗鲁了》中描绘了一个“漠视诗歌造旧的世界”的现实，“在饭碗中挖掘饱胀/而苍白之眼——看见了谁的垂死？”庄凌的《夜路》里，“我”变成一个逃避主义者，“在偌大的城市/我更不敢深夜出门/满天霓虹闪烁/却照不亮冷漠的眼睛”。
所以在现实的逃避中，在锋利的孤独中，他们几乎都一致地转过脸去，寻找那个飞地般的存在世界，那就是亲情，程贺的《今天一个名字在发光》中说母亲“只有一双眼睛/默默注视着光的来源/只有一颗心/盛着最单薄的祝福”，在《父亲是个温柔的人》中说父亲“是个温柔的人/温柔得像一棵麦子的心/忠实于土地和母亲”；高寒在《候鸟》中说：“家都是个笼子。作为候鸟，/我不得不扑向城市，我也不得不扑向乡村。”顾彼曦在《我们无法释怀的事物太多》中说到了母亲：“这些年，她替我们背负青春的暗流/丕来不及享受酒店的时光/火车便与她一同消失在那消瘦的时光里”。彼曦《愿望》、孙思遥《黄河母亲》、唐明霞《回乡记》似乎都在书写着爷爷、故乡、书信、土地，而情绪的渲染也惊人的一致：寻找精神意义的亲情，回归飞地状态的故乡。
90后诗人群体是不是都在同质化的抒情世界里活着？他们是不是在同时代中必然经历相同的故事？是不是在所谓城市的流浪中必然会迷失？城市/乡村、生命/死亡、传统/现代、记忆/现实、个体/社会似乎天然构成了二元对立，他们就是在这欲摆脱不能却又回不去的尴尬中生存，而当这一切成为一代人的景观，甚至成为入选“年度推荐”的标准，多少有些让人失望。其实依然回到“飞地”状态的选择问题，90后似乎都一致在“乡村”的淳朴记忆中寻找固守的可能，而这种固守从来不期望以开放的姿态消融二元对立，也并没有创造一个自足世界的勇气，所以固守毋宁说是一种逃避，而当转过身来，面对未来和现实则变成了害怕。
“网络诗选”“文学期刊”和“民间期刊”三辑诗歌所面对的也依然是这个问题，只不过在多元化的阐述和抒情中，并非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黄晓双在《蛇的忠告》中说：“蛇说：活命的秘诀在于她的自我接纳”，一条蛇喂养一个女人，“以鲜美的果汁”，然后将其放生，活着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接纳式的超越，就像于坚所说的，“还自以为在花园中写诗是的是的/我一点也不害燥我只能在我的语词中开放/当我写下花园就像在秘密地转世（《转世》）”这种转世是一种再造，谷禾《许多的骨头》中写道：“我坐回阳台上/点燃一支烟，远远地/望着这些骨头/一点点恢复了肉体的颜色/一点点地，又聚拢起来”。
其实，对现实的迷失也是有的，蒙晦在《海鲜市场》里看到了剁下的鱼头，它变成了“一块死了的指南”，“指向今夜就是每一夜”，于是便笑那可能的泅渡；西左在《大风停》中让一只乌鸦钻入人的喉咙，“在夜深人静时无聊地叫上几声/天空跌落的星星却能转世”；吴猛“从自己的身体里抽出一把明火/照亮自己/我只想看看自己黑了多久（《黑》）”自我关照里是一种影子般的迷失；就像余怒，“我每天走出房子三次，/以保证人们能看到我。（《出现》）”一个在房子里写作的诗人，当写出不被理解的永恒作品时，用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方式让自己不被遗忘；所以简明说“一下就是一生”，像昙花，于是马启代让自己成为一条如蚯蚓的地下诗人，“最懂黑，所以不说话”，而唯一的目的是在躲开人类的挖掘中，“它必须把自己向深邃里写”——不管是异化为乌鸦的声音，还是成为黑暗中的蚯蚓，不管是让自己看见自己，还是让别人看见自己，其实都是一种迷失状态，无法拒绝他者提供的规则，也无法在自足中建立秩序，一切就像于之雅《暮晚》中所说，是错乱的命运：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弥漫着中药味道的旧楼里
一头牛走到盘中
和土豆躺在一起
我怜悯于这最后的结合
命运之手，它拿走的
搭配的，它指定的一切
因为怜悯而得到谅解
这是一种明显的边缘化，飞地世界被包围，湮没似乎在所难免，莫名飞起来有时候反倒成为了飞地的一种妥协方式，唐不遇的《回声》似乎就构筑了这种存在状态，诗歌是一座岛屿，就像那个可以保持独立状态的飞地，但是，它“时而/被潮水淹没，时而/完全裸露”，而在其上的诗人独坐在黑色礁石上的时候，像是沉思的诗人，像在寻找被删的词语，可是最后当潮水涨起来的时候，“他爬起来，像一只螃蟹/喷吐着泡沫，飞快地/消失于装满回声的海螺。”诗人之动物化，就是在湮没的世界里失去了自我，而张元伦的《长尾鹊》则以动物的视角看见人类的侵扰，“她们的心里从来没有外省，只有外人/我怀不忍之心，仍深深打扰到了她们”——一样的迷失，何来区别？边缘化是去经典化，所以但丁和莎士比亚只在天上，因为“人间太苦，不忍卒睹”，所以真理戴上了口罩：“我也想过，给真理戴上/诗歌的口罩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但回到现实，/我承认我的确不习惯/戴口罩。（臧棣《向伟大的口罩致敬入门》）”所以诗歌被欢呼声覆盖：“但此刻只留下诗人的书/一本诗集。来自不知名的年代/自孩子们穿越草地飞快地/镌刻下生活传奇的欢呼声（庞培《枕旁的毕肖普》）”于是信仰的符号被一遍遍擦拭：“她凝视着观音/表情有些悲苦/一遍一遍擦洗观音的脸/擦得那么使劲/我担心她会擦掉观音的鼻子（沈浩波《洗观音》）”
去经典化的另一个意义便是解构，张战在《我不敢望狗的眼睛》中说：“有些事物比命运更神秘/充满了我们周围”——神秘只不过在狗的眼睛里；臧海英的《囚徒》中写道：“每一天我走向人群，练习怎样离开他们。”痛苦不再有灵魂意义，它只是一种被练习的方法论；王十二的《中药铺》中说：“一粒甘苦的药丸，如木鱼敲醒了我的前世今”，生理感觉唤醒了记忆，而没有大写的人都是一种病态的世界；当一切都被解构，便是邱华栋生活化的“禅诗里”：“吃粥了吗/吃粥了/洗碗去！”一场对话，何来禅意，更像是夫妻日常中的命令式生活，看起来真的像是一种病态，而最悲哀的是，这种病态和无法告诉别人，“亲爱的，我们都有病。在风和日丽的城市中，病/菌蔓延至现实的临界点。我们无语。呼吸，做出/选择。心跳，挤出抗议。我们戴上帽子、口罩和/辅助看清世界的眼镜，你的右手握住我的左手，/缓慢地穿越人群。”最后固守在一个病态世界里，“亲爱的，我们都有病。嘘！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从年度推荐到网络诗选，从文学期刊到民刊诗选，诗歌在平台和载体意义上似乎实现了多元化，但是当以年鉴的方式插入一个断代的时间，是不是反而造成了一种断裂感？这种断裂感并非是找不到出路的迷失，而是在同质化表达中的整体缺失，其实在最后一卷“理论和批评”中，很明显可以看出评论作者对于建构诗歌整体性秩序的渴望。2015-2016年正好是一个可兹纪念的时间节点，那就是“86诗歌大展”30周年，徐敬亚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把那一个事件看成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地标，“1986年，不可拒绝的年代。”但是，不可拒绝的跃跃欲试，不可拒绝的青春激情，不可拒绝的精神狂欢，只不过是一个灵关一闪的瞬间，除了之后那一年反自由化运动终结了几份刊物，除了举办地的深圳被定性为经济特区，诗歌在其自身的行走方式和方向上成为了一个游戏，徐敬亚说，20年后的纪念会关键词是江湖和归来，25年的关键词是会晤和网络，而30周年纪念会——也就是在2016年，关键词变成了收藏和戏剧，于是，对15年后的纪念做出了大胆的预测：
最后一个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第三代诗人也将解甲归田。那时候，诗歌记忆将从这个国家所有的权力、财富和公章中抽身而去。那时候这个全球最庞大、号称有400多个奖项的诗歌记忆症综合市场将旗偃鼓息……那时候，谁来陪你们玩呢。
也许徐敬亚是对纪念会活动本身的质疑，从喧闹中开始，从狂欢中启幕，最后一定是落幕和散场，“只有诗歌文本孤独地向下沉淀，走向遥远。”而这可能是诗歌最本真的存在方式。而张清华、孟繁华在《第三代以后历史如何延续》中，同样对86诗歌大展进行了解读，而他们的侧重点在于“70后诗歌”这一群体的命运，那时候包括莽汉主义、大学生诗派、新传统主义等各派都喊出了颠覆和崛起的狂言，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依然是一种“美学暴乱”，它的间接意义在于1999年“盘峰诗会”上完成了诗界的分蘗——标立了“知识分子”和“民间”立场两种基本向度。但是当这一事件已过去30年，就像“70后”这样对群体的笼统概括一样，湮没在时代之中，成为“年代共同体”的一个模糊记忆。
第三代之后是第四代？当200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第4代诗选》的时候，是不是又是一种人为的“年代共同体”？其在文化结构、写作策略、终极关怀以及美学方法上是不是足够有代际变革的力量？就像世宾所说：“‘第四代’诗歌的命名是否成立和崛起是否可能，取决于我们是否有一种更大的文化建构愿望和能力；在当下文化和现实双重遮蔽的情况下，从现实主义美学的惯性中抽身出来，建构属于这个民族的境界美学；并以此重新关照现实。”罗振亚提出的“及物”观念也重新考量诗歌和现实、诗人和当下的关系：“必须去参悟承担的伦理内涵和价值，更逼迫着诗歌必须走出过于自我和纯粹的艺术苑囿，谋求和现实关系的重建，甚至有时使诗歌不堪重负，竞以行动化的方式和力量介入时代与人生的中心。”
诗歌是不是一定要在现实观众中“及物”？是不是一定要有代际变革的必然性？其实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就像飞地状态的选择，固守和突围，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从来都是一种建构能力的体现，所以不如去除所谓的命名快感，不如舍弃所谓的代际神话，不如埋葬“年代共同体”的模糊指称，在回归诗歌自由、开放、多元的精神中，甚至以革命的方式重新构建一个自足的“飞地”世界，死后而复生：
我坐下来，一个逗号坐下来
我还在呼吸
我抬头仰望着明天的消息。
——梁晓明《死亡》（三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