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情的终结

编号:C38·2170419·1386
作者:【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7年03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39979410
页数:280页

第一部,第一句:“故事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作者从自己经历中选择那个可以让其回顾以往或者放眼未来的时刻时,完全是任意的。”任意的时刻,任意的故事,到最后为什么有了一个清晰而明确的结果:“爱情已经变成了一桩有开始也有结束的风流韵事。我说得出它开始的那个时刻,后来,终于有那么一天,我知道自己也说得出那最后的时刻。”任意时刻变成了最后时刻,这是不是“恋情的终结”永远的变奏?“关于爱情,我又想起了你……”二战期间的英国伦敦,作家莫里斯爱上公务员亨利的妻子莎拉,一次意外事件导致萨拉不辞而别,莫里斯在恨和嫉妒中度过了两年。两年后,他们再次相遇,当初那段感情中炙热的爱、恨、猜疑、嫉妒、信仰,再度折磨着莫里斯,而最后的结局就像莫里斯自己预言的小说一样,它只是一桩风流韵事。


《恋情的终结》:我们无法逃脱情节的束缚

最后是你赢了,这点用不着你来提醒我。但她背下垫着这个枕头,和我一块儿躺在这张床上的时候,可并没有用你来欺骗我。她睡觉的时候,是我同她待在一起,而不是你。进入她身体的是我,不是你。
——《第五部》

绿色,破碎,尖利,以及一意孤行,一张封面似乎是一个故事的所有场景,她朝着向上的方向行走,他则以向下的方式离开,他和她,男人和女人,红色和黑色,在布满绿色的纸面上各自划出属于自己的方向和轨迹,似乎不再碰面,似乎不再缠绵,似乎永远走向陌路,可是这“恋情的终结”的题目下面,却分明是他们共同站立的那一块玻璃,破碎的玻璃,锋利的玻璃,以及如心形的爱情一样的玻璃——当在爱情中各自寻找方向,他们却始终无法走向那可以结束的故事?

The End of the Affair,一种结束标注在行走的过程里,爱情是容纳?恋情是束缚?可是那一意孤行的表情里分明在寻找那一个在别处的你——不同的字体,是对于天主的特殊标注,第一人称是我,第三人称是她,而第二人称的“你”又在何处?你是皈依,还是寄托?你在别处,还是在各自的心里?破碎却统一于一样的场景,锋利却无法走向别处,结束于未结束之处,相爱于未爱你之时,在终结的那个地方,所有人都听到了对于第二人称的那个并不是祈祷的注解:“噢,天主啊,你做的够了,你从我这里抢走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我太疲倦,也太衰老,已经学不会爱了。永远地放了我吧。”

最后一句话,最后的祷告词,却并不是一种终结,它在冬日里以复生的状态回到了破碎而锋利的场景中,和开头时的那句话一样:“我所记述的与其说是爱,倒远不如说是恨。”爱和恨共同安置在一张封面里,共同面对各自的方向,共同封闭在一本小说里,那么,恋情是不是如一个统一的文本一样:“故事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作者从自己经历中选择那个可以让其回顾以往或者放眼未来的时刻时,完全是任意的。”

没有开端,没有结尾,这是小说之一种,这是文本的封闭状态,即使可以从经历中任意选择一种时刻,在这个文本里,作者也主宰了一切,那么,在被作者左右的小说里,所谓的我,所谓的她,是不是仅仅是一种被安放在有开端有结尾而无法逃逸的封闭世界里?是不是意味着只在情节的束缚里选择爱和恨?是不是意味着作为天主的“你”只是一种虚构?当时间变成一九四六年一月的那个漆黑的雨夜,当地点变成那一个总是发生故事的公共草坪,当人物变成和婚姻、爱情有关的莫里斯、亨利和萨拉,其实在虚构中已经让故事拥有了一个开端,一个“关于爱情,我又想起了你”的开端。

开端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点,就像爱情,它从来不是从某一个确定的时间开始的,一九四六年一月的雨夜只是一个进口,当故事进入到这个进口,在打开的世界里完全可以发现另外的时间端点,比如一九三九年,我动手要写一部关于高级公务员的小说,从而认识了亨利和萨拉;比如一九四四年,当那枚V-1型飞弹落到公共草坪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从草坪南端传来的玻璃震碎的声音;比如一九四六年,萨拉在日记中写道:“我要莫里斯。我要常常的、堕落的、凡人的爱。”爱情已经依次打开,但是当爱情在不同的时间端点被打开的时候,处处是起点,却也处处是终点。

一九三九年的相遇,却是另一种“愤愤不平”回到了我的身上,我看到萨拉吻了亨利的一个同事,这只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恨似乎与爱一样,都作用于我们体内同样的腺体:就连它们产生的行动都是一样的。”一九四四年的相依,起初的故事是浪漫的,甚至是肉体式的:“这段时间里的轰炸始终保持着晚上才来的习惯,这让我感到很方便。”萨拉上午来,在买蔬菜和买肉的间歇里和我做爱,但是那炮弹留下的是被炸伤的身体,和一丝不挂被指责的肉体,以及那个“她为之而抛弃我的这个男人”,而一九四六年的呼喊,却在雪花路16号的演变成了另一种爱恋,那个像是X又像是Y的斯麦斯不是假设的未知数,而是对萨拉说出“我不管。我爱你,萨拉”的男人,而在萨拉的日记中清清楚楚地写着那一种痛苦:“我想自己正在亲吻痛苦,而痛苦属于你,正如快乐从不属于你一样。我爱痛苦中的你。”

其实,所有的时间端点都像是一部小说的情节安排,所有的开始都在走向一种无法保证的终结,所以那一个恋情的开始只不过是在进入小说,进入作者的世界,“我一直躺在这里想第五章的内容。亨利在出席重要会议以前,是不是要嚼嚼咖啡豆来去掉嘴里的味道呢?”这是我对萨拉说的话,因为小说,我寻找亨利,因为小说,我认识了萨拉,也是因为小说,我爱上了萨拉——“因为她说了一句曾经读过我的书的话”,一句话,让读者变成了主人公,一句话,让作者成为了我。还有那个“洋葱”,它在我的小说中被叙述,它出现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里,最终它成为我和萨拉在鲁尔斯餐馆的那一道菜。“我忘记了银幕上讲的是我的故事,影片中的对话曾经是我说过的话,而且真的被出现在某家廉价餐馆里的一个小小场景打动了。”从忘记到出现,到再现,这像是一个小说开启的故事,它总在里面,它无法逃逸。

“二十几年来,我始终坚持每星期写作五天,每天平均写大约五百个字。我可以在一年里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还留出了用来修改和校对的时间。”这是有条不紊地工作状态,这是有开端有结尾的任意时间,即使恋爱、战争都没影响到我,而这每天五百个字的写作计划,当成为一种惯例的时候,也渗透到现实里,我要求侦探公司给我的每周跟踪报告,无非也成了小说的一部分,隐瞒着萨拉的丈夫而独自雇佣了跟踪者,我就是一个任意的作者,似乎我要将这一切的故事都变成文本,都变成我可以控制的情节,就像在那张床上,我用自己的身体进入到萨拉的世界,只有这样的感觉,才是主动的,才是爱的,才是真切的,才是没有终结的。

但是最终的问题却是:“从那以后,萨拉就开始不喜欢我的小说了。”她甚至说了一句“你不喜欢的人好像很多。”这是对于文本逃逸的开始,直接破坏的是我以作者的身份控制的一切,“我马上觉得自己是在被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作家来看待。”回到现实中人的状态,这是一次对于文本的超越,还是在构建另一部小说?其实在文本之外的现实里,时间的端点只有一个,恋情的端点也只有一个,“如果有能耐的话,我会用爱来写作。可是如果能用爱来写作的话,我就会是另外一个人:我也就根本不会失去爱了。”那就是爱,肉体的爱,它是进入唯一的方式,是真实的唯一证明:萨拉和亨利十年的婚姻,它是在肉体之外的共同生活,只有世俗和契约;帕基斯因为跟踪而对萨拉产生的暗恋,无法走近她,职业让他永远离开肉体;斯迈思对萨拉从精神引导走向爱恋的表白,也无从进入萨拉的身体,而当世界只剩下我的时候,我不是作者,不是朋友,而是纯肉体关系的情人,在警报声响起的时候,我们趁着空隙做爱;在布里斯托尔旅馆里,我们的肉体之间只有一片空气;在萨拉的家里,成亨利不在,我们的外套还没来得及脱掉们就开始相互亲吻着……

肉体打开了欲望,肉体发现了自我,肉体带来了嫉妒,肉体也标注了开头,当肉体超越文本,当写作变成空洞,是一次逃逸,却也是一种冒险,因为欲望会有终结,因为快乐会有终点,因为进入会有退出,因为爱会有恨。因为写作,我会把萨拉同其他女人混合在一起,因为和亨利在一起,我会在梦中见到萨拉,“醒来后有时痛苦,有时高兴。”因为被跟踪,我自己也成了那一个虚构的X或者Y,因为在一起,所以想要在爱情里走向永远的相守:“在我们相爱的日子里,我老是试图让她说得比实话多出一点——说我们的恋情永远不会结束,说有一天我们会结婚。”

“以前我从没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一个男人,以后也再不会了。”这是萨拉对我的承诺,这里只有开始爱的起点,没有爱的终点,但是当恋情以肉体作为起点,“嫉妒和欲望并存”,爱注定会变成嫉妒,对萨拉的嫉妒,对亨利的嫉妒,“以及对被帕基斯先生笨拙地追踪着的那另外一位的嫉妒”,所以在短短的一年忠诚之后,我对萨拉的问题是:“如果我同别的女人睡觉的话,你会为我铺床吗?”
在“也许会的”的回答里,分明是一种洋葱一样的圈套;这是嫉妒而预设的终点,而当一九四四年的V-1炮弹落下来的时候,我被战争推向一种无限迫近死亡的状态,萨拉也在一丝不挂中袒露肉体,肉体之于爱的意义正在消融,它变成了一种尴尬,一种不设防,一种意外,“在那之后,我记起了萨拉和亨利,还有对爱情即将终结的恐惧。”

肉体的萨拉正在死去,在嫉妒中,在战争里,我保留萨拉的唯一方式是想象:“大幕升起,开始演戏。演的总是同一出戏:萨拉在做爱;萨拉同X在一起,做着与我们过去在一起时做过的同样的事;萨拉以她特有的方式接吻,在性爱中弓起身子,发出疼痛似的叫喊;萨拉忘情的样子。”我的职业就是想象,当萨拉出现在我的梦中,出现在我的想象中,其实我又成为作者,成为一个试图控制别人的人,而当我变成作者,其实我已经在这个恋情里划上了一个终结的符号。

而萨拉呢?她是我肉体的对象,是我小说里的人物,但是她在肉体、婚姻、恋情中又如何存在?“本来我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去爱,一次只花掉一点,在此处和彼处,在这个男人或者那个男人上省着用。”这是肉体中的萨拉;“我一辈子都竭力生活在这种幻觉之中——它是一帖安慰剂,能让我忘掉自己是个婊子和骗子。”这是现实中的萨拉;“我要莫里斯。我要平平常常的、堕落的、凡人的爱。”这是理想中的萨拉,当爱情如小说一样开始的时候,当嫉妒和欲望主宰肉体的时候,其实对于萨拉来说,她渴望逃离那个小说中的世界,渴望离开我作为作者预设的世界,于是她在日记里记下了那一场爱恋,真实的时间,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心情,真实的痛苦,以及真实的解脱——那里有萨拉自己,有亨利,有莫里斯,有斯迈思,但最后却是一个没有名字却无处不在的“你”:你带来痛苦,“你知道我想要你的痛苦,可我不想现在就要。”你代表着质疑,“我爱莫里斯时,也爱亨利,而现在,当我是他们所说的好女人时,我却谁也不爱了,而且最不爱的是你。”你命名着爱,“如果我爱你的话,我就会知道怎么去爱他们。”不同字体的你,第二人称的你,是站在萨拉对面的对象,也是萨拉虚构的存在,“亲爱的主”,一个不信教的人,一个不是天主教徒的女人,如何在自己的日记里寻找一种精神的归宿?

“我在爱你以前是不是同样地爱莫里斯?抑或我一直爱的其实是你?我在抚摸他的时候,是否就是在抚摸你?如果我没有先抚摸他——用我抚摸亨利,或者任何其他人时都没有用过的方式抚摸他——的话,我会抚摸你吗?”像是一种替换,一种逃避,却也是走向终结的预兆。其实当肉体之爱发生,当嫉妒之情发生,当痛苦和伤害出现,对于萨拉来说,她需要的是一个没有终结的爱情,天主是生活之外的信仰,她以自己的方式命名。一旦进入到封闭的结构中,萨拉也变成了作者,那些日记是文本一种,只不过和小说开放供人阅读不一样,日记是私密的。但是私密的日记在嫉妒中也一定会有读者,会有和作者对立的读者,它被佣人拿来,被侦探公司获得,又被我看见——而当我看见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恋情必将在最后的时间里被合拢,合拢而封闭,便是最后的终结。

不想终结却走向了终结,这是宿命?就像萨拉的死一样,一场感冒夺走了她,肉体消亡,那么在已经命名的“你”的世界里,是不是还会有永恒意义的救赎?不是天主教徒,灵魂和肉体一起死亡,会入土,会焚烧,会成为物质意义的一缕烟一抔灰,但是死后的世界并不是走向终结,斯迈思希望她以天主教徒的方式入葬,克朗普顿神父愿意给她天主教式的土葬仪式,而远道而来的萨拉母亲更是说萨拉早就是一个教徒了,小时候,她为了报复小气的丈夫,给萨拉做了洗礼。如此,这样一个死去的肉体是不是也在进行着各自的命名,是不是这样一个终结的生命也在寻找永恒的意义?

而其实,那时候所有人都变成了作者,无论是撒谎的神父,还是虚伪的母亲,无论是一直跟踪的帕基斯,还是痛苦的亨利,在生命走向终结的时候,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控制着萨拉,而我曾经在起点把萨拉带进小说的作者,才第一次感觉到恨的真正意义:“我想:恨萨拉只不过是因为爱萨拉,恨自己只不过是因为爱自己。”那个叫做莫里斯·本德里克斯的作者,那个写作了《野心勃勃的主人》《带花冠的偶像》《滨水墓地》等书的作者,甚至根本不值得我来恨,因为当萨拉作为一个人物进入我的小说之后,她从来没有逃脱情节的束缚,她从来只是被预设在文本里,“爱情已经变成了一桩有开始也有结束的风流韵事。”

战争也是一部小说,婚姻也是一部小说,信仰也是一部小说,现实更是一部小说,在这个被作者控制的世界里,在这个开端和结尾任意的传说中,把萨拉写满“你”的日记本撕掉,把“天主保佑你”的句子划去,把空荡荡的屋子遗忘,把没有完成的无聊小说终结,或者只有取消那个充满谎言、充满虚构的“你”,才是抵达没有终结的唯一办法:“你是一个魔鬼,在引诱着我们往下跳。可我并不想要你的安宁,不想要你的爱。我想要的只是一种十分简单、十分容易的东西:我想要同萨拉终生相守,但你却把她带走了。”

二十一个故事

编号:C38·2151109·1235
作者:【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6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0.50元
ISBN:9787532156818
页数:237页

“他们犯下原罪,但上帝的宽恕是无限的,这一点很重要。也正因此,那些事实上没有告解的人,与做了告解但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些自大的、敬神的人,是有区别的。”《二十一个故事》收录了格雷厄姆·格林自1929至1954年的短篇小说12篇。《地下室》中的男孩在小时候目睹了一场偷情与意外,导致他悔恨、疑虑一生,这篇故事是通向本书其他故事的钥匙——恐惧、遗憾、暴力、对恋情的追求和背叛是全书的基调。少数故事有着喜剧的讽刺乖张——《可怜的马林》中,马林先生的腹鸣能模拟任何声音;其他则带有冷漠怪异的悲剧感:《情色电影》里一对夫妇撞见了丈夫年轻时的失检行为;《毁灭者》中少年帮伙无目的的毁灭行为让人震惊;《散场》中一对双胞胎兄弟的心灵感应在捉迷藏游戏到达到了恐怖的高潮。每篇小说均带有格林标志性的道德拷问意味,也是了解战时和战后英国心灵图景的杰作。


《二十一个故事》:仿佛肉身消亡得太快

你瞧,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品位,可怜的马林的肚子卓有成效地学会了空袭警报的声调,但是不知怎的,这肚子从没学会警报解除信号。
       ——《唉,可怜的马林》

身体里的腹鸣,是一种声音,却不是自我控制的声音,它会无缘无故地出现,会在静默中制造哀鸣,悲悲戚戚取代其乐融融,这当然是一种破坏。可是,这种破坏对于身体之主人的马林来说,让他变得可怜。可怜是因为面对无奈的病态,他会“在印刷商从狼藉的茶点前直起身体,舒坦地靠上椅背的时候,传来了一首勃拉姆斯协奏曲开始的几个小节”,不是设置好的音乐,不是烘托现场的气氛,却在若有若无中带向某个遥远落魄的角落。

而真正的可怜或者并不是面对身体无奈的病症,而是在他人世界里,变成一个嘲笑的目标,马林找医生的时候,医生笑他,在舞曲播放的时候,晚会现场的人笑他,甚至在两个新闻纸业公司合并的关键场合里,即使合并耽搁了二十四个消失,他们也还是在笑他——一九四〇年九月三日,在这个具有某种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马林发作的腹鸣更像是对于胜利的破坏,而这种破坏似乎能找到真正的根源:“我小的时候,喜欢听德国乐队……”德国乐队代表德国文化?德国文化象征德国情感?一九四〇年九月三日对于德国的意义,也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和破坏,马林在这个特殊日子以一种病态的方式破坏合并,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隐喻,腹鸣就像是身体里再也无法根除的德国情结,成为制造病态之后再也无法解除的警报,把肉体的象征意义推向一种逆构:马林是Maling,对应于装病以逃避工作者的malinger,却也是装病逃避历史的一次逆构。

肉体是可怜的,是可笑的,是逆构的,它指向的是背叛,是无法解除警报的逃避。《艾奇韦尔路附近的小地方》里克雷文在向海德公园行走中,却看见了整个世界的庞大和黑暗,像墓穴,连接着每一个人,“为了死人,地球被弄成了蜂巢的结构。”这是一种肉体死亡的归宿,在一个没有一身好衣裳,没有一辆好轿车,没有一套公寓,没有一家不错的旅馆的生活里,肉体必然会指向死亡,但是即使你在梦中发现尸身不腐这个惊悚的细节,即使你在醒来成为乐观主义者,即使你有一丝宗教信仰的庇护,但是肉身之死必然要发生,无法阻挡。克雷文也是无法摆脱一九三九年这个时间,而在“默片之家”的地方,他拼命赚钱相信爱情可以在肉体以外生长出来,也无非是一种自我安慰,库伦马厩弄里发生的惨案,就是覆灭了人之生存的唯一肉体,一个男人的脖子被人用切面包的刀从左耳根切到了右耳根,在这桩恐怖的凶案面前,克雷文或者只是听说,但是那个电话分明把他带向了恐惧的起点,带向了肉体的终点。

“这种事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在我身上?”我完全变成了一个物体,“身上”就是肉体唯一位置,那不是梦,是另一个自己无法逃避的陷害,“他向前倾着身子,看见电话上方镜子里自己的脸,脸上星星点点的是细细的血滴,像香水喷雾器喷出的水珠。”没有传说,没有梦境,没有信仰,血如水珠一样滴落下来,滴进一九三九年的恐怖之中。克雷文是想要逃避的,他用梦,用赚钱的方式,是想要有一个身体之外的爱情,但是当爱情真正远离肉体之外,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情色电影》里是有着看上去像爱情的东西,卡特和卡特太太在某个夜晚走进情色电影院,似乎是无聊,也似乎是寻找刺激,但是这只过不过是对于“某种腺体功能缺陷”的弥补,是对于种种冷淡表现的唤醒,但是徒劳,甚至陷入更深的肉体背叛中,那部情色电影却原来是三十年前的老片,而卡特就是主角,那个女人是个妓女。“他们付她钱了。五十英镑。她非常需要那个钱。”这是三十年前的理由,而三十年前的理由下,卡特所展露的无非是和金钱有关的肉体,所以在三十年后他还是在回归的肉体中,和卡特太太保持着某种刺激。

这像是一种拯救,情色电影无非是利用了肉体赚钱,它应该和爱情无关,和忠诚无关,但是三十年的肉体一样陷入到沦陷的尴尬中,人到中年,只留下一个颓败的肉体,进入卡特太太的身体也仿佛是对于肉体蔑视的报复,“上帝啊,我希望她死了。”在“别停,别停。”的呼喊声中,肉体承载的意义是救赎,是满足,还是另一种亵渎?“卡特静静地躺在黑暗里,有一点孤独和内疚。对他而言,在那里,他背叛了他唯一爱恋的女人。”肉体是无法转向的,即使三十年的遗忘,即使“别停别停”的呼喊,在已经寂灭的肉体世界里,在沦陷的现在时态里,生活只能指向背叛。

这是迷失的肉体必然要行走的道路,从生到死,从忠诚到背叛,从过去到现在。而在拯救肉体的努力中,总会有一种叫做精神的力量。《铁证如山》里那个为社团专门作集会的菲利普·韦弗,似乎就是一个拯救的神话,印度军团退休少校,对于菲利普·韦弗来说,这是一个属于过去的身份,过去的身份对应于过去的身体,但是在他看来,过去没有死去,相反,它在“铁证如山”中又走向了现在,走向了精神的绝对不死,即使现在患上了癌症,菲利普·韦弗也还要证明自己的不死甚至永恒。“真可悲,卡拉肖想,这个病人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放。如同生命是个濒临死亡的独子,而他仍希冀与之保持某种交流……”这是真的可悲,还是同为军官的卡拉肖上校对于历史的选择性遗忘?

但终于是变成了在场的死亡,变成了集会上众目睽睽的死亡,变成了布朗医生口中匪夷所思的死亡,“这个人死了肯定有一个礼拜了。”见证过战争期间有人开枪自杀,有人丧命于野地,却从未看见过如菲利普·韦弗一样的死亡,“面部的肌肉好似熟过头的水果,一碰便会掉下来。”但是却在“铁证如山”中维持了精神的不死,“或许他所说的铁证是指精神比肉体更长久,精神经久不衰。”精神超越肉体,精神维持活着,像一个传奇,也像是对于灵异社团的一次证明,但是这个证明最后却取得了反证的效果,菲利普·韦弗的确死了,而且精神也死了,“然而他实际上所展示的却是,在没有肉体的协助之下,精神如何在七天内腐烂为喃喃的胡言乱语。”

精神不是拯救肉体而带向永恒,却是制造了胡言乱语,不是改变了和物质相对的价值观,却一同和肉体走向死亡,“铁证如山”证明的不是不死,而是必死。必死的爱情,必死的婚姻,必死的肉体,必死的时间。就像《纯真》里,我在三十年之后想要的是找回纯真的味道,是要从“带着柴火的烟味儿,带着黑暗中潮湿的铺路石沁出的凉意”的现实重返童年,那个八岁的女孩,那种懵懂的爱,看起来就是一种永恒,“我相信,从她之后,我再也没有体验过。至少我再也没犯过对孩子的爱恋大加嘲笑的错误了。”即使回忆还在,那张洞里的纸片还在,却以完全隐喻的方式颠覆了纯真——纸片上画着的不是童年纯真的爱恋,而是赤裸裸的色情图,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对应着一个身体和另一个身体,而首字母的缩写就属于我,所以这个幼稚的色情图是我关于童年无法抹去的记忆,却只和身体有关,但是当纯真变成了色情,寻找只是徒劳,“只是当我觉得这幅画不堪入目时,三十年的光阴已然逝去了。”

三十年光阴逝去,最重要的逝去当然是身体,所以指向肉体的色情图作为一种记忆,完全变成了关于身体的沦陷。无论是马林的腹鸣,还是克雷文的恐惧,无论是韦弗的胡言乱语,还是那张幼稚的色情图,都在肉体世界里成为一种象征,但是在这陷落的身体之上,需要的是一种拯救,解除警报是解救,“铁证如山”是解救,重新定义纯真是解救,而在肉体世界里,最后的拯救或者是找到上帝,找到信仰。但是上帝在哪里?《里弗先生的机会》其实没有机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只有随时叮咬的蚊子,只有肿胀的黑人尸体,只有帐篷和脚踝,“或许你会相信上帝,那个体恤人性脆弱的仁慈的上帝,会乐意给里弗先生三天幸福的时光,从咬噬的齿轮上解脱的三天,而他正穿越丛林开始返乡,带着外行的伪造签字,还有被感染的黄热病血毒。”所以在这生死考验里,在这肉体威胁中,上帝无非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当你深陷丛林,满目枯草,被死亡重重包围,无人生还,不会抱有坚定的精神信念。”那一个带着肉体不死精神不灭的上帝,其实抵不上他对远方的妻子说的那一句话:“照顾好自己。别忘了喝啤酒和牛奶。”

上帝在哪里?这是只有深陷在困境中才会变成一种无奈,这仅仅和拯救有关,却是对于信仰的背叛。“我有一种直觉,神是存在的,我的人生路上有种种非比寻常的巧合,它们像丛林里为豹子设下的陷阱,拦住了我们去路,于是偶尔,我也会惊诧喟叹,几乎就此产了信仰,然而,神就可以将他的创造物弃于‘自由意志’的滔天罪恶之下吗,我在理智上厌弃这样的神。”《剖白之暗示》里那个火车旅行中的旅伴,似乎就将这种背叛抛向了关于造物主和自由意志之下罪恶的矛盾,上帝像是因父亲,而旅人的天主教徒父亲就是将他抛向了深渊,“他的手段就是腐蚀我,让我堕落。他制定了一个精巧的可怕计划。”计划或者会改变,意志或者会动摇,但是身体呢?如何逃脱死亡的威胁,如何避免堕落的痛苦?上帝在别处,对于每一个无法拯救的人,或许只有背叛。

背叛的爱情,背叛的纯真,背叛的上帝,似乎这个时代总是响起马林那悲哀的腹鸣声,一九三九年,或者一九四〇年,其实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事件:战争。战争制造了恐怖,战争带来了死亡,战争动摇了信仰,战争的世界里只有而“尔虞我诈”。“牛津圣安布鲁斯学院”,这个在战争中出现的学校,其实没有真正的学校,没有真正的教师,没有真正的秩序和仪式,有的只是骗子和谎言,“普利斯盖特在这儿就是科学课程导师了。我管历史和文学。我想你嘛,亲爱的,可以搞定——经济学吧?”文学士芬尼克、药剂师普利斯盖特组建的函授学院无非是一个没有实体的空壳,所以在芬尼克外甥女伊丽莎白看来,这就是一个骗子学校。不仅“学校”里充满了欺骗,生活里似乎到处是谎言,骗子学校看见德莱弗爵爷,便录取其儿子,一方面骗子学校需要这样一种有地位的人的加入,另一方面,德莱弗爵爷接受儿子被录取,实际上也只是一个谎言,没有权势,没有地位,儿子身子还在监狱里,但是他把监狱说成是教养学院,让儿子说是在那里服役。谎言里套着另一个谎言,这一个谎言对应着别人的谎言,所以不管是授学位的仪式,还是最后爵爷的儿子和伊丽莎白之间相亲,也都是欺骗事件的继续:“他们没来由地相爱了,就在公园里,为了省几个两便士铜币就坐在长椅上计划着如何去骗那两个老骗子,他们知道自己可以青出于蓝。”

战争带来了“尔虞我诈”的现实,所以在这种欺骗中,所谓的婚姻和爱情也都只是一个游戏而已,在这样一个没有人能摆脱的游戏世界里,肉体的意义在不断地被消解,而在肉体消亡中,精神即使作为一个象征也没有了救赎意义。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背叛,一切都是死亡,一切也都是毁灭。“我的房子哪里去啦?”在托马斯先生从厕所里出来,逃离沃姆斯利公地帮孩子的恶作剧之后发出的这一声疑问,不是针对孩子,而是针对这个充满着“毁灭者”的世界,孩子们拆掉的只是“小气鬼”的房子,却在深层意义上是对于这个到处是爆炸的世界的模仿。房子就像人的肉体,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放置自己的地方,房子去了哪里?肉体去了哪里?信仰去了哪里?只有破坏,只有消亡,只有毁灭,“片刻之前,那房子像个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的男人一样庄严地矗立在轰炸废墟当中,然后,砰,哗啦啦,什么都不剩了——一件不留。”

一支出卖的枪

编号:C38·2140925·1110
作者:【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0年09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532751518
页数:273页

“莱文并不把谋杀当作一回事。他只不过在做一项新工作。干起来需要小心,得用脑子。杀人与仇恨无关。”受雇以及被陷害,在双重利益和矛盾中,杀手的存在到底有何意义?在格雷厄姆·格林的世界里,豁嘴杀手莱文就是一个非正统的反英雄式人物:容貌有缺陷、自我厌恶、对人生充满仇恨,这样的杀手在一起国际暗杀案引发的双重追捕中死去,隐喻了一个充满洛仑兹效应的政治世界。而这样双重的隐喻成为格雷厄姆·格林文本中的那一把杀人和自杀的枪——“恶”无处不在,暴力、犯罪、背叛、堕落比比皆是,可最惊心动魄的却是个人内心的道德和精神斗争,卑琐、绝望至顶点,污泥中却能绽放人性的光彩。


《一支出卖的枪》:杀人与仇恨无关

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怒火,“谋杀不谋杀人我不在乎,主要是他出卖了我。”
——《第五章》

枪和枪没什么区别。黑色的街道,黑色的影子,黑色的枪,黑色的枪口,即使房间里有取暖装置,即使街道上有光亮的大窗户,即使有煮鸡蛋的香味,即使有闹钟的响声,黑黑的枪口还是会射出子弹,射进毫无防备的身体,“莱文从公事包里掏出手机,朝部长的脊背上射击了两次。”两次,一次是死亡,另一次是彻底的死亡,最后朝脑袋补上的一枪其实没有了任何意义,“像个中国泥娃娃似的打开了花”不是比喻,是对于自己杀手职业的完美肯定。而对着门板后面的女秘书开枪,则是最后消灭见证人的行动,也是两枪,尖叫声终止,也是想补上最后一枪,“手枪几乎触到了她的眼睛”,干净、利索地完成任务,一切又恢复了黑色。黑色是枪响的起始,黑色也是枪响的终结,在最后他举起枪,朝着马尔库斯射出的子弹也分明是对于黑色世界的复仇,包括给他假钞的查姆里,包括加害安的戴维斯,也是两枪,“本来一枪就可以解决问题,他却打了两枪,好像他打的不是这个号叫着、淌着血的肥胖的戴维斯先生,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被他射中,是最后的复仇,孤注一掷,怀着满腔怨气、乖戾、狠毒的身影却最后留在了枪声里,那子弹以同样的方式射向了自己的身体:“正当他犹犹豫豫地对窗外瞄准时,背后的门撞开了,桑恩戴尔斯的枪弹从背后打进他的身体。死亡带着无法忍受的痛苦降临在他身上。他必须像女人分娩婴儿一样分娩自己的痛苦,剧烈的阵痛使他呜咽着、呻吟着。最后它从他体内出来了;莱文随着己的独子走进广阔无垠的寂寥中。”

死和死也没有什么区别。无法忍受的痛苦降临到国防部长的身上,降临到门板后面尖叫的女秘书身上,降临到查姆理、戴维斯和马尔库斯身上,也降临到自己身上。剧烈的阵痛,伴着呜咽和呻吟,只有死亡的时候一切才被解脱,而这样的疼痛对于杀手莱文来说,却像早已经发生过一样,当安用热咖啡泼到他脸上的时候,他也呻吟了一声,也感受到了疼痛,“这是那个老国防部长感受过的,是那个女秘书感受过的;莱文的父亲脖子上套着绞索,身体往下一坠,尝的也一定是这种滋味。”这是死亡的滋味,在活着的莱文身上,却变成了一种永远的象征,就像他丑陋的豁嘴一样,是烙在心里无法根除的疼痛。

可是,杀人与仇恨无关。在莱文看来,枪杀别人只是一个射出子弹、拿到钱的交易而已,枪杀不是谋杀,不是复仇,不是爱国,仅仅只是“在做一项新的工作”,工作就要小心,就要用脑子,就要用钱来衡量,不管站在他对面的人是政治家,是警察,是军火商,还是想要逃跑的女秘书,和他的生活本来没有任何瓜葛,他只要按照步骤射出子弹,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报酬,就可以继续下一项工作。可是,莱文手里拿着的却是一支出卖的枪,出卖的枪,会带着他走向一个被出卖的命运,所以当桑恩戴尔斯的枪弹从背后打进他身体的时候,他已经走在了被“其他人”控制的圈套里,他们戴着假面具,甚至是幸福家庭的假面具,把莱文置于死地,一声枪声是他无法逃脱的命运。

无法逃脱的命运对于莱文来说,终点是桑恩戴尔斯的枪弹,而起点或者是那丑陋的人生。他有着难看的豁嘴,“小时候缝得太不好了,直到现在上嘴唇还扭扭着,留下一个疤痕。”这是鲜明的标记,从第一次做杀手开始,他就需要掩盖这个明显的丑陋标记,而最直接的掩盖方式,便是把每一个看见枪杀行动的见证者消灭。杀死女秘书,就是为了把自己最鲜明的标记从现场抹除,而最有效的方式是让见证者永远不说话。但是见证者之死也无法消除自己身上的这条疤痕,因为这条疤痕,他是丑陋的人,因为这条疤痕,他没有女朋友,因为这条疤痕,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因为这条疤痕,他把自己隐藏在枪口下。

但是,在这个充满火药味的欧洲大陆上,在这个丧失了信任的世界里,在这个被随时看见的现实中,他是无法隐藏自己的,即使心中的怨恨、恐惧和复仇被一把杀人的枪所掩盖,也终有一天要被别人揭开来看。枪杀部长的交易并不是一项新的工作,“五十万镑!可他只给我两百镑,而且是假钞票。”这就是一项新工作对于莱文的报仇,他不是拥有,而是被陷害,“我口袋里装着一百九十镑,可是连一盒火柴也不能买。告诉你,我中了人家的圈套了。我从来没有偷过那些钞票。是一个混蛋栽在我身上的。”

干净、利索的交易最后变成了一个阴谋,而当安的那被热咖啡泼到莱文的脸上的时候,烫得生痛的感觉一下子激活了他内心的恐惧,这不是死的恐惧,而是活着的恐惧。“一副丑陋的脸相。他生下的时候父亲正关在监狱里,六年以后,父亲因为又犯了别的罪被绞死了,母亲用一把菜刀了结了自己的性命。”父亲被绞死,母亲自杀,对于莱文来说,他们都以极端的方式终结了生命,但实际上是不想痛苦地生活,而莱文拥有的那一张丑陋的脸,何尝不是生活痛苦的象征,再加上这样的陷害,使得他在恐惧面前再也找不到信任和爱,“他习惯的是恐惧。二十年来他心头一直埋着恐惧。使他手足无措的反而是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畸变的生存,让他在痛苦中越陷越深,“我不想坐牢。我宁可叫他们绞死。我父亲就是被绞死的。”而实际上,莱文是厌世的,对于厌世的情绪,他只有扣动扳机射出子弹的时候才会有一种生的快感,而且是唯一的快感:“除了苦味以外,他的舌头不习惯尝到别的味道。他是仇恨抚育大的;仇恨把他造成这样一个又黑又瘦、杀人成性的汉子。”

但是,安却以一种异样的方式闯进了莱文的生活,偶遇,仅仅是偶遇,便打开了他通向世界的另一扇窗户。第一次相遇的时候,莱文做完了枪杀国防部长的新工作,他从安的身边走过,“他身上穿着一件黑大衣,样子又寒冷、又有些紧张。他生着一个豁嘴。”第一次相遇便只是被安看见那个作为标记的豁嘴,而第二次相遇的时候,莱文已经开始逃亡,在火车站里,他需要一张离开的车票,恰好遇到了安,而安正好是追捕他的警司麦瑟尔准备结婚的女友。“我要你的车票。警察在追捕我。无论怎样,我也要把你的车票弄到手。”一个享受着爱情,一个带着豁嘴的丑陋标记,一个可以安全登上火车离开,一个却被庞大的组织陷害和追踪。莱文和安,在第二次相遇中,注定是一次碰撞,甚至是生与死的抉择。

“是杀人了吗?”她把脑子里想的说出来,莱文被解读了,不是害怕,而是另一种恐惧。但是安却给了莱文一种信任和信心,她说她不会去报警,她说你的相貌没什么难看,她还希望他能找一个女友。“你的样子并不丑。你应该有个女朋友。有了女朋友,你就不会老惦记着你的嘴唇了。”丑陋的标记被轻易抹去,还带给他一种爱情的希望,所以一张车票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和信任,在底端的莱文是一种恶的象征,而安却是善的象征,“安相信命运、相信上帝、相信善和恶、相信马厩里的耶稣以及庆祝圣诞节的一切仪式。她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人们投掷到一起,驱使人们走上他们不情愿走的道路。但是她打定主意自己决不参与任何事;既不扮演上帝的角色,也不参加魔鬼的游戏。”不是上帝,她却把他带向一种看得见光的地方,不是魔鬼,她却被一桩杀人案推向了死亡的边缘。而实际上,安“绝不参与任何事”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期望,在道德沦丧的戴维斯面前,她也像莱文一样逃不出设下的圈套,“她同戴维斯先生的一双沾满了酥糖、黏黏糊糊,既柔软又有力的大手挣扎的时候,她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死的恐怖。”

所以,对于这样的恐怖,根本没有逃离的可能,不管是莱文,还是安,都被无情地卷进了漩涡。而警司麦瑟尔,作为庞大组织的一个部分,在这起追捕中也被某种恐惧所笼罩,“我是要她死了、没有犯罪呢,还是叫她活着,成为一个罪犯呢?”这是矛盾的现实,而这样的矛盾也隐含着社会信任的缺失,在他面前,或者只有规则,只有秩序,只有工作:“即使他的女友被谋害了,知道自已是在按照世界上最优秀的警察的准则办事,他还是心安的。”只不过是自我安慰,而他甚至在调查女友失踪事件面前,也缺乏着莱文的那种勇气,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救赎力量。他闯入了戴维斯的那幢房子,解救了奄奄一息的安,那一刻,安在他心里已经变成了救赎者,变成了给他希望的同伴,“我的上帝,你要是真把她害死了……你知道,肚子挨枪子是什么滋味吗?躺在那儿,不断地流血……”莱文的第一个想法是复仇,“如果女孩子已经死了,我就要把他们打死,我要把枪弹打进叫他们疼痛不堪的地方,叫他们一点儿一点儿地断气。”

曾经把杀人理解为一项新的工作,杀人和仇恨无关,但是在安面前,他却颠覆了自己的价值观,甚至把自己被陷害的痛苦转变成一种对于爱的象征的解救,而这种解救就是另一种复仇。他把安转移到有麻袋和木板的地方,给她养伤,“简直像咱们家似的。”“咱家”是一种统一体,是温暖,是信任,是生的希望,是恐惧的反抗。安问他的教名,而莱文却说:“教名?基督教!真让人笑掉大牙。你认为今天人家打你左脸,还有人会把右脸递过去?”他没有信仰,也不需要信仰,甚至在内心深处,还保持着对于社会的质疑,“你弄错了。你以为家意味着一个上班工作的丈夫、一个暖暖和和的煤气炉、一张双人床、毡子拖鞋、摇篮什么的。不是的。家是禁闭孩子的单间屋子,只要你在教堂里说话,或者不管做了什么事,就都要挨一顿棍子,关在‘家‘里。只给面包和白水。要是你不老老实实的,马上就有个中士过来把你打个鼻青眼肿。这就是‘家’!”在一个父亲被绞死、母亲自杀的成长世界里,家就是一种痛苦的记忆,但是他却需要有人走进他的心里,哪怕是有限而带有警惕地走进,“谋杀不谋杀人我不在乎,主要是他出卖了我。”在莱文看来,他依然只是一个杀手,杀手有杀手的规则,只要不被出卖,就是一个不承担罪责的工作,但是安和莱文,毕竟不在同一种世界里,她告诉莱文,被他枪杀的国防部长其实做了很多好事,比如削减军费,比如改建贫民窟,“他不是阔佬。他不想打仗。所以他们才把他打死。”

一次枪杀背后的政治博弈,国防部长被枪杀,也是某种善的沦落,而策划这起枪杀事件的马尔库斯爵士却需要发动一场战争,“五天之内,至少有五个国家就要相互开战,军火的消耗已经上升到每天数百万英镑。”所以莱文的恐惧并不是生命意义的恐惧,而是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的恐惧,是可能发生的毒气战的恐惧,也是对邪恶政权的恐惧。但是一个人是改变不了整个局势的,当他走进中部钢铁公司大楼的时候,他所实施的依然只是自己的复仇,自己被出卖的复仇。还是那把被出卖的枪,那把复仇的枪,被射中的是整个世界,也是一个人的世界:“莱文开枪打的就是他一生的生活:他母亲的自寻短见,长年幽禁在少儿管教所里,赛马场的流氓集团,凯特之死,老部长和老妇之死……他没有别的任何出路。他试图向一个人忏悔,但结果仍然像过去一样碰了壁。除了你自己脑子里想象的人以外谁也无法信任:没有一个医生、一个牧师或一个女人可以信任。”他没有醒来,在复仇计划中,安尽管给了他信任和力量,但是他天生的恐惧依然把安当成自己对面的那个世界的正常人,当做把他出卖的“其他人”——他们是死在底下室的母亲,是管教所里的牧师,是查洛特街上那个鬼鬼祟祟的医生,也是查姆里背后的戴维斯、戴维斯背后的马尔库斯。

而当他被桑恩戴尔斯的枪弹打死的时候,他也第一次尝到了死亡的疼痛,像女人一样分娩婴儿,实际上是带去了他内心的那种恐惧,那种仇恨,那种与生俱来的阴影,杀手之死,罪恶之死,而对于安来说,也是一种痛苦,“她想:痛苦从来就被认为是一种赎罪。她毫无道理地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因为她是绝对不可能阻止一场战争的。”不可能阻止一场战争,但却延期了那场战争的爆发,世界似乎正在向着善的方向发展:“桥下一条条灯火通明的狭窄、寒酸的街道,像星光一样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糖果店,卫理公会小教堂,教堂门前石板路上用粉笔写着一些通知……她这时想的正是麦瑟尔刚才想的事:这就是和平的环境。”和平的环境让安平安到家,也让她心中的阴影消失了,但是这种带有救赎意义的象征故事并不是整个世界最后的景象,那种肮脏、欺诈和亡命依然存在,那种复仇、乖戾、狠毒的影子依然飘荡在欧洲大陆的街上。

呯,呯!两声枪响,世界再次响起枪声,射出子弹的不是个人主义的杀手,而是战争中无处可逃的“其他人”,他们是敌人,他们是罪人,他们是出卖的人。

逃避之路

编号:C38·2140730·1097
作者:【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01月第1版
定价:51.00元亚马逊38.40元
ISBN:9787532763320
页数:359页

1904-1991,格雷厄姆·格林的生卒之年只用一个“-”隔开,而其实他的一生并非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符号连接,二战伦敦空袭、战后原殖民地独立浪潮、中东战争、地区冲突,他经历了许多,而在这危险的人生过程中,他的“逃避之路”却处处充满恶,暴力、犯罪、背叛、堕落比比皆是,人物卑琐、绝望至极点,可是污泥中却能绽放人性的光彩。这正像他自己,在最危险、最动荡的地方,寻找一种死亡逼近的悲剧意义,他曾经在奠边府战役前夕在危如累卵的法国军营里呆了一整天(此后不久奠边府即被炮火吞没,法军全军覆没),曾经在中东战争时期的苏伊士运河沿岸意外遭受炮击,整整四小时伏在沙地上一动不动,听着暴风骤雨般的炮弹从头顶划过,在身后爆炸。二战期间,他担任英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人员,在西非塞拉利昂从事反间谍工作整整两年。对于他来说,或者在悲剧中体会生命,在恶的世界里接近善。


《逃避之路》:你怎么看待自己

这本书不是自画像。我把这样一幅肖像留给我的朋友和敌人。不过,我的确发现自己许多年来—直在寻找某个自称为格雷厄姆·格林的人。
——《尾声》

格雷厄姆·格林的名字写在封面上,一个签名、一张照片,使他成为作者,而从序言开始,格雷厄姆·格林被包裹在一本359页的小说中,他是记者,他是特工,他是战士,他是共产党员,他是被一个叫格雷厄姆·格林写进小说中的人物,可是一本书并不能合上一个从25岁到75岁的人虚构的一生,不管是活着的作者,还是虚构的人物,当《尾声》里的“那个人”突然出现的时候,一个自画像便成为了“他者”,爱德华·托马斯的《诗集》里分明写出了这样一个和自己有关的“那个人”,他是在路上的旅者,他停留在这家客栈或那个旅馆,但是当巧遇那个跟他一模一样的人的踪迹的时候,“那个人”却总是沿着同一条道路“先他而去”——“总在前面”的相遇其实是错失,是陌生,是生疏,尽管在“是啊,我就是我”的启示下去追赶这和自己一样的人,但是:

赶上他时,
做些什么?我不做什么;我追赶
是为了证明我们一模一样,如果真是相像
那就留心观看,直至我熟悉自己的模样。

“尾声”的那个人在诗歌结尾的时候,变成了“他走了:我尾随:绝不停步/直到他打住,那么我也打住。”打住是在同一节奏中保持距离,是在相同的方向上看见背影,但是当诗歌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之后,“那个人”却并不在自己的道路上打住,他叫格雷厄姆·格林——仅仅是在使用这个没有版权的姓名,没有签名,没有照片,只有讹诈的小案件,只有和女人的神秘电话,只有入狱之后公布的那封信,只是在这个也是“专业作家”的故事里,他把自己的经历当成了小说的一部分,被捕、漫游,以及写作和销声匿迹,而尾随的我终于在“打住”的现实中中和“那个人”保持足够的距离,“自称格雷厄姆·格林的人,也许他是某个约翰·斯金纳,一个臭名昭著的越狱犯;或者根据印度警方的情报,他的名字荒谬地叫作梅雷迪思·德瓦格。”甚至最后圣地亚哥的报纸宣布,智利总统阿连德“被一个骗子骗了”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绕不过的并不是爱德华·托马斯《诗集》里的“那个人”,也不是拥有没有版权的格雷厄姆·格林的陌生人,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疑惑:我是否一直是个骗子?我是“那个人”吗?我是纳金斯吗?我是否甚至可能是梅雷迪思·德瓦格?

仅仅只是一个格雷厄姆·格林的名字,我如何成为我自己?我是否永远不遇见“那个人”?或者我就是那个人,那个被自己虚构又虚构别人的人,谁来证明你就是格雷厄姆·格林,谁来告诉你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在这个和自己有关的形而上学问题面前,25岁的格雷厄姆·格林在第一部小说里其实已经知道了自己无法逃脱“那个人”的寓言,这本名为《内向的人》的小说第一句是这样写的:“最后的光亮渐渐消去,他翻过青草覆盖的丘原坡顶,一见山下的树林,内心一阵轻松,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最后的光亮其实是最先的光亮,是我从某种阑尾手术中走出看见的光亮,是我在伯克姆斯特德父母客厅里的写字台上看见的希望,在经受了数月没完没了的折磨煎熬之后,那种听天由命的感觉让我一下子看见了翻过青草覆盖的丘原坡顶之后的那种轻松感,“眼泪几乎夺眶而出”的现实给了我一个明白的自己,“开场白写得并不好,因为它读起来像诗歌,不像散文;我一直想把它改了,可那就好像是我那年轻的自我。”

那是年轻的自我,那是诗歌的句子,那是一个在今天看来就是沉溺在其中的“那个人”,而当《内向的人》只是遥远的25岁时一个记忆符号的时候,在现在来说,我只是读到了这样的自我,读到了这样的诗歌,读到了那个呆在历史中的格雷厄姆·格林,所以我矢志不渝地记住这个年轻句子,就是在寻找属于我的“那个人”:“现在我瞧自己就像是一部历史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刚刚动笔写一部历史小说。”在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就是那个人,就是和现在相隔了五十年的那个人,一模一样,却总是保持着距离,而在75岁的现实里,当我真正遇见过另一个叫格雷厄姆·格林的人的时候,我的小说就已经开始另起一行,它的第一句里没有“最后的光亮”,没有“青草覆盖的丘原坡顶”,也没有山下的树林,当然更没有夺眶而出的眼泪,只有“这是多么漫长的道路啊!”的感慨。

格雷厄姆·格林:走在不可逃避的逃避之路上

漫长的道路,是跨过五十年的回忆,还是和那个人永远无法追上的距离?或者是自己在历史小说中不想走出的逃避之路?“我让书中这个年轻人通过在加的夫登船当一名黑人水手而获得某种满足,借以逃避中产阶级,逃避他不能与之融合相处的感觉。又是逃避!我想‘逃避’两字从扉页起会频频出现,贯穿全书。”所以逃避是“那个人”必然要走的那条路,使自己脱离自己又寻找自己的迂回之法,为什么要写过去?“是不是因为我模糊地意识到我对当今世界知之甚少,所以才想逃避它呢?是不是因为历史比较容易接近?”历史是一个过去的集合,历史是写在书里的时间,它无法漫过现实的边界而干扰我的生活,“比如我在病床上阅读的走私史。”它以“那个人”的身份出现,也制造和“那个人”有关的一切奇遇。

所以小说的世界是安全的,贯穿全书的“逃避”是把自己放在封闭而虚构的历史里,“第三章,某某,出场。”这些将人物隔开的叙述后面是一个安全的场景:《斯坦布尔列车》中人物藏在一个铁路工棚里,在《一支出卖的枪》里人物躲在一栋空房子里。不管是富裕的理想主义者奥利弗·钱特,不管是谈论马克思主义、历史价值或者西班牙战争以及海明威的新书而不谈冒险经历的诗人努达尔·格里格,他们的逃避其实面对的是身体的病态和死亡的威胁,可是在小说中,对于叫做格雷厄姆·格林的我来说,我控制着每一个人的命运,这种把自己抽离而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在小说的世界里被安排:“好像我想逃避小说广阔的流动性,想在一个狭窄的舞台上表演情节,在这个舞台上,我可以导演我所创作人物的每一个动作。”

这便是我写小说的缘由,逃避现实的广阔性,也逃避小说的广阔性,在那个被安排的狭窄舞台上,他们面临的是无法自己把握的命运,而那些“固执地拒绝鲜活起来”的人物,也只是为了故事的展开——《英格兰造就了我》中的克罗,《布莱顿棒糖》中的酒吧女侍,《事情的真相》中的威尔逊,《爱到尽头》中的斯迈思,《麻风病人》中的帕金森。当诗人努达尔·格里格1943年死于对柏林的空袭,那谜一样的历史并不能提供和死亡有关的确切信息,“他死在此地”其实是一个被抛弃的命运,是我在逃避之路上寻找到的一个文本寓言。

在文本之外,我其实在身体里寻找逃避的寓言,如果引用1849年11月23日古斯塔夫·福楼拜献给他的母亲的那句话就是:“当我的身躯继续着它的旅程的时候,我的思绪却在不断回顾,沉浸在过去的岁月之中。”依然是过去,过去的身体,过去的旅程,如果说文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排的舞台,那么在身体的旅行中,抵达的是“独立自主”的生长,这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力量:“一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必然与作者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他们出自作者的躯体,就像孩子产自子宫,然后脐带被剪断,他们发育生长,渐渐独立自主。”

漫长的道路开始了,那里充满的冒险的故事,而这样的冒险将小说和身体的逃避结合起来,比如1940年夏天的骚森德,是关于二战的空袭,31岁时利比里亚的游历,是关于死亡的体验,1942年西非的弗里敦的驻扎,是关于自由的寻找,甚至我那场只和生存有关的婚姻破裂,也只是一种叫做苯齐巨林的药物带来的折磨,身体在另一个世界里复活,也在另一个世界里死去,而当小说和身体结合在一起,我已经从单纯的小说创作走向了冒险意义上的“逃避”,那里有接近死亡的梦,“那天夜晚发现自己渴望活着似乎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一种皈依,以前我从来没有过皈依的体验。”在利比里亚的旅行中,诱人的死亡其实换做了对于活着的渴望,所以当表妹贺芭芭拉在日记中记下历险故事的时候,那个格雷厄姆也已经慢慢变成了“那个人”——“格雷厄姆是个天主教徒,我昏昏沉沉疲惫不堪的头脑里突然想到,如果他死了,我应该为他点蜡烛。”这是一种最真切的感受,但是在表妹的文本世界里,格雷厄姆反而成为一个像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充满了虚构性,这和我曾经在四年半时间里看了四百部电影一样,是完全对于真实自己的“异化”:“逃避那些顽固不化拒绝鲜活的次要人物,逃避忧郁情绪一个半小时,小说家在自己幽僻的世界里连续生活了太长时间,忧郁情绪必定降临到他的身上。”

在死亡的威胁中充分感受活着,这样的逃避看起来就是抵抗忧郁,抵抗顽固不化的鲜活人物。在伦敦的空袭中,我看见被消防车碾过尸体的地雷之夜,看见“炼狱似的一群群男男女女穿着肮脏破烂沾着斑斑血迹的睡衣站在幸存的门道里”,在看见之后,我写下了《伦敦人》:“整个战争年代里,我从事的不是真正的写作——它是一种逃避,逃避现实和责任。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他的小说是唯一的现实,是他的唯一责任。”在1948年的维也纳,我看见了美国、俄国、法国和英国在占领区轮流执掌的现实,而在那时我也做了电影故事《第三者》;在1951年逃避到马来亚看见了马共和自然灾害共同对这片土地的作孽,只是《杜邦先生》没有真正写完。而其实,在这些非洲、亚洲的冒险经历中,在不断有新的文本的构思中,逃避之路最后变成了发现之旅:发现文明的侵袭,发现现实的残酷,发现信仰的失落。原先我以为战争会解决现实中的忧郁,但是战争带来的更多是死亡,“在对伦敦的空袭中、在被潜艇击沉的轮船上,在黑尿病滋生的非洲,不过我还活着,操起雏妓的旧业,将不幸带给我热爱的人。”所以在《恐怖部》里,我写道:“怜悯是残酷的。怜悯极具破坏力。”而在亚洲的越南,茅茅暴动中,我看见的是成片的死亡:“在我前面两英里,穿过哈尼亚河就是茅茅分子为主的‘霍尔要塞保留地’,前年袭击教区者就来自那里;我身后十五英里是拉列大屠杀现场,吉库尤地方军的150个妻子和儿童被乱砍乱劈致死;六英里以外,我能看见阿伯德尔山脉森林覆盖的山坡,那是主要敌人德丹·基马蒂‘将军’经常出没的地方。”而非洲海岸的地区,“这个镀锡铁皮屋顶的世界,兀鹫尖叫俯冲的世界,暮色中红土小路变成玫瑰色的世界”也并非是冒险的乐园。

其实在和种族有关的冲突战争中,他们背后总是站着更顽固、更残酷的敌人,西方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世界的“他者”,在这里,文明成为一个虚构的词,成为一个沾满着鲜血的词,文明的攻势“在土制枪炮和钢铁砍刀的手里”,而在另一面,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教给了我们进步的思想”,所以进步的思想在战争和冲突中,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如果从过分英勇和纯朴的角度去描绘茅茅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很容易,那么抹黑他们的对手也会很容易;因为以开枪为乐的东非步枪欧洲警察或者地方军在争斗中手上都不是干净的。我想,也许将来最棘手的问题是种族血仇在热战之后延续下去。”对于这些地区的人来说,并非是欧洲将上帝带过来,而“经常是欧洲人把上帝赶出非洲”。当上帝被赶出,当文明被枪炮代替,被判处死刑的茅茅分子却在死牢里诡异天主教,他们寻找新的上帝,但是这样的寻找和诡异依然是一种逃避,甚至在我这个被认为是天主教作家来说,我也不希望被一种空洞的头衔所命名。

而在另一个世界里,马克思主义成为和上帝一样的救赎方式,但是我19岁时加入共产党而成为预备党员却让我无法进入美国,而在波兰写作电影《堕落的偶像》中,却亲见了教会和共产党的紧张关系,而其实在“天主教世俗阵线”基石的“帕克斯”运动领袖皮尔泽茨基那里,他“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以好战的北约强权为主题高谈阔论”,所以1956年的波兰是,“斯大林主义依然残留”。所以在这样的世界里,我所看见的信仰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异化的词:“信仰更像一场大风暴,幸运者被风暴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幸者被拋上海岸,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不管有没有信仰,结局总是在无法逃避中承受痛苦,而对于我来说,既不喜欢天主教,又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所以只是在小说、戏剧的虚构舞台上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我是在五十年代开始创作演出剧本的。像茅茅暴动、马来亚和越南战争一样,剧场使我感到新鲜,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逃避。”

有时从小说转向更容易控制的戏剧,有时从长篇小说转向幽默的短篇小说,这是新的逃避:“对于长篇小说作家来说,短篇小说常常是另一种逃避的形式———从不得不与一个小说人物生活数年中,从无意中学会了他的妒忌、他的卑劣、他骗人的花招、他的背叛中解脱出来。”而在小说中写到死亡的时候,我便感觉自己背叛了意志,因为我已经把现实的恐惧带进了小说,而不是让小说逃避现实,这是一种矛盾,就像以游客身份访问以色列,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中感受“极度恐惧”,或者“相当荒唐以至于荒唐驱散了恐惧”,而这也是我真正难以摆脱的矛盾情结:讽刺过美帝国主义,却又支持古巴卡斯特罗;讽刺过斯大林主义,却又支持布拉格革命;宣扬天主教教义,却不想成为天主教徒;脱离了共产党,却保留着党证作为纪念。

在马来亚,在印度支那,在越南,在中东,我总是处在死亡的边缘,处在身体游离的冒险地带,在某种程度上在是对抗着秩序,对抗着权力,对抗着异化的信仰,这种在《一支出卖的枪》里被命名为“正义的反叛者”的正义感,就是情有可原的犯罪,因为他遭到了“其他人”的追杀——“这个世界充满了‘其他人’,他们戴着成功的假面具,戴着幸福家庭的假面具。”而这些“其他人”犯下的罪行更加骇人听闻,“而且春风得意”。所以面对“其他人”,我在写作中,在身体的旅行中逃避现实,即使在我75岁“高龄”的时候,我依然在构思着新的小说,依然在寻找着新的逃避,前途不可预测,依然是那条漫长的道路,依然是25岁第一部小说的那句开头:“最后的光亮渐渐消去,他翻过青草覆盖的丘原坡顶……”

年轻的自己,活在虚构的历史小说中,青草覆盖的丘原坡顶之外是另一片树林,而这种情结看起来是永不停歇的逃避之路,但是实际上是陷在一种虚无中挣扎,当引用奥登的那句“人类需要逃避,就像他们需要食物和酣睡那样”的时候,当逃避与食物和酣睡一样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面对“其他人”,没有旅行,没有写作逃避的那些人如何面对自己生存的巨大悖论?“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有时我在想,所有那些不写作、不作曲或者不绘画的人们是如何能够设法逃避癫狂、忧郁和恐慌的,这些情绪都是人生固有的。”也就是说,不仅是那些不写作、不作曲、不绘画的人在人生固有的情绪里容易迷失自己,连五十年来一直在小说、戏剧中逃避的我也终于有一天看见了活在另一个现实里的“那个人”,逃避最终的结果是不可逃避,我是谁就成为一个文本无法回答的问题,就像1939年我征召去应急预备队的时候,将军问我的一个问题:“不过,你怎么看待自己?”

仿佛进入的是一个虚拟的战争,那个小说中的象征符号提供了源泉,也囚禁了自己,所谓“记忆”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无效反抗,那么多的“其他人”,那么多的“那个人”,在“不幸的未来或许有太多的暗示”的不安中,如何看待自己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人的一生或许就像格雷厄姆·格林这个没有版权的名字一样,是冒险、英雄和救赎的象征,而其实他也可能是骗子,是逃犯,是和我永远隔着距离,“沿着同一条道路先他而去”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