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09 《一支出卖的枪》：杀人与仇恨无关
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怒火，“谋杀不谋杀人我不在乎，主要是他出卖了我。”
——《第五章》
枪和枪没什么区别。黑色的街道，黑色的影子，黑色的枪，黑色的枪口，即使房间里有取暖装置，即使街道上有光亮的大窗户，即使有煮鸡蛋的香味，即使有闹钟的响声，黑黑的枪口还是会射出子弹，射进毫无防备的身体，“莱文从公事包里掏出手机，朝部长的脊背上射击了两次。”两次，一次是死亡，另一次是彻底的死亡，最后朝脑袋补上的一枪其实没有了任何意义，“像个中国泥娃娃似的打开了花”不是比喻，是对于自己杀手职业的完美肯定。而对着门板后面的女秘书开枪，则是最后消灭见证人的行动，也是两枪，尖叫声终止，也是想补上最后一枪，“手枪几乎触到了她的眼睛”，干净、利索地完成任务，一切又恢复了黑色。黑色是枪响的起始，黑色也是枪响的终结，在最后他举起枪，朝着马尔库斯射出的子弹也分明是对于黑色世界的复仇，包括给他假钞的查姆里，包括加害安的戴维斯，也是两枪，“本来一枪就可以解决问题，他却打了两枪，好像他打的不是这个号叫着、淌着血的肥胖的戴维斯先生，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被他射中，是最后的复仇，孤注一掷，怀着满腔怨气、乖戾、狠毒的身影却最后留在了枪声里，那子弹以同样的方式射向了自己的身体：“正当他犹犹豫豫地对窗外瞄准时，背后的门撞开了，桑恩戴尔斯的枪弹从背后打进他的身体。死亡带着无法忍受的痛苦降临在他身上。他必须像女人分娩婴儿一样分娩自己的痛苦，剧烈的阵痛使他呜咽着、呻吟着。最后它从他体内出来了；莱文随着己的独子走进广阔无垠的寂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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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38·2140925·1110 |
可是，杀人与仇恨无关。在莱文看来，枪杀别人只是一个射出子弹、拿到钱的交易而已，枪杀不是谋杀，不是复仇，不是爱国，仅仅只是“在做一项新的工作”，工作就要小心，就要用脑子，就要用钱来衡量，不管站在他对面的人是政治家，是警察，是军火商，还是想要逃跑的女秘书，和他的生活本来没有任何瓜葛，他只要按照步骤射出子弹，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报酬，就可以继续下一项工作。可是，莱文手里拿着的却是一支出卖的枪，出卖的枪，会带着他走向一个被出卖的命运，所以当桑恩戴尔斯的枪弹从背后打进他身体的时候，他已经走在了被“其他人”控制的圈套里，他们戴着假面具，甚至是幸福家庭的假面具，把莱文置于死地，一声枪声是他无法逃脱的命运。
无法逃脱的命运对于莱文来说，终点是桑恩戴尔斯的枪弹，而起点或者是那丑陋的人生。他有着难看的豁嘴，“小时候缝得太不好了，直到现在上嘴唇还扭扭着，留下一个疤痕。”这是鲜明的标记，从第一次做杀手开始，他就需要掩盖这个明显的丑陋标记，而最直接的掩盖方式，便是把每一个看见枪杀行动的见证者消灭。杀死女秘书，就是为了把自己最鲜明的标记从现场抹除，而最有效的方式是让见证者永远不说话。但是见证者之死也无法消除自己身上的这条疤痕，因为这条疤痕，他是丑陋的人，因为这条疤痕，他没有女朋友，因为这条疤痕，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因为这条疤痕，他把自己隐藏在枪口下。
但是，在这个充满火药味的欧洲大陆上，在这个丧失了信任的世界里，在这个被随时看见的现实中，他是无法隐藏自己的，即使心中的怨恨、恐惧和复仇被一把杀人的枪所掩盖，也终有一天要被别人揭开来看。枪杀部长的交易并不是一项新的工作，“五十万镑！可他只给我两百镑，而且是假钞票。”这就是一项新工作对于莱文的报仇，他不是拥有，而是被陷害，“我口袋里装着一百九十镑，可是连一盒火柴也不能买。告诉你，我中了人家的圈套了。我从来没有偷过那些钞票。是一个混蛋栽在我身上的。”
干净、利索的交易最后变成了一个阴谋，而当安的那被热咖啡泼到莱文的脸上的时候，烫得生痛的感觉一下子激活了他内心的恐惧，这不是死的恐惧，而是活着的恐惧。“一副丑陋的脸相。他生下的时候父亲正关在监狱里，六年以后，父亲因为又犯了别的罪被绞死了，母亲用一把菜刀了结了自己的性命。”父亲被绞死，母亲自杀，对于莱文来说，他们都以极端的方式终结了生命，但实际上是不想痛苦地生活，而莱文拥有的那一张丑陋的脸，何尝不是生活痛苦的象征，再加上这样的陷害，使得他在恐惧面前再也找不到信任和爱，“他习惯的是恐惧。二十年来他心头一直埋着恐惧。使他手足无措的反而是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畸变的生存，让他在痛苦中越陷越深，“我不想坐牢。我宁可叫他们绞死。我父亲就是被绞死的。”而实际上，莱文是厌世的，对于厌世的情绪，他只有扣动扳机射出子弹的时候才会有一种生的快感，而且是唯一的快感：“除了苦味以外，他的舌头不习惯尝到别的味道。他是仇恨抚育大的；仇恨把他造成这样一个又黑又瘦、杀人成性的汉子。”
但是，安却以一种异样的方式闯进了莱文的生活，偶遇，仅仅是偶遇，便打开了他通向世界的另一扇窗户。第一次相遇的时候，莱文做完了枪杀国防部长的新工作，他从安的身边走过，“他身上穿着一件黑大衣，样子又寒冷、又有些紧张。他生着一个豁嘴。”第一次相遇便只是被安看见那个作为标记的豁嘴，而第二次相遇的时候，莱文已经开始逃亡，在火车站里，他需要一张离开的车票，恰好遇到了安，而安正好是追捕他的警司麦瑟尔准备结婚的女友。“我要你的车票。警察在追捕我。无论怎样，我也要把你的车票弄到手。”一个享受着爱情，一个带着豁嘴的丑陋标记，一个可以安全登上火车离开，一个却被庞大的组织陷害和追踪。莱文和安，在第二次相遇中，注定是一次碰撞，甚至是生与死的抉择。
“是杀人了吗？”她把脑子里想的说出来，莱文被解读了，不是害怕，而是另一种恐惧。但是安却给了莱文一种信任和信心，她说她不会去报警，她说你的相貌没什么难看，她还希望他能找一个女友。“你的样子并不丑。你应该有个女朋友。有了女朋友，你就不会老惦记着你的嘴唇了。”丑陋的标记被轻易抹去，还带给他一种爱情的希望，所以一张车票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和信任，在底端的莱文是一种恶的象征，而安却是善的象征，“安相信命运、相信上帝、相信善和恶、相信马厩里的耶稣以及庆祝圣诞节的一切仪式。她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人们投掷到一起，驱使人们走上他们不情愿走的道路。但是她打定主意自己决不参与任何事；既不扮演上帝的角色，也不参加魔鬼的游戏。”不是上帝，她却把他带向一种看得见光的地方，不是魔鬼，她却被一桩杀人案推向了死亡的边缘。而实际上，安“绝不参与任何事”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期望，在道德沦丧的戴维斯面前，她也像莱文一样逃不出设下的圈套，“她同戴维斯先生的一双沾满了酥糖、黏黏糊糊，既柔软又有力的大手挣扎的时候，她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死的恐怖。”
所以，对于这样的恐怖，根本没有逃离的可能，不管是莱文，还是安，都被无情地卷进了漩涡。而警司麦瑟尔，作为庞大组织的一个部分，在这起追捕中也被某种恐惧所笼罩，“我是要她死了、没有犯罪呢，还是叫她活着，成为一个罪犯呢？”这是矛盾的现实，而这样的矛盾也隐含着社会信任的缺失，在他面前，或者只有规则，只有秩序，只有工作：“即使他的女友被谋害了，知道自已是在按照世界上最优秀的警察的准则办事，他还是心安的。”只不过是自我安慰，而他甚至在调查女友失踪事件面前，也缺乏着莱文的那种勇气，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救赎力量。他闯入了戴维斯的那幢房子，解救了奄奄一息的安，那一刻，安在他心里已经变成了救赎者，变成了给他希望的同伴，“我的上帝，你要是真把她害死了……你知道，肚子挨枪子是什么滋味吗？躺在那儿，不断地流血……”莱文的第一个想法是复仇，“如果女孩子已经死了，我就要把他们打死，我要把枪弹打进叫他们疼痛不堪的地方，叫他们一点儿一点儿地断气。”
曾经把杀人理解为一项新的工作，杀人和仇恨无关，但是在安面前，他却颠覆了自己的价值观，甚至把自己被陷害的痛苦转变成一种对于爱的象征的解救，而这种解救就是另一种复仇。他把安转移到有麻袋和木板的地方，给她养伤，“简直像咱们家似的。”“咱家”是一种统一体，是温暖，是信任，是生的希望，是恐惧的反抗。安问他的教名，而莱文却说：“教名？基督教！真让人笑掉大牙。你认为今天人家打你左脸，还有人会把右脸递过去？”他没有信仰，也不需要信仰，甚至在内心深处，还保持着对于社会的质疑，“你弄错了。你以为家意味着一个上班工作的丈夫、一个暖暖和和的煤气炉、一张双人床、毡子拖鞋、摇篮什么的。不是的。家是禁闭孩子的单间屋子，只要你在教堂里说话，或者不管做了什么事，就都要挨一顿棍子，关在‘家‘里。只给面包和白水。要是你不老老实实的，马上就有个中士过来把你打个鼻青眼肿。这就是‘家’！”在一个父亲被绞死、母亲自杀的成长世界里，家就是一种痛苦的记忆，但是他却需要有人走进他的心里，哪怕是有限而带有警惕地走进，“谋杀不谋杀人我不在乎，主要是他出卖了我。”在莱文看来，他依然只是一个杀手，杀手有杀手的规则，只要不被出卖，就是一个不承担罪责的工作，但是安和莱文，毕竟不在同一种世界里，她告诉莱文，被他枪杀的国防部长其实做了很多好事，比如削减军费，比如改建贫民窟，“他不是阔佬。他不想打仗。所以他们才把他打死。”
一次枪杀背后的政治博弈，国防部长被枪杀，也是某种善的沦落，而策划这起枪杀事件的马尔库斯爵士却需要发动一场战争，“五天之内，至少有五个国家就要相互开战，军火的消耗已经上升到每天数百万英镑。”所以莱文的恐惧并不是生命意义的恐惧，而是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的恐惧，是可能发生的毒气战的恐惧，也是对邪恶政权的恐惧。但是一个人是改变不了整个局势的，当他走进中部钢铁公司大楼的时候，他所实施的依然只是自己的复仇，自己被出卖的复仇。还是那把被出卖的枪，那把复仇的枪，被射中的是整个世界，也是一个人的世界：“莱文开枪打的就是他一生的生活：他母亲的自寻短见，长年幽禁在少儿管教所里，赛马场的流氓集团，凯特之死，老部长和老妇之死……他没有别的任何出路。他试图向一个人忏悔，但结果仍然像过去一样碰了壁。除了你自己脑子里想象的人以外谁也无法信任：没有一个医生、一个牧师或一个女人可以信任。”他没有醒来，在复仇计划中，安尽管给了他信任和力量，但是他天生的恐惧依然把安当成自己对面的那个世界的正常人，当做把他出卖的“其他人”——他们是死在底下室的母亲，是管教所里的牧师，是查洛特街上那个鬼鬼祟祟的医生，也是查姆里背后的戴维斯、戴维斯背后的马尔库斯。
而当他被桑恩戴尔斯的枪弹打死的时候，他也第一次尝到了死亡的疼痛，像女人一样分娩婴儿，实际上是带去了他内心的那种恐惧，那种仇恨，那种与生俱来的阴影，杀手之死，罪恶之死，而对于安来说，也是一种痛苦，“她想：痛苦从来就被认为是一种赎罪。她毫无道理地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因为她是绝对不可能阻止一场战争的。”不可能阻止一场战争，但却延期了那场战争的爆发，世界似乎正在向着善的方向发展：“桥下一条条灯火通明的狭窄、寒酸的街道，像星光一样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糖果店，卫理公会小教堂，教堂门前石板路上用粉笔写着一些通知……她这时想的正是麦瑟尔刚才想的事：这就是和平的环境。”和平的环境让安平安到家，也让她心中的阴影消失了，但是这种带有救赎意义的象征故事并不是整个世界最后的景象，那种肮脏、欺诈和亡命依然存在，那种复仇、乖戾、狠毒的影子依然飘荡在欧洲大陆的街上。
呯，呯！两声枪响，世界再次响起枪声，射出子弹的不是个人主义的杀手，而是战争中无处可逃的“其他人”，他们是敌人，他们是罪人，他们是出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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