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子

编号:C39·2111128·0848
作者:【法】圣埃克絮佩里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0年年06月
定价:12.80元 卓越价8.70元
页数:183页

《小王子》是一部充满诗意而又温馨的美丽童话,被翻译成100多种语言,销量仅次于《圣经》。讲述了“我”在浩瀚的撒哈拉大沙漠上遇到了一个古怪奇特而又天真纯洁的小王子——他来自一颗遥远的小星球,游历了分别住着国王、爱慕虚荣的人、酒鬼、商人、地理学家的6个星球。作者通过小王子的游历暗讽了成人世界的荒唐和虚伪,情节别致而曲折,行文富于诗情和哲理,字里行间蕴含着作者对于爱、人生等重大命题的深刻体会与感悟,让人读后回味无穷。童话描写小王子没有被成人那骗人的世界所征服,而最终找到自己的理想。这理想就是连结宇宙万物的爱,而这种爱又是世间所缺少的。因此,小王子常常流露出一种伤感的情绪。作者圣埃克絮佩里在献辞中说:这本书是献给长成了大人的从前那个孩子。


《小王子》:一颗种子突然苏醒

是的,是突然从泥土深处苏醒过来,种子活了,仿佛我们遗忘的童年,开始复活一些记忆,开始寻找深埋在土地里的种子,《小王子》也安静地醒来,从1942年的那个纪年中苏醒过来,拥有没有长大的幸福,他说:“看看美丽,因为里面有一朵看不见的花。”种子和花,都在我们的身边长大。

1942年的孩子,谁都会拥有童话,圣埃克苏佩里说:“所有的大人都经历过童年。”因此,他把献辞改为:献给从前那个小男孩列翁·维尔特。从前是不是一个过去的时间名词,1942年,或者更久,而现在发现种子的冬季,是距离2012年只有一个月,时间漫漫,两个世纪都是过眼云烟,那个童话孩子,不管是曾经的战争和苦难,还是现在的物质主义和末日情怀,时间的内部一定会有不断苏醒的种子、不断成长的花儿,以及从来不会走失的童年。

本来就是小五阅读的书,我从未想过我也会轻轻打开,但是它却首先在我的手中,并且最终成为我寻找那个童年的一次努力,“孩子对大人应尽量地宽容”,小五甚至不会介意,他的故事里不应该有孤独,不应该有驯养,也不应该有大人世界的伤害,我像“我”,一个跌落在沙漠里的飞行员,四周都是沙漠,甚至缺少水,这对于本来就是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的“我”来说,揭开一个孩子内心深处的呼唤,是走进小王子另一种孤独的必然。原本可以没有“我”,就像给小五的这本书可以没有我,但是小王子那个那样的童年时光,是必须要“我”的衬托才显得温情脉脉。在一个把蟒蛇吞象这样夸张的绘画解读为一顶普通帽子的大人世界,该是多么乏味和单调,但是对于慢慢长大,六岁到六年的转变来说,这便是无可逃避的,没人会识别这样一幅绘画,甚至有些悲哀地“用这幅画做试验,看他是否真的懂事”,所以只能选择驾驶飞机,跑遍世界各地。但是这世界也是物质化的成人世界,还是没有人识别这幅画,对于“我”来说,世界就是一片沙漠,而在这片沙漠里,竟然有着可以读懂这幅画的小王子。

到底是怎样的象征和隐喻?小王子只是一个寻觅者,对他来说,他也是在寻找真理,这真理包括爱、幸福、友谊,或者永恒。作为另外星球的仙童,他的生存也是如此逼仄,如此的不如意,他住在一颗只比他大一丁点儿的小行星上,而陪伴他的是一朵他非常喜爱的小玫瑰花,但玫瑰花的虚荣心伤害了他的感情。所以作为一种躲避,小王子告别小行星,开始了遨游太空的旅行。他先后访问了六个行星,见到了专制的君王、爱慕虚荣的人、为忘记羞愧的酒鬼、只有一盏路灯的点灯人和撰写大部头著作的老先生,这些星球都是成人的世界,不仅荒唐可笑,而且无法改变的秩序让小王子感到难过,而在地理学家的指点下,孤单的小王子来到人类居住的地球。

其实,人类的地球并不是最后的避难所,却是更加的专制可笑,几乎集合所有星球的缺点:“地球上有一百一十一位国王,七千位地理学家、九十万个商人、七百五十万个酒鬼、三亿一千一百万个爱慕虚荣的人,也就是说,约莫有二十亿个大人。”就是在这里,小王子的探寻实际上是需要一种神话的东西的点拨,就像我们被物质迷障的内心,需要清理。而圣埃克苏佩里偏偏选择了狐狸来做这个角色,这个曾经被描述成骗人的动物形象,却在这里担当起救世主的任务,或者也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效果。起先也是小王子征服了狐狸,然后小狐狸和小王子成了朋友,教给了他那些他真正需要的真理,那就是人和人之间应该建立的关系,一个叫驯养,一个叫仪式。

什么叫驯养?狐狸说就是建立联系,“对你而言,我只是一只狐狸,和千千万万只狐狸没有两样。但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相互需要了。你就是我世界上惟一的人了,我也是你世上惟一的狐狸了……”人只认识自己驯养的东西,所以那朵玫瑰花和小王子就需要驯养,需要彼此确认,需要相互的关爱,和其他的鲜花一样,只要驯养了就不一样了,就建立了关系。而什么叫仪式呢?狐狸说:“仪式就是使得某一日不同于其他日子,某一个小时不同于别的小时。”仪式使人成为不一样的人,使世界成为不一样的世界,只有驯养了自己所爱的人,和世界建立了自己的仪式,那么才可能躲避大人世界的那种沉闷、荒唐和数字迷信的可怕生活,“用心去看才能看清楚,用眼睛是看不见本质的东西的。”

只有这种心灵的体会,才能看“三十四次夕阳西下”;才能“每个星期节省五十三分钟,去干自己愿意干的事”,也只有参透了狐狸的这个秘密,小王子才能与“我”一起找到了生命的泉水,最后,小王子才能在蛇的帮助下离开地球,重新回到他的B612号小行星上。“你知道……我的花……我要对她负责人!她弱不禁风!她聪明纯洁!她一无所有,只凭四根刺保护自己,抵御世上的侵害……”那一朵玫瑰将是小王子在自己的星球上享有“相互的关爱”的驯养之物。

结局是光明的,这或许是童话必须的基调,在那些圣埃克苏佩里自己绘制的插图中,有着非常强烈的童趣,但是没有蟒蛇吞大象的印象派,所以我们可能在解读中已经成为了大人世界里的一员了,难以逃避。而圣埃克苏佩里尽管给了一个美好的结局,到小说仍然散发着浓浓的忧伤,作为一生都在探索人生和文明的作家,他一定也是孤独的,他选择了飞行,选择了在高空俯视地球俯视人类,与高山、海洋和风暴的生死角逐中,他或许更能体会那种无法用简单童话消除的孤独,所以在《夜航》这部“成人小说”中,我们读到了更多无法摆脱的宿命。

那是一个关于时间永恒的话题,夜幕降临,三架邮政飞机同时从巴拉圭向布宜诺斯艾利斯飞来,负责整个航线的里维埃在机场紧张的指挥。由法比安驾驶的飞机途中遇到特大暴风雨,被旋风刮到大西洋上空,最后汽油耗尽。“飞行员在飞行中感觉到的不是昏眩,不是沉醉,而是一个生命体的神秘的功能。”所以在黑夜中,“他像个守夜人……”越来越走向死亡的边缘,这是无法超越的时间难题,想象和现实走向两极,对于飞行员法比安来说,“这一夜不会好过:前进,后退,占领的土地又撤离了”他觉得闯入黑夜愈深,愈像撞在一堵墙上。而对于他来说,在这黑暗的边缘,才会想起那些时间里需要完成的事情:

他发觉自己渐渐把一切使人生甜蜜的东西都推到了晚年,退到“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去做。仿佛人到了某一天真会有时间似的,仿佛人在生命尽头会得到想象中的幸福的和平很但是,和平是不存在的。胜利,可能也是不存在的。

“所有的班机也不会有什么最终的到达。”这就是最后的宿命,在暴风雨、涡流和黑夜组成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徒劳了,夜航更意味着走向更深的黑暗,黑夜是富裕的,充满芳香、沉睡的羔羊、尚无颜色的花朵。人像“一粒虚无的灰尘”最后走向虚空。而圣埃克苏佩里或许也是法比安的影子,也是重蹈着那些宿命,作为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从高空俯视星球和人类,在他看来,人生归根结蒂不是上帝赐予的一件礼物,而是人人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人的价值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我的行动,从今以后,一个接一个,组成我的未来”。像夜航的法比安一样,1944年,圣埃克苏佩里在一次飞行任务中失踪,永远消失在天空的高度上,在未知的时间里成为一则神秘传奇:

时间一秒秒流走了。真正像血似的流走了。还在飞吗?每秒钟带走一次机会。而今,这些流走的时间是在摧毁。如同它两千年间侵蚀一座庙堂,钻进岩石内部,啃得殿堂纷纷倒坍。而今,几世纪的磨蚀力凝聚在每一秒中,雷霆万钧,要向一个机组轰击。

词语

编号:B83·1970719·0401
作者:(法)萨特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89年5月第一版
定价:13.80元
页数:348页

这是一个忧郁、孤独、愤世疾俗的小孩,充满了神经质,他的偶像是沙皇时代的斯特罗戈夫,一个在命令中生存的人。这就是故事的开端,一种人生的开端,小孩开始活在自己的词语之中,在信仰中编织一种力量与思想。那个小孩后来就被称作“存在主义者”,用词语向世界贡献了《苍蝇》、《恶心》等著作,他就是萨特,把自己的一生裹在词语中,不断地读、写,不停地战斗的哲学家。


《词语》:一个孩子溜进了玻璃宫殿

我发现,纯文学中的给予者能够变成他自己的给予物,也就是成为纯粹的对象。偶然的事件把我变成了人,慷慨大度又把我变成了书,我能够把我的书信,我的意识浇筑成青铜字模;我能够用永不磨灭的碑文来取代我生活中的喧闹,以某种风格来取代我的肉体,以永恒来取代萎靡不振地向前流逝的时间;我能够对圣灵显示为言语的精华,我能够变成人类难以摆脱的顽念,最后,我还能成为我以外,他人以外,而且不在一切之内的什么别的东西。
——《下篇·写》

1963年4月22日,当让-保罗·萨特站在那一幢十三层楼上的时候,他以俯视的方式看见了自己生活的城市,看见了城市远处的山冈,看见了城市近处的坟地,不管是生命中象征希望的绿色,还是和死亡有关的坟地,在萨特看来,都在自己的脚下成为一种被命名的事物,就像1914年自己曾经在七层楼上看到的一切。五十年前的童年和五十年后的“今天”,对于萨特来说,其中变化了太多的东西,有爆发的战争,有参战的记忆,有文学的创作,以及一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和对荣耀的拒绝,但是不管在时间内部变化了什么,在“我的嗜好是多么顽固”的世界面前,很多东西却在向着永恒的方向发展:“重新呼吸纯文学的稀薄空气,宇宙在我脚下下一层层地排列着,一切事物都在唯唯诺诺地乞求一个名称,赋予它们一个名称,这既是创造它们,又是获取它们。”

创造和获取的是纯粹的对象,是永恒的书和意识,是碑文、风格、信仰所命名的事物,是另一种时间、言语和信念,是另一个我——在我以外,在他人以外新的一个自己,“作为作者,主角当然仍是我,我把自己那些史诗般的梦幻全都投射到这个主角身上,然而我们又是两个人:他并不具有我的名字,我也只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来谈论他。”第三者,是转身而面向作者、主角看见的自己,在这三维意义上,创造和获取得到的是一个恶心的童话,新的神圣,新的宗教,新的成人,新的英雄。五十年后,依然的俯视,依然的命名,依然的写作,对于萨特来说,这种永恒是一种逃脱,也是一种进入,是一种自我的找寻,也是一种他人的发现。

而对于那个童年来说,萨特也几乎是用五十年后“今天”的目光来观望发生的一切,站在十七层的高楼俯视,站在笔耕不辍的写作世界里,萨特就是在时间的流动中看见了“一切之内的什么别的东西”,或者说,他仍然是以一个他者的身份看待自己经历的过去,自己回忆的童年,自己的所失和所得,“他人即地狱”,萨特似乎也是以存在主义的目光把自己命名为他者,在他人之中,自己便成为一个描述的对象,一个观望的对象,一个读者之中的作者,“我将写的是一部通过历史境遇来定义我自身的回忆录”,回忆录被放进历史的境遇里,五十年的内部事件也就在他者意义上变成了一个新的历史,而这个新的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从个体的自我变成了被命名的他者,变成了历史里无法独立存在个我们,“在写部传记作品时,我不仅感兴趣于个别人生的独特含义,我还想绘出一代人的相当奇特的演变。”

一代人的奇特演变当然是从一个个体身上折射出历史之光的,而对于萨特来说,童年生活里的独特含义构筑了一个失去的世界,一段变异的生活,一种被动的体验。1904年出生是萨特生命意义上的一次偶然,让-巴蒂斯特,对于萨特来说,比这个陌生名字更陌生的是他的真实存在,在交趾支那患了热病而与安娜-玛丽结婚的他,却很快走向了死亡,“他匆匆忙忙就让她生了一个孩子——我,随后他便到死神那里去寻安身立命之地了。”他是父亲,但是对于萨特来说,这是这个陌生名字组成的一种抽象存在,而这种抽象必定带来一个完全偶然意义的我,“我的运气是我属于一个死者,这位死者只是洒下了几滴精液,这通常是一个孩子的代价。”

偶然的开始,却是生命必然的开始,所以在萨特的生命里,缺失父亲这样的命名对他来说也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经历在萨特面前呈现出一种奇特性,一方面是不会有父亲存在的压迫感,“因为我没有受到权力这种梅毒的腐蚀:从未有人教我服从。”这是一种自由生活的开始,甚至死亡变成了“美德”,因为我可以在没有被占有的父子关系里“骄傲自大”,但是在我获得自由和“美德”的同时,另一条锁链却套在了母亲身上,“她被认为是有罪的:因为她冒冒失失地嫁给了一个短命的丈夫。”像一个被软禁的处女,母亲开始对一切唯命是从,而我在被母亲照顾中,也慢慢失去了完整的人格,“我没有超我。”而且,“我父亲的突然退隐留给我一种极不完整的‘恋母情结’:没有超我,这我赞同,但我同样没有进攻性。”

父亲之死,母亲之罪,在萨特的世界里,他者出现了,或者正是由于这样的他者存在,我变成了一个乖孩子,“我从来不哭,也很少笑,我并不吵闹。”生活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的世界里,萨特的他者其实还有着施韦泽家族这个巨大而难以摆脱的影响。一个游戏的孩子,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也是一个必须听话的孩子,我是被塑造成他者的,甚至在我身上还有着被创造的自我迷恋,“我因过于想去迷惑他人而把自己给忘了”,不是生活在自我世界里,不是在玩沙堆游戏、乱涂乱画中远离他者,而是我天生需要某种价值对我的命名——“那么至少必须有一个成年人对我的作品赞不绝口。幸运的是喝采声果然不绝于耳:无论他们在听我的絮叨还是赋格曲的艺术,他们无不带着那种表示欣赏与理解的调皮微笑。”

萨特:回忆录里的主角也是他者

这仿佛就是”超出我的年龄“的成长,而在这成长中,外祖父房间里的那些书便成为我寻找这一种价值的命名之物,“我的生活是从书开始的,它无疑也将以书结束。”书当然可以打开一个世界,书当然可以逃避一种现实,书当然可以创造一种价值。书是安娜给我将故事里出现的那些仙女们,书是彩色玻璃窗、拱扶垛、雕刻大门、赞美歌、木刻或石雕耶稣受难像组成的宗教沉思录,书是自然和诗意引向神圣的桥梁,书是我找到宗教而进入的神殿,书是“做一个士兵,为死者复仇”的梦想带来的英雄主义,而这些书无非是改变人生轨迹的他者,改变出生偶然性的机遇,而书里的一个个词语就像已渐渐武器,让我“向着人类的智慧发起猛烈的进攻”。

“我以自己的眼力把一些有毒的词语装入我的脑袋,这些词语远比我知道的更为丰富。”故事里的词语带来“难以忍受的苦痛”,甚至有一个生命的毁灭,但是吸引了词语,吸引了想象的影像,对于我来说,又形成了另一种危险,那就是所有的词语都在复活,复活而成为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从书中冒出的句子使我毛骨悚然:这是些真正的蜈蚣,它们满身的音节与字母在乱钻乱动,它们拖着二合元音,振动着双辅音,它们在欢唱,一边发着鼻音,其中还隔着停顿与叹息,它们夹带着许多我不认识的新词,它们沉醉于自身,专注于自己那些抑扬顿挫的音符而把我丢在一旁。”

这是双重的危险,一方面我孤独地生活在一个老人和两个女人中间,以一种成人的方式命名我,让我在学校注册念书,请来家庭教师,甚至母亲让我保持一个女孩的装饰,所有种种都是让我按照他们的方式进入某种成长的仪式里,必须听话,必须乖巧,“我的真实、我的性格、我的名字,它们无不操在成年人的手里。我学会了用他们的眼睛来看我自己。”而且还有对于宗教的态度,“我之所以走上不信宗教的道路,并非因为教条之间的冲突,而是因为外祖父母对宗教所抱的那种无所谓的态度。然而我还是信奉上帝的:我每天都穿着衬衣跪在床上,双手合并做着祷告,但我越来越少地想到上帝。”而那些书的发现似乎让萨特找到了自我,不论是浑身发出一股浆糊的味道的高乃依,还是身上长着雀斑似的小斑点福楼拜,或者是在所有的搁板上筑巢搭窝雨果,都在我的世界里打开了一个出口,我看《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看《包法利夫人》,在阅读的自我成长中,实际上我在进行着一种成人化的努力,因为正是这种成人化可以抵抗长辈对我的命名,“我这个编造者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欺骗自己,哪怕是一分钟也好,忘掉以前的一切所作所为。家里的表演对我很有用处:人们称我为上天的礼,这当然是一句笑话,我也并非不知道,我极富怜悯心,容易洒下一把同情之泪,但心灵却很坚强。”但是这种欺骗性带来的不真实性,带来的成人化,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变成了另一个他者,“我被判决要取悦于人,我赋予自己种种优雅的举止,可这种举止立刻象花一样枯萎了,我到处都表现出我那虚伪的天真纯朴和那种无所事事的骄傲自大,我时刻都在窥视着一次新的机会:我自以为把握了机会,于是便摆出一种姿态,我在其中又遇上了我本想逃避的那种不一致性。”

不管是对于神秘主义的向往,不管是“为死者复仇”的理想意义,不管是骄傲自大的说谎游戏,我在登上自己舞台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在用他人编织一个神话,我用勇武的行为取代仙境,我以英雄的身份抛弃了态度,我在另一个上帝里建造了虚无:“我过着两种生活,两种虚假的生活:在公开场合,我是一个骗子,是著名的查礼·施韦泽的有名的外孙;而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又在想象中陷入了怨天尤人的泥潭。我以隐名埋姓的虚假身份来纠正我的虚假的荣耀。”生命从偶然中降生,在他人命名中成长,而我终于在书的世界里看见了那些词语,那些可以自我命名里词语,“我知道,我在分娩,我将生出一个词语婴儿。在阅读中逃避大人,这是与他们交往的最佳方法”,而对于萨特来说,读只是第一步,当他真正走向写作那一步的时候,又将“他人即地狱”的世界引向更深的地方。

写作,是因为自己的外祖父的外孙,是为了假充大人,是为了装腔作势的仪式,但是当把词语视作事物的精髓,当用潦草的蝇头小字换回了物质“灰暗的坚固性”,当我完成了“为了一只蝴蝶”的第一篇小说,当我创造了一个故事里的主角,我开始为了自娱而写作。故事里的那个主角,写作的作者,读书的读者,三者的我对应着不同的世界,而我在这种“距离化”的书写纾解里,才看到了真正的他者,“我是从写作中诞生的,在写作之前,有的只是镜子的把戏,自我的第一篇小说诞生后,我已知道,一个孩子溜进了玻璃宫殿。我通过写作而存在,并由此摆脱了大人。”溜进了玻璃宫殿,尽管看上去透明,尽管可能被破碎,但是至少在一种自我陶醉里摆脱了大人的世界,“我成了一个纯洁派,我把文学与祈祷混在一起,并把文学变成了人类的祭品。”

变成了信仰,变成了宗教,变成了圣物,这是一种失去和变形之后的自我命名,我成了自己的上帝,我成了纯粹的自我,我成了永恒的存在,一切的东西都在我的读写中成为他者。而对于萨特来说,这种读写是一种自我成长的想象,实际上也是对于时代变迁的一种回应,1914年是萨特回忆录划上句话的年代,这一年战争的阴云已经重重地压了下来,而这正是萨特童年的最宝贵时间,所以当那本小说笔记本扔进废纸篓的时候,萨特仿佛真的站在了时代的高楼上,不是逃避,而是对于这个时代的另一种命名:“我忘记了战争,也忘记了我的使命,当有人问我,‘你长大后将干什么?’我既和蔼又谦逊地回答说我将写作,不过我已经抛弃了对荣耀的幻想和那些精神的活动。正因为如此,1914年前后也许就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候了。”

失去才能创造,“人们教我读圣史,读福音书和教理问答课本,但退却没有教给我如何信仰的方法,结果导致了混乱,而这种混乱又成为我特有的秩序。这其中有许多曲折,还有过巨大的转变,神圣脱离了天主教而坠落到了纯文学之中,于是作家登场了。”作家变成了萨特无法成为基督徒之后的代用品,“其唯一的使命即是获得拯救”,所以书是一种拯救,写作是一种拯救,命名也是一种拯救,“我是一个教士。作为一名战士,我要通过我的著作来拯救我;而作为一个神秘主义者,我又试图通过词语发出的使人不快的轻微声响来揭示存在的沉默;尤其是我把事物与它们的名称混为一谈了,这些就是信仰。”命名就是一切,不管是象征性的七层楼,还是五十年后的十三层楼,当俯视而看见一个世界的时候,就是一种阅读和书写,就是一种命名,而只有在这样一种命名之后,萨特才看见了一个完整的人,“他由一切人所构成,又顶得上一切人,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他人即地狱,而真实的、肉体的我之外,也都是他人,不管是作者还是主角,对于那个时代深陷在其中的人来说,抛弃了偶然性,走向自我的玻璃宫殿,无论如何还是一个他者,还是一个想象的上帝,还是一个虚构的英雄,“在这本我将自己整个地放进去的书里,我想解释,我为继续按照某种现存的美学形式从事写作,而同时又投身社会活动中去:我是如何……爆裂的。”五十年后的萨特在一个“爆裂”的世界里看见了玻璃的碎片,看见了存在的虚无,看见了地狱的压抑,看见了上帝的神圣,而这一切都是词语创造的世界,“写作的渴望包含了对生存的拒绝”。而这种活在词语世界里的拒绝让萨特以永恒的方式抗拒地狱的“他人”,一年之后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萨特却抹除了那个被命名的自己:“……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