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08 《词语》：一个孩子溜进了玻璃宫殿
我发现，纯文学中的给予者能够变成他自己的给予物，也就是成为纯粹的对象。偶然的事件把我变成了人，慷慨大度又把我变成了书，我能够把我的书信，我的意识浇筑成青铜字模；我能够用永不磨灭的碑文来取代我生活中的喧闹，以某种风格来取代我的肉体，以永恒来取代萎靡不振地向前流逝的时间；我能够对圣灵显示为言语的精华，我能够变成人类难以摆脱的顽念，最后，我还能成为我以外，他人以外，而且不在一切之内的什么别的东西。
——《下篇·写》
1963年4月22日，当让-保罗·萨特站在那一幢十三层楼上的时候，他以俯视的方式看见了自己生活的城市，看见了城市远处的山冈，看见了城市近处的坟地，不管是生命中象征希望的绿色，还是和死亡有关的坟地，在萨特看来，都在自己的脚下成为一种被命名的事物，就像1914年自己曾经在七层楼上看到的一切。五十年前的童年和五十年后的“今天”，对于萨特来说，其中变化了太多的东西，有爆发的战争，有参战的记忆，有文学的创作，以及一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和对荣耀的拒绝，但是不管在时间内部变化了什么，在“我的嗜好是多么顽固”的世界面前，很多东西却在向着永恒的方向发展：“重新呼吸纯文学的稀薄空气，宇宙在我脚下下一层层地排列着，一切事物都在唯唯诺诺地乞求一个名称，赋予它们一个名称，这既是创造它们，又是获取它们。”
创造和获取的是纯粹的对象，是永恒的书和意识，是碑文、风格、信仰所命名的事物，是另一种时间、言语和信念，是另一个我——在我以外，在他人以外新的一个自己，“作为作者，主角当然仍是我，我把自己那些史诗般的梦幻全都投射到这个主角身上，然而我们又是两个人：他并不具有我的名字，我也只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来谈论他。”第三者，是转身而面向作者、主角看见的自己，在这三维意义上，创造和获取得到的是一个恶心的童话，新的神圣，新的宗教，新的成人，新的英雄。五十年后，依然的俯视，依然的命名，依然的写作，对于萨特来说，这种永恒是一种逃脱，也是一种进入，是一种自我的找寻，也是一种他人的发现。
而对于那个童年来说，萨特也几乎是用五十年后“今天”的目光来观望发生的一切，站在十七层的高楼俯视，站在笔耕不辍的写作世界里，萨特就是在时间的流动中看见了“一切之内的什么别的东西”，或者说，他仍然是以一个他者的身份看待自己经历的过去，自己回忆的童年，自己的所失和所得，“他人即地狱”，萨特似乎也是以存在主义的目光把自己命名为他者，在他人之中，自己便成为一个描述的对象，一个观望的对象，一个读者之中的作者，“我将写的是一部通过历史境遇来定义我自身的回忆录”，回忆录被放进历史的境遇里，五十年的内部事件也就在他者意义上变成了一个新的历史，而这个新的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从个体的自我变成了被命名的他者，变成了历史里无法独立存在个我们，“在写部传记作品时，我不仅感兴趣于个别人生的独特含义，我还想绘出一代人的相当奇特的演变。”
| | 编号：B83·1970719·0401 |
偶然的开始，却是生命必然的开始，所以在萨特的生命里，缺失父亲这样的命名对他来说也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经历在萨特面前呈现出一种奇特性，一方面是不会有父亲存在的压迫感，“因为我没有受到权力这种梅毒的腐蚀：从未有人教我服从。”这是一种自由生活的开始，甚至死亡变成了“美德”，因为我可以在没有被占有的父子关系里“骄傲自大”，但是在我获得自由和“美德”的同时，另一条锁链却套在了母亲身上，“她被认为是有罪的：因为她冒冒失失地嫁给了一个短命的丈夫。”像一个被软禁的处女，母亲开始对一切唯命是从，而我在被母亲照顾中，也慢慢失去了完整的人格，“我没有超我。”而且，“我父亲的突然退隐留给我一种极不完整的‘恋母情结’：没有超我，这我赞同，但我同样没有进攻性。”
父亲之死，母亲之罪，在萨特的世界里，他者出现了，或者正是由于这样的他者存在，我变成了一个乖孩子，“我从来不哭，也很少笑，我并不吵闹。”生活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的世界里，萨特的他者其实还有着施韦泽家族这个巨大而难以摆脱的影响。一个游戏的孩子，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也是一个必须听话的孩子，我是被塑造成他者的，甚至在我身上还有着被创造的自我迷恋，“我因过于想去迷惑他人而把自己给忘了”，不是生活在自我世界里，不是在玩沙堆游戏、乱涂乱画中远离他者，而是我天生需要某种价值对我的命名——“那么至少必须有一个成年人对我的作品赞不绝口。幸运的是喝采声果然不绝于耳：无论他们在听我的絮叨还是赋格曲的艺术，他们无不带着那种表示欣赏与理解的调皮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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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特：回忆录里的主角也是他者 |
这仿佛就是”超出我的年龄“的成长，而在这成长中，外祖父房间里的那些书便成为我寻找这一种价值的命名之物，“我的生活是从书开始的，它无疑也将以书结束。”书当然可以打开一个世界，书当然可以逃避一种现实，书当然可以创造一种价值。书是安娜给我将故事里出现的那些仙女们，书是彩色玻璃窗、拱扶垛、雕刻大门、赞美歌、木刻或石雕耶稣受难像组成的宗教沉思录，书是自然和诗意引向神圣的桥梁，书是我找到宗教而进入的神殿，书是“做一个士兵，为死者复仇”的梦想带来的英雄主义，而这些书无非是改变人生轨迹的他者，改变出生偶然性的机遇，而书里的一个个词语就像已渐渐武器，让我“向着人类的智慧发起猛烈的进攻”。
“我以自己的眼力把一些有毒的词语装入我的脑袋，这些词语远比我知道的更为丰富。”故事里的词语带来“难以忍受的苦痛”，甚至有一个生命的毁灭，但是吸引了词语，吸引了想象的影像，对于我来说，又形成了另一种危险，那就是所有的词语都在复活，复活而成为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从书中冒出的句子使我毛骨悚然：这是些真正的蜈蚣，它们满身的音节与字母在乱钻乱动，它们拖着二合元音，振动着双辅音，它们在欢唱，一边发着鼻音，其中还隔着停顿与叹息，它们夹带着许多我不认识的新词，它们沉醉于自身，专注于自己那些抑扬顿挫的音符而把我丢在一旁。”
这是双重的危险，一方面我孤独地生活在一个老人和两个女人中间，以一种成人的方式命名我，让我在学校注册念书，请来家庭教师，甚至母亲让我保持一个女孩的装饰，所有种种都是让我按照他们的方式进入某种成长的仪式里，必须听话，必须乖巧，“我的真实、我的性格、我的名字，它们无不操在成年人的手里。我学会了用他们的眼睛来看我自己。”而且还有对于宗教的态度，“我之所以走上不信宗教的道路，并非因为教条之间的冲突，而是因为外祖父母对宗教所抱的那种无所谓的态度。然而我还是信奉上帝的：我每天都穿着衬衣跪在床上，双手合并做着祷告，但我越来越少地想到上帝。”而那些书的发现似乎让萨特找到了自我，不论是浑身发出一股浆糊的味道的高乃依，还是身上长着雀斑似的小斑点福楼拜，或者是在所有的搁板上筑巢搭窝雨果，都在我的世界里打开了一个出口，我看《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看《包法利夫人》，在阅读的自我成长中，实际上我在进行着一种成人化的努力，因为正是这种成人化可以抵抗长辈对我的命名，“我这个编造者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欺骗自己，哪怕是一分钟也好，忘掉以前的一切所作所为。家里的表演对我很有用处：人们称我为上天的礼，这当然是一句笑话，我也并非不知道，我极富怜悯心，容易洒下一把同情之泪，但心灵却很坚强。”但是这种欺骗性带来的不真实性，带来的成人化，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变成了另一个他者，“我被判决要取悦于人，我赋予自己种种优雅的举止，可这种举止立刻象花一样枯萎了，我到处都表现出我那虚伪的天真纯朴和那种无所事事的骄傲自大，我时刻都在窥视着一次新的机会：我自以为把握了机会，于是便摆出一种姿态，我在其中又遇上了我本想逃避的那种不一致性。”
不管是对于神秘主义的向往，不管是“为死者复仇”的理想意义，不管是骄傲自大的说谎游戏，我在登上自己舞台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在用他人编织一个神话，我用勇武的行为取代仙境，我以英雄的身份抛弃了态度，我在另一个上帝里建造了虚无：“我过着两种生活，两种虚假的生活：在公开场合，我是一个骗子，是著名的查礼·施韦泽的有名的外孙；而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又在想象中陷入了怨天尤人的泥潭。我以隐名埋姓的虚假身份来纠正我的虚假的荣耀。”生命从偶然中降生，在他人命名中成长，而我终于在书的世界里看见了那些词语，那些可以自我命名里词语，“我知道，我在分娩，我将生出一个词语婴儿。在阅读中逃避大人，这是与他们交往的最佳方法”，而对于萨特来说，读只是第一步，当他真正走向写作那一步的时候，又将“他人即地狱”的世界引向更深的地方。
写作，是因为自己的外祖父的外孙，是为了假充大人，是为了装腔作势的仪式，但是当把词语视作事物的精髓，当用潦草的蝇头小字换回了物质“灰暗的坚固性”，当我完成了“为了一只蝴蝶”的第一篇小说，当我创造了一个故事里的主角，我开始为了自娱而写作。故事里的那个主角，写作的作者，读书的读者，三者的我对应着不同的世界，而我在这种“距离化”的书写纾解里，才看到了真正的他者，“我是从写作中诞生的，在写作之前，有的只是镜子的把戏，自我的第一篇小说诞生后，我已知道，一个孩子溜进了玻璃宫殿。我通过写作而存在，并由此摆脱了大人。”溜进了玻璃宫殿，尽管看上去透明，尽管可能被破碎，但是至少在一种自我陶醉里摆脱了大人的世界，“我成了一个纯洁派，我把文学与祈祷混在一起，并把文学变成了人类的祭品。”
变成了信仰，变成了宗教，变成了圣物，这是一种失去和变形之后的自我命名，我成了自己的上帝，我成了纯粹的自我，我成了永恒的存在，一切的东西都在我的读写中成为他者。而对于萨特来说，这种读写是一种自我成长的想象，实际上也是对于时代变迁的一种回应，1914年是萨特回忆录划上句话的年代，这一年战争的阴云已经重重地压了下来，而这正是萨特童年的最宝贵时间，所以当那本小说笔记本扔进废纸篓的时候，萨特仿佛真的站在了时代的高楼上，不是逃避，而是对于这个时代的另一种命名：“我忘记了战争，也忘记了我的使命，当有人问我，‘你长大后将干什么？’我既和蔼又谦逊地回答说我将写作，不过我已经抛弃了对荣耀的幻想和那些精神的活动。正因为如此，1914年前后也许就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候了。”
失去才能创造，“人们教我读圣史，读福音书和教理问答课本，但退却没有教给我如何信仰的方法，结果导致了混乱，而这种混乱又成为我特有的秩序。这其中有许多曲折，还有过巨大的转变，神圣脱离了天主教而坠落到了纯文学之中，于是作家登场了。”作家变成了萨特无法成为基督徒之后的代用品，“其唯一的使命即是获得拯救”，所以书是一种拯救，写作是一种拯救，命名也是一种拯救，“我是一个教士。作为一名战士，我要通过我的著作来拯救我；而作为一个神秘主义者，我又试图通过词语发出的使人不快的轻微声响来揭示存在的沉默；尤其是我把事物与它们的名称混为一谈了，这些就是信仰。”命名就是一切，不管是象征性的七层楼，还是五十年后的十三层楼，当俯视而看见一个世界的时候，就是一种阅读和书写，就是一种命名，而只有在这样一种命名之后，萨特才看见了一个完整的人，“他由一切人所构成，又顶得上一切人，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他人即地狱，而真实的、肉体的我之外，也都是他人，不管是作者还是主角，对于那个时代深陷在其中的人来说，抛弃了偶然性，走向自我的玻璃宫殿，无论如何还是一个他者，还是一个想象的上帝，还是一个虚构的英雄，“在这本我将自己整个地放进去的书里，我想解释，我为继续按照某种现存的美学形式从事写作，而同时又投身社会活动中去：我是如何……爆裂的。”五十年后的萨特在一个“爆裂”的世界里看见了玻璃的碎片，看见了存在的虚无，看见了地狱的压抑，看见了上帝的神圣，而这一切都是词语创造的世界，“写作的渴望包含了对生存的拒绝”。而这种活在词语世界里的拒绝让萨特以永恒的方式抗拒地狱的“他人”，一年之后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萨特却抹除了那个被命名的自己：“……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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