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评论

编号:C91·2130320·0966
作者:王国维 著
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一版
定价:9.00元亚马逊6.90元
ISBN:9787807158257
页数:83页

评《红楼梦》,王国维认为考证之学下的评述是不科学的,也是无解的,“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王国维自然会用西方哲学和美学观点评析《红楼梦》:“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从个体窥见人类的整体,或中或西,也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在书中,王国维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从故事内容、人物描摹着手,以融会中西的学者眼光系统探究了《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和美学意义以及伦理学价值,是“红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本书为“博库丛刊”之一种,分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等内容,并附有人间词话、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和人间词补编。


《红楼梦评论》:”欲者不观,观者不欲“的解脱

庞大和简略,梦境与评论,只有那一抹红,还粘在《红楼梦》的百二十回中,也粘在这《〈红楼梦〉评论》中,或如王国维书中所说的那样,这红色也是欲望的一种呈现,是欲望发现的人生存在,“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所以王国维只以这小小的五章来论述“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的《红楼梦》,或者也是在文化和知识的保留中,不让欲望过多,不让苦痛过多。

欲在何处?王国维在《第一章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中,直接运用叔本华的观点提出了:“生活之本质何?故“欲”而已矣”。这欲是关于身体的,是关于性爱的,也是所有生命的本真状态。有老子的“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和庄子的“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为证明,人生的“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也就是说随着人的降生,欲望便伴随其中了,这种欲望连接的生活从此也是贯穿人生:“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而不仅是人生的常态,欲望也是和知识有关,知识越丰富,欲望就愈强,而欲望不能满足,也必须通过知识加以排遣,使之“趋利而避害者”。所以不管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的欲望蔓延,还是“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的知识正比,或者“又其感苦痛亦弥甚”而无法摆脱的痛苦,实际上都是同一种东西:“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所以人生的有关,不管是知识还是实践,都是欲望和苦痛相关,而这种欲望与苦痛的人生,注定让《红楼梦》成为一部以不能解脱的悲剧。

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的庞大世界也是由欲望构筑,“彼于开卷即下男女之爱之神话的解释”就是一种关于欲望的最直接叙述,主人公为什么叫宝玉?那么所谓的“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也就是说,贾宝玉身上带着最原始的人生欲望,而这种欲望的表现形式即是饮食之欲和男女之欲,一个是有限的欲望,另一个则是无尽的欲望;一个是形而下的满足,另一个则是形而上的解脱,所以说,以“玉”为隐喻的欲望,在《红楼梦》里则成为一种想要摆脱的苦痛,而这种苦痛在王国维看来并不是用最直接的自死来满足来解脱,而是不死。“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所以王国维认为,金钏之堕井,司棋之触墙,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都不是一种解脱,而只是因为欲望无法满足的无奈,而真正的解脱只有三个人:贾宝玉、惜春、紫鹃。在王国维看来,对于苦痛并不是都需要解脱,解脱其实是为了让自己存于世,而对他人对整体的社会有着意义。所以解脱又分为两种:“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存于观他人之苦痛的解脱是超自然的,神明的,比如惜春、紫鹃;而后者之解脱是自然的,人类的,当然也是美术意义上的,是“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代表人物便是贾宝玉,因为在贾宝玉身上,有着人生欲望的标本,有着人生苦痛的普遍性,“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从个体到整体,贾宝玉的标本意义也就是构筑了一个能够在美术意义上的欲望和解脱之道。

为什么解脱?在王国维看来,解脱的意义也就在与能找到“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也就是说将我从物的世界里挣脱出来,忘记我和世界的那种关系,那么独立于世界和欲望,就是一个如理想国的状态,“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美术是最好的办法:“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忘记物我的关系,也就忘记了那种人生的欲望和苦痛,也就忘记了生与死,在“一曰优美,一曰壮美”的美术世界里寻找观者的状态:或者“吾心宁静之状态”,或者“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都是寻找最纯真的那个远离欲望的自我:“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

从欲望的世界里解脱出来,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美术之务”:“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术之目的也。”所以在《红楼梦》中,王国维发现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这种美学价值就是和“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在王国维看来,“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是“悲天之色彩”,而《红楼梦》开启的是一种人性的悲剧,按照叔本华的观点,悲剧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则是“盲目的运命者”,而第三种悲剧是“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也就是非客观原因造成的悲,是一种“彼良心自己之苦痛也”,无法改变的自我深渊,与生活有关,与苦痛有关。

悲剧之美学意义,对于《红楼梦》来说并不是唯一的价值,王国维也指出了《红楼梦》在人伦意义上的价值,也就是说这种美学意义上的价值是建立在伦理学意义之上的:“然使无伦理学上之价值以继之,则其于美术上之价值,尚未知也。”不仅是伦理学支撑着悲剧向前发展,更重要的是,伦理学的“误谬”是《红楼梦》具有世界意义的基础,解脱并不是为了自身的解脱,而是从解脱中感知存在的价值,“今使为宝玉者,于黛玉既死之后,或感愤而自杀,或放废以终其身,则虽谓此书一无价值可也。”宝玉之死如果只是个体意义上的,那么《红楼梦》也只是具备了悲剧美学,而无任何时代意义,““美术之价值,对现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非有绝对的价值也。其材料取诸人生,其理想亦视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趋于其反对之方面。如此之美术,唯于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始有价值耳。”融入世界,融入人生,运用叔本华的观点,将美学融入社会伦理学,从而找到“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而这个根本,就是叔本华《意志及观念之世界》里的“意志”。而伦理学的最高理想,也便是得到解脱:“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者之梦想而已。”

梦想而来,对于《红楼梦》的批评建构便从个体意义上升到了群体意义,从考证之学上升到了批评之学,“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谁是作者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从《红楼梦》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这也正是美术的特质之一,那就是从索引和考据中解脱出来,从美学的悲剧意义和伦理学中发现人类的意志,而如果用这样的一种角度去批评《红楼梦》,那么“《红搂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也就从个体性中解脱出来,而具有了世界意义。

“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第一篇较完整的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评析《红楼梦》的批评专论,亦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这篇1904年上半年连载于《教育世界》的红楼梦批评,在重新出版时被这样定义,但其实这一册小册子对当时的蔡元培索引派和胡适的考据派之外,新建了王国维的批评派,有开创价值,但是这样的标本意义并不足以用这5篇文论来涵盖,而这一抹红色的“丛刊”其实带入的是一个“跳房子”的游戏中:22页之后应为23页的《第五章 余论》,而其实23页已经被替换成了第55页的《人间词甲稿》,下一页却仍然是24页,而25页的背面却是58页,之后是59页,再翻过去则是28页《人间词话(上)》和正常的29页,而再过去则是第62页、63页,32页、33页,66页、67页,再下去才是正常的36页、37页……也就是最后装订成书的页码是:22-55-24-25-58-59-28-29-62-63-32-33-66-67-36-37……混乱和无序,或者也不是那个“跳房子”的游戏了,数字里的谶语看起来就像是《红楼梦》里的“眩惑”:“吾人欲以眩惑之快乐,医人世之苦痛,是犹欲航断港而至海,入幽谷而求明,岂徒无益,而又增之。”

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

生活之本质何?故“欲”而已矣。

一欲既终,他欲随之。

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

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就其实而言之,则知识者,固生于此欲,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

由是观之,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

夫自然界之物,无不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纵非直接,亦必间接相关系者也。

苟吾人而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

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

而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

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

故男女之欲,尤强于饮食之欲。何则?前者无尽的,后者有限的也;前者形而上的,后者形而下也。

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

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

悲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

又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

然使无伦理学上之价值以继之,则其于美术上之价值,尚未知也。

今使为宝玉者,于黛玉既死之后,或感愤而自杀,或放废以终其身,则虽谓此书一无价值可也。

欲达解脱之域者,固不可不尝世之忧患;然所贵乎忧患者,以其为解脱之手段故,非重忧患自身之价值也。

然吾人从各方面观之,则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由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

生活之意志之存于我者,不过其一最小部分,而其大部分之存于一切人类及万物者,皆与我之意志同。

由叔氏之哲学说,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一也。

故如叔本华之言一人之解脱,而未言世界之解脱,实与其意志怎同一之说,不能两立者也。

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者之梦想而已。

人知无生主义之理想之不可能,而自忘其主义之理想之何若,此贮则大不可解脱者也。

以人生忧患之如彼,而劳苦之如此,苟有血气者,未有渴慕救济者也,不求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

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

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

由此观之,则谓《红搂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则雕刻与绘画家之写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其是与非不待知者而决矣。

宋元戏曲史

编号:X18·196915·0325
作者:[清]王国维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1995年12月第一版
定价:7.30元
页数:171页

国学大师王国维是一个受过西方现代哲学影响的人,与《人间词话》不同,《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整理国故的一次需要,“古人未尝为此事故也”。所以《宋元戏曲史》与《人间词话》不同,这是一部介绍中国戏曲发展的史学著作,他认为,宋元戏曲“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放佛也。”推崇致至。


《宋元戏曲史》:无不以自然胜

北剧南戏,皆至元而大成,其发达,亦至元代而止。
《十六 余论》

从上古之巫而歌舞之兴,到汉代俳优用以乐人,从汉魏百戏而合,到唐分歌舞戏及滑稽戏,从宋时借歌舞以缘饰故事,到元杂剧定出体制,再到南戏多元变化,王国维绘出了一条中国古代戏剧的轨迹线,而当元曲之一代文学形成,当元杂剧为一代之绝学,大成而辉煌,他也终于在元杂剧和南戏中画上了一个句号,而之后的戏剧发展,再没有达到元代的成就。“至元代而止”是有“嗣是以后”的续章,王国维认为,明初的杂剧作品,“谷子敬、贾仲名辈,矜重典丽,尚似元代中叶之作。”而之后即使有周有燉、徐文长、汤显祖等戏剧家,但是在王国维看来,周有燉“词虽谐稳,然元人生气,至是顿尽”,徐文长的《四声猿》“虽有佳处,然不逮元人远甚”,汤显祖虽有才思,也只是一时之隽永,“然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

明初之杂剧只是到了元代中叶水平,这是一种倒退?无元人生气的作品,达不到元代意境之远的戏剧,具有人工雕琢痕迹的剧作,当这一切成为明代戏剧的标签,其实隐含着一个王国维式的标准:只有元杂剧具有活生生的气息、高远的意境和自然纯粹的表达,而两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无非又回到王国维最后画上的那个句号:“故余谓北剧南戏限于元代,非过为苛沦也。”所以只有“余论”一些续篇,所以书名曰《宋元戏曲史》–当戏剧历史在元代被终止,才可以称之为一代之绝学,而这个王国维式的标签在《序》中就已经被标注了,“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当元曲成为一代之文学,实际上就意味着后代再无超越的可能–“莫能继焉者也”,就是一个“至元代而止”的句号。

也正是做出这样的结论,王国维才阐述了写这本书的意义所在,一方面是历史的原因,元人之曲,似乎“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所以在明清两代的史志中,在《四库全书》的集部中,均没有被收录,甚至后世的那些“儒硕”,也因为鄙弃而而没有说及,所以在文本缺席的状态下,王国维发出了“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沈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的疑问;另一方面来说,元人杂剧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它需要后世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需要有人站出来进行梳理脉络,而从前他人和自己所论述的点滴似乎都是片段,“昔人之说,与自己之书,罅漏日多,而手所疏记,与心所领会者,亦日有增益。”于是王国维趁着“旅居多暇”的机会,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此书,尽管如此,在王国维看来,并非自己的才力盖过古人,只是“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

或者是自谦,但是对于挖掘疏离“郁堙沈晦者且数百年”的一代文献,的确表现了王国维的一种使命担当,在王国维看来,元曲之所以能成为“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一代文学,就在于它能“道人情,状物态”,而最根本的一个特点是,这一切都“出乎自然”,正是这个“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自然”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学性状,成为一代文学的核心意义,为什么王国维会认为元曲创作的核心意义在于呈现自然状态?或者说,他所说的“自然”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戏剧发展来看,似乎也隐含着最原始的自然观。王国维对于戏剧历史的考察从上古开始,在他看来,戏剧的最初源头便是巫术,“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古代的巫术,是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而在周礼被废之后,楚越之间盛行的则是“灵”,“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这是戏剧最初的萌芽,而这个萌芽在上古也慢慢得到了发展,之后的俳优则突破了巫术的局限,丰富了表现形式,“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后世戏剧,就是从“巫、优二者出”–虽然它们“固未可以后世戏剧视之也”。后来又出现了“百戏”的角抵,北齐时又出现了歌舞演事的体制,而这也成为戏剧之源;唐代在歌舞戏基础上又出现了参军戏,而滑稽戏成形之后也得到了发展,这种发展是自由的结果,“此种戏剧,优人恒随时地而自由为之;虽不必有故事,而恒托为故事之形;惟不容合以歌舞,故与前者稍异耳。”到了宋代,滑稽戏被称为杂剧,因为“托故事以讽时事”,专注于表现“所含之意”,所以宋时的小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小说的影响下,又丰富了专演故事的傀儡戏,出现了以演故事为事的影戏,凡此种种,都丰富了戏剧形式。

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发展标记则是戏剧形式已经比较全面,“然后代之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尤其是戏曲在宋代发展较快,一方面宋代一代文学之词为歌曲提供了表达的言语,而传踏之制,有丰富了歌舞动作;再加上作为叙事体的大曲发展起来,继之又有曲破、诸宫调、赚词,也丰富了宋曲的形式,而宋曲也被记入文本,成为宋官本杂剧,《武林旧事》所记载的官本杂剧段数达到二百八十本,虽然现在只是存目,但是可以窥见两宋戏曲发展的盛况。到了金代,则出现了“院本”,院本,是“行院之本”,而行院,王国维认为,“大抵金元人谓倡伎所居,其所演唱之本,即谓之院本云尔。”

在王国维看来,宋金以前的杂剧院本,只是一种“古剧”,“古剧者,非尽纯正之剧,而兼有竞技游戏在其中。”古剧主要用于宴集,主要娱人耳目,主要表现种种技艺,但是在宋金的杂剧院本中,古剧的结构已经成型,其中正杂剧之前有艳段,脚色已有了分化,歌舞中已有代言体,但是种种,也只是为元杂剧孩子兴盛做了铺垫,“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但是作为一代文学之开始,前代的发展和演变,起到了关键作用,从上古巫灵开始,戏剧从萌芽到雏形,不同的时代丰富了表现形式,也不断创新突破旧有体制,而这一切的演变,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都是内在需求所致,而到了元代,杂剧能够达到发展的高峰,能够成为一代之文学,也在于自然。

考察元代杂剧较之前代戏曲的进步,王国维认为有两点,一是形成了一定的体段,使用了一定的曲调,“百余年间无敢逾越者,则元杂剧是也。”宋杂剧中使用大曲,使用诸宫调,但是,“大曲之为物入遍数虽多,然通前后为一曲,其次序不容颠倒,而字句不容增减,格律至严,故其运用亦颇不便。”而诸宫调“不拘于一曲”虽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又有不足,“移宫换韵,转变至多,故于雄肆之处,稍有欠焉。”而元杂剧“每剧皆用四折,每折易一宫,每调中之曲,必在十曲以上”,也就是它比大曲更自由,而相对于诸宫调则更为雄肆。另一方面,元杂剧由叙事体变为了代言体,突破了以前戏剧仅仅作为叙事的体裁限制。这两大进步,一个是形式上的革新,一个是材质上的突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兼备,而后我中国之真戏曲出焉。”

这两大进步是对于前代的突破,具体分析来看,元剧在结构上,“以一宫调之曲一套为一折。普通杂剧,大抵四折,或加楔子。”而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的杂剧具有了完备的戏剧形态,但是真正让杂剧具有“一代之绝学”意义,就在于它的文章,也就是元曲的创造性贡献,王国维用一句话来总结这种文章之绝,便是“自然而已矣”,在他看来,古今之大文学,都是以自然取胜,元剧也不例外,而这种自然之作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剧作者的群像具有一种特殊性,“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他们都不是功名之人,他们没有体制的束缚,他们自由抒发自我,“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

元剧的自然观,王国维更侧重于研究其创作者的自由状态,自由而自然,却又与时代相合拍。文人的自然观之外,则是文章的意境观,王国维认为,元剧最佳之处,不在于思想结构,而在于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什么是意境?王国维说,“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在他看来,明代之后的戏剧文章在思想结构上胜于前人,但是只有意境是元人所独有的。意境观是王国维在文艺批评中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而在元剧中,意境又如何表达?“马致远《任风子》的第二折这样写道:“(正宫·端正好)添酒力晚风凉,助杀气秋云暮,尚元自脚,趄趔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单则俺杀生的无缘度。”王国维认为,“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而描写男女离别之情的《倩女离魂》中,郑光祖在第三折上写道:“(醉春风)空服遍腼眩药不能痊,知他这腌臢病何日起。要好时直等的见他时,也只为这症侯因他上得。得。一会家缥渺呵,忘了魂灵。一会家精细呵,使著躯彀。一会家混沌呵,不知天地。”也是体现了意境之悠远。而马致远的《汉宫秋》第三折里的描写更是写景之绝唱:

(梅花酒)呀!对著这迥野凄凉,草色已添黄,兔起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著行装,车运著候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官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而这一段元曲除了意境之外,还有对于语言的革新,除了回环式的抒情之外,元曲中对于古语的创新就在于融入了日常俗语,“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西厢记》第四剧第四折上写道:“煞煞伤别,急煎煎好梦儿应舍,冷清清的咨嗟,娇滴滴玉人几何处也?”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第四折则大量运用俗语衬字,形成了让丰富的节奏美:“将水面上鸳鸯忒楞楞腾分开交颈,疏刺刺沙鞴雕鞍撒了锁鞋,厮琅琅汤偷香处喝号提铃,支楞楞争弦断了不续碧玉箏,吉丁丁挡精砖上摔破菱花镜,扑通通东井底坠银瓶。”这些文章贴近生活,大胆创新,在自然而自由的创作者手中,在悠远的意境营造中,形成了奇绝之美,在王国维看来,这便是文学真正的使命,所以他感叹道:“由是观之,则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不仅于此,元代的小令也丝毫不逊于杂剧,“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天净沙》里的这一种意境也难有匹敌者。

“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第一。白仁甫、马东篱,高华雄浑,情深文明;郑德辉清丽芊绵,自成馨逸,均不失为第一流。”元剧作者能以自然状态“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文章的意境营造和多用俗语的写作方式,使得元剧创造了一个文学的高峰,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也让后来者望之兴叹,遂成为一代之文学。但是元剧并不是唯一的高峰,在王国维看来,甚至元剧本身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东西,“然元剧大都限于四折,且每折限一宫调,又限一人唱,其律至严,不容逾越。”所以,庄严雄肆,是它的优势所在,但是在曲折详尽上,则是最大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认为,还有比元剧更大进步的存在,那就是南戏,“一剧无一定之折数,一折无一定之宫调;且不独以数色合唱一折,并有以数色合唱一曲,而各色皆有白有唱者”,这是对体制的突破,当《荆》、《刘》、《拜》、《杀》四大南戏出现,元剧在形式上的不足便通过南戏得到了弥补,从而完成了成为一代之文学的使命。

但是,虽然各有长短,但是在王国维看来,无论是元剧还是南戏,都同样具有意境之美,“故元代南北二戏,佳处略同;唯北剧悲壮沈雄,南戏清柔曲折,此外殆无区别。此由地方之风气,及曲之体制使然。而元曲之能事,则固未有间也。”北剧之文章胜在意境,南戏之文章亦胜在意境,或酣畅淋漓,或宛转详尽,或独铸伟词,北剧南戏共同营造的意境终于使得一代文学攀上高峰,也再无后来者,而对于王国维自己来说,除了梳理历史弥补了旧作“罅漏日多”的不足之外,也在心所领会中更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美学批评的“意境说”–《宋元戏曲史》完稿于1913年1月,而在几年前他所著的《人间词话》中,境界说便是它的理论核心,“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人间词话新注

编号:S27·1940430·0041
作者:[清]王国维
出版:齐鲁书社
版本:1986年8月第一版
定价:2.50元
页数:134页

深受西方叔本华意志学说和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王国维这位晚清学者以贯通东西的诗学体系对中国的优秀诗作进行了注解点评,而在其中的则是他提出的作诗的境界说:“有造境,又写境,”“有无我之境、有有我之境。”主观性在诗中的特殊地位成为王国维对中国诗词的一大贡献。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充满了矛盾式的提问,而他对诗学的概括则充满了发展的观点:“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