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理查德·布劳提根

	编号：C55·2220519·1840
	作者：【美】理查德·布劳提根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22年01月第1版
	定价：38.00元当当15.90元
	ISBN：9787559843661
	页数：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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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的复仇》为美国反文化运动代表、“后垮掉派”诗人理查德·布劳提根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录《1692 年的科顿·马瑟新闻短片》《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太平洋收音机火灾》《旧金山的天气》《35毫米胶片无限量供应》等短篇小说六十二篇，大多数围绕着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中心、嬉皮青年的“精神圣地”旧金山展开。这些故事都极短，短的原文只有五十个词——布劳提根继承了海明威式克制简洁的叙述风格，又从散文与现代诗中汲取灵感。作为这一先锋性开拓的结果，布劳提根得以在“删繁就简”的美国短篇小说传统上走得比前辈们更远，他以这种极简笔触加上诗人独有的想象力，将日常生活写得妙趣横生，用带有悲伤的幽默为读者扫去现实的沉闷，呈现出生活的多样切片，处处洋溢着超现实的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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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的复仇》：故事的开始已经结束

她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哪本书先被撕，他怎么撕的。哦，这是个可爱的行为：健康的发泄和在那之后被解决的事。
——《加州文学生活／1964》

当然，撕开的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发泄，更绝非是健康的发泄：我是在拿出这本绿色封面的小说集之后，慢慢撕开塑膜，然后把塑膜扔进了靠右侧的垃圾桶，然后开始翻开第一页，读第一篇小说《草坪的复仇》。但是又马上掩卷，因为我发现这本书没有纸质的腰封，最简单的一句话介绍也贴在塑膜上：“60s反文化运动代表、后垮掉派诗人布劳提根极简短篇经典全收录……”为什么关于小说集的介绍会贴在塑封上？当塑封被扔进垃圾桶，不是就在上演一次毁弃的撕书行为？

在腰封上大做文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甚至一句简单的介绍都没有了留存的价值。但是撕书行为不是疯狂，不是发泄，仅仅是习惯，而习惯的背后则是阅读，以及阅读的渴望——一本2022年5月19日购买的书，在一个月后就进入了阅读视野；关于理查德·布劳提根的作品，距离最远的阅读是2018年11月的《在美国钓鳟鱼》，慢慢拉近，则是去年10月的《布劳提根诗选》和《在西瓜糖里》……四本小说或诗集组成了阅读的阵营，当一个月前购置的图书就被迅速撕开了塑封，扔掉了腰封上的介绍，渴望阅读的背后是不是也是一种健康的发泄，那么，之后“被解决的事”又是什么？

如果回到1964年的“加州文学生活”，作为一个诗人的我完全是一个旁观者：和朋友坐在酒吧里聊天，聊的是朋友和妻子分居两年“毫无希望”的故事；聊天的同时看到朋友的妻子正和另一个男人亲热，“他们看起来好像玩得很开心。”当然聊天主要说到了诗集被撕的事情：两本诗集从书柜里拿出来，撕成了碎片，仍在地板上，“尽国王所有的人马也不可能再把那两本诗集拼起来。”一次撕书事件，看起来像是对他们分居两年毫无希望的生活进行了再一次的注解，可是当这个话题和身为诗人以及诗集作者的我说起，朋友似乎在寻找一种解决的办法，因为这是我写的诗集。但是旁观者就是旁观者，即使撕掉的书是我的诗集，“我只是写诗，我并非书页的守护者。我不能永远照顾它们。这是没有意义的。”

被撕掉的诗集，属于健康的发泄也好，还是毫无希望的注解也罢，或者还有“那之后被解决的事”，和写诗的诗人无关，和酒吧里的我无关，于是，关于1964年的“加州文学生活”区别了作为诗人的我和旁观者的我，区别了可能被撕的诗和写作的诗，或者说，这一种加州文学生活完全是和朋友有关的加州生活——生活中其实没有文学，没有诗，甚至没有诗的守护者，只有人和人之间的毫无希望的分居、健康的发泄和之后需要被解决的事。这样的生活还出现在《35毫米胶片无限量供应》里，也是男人和女人，他和她在一起，他很好看，她很一般，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要和她在一起？是因为他只把她的身体当成了通向性爱幻想的温暖银幕，只要他和所有看到并想得到的女人做爱，她的阴道就变成了通向性爱剧场的通道，他和上百个女人做爱并在她体内播放影片，她一无所知，“她让他的所有幻想成真：她躺在那里，像一家天真知足的电影院任他摆布，心里只想着他。”

这就是生活中“35毫米胶片无限量供应”的现实，是不是这也属于“健康的发泄”？还有《浅大理石色电影》中的她和我，她睡在我身边，睡得很香，但是她醒了下床，我说：“回到床上来。因为你还在睡。”于是她听懂了我的话，回到了床上，裹起了被子，依偎在我身边。在她重新入睡时，我的漫游开始了，而这便成为了不断重复的一个简单事件，在记忆中呈现出浅大理石色，淡淡的，却永不结束；那个《晨起穿衣时的女人》，在穿上衣服的时候成了全新的自己，“她穿衣服的时候真美。她的身体慢慢消失，穿上衣服后非常漂亮。这有一种纯洁的品质。”当然，你从未见过她穿衣服，当然，你认为这就是爱，爱走在了穿衣服的后面，爱也背向了纯洁的品质，于是，“她穿上了衣服，故事的开始已经结束。”

开始就是结束，起点一下走到了终点，在穿衣和未穿衣、睡醒和醒来再睡、撕掉诗集只是发泄的生活中，一个回环看起来没有意外，看起来平和发展，看起来开始就是结束，但是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布劳提根却以缺省的方式之呈现看得见的一切：在撕掉诗集之前，他到底说了什么，她又回击了什么？撕书的过程中是不是又争吵过了？在浅大理石色电影里，醒来还在睡的女人如何会乖乖听我的话？晨起穿衣的女人，在没穿衣之前是不是更更纯洁？35毫米胶片无限量供应的影片，是不是有她发现秘密的最后一天？为什么布劳提根没有交代没有叙述？——但是布劳提根为什么要提及那些没完没了的细节？就像《斯卡拉蒂失控》这篇小说，只有引号里的一句话和引号外的一句话：

“与一个正在学小提琴的男人合住在圣何塞的单间公寓里太难了。”当她把空左轮手枪递给警察时，这么说道。

缺省的是学小提琴的男人为什么会制造对女人来说的难题？他们怎么会合住在圣何塞的单身公寓里？她把手枪交给警察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那之后被解决的事”？左轮手枪为什么是空的？子弹射出了吗？射中的是学小提琴的男人？警察对此会有什么想法？他们会不会说：“我只是写诗，我并非书页的守护者。我不能永远照顾它们。这是没有意义的。”缺省的故事当然制造了想象力，在一个句号和另一个句号完成的叙事中，缺省或者就是生活本身的一个特点，它没有完整的情节，没有合理的逻辑，没有道义甚至法律上的优越感，而身为诗人或者警察，对生活以及对缺省的故事，只能保持观望的心态，从来没有守护者，从来不需要照顾，当然也从来没有意义——1964年的加州文学生活，就是抽取了所谓文学而返回生活本身的缺省状态。

这种抽离文学的生活，这种缺省状态的故事，布劳提根其实命名了它，那就是“美国往事”：“我的祖母，以她独特的方式，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暴风雨中的美国往事。”开篇的《草坪的复仇》就指向了没有湮灭的“美国往事”，美国往事是关于走私酒贩祖母的回忆，在禁酒令没有实施之前，她是当地的风云人物；美国往事是关于“微不足道的神秘主义者”的祖父的过去，“他在1911年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确切时间：1914年6月28日，但这让他承受不了。”在疯人院呆了17年，总认为自己是个孩子，总认为每天都是1872年5月3日；美国往事，当然也是1936年那个和祖母一起住了三十年的意大利人杰克的故事，推销佛罗里达州地皮的他遭遇了美国的大萧条时期——于是，他让祖父的草坪荒废了，他把车子开到了前院，他撞掉了蜂巢，他砍倒了梨树，他对着那些鹅发呆……

美国往事中有祖父、祖母，有一战、疯人院、走私酒，也有杰克，有佛罗里达州的地皮推销，有股市大跌的大萧条时期，当不是1936年就是1937年杰克的那把火，用煤油点燃梨树和草坪，美国往事却并没有完全不给摧毁，“即便作为生命的最初记忆，这也够奇怪的：看着一个人把几十加仑的煤油倒在一棵三十多英尺的躺倒的树上，点上火，而树枝上的果实还是绿色的。”为什么在大火中果实还是绿色的？因为这是草坪的复仇，它在“美国往事”中没有被烧死，而是用绿色继续着那块草坪上的生命，而这就是草坪在复仇中变成了“复活”——但是，布劳提根绝非是一个复古派，当美国往事还在继续，还在发生，还在复活，它演变成的“草坪的复仇”其实就变成了“健康的发泄”之后所要解决的事。

从美国往事中复活，或者复活了一种美国往事，当然具体于时间的复活。祖父在疯人院呆了17年，他的每一天都是1872年5月3日，杰克在1936年或者1937年烧掉了梨树，绿色的果子却还在那里。《1692年的科顿·马瑟新闻短片》里的我还是个孩子，在1939年的华盛顿州塔科马市知道一幢房子里住着一个女巫，于是翻过面墙，打开那扇门潜入了这个疯女人的房间，除了各种不同插满花的瓶子，再也没有其他，连疯女人本身也没有发现，潜入本身就是冒险，最后从那幢房子里出来我高声尖叫着往外跑，“我们尖叫着跑过塔科马的街道，我们自己的声音也追着我们跑，就像1692年的科顿·马瑟新闻短片。”1939年的奔跑像1692年的新闻短片，而1939年的潜入最后变成了和那个祖父一样的预言：“一两个月后，德军入侵了波兰。”潜入就是侵入，只有预言才能让历史重复，才能让美国往事成为现实。还有《加州当代生活小故事》，又是加州，又是美国往事：1904年的开头也适合1969年，一篇题为《自由的必要性：为艺术家呼吁》的文章，复制了杰克·伦敦小说《海浪》的开头，击沉渡船，抓住文学评论家，然后被升为大幅，遇到真爱，逃离而找到小岛……“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给六十五年后的这个加州当代生活小故事一个结尾。”《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中，在打字员、编辑和小说作者三人共同组成的“一”里，是以1935年俄勒冈州北本德市的一家餐馆开始的爱情故事：年轻的伐木工人爱上了女服务员……

1939年的潜入变成了侵入，1904年的开头适用1969年的故事，1935年的爱情小说就像正在发生的“三分之一”现实——“我你们豪啊林师说梅贝尔脸红得像朵花华时我们就坐在那辆雨天的房车里，敲打着美国文学的大门。”从混乱走向有序，句子和句子，词语和词语，在过程中终于开始敲响“美国文学的大门”，这是美国往事的现实价值？布劳提根在讥讽？在揶揄？在嘲笑？一方面是对文学本身的解构，1964年的加州文学生活中，诗人已经不是一个文学的守护者了，打字也只是一部小说的“三分之一”，《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打字员中，甚至1天120美元给打字员就是因为她是海明威的打字员，“他说她能帮你解决一切问题。你只要把手稿给她。就像奇迹降临一般，你就有了迷人、正确的拼写和标点符号，美丽到让你双眼充满泪水，文章段落看起来像是希腊神庙，她甚至能给你补全句子。”海明威当然能敲开美国文学的大门，布劳提根也是——布劳提根笔下的布劳提根，以及和布劳提根有关的《在美国钓鳟鱼》都成了一种文学的摆设：1961年冬末春初丢失了《在美国钓鳟鱼》的两章，一章叫“伦勃朗小溪”，另一章是“迦太基洼地”，伦勃朗小溪里没有钓到美国鳟鱼，“但它在最后一刻从钉子上落回了画中，从我的视线中洄流到了十七世纪，那时它属于一个名叫伦勃朗的人的画架。”而迦太基洼地在暴雨之后变成了两个看起来像鼻孔的小洞，曾是河的地方再没有鱼。

一切都已经逝去，连小说本身都丢失了，美国往事变成了没有重新的故事，“有趣的是，我在1961年没有重新写，而是等到1969年12月4日再写，是差不多十年后，才回来尝试找回这些记忆。”但是1969年的布劳提根还是1961年的布劳提根？或者说1961年的美国往事在1969年还能一如既往调鳟鱼？但是至少布劳提根还是布劳提根，那只是作为我在不同年代的自己，但是在《原谅》里，布劳提根完全变成了《在美国钓鳟鱼》的作者，“我很清楚理查德·布劳提根写过一本名为《在美国钓鳟鱼》的小说，该小说全面论述了钓鳟鱼及其复杂多变的环境，所以我有点不好意思尝试相同主题的东西，但我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一个我不得不讲述的故事。”我是谁？一个作者，一个讲述者，一个“真的需要那条河”的美国往事者，但是即使有水，即使钓鳟鱼，在第六个沼泽中间，除了黑暗和水什么也没有，“世界上的每一种恐怖都在我的背后，在我的身边，在我的正前方，它们都没有名字，除了感知本身，没有任何形状。”1961年写作《在美国钓鳟鱼》的布劳提根只是一个作者，就像“加州文学生活”中的我，不是守护者，只是诗人，所以对于作者布劳提根来说，也没有所谓原谅的问题，而故事重新开启的时候，美国往事就变成了只有黑暗和水的恐怖。

布劳提根在美国往事中解构了文学，解构了文学中的布劳提根，解构了文学中的布劳提根写下的美国往事，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往事的重新复活，如草坪的复仇一样，大火中的果实依然是绿色的诡异：这里是《复杂的银行问题》，“我排队时，前面总是有很多人遇到复杂的银行问题。我必须站在那里忍受美国金融卡通片的折磨。”支票是财富暴风雪，柜员是长跑运动员，而储户的命运不如后院被发现的骷髅；这里是《我曾试图向别人描述你》中的那部关于罗斯福新政的电影，农村电气化的主题变成了希腊天神，“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农民都能听到罗斯福总统的广播。”还有在《俄勒冈州东部的邮局》里，没有看到山狮和熊，却发现了玛丽莲·梦露的大幅裸照，“她死于安眠药自杀，她还很年轻，很美丽，正如人们所说，她有着大好的前程。”还有在《很久以前，人们决定住在美国》中的一美元和一个女人，“她展开双臂搂着我，亲吻我的脸颊。她的身体温暖，友好，富有奉献精神。”如此未来的可能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决定住在美国，以及“我们一起活过了这一个片段”。

关于银行排队问题，关于农村电气化问题，关于美女与政治以及“大好前程”和自杀，美国往事就是美国现在，因为“故事的开始已经结束”，在通往明天通往未来的路上，美国早就被一把枪指着：

“你要去哪里？”人们在我上车的时候问。我坐在他们边上，把猎枪像权杖一样支在两腿之间，枪口指向车顶。枪管倾斜，指向乘客一侧的车顶，因为我永远都是乘客。“埃尔迈拉。”

《埃尔迈拉》中的埃尔迈拉是美国纽约州中部的城市，是马克·吐温在附近的庄园里写过而文学作品的地方，是我实现美国猎鸭王子梦的故乡，但是它最后不是我理想的打猎地，抵达就是离开，开始就是结束，对它的爱就是用枪指着，双筒16号猎枪和口袋里装着的很多子弹，却从来没有一颗射向这个地名，往事如梦，在美国钓不到鳟鱼，在加州的酒吧没有守护者，在俄勒冈的邮局没有大好前程，在埃尔迈拉没有射出的子弹，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洛杉矶飞机》中那个逃离了农场、发起了革命、做过汽车推销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创办了银行、最后做过建筑公司簿记员的老人退休了，“他看下午的电视。”，最后则是逝世，“今天下午你父亲去世了。”

老人的过往就是美国往事，现在去世了，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连死去的消息都是别人说的，而且已经死了十年。也许，回忆的开始就是故事的结束，布劳提根在1970年还差几周的时候说，“我已经思考过他的死对我们所有人意味着什么。”老人被发现死于洛杉矾一栋出租屋里置于前屋地板上的电视机旁，而14年后，人们在二层阁楼木地板上发现了死去多日的布劳提根，一个曾经写诗的诗人，一个现在的逝者：“我只是写诗，我并非书页的守护者。我不能永远照顾它们。这是没有意义的。”

	编号：C55·2211031·1789
	作者：【美】理查德·布劳提根 著
	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1年05月第1版
	定价：55.00元当当25.30元
	ISBN：9787020168699
	页数：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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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布劳提根是的存在。或许当我们垂垂老矣时，人们会写布劳提根（Brautigans），正如我们现在写小说（novels）一样。”通过写作，布劳提根发明了一种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崭新文体，《在西瓜糖里》是这种文体的一种实践，本书写成于1964年，首次出版于1968年，是理查德·布劳提根写作生涯中的第三部小说。小说意象纷呈，想象奇崛，具备多重阐释空间。“在西瓜糖里，事情一次又一次发生，就像我的生活发生在西瓜糖里。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因为我在这儿，你在远方。”1968年初版封面上并无书名，而是以小说开篇句话代替，（这句话会原样出现在简体中文版的封底）；英国歌手、演员“哈卷”哈里·斯泰尔斯的2020年“Billboard Hot 100榜单”冠军单曲《西瓜糖》系直接受本书启发创作；有未经官方证实的说法认为，苹果公司iPod、iPhone、iPad等产品命名均系受本书里的故事发生地“我的死”（iDeath）这一名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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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瓜糖里》：你们对我的死一无所知

“不错。是关于什么的？”
“就是码字，一个字接一个字罢了。”
——《烤肉卷》

红色的封面，满是西瓜具有诱惑力的色泽，或者也是通过弗雷德的西瓜工厂制造出的西瓜糖的颜色。这是过年前阅读的最后一本书，“最后”必将指向时间的终点，但是在“此时此刻”的阅读中，文本的色彩学正和现实发生着强烈的对比：外面已经下雪了，好多年未见的雪在天空中飘飞，最后必将落于大地之上，所以这个原本黑暗的夜晚因为这一场雪而变成白色。当白色覆盖了黑暗，“最后”必将是纯洁的终点——对于红色的西瓜及西瓜糖的阅读，对于白色的雪的现实覆盖，色彩学呈现的是一种取代还是一种丰富？

红色的封面之外，也是白色的纸页，这是理查德·布劳提根历时两个多月完成的作品，“这部小说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三日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波利纳斯的一处房子里开始动笔，于同年七月十九日在加州旧金山比佛街一百二十三号住所的客厅里完成。”从动笔到完成，最后也指向了作品的终点，布劳提根为什么借小说中“我”之口说这是一种“一个字接一个字罢了”的码字式写作？那时的爱德华大夫“顺便问一句”关于我写作的这本书，他的问题是：“是关于什么的？”于是我说这只是简单的码字，是一个字接一个字的组合。这是谦虚的说法？在另一章关于“文学”的对话中，再次提及了这本书，是我先对弗雷德说：“我想去写东西，继续写我的书。”弗雷德赞叹我“胸怀壮志”，当然问及了这本书的主题，“这本书是否像小学老师说的那样是关于天气的？”我回答说，这不是关于天气的，弗雷德说：“我可不想读一本关于天气的书。”后来我再次问弗雷德“你读过书吗？”弗雷德再次以否定的方式回答：“我没读过书，但我想我读的第一本书不应该是关于云朵的。”

这是一本一个字接一个字码出来的书，这是弗雷德称之为“胸怀壮志”的作者写出来的书，但那是对于具体内容，似乎都没有涉及，不是关于天气的，不是关于云朵的，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实际上在《查理的主意》一章中，我用西瓜籽墨水写作的这本书，非常明确地写道了书中有关的事，列出的24个条目已经将这本书的内容具体化了：这是关于“我的死”这个“好地方”的书，这里有我的朋友查理、老查克、哥们儿弗雷德，还有“她是我的最爱”的保琳，有“和另外一位夜里提着灯笼永远也不走近别人姑娘”的玛格丽特。当然，除了这些人物之外，还有神秘的镜子塑像，还有西瓜厂，还有漂亮的鳟鱼养殖场，重要的还有吃掉了我的父母让我成为孤儿的老虎，还有我烧掉的棚屋，还有阴死鬼和他们的遗忘工厂……

当然，还提及了书，按照查理的说法，这是一百七十年来人们写的第二十四本书，在上个月的时候，查理就吻我：“你好像不愿意搞雕塑或做其他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不写一本书呢？”这是第二十四本书，查理也提到了此前的二十三本书，但大多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一本书关于猫头鹰的，而这本书的作者是叫麦克的人。从此前的二十三本书，到其中一本关于猫头鹰的书，再到书的作者麦克，其实查理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这种清晰化的过程似乎是和记忆有关，而麦克写那本书也和记忆有关，“写那本书的家伙，他的名字叫麦克，他在遗忘工厂走了一大圈。他也许走了一百英里，花了几个星期。他越过那些我们晴天看得见的堆料。他说那些堆料后面还有更高的堆料。”麦克是在遗忘工厂走了一大圈，然后越过那些去除记忆的堆料，才发现了其中的线索，于是写下了这本关于猫头鹰的书，于是完成了此前二十三本书的书写，也意味着我可以继续写第二十四本书。

似乎，一个字接一个字码字的书写，就是一个作者接着一个作者的记忆赓续，而且很明显，麦克从堆料那边发现记忆写下那本书之后，就死了进入了坟墓，而我也熟悉那座坟墓，当然更熟悉麦克，“他一头金发，穿着铁锈色的外套。”从铁锈色的外套到红色的西瓜糖，从关于猫头鹰的书到《在西瓜糖里》这本书，从一百七十一年的历史到现在，这是一本有关记忆，有关记忆发现，有关记忆重启的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写这本书是“胸怀壮志”的体现，于是在最后的葬礼过后，“乐手们拿着乐器站定。他们准备好了。现在只剩几秒钟了，我写道。”最后一句，最后一个词，最后一个标点，指向了关于记忆完整恢复的文本的终点。

第一部《在西瓜糖里》，第二部《阴死鬼》，第三部《玛格丽特》，其实这三部分所对应的正是现在、寻找记忆和记忆之重现，而这从现在沿着记忆之线寻找关于时间的线索，其核心词便是“死”：布劳提根用“我的死”指代生活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引号不加以注释的词，它就是一个具体的名字，一个地理空间，当然也是一个时间坐标，这是布劳提根将抽象和虚幻的意象实体化的一种表现，类似的还有用松树、西瓜糖和石头建造的棚屋、梦铺出来的道路、“所有东西都叫河”、瓜板冲压机、西瓜汁墨水、蔬菜塑像等等。给“我的死”一种具象化的命名，是将死亡变成一种无处不在并赖以存在的东西：它是一个地方，那边有灯光，有时甚至“两颗星在一起闪烁”，那里总在变化，它渴求完美——“我的死”就是“我的”死，就是每个人有关的死，就是不断变化的死，就是“有一种微妙的平衡”的死，所以“我的死”所呈现的死亡就是这样的：“它美丽。我闭上眼睛也能看见它，触摸它。现在，它是冰冷的，就像孩子手里的一样东西在转动。”

“在西瓜糖里”的“我的死”看起来和西瓜糖一样是甜的，“在西瓜糖里，事情一次又一次发生，就像我的生活发生在西瓜糖里。”棚屋是由西瓜糖造的，桥是由西瓜糖造的，写作的墨水是西瓜籽造的，“所有这一切都会进入西瓜糖，并在那儿漫游。”和所有一切相关的西瓜糖，也是所有东西都是西瓜糖，而我呢，也是一个随便什么名字的我，“我猜你一定好奇我是谁，但我不过是那些没有固定名字的人中的一个。我的名字取决于你。想到什么就叫我什么好了。”午夜时火在炉子里摇晃像一只铃，那就是我的名字；有人在远方喊你名字，声音近似回声，那就是我的名字；鳟鱼在池子里游动，月亮照在我的死上，月亮好像是从每一棵树上升起来，那就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就是一切，西瓜糖就是一切，所以“我的死”也是每个人相关的死。

在现在的“我的死”里，每个人都住在棚屋里，他们在日落之前吃好晚饭，他们出去散步走过软软的木板，他们会在桥上点起灯，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忧愁：弗雷德在西瓜工厂里生产出西瓜糖，查理总是在身边点一小堆火取暖，比尔喜欢挥动着手臂，老查克的身体一直在放松，两臂轻轻地放在西瓜糖上……重要的是我和保琳的爱情，我们会去散步，会去看那里的二三十座蔬菜塑像，会听见高架渠里发出的水声，会看到老鳟鱼抓住夜晚的蛾子，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和保琳做爱，“我们久久地、缓缓地做爱。一阵风吹来，窗户轻轻颤动，糖在风中干裂。”但是当做爱谈到老虎，似乎一切都变了，她躺在我的身边感到温暖，她谈到老虎便睡着了，而我开始了拒绝，“她的睡意试图侵入我的手臂、我的身体，但我不会让它得逞，因为我突然变得焦躁不安。”

老虎是什么？老虎在老查克的梦里，“这次，它们和从前不同，它们弹着乐器，在月亮里久久地散步。”老虎会谈乐器，会散步，而老虎当然也会咬人，而且老虎咬死的是我的父母：一天早晨，老虎来了，父亲抓起武器但是被老虎先咬死了，之后又去咬我的母亲，当时的我手里拿着调羹，正在吃玉米面粥，老虎对我说：““我们和你一样，我们和你说同样的语言。我们的想法也一致，但我们是老虎。”我当时想让老虎给我做算术题，老虎做完算术题，接着又回去吃我的父母，于是我成为了一个孤儿，当我告诉查理的时候，查理还说：“老虎挺好。”但是我的疑问是：“它们为什么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于是我回到棚屋放了一把火，然后去城外生活了。后来那两只老虎在桥上被捉住并杀死了，桥也被点着了，桥最后变成了废桥，桥上的灯笼就是老虎灯笼。

老虎咬死人是在二十年前，一切恍若昨日，“八乘八等于几呢？”老虎甚至连算术题也没有做。当老虎被杀死，当棚屋被烧掉，当桥被废弃，实际上这是关于死亡的过去，而二十年后我回来是不是新的开始？当“老虎时代”终于结束，是不是进入了“后老虎时代”？但是正如老虎说的那样，和我一样，说着同样的寓言，想法也一致，除了吃人之外，老虎和人没有差别——人是另一种老虎，那个老虎时代也是过去的人的时代。所以在开启“后老虎时代”的时候，时间需要重新界定，而西瓜所代表的时间就是一种象征，从星期一到星期日，西瓜的颜色不同，“今天是灰色西瓜的日子”，灰色的日子，采集灰色的西瓜种子，在灰色日子里种下，可以长出灰色的西瓜——而那天我伸出一只脚，脚也变成了灰色。

灰色的西瓜对应的是星期三，重要的不是“今天”，在时间意义中它的新生永远是“明天”，而明天是星期四，是“黑色的不出声音的西瓜”，“我最喜欢明天：黑色的不出声音的西瓜的日子。你切它们时，它们不发出任何声音，味道非常甜。”这个明天如何到来？或者说“后老虎时代”如何开启？于是从第二部“阴死鬼”开始，关于从灰色到黑色，从今天到明天，从有声的死到无声的死，便开始了。在这里出现了重要的人物：阴死鬼，而他们所在的地方就叫“遗忘工厂”——对过去的遗忘，对老虎的遗忘，甚至对死亡的遗忘，只有将一切都放进遗忘工厂里，那么新的时间才会出现，才会有黑色的明天。但实际上，阴死鬼所代表的“遗忘工厂”并不是为了遗忘，而是重新经历“我的死”的过程。

我是和玛格丽特一起去遗忘工厂的，阴死鬼住在遗忘工厂旁边的破烂棚屋里，那里的屋顶是漏的，他说话古怪，举止疯癫，脾气暴躁，阴死鬼手下有二十多个人，他们常常去遗忘工厂挖掘，然后找到他们的东西酿造成威士忌，于是“他们通过干坏事和喝用被遗忘的东西酿造的威士忌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当我和玛格丽特去遗忘工厂的时候，我们却以恋人的身份手拉着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我爱着的是保琳，保琳把玛格丽特看成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玛格丽特和我过去是那么要好的朋友。这些年来，我们一起待在我的死，我们就像亲姐妹。”也许是那次保琳谈到老虎而我拒绝她之后，我选择了玛格丽特这个我最烦的女人，这是关于我的遗忘，在“我的死”里发生的这次替代，也预示着寻找记忆的开始。遗忘工厂看起来是遗忘，“它延伸向我们无法去也不想去的地方”，它的上面不长任何植物，也没有任何动物，“就连一根草也看不到，鸟拒绝从这个地方飞过。”但是遗忘工厂里能挖掘出酿造威士忌的东西，能收集满满一篮子的东西，甚至之后玛格丽特不停地去遗忘工厂。

遗忘不是真正可以遗忘，它带来的是对于过去的重现，阴死鬼终于带领大家来到了“我的死”这里，他对所有人说的是：“你们这些家伙根本不了解我的死。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我的死。”我的死是老虎的死，是棚屋的死，是父母的死，或者也是我的死，但是阴死鬼所要做的是唤醒死亡，重现死亡，“你们这些人自以为了解我的死。你们对我的死一无所知，你们对我的死一无所知。”醉醺醺的他认为当老虎被杀死之后，我的死也随之消失了，“老虎是我的死的意义所在”，所以要重新唤回死亡：阴死鬼让他的人一起割掉了大拇指，割掉了鼻子，割掉了耳朵，最后因为血流干了而死去，在死之前他说：“我们已经证明了我的死。”这就是真正“我的死”，是过去的我的死，是现在的“我的”死。

遗忘而重现，我的死变成了“我的”死，这是过去之死，这也是现在之死，而从过去到现在，真正的我的死才展现出来，就如那个镜子塑像，“把脑子里的东西全部排空，只剩下镜子，一切便会呈现在镜子塑像中。”久久地站立，排空记忆，我看见了我的死，看见了城市，看见了遗忘工厂，看见了田野、松树林、棒球工厂和西瓜工厂，看见了老查克坐在我的死的门廊上，看见查理在往炸面包里摸黄油，看见爱德华从罗恩的棚屋里出来后面跟着一条狗，看见阴死鬼和他团队的棚屋只剩下灰烬，看见保琳手上拿着一张画送给我作为礼物，当然最后看见的是玛格丽特爬上苹果树，“她把围巾的一头系在一根树枝上，枝头缀满尚未熟的苹果，她从树枝上跳下来，身体悬在空中。”

镜子塑像里的玛格丽特选择以上吊的方式自杀，当一切的记忆都从镜子塑像中排除，我所看见的才是真正发生的“我的死”，才是在阴死鬼重现死亡之后在现实中出现的“我的死”，也是对富有变化的“我的死”最好的阐述，“他用床罩裹好她的身体，床罩上织有我的死的形象，这是它的许多持久变化中的一种。”用砖将玛格丽特的房间永远封上，躺着的长沙发上点起了灯笼，她的葬礼即将举行——从现在走向的“明天”，才是我的死之后真正的仪式，而明天就是一个灰色的星期三之后的黑色的星期四，是没有声音的星期四，“太阳爬上我们这个世界的边缘时，黑暗仍将继续，今天将是没有声音的一天。我们的声音也将消失。如果东西掉在地上，不会发出声音。河流将是寂静的。”但是正如太阳的意义一样，当太阳升起而失去了一切声音之后，太阳落山意味着声音将会回来，而这也是“我的死”之后面向明天的“我的生”。

“我们等有了声音才开始舞会，这样乐器才能奏响，我们可以按自己的风格弹奏，大部分是华尔兹。”这场舞会在鳟鱼养殖场举办，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鳟鱼会在河水中跳跃抓住蛾子，鳟鱼汁制成的油可以照亮我们的世界，鳟鱼池的下面是坟墓，更重要的是，老虎杀死之后烧掉的地方建立起了鳟鱼养殖场，“墙围着老虎的骨灰砌了起来。”老虎的塑像还立在鳟鱼养殖场的旁边，也就是说，老虎时代之后是鳟鱼时代，鳟鱼象征着动力，象征着光亮，象征着死亡后的复活，象征着遗忘之后的新生，更象征着无声之后的有声——从老虎时代到鳟鱼时代，一个接着一个走来；从星期三到星期四，一天接着一天前进；从过去“我的死”到现在“我的生”，一百七十一年后的第二十四本书终于指向了时间的终点，“乐手们拿着乐器站定。他们准备好了。现在只剩几秒钟了，我写道。”

	编号：C55·2181103·1516
	作者：【美】理查德·布劳提根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8年04月第1版
	定价：38.80元当当17.10元
	ISBN：9787559803016
	页数：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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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钓鳟鱼手记、一个酒徒们的瓦尔登湖、一次钓鱼发烧友的文学之旅、一把左轮手枪和一个诗人之死、一部酷似诗的小说或曰一首不分行长诗——这是理查德·布劳提根献给那些无名酒鬼的颂诗，展示出一个“酒徒们的瓦尔登湖”。。在本书中，理查德·布劳提根以当时美国社会广为盛行的钓鳟鱼活动和露营旅行为关键词，以“在美国钓鳟鱼”作为一个身份百变的主人公，串起一系列在时空之中、在虚构与现实之间穿梭跳跃的钓鳟鱼之旅。布劳提根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使得《在美国钓鳟鱼》一书既呈现为小说的形式，又具有诗的质地，在小说和诗歌两种文体和思维方式之间自如切换。在本书中，布劳提根展现出他诗人式的狂暴想象力，行文间处处布满了机智精妙的比喻和奇思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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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钓鳟鱼》：这是我献给无名酒鬼的颂诗

“这儿离灵魂地狱还有多远？”我问。
“你们差不多走了一半。”他说。
——《泰迪·罗斯福的玩笑》

灵魂地狱的背面是灵魂天堂，摩门教徒之外是非摩门教徒，婚礼的反面是葬礼，一半和另一半是不是就这样对立？对立是不是就需要做出选择？肯定，或者否定，任何一种选择应该都无关对错。可是，当走到了路程一半的时候，为什么会没有了路？有人读到威廉·道格拉斯法官的书，却说：“不要吃雪，吃雪有害健康，会导致肚子痛。”一张可以包退三个月内出现问题的袜子小票为什么再也找不到了？熊溪旁的警告牌写着：“请勿在此垂钓，否则小心脑袋。”

小溪附近路的迷失，不能吃雪的建议，消失的小票，禁止垂钓，去查理斯国家公园路上的种种遭遇似乎都指向了那种否定状态，而当“11/2英里的指示牌”出现在山间，离灵魂地狱的路程其实也只是一个隐喻，非摩门教徒将被埋葬在灵魂地狱里，而摩门教徒死去则会在灵魂天堂里，但是那个摩门教女人在婚礼上却被蚊子咬得到处是包，“像一只气球走来走去”，摩门教的信仰也无法保护一个披着婚纱的女子？

谁能被授予一种神力？谁能从宗教文本走向真正的生活？当那条在溪边的路消失，我的回答是：“可能是因为我们都还是活人。”是地，活人会迷失在无路的小溪旁，会伸出手去吃雪，会丢失带来好运的小票，会在美国钓鳟鱼而不管禁令，也会被蚊子咬得身体都肿了——活着必须面对残酷现实，而处处是否定状态的残酷现实像极了非摩门教徒死后要去的灵魂地狱。灵魂地狱一直打开着，永远打开着，它就是生活本身，就是否定本身，而要从这样的残酷现实抽身，是不是也是一种残酷？

说出“差不多走了一半”的是那两个男人和女人，他们告诉了答案，就意味着已经达到过灵魂地狱，而从灵魂地狱回来，他们的生活里是卷到膝盖以上的裙边，是裤子后面的绿酒瓶，这是消费、沉醉、欲望张开毛孔的生活，而在这样的生活里，无关地狱和天堂，无关宗教和迷信，无关葬礼和婚礼，甚至在爱达荷州著名的森林草地露营地里，老奶奶带着三个孩子也是酩酊大醉，只有在酒神的狂欢中才能忘记残酷现实，才能蔑视信仰教条，才能无视灵魂地狱，“再打场内战好了！我准备好操他们了！”老奶奶如是说。

“操”是一种抗拒，“他们”又是谁？放纵的露营地，显露出生活本来的一面，当老奶奶甚至带着三个孩子大罪的时候，和男人、女人一样，早就不存在信仰本体，而成为对现实的一种讽喻，而现实的残酷性不是那些否定本身，而是虚伪的制度和文化，不要吃雪的建议是由美国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大法官威廉·道德拉斯说的，熊溪旁的警示牌是当地政府立的，老奶奶仇视的是争斗权力的内战，而那个斯坦利商店的女人骂我的是：“你怎么不去死啊，你这个左派杂种。”——因为我问的是“在古巴钓鳟鱼怎么样？”

不是生活本身的残酷，不是片言显示的否定，更不是教堂里蚊子的可恶，而是美国式政治创造的神话，甚至摩门教本身，也成为了狂热的爱国主义的同盟，他们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就是“上帝之国”，它的最终目标是被世界上的一切政府所模仿，而这似乎真的成了“泰迪·罗斯福的玩笑”，露营第四区的大木桌，在我看来，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眼镜，“有着滑稽的方形镜片”，而我坐在左边的镜片上，“我自在地就像回到了家。”

本杰明·富兰克林，曾领导美国独立战争，参与起草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是美国开国三杰之一，被称为“印在钱币上的无冕之王”，这个“从苍天那里取得了雷电，从暴君那里取得了民权”的伟大人物当然是美国的象征，所以他也被印在《在美国钓鳟鱼》的封面上：“《在美国钓鳟鱼》的封面是一张摄于黄昏的照片，一张关于旧金山华盛顿广场上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雕像的照片。”大理石雕像上刻着“献给/我们的孩子们/很快他们将超越我们/并继续前进”，雕像的基座四面都刻着一个词语：“欢迎”，而在雕像背后的柏树下，1952年和1956年参与美国总统大选的阿德莱·史蒂文森曾经在这里向四万民众发表演说——封面上还有教堂，还能看见十字架、尖顶、钟楼和大门。

印在封面上的雕像、柏树下面的演说，雕像后面的教堂，似乎就是“泰迪·罗斯福的玩笑”的另一个翻版，可是，为什么拿在手上的这本书的封面，却是一条灰白色的鳟鱼，它压住了印有富兰克林头像的钞票，当然也没有所谓的雕像、柏树和教堂，一条鳟鱼支撑起了整个封面，它期待被钓起，被食用，就像理查德·布劳提根在介绍这个封面时，将历史变成了正在发生的现实：“大约下午五点，就是《在美国钓鳟鱼》封面中的那个下午，饥饿的人们走出公园，向街对面的教堂涌去。”这是政府向穷人发放三明治的时间，而“我”的朋友也在其中，当他拆开报纸，看见面包之间只夹了一片菠菜叶，再无其他。

于是，一个封面成了谎言，美国的民主成了谎言，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成了谎言，广场，穷人和菠菜叶，和鳟鱼一样，是一种生活的代名词，却也在以戏谑的方式解构美国神话，于是，我把这一切看成是一个现代寓言：“是卡夫卡吧，他通过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了解美国……”因为卡夫卡说过：“我喜欢美国人，因为他们健康、乐观。”卡夫卡的美国是传说的美国，是文本的美国，而真实的美国呢？它是消费社会，它是工业世界，它是欲望、谎言、战争、恐怖的另一种代称，而“在美国钓鳟鱼”变成了对于这个神话的揭露，“在美国”是一种深入其中的体验，“钓鳟鱼”是垮掉派对于现实的解构。

“在美国钓鳟鱼”不仅仅是一种状态，它是一个描述者，1942年夏天我的某个继父告诉了我，我第一次听说了“在美国钓鳟鱼”，他能够把鳟鱼描述得像一种珍稀、智慧的金属，鳟鱼可以炼成钢，鳟鱼的代表城市是匹兹堡，鳟鱼之父叫安德鲁·卡内基，他也曾给我写信：“每当记起这件事，我就想笑——破晓时分，戴着三角帽的人们在钓鳟鱼。”它是一位美食家，他和女朋友玛丽亚·卡拉斯在一张大理石桌子上点起美丽的蜡烛，共同进餐，他们制作和食用了糖渍苹果拼盘、馅饼酥皮、一勺布丁，他们创造了另一种制作核桃酱的方法看，他们把核桃酱浇在他们的汉堡上；它是一幕芭蕾舞剧，这部舞剧说的是“眼镜蛇草如何捕捉昆虫”，它将在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上演；它是诗人拜伦勋爵，死于希腊的迈索隆吉翁，尸体保存在一个酒桶内，“那里可以容纳一百八十加仑的灵魂：哦，多么漫长的旅途，远离了爱达荷；多么漫长的旅途，远离了斯坦利盆地，远离了小红鲑湖、大迷河、约瑟夫斯湖和大木河。”它是一个矮子，“是一个失去了双腿、喜欢大吼大叫的中年酒鬼。”最后醉倒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雕像前，“大声地打着鼾”；它是“恐怖分子”印在小学一年级衣服背上的一句话，它是夜晚干杀人勾当的市长所穿的衣服……钢铁、美食、芭蕾舞剧、酒鬼、恐怖分子和市长，它是混杂的，它是多元的，它是隐喻世界里的隐喻，是神话故事里的神话，是美国谎言中的谎言。

但一定还有符号之外的现实意义，当我和妻子孩子开始了“在美国钓鳟鱼”之旅，其实是在更现实的层面上看见世界的否定状态，从继父告诉我的某个短语开始，从富兰克林的某个封面起步，沿着不同的小溪，到达不同的市政，运用不同的方式钓鳟鱼，或者折弯别针系上白线，或者在钓钩上挂一只苍蝇扔进水里，或者在羊的屁眼后头钓鳟鱼，钓鳟鱼的方式不一，收获不一，而在钓鳟鱼过程中不论是钓到的鳟鱼，还是遇到的人，似乎就构成了另一种风景。错吧白色的木梯当成了瀑布，于是我“只能把自己当一条鳟鱼”而吃了那片面包，在汤姆·马丁溪里钓到了一条九英寸的鳟鱼，“在钓到第一条鳟鱼之后很久，我才意识到那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山坡上钓鳟鱼，其实在在墓地溪里钓，“只有死者的贫穷一直让我心里烦躁不安。”钓到的驼背鳟，“我真希望当时能做一副它的死亡面具。不是保存身体的模样，而是复刻它的活力。”当然更多的则是像阿朗索·哈根那样，总共钓了160次鳟鱼，逃走2231条鳟鱼，7年平均每次逃走13.9条。

理查德·布劳提根：在瓦尔登湖畔的酒徒们

只有逃走，才会后继有人，“我相信这些失去仍是/一次有趣的探索，/但明年还会有人/得去钓鳟鱼。/还会有人/走上我的路。”这一首诗的语气像极了富兰克林雕像上的那句话，阿朗索·哈根说：“还会有人走上我的路”，弗兰克林说：“孩子们/很快他们将超越我们/并继续前进”，钓鳟鱼和美国发展似乎异曲同工，所以在钓鳟鱼一路上所遭遇不同的人，才是美国真正的现实。用典礼拉开调制“酷爱”饮料帷幕的成瘾者已经将消费变成了病态，“他创造了自己的‘酷爱’，他用‘酷爱’将自己点亮。”；在美国的“约翰·迪林杰之都”，黑帮人员用枪抵着正在食用的老鼠，老鼠依旧旁若无人地吃着，他却扣动了扳机，这是暴力世界的象征；开书店的男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新奥尔良的妓女那里明白了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思想就是一种肉欲；拓荒者海曼先生生活在贫穷、荒芜、恐怖的地方，“在他的一生中，海曼先生从来没有喝过一杯咖啡，抽过一根烟，喝过一次酒，干过一个女人：他觉得要是这样做了，自己就是个傻瓜。”最后那条以他名字命名的溪里只有翻白肚皮的鳟鱼；牧羊人看起来像青年阿道夫·希特勒，友好地邀请我们扎营过夜，而那晚，“我手里是一条刚送达不久的重要情报。上面写着：斯大林格勒。”而那个用轻柔的刀杀死了白鲑的外科医生，“他的学习生涯因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一度中止。他说，如果美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他将放弃行医。”

他们的生活和鳟鱼有关无关，他们的现实和美国有关无关，不论是生活还是现实，在寓言里，在小说中，在封面之外，都是“在美国钓鳟鱼”的亲身经历，从这个意义上，戏谑、荒诞、碎片都是为了组合其一个整体的美国，但是这种组合本身就变成了伪命题。鳟鱼被钓起，被食用，以及在温泉中死去，都是实现了其价值，而拿着钓饵的钓鱼人，本没有带着什么伟大的是使命却钓鳟鱼，最后都变成了酒鬼的狂欢，他们在瓦尔登湖畔喝酒，他们在教堂对面喝酒，他们不管怀孕的妻子在家而喝酒——甚至连一条十一英寸的虹鳟也喝了一口波特酒，死了，却被认为是一种幸福，“这是我献给那些无名酒鬼的颂诗。”虹鳟“因为喝了一口波特酒，它的生命就从这个地球的水域中永远涟消失了”，像鳟鱼一样，酒鬼们再也不会被钓起，而是以消失的方式拥有了幸福，那个沃斯维克温泉里，漂过来的是幸福的死鱼，而我则和妻子的嬉戏中，完成了幸福的交媾，“我看见一条死鱼靠近，漂进了我的精液里，然后蜷缩在那一团迷雾中。”

酒鬼麻醉自己，放纵自己，实则是忘记现实，“在美国钓鳟鱼”即使一种被囚禁的无奈，也是一种消解的快感，而在没有灵魂天堂也没有灵魂地狱的112的山路上，一半和另一半，都不指向终点，只有男人裤袋里的酒瓶，指向了欲望本真的状态：“长长的绿酒瓶探出脑袋，看起来有些滑稽。”一种让人迷失的罪，一种让人快乐的疯狂。而美国，也不再走向112英里之上的地狱，它就停在那里，一种期待被超越的美国实际上成了某个幻影，它被叫做“最后的晚餐”，和钓饵的名字一样，是从想象力开始，无数次试验而得到的工具，最后美国总统都变成了“在美国钓鳟鱼”的体验者：

三十四位美国前总统一致称赞：“‘最后的晚餐’超乎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