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6《在美国钓鳟鱼》：这是我献给无名酒鬼的颂诗
“这儿离灵魂地狱还有多远？”我问。
“你们差不多走了一半。”他说。
——《泰迪·罗斯福的玩笑》
灵魂地狱的背面是灵魂天堂，摩门教徒之外是非摩门教徒，婚礼的反面是葬礼，一半和另一半是不是就这样对立？对立是不是就需要做出选择？肯定，或者否定，任何一种选择应该都无关对错。可是，当走到了路程一半的时候，为什么会没有了路？有人读到威廉·道格拉斯法官的书，却说：“不要吃雪，吃雪有害健康，会导致肚子痛。”一张可以包退三个月内出现问题的袜子小票为什么再也找不到了？熊溪旁的警告牌写着：“请勿在此垂钓，否则小心脑袋。”
小溪附近路的迷失，不能吃雪的建议，消失的小票，禁止垂钓，去查理斯国家公园路上的种种遭遇似乎都指向了那种否定状态，而当“11/2英里的指示牌”出现在山间，离灵魂地狱的路程其实也只是一个隐喻，非摩门教徒将被埋葬在灵魂地狱里，而摩门教徒死去则会在灵魂天堂里，但是那个摩门教女人在婚礼上却被蚊子咬得到处是包，“像一只气球走来走去”，摩门教的信仰也无法保护一个披着婚纱的女子？
谁能被授予一种神力？谁能从宗教文本走向真正的生活？当那条在溪边的路消失，我的回答是：“可能是因为我们都还是活人。”是地，活人会迷失在无路的小溪旁，会伸出手去吃雪，会丢失带来好运的小票，会在美国钓鳟鱼而不管禁令，也会被蚊子咬得身体都肿了——活着必须面对残酷现实，而处处是否定状态的残酷现实像极了非摩门教徒死后要去的灵魂地狱。灵魂地狱一直打开着，永远打开着，它就是生活本身，就是否定本身，而要从这样的残酷现实抽身，是不是也是一种残酷？
说出“差不多走了一半”的是那两个男人和女人，他们告诉了答案，就意味着已经达到过灵魂地狱，而从灵魂地狱回来，他们的生活里是卷到膝盖以上的裙边，是裤子后面的绿酒瓶，这是消费、沉醉、欲望张开毛孔的生活，而在这样的生活里，无关地狱和天堂，无关宗教和迷信，无关葬礼和婚礼，甚至在爱达荷州著名的森林草地露营地里，老奶奶带着三个孩子也是酩酊大醉，只有在酒神的狂欢中才能忘记残酷现实，才能蔑视信仰教条，才能无视灵魂地狱，“再打场内战好了！我准备好操他们了！”老奶奶如是说。
“操”是一种抗拒，“他们”又是谁？放纵的露营地，显露出生活本来的一面，当老奶奶甚至带着三个孩子大罪的时候，和男人、女人一样，早就不存在信仰本体，而成为对现实的一种讽喻，而现实的残酷性不是那些否定本身，而是虚伪的制度和文化，不要吃雪的建议是由美国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大法官威廉·道德拉斯说的，熊溪旁的警示牌是当地政府立的，老奶奶仇视的是争斗权力的内战，而那个斯坦利商店的女人骂我的是：“你怎么不去死啊，你这个左派杂种。”——因为我问的是“在古巴钓鳟鱼怎么样？”
不是生活本身的残酷，不是片言显示的否定，更不是教堂里蚊子的可恶，而是美国式政治创造的神话，甚至摩门教本身，也成为了狂热的爱国主义的同盟，他们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就是“上帝之国”，它的最终目标是被世界上的一切政府所模仿，而这似乎真的成了“泰迪·罗斯福的玩笑”，露营第四区的大木桌，在我看来，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眼镜，“有着滑稽的方形镜片”，而我坐在左边的镜片上，“我自在地就像回到了家。”
本杰明·富兰克林，曾领导美国独立战争，参与起草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是美国开国三杰之一，被称为“印在钱币上的无冕之王”，这个“从苍天那里取得了雷电，从暴君那里取得了民权”的伟大人物当然是美国的象征，所以他也被印在《在美国钓鳟鱼》的封面上：“《在美国钓鳟鱼》的封面是一张摄于黄昏的照片，一张关于旧金山华盛顿广场上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雕像的照片。”大理石雕像上刻着“献给/我们的孩子们/很快他们将超越我们/并继续前进”，雕像的基座四面都刻着一个词语：“欢迎”，而在雕像背后的柏树下，1952年和1956年参与美国总统大选的阿德莱·史蒂文森曾经在这里向四万民众发表演说——封面上还有教堂，还能看见十字架、尖顶、钟楼和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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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在封面上的雕像、柏树下面的演说，雕像后面的教堂，似乎就是“泰迪·罗斯福的玩笑”的另一个翻版，可是，为什么拿在手上的这本书的封面，却是一条灰白色的鳟鱼，它压住了印有富兰克林头像的钞票，当然也没有所谓的雕像、柏树和教堂，一条鳟鱼支撑起了整个封面，它期待被钓起，被食用，就像理查德·布劳提根在介绍这个封面时，将历史变成了正在发生的现实：“大约下午五点，就是《在美国钓鳟鱼》封面中的那个下午，饥饿的人们走出公园，向街对面的教堂涌去。”这是政府向穷人发放三明治的时间，而“我”的朋友也在其中，当他拆开报纸，看见面包之间只夹了一片菠菜叶，再无其他。
于是，一个封面成了谎言，美国的民主成了谎言，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成了谎言，广场，穷人和菠菜叶，和鳟鱼一样，是一种生活的代名词，却也在以戏谑的方式解构美国神话，于是，我把这一切看成是一个现代寓言：“是卡夫卡吧，他通过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了解美国……”因为卡夫卡说过：“我喜欢美国人，因为他们健康、乐观。”卡夫卡的美国是传说的美国，是文本的美国，而真实的美国呢？它是消费社会，它是工业世界，它是欲望、谎言、战争、恐怖的另一种代称，而“在美国钓鳟鱼”变成了对于这个神话的揭露，“在美国”是一种深入其中的体验，“钓鳟鱼”是垮掉派对于现实的解构。
“在美国钓鳟鱼”不仅仅是一种状态，它是一个描述者，1942年夏天我的某个继父告诉了我，我第一次听说了“在美国钓鳟鱼”，他能够把鳟鱼描述得像一种珍稀、智慧的金属，鳟鱼可以炼成钢，鳟鱼的代表城市是匹兹堡，鳟鱼之父叫安德鲁·卡内基，他也曾给我写信：“每当记起这件事，我就想笑——破晓时分，戴着三角帽的人们在钓鳟鱼。”它是一位美食家，他和女朋友玛丽亚·卡拉斯在一张大理石桌子上点起美丽的蜡烛，共同进餐，他们制作和食用了糖渍苹果拼盘、馅饼酥皮、一勺布丁，他们创造了另一种制作核桃酱的方法看，他们把核桃酱浇在他们的汉堡上；它是一幕芭蕾舞剧，这部舞剧说的是“眼镜蛇草如何捕捉昆虫”，它将在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上演；它是诗人拜伦勋爵，死于希腊的迈索隆吉翁，尸体保存在一个酒桶内，“那里可以容纳一百八十加仑的灵魂：哦，多么漫长的旅途，远离了爱达荷；多么漫长的旅途，远离了斯坦利盆地，远离了小红鲑湖、大迷河、约瑟夫斯湖和大木河。”它是一个矮子，“是一个失去了双腿、喜欢大吼大叫的中年酒鬼。”最后醉倒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雕像前，“大声地打着鼾”；它是“恐怖分子”印在小学一年级衣服背上的一句话，它是夜晚干杀人勾当的市长所穿的衣服……钢铁、美食、芭蕾舞剧、酒鬼、恐怖分子和市长，它是混杂的，它是多元的，它是隐喻世界里的隐喻，是神话故事里的神话，是美国谎言中的谎言。
但一定还有符号之外的现实意义，当我和妻子孩子开始了“在美国钓鳟鱼”之旅，其实是在更现实的层面上看见世界的否定状态，从继父告诉我的某个短语开始，从富兰克林的某个封面起步，沿着不同的小溪，到达不同的市政，运用不同的方式钓鳟鱼，或者折弯别针系上白线，或者在钓钩上挂一只苍蝇扔进水里，或者在羊的屁眼后头钓鳟鱼，钓鳟鱼的方式不一，收获不一，而在钓鳟鱼过程中不论是钓到的鳟鱼，还是遇到的人，似乎就构成了另一种风景。错吧白色的木梯当成了瀑布，于是我“只能把自己当一条鳟鱼”而吃了那片面包，在汤姆·马丁溪里钓到了一条九英寸的鳟鱼，“在钓到第一条鳟鱼之后很久，我才意识到那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山坡上钓鳟鱼，其实在在墓地溪里钓，“只有死者的贫穷一直让我心里烦躁不安。”钓到的驼背鳟，“我真希望当时能做一副它的死亡面具。不是保存身体的模样，而是复刻它的活力。”当然更多的则是像阿朗索·哈根那样，总共钓了160次鳟鱼，逃走2231条鳟鱼，7年平均每次逃走13.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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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布劳提根：在瓦尔登湖畔的酒徒们 |
只有逃走，才会后继有人，“我相信这些失去仍是/一次有趣的探索，/但明年还会有人/得去钓鳟鱼。/还会有人/走上我的路。”这一首诗的语气像极了富兰克林雕像上的那句话，阿朗索·哈根说：“还会有人走上我的路”，弗兰克林说：“孩子们/很快他们将超越我们/并继续前进”，钓鳟鱼和美国发展似乎异曲同工，所以在钓鳟鱼一路上所遭遇不同的人，才是美国真正的现实。用典礼拉开调制“酷爱”饮料帷幕的成瘾者已经将消费变成了病态，“他创造了自己的‘酷爱’，他用‘酷爱’将自己点亮。”；在美国的“约翰·迪林杰之都”，黑帮人员用枪抵着正在食用的老鼠，老鼠依旧旁若无人地吃着，他却扣动了扳机，这是暴力世界的象征；开书店的男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新奥尔良的妓女那里明白了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思想就是一种肉欲；拓荒者海曼先生生活在贫穷、荒芜、恐怖的地方，“在他的一生中，海曼先生从来没有喝过一杯咖啡，抽过一根烟，喝过一次酒，干过一个女人：他觉得要是这样做了，自己就是个傻瓜。”最后那条以他名字命名的溪里只有翻白肚皮的鳟鱼；牧羊人看起来像青年阿道夫·希特勒，友好地邀请我们扎营过夜，而那晚，“我手里是一条刚送达不久的重要情报。上面写着：斯大林格勒。”而那个用轻柔的刀杀死了白鲑的外科医生，“他的学习生涯因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一度中止。他说，如果美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他将放弃行医。”
他们的生活和鳟鱼有关无关，他们的现实和美国有关无关，不论是生活还是现实，在寓言里，在小说中，在封面之外，都是“在美国钓鳟鱼”的亲身经历，从这个意义上，戏谑、荒诞、碎片都是为了组合其一个整体的美国，但是这种组合本身就变成了伪命题。鳟鱼被钓起，被食用，以及在温泉中死去，都是实现了其价值，而拿着钓饵的钓鱼人，本没有带着什么伟大的是使命却钓鳟鱼，最后都变成了酒鬼的狂欢，他们在瓦尔登湖畔喝酒，他们在教堂对面喝酒，他们不管怀孕的妻子在家而喝酒——甚至连一条十一英寸的虹鳟也喝了一口波特酒，死了，却被认为是一种幸福，“这是我献给那些无名酒鬼的颂诗。”虹鳟“因为喝了一口波特酒，它的生命就从这个地球的水域中永远涟消失了”，像鳟鱼一样，酒鬼们再也不会被钓起，而是以消失的方式拥有了幸福，那个沃斯维克温泉里，漂过来的是幸福的死鱼，而我则和妻子的嬉戏中，完成了幸福的交媾，“我看见一条死鱼靠近，漂进了我的精液里，然后蜷缩在那一团迷雾中。”
酒鬼麻醉自己，放纵自己，实则是忘记现实，“在美国钓鳟鱼”即使一种被囚禁的无奈，也是一种消解的快感，而在没有灵魂天堂也没有灵魂地狱的112的山路上，一半和另一半，都不指向终点，只有男人裤袋里的酒瓶，指向了欲望本真的状态：“长长的绿酒瓶探出脑袋，看起来有些滑稽。”一种让人迷失的罪，一种让人快乐的疯狂。而美国，也不再走向112英里之上的地狱，它就停在那里，一种期待被超越的美国实际上成了某个幻影，它被叫做“最后的晚餐”，和钓饵的名字一样，是从想象力开始，无数次试验而得到的工具，最后美国总统都变成了“在美国钓鳟鱼”的体验者：
三十四位美国前总统一致称赞：“‘最后的晚餐’超乎我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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