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

编号:B88·1970704·0387
作者:(瑞士)皮亚杰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4年11月第一版
定价:6.60元
页数:120页

作为一种哲学流派,“结构主义”对20世纪的心理学、语言学、认知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皮亚杰的这本著作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结构”的意义。皮亚杰对“结构”的定义是:“由具有整体性的若干转换规律组成的一个有自身调整性质的图式体系,主要特点是整体性、转换型和自足性。”皮亚杰从数学、逻辑、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诸方面对“结构”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结构主义》:在于运算的第一性

“结构”没有消灭人,也没有消灭主体的活动。真的,应该懂得,在关于人们所应叫做“主体”的东西上面,已经被某些哲学传统积累起了许多的误解了。
         ——《结论》

“结论”里已经把人解放出来,把主体的地位凸显出来,并非要把人当成是结构的自我中心,而是要通过持续不断地“除中心作用”,形成一个“认识论上的主体”,或者很明确地说,主体之存在必须使结构成为方法论上的结构,必须以人的认识来建造互反性和再构造的结构,认识论而有方法论,方法论而有运算,而有转换,而有协调,而有功能——当撇开结构主义在哲学意义上的存在,那种去中心化的主体才能在结构之间建立联系,才能成为起功能作用的中心。

去中心而成为中心,去哲学化而具有认识论,这或者是皮亚杰把结构主义称为方法论结构主义、普遍结构主义、真正的结构主义的主旨所在,而在他的对面赫然站着福柯《词与物》中的理性“考古学”。这似乎是关于结构认识在哲学体系上的不同建构,当皮亚杰称福柯的结构主义是“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就是认为他是以怀疑论和消极论点来阐述结构主义,从而使得结构与构造论分开来。福柯把人文科学看成是一些“突变”,只是“先验性历史性的”或者“认识阶”的暂时性产物,“在时间的历程中毫无秩序地相继而来”,所以福柯认为人文科学都是伪科学,只是在确定人文科学的实证性并且使他扎根在现代的“认识阶”里成为一种形式,所以无法成为真正的科学。

“认识阶”是福柯所起的一个名词,它具有某种历时性的意义,在结构的形成中,它是先验的,是无法预见的,“它们不是从简单的心智活动习惯所产生的可观察到的关系的体系,它们也不是在科学史上某个时刻能够推广的带有限制性的思想方式的体系。”所以当它以先验的形式决定了知识,它只能延续一个有限的历史时期,最终它会在历史的知识转变中让位给别的“认识阶”。所以以“认识阶”的历时性为特征,福柯的理性“考古学”在皮亚杰看来就是没有理由的“理性变换”:“理性的结构是通过偶然的突变或暂时的涌现而出现和消失的”。

突变的,先验的,历史性的,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显然不符合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当然也背离了他对于结构主义的科学认识论的观点,“这位作者的具有革命意图的著述能给我们提出对人文科学的有益的批判”——把“人文”和“科学”结合在一起,似乎是皮亚杰期望作为方法论的结构主义在哲学上寻找到它的科学论断,而其最主要的突破就是在福柯怀疑论和消极主义中对于主体活动进行有益地界定,而不消灭人的主体活动之存在,就必须使得结构主义在哲学上恢复其辩证思维:“在各种科学本身的领域,结构主义总是同构造论紧密联系的,而且就构造论而言,因为有历史发展、对立面的对立和‘矛盾解决’等特有的标记,人们是不能不承认它有辩证性质的,更不用说辩证倾向与结构主义倾向是有共同的整体性观念的了。”辩证是能动的,是发展的,是对立而解决矛盾的,皮亚杰认为,辩证所要求的的构造,就必须在我们无知的深渊之上“建造一座座便桥”,从而使得无知的深渊向知识的彼岸延伸出来,延伸便成为构造本身,无知而有知,有知而无知,就如在肯定之中产生种种否定,从而在共同的“矛盾解决”中得到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

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都在这样的辩证思维中为结构主义的构造建立了联系,而皮亚杰甚至认为,“必须把辩证过程所占的地位,恢复到比列维-斯特劳斯似乎希望赋予它的还要重要的位置。”这样的目的,就是要摆脱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摆脱哲学传统中对于主体的误解,摆脱“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束缚,因为在他看来,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实在论,而是一种方法论,不具有排他性,而具有科学的辩证理性,当然最主要的是它具有除中心的主体性——正是这种主体意义,使得它“把主体从自发的自我中心现象中解放出来,以得到协调,建立起有互反性的构造,再构造的历程中产生的结构。”所以在皮亚杰看来,不存在没有构造过程的结构,不存在和功能主义分开的结构主义,只要它是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是普遍的结构主义,只要它存在着“认识论上的主体”,结构主义就是开放性的:“结构主义的研究趋向于把所有这些研究整合进来,而且整合的方式是和科学思维中任何整合的方式是一样的,即在互反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上进行整合。”

从批判到探寻,从否定到肯定,皮亚杰所做的努力就是要建立一个“具有可理解性的共同理想”,他认为,结构主义具有两个共同的方面,一是“一个要求具有内在固有的可理解性的理想或种种希望”,也就是说,一个结构本身具有自足性,“理解一个结构不需要求助于同它本性无关的任何因素”;另一面则是,结构虽然是多样的,但是它却是普遍的、必然的:“人们已经能够在事实上得到某些结构,而且这些结构的使用表明结构具有普遍的、并且显然是有必然性的某几种特性”。概括出来,一个结构具有三个特性: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整体性当然是它本身具有自足意义;而转换性是结构内部存在着一个或若干个转换的体系;自我调整性具有某种守恒意义,作用于它的主要是三个程序:节奏、调节作用和运算,“人人都可以自由地从这些程序中发现这些结构‘真实’构造过程的各个阶段,也可把在没有时间性的形式下、几乎是柏拉图主义式的那些运算机制放在基础上,从而引出其余的一切,把次序颠倒过来。”

很明显,结构的这三个特性显然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整体性是在打破结构的“原子论式”的研究,以一种整体观构建一个自足的结构;转换性则是否定结构静止的“形式”,建立起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自身调整性则在运算、构造中实现结构的守恒性,守恒性也就意味着结构的封闭性。展开而来,皮亚杰分析了数学结构、逻辑结构、物理学结构、生物学结构、心理学结构和语言学结构,在这些结构里,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成为所有结构的普遍特征。比如数学结构,最简单的是群结构,通过组合运算汇合成某个集合,通过这个集合的运算法则应用到某些成分上去,也会得出这个集合的一个成分来。所以群具有普遍协调的作用:“在转换关系的可逆性中体现了不矛盾原理;中性成分的恒定性保证了同一性原理;最后一个原理人们较少强调,但它同样是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到达点不受所经途径不同的影响而保持不变的原理。”在群上还有母结构,母结构分为群的代数结构、以“网”为原型的结构以及拓扑学性质的结构,不管何种结构,皮亚杰认为,最重要的是在这些课题上的“那些动作”,这些动作反应了抽象法的本质不是来自于客体,而是从动作中产生的结果,这也是结构主义构造论的一个基础。

逻辑结构其实是不封闭的,它是建立在“上升形式-内容阶梯上的任意一点”,逻辑体系的上方是开放着的,下方也是开放着的,“作为出发点的概念和公理,包含着一个有许多未加说明的成分的世界。”虽然在一个点的不同方向上是开放的,但是在公理和概念的整体意义上,则是封闭的,“每一个成分对于比它高级的成分来说是内容,而对于比它低级的成分来说是形式。”内容和形式的结合而产生的体系同样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这三个性质。物理学的结构,虽然不依赖于人,但是却符合我们的运算结构,而生物学研究的有机体是一个“能自身调节的有若干转换作用的整体性体系”,而作为人的生物学意义,就是人既作为复杂物理的客体,又是行为的原动力,这双重性质使得人有可能精确地了解自身结构,而这种能力“给我们提供一把结构主义理论的钥匙了”。在皮亚杰看来,这个结构的图书意义在于找到了主体的根源,按照福柯的看法,人只是“历史发展上的各个事物的次序中的某个裂口”,相当于“我们知识里的一个简单的褶皱”,而皮亚杰却认为:“这个裂口和这个褶皱是从一个非常大的、但组织得很好的爆裂声中产生的,这个爆裂声就是整个生命界所构造成的。”

心理学结构上,格式塔式结构主义已经阐释了存在整体性的知觉系统,而在知觉意义上就有了构造论的可能,结构通过反映抽象提供的材料,以平衡作用提供的可逆性,“逐步构造成逻辑结构的”,这样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密不可分,也就使得主体成为功能作用的中心。而在语言学结构中,索绪尔建立了共时性的结构主义,符号和意义之间建立的对应关系使得语言结构形成一个整体,而言语方面的创造力,根植在理性中的语法和派生的语句组成的生成语法,“能够马上在义符和音素之间的无穷尽的、可能组合里建立起联系”,这也发挥了结构主义具有的三个特性,特别是语言转换模式的建立,是对于索绪尔静态语言结构主义的一种积极的补充。

数学结构、逻辑结构、物理学结构、生物学解构、心理学结构以及语言学结构,种种结构都纳入到皮亚杰方法论的结构主义之中,它是和整体性结构主义有着区别:整体性概念是涌现出来的,是起作用的原始概念,而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是有转换性质的相互作用;整体性结构主义只是把观察的联系或相互作用的体系,看作是自身满足的,而方法论结构主义是“要到一个深层结构里去找出对这个经验性体系的解释”,所以在社会研究中的利用时,方法论的结构主义就具有了优势,它通过推演的重建,使得结构不再是意识,而是行动,使得体系具有结构和功能不可分的特征,也正是这种方法论,使得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上实现了运算的可能:“这种结构主义的第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要到‘具体’社会关系的背后,去寻找出只能通过对抽象模式作有演绎作用的构造才能得到的、‘无意识的’基础结构来。”当物质和形式剥掉了独立的存在,通过某些图式的“运算”结合在一起组成结构,它们就不再是绝对意义上的形式,也不再是绝对意义上的内容,“在现实世界里也和在数学里一样,任何形式,对于包含这个形式的那些更高级的形式而言,就是内容;任何内容,对于这个内容所包含的那些内容来说,就是形式。”

同样在哲学研究上结构主义在注入了辩证思维之后,也从“先验的历史性”的“突变”中找到了它积极的功能主义,所以皮亚杰说,结构主义的关键“在于运算的第一性”,运算是把主体当成功能的中心,在不消灭人、不消灭主体活动的前提下,区别开个别主体和认识论上的主体,然后把支离破碎的意识和主体“在其智慧活动里所能努力做到的这两方面分开来看”,主体的运算,就是“从主体自己动作的普遍协调里通过反映抽象得来的”,所以主体的运算是一种发生认识论,是“从一个结构向另一个结构的形成过渡”,是“一个从最弱导向最强的形成过渡”——“结构只代表这些运算的组成规律或平衡形式;结构并不是先于它们或高于它们的、为它们所依靠的实体。”

结构主义是方法论的结构主义,是运算为第一性的结构主义,是具有科学性和主体功能中心的结构主义,当然也是把多种学科协调作为一种整体的结构主义,是在开放性中实现转换的结构主义:“在把种种结构同它们的来源切断时,人们才可以把结构当做是形式化的本质;当结构不是停留在字面上,也就是把结构重新放进它们的来源中去时,人们才能重新建立起结构与发生构造论即历史构造论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和与主体的种种活动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

发生认识论原理

编号:B88·1960125·0247
作者:(瑞士)皮亚杰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1年9月第一版
定价:12.00元
页数:113页

皮亚杰(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对儿童心理学有深入地研究。本书1970年出版,对“认识的成长问题”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从时间、速度、守恒、偶然性等物理概念大发展而影响到儿童的认知世界的成长,否定认识先验论。当然,皮亚杰的心理学研究也是对认识论的建构,而不是仅仅指儿童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讲,皮亚杰是一个唯物论的结构主义者。


《发生认识论原理》:从来没有绝对的开端

我们认为关于认识的发展心理学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这个信念从下述事实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所有科学,包括高度发展了的科学,都是以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为其特征的。
–《英译本序言》

当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长,他是如何建立他的认识体系的?是仅仅凭借感觉建立世界的联系,还是通过概念进行归纳建构的?这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不断发展”,也是从儿童世界的活动方式,皮亚杰试图建立关于所有科学的发展逻辑,也就是说,“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科学,是调节、同化、平衡的过程,是抛弃了经验论的前进,是否定了预成性的结构,这是皮亚杰在某种否定意义上建立的轨迹,这条轨迹为所有科学历时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而在这个发展为其特征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返回源点,返回初始,以“向生物学家学习”的态度,寻找发生认识论的建构模式。

既然认识是从开端走向发展,在时间意义上就不可能是共时性的,皮亚杰在引言中就明确这一种认识结构是“非预成性结构”,他认为,认识既不能看成“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论了的”,也不能看作“是在客体的预先存在着的特性预先决定了的”,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绝对的开端隐含着某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甚至是神性意义上的决定论,这样“绝对的开端”不仅否定的是主体有效和不断的建构,也扼杀了客体在内部结构中的认识原理,所以只有从“无限地往回延伸”的起源论上,才能找到主体和客体的发展轨迹,才能形成一种既能认识高级水平的认识,也能从低级形式的认识中找出规律的科学方法,从而可以将包括主体、客体和认识中介放在一个“可能性的系统之内”使它们丰富起来。

如果把主体设成是出生之后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孩子,那么客体就是依存在主体意义上的客体,而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认识并不是预设的,也就是说,在他们之间发生联系的是中介,“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但这是由于主客体之间的完全没有分化,而不是由于不同种类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中介是什么?它是如何在建构中让主体和客体发生相互作用?

有人认为一开始的中介是知觉,而皮亚杰认为这是“唯理论者太轻率地向经验主义所作的让步”的结果,在他看来,第一中介是可塑性要大得多的活动本身,他把活动区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在全部言语或者全部表象性概念以前的感知运动活动时期,另一个阶段则是由言语和表象性概念这些新特性所形成的活动的时期。实际上,他把作为中介意义的感知运动和概念形成都看成是一种活动,而这些被纳入体系之中的活动在双重建构中就具有了主动性、连续性和传递性。

而在活动作为中介的两个时期,皮亚杰又把它们分成四个阶段:感知运动水平阶段、前运演思维阶段、具体运演阶段和形式运演阶段。在感知运动水平阶段,婴儿把每一件事物都与自己的身体关联起来,也就是他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是一个中心,但是婴儿缺乏意识,最早的活动中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分化,也就是说,自身中心化是无意识的,按照心理学的解释,皮亚杰称之为“没有自恋者的自恋”,也就是说活动在发生,但是并没有实现主客体之间的分化,所以婴儿在每一个活动中都各自把身体本身直接和客体联系起来形成孤立的整体。但是随着认识的发生,随着智力的发展,符号功能得到体现,他们在活动中便不再以主体的身体为中心了,也就是说,主体的身体也被看成是诸多客体中的一个,当主体开始意识到自身也是活动的来源,是认识的来源,所以和主体的活动本身发生了关联。

皮亚杰:唯物论的结构主义者

皮亚杰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主客体实现了分化,使得客体实体化,而当在实物动作水平上消除了自身中心化,也便开始了与符号功能的结合,使表象或思维的出现成为可能,这是认识的极大发展,这个过程是主客体的相互同化,皮亚杰认为,同化是“指把给定的东西整合到一个早先就存在的结构之中,或者甚至是按照基本格局形成一个新结构”,主客体纳入到格局中,而格局本身就具有某种建构功能,这里便出现了尝试使事件再次出现的再生性同化,出现了把另外“悬挂着的客体”也同化到同一格局中的再认性同化,出现了如重复这一种活动的概念性同化,这三种同化方式一个紧跟着另一个,使得格局不断丰富,不断发展。

而随着语言、象征性游戏、意象等的出现,通过选择和形成表象性格局带来了有意识的觉察,也就形成了内化和概念化的活动,这便是从感知运动水平阶段进入到前运演阶段。在第一水平时期,主体内部进行协调,向着未来运演阶段的方向发展,而客体也在外部协调的方向上形成了广义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连续性的活动压缩成为一种表象性的整体,这样的同化在特征上就具有了一种量上的规定,“所有”和“某些”有了分野,而不同的特性可以归结为不同的类,所以具有了产生概念的条件。但仅仅是条件,皮亚杰认为,在前运演阶段的第一水平中,主客体之间的唯一存在的中介仅仅是一些前概念和前关系,而赋予客体的因果关系也还是心里形态的,没有从主体的活动中真正分化出来。

而从五岁到六岁开始,孩子开始解除自身中心化,通过皮亚杰命名的“组成性功能”来发现客观的关系,虽然是一种概念化的过程,也产生了客体及其力量向活动本身的简单同化,但是对于主体来说,还没有察觉到,而且组成性功能是定向的,不是可逆的,所以它无法实现系统的守恒,甚至它也无法离开活动本身,不能在推理意义上形成一种概念化的中介,当然在逻辑意义上也仅是能够区分个体和类。

具体运演阶段要出现在七岁到八岁的时候,它的标志是概念性工具的发展,当内化、概念化的活动取得了可逆性转换的资格,当某些变量可以在系统格局内保持不变,当协调之后可以形成一个闭合的系统或者结构,那么认识论就到了具体运演阶段。在这个阶段的第一水平上,运演成为可逆的过程,当孩子依照顺序排列十来根长短差别很小的棍子,他会用两两对比的方式来建立序列,这是一种“调节”,在这个调节过程中,儿童不是在事后进行错误的纠正,而是在活动过程中进行改正,也就说说,儿童已经在正运演和逆运演的相互作用下“预见和回顾”,“运演形成了在控制论中有时称之为‘完整的’调节的那种东西。”完整的调节,就是在建立一种系统的闭合性,系统的闭合性获得的是必然性,也就是说,系统的传递性和守恒性已经出现,所以在这个阶段,三个方面的运演开始了,一种是“使高级结构从低级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反身抽象”,它产生了归类关系和顺序关系;第二种是通过协调朝向系统整体;第三种是通过自我调节的协调,是系统在正反两方面达到平衡——产生了归类关系,具有了整体性和可逆性,从而保证了整体的守恒性。

而到了第二水平,运演性质本身却暴露除了缺陷,也就是在因果关系中形成了一种新的不平衡,儿童试着去分析归纳性问题的函数依存关系,比如反射角和入射角的关系,会发现在协调上的一般能力,但是并不能建立完整的因果关系,只是在类与类之间发现对应关系,这种不能通过架设进行推理的局限性,在皮亚杰看来,恰恰是为形式运演创造了可能,也就是说,逻辑数学运演的发展和因果关系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形成的具体运演阶段的自相矛盾局面,为形式运演打下了一个基础。

从儿童的符号功能阶段把活动压缩成表象性的形式,到把预见和回顾协调起来产生可逆性的结构,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单纯处理的是客体,甚至是实体,而到了十一岁到十二岁的形式运演阶段,纯裸机数学关系开始建立:它开始提出假设而不是单纯地处理客体;他面对的是和类、关系相关的命题,而不是符号和概念;他运演是自主的,不是只具有因果关系的实物;运演的模式不是遇见和回顾,而是超时间性的——“这种特性是纯逻辑数学关系所特有的”。所以在形式运演阶段,假设、命题、超时间性的逻辑和数学关系,构成了一种将主体的运演和客体的因果关系从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就是对一种新东西的建构过程。

建构新东西是认识论的一个目的,更是一个过程,它是动态的,是运演的,是发生的,而皮亚杰从儿童的认识论源头开始建立的这一条轨迹就是为了去除发生论的错误思想,在传统的发生学里,有人认为运演的发展是“由于现实与环境的强制因素所提供的外源信息产生的”;有人把主客体的“逐步的符合一致”归因于一个共同的遗传本源;也有人认为逻辑数学的建构,其实是在心理发生之前就存在的,所以不管是拉马克的经验主义,还是流行的天赋论,不管是从本能到智力的演变,还是自我调节系统的建立,在皮亚杰看来,这些观点都具有某种共时性的特点,也就是把认知的结构看成是预先形成的,或是在重新组织的主体中预先形成的,甚至所谓的认识论都是从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出发的,而忽视了心理发生的作用,忽视了建构的过程,忽视了历时性的研究,他认为,“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紧密地连结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过渡到一个不那么初级的(或较复杂的)结构。”

在对儿童发生认识论的源头进行分析之后,皮亚杰也从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的认识论进行考察,他认为,建构结构不是主体有意识地想到什么才慢慢形成,而是当他解决新问题时通过运演的“做”来建构,这是一种形式化的过程,是超越的意义,所以在逻辑上,“我们就可以把逻辑看作是这些结构的形式化,以及随后的超越这些结构。”在数学认识上,皮亚杰认为,数学完全具有假设、推理的演绎性质,所以“全部数学都可以按照结构的建构来考虑”,而物理学要求的运演,不论是作为主体的物理学家的运演还是包括在客体的作用中的算子的运演,他认为“物理学总是这样那样地与一些起结构作用的运演有关,而不仅与最后将要在预先给定的结构中去发现出来的有用的步骤有关。”

所以皮亚杰从发生认识论出发,提出了建构主义的新特点,从生物学的意义上,它是创新和演化的必然:“所有创新都会为新的可能性——从生物的变化开始,直到人类活动和技术所特有的建构为止——开路,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无可否认的。”在数学和其他领域中,正是为了达到可能性的王国,就必须通过有效的建构作用,通过逐步的过程,连续加工制成的,建构构成结构,结构对认识起着中介作用;结构不断地建构,从比较简单的结构到更为复杂的结构,其建构过程依赖于主体的不断活动。而正是这种不断发展的过程,使得科学具有了永恒探索的意义,“因此,发生学方法就对建构主义的概念提供了支持;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无论我们的结果是多么地不完全,尽管还有广大的领域尚待探索,我们对发生学方法的前途还是抱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