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21 《知识考古学》：我迷失在迷宮中

书的单位即使被理解为关联的一束，它仍不能被认为是同一性的东西。书籍枉为人们手中的物品，白白地蜷缩在这小小的将它封闭的平行六面体之中，它的单位是可变和相对的。当有人问及它时，它便会失去意义，本身不能自我表白，它只能建立在话语复杂的范围基础上。
          ——第二章 话语的规律性

手中的物品是272页的文本，是157千字的作品，是787×1092毫米、32开、8.625印张的书籍，是“199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的版本，是的，它是“白白地蜷缩在这小小的将它封闭的平行六面体之中”，一页一页的组合，一章一章的延续，一节一节的论述，它们被组合成“关联的一束”，但是这样一种书的单位是不是在可变和相对中成为含混的对象？起先是在书橱里，10年时间构成自己的历史，继而在手中，被消费被阅读，每一个不被问及的夜晚，它组成了自己的意义，也开启了他人的迷宫，但是不能表白的本身是不是一定建立在话语复杂的范围基础之上？

以及迷宫里的“米歇尔·福柯”。过去的福柯和现在的福柯，喜欢第一卷的福柯和讨厌第二卷的福柯，是不是也是蜷缩在封闭的平行六面体中，或者说连同书的单位，福柯“本身不能自我表白”？这是书的单位，作品的单位，以及福柯的单位，“通过赋予作者一定数量的文本来承认和界限作品的确立”是不是仅仅是“0001-8000册”的印数？仅仅是被确定的九品编号和搁置在书橱里的10年历史？这是书籍物质个体化的写照，特定的空间，具备某种经济价值，还有自身以数字、符号标志旗开始和结束的界限，但是，当《知识考古学》在封面打上了九品书库的书章，封底敲下“新华书店”的购书印记，当一本书以唯一性成为书橱、手中的物品时，它的物质单位是不是被替换成了话语单位，或者说，在本身不能表白而在无数次的引用时，是不是在开启陈述的方式和功能？福柯就在里面，迷宫也在里面，打开的时候，“我迷失在迷宫里”是建立的空白，是消除事件的介入，当然也是抛却了“我思”的状态，含混的单位已经走出了历史-先验的范围，而几乎成为陈述系统的那个档案，而书籍或者作品也成为了本文的一种。而在不能表白的意义上，它也无法成为“一部被说出的东西的历史”——“话语的时间不是思维的模糊时间在可见的编年史中的体现。”没有编年史，没有第一卷之后的第二卷，没有过去的福柯延续的现在福柯，甚至没有一个迷宫尽头的另一个迷宫，只有我的迷失，只有历史的迷失，只有迷宫的迷失。

“因为我以为此刻重要的是：使思想史摆脱其先验的束缚。”手中的物品是不能建立思想史的，当然更无先验，它拆解的是时光流逝中保存下来的秘密，是被发现和阅读的“表露”，我没有说出话，是因为人们在说，是“任何人都在说话”，是福柯在说，而那个主宰规定性的历史在哪里，那个“更严肃、更秘密、更根本，更接近起源、更紧密地连接他的极限范围的”历史在哪里？或者说那部不被说出的历史在哪里？历史之于历史，总是以时间段为标记，它是一个沉积层，里面有和政府、战争、饥饿有关的动荡历史，有饥荒、灌溉、金矿有关的缓坡历史，有思想史、科学史、哲学史、文学史、思维史有关的学科历史，但它们的背后却是“稳固的难以打破的平衡状态、不可逆过程、不间断调节、一些持续了数百年后仍呈现起伏不定趋势的现象、积累的演变和缓慢的饱和以及一些因传统叙述的混乱而被掩盖在无数事件之下的静止和沉默的巨大基底”，也就是每一个历史都具有循环往复的再分配，具有多种过去、多种连贯形式、多种重要性和多种确定的目的，是上千年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而其实，在福柯看来，在这些沉积层中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当作为一门学科的时候，这种断裂在不断增加，所谓纯粹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却在自身不稳定的结构中，被书籍、本文、叙述、记载、条例、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等物质个体性所掩盖和取代，甚至当历史分析变成连续的话语时，人类的意识变成了实践的主体，时间也被设想为整体化的术语，而似乎只有革命的觉醒才能不断将这种整体推向连续性的范畴。所以历史分析所遇到的问题不是连续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而是某种惟一的意图如何构成独一无二的前景，以及“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和什么样的支点包含着转让、回收、遗忘和重复的游戏；起源是怎样在其自身之外扩大其统治并且达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完美的。”所以福柯试图在这一手中的物品里建立的是这样一个范畴：“人类、意识、起源和主体问题的出现，交叉错杂和相互规定的范畴”。相互交错和相互规定，是肯定和否定，以及否定的否定，也就是“我既非此亦非彼”的含混现象，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在历史的迷宫中迷失，“而当我终于出现时所遇到的目光却是我永远不想再见到的”。

编号：B83·1981003·0455 作者：(法)米歇尔·福柯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8年6月第一版 定价：12.80元 页数：272页

“永远不想再见到的”目光只能在迷失的迷宫里，在“人们说”的层次上，在不被说出东西的历史中，在摆脱了先验的束缚里。那迷宫里有“不连续性、断裂、界限、极限、体系、转换”等概念，有话语、对象、陈述方式、策略，有稀少性、外在性、并和性的陈述和档案，有实证性际的交错、比较分析和不断增多的考古学，而如此种种，对于福柯来说，就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身份道义”——“它支配我们的身份证件。但愿它能在我们写作时给我们以自由。”

自由是舍弃，自由是否定，自由是重建，自由是迷宫，“首先应该完成一项否定性的工作，即：摆脱那些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所以从话语的单位入手，抛弃作品和书籍的单位，抛弃被关联的一束，抛弃不能自我表达的物质个体化，抛弃未经思索的联系性，也就要抛弃预先组织好想要进行分析的话语。这种话语包含两种主题，一是在话语秩序里不能确定真正事件的介入，并且认为之表面起始之外还有一个“秘密的起源”，另一种主题是每一个明显的话语都神秘地建立在一个已说过的东西上，而这个已说过的东西是一个“从未说过的东西”，是一篇“只是自身痕迹窟窿的书写”。第一个主题将话语引向一个无限遥远的起点，或者说“可能是自己的一个空无”，第二个主题的动机是“使话语的历史分析解释或者倾听某个已说过的东西，而这个已说过的东西可能同时又是一个没有说出的。”而这些主题的致命弱点是保证话语的无限连续性和“这种连续性在总是被排除的不出场的游戏中神秘的出场”。也就是说，它们都有话语连续性的优先形式，所以福柯最先要做的是将这些东西束之高阁，将作品、书籍、科学、文学看成是“幻觉、违章建筑、不良结果”。思维分析总是寓言，是神秘的出场，是存在的起点，在福柯看来，这些历史的整体是必须进行质疑和重置的，而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解析它们并且想知道是否能合理地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或者是否应把它们重建为另一些整体，把它们重新置于一个更一般的空间，以便在这个空间中驱除它们表面的人所熟知的东西，并建立它们的理论。”

建立话语单位的目的就是要建立陈述，以及“由此建立起的陈述群之间的关系，陈述或陈述群与属于另一种类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建立话语单位之后，福柯开始探讨话语的形成。“人们怎么能够说由维里斯和夏尔科诊所做出的关于头部疾病的分析是属于同一类话语呢？怎么能够说贝迪的发明与纽曼的经济计量学具有连续性呢？怎么能够说由保尔一罗瓦雅尔学派的语法学家们做出的判断分析同对印-欧语系中的元音更迭的测定是属于同一领域的呢？”话语不受束缚的自身游戏是怎样的？在这种连续性的话语分析中到底是怎样的聚合？或者说其中是否还有其他的单位和关联？在对象的多样性和描述的变化中，构成陈述整体的其实不是有效单位，是陈述群建立起的不同对象的话语，“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定数目的陈述之间，描述这样的散布系统，如果我们能够在对象、各类陈述行为、这些概念和主题选择之间确定某种规律性的话，按习惯我们会说我们已经涉及到话语的形成”，也就是在整体性中打碎形成分散性的陈述，继而进行重组，在规律性里找到适合的话语，这是对作品的分解，这是对起源的放弃，这是对作者的扼杀，“这样，所有自身构成思想史的东西会消失”。

在话语确定之后，是对象的形成，“持久不变的既不是对象，也不是对象形成的范围，甚至也不是对象的出现点，或者它们特征化的方式，而是对象可能出现的、自我界限的、自我分析和自我说明的表层的相互关系。”福柯导入的是测定出现的表层、描述的界限、分析规定的格局而形成的话语对象，而话语也当然不是符号的整体，而是将话语“作为系统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抛弃事物，避开“丰富的、沉重的和立即的完整性”，使它们“非现在化”，脱离话语的原始规律，从而构成它们的历史出现条件。有了话语、有了对象，当然也需要建立“在其中出现和流动的陈述范围的组织”的概念体系，这样的组织使陈述成为系统的规律总体，它包括在场范围、在场的伴随范围和记忆猚，然后才能确定可被合理用于陈述的涉入程序，这种概念的形成，福柯认为“既不应把它们归结于理想性的范围，也不应归结于观念的经验性发展”，实际上包括“前概念”，都是在避免先验的范围，而使其走向唯名论的体系，在赋予、连接、指定和派生中完成理论模式的建立。而在这一些的体系建立之后，如何形成话语则涉及到策略，“一个话语的形成不能完全占据它的对象、陈述、概念等诸种体系有权利提供的一切可能的空间，它基本上是空白的，而这个空白是由话语的策略选择的形成体系所造成。”

关于概念的组织、对象的聚合、陈述类型的出现，以及相关构成的主题和理论，在策略上福柯想要做的是从一种关系体系中派生出来，是话语的形成实现个体化。而这些仅仅是迷宫的那扇门，仅仅是接触了那些分散的成分，而如何将这些空白、裂缝、混杂、重迭、不相容、替换和取代描述出来，或者是将对象、陈述行为、概念和理论的选择形成某种特殊规律，这才是福柯的目的。在他看来，话语不是超时间的形式，而是在数个时间体系中的沟通模式，所以那些纯属时间过程的规律性并不是话语真正的形式，而真正的话语在不属于体系秩序的“前体系”中，它本身就是属于本质沉默的“前话语”，也就是个前概念一样，是抛弃先验是唯名论，是“使体系最后的形式成为可能的体系”，是“前终极状态的规律性”。这种体系和规律性在福柯理论中成为陈述：“‘陈述’——既存在于这种不连续性中，这种不连续性把它们从所有的形式中释放出来，因为在这些形式中，我们轻而易举地承认它们是被这些形式采用的；又存在于话语无限的、表面上无形的普遍范围中。”所以在进入陈述之前，福柯设置了进入的方式：“因此，我们并不设法从本文进入思维、从闲聊转而沉默、由表及里、从空间扩散到瞬间的纯粹默想，从表面的多样性到深层的同一性。我们始终停留在话语的范围中。”

始终停留在话语的范围中，也就是说“在话语的本身探寻它的形成的规律”，它是不可分解的成分，它是没有表面的点，它是话语的原子，而陈述本身不是一个单位，而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把结构领域与可能单位的领域交叉起来，并以具体内容在时空中把它们揭示出来。”所以，“没有人听见”和“确实没有人听见”这两句话如果从逻辑上看是难以分辨的，但是如果作为陈述，它们“既不相等，也不可相互替代”，也就是说在逻辑上相同的主题，在话语上永远处在不同的位置，“准确地讲，也不属于相同的陈述群”。所以要在具体的时空中把陈述的内容揭示出来，就必然要完成陈述的功能：它不是构成的规律和语义段落，不是连续和对换的典型形式，是使符号整体存在并得以显现的东西；它通过与主体保持确定的关系是自己区别于任意一种语言成分的体系，而“陈述主体是一个确定的和空白的位置”，它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填充，但是，这个位置不是只此一次地被确定并一成不变地始终保留在某个本文、书或作品的行文之中，而是在变化，或者说本身就能够自我表达，这也正好消除了文学作品中作者的缺席、隐藏、自我为排和自我分割；它必须在联接范围才能发挥作用，“任何陈述都是这样被阐明的：没有一般的陈述，也没有自由的、中性的和独立的陈述；但始终存在着构成某个体系或总体一部分。”另外，陈述是不重复的，它具有不能还原的地点和日期，也就是说，一本书不管它的印数和出版次数是多少，也不管它的消费、阅读主体是谁，对于陈述来说都是“完全等值的地点”，因为它们是被重复的，具有同一性。当然，当一本书被打上个体性的符号成为唯一不可复制的物质时，它已经完成了自我命名，完成了意义表达，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述。所以在福柯的这不书里，当陈述的不可重复性得以满足的时候，它的描述便开始了。

首先是确定词汇，也就是找到隶属于统一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的话语，然后便是从语法或者逻辑的描述单位中解放出来，再则，则是从感官的载体中挣脱出来，在历史之中的一致性和不连续性中形成话语，“说话的实践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定在时间和空间里，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又在一定的时代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面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所以在话语的陈述中，他表现的是稀少性、外在性、并合性，也就是说它说出的东西永远不是全部，它是“对空白、空缺、欠缺、局限和分割的分配”，是永远处在自己位置的陈述，是“人们不仅用抄写或者翻译的方法，而且通过注释，评论和意义内部派生使其增量的东西”。所以即使时光流逝，它们它们也是一部不被说出的东西的历史，它的本质不是要把本文从它们的时睡梦中唤醒，而是“要随着它们的沉睡而去”， 在时间长河中寻找什么样的存在方式可以独立于陈述行为之外，来标志出陈述。

所以陈述不参照“我思”，也无法得出“故我在”的结论，所以那种在睡梦中的陈述其实就是建立它自己的系统——档案。档案当然有异于书籍或者作品，它是实证性的符号，是“那些可能被说出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出现的系统”。所以档案不是被关联的一束，而是一种独一的能指和过剩的所指，“从档案的总体性上看，它是不可描述的；就它的现时性来看，它是不可回避的。它通过片断、区域和层次呈现出来，由于时间将我们同它隔开，所以它显得更为明确、清晰。”而作为档案的实践和描述，则是福柯最好要建立的“考古学”。

“我的出发点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即：话语的断裂所依据的重要单位不是作品、作者、书籍或者主题等单位。”在建立考古学的时间中，福柯最想要的是摆脱思想史学家这一标签，那种自欺欺人划出的范畴，揭示的特殊性，以及使用的一整套器具，在福柯看来，可能意味着累赘、困惑，只是为了“声称他一直在做和一直想做与众不同的事”。而正是这种自惭形秽、不自量力的自谦，才是他彻底摆脱思想史的束缚，彻底摆脱分析和透视，摆脱我思和先验，摆脱逻各斯中心，而这种摆脱也是对于摒弃和重建：“考古学的描述却恰恰是对思想史的摈弃，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在福柯看来，考古学所要确定的话语是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但不承认自己是“寓意的”；考古学所要确定的是话语的特殊性和不可或缺性；考古学也没有排在作品的主宰形态地位上；而考古学也“不试图重建人们在说出话语的一瞬间的所思，所愿，所求，所感受，所欲的东西”，它只是建立陈述的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没有任何价值等级，它只是在矛盾的话语表面把握自身，“从而消除在逻各斯的未加区分的成分中被千篇一律地遗漏和再发现、解决和又产生的矛盾的主题”；它在揭示相似性和差异性上完成任务；它在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中进行变化与转换。而在重建知识的领域，它启动了认识阈，在合理性的类型中“体现某一主体、某种思想、某一时代的至高单位”。或者说，考古学就是对于实证性的知识的描述和确定。

从话语到对象，从概念到策略，从陈述到档案，从考古学到知识，福柯的抛弃结构主义而建立体系的出发点，就是要“使思想史摆脱其先验的束缚”，或者说在建立一条分析词语性能的线路：“即详述某种层次，如陈述和档案的层次；确定和阐释某个范围，如陈述的规律性、实证性；运用形成规律，考古学派生，历史先验知识等概念。”在“我既非此亦非彼”中完成它的迷宫构建，甚至是从事一种迷失的研究和实践。但是“消除事件的介入”对于福柯来说，像是一种躲避，那种消除作品物质个体性的努力看起来也只是在否定群体，而对于先验的逻各斯的恐惧也是它无法摆脱的束缚，“促使你们在所有的界限、断裂、震动、划分之外寻找西方先验历史的伟大命运的恐惧心理究竟是什么？我认为这个问题只能有政治的答案。”政治在哪里，或者还是一个迷宫，只不过这次不是为了自我迷失的快感，而是为了在终于出现时遇到的目光里寻找自我表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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