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编号:B83·2220519·1838
作者:【法】吉尔·德勒兹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1年03月第1版
定价:52.00元当当21.70元
ISBN:9787208169470
页数:88页

德勒兹与福柯彼此钦佩、欣赏和尊重,在哲学思想上互相依赖。《福柯》是德勒兹在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开设的“福柯专题”课程讲稿。德勒兹以“陈述”概念为中心,用自己的思想实现了对福柯哲学的回响式重构,阐明了福柯对知识、权力、主体化、人之死的重新诠释,与福柯一起打开了生命和语言的未来之门。德勒兹写《福柯》就是画福柯,画一幅因死亡而中断了哲学事业的福柯思想肖像,在德勒兹心目中,福柯无疑是同时代*伟大的一位哲学家,德勒兹在评论《知识考古学》时指出,福柯是一位新档案保管员,在评论《监视与惩罚》时说道,福柯是一位新地图绘制者,而在《福柯》中,福柯成了德勒兹的“福柯”,“虽然书名是‘福柯’,但不是一部传记,而是一个德勒兹式的福柯哲学导言,也是一部福柯研究领域的经典。”于奇智在《德勒兹的“福柯”》的译序中如此评价。


《福柯》:人应当重新折叠上帝

这是中心房间,人们不再担心其空,既然要把自我置入其中。人们在此成为其速度的主宰,相对而言,成为其分子与奇点的主宰,在此主体化地带:宛若外部之内部的小船。
——《褶皱或思想内部(主体化)》

空变成了有,自我变成了主宰,外部完成了内部化,这便是福柯建立主体化的过程;而主体化之建立把“自我置入其中”,更是确定了具有恒定内容的本体论,它们是知识,是权力,是自我,这三大“本体论”之确定,在福柯意义上完成了一种关于生命的拓扑学:它以生命内置的方式解放了时间,把过去压缩到内部,使将来偶然发生于外部,在把过去和将来同现在的限度加以对照中呈现出肉体和生命具有的转化意义,于是,德勒兹说:“福柯不再仅仅是果戈理意义上的档案保管员、契诃夫意义上的地图绘制者,而且是像别雷在小说名作《彼得堡》中那样的拓扑学家,这部小说使皮层褶皱成为外部和内部的转化:城市与中枢的应用只在第二空间互为反面。”而实际上,德勒兹关于福柯建立的生命拓扑学指向的正是褶子论,而这一理论也正是德勒兹的自我阐释,“福柯正是以这种方式理解衬里或褶子”。

德勒兹在福柯的主体化过程、恒定的本体论以及生命拓扑学的阐述中,最终指向和自我有关的褶子论,这是不是一种“把自我置入其中”建立中心房间的过程?是不是在“宛若外部之内的小船”上开启了向前的航行之路?是不是在福柯思想中完成了“最遥远者因转变成最近者而成为内在的”的溯源?“献给达尼埃尔·德福尔”,当德勒兹一开始就在题辞中将这本书献给福柯的伴侣达尼埃尔·德福尔,《福柯》中的福柯,或者正是那个探索知识、权力、自我以及褶子论的德勒兹——德勒兹如何在由《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知识意志》《快感的享用》组成的著作谱系中发现在褶子论中构建那个中心房间的福柯?

将自我置入其中的外部内部化,或者是福柯生命拓扑学的最后一步,在这之前则是在果戈里意义上的档案保管员,是契诃夫意义上的地图绘制者,档案保管员和地图绘制者的福柯具有怎样的理论构建?德勒兹在开篇中就开宗明义了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建立档案的意义,“不管怎样,犹如在果戈理的故事(而非卡夫卡的故事)中那样,一切都开始了。这位新档案保管员宣布他将只看重那些陈述。”档案保管是为了陈述,那么陈述是什么?以打字机上的AZERT字母排列为例,福柯指出这是关于字母顺序的陈述:陈述是不具有任何形式的规则性语言结构的“多样性”,陈述是一种稀有,无需独创性地产生陈述,它是表示奇异性和奇点的传播;陈述具有和再生的场域规则相结合的规律性,所以它不是平均,而是曲线;陈述不依赖于我思,不依赖于成为可能的经验主体,不依赖于第一次讲出它的自我,不依赖于保存、推广和印证它的时代精神——或者说,陈述保留了许多主体性的“位置”;因为陈述具有语言结构的多样性,因为陈述是一种曲线构成,因为陈述保留了许多主体性的位置,所以陈述仅仅保存,仅仅传播,但一定是一种重复,一种自我重复……

很明显,德勒兹阐述了福柯的陈述理论,就是将其与命题、语句形成对照。命题可以重新建构,在建构的形式化中衍生出大量的可能命题;语句不管说出以及未曾说出,都产生可能或潜在的内容,内容衍生出意义,而且显现于解释之中,所以命题和语句也是一种稀有,但是它们的稀有是对其他命题和语句的否定、阻止、反驳和抑止,它形成的是“隐匿话语”,而这正是法律的真正资源——因为这里体现的是语句的辩证法,而辩证法服从的是矛盾,也体现命题的抽象性,“矛盾与抽象是增加语句和命题的手段,犹如语句与语句总是对立的可能性或者总是以命题为基础构成命题的可能性。”与命题和语句不同的是,陈述既不存在潜在性,也不存在可能性,“一切都是现实的,一切现实性都是显而易见的”。

具有多种主题性位置的陈述,其实在福柯看来最重要的是具有物质性,“有了物质性,陈述才能出现。”而这种物质性是内在的物质性,“内在物质性使自身的重复成为陈述的固有力量。”陈述总是通过与“别物”的特殊关系而自我规定,而别物总是在外部,所以陈述也就具有了内部物质性的属性。如此众多的特性,对陈述的“陈述”,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确立了陈述的特征,那就是曲线、图表和塔形图,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外部特征,陈述本身需要一种奇异性的特征,这种奇异性就是一种集合,一种权力焦点的集合,一种力量关系的集合,在这个意义上,“陈述远远不是词和物的综合,也远远不是语句和命题的复合,更确切地说,完全相反,它们先于不明言以它们为前提的语句或命题,是词语和对象的构成者。”陈述构成了词语和对象,这种奇异性的集合式构成正体现了福柯作为“档案保管员”的作者意义。

德勒兹认为,档案保管员所使用的两大主要技术是形式化与解释,他们从语句中提炼出逻辑命题,他们越过处于接近可理解的形式、可记录的秩序,可参照的语句,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隐藏意义的事物。就像是信封上的地址和信末的签名,它们依赖话语构成中特有的陈述记录,这便是档案遗迹和非文献,福柯说:“为了语言能够成为对象,被分散在不同层面并被描述和分析,应该存在着总是确定而有限的陈述假设:语言分析总是在语言和作品汇编之上得以实现;解释和暗含意义的显现总是建立在限制性语句群的基础上;关于系统的逻辑分析在重写文字和形式语言中包含着一定的命题集。”德勒兹认为这就是福柯的独创性所在,他确立了汇编范围,而汇编聚集的语言,恰恰就成为了陈述的分散中心,由此建立了多样性和奇点,而且是在自我重复中的多样性和奇点,所以德勒兹说,陈述的知识不是科学,也不是认识,它是自身所描述的多样性和奇点,按照福柯自己的说法:“话语实践与它所产生的科学设计不同;它所形成的知识既非严格的图样,也非已建构的科学的日常副产品。”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建立的是关于陈述的知识,陈述流出了多样性主体的位置,陈述是一种自我重复,陈述是内部的物质性,陈述不依赖于我思,实际上陈述就是一种对知识的展开。但是当福柯完成了《规训与惩罚》,在对“从儿童防手淫装置到成人监狱机构”的审视中,在听到从耻辱、痛苦或者死亡中传出的笑声中,福柯将如何陈述?陈述是展开,在《规训与惩罚》中德勒兹认为,福柯陈述的是“新权力概念”,“它因精心完成的残忍描述而具有节律特征:达米安大酷刑及其受挫;鼠疫流行的城市及其分区控制;穿过城市且与人群对话的苦役犯行列;然后,却是新的隔绝机器、监狱、囚车,这些显示出另一种‘惩罚艺术中的敏感性’。”

新权力概念中的权力到底具有怎样的陈述意义?德勒兹认为,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设立了关于权力的公设。一种是所有权公设:权力就是夺得权力的阶级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一种策略,它是支配权,是操纵,是战略,是技术,是功能,福柯认为,“它与其说被占有,倒不如说被运用,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得或保持的特权,而是其策略立场的总体功能。”第二种是局部化公设:权力是国家权力,它自身在国家机器里会被局部化,局部化意味着它不是整体的,局部化意味着它具有扩散性;第三种是隶属公设:一体化的权力隶属于生产方式,惩戒制度适合生产制度;第四种是本质公设,权力具有本质,这种本质证明权力拥有者的资格,权力又没有本质,它只是具有操作性,只是具有关系,权力关系就是力量关系的总体,按照福柯的说法,“权力包围着(被统治者),并且经过他们,以他们为基础,在与它的斗争中,一切和他们自身一样,反过来又以左右他们为基础。”第五种是方式公设,权力通过暴力或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它时而镇压,时而欺骗,时而治理,时而宣传;权利还具有合法公设,国家权力就体现在法律上,也体现在革命中,当最强者想要赢得战争,它本身就具有一种合法性……

从所有权到局部化,从隶属到本质再到方法,权力的诸多公设就是权力的陈述,而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建立的新权力概念就是揭示了一种理论,一种斗争实践和一种策略组织,它超越《知识考古学》的“考古学”,就在于给了非话语环境一种肯定的形式,监狱之类的事物既是环境构成也是内容形式,也就是说,陈述在这里具有了“表达形式”的意义,而这种表达形式就如监狱自身一样,它是可见的:“它不仅企图使罪行和罪犯成为看得见的对象,而且自身建构可见性”——由视觉装置和光线确定的便是监狱的“环视”功能,监狱看守可以看到全部罪犯而不被其中任何人看见,所有罪犯时时刻刻都被看见而他们彼此之间互不相见。所以,非话语形式是一种可见者的形式,它和陈述具有的可述者形式完全不同。

福柯给这种可见者的形式取名叫“图表”,图表表达了一切障碍或冲突的抽象功能,它是与整个社会领域具有外延性的地图和地图绘制术,它是抽象的机器,它无视内容和表达,它让人看见和言说却是无声而看不见的机器,按照德勒兹的看法,“图表就是对构成权力的力量关系的表示。”引用福柯的观点就是:“环视监狱装置不仅仅是权力机构和功能之间的连接点和交换器,而是使功能中的权力关系和由权力引起的功能发生作用。”在这里,一方面监狱装置将可见者和可述者混合在一起,“监狱系统在同一外形上拼合话语和建筑”,另一方面,当知识交织了可见者和可述者,权力便成为了知识预设的原因,从反过来说,权力成为了包含作为分支的知识,福柯如此阐述被区分的知识对权力行动的意义,“没有知识领域的相关性结构,便不存在权力关系,也没有知识,也不存在不以权力关系为基础且不构成权力关系的知识。”

从档案保管员到图标绘制者,从陈述到可见和可述的结合,福柯已经触及到了权力知识,但是他还在不断地探求,不断地建构,之后他提出的历史积层学说,就试图建立可见者和可述者结合的知识体系。什么是知识?知识是一种实践配置,实践配置建立的就是一种“积层单位分散在不同开端,原先的积层只作为不同方向的开端堆积而存在”的积层,积层具有的是陈述的话语实践和可见性非话语实践,也就是可述者和可见者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就是真理——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疯人院里能见到的人和能被我们陈述为疯子的人,是同一个吗?”在疯人院里见到的人就是可见者,也是可说者,是内容;被陈述为疯子的人包含着可述者的元素,它是一种表达的形式。当它们位于同一积层,也就意味着我们言说我们所见,我们看见我们所说,一些陈述在可见者之间川流不息,一些可见性也在陈述中相互渗透,由此福柯的知识便拥有了新的维度,它就是《词与物》中建立的系谱学。

新的知识体系在积层中被建立,那么和知识相关的权力也必将找到它新的维度,福柯认为权力就是一种力量关系,或者说,一切力量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权力关系就是一种影响和被影响中获得自发性和感受性。另一个层面来说,当权力关系就是力量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必然有分合,“旨在连接、调整、均化、整理、收敛奇点。”这就是微分关系,结合和分化是同时进行的,“如果不存在权力的微分关系,那么知识关系没有任何东西有待积分。没有对权力的微分关系进行积分操作,这种微分关系便是消失的、初步的或潜在的,这是确实的,因此,它们互为前提。”和知识积层包含了可见者和可述者一样,权力的结合和微分就体现了力量关系。而对这种力量关系的考察中,福柯认为思考的力量来自于外部与裂缝、看与说的分离之中,德勒兹认为这正体现了福柯建立拓扑学的意义所在,“呼唤外部是福柯的恒常主题,意味着思考不是天赋的能力运用,但应该在思想上偶然发生。”

思考的力量来自于外部,这一种表述到底是什么意义?陈述是内部的物质性表现,当知识的积层逐渐确立,可述者和可见者结合,这是一种对外部的转化,当权力出现了微分的关系,权力实际上制造了外部的力量,在知识和权力的外部转化中,一种所谓的平衡是力量继续被激发的前提,而这种力量就变成了反抗,它最终指向的就是生命,德勒兹分析认为,“当权力以生命为对象或目标之时,反抗权力已依靠生命,使生命转而反对权力。”外部的力量如何越过那条线进入到内部,生命又如何在自死的规律中找到对外部反抗的力量,从而在内部完成主体化过程?德勒兹认为,“一种生命、劳动和语言的内部,人就居于生命、劳动和语言的内部,人不是为了沉睡其中,而是相反,也是作为‘生命体、劳动个体或言说主体’寓居于觉醒的人之中。”反抗的力量只是建立了一种复本,这种复本不是内部的投影,而是外部的内在化,它以褶皱的方式完成主体化,“在重叠中,恰恰是我如同他者的复本一样生存:我并不存在于外部,我在我身上找到他者。”这个在自我身上的他者便是“遥远者”的“最近者”,他们具有的是同一性。

褶皱的主体化分为四个过程,或者是四种主体化的褶子:第一个便是“用于褶子里的我们自身的肉身部分”,它表现为一种肉欲的实体;第二个褶皱,是力量关系的褶子,力量关系生成自我关系;第三个褶皱,是知识褶子或真理褶子,“因为它建立了真实与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与真理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将充当一切知识、一切认识的形式条件:知识的主体化……”第四个褶皱,就是外部自身的褶子,即最后一个褶子,“正是它构成布朗肖称作“期待的内在性”的东西,在不同方式、不灭、永恒、拯救、自由、死亡、冷淡……方面,主体对它寄予希望。”在德勒兹看来,这四个褶子构成了作为自我关系主体性的目的因、形式因、动力因和质料因,“只要外部被折叠,内部就与它共同扩展,如同记忆与遗忘共同扩展一样。这种扩展性正是生命,即长久绵延。”

从知识、权力到自我,对于福柯所建立的三大本体论,德勒兹当然更关注当自我在外部的内部化中被置入那个中心房间,他在褶子论中的意义是什么?福柯在尼采之后喊出的是“人之死”的命题,他所解构的是形式-上帝的复合体,而要建构的是形式-人的外部力量。德勒兹认为,形式-上帝属于古典的历史构成,当人的力量和外部力量有关,19世纪的历史构成便产生了突变,它在生命、劳动和语言三个维度促使生物学、政治经济学和语言学的诞生,这是人的开端,按照福柯的历史分界,现在要进入的是褶子操控的第二个阶段,那就是人自身维度上的折叠,以形成人的“厚度”和“窟窿”——对于德勒兹来说,这一褶子历史指向的是未来,在他看来,尼采并不是是宣布上帝之死的思想家,费尔巴哈才是,因为他指出的是:“上帝向来只是人的去褶子,人应当重新折叠上帝。”

形式-上帝的消失,是人的开端,人之死则是人重新褶子化,他所产生的是超褶子的存在,而对应的正是超人,它不是无限,也不是有限,而是“有限-无限”:“超人远远不是活看的人的消逝,而是—个概念的变化:这是新形式的来临。而不是上帝,也不是人,我们可以盼望它将比上帝与人这两种前形式更好。”

福柯的迷宫

编号:B83·2121022·0927
作者:【德】马文·克拉达 等编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05年10月
定价:13.00元 亚马逊10.40元
ISBN:9787100044301
页数:257页

米歇尔·福柯说:“变化会将一切拽入它的迷宫。”而在福柯的世界里,处处都是迷宫,处处都是解读的陷阱,当1984年米歇尔·福柯去世之后,在汗牛充栋的福柯研究文献中又增添了有关这位哲学家的生平轶事。马文·克拉达和格尔德·登博夫斯基把福柯称作“带着面具的哲学家”,作为一种介绍福柯思想的书籍,这本书如它的标题一样,只是介绍福柯的一本入门书,而其中的方法则是:“保留这座迷宫的特点,而不能像通常那样按时间顺序来分析福柯。”所以本书从政治与权力、性与现代、启蒙与批判、文学、哲学等不同角度阐释福柯。


《福柯的迷宫》:被删除的身体“异托邦”

我喜欢写我著作的第一卷,我讨厌进行第二卷的工作。
——米歇尔·福柯

不管是第一卷还是第一卷,或者不管是作者意义上的福柯,还是作品意义上的福柯,甚至是个体意义上、带着生平经历的福柯,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生命权利、知识考古学、求真意志,启蒙思想,这些有关福柯的思想组成的话语迷宫其实远在可说的第一卷和不可说的第二卷之上,或者仅仅抛弃所谓的权力分析,抛弃新生活艺术方案,更感兴趣的是不是那个“热衷于美国同性恋文化和性虐待游戏”的福柯,那个“在自家阳台上种植大麻而后在飘飘然中撞向一辆汽车”的福柯?甚至像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A.Kittler)的《奥蒂莉厄·豪普特曼》对于歌德可以一字不提,而以一个讲述故事的人,一个报告人,以及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当事人”来替代。

被归纳的福柯,被替代的福柯,实际上是一个隐匿的福柯,是“福柯时代的权力体系”中的一个元素而已。我不知道这种隐匿是不是也是福柯自己在找寻的,至少在福柯的话语模式和权力模式中,这种正中下怀的解读或许正如福柯自己所言:作者是什么?1968年,罗兰·巴特发表了一篇题为《作者已死》的文章,它的标题很快就成了一句流行语。而在一年后,福柯作了题为《作者是什么?》的演讲,或者这并不是福柯对于罗兰·巴特的有意回应,但确实是对于作者的主体意识进行思考,而演讲之外,福柯在用一种实践来阐释这个议题。1954年,福柯为宾斯万格( Binswanger)的《梦与实存》的法文版写了一篇序文,而这是福柯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文章,当时,福柯已经有过两次自杀未遂的经历,之后他尽管不断思考不断写作不断形成他的“权力体系”,但是对于“隐匿的作者”的追求却一直未有停止,1980年福柯曾接受过一次采访,他在这次采访中的发言最终遵照他的愿望以匿名形式发表。而对于福柯来说,最后的遗愿就是销毁作品,继而永远隐匿作者:1984年福柯销毁了自己的大部分资料;对于那些他可能遗漏掉的作品,他以遗嘱的形式明确禁止发表它们:“不许在死后发表”。

也许“福柯还在等待他的马克斯·布罗德”,但是对于福柯来说,作家是一个发明出来的词,而所有的不可能指向的是作家这个“能指”的含混不清,甚至是压制。除了拒斥“原始天才”的观念,对于福柯来说,他更反对的是对于作品的阐释:即认为作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倾注了某种寓意,而读者的任务就是要在阅读中找到原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永远不存在一个生产和消费,制造和解读的必然关系,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并不需要读者去承担,这种知识对于真正的阅读来说,反倒是一种背叛。所以,在福柯看来,读者要负责生产这篇文章的“意义”以及这篇文章本身。如果读者仅着眼于作者本人以及他的生平经历,想要解答“作者想借此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么这样的阅读则会使读者远离作品本身,“从作者那里找不到贯穿于整个作品的无穷无尽的意义;作者并不比作品先行一步,作者只代表一定的作用原则,这样的作用原则在我们的文化中被用来限定、排斥、挑选;简而言之,这样的原则阻碍了自由交流、自由运用、自由组合,阻碍了对假定的分解与重组。(米歇尔·福柯《作者是什么?》)”

答案似乎已经很明确了,福柯要剔除传统阐释学的解读,在作品和读者之间建立的不是桥梁,而是知识,因为文学文本所建立的世界是一个易于辨认的摹仿世界,而文学或者所有创作原本留给读者的机会是:努力发挥自己以游戏形式进行的颠覆作用。“‘作品‘这个词以及它所代表的整体性同样会跟作为个人的作者一样成为棘手的问题。(米歇尔·福柯:《作者是什么?》)”所以不仅作者不是个体的人,而且“他以作者的名义所写和所说的,所有他在纸上留下来的,所有能从他的表达中所引用的”都不是“作品”本身。对读者的尊重,就是对作品的尊重,就是对作者的尊重,就是对知识的尊重,当然,更是对游戏精神颠覆的尊重,所以,福柯说:“我建议玩一场游戏:即让我们来一个‘不署名的年份’。在一年的时间内,所有的作者只能以匿名的形式发表他们的作品,而批评家们必须面对这样的无名氏作品做出自己的评判。”

从匿名到销毁,从游戏到颠覆,福柯一直在隐匿的背后,在作品的背后,也在自己言论或话语的背后,而在“对事物的描绘以及知识(和对知识的制作)所具有的依赖性都是可以被人认识和了解”的背后,则是一种对于作者背后的探寻:“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作者隐退后所留下的空间,追踪分散于各处的缺口和空隙,探寻到作者之死后我们所能看见的自由空间和功能。(米歇尔·福柯:《作者是什么?》)”那个空间在哪里?在作者的生平里?在作品的故事里,还是在个体的消亡里?和文本作品之外,福柯所要做的就是取消人的地位,在所谓人道主义、理性和对进步的信仰之外,重新寻找“它们的反面”,寻找反对权力的工具,在福柯看来,权力以理性和科学的名义把人道主义的乌托邦——通过改革的方式解放人——变成了对人的压迫。

解放人,从权力的乌托邦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我愿意我的书成为像手术刀、燃烧瓶或地下坑道一类的东西,我但愿它们在被用过之后就像爆竹一样燃为灰烬。”而其实对于米歇尔·福柯来说,手术刀、燃烧瓶和地下坑道都是文本式的工具,但是在工具意识的背后,仍然是同归于尽的“乌托邦”,所以文本改造并不会彻底,相反,却是自掘坟墓,“主体性”不可避免有着“臣服(驯服)”的意义,对于建立新的权力体系来说并无任何作用。而福柯在这样的困境下,提出了一个和乌托邦截然不同的概念:异托邦。

在福柯看来,“乌托邦”是一个在世界上并不真实存在的地方,但“异托邦”不是,它是实际存在的,但对它的理解要借助于想象力。在1967年3月14日在建筑研究会上的讲演上,福柯阐述了他的“异托邦”理论:

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中可能也有真实的场所——确实存在并且在社会的建立中形成——这些真实的场所像反场所的东西,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中,真正的场所,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其它真正的场所是被表现出来的,有争议的,同时又是被颠倒的。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以外,即使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因为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的,所谈论的所有场所完全不同,所以与乌托邦对比,我称它们为异托邦;我认为在乌托邦与这些完全不一样的场所,即异托邦中间,可能存在一种混合的、中间的经验,可能是镜子。镜子毕竟是一个乌托邦,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场所的场所。在镜子中,我看到自己在那里,而那里却没有我,在一个事实上展现于外表后面的不真实的空间中,我在我没有在的那边,一种阴影给我带来了自己的可见性,使我能够在那边看到我自己,而我并非在那边:镜子的乌托邦。但是在镜子确实存在的范围内,在我占据的地方,镜子有一种反作用的范围内,这也是一个异托邦;正是从镜子开始,我发现自己并不在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在那边看到了自己。从这个可以说由镜子另一端的虚拟的空间深处投向我的目光开始,我回到了自己这里,开始把目光投向我自己,并在我身处的地方重新构成自己;镜子像异托邦一样发挥作用,因为当我照镜子时,镜子使我所占据的地方既绝对真实,同围绕该地方的整个空间接触,同时又绝对不真实,因为为了使自己被感觉到,它必须通过这个虚拟的、在那边的空间点。

混合的、中间的经验,想象中的真实,重新构成自己,这些异托邦的只言片语其实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福柯的理论。而作为文本的阐释,其实异托邦因为晦涩和视角独特,对于福柯理论,或者对于认识福柯来说,却构成了新的“伤害”,所以在这本《福柯的迷宫》的入门书里,有关福柯异托邦理论的“喝醉的教堂中殿》被删除了,译者所说除了晦涩,更重要的是谈论的是奥地利剧作家霍夫曼斯塔尔的戏剧作品《萨尔兹堡的世界大舞台》,对戏剧文本的分析也造成了陌生的语境,所以福柯被隐匿了,作品被删除了,异托邦成为了一个更陌生晦涩的词,只存在于福科的”生平资料“中。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对于异托邦,当然没有能力去理解,而在《福柯的迷宫》中,这种被删除的文本恰好组成了对于福柯的一个隐喻。其实作为一本入门书,不管是政治与权力、性与现代、启蒙与批判、文学和哲学的架构中,还是德国学者对福柯的解读,都不能使我们真正走近那个福柯,甚至所有的迷宫都是文本制造的产物而已。封面上,三张福柯的照片分左右下的形式分布,”他们“,我说的是”他们“,而不是单数的他,都戴着眼镜,我不知道福柯戴着的眼镜是不是也是一个异托邦,而最上面是一张迷宫的图片,以图的形式来解读福柯以及迷宫,或者过于直接,但这也许是从另外视角看待作者和作品的游戏精神。而对于福柯来说,迷宫是永远存在的,是不可图解的,甚至在他看来,最后只是关于身体的最后实践,而这,必将说到福柯的死亡意识。

“我想用经验与实验来取代乌托邦。未来社会可能是由经验组成的:吸毒、性行为、公共生活、另外的自我意识、另类的个体。”个体的经验是不是也是可以归纳的,而这样的“社会知识体系”是否存在着极端局限性?从福柯在他的《事物的秩序》的开头部分所引用的一段中国古老的动物学词典:“动物按下列顺序编组分类:a.归属于皇帝的动物,b.散发着香水味的动物,c.经过驯养的动物,d.猪,e.海牛,f.怪兽,g.无家可归的狗,h跟无家可归的狗类似的动物,i.举止疯狂的动物,k.能用一根精细的骆驼毛描画的动物,1.跟上述动物类似的动物,m.打破水罐的动物,n.从远处看长得像苍蝇的动物。”分类和解释都和个体的身体属性有关,这种不可思议的规范法恰好是一种“暴力”,占统治地位的真理观念与合理化观念所具有的压制特性将动物变成了词条,变成了文本的个体,而这正是福柯在消灭作者建立异托邦的一种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对于权力的逃逸是无效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它只能形成更大的权力压制,形成新的词条。

所以,对于福柯来说,死亡成为了他的异托邦,真实存在、用想象力来理解,并且重新构筑自己。纵观人的一生,他的生命注定有终结的一天,因而从来就摆脱不了和死亡的关系,海德格尔把这种此在(Dasein)与终结的关系叫作存在(Sein)与死亡的关系,而一直以来基督教的救世神话,就是要将人从尘世的王国转入天国,而对于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丑闻”的死亡来说,它夸耀地诉说着人的有限性,从而激起人们战胜它的欲望。对于福柯来说,死亡是在对抗着社会的规范,而这种对抗是以身体为唯一工具的:“社会性的身体要求对他的生命提供安全保障并维护他的健康和发展,而死亡却是妨碍这一权利的令人生厌的一面。(米歇尔·福柯:《求知之志》)”。所以,“死亡的驱逐和对死亡的强调结成了生命权力内部的战略同盟:一方面死亡是最私人化的事,它完全被留给了个人;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强调疾病、‘退化’等的威胁”。而到最后,死亡变成了一种实证知识,生命的有限性成为了客观知识的认识源泉。也就是说,死亡是身体的“有用性”的一次展示,死亡本身成为生命研究的一个客体,“死亡的解构揭示了身体与死亡的生物学联系,它成了增长知识、维护和传播知识的象征行为。”

在《福柯年谱》中,我们或许可以略微用“生平资料”来解说福柯的身体象征:1948年哲学系研究生。第一次自杀未遂;1950年,第二次自杀未遂;1984年,《性与真理》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福柯于6月3日被送往巴黎的一家医院,6月25日死于艾滋病感染。我们可以把前两次看成是“自死”,而把最后一个“成功”的死亡看成是他死,因为疾病的折磨已经取代了自死的欲望,那么和他对于文本的探寻一样,是不是也隐匿了作者,也销毁了作品,作为一个“工具兜售者、武器的铸造者、计划的设计人和绘图员”,当取消了“作家”“反话语形式”之后,是不是福柯在乌托邦之后真正建立了他的的“异托邦”?

知识考古学

编号:B83·1981003·0455
作者:(法)米歇尔·福柯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8年6月第一版
定价:12.80元
页数:272页

一贯连续的历史如何会产生断裂以及中断的偶然性?米歇尔·福柯的历史社会学似乎正着力探讨这一现象,他从文献提出质疑从而怀疑历史的语言。福柯对历史进行研究的目的在于为各种各样的历史学提供一个整合的可能。


《知识考古学》:我迷失在迷宮中

书的单位即使被理解为关联的一束,它仍不能被认为是同一性的东西。书籍枉为人们手中的物品,白白地蜷缩在这小小的将它封闭的平行六面体之中,它的单位是可变和相对的。当有人问及它时,它便会失去意义,本身不能自我表白,它只能建立在话语复杂的范围基础上。
——第二章 话语的规律性

手中的物品是272页的文本,是157千字的作品,是787×1092毫米、32开、8.625印张的书籍,是“199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的版本,是的,它是“白白地蜷缩在这小小的将它封闭的平行六面体之中”,一页一页的组合,一章一章的延续,一节一节的论述,它们被组合成“关联的一束”,但是这样一种书的单位是不是在可变和相对中成为含混的对象?起先是在书橱里,10年时间构成自己的历史,继而在手中,被消费被阅读,每一个不被问及的夜晚,它组成了自己的意义,也开启了他人的迷宫,但是不能表白的本身是不是一定建立在话语复杂的范围基础之上?

以及迷宫里的“米歇尔·福柯”。过去的福柯和现在的福柯,喜欢第一卷的福柯和讨厌第二卷的福柯,是不是也是蜷缩在封闭的平行六面体中,或者说连同书的单位,福柯“本身不能自我表白”?这是书的单位,作品的单位,以及福柯的单位,“通过赋予作者一定数量的文本来承认和界限作品的确立”是不是仅仅是“0001-8000册”的印数?仅仅是被确定的九品编号和搁置在书橱里的10年历史?这是书籍物质个体化的写照,特定的空间,具备某种经济价值,还有自身以数字、符号标志旗开始和结束的界限,但是,当《知识考古学》在封面打上了九品书库的书章,封底敲下“新华书店”的购书印记,当一本书以唯一性成为书橱、手中的物品时,它的物质单位是不是被替换成了话语单位,或者说,在本身不能表白而在无数次的引用时,是不是在开启陈述的方式和功能?福柯就在里面,迷宫也在里面,打开的时候,“我迷失在迷宫里”是建立的空白,是消除事件的介入,当然也是抛却了“我思”的状态,含混的单位已经走出了历史-先验的范围,而几乎成为陈述系统的那个档案,而书籍或者作品也成为了本文的一种。而在不能表白的意义上,它也无法成为“一部被说出的东西的历史”——“话语的时间不是思维的模糊时间在可见的编年史中的体现。”没有编年史,没有第一卷之后的第二卷,没有过去的福柯延续的现在福柯,甚至没有一个迷宫尽头的另一个迷宫,只有我的迷失,只有历史的迷失,只有迷宫的迷失。

“因为我以为此刻重要的是:使思想史摆脱其先验的束缚。”手中的物品是不能建立思想史的,当然更无先验,它拆解的是时光流逝中保存下来的秘密,是被发现和阅读的“表露”,我没有说出话,是因为人们在说,是“任何人都在说话”,是福柯在说,而那个主宰规定性的历史在哪里,那个“更严肃、更秘密、更根本,更接近起源、更紧密地连接他的极限范围的”历史在哪里?或者说那部不被说出的历史在哪里?历史之于历史,总是以时间段为标记,它是一个沉积层,里面有和政府、战争、饥饿有关的动荡历史,有饥荒、灌溉、金矿有关的缓坡历史,有思想史、科学史、哲学史、文学史、思维史有关的学科历史,但它们的背后却是“稳固的难以打破的平衡状态、不可逆过程、不间断调节、一些持续了数百年后仍呈现起伏不定趋势的现象、积累的演变和缓慢的饱和以及一些因传统叙述的混乱而被掩盖在无数事件之下的静止和沉默的巨大基底”,也就是每一个历史都具有循环往复的再分配,具有多种过去、多种连贯形式、多种重要性和多种确定的目的,是上千年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而其实,在福柯看来,在这些沉积层中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当作为一门学科的时候,这种断裂在不断增加,所谓纯粹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却在自身不稳定的结构中,被书籍、本文、叙述、记载、条例、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等物质个体性所掩盖和取代,甚至当历史分析变成连续的话语时,人类的意识变成了实践的主体,时间也被设想为整体化的术语,而似乎只有革命的觉醒才能不断将这种整体推向连续性的范畴。所以历史分析所遇到的问题不是连续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而是某种惟一的意图如何构成独一无二的前景,以及“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和什么样的支点包含着转让、回收、遗忘和重复的游戏;起源是怎样在其自身之外扩大其统治并且达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完美的。”所以福柯试图在这一手中的物品里建立的是这样一个范畴:“人类、意识、起源和主体问题的出现,交叉错杂和相互规定的范畴”。相互交错和相互规定,是肯定和否定,以及否定的否定,也就是“我既非此亦非彼”的含混现象,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在历史的迷宫中迷失,“而当我终于出现时所遇到的目光却是我永远不想再见到的”。

“永远不想再见到的”目光只能在迷失的迷宫里,在“人们说”的层次上,在不被说出东西的历史中,在摆脱了先验的束缚里。那迷宫里有“不连续性、断裂、界限、极限、体系、转换”等概念,有话语、对象、陈述方式、策略,有稀少性、外在性、并和性的陈述和档案,有实证性际的交错、比较分析和不断增多的考古学,而如此种种,对于福柯来说,就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身份道义”——“它支配我们的身份证件。但愿它能在我们写作时给我们以自由。”

自由是舍弃,自由是否定,自由是重建,自由是迷宫,“首先应该完成一项否定性的工作,即:摆脱那些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所以从话语的单位入手,抛弃作品和书籍的单位,抛弃被关联的一束,抛弃不能自我表达的物质个体化,抛弃未经思索的联系性,也就要抛弃预先组织好想要进行分析的话语。这种话语包含两种主题,一是在话语秩序里不能确定真正事件的介入,并且认为之表面起始之外还有一个“秘密的起源”,另一种主题是每一个明显的话语都神秘地建立在一个已说过的东西上,而这个已说过的东西是一个“从未说过的东西”,是一篇“只是自身痕迹窟窿的书写”。第一个主题将话语引向一个无限遥远的起点,或者说“可能是自己的一个空无”,第二个主题的动机是“使话语的历史分析解释或者倾听某个已说过的东西,而这个已说过的东西可能同时又是一个没有说出的。”而这些主题的致命弱点是保证话语的无限连续性和“这种连续性在总是被排除的不出场的游戏中神秘的出场”。也就是说,它们都有话语连续性的优先形式,所以福柯最先要做的是将这些东西束之高阁,将作品、书籍、科学、文学看成是“幻觉、违章建筑、不良结果”。思维分析总是寓言,是神秘的出场,是存在的起点,在福柯看来,这些历史的整体是必须进行质疑和重置的,而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解析它们并且想知道是否能合理地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或者是否应把它们重建为另一些整体,把它们重新置于一个更一般的空间,以便在这个空间中驱除它们表面的人所熟知的东西,并建立它们的理论。”

建立话语单位的目的就是要建立陈述,以及“由此建立起的陈述群之间的关系,陈述或陈述群与属于另一种类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建立话语单位之后,福柯开始探讨话语的形成。“人们怎么能够说由维里斯和夏尔科诊所做出的关于头部疾病的分析是属于同一类话语呢?怎么能够说贝迪的发明与纽曼的经济计量学具有连续性呢?怎么能够说由保尔一罗瓦雅尔学派的语法学家们做出的判断分析同对印-欧语系中的元音更迭的测定是属于同一领域的呢?”话语不受束缚的自身游戏是怎样的?在这种连续性的话语分析中到底是怎样的聚合?或者说其中是否还有其他的单位和关联?在对象的多样性和描述的变化中,构成陈述整体的其实不是有效单位,是陈述群建立起的不同对象的话语,“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定数目的陈述之间,描述这样的散布系统,如果我们能够在对象、各类陈述行为、这些概念和主题选择之间确定某种规律性的话,按习惯我们会说我们已经涉及到话语的形成”,也就是在整体性中打碎形成分散性的陈述,继而进行重组,在规律性里找到适合的话语,这是对作品的分解,这是对起源的放弃,这是对作者的扼杀,“这样,所有自身构成思想史的东西会消失”。

在话语确定之后,是对象的形成,“持久不变的既不是对象,也不是对象形成的范围,甚至也不是对象的出现点,或者它们特征化的方式,而是对象可能出现的、自我界限的、自我分析和自我说明的表层的相互关系。”福柯导入的是测定出现的表层、描述的界限、分析规定的格局而形成的话语对象,而话语也当然不是符号的整体,而是将话语“作为系统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抛弃事物,避开“丰富的、沉重的和立即的完整性”,使它们“非现在化”,脱离话语的原始规律,从而构成它们的历史出现条件。有了话语、有了对象,当然也需要建立“在其中出现和流动的陈述范围的组织”的概念体系,这样的组织使陈述成为系统的规律总体,它包括在场范围、在场的伴随范围和记忆猚,然后才能确定可被合理用于陈述的涉入程序,这种概念的形成,福柯认为“既不应把它们归结于理想性的范围,也不应归结于观念的经验性发展”,实际上包括“前概念”,都是在避免先验的范围,而使其走向唯名论的体系,在赋予、连接、指定和派生中完成理论模式的建立。而在这一些的体系建立之后,如何形成话语则涉及到策略,“一个话语的形成不能完全占据它的对象、陈述、概念等诸种体系有权利提供的一切可能的空间,它基本上是空白的,而这个空白是由话语的策略选择的形成体系所造成。”

关于概念的组织、对象的聚合、陈述类型的出现,以及相关构成的主题和理论,在策略上福柯想要做的是从一种关系体系中派生出来,是话语的形成实现个体化。而这些仅仅是迷宫的那扇门,仅仅是接触了那些分散的成分,而如何将这些空白、裂缝、混杂、重迭、不相容、替换和取代描述出来,或者是将对象、陈述行为、概念和理论的选择形成某种特殊规律,这才是福柯的目的。在他看来,话语不是超时间的形式,而是在数个时间体系中的沟通模式,所以那些纯属时间过程的规律性并不是话语真正的形式,而真正的话语在不属于体系秩序的“前体系”中,它本身就是属于本质沉默的“前话语”,也就是个前概念一样,是抛弃先验是唯名论,是“使体系最后的形式成为可能的体系”,是“前终极状态的规律性”。这种体系和规律性在福柯理论中成为陈述:“‘陈述’——既存在于这种不连续性中,这种不连续性把它们从所有的形式中释放出来,因为在这些形式中,我们轻而易举地承认它们是被这些形式采用的;又存在于话语无限的、表面上无形的普遍范围中。”所以在进入陈述之前,福柯设置了进入的方式:“因此,我们并不设法从本文进入思维、从闲聊转而沉默、由表及里、从空间扩散到瞬间的纯粹默想,从表面的多样性到深层的同一性。我们始终停留在话语的范围中。”

始终停留在话语的范围中,也就是说“在话语的本身探寻它的形成的规律”,它是不可分解的成分,它是没有表面的点,它是话语的原子,而陈述本身不是一个单位,而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把结构领域与可能单位的领域交叉起来,并以具体内容在时空中把它们揭示出来。”所以,“没有人听见”和“确实没有人听见”这两句话如果从逻辑上看是难以分辨的,但是如果作为陈述,它们“既不相等,也不可相互替代”,也就是说在逻辑上相同的主题,在话语上永远处在不同的位置,“准确地讲,也不属于相同的陈述群”。所以要在具体的时空中把陈述的内容揭示出来,就必然要完成陈述的功能:它不是构成的规律和语义段落,不是连续和对换的典型形式,是使符号整体存在并得以显现的东西;它通过与主体保持确定的关系是自己区别于任意一种语言成分的体系,而“陈述主体是一个确定的和空白的位置”,它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填充,但是,这个位置不是只此一次地被确定并一成不变地始终保留在某个本文、书或作品的行文之中,而是在变化,或者说本身就能够自我表达,这也正好消除了文学作品中作者的缺席、隐藏、自我为排和自我分割;它必须在联接范围才能发挥作用,“任何陈述都是这样被阐明的:没有一般的陈述,也没有自由的、中性的和独立的陈述;但始终存在着构成某个体系或总体一部分。”另外,陈述是不重复的,它具有不能还原的地点和日期,也就是说,一本书不管它的印数和出版次数是多少,也不管它的消费、阅读主体是谁,对于陈述来说都是“完全等值的地点”,因为它们是被重复的,具有同一性。当然,当一本书被打上个体性的符号成为唯一不可复制的物质时,它已经完成了自我命名,完成了意义表达,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述。所以在福柯的这不书里,当陈述的不可重复性得以满足的时候,它的描述便开始了。

首先是确定词汇,也就是找到隶属于统一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的话语,然后便是从语法或者逻辑的描述单位中解放出来,再则,则是从感官的载体中挣脱出来,在历史之中的一致性和不连续性中形成话语,“说话的实践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定在时间和空间里,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又在一定的时代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面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所以在话语的陈述中,他表现的是稀少性、外在性、并合性,也就是说它说出的东西永远不是全部,它是“对空白、空缺、欠缺、局限和分割的分配”,是永远处在自己位置的陈述,是“人们不仅用抄写或者翻译的方法,而且通过注释,评论和意义内部派生使其增量的东西”。所以即使时光流逝,它们它们也是一部不被说出的东西的历史,它的本质不是要把本文从它们的时睡梦中唤醒,而是“要随着它们的沉睡而去”, 在时间长河中寻找什么样的存在方式可以独立于陈述行为之外,来标志出陈述。

所以陈述不参照“我思”,也无法得出“故我在”的结论,所以那种在睡梦中的陈述其实就是建立它自己的系统——档案。档案当然有异于书籍或者作品,它是实证性的符号,是“那些可能被说出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出现的系统”。所以档案不是被关联的一束,而是一种独一的能指和过剩的所指,“从档案的总体性上看,它是不可描述的;就它的现时性来看,它是不可回避的。它通过片断、区域和层次呈现出来,由于时间将我们同它隔开,所以它显得更为明确、清晰。”而作为档案的实践和描述,则是福柯最好要建立的“考古学”。

“我的出发点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即:话语的断裂所依据的重要单位不是作品、作者、书籍或者主题等单位。”在建立考古学的时间中,福柯最想要的是摆脱思想史学家这一标签,那种自欺欺人划出的范畴,揭示的特殊性,以及使用的一整套器具,在福柯看来,可能意味着累赘、困惑,只是为了“声称他一直在做和一直想做与众不同的事”。而正是这种自惭形秽、不自量力的自谦,才是他彻底摆脱思想史的束缚,彻底摆脱分析和透视,摆脱我思和先验,摆脱逻各斯中心,而这种摆脱也是对于摒弃和重建:“考古学的描述却恰恰是对思想史的摈弃,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在福柯看来,考古学所要确定的话语是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但不承认自己是“寓意的”;考古学所要确定的是话语的特殊性和不可或缺性;考古学也没有排在作品的主宰形态地位上;而考古学也“不试图重建人们在说出话语的一瞬间的所思,所愿,所求,所感受,所欲的东西”,它只是建立陈述的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没有任何价值等级,它只是在矛盾的话语表面把握自身,“从而消除在逻各斯的未加区分的成分中被千篇一律地遗漏和再发现、解决和又产生的矛盾的主题”;它在揭示相似性和差异性上完成任务;它在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中进行变化与转换。而在重建知识的领域,它启动了认识阈,在合理性的类型中“体现某一主体、某种思想、某一时代的至高单位”。或者说,考古学就是对于实证性的知识的描述和确定。

从话语到对象,从概念到策略,从陈述到档案,从考古学到知识,福柯的抛弃结构主义而建立体系的出发点,就是要“使思想史摆脱其先验的束缚”,或者说在建立一条分析词语性能的线路:“即详述某种层次,如陈述和档案的层次;确定和阐释某个范围,如陈述的规律性、实证性;运用形成规律,考古学派生,历史先验知识等概念。”在“我既非此亦非彼”中完成它的迷宫构建,甚至是从事一种迷失的研究和实践。但是“消除事件的介入”对于福柯来说,像是一种躲避,那种消除作品物质个体性的努力看起来也只是在否定群体,而对于先验的逻各斯的恐惧也是它无法摆脱的束缚,“促使你们在所有的界限、断裂、震动、划分之外寻找西方先验历史的伟大命运的恐惧心理究竟是什么?我认为这个问题只能有政治的答案。”政治在哪里,或者还是一个迷宫,只不过这次不是为了自我迷失的快感,而是为了在终于出现时遇到的目光里寻找自我表白的力量。

求真意志——密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

编号:B83·1980904·0447
作者:(英)阿兰·谢里登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7年1月第一版
定价:15.80元
页数:317页

福柯是一位对“古典时代”传统知识“操起铁锤”的人物,他使我们习惯踩着的大地震颤。福柯把写作看成是“生命本身的牺牲”,“致作者于死地的权力”,而阿兰·谢里登对福柯思想的发现却在拯救死亡,给福柯式的“求真意志”的阅读的拯救。但阿兰·谢里登并不仅仅于此,作为一名英国学者,他更直接的目的是抨击对福柯著作进行拙劣阅读的英国评论界。正是这一点,使阿兰·谢里登借助福柯的求真意志表明自己的立场。


《求真意志》:人们必须首先使用权力

词与物彼此不再相似,但唐·吉诃德却独自徘徊于它们之间。
——福柯

唐·吉诃德是谁:塞万提斯笔下的人物?小说《唐·吉诃德》里的主人公?一个自封的骑士?或者在“行侠仗义”、游走天下中最后死去的寓言式存在?当提出“唐·吉诃德是谁”的时候,背后似乎有着一个关于人的最后答案,当种种关于人的定义在唐·吉诃德最后死去时,仿佛就有了一个概念,但是,唐·吉诃德在死去之前却毁坏了关于自己的文本,他立下的三条遗嘱中最后一条是:向以他为题材的作者致歉,令其写出了这部荒唐的书,自己为此有良心负担。道歉之后,他死了,遗嘱便也生效了。但是这不是唐·吉诃德随着文本最后死去,因为唐·吉诃德本身就是一个文本,连同他的死都是文本的一部分,而这个文本的作者是那个叫塞万提斯的西班牙作者,他喜好读骑士小说,为了“把骑士文学的地盘完全摧毁”,他创作了《唐·吉诃德》,在沿用骑士作为主角的写作方式中,他把骑士制度、骑士精神漫画化,并以唐·吉诃德的死亡作为骑士文学被摧毁的标志。

唐·吉诃德死了,以他为题材的“荒唐的书”在唐·吉诃德死后也死了,而随着唐·吉诃德和“荒唐的书”的双重死亡,塞万提斯也摧毁了“骑士文学的地盘”——三重死亡,到底是为了文本真正死亡,还是在创造骑士文学之外的文本?但是福柯说,唐·吉诃德没有死,因为他徘徊于“词与物之间”,甚至在福柯看来,唐·吉诃德的存在是语言、文本、印刷品和业已写就的故事的统一,“他由交织的语词构成;当他在事物的相似中漫游世界之际,他是写作本身……”不是在道歉中实现了塞万提斯摧毁骑士文学地盘的目标,而是用解读世界的方式证实了一种文本的存在:他在词与物之间徘徊,就是建立了词与物之间的相似性——他成为小说里的题材,不是为了毁灭一种存在,而是探寻一种存在,福柯说,他是“是一位勤奋的、在相类的标记前驻步的游侠”,是“同一性的英雄”,因为他对于相类的探寻,就是把那些已经休眠蛰居的“微不足道的类比重新唤醒变成了言说的符号”。

这种对于相类的探寻,就是在词与物之间重新建立了可能,以语言、文本、印刷品和故事的形式漫游在词语之间,抵达写作本身,回归事物属性,当唐·吉诃德和文本的死亡变成了相类性被唤醒的标志,他是不是在更高意义上终结了能指和所指的连接关系?唐·吉诃德的意义或者是站在了上帝的高度,因为在上帝这个造物主的世界里,他同时创造了词与物,在原始意义上,词语是完美无瑕的,是澄明透彻的,这种同一性指向了知识本身,但是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语言四分五裂,在不可言说中丧失了事物的原始相似性,而到了17世纪,语言符号变成了二元性的存在,它连接的是能指和所指,世界不再是语言本身的“储蓄所”,而是在扭曲中远离了事物,甚至在这种结构主义的观点里,词与物产生了一种任意关系。

任意关系看上去保证了结构的整体性,但其实在词与物之间完全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同一性。福柯引用了博尔赫斯提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上关于“动物”的分类:“动物按下列顺序编组分类:a.归属于皇帝的动物,b.散发着香水味的动物,c.经过驯养的动物,d.猪,e.海牛,f.怪兽,g.无家可归的狗,h.跟无家可归的狗类似的动物,i.举止疯狂的动物,k.能用一根精细的骆驼毛描画的动物,l.跟上述动物类似的动物,m.打破水罐的动物,n.从远处看长得像苍蝇的动物。”从a到n,动物被归属,被分类,但是这样的“动物学分类”方法是人类对于“词与物”科学的、理性的命名?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动物?它们指向的是具体的个体?

一种分类,在规范的意义上却形成了“暴力”,占统治地位的真理观念变成了一种合理化的观念,它在统一了词与物的时候却变成了词条,它在理性的法则下却颠覆里理性本身,福柯认为,它是一种“水平线的”解释,不是指向词与物深层次的连接关系,而只是在明显排定的程序中变成了理性的装饰品。当福柯对关于“动物”的分类提出质疑,实际上是否定了所谓的理性的科学史,而重新像唐·吉诃德寻找词与物的文本意义,是要从“水平线”的科学进入到“垂直线的”考古学——一种基于考古学的博物学知识体系需要被建立起来。“凡存在之物皆生物,这一点只有通过由博物学构成的知识构架才能看出。”词语也是存在之物,词与物的关系只有在被视为有机整体的时候,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连接,才能在直观的、可表达的基本配置中穿透机体的厚度,才能“在排除了一切不确定性的注视与命名的同时并举之中结合起来”。

这便是福柯在《词与物》中的观点,这一考古学的方法把福柯的分析同科学的历史学家的分析区别开来,在福柯看来,词语的“意义”不再源于构成它的共同的、固定的和抽象的决定,而是来自于支配它在“时间流程”中形成和变化的方式,来自于它作为复杂语法结构的一种要素其作用的方式构成的“特定历史”,正是将词语纳入到考古学范畴,它变成了一种在思想和无思中互相转变的行动,变成了一种事件——在现代思想意义上来说,它正朝着“人类的差异应当变成他自身的同一的境界迈进”——正如《词与物》的副标题是“人的科学的考古学”,福柯在词与物的考古学中,为人的科学界定了新的视野,人自身的经验表现为一种存在,在心理学领域,它成为世界中生命的存在,在社会学领域,它是劳动的、生产的和消费的,它提供了社会、实践和信仰的表现图画,而在语言学领域,它具有了文学、神话和历史的形式——当人的经验成为生命的、劳动的和言说的存在,世界也就展现在人的科学之中。

这种“人的科学的考古学”所否定的其实是打着理性主义的旗号却将理性变成装饰品甚至摧毁了理性本身,实际上“词与物”的重新界定回到了福柯此前在《癫狂史》中的主题:“伴随理性和科学的昌盛而来的是人类经验的枯竭,排斥无理性以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的理性现在也只有招架之力并不断遭到来自外界的打击。”或者说,所谓的科学的、理性的、水平线的词条分类,拒绝了对于穿透人类本质深度的某种探讨,并以“他者”的身份摧毁了作为一元的、可认知的人类概念。对于“疯癫史”的考察,福柯不像对于词与物的解说那样充满了抽象性,而是在具体的“历史”中探讨“癫狂”的本质,探讨理性主义的非理——而所谓的“历史”其实就是由机构、学科以及理性本身认可的一种信念,它在制造癫狂的历史中,把癫狂看成了这种机构、学科以及理性的话语。

这仿佛就是一个悖论,就像福柯在《癫狂史》的序言中的引文,巴斯卡说:“人们必须癲狂,以致于只有再癫狂一次才会不成为癫狂。”另一条引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人并非通过限制邻人来确信自己精神正常。”癫狂的历史到底是怎样进入到这个悖论中的?福柯考察的是古典时期和现代意义上的癫狂,一个时间的标志便是法国大革命,事件的标志则是现代疯人院的建立——从巴土底狱获释的犯人皮纳尔,就是站在两个时代的交接点上,他的重要象征意义是:在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五年,推翻了旧有的监禁制度,创立了崭新的、温和的疯人院统治——他被看成是以现代的、人道的态度对待精神病人的一个先河,是现代心理学的创建者。但是当疯人院取代了监狱,真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实现?古典时代终结,现代社会开启,疯癫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愚蠢的同义词,而是成为文明的对立面,当一个文明人越是远离自然,他便越是濒临癫狂——“癫狂与日俱增,这是确信无疑的。监禁的数字确切表明了18世纪前半叶癫狂数量的激增。”

癫狂者的数量在激增,疯人院不再是一个远离规范社会生活的外域他乡,“它被设想为以新社会秩序为基础的道德一往无前地扩展到其中心”,它变成了一个判决,“它是人类思想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宣布的判决。它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宣布的判决。”由此进入到了巴斯卡所说的悖论中,一个人不是只有再癫狂一次才不会成为癫狂,而是在再癫狂一次中变成更癫狂的存在——在一次和再一次构筑的“历史”中,非理性主义的癫狂其实在理性主义中变成了“受制于感情欲望的奴役状态”——没有思想自由,没有道德自由,它在没有形式话语的尴尬中成为理性世界被宣判、被关押、丧失了一切文明可能的对象。这种将癫狂纳入其自身非理性意义的理性主义,在福柯看来,就成为了某种被凝固的结构,就是一种在内部以句法重组的方式建立规范中心的存在。

这是不是监狱、疯人院的“结构主义”?所以福柯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他以反结构主义的方式破除了理性主义的“句法重组”,甚至那些结构、记号等术语在福柯的早期著作被悄悄地删去了,“人类以理性的形式统辖科学的话语,死亡则开辟了在上帝之死遗留下的虚空中永远敞开的语言之源,这一切难道不令人惊愕么?”当自己宣称不是结构主义,当那些术语被删去,福柯是不是重新建立词与物之间的同一关系?《词与物》推出之后的第三年,福柯出版了《知识考古学》,明确提出要把人类主体和意识从理论研究的中心驱逐出去,在反结构主义中把语言看成是行动和事件,在他看来,符号、所指、能指这些术语不是所谓结构主义的理论一部分,“相反,它们与西方文明一样古老。”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整个过知识体系就是一种结构主义,但不是所谓的理性主义的结构主义,而是知识考古学的分析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定义的“思想史”指向的是具有事件参与并呈现出变化和间断性的历史,而不是“有利于稳定结构而爆发的事件”的历史——前者是一种“普通历史”,后者是年鉴学派所谓的“总体历史”,普通历史中的断裂、间断性、界限和转变提供了考古学的任务,那就是“决定它们之间可以合法安置何种形式的关系”,而不是在“总体历史”中变成一种方法论的结构主义,“著作既不可视为直接的整体,又不可看作确定的整体,也不可目为同质的整体。”

“迂曲构成”的方法论,就在于产生“知识”,如果对于癫狂、词语、历史的关照在于揭示一种不被理性主义奴役的知识考古学,那么福柯关于权力的系谱学则考察关于人的科学的动力问题。借用尼采的“系谱学”概念,福柯试图建立的系谱学不是探讨“根源”,而是寻找真理,这种“求真意志”在尼采的“求知意志”基础上变成了福柯思想的基石,在他看来,最高真理的栖息之所不在于话语是什么,它做了什么,而在于它说了什么,也就是说,真理已经从说明、礼仪行为转移到陈述,转移到它的意义和指称的世界——或者是“词与物”的那种自身同一性本身:“首次说出了已被说出的东西,孜孜不倦地重述从未被说出的东西”,这种说出已被说出的东西,重述未被说出的东西,其核心便是“使话语回复到它那作为事件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要废除结构意义上的“能指的霸权”。

不管是“能指的霸权”,还是让话语回到它作为物的本身,其实都有着一个关于权力的问题:话语是权力,它会成为奴役的理性主义,也可以成为行动和事件本身;社会也是一个权力系统,它在“监狱”中成为惩罚的主体,军队、警察和集权化国家机器成为了社会的泛化权力,“现代灵魂和新型审判权的相关史,现代科学——司法结合的系谱学,而惩罚权从这种结合里导出了它的基础、理由和规则,扩大了它的影响,并通过这种结合掩饰了它那过分的奇异。”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惩罚机制成为行使权力的技术,它并不只是消极地压制,它反而会在权力和统治关系中让被惩罚的身体成为一种生产力,在被统治的制度中构成一种劳动力,“只有当身体既是劳动的身体又是被统治的身体,它才能成为有用之力。”——从而形成了关于身体的“权力与知识”;性也是一个权力系统,一方面在性压抑中形成了对于身体本能的扭曲表达,并以增殖的方式渗透到各个方面,“它不是去限制性欲,而是扩展它的各种形态,并用权力渗透它。”也正是这种压抑性的权力观存在,也为知识的肯定和创造提供了机会,借用狄德罗的童话《泄露内情的首饰》,福柯认为,那枚戒指在泄露内情而说出它自身机理的时候,就是性在权力的压抑中寻找“求真意志”,所以权力是一个在特定领域里发挥作用的“权力关系的复合”。

从话语权力到社会权力,再到性权力,在福柯所建立的“权力系谱学”中,重要的一点是给了权力一种超越理性的视野,让它从结构主义总体历史中走出来,从一元性的系统中走出来,从水平线的平面中走出来,“这种新的权力概念以目标取代了法律,以战略取代了禁律,以易变的、多样化的权力关系(总体的又是变化的策略便从中产生)取代了君权。这一模式是军事性的,而不是法律性的。”福柯建立了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让权力进入“历史的生命”,梳理福柯这个“空前绝后的知识分子”的理论贡献,阿兰·谢里登其实并非是为福柯做一种关于个体的水平线的“历史”,而是形成一种评说式的“权力系谱学”,“福柯的著作无疑会改变并最终消失,而我的书不会比它们长命,同时,也肯定不会取代它们的位置,相反,这本书将为它们创造读者。”除了某种自傲之外,阿兰·谢里登是想以福柯这个样本发现思想史的“求真意志”:福柯的哲学探索使他走向心理学,心灵的科学则把他引向癫狂,而心灵的极限又将他依次导向理性、求知意志和求真意志,这一切都是对现代理性主义的审视;从作为权力知识的事件,到身体的政治化解剖,人的科学在权力世界里被赋予了历史使命,“权力是有关社会如何运作的存有争议的概念,而人们必须首先使用权力这个词。”权力指向真理的探寻,指向词与物的相类,指向人的求真“灵魂”,在福柯构筑的系谱学中,他自身也成为了思想史上的“唐·吉诃德”,“有人憧憬未来的时候,他会清晰地感到脚下大地的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