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罗伯特·穆齐尔

布满灰尘的黑暗角落是孤独的世界，是被折磨的人生，如何逃离这样的角落，当站起身来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种看见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但是那堵墙在眼前，依然是高大的、冷冰冰的、沉默的，它不是带来惊喜，不是带来释放，不是带来救赎，而是在富有生机的虚幻里重新跌下来，又重新回到黑暗的角落，甚至自己甘愿在角落里体味一种孤独和折磨。从起身到回归，从超越到放手，这是矛盾的一个循环，这是双重的一次努力，最后的最后，是一个不再清晰不再理性的虚数。

虚数是负一的平方根，所有数字的平方都会是一个零以上的正数，那么负一如何会有结果，或者说，在平方根的数学世界里，负一本身就是一个戏谑的象征。托乐思就是站在世界上的一个虚数，一个负一的平方更，渴望的意义被一种虚幻所笼罩，所及即使在那宗教般的教诲中，在数学的清晰中，在哲学的理性中，一样也被一堵高大的墙所阻隔，冷冰冰地将自己退缩到孤独的世界里，在黑暗的角落里看见灵魂以一种被折磨的方式逃离自身，逃离这个世界。

那面高大的、冷冰冰的、沉默的墙其实早就出现在眼前，这个小城、这个学校总是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竖立这一面墙，地处帝国东部，人烟稀少、土地龟裂，这便是现实，在一个小站上，只有开往俄国的火车途经这里，托乐思和那些在这荒郊野外上学的人都是父母为了避免受到大城市的堕落而送到这里的，这与其说是净化，不如说是割裂，割裂着某种亲情，割裂着某种乡愁，割裂着渴望的对象，当父母远离的时候，对于托乐思而言是内心那种思念慢慢死去，那种性的渴望慢慢消失，那种不确定的、复杂的东西变成了压抑和折磨，“在那里，青年人旺盛的精力被束缚在了灰色的大墙后面，他们那充斥着盲目的肉欲的画面的想象力找不到发泄的出口，而那些画面会让一些人失去理智。”

因为压抑而发泄，因为束缚而盲目，对于托乐思来说，是一种“开始独立生活的年轻人在发展内在力量方面的第一次”尝试的失败，父母并不知道，他们只是把孩子当做一个物件扔进这灰色的墙内，尽管是看望，尽管是关心，但已经使被隔绝了。所以托乐思用一种“利己主义忍受的纯粹偶然的因素”来寻找这种想念，而忍受的反面是肉欲的傲慢，“就如同把他关进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教堂，而在这座小教堂里，上百枝火苗跳动的蜡烛和圣画上的上百只眼睛正在把袅袅香烟播撒到那些进行着自我鞭笞的人们的痛苦之上。”而在这样的自我鞭笞中，消除痛苦的最好办法便是寻找一种能成为支柱的新事物。曾经他希望通过年轻侯爵H来寻找解脱的办法，但是一种机械主义的总教观让他无法面对虔诚的没落，一瞬间结束的时候，他其实在青春期的大路上，开始有了体内性欲的萌动。

性是肉体，性是欲望，性是反抗，而他终于在同龄的最坏几个人身上找到了一种反向的力量，这是一种不羁绊的信念，这是一种破坏的动力，白内贝、赖亭，和莫特、霍夫麦耶都是调皮捣蛋的青春期孩子，或者也和他一样失去了“渴望的东西”，所以自我鞭笞实际上变成了在折磨他人中收获的快感，就如同在灰色的墙上会发现几个可以看见另外世界的黑洞，“在天色变暗的整个过程中肯定总有几个瞬间是极其独特的。”而这种独特把托乐思从黑暗的角落带向了上百枝火苗跳动的欲望殿堂，“当别的人，几乎更多地是为了‘赶时髦’而不是出于肉欲和那些女人恬不知耻地——厮混时，在一旁沉默不语的小托乐思的灵魂已经开始翻江倒海，受到真正的恬不知耻的鞭笞了。”仅仅是赶时髦，仅仅是满足肉欲，当一丝不挂的孩子们在打滚，当干活的女人露出腋窝，当沉甸甸的乳房“紧绷绷地顶进平纹亚麻布的褶子里”，那种在身上从未出现过的动物性的、压抑的氛围便形成了，对于托乐思而言，则是一种令人贪婪呼吸的空气。

贪婪却是沉重，肉欲其实是一种想象，一种突破自我却要自我鞭笞的想象，而这样的情结早就在托乐思孤独的心里植根，那是一个被遗弃的灵魂，阴沉、压抑的林子里是童年仅有的记忆，正是那个女佣人无声无息走掉，让毫无设防的托乐思“发现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周围突然一片寂静。当我四处张望时，我觉得树木好像默默地站成一圈看着我”，周围是寂静，周围是吞噬人的世界，“我哭了；我觉得大人们不要我了，把我出卖给了没有生命的创造物”，这是孤独的一幕，而那个离去的是女佣人，是本来可以保护和安慰他的人，对于托乐思来说，缺失的不只是活着的那个人，而是自己的灵魂，所以在一种绝对的孤独之中，他退缩到一个假象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里，有一个女人，“他把它当作一个女人来感受，只不过她的呼吸就是他胸腔里的一阵窒息，她的脸就是天旋地转地忘掉所有人的脸，她的双手的动作就是掠过他身体的战栗而已……”

他其实是陷在对孤独的追逐之中，失去的女佣人让他的想象无比放大，仿佛被包围在无数女人之中，尽管有窒息，尽管有战栗，但是变成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体验，变成了消灭孤独而制造的孤独。所以在这个被灰色的墙包围的世界里，他和白内贝、赖亭一起，用一种破坏的力量对抗着束缚和压抑，也在寻找这身上萌动的欲望。而波热娜这个卑微的女人无疑暂时性取代了他们心中对于肉欲的想象，这个农村姑娘，这个婢女不是美丽的化身，没有纯洁的内心，所以对于托乐思来说，就是某种疼痛的移植，“假使波热娜是纯洁和美丽的，他当时也能够爱上她的话，那么他或许就去咬她了，以使她和自己的情欲强烈到疼痛的程度。因为一个成年人的第一次激情不是对某一个人的爱，而是对所有人的恨。”在对面的对象物，是可以奴役和欺辱的，是应该被狠狠咬一口的，甚至用身体的疼痛来取代肉欲也是一种满足，而这种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托乐思对于曾经拥有的孤独的报复：“在他看来，波热娜就是一个极其卑下的造物，而他和她的关系，他在这种关系中所经历的那些感受，乃是残酷的自我献祭。”

自我献祭，也是自我沉沦，而在这样一种制造的疼痛和卑下的满足之外，托乐思似乎还保留着一种纯净的爱，一种对女性最高尚、不容玷污的情感：“对我而言，这个女人是一团纠结了所有性的贪婪的乱麻；而我的母亲却是一个迄今为止一直处在那万里无云的远方的、明净的、并非深不可测的造物，犹如一个超然于所有欲望之外的天体漫步穿过我的生活……”波热娜之于母亲，是贪婪之于明净，是肉欲之于灵魂，但是在母亲被隔绝的世界里，他只有这样一种破坏式的欲望。而对于那些做坏事的同学，托乐思也在其中找到了破坏欲的极大满足，而他们对于巴喜尼的折磨便是一种极端的献祭方式。

巴喜尼偷过前，按照学校的规定是被开除的，但是白内贝、赖亭却并不打算将他的而行公开，他们更乐于在折磨中让他成为暴力世界里的一个玩物。“无论是我们现在就去举报他，还是揍他，还是纯粹为了寻开心把他折磨死。”白内贝并非只是要巴喜尼还清他们的债，而是在对于对象的折磨中找到一种自我价值，一种不屈的自我价值，他一直认为人必须有一种如石头般的硬度，这种硬度要放入到人的性隔离，放入到人的意识中，“放入他的作为世界灵魂的一个部分的责任感之中”——如果一个人丧失了这种意识，那么他就丧失了自我。所以白内贝把对于巴喜尼的折磨看成是接近自我重塑自我的一种手段，从而进入到自己的那个高尚的灵魂世界：“为对于完全能够静观到自己灵魂的人而言，他的肉体生命正在脱落，而这个肉体生命也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存在；那里说，这样的人将直接进入一个较高的灵魂的王国。”因为只有在侮辱、贬低和折磨中，才能看见牺牲，才能在牺牲中看见净化。

而赖亭则要在一种暴君式的统治中获得快感，他一直具有极强的统治欲，而不管是巴喜尼还债有关，还是对于那些离他而去的背叛者，他都要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惩处他们，而他与白内贝的矛盾在巴喜尼身上也成为是实物的获得还是灵魂的牺牲的矛盾。而托乐思呢，他似乎更是一个在旁观中体会破坏的人，一个在矛盾中渴望发泄的人：“他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两个世界的撕扯：一个是牢不可破的资产阶级的世界，在这里，一切最终都是有条不紊地和理智地进行，正如他在家里所习惯的那样；一个则是冒险的世界，充满黑暗、秘密、血腥和意想不到的惊奇。”两个世界的撕扯，对于他来说，就是肉体和灵魂，就是感性与理性，就是平和和血腥，就是反抗秩序和自我献祭。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其实对应着白内贝的灵魂意义和自我的孤独意象，所以他的迷惘始终无法找到解决的途径。而他们提供给托乐思的样本是数学，“你只需记住负一的平方根是计算单位即可。”这是虚数，这是虚拟，这是虚幻，负一的平方根指向一个无意义的世界，而这也正是迷惘者自我设置的一种解脱办法：“嗯，这些虚拟的因素肯定会为了这个目的而在运算的过程中相互抵消。”相互抵消，便是感性与理性、平和和血腥、反抗秩序和自我献祭达到一个平衡，就像数学老师说的那样，数学就是在自成一体的世界里感觉到意义。

“以前，在我脑子里，一切都是清晰明确和井然有序的，而当我来到那些确定的位置旁边时，它就像那中间的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人们可以向里看到无限的、不确定的广袤。”托乐思寻找着理性的康德，寻找着数学家和哲学家的康德，寻找着自成一体的世界，但是康德是遥远的，手捧康德也只读到第二页“额头上已经沁满汗珠”的现实，而似乎只有在虚幻的梦境中，他才会看见康德，只是转瞬即逝中，所有的康德，所有的理性主义都走向了终结，而那个像上帝一样的意志，生命中像石头一样的硬度呢，也都走向了现实的反面。

现实的反面其实并没有灵魂的位置，只有肉体和欲望，只有诱惑的肉体，只有萌动的欲望，巴喜尼在讲完“我是一个小偷”那句被折磨和被命令的话时，却在托乐思面前成为一个救赎式的肉体。“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巴喜尼一丝不挂地站在他的面前。”那是两个人的阁楼，折磨人的白内贝和赖亭都不在这秘密的世界里，只有看见托乐思眼睛里光芒的巴喜尼，而对于托乐思来说，这完全是一段猝不及防的虚数组合：“他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人雪白的裸体，而这裸体背后的墙壁又是那样鲜红似血，这使他感到目眩和慌乱。巴喜尼的身材很美；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男性体型的痕迹，他的身体很瘦，是那种贞洁、苗条的瘦，和小姑娘的一样。托乐思觉得这个裸体的形象犹如灼热的、白色的火焰在他的神经里熊熊燃烧起来。他无法摆脱这种美的控制。他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美。”

为什么托乐思的眼神中暗含着这样的欲望？为什么巴喜尼会看见那种孤独背后的渴望？对于托乐思来说，幼年的森林迷失不是孤独的开始，是一种自我确认的迷惘，“在他还穿着小孩衣服、还没有上学的时侯，他心里有时会产生一种难以启齿的渴望：要做一个女孩子。”这是一个内心的欲望折射，而在封闭与开放，破坏和维护的世界里，托乐思感受的是一种矛盾，是两个世界的撕扯：

“我感觉，”他记录道，“我身体里有个东西，然而并不十分清楚它是什么。”但他又赶紧划掉了这一行，代之以：“我肯定是病了，——疯了！”写到这里，他感到浑身一阵战栗，因为这个词激情四溢，令人愉快。“疯了，——这不是疯了，还能是什么，别人看来是寻常的东西我却感到吃惊？这种吃惊让我感到痛苦？这种吃惊刺激我生发淫荡的”——他特意选择了这个充满圣经色彩的字眼，因为他觉得它更模糊、更充分——“感情？

在《论人的本质》的笔记上，他写下了种种的矛盾，而这个有着拉丁文标题的文章实际上就是他救赎的开始，当托乐思在巴喜尼的身上看见某种情欲的世界，他或者把他当成了一种缺失的补充，一种自我的回归，所以他们的肉体迷恋，他们的秘密约会，只不过是托乐思在另一个自我里找到意义，他是他自己，他在他的世界里找到了迷失的东西，他又用他找到灵魂的力量，甚至是巴喜尼和波热娜，也变成了一个男人对于女人的征服，和对于自身灵魂的唤醒。

而巴喜尼被折磨的现实，对于托乐思来说，也是自我献祭的一种象征，白内贝和赖亭命令他脱光衣服，命令他做出各种不同的花样，命令他成为他们的男友，甚至是打他，让他学猪叫，都让他变成了某种受虐的动物，而这正是曾经托乐思在迷失中受到的灵魂的折磨，孤独、隔离以及那面冷冰冰、沉默的墙，都是这一种人生的写照。他对于巴喜尼不是情欲，而是自我的爱，是精神和灵魂的自我救赎，“这种淫秽的和无节制的躁动的单纯存在对他没有多大的意义。他喜欢拿下面这句话来评价它：欣赏的能力，艺术的才能，整个精致优雅的精神生活，是一件很容易让人受伤的饰物。”但是在白内贝和赖亭面前，巴喜尼也是对于灵魂的救赎，但是他们的救赎明显是破坏，是折磨，是高大的墙。当白内贝掏出那把枪，让巴喜尼变成梦的沉睡者的时候，那种潜在的危险便直指生命。“灵魂不是一种会在逐渐的过渡中变换其颜色的东西，相反，倒是这些念头如同一个个数从一个黑色的洞穴里跳将出来。（如果你注意的话，你甚至能够感觉到介于两个念头之间的那个一切皆黑的瞬间。这个瞬间，一旦被抓住的话，对我们而言刚好就是死亡。”也就是在死亡的瞬间，才能显示灵魂的颜色，那黑洞洞的枪口就是制造黑洞的瞬间，所以当巴喜尼从柱子上掉下来的时候，他的身体之痛是对于白内贝灵魂谎言的揭露，死亡从来不是以灵魂名义开始的救赎，它只是一种肉体的毁灭，一种身体的消失，所以肉体对于灵魂的意义是一个虚数，是负一不存在的平方根。

“我曾经很敬佩你和白内贝，但我现在发现，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这些迟钝的、可恶的、畜生一样的蠢货！”这是托乐思发出的愤怒的声音，灵魂早就在折磨的肉体中消失，所以那把枪，那堵墙只要存在，它所指向的永远不是救赎，而是毁灭。巴喜尼早在这之前就向学校自首了，所以关于白内贝和赖亭的秘密折磨变成了一个阴谋，而托乐思在学校调查中失踪，而当被抓回来的时候，他的一句话便是：“我当时想到的是巴喜尼的灵魂。”巴喜尼的灵魂，也是自己的灵魂，即使在肉体般的寂灭，生命像是在时间中枯萎的花，但是，“一个巨大的认识的进行，只会是一半在大脑的光圈里，另一半在黑暗的心底，而且，这个认识首先也是一种精神状态，而那个想法就只像是开在其最外面尖端上的一个花蕾。”最外面的花蕾也是生命，被隐藏在黑暗心底的也是生命，而即使最后巴喜尼被学校开除，托乐思离开学校去接受私塾教育，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解开了身体的迷惘，解开了灵魂的困局，“这其中的很多东西他都无法解释清楚。但这种无以言表触摸起来却很是精致，就如同受孕的身体能够确定无疑地感觉到未来已经开始在它的血液里轻轻行进一样。托乐思的身上同时混杂着信心和疲惫……”

信心和疲惫，无非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状态，关于灵魂救赎有太多的谎言和暴力，有太多的割裂和压抑，有太多的自我目的，所以真正的解救既不是肉欲的单纯满足，也不是灵魂的自成一体，而是在自我的世界里发现那些存在着“万里无云的、远方的、明净的、并非深不可测的造物”，告别了黑暗的角落，告别了沉默的高墙，告别了卑下的肉欲，告别了折磨的世界，告别了冒汗的虚数，以及那把带着黑洞的枪，迷惘的托乐思在母亲的世界里重新拥有了一个回归的世界：“随后他开始仔细地去闻那股自他母亲腰间升腾起来的掺杂着一点香水味的气味。”

一只患有疥癣的猫，一只饿坏的猫，一只被仆人杀死的猫，只是在皮包骨头、体无光泽的疾病面前，凯滕老爷看见了患病的自己，凯旋时被毒蝇蜇了一下成为他身体的巨大疼痛，嗜睡，即使睁着眼也魂不守舍，恢复知觉，却是意志薄弱，虚脱无力的躯体根本不听他指挥，“那由一缕气息激发的微弱的精神也不属他所有。”可是这奇怪的剧痛后面，是一只猫给了他自我的命名，“谁也不怀疑是他自个的命运转到了这只行将谢世的小猫身上”，谢世无非是也已成为事实的状态，只不过是一种等待，对于凯滕老爷来说，等待的不是神甫祈求上帝，不是临终涂油礼，而是在一只病态的猫身上找到战胜可恶的折磨的办法，就像另一个上帝的到来。

亵渎却是救赎，“他觉得，将要重走这条路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世界里的那只小猫。”不管是被赶走，还是被杀死，总之是获得了离开的救赎，这就是凯滕老爷希望得到的，在葡萄牙女人这个妻子面前，十一年的征战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场彻底的改变，而改变伴随的灾难和病痛不是终点，而是在一只猫的命运里得到整个凯滕家族的救赎，没有说出的那句话，是因为在心里早就成为领一个信仰，墙是不透露出一丝声息的，不像那沉重的窗帘，“所有的凯滕人都在这垂帘后生生死死。”所以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眼前的好像不是葡萄牙妻子，而是十一年被颠覆的家族命运，而远处，呼啸的山岚从山脚升了上来。

一只童话书里替它取名的猫本身就是一个童话，呕吐、疾病或者被杀死又能代表什么？童话开始变成游戏之外的生活，不仅是《葡萄牙女人》，在《格里吉娅》那里，男人霍莫不是也在那个隔开世俗世界的弗森那峡谷里看到了童话：“这美轮美奂的童话世界坚定了他们的信心：这个地区像夜空星辰一样陌生而熟悉地闪闪发光的外表之下隐藏有某些令人渴望的东西。”以地质学家的身份进行金矿的开采，对于他来说绝非只是为了财物的满足，而是看到了某种从来没有过的诱惑，“幸福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这是童话的改变，山谷、空气，以及山那边的人，都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的感觉：“那是一种美妙的感觉；在这儿你不像在其他任何地方那样受到审查：你是怎样一个人，你是可靠、强大、吓人还是娇小、美丽——不管你是怎样一个人，不管你对生命的种种现象怎么想，你都会找到爱，因为你带来了好事；它像打前站的先行者，到处都为之备好了洁净的客床，人们眼里藏着欢迎的礼物，妇女们可以任其自由流露，但有时候，当他们经过一块草地时，也可能会见到一位老农站在那儿，挥着大镰刀，像个活生生的死神。”即使像活生生死神的老农站在那里，也是一种更明丽更有滋味的生活，摆脱不了的奇遇对于霍莫来说，是比真实更有趣味的游戏，漂浮在空中，却超越着世俗：“他认识到了将他的生活引入这一孤独的、个人的天意，感到脚下的大地铺满了黄金和宝石，它们不再是世俗的财富，而是一个注定属于他的魔幻世界。”

而且，他遇到了那个叫格里吉娅的情妇。格里吉娅或者不是女人的真实名字，她的正式名字其实叫丽娜·玛丽娅·伦齐，而“格里吉娅”其实是一头奶牛的称呼。诱惑的奶牛让他有了命名的冲动，这种冲动隐含着想象和欲望，“她满嘴这些话，在他吻她时，他从不知道自己是否爱这女人，或者这是要向他证明一个奇迹，格里吉娅只是将他和他的永恒的爱人继续联系在一起的使命的一部分。”并不是炽热的爱，而是永恒，是使命，即使他和她躺在干草仓库里，他也看到了驾着一团绿云升上天空的圣者，就仿佛是结婚和升天的日子。“他感觉到情人的手放在他的手心，她的声音响在他的耳朵里，他身体的每个部位似乎都刚被人抚摸过，他觉得自己是由另一个躯体构成的形式。”数不清身体中的一个身体，数不清爱人中的一个爱人，不管是想象还是命名，在这个没有世俗打扰的世界里就像是童话，永恒而神圣。

罗伯特·穆齐尔也在完成自我救赎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事后他才想通，不是。这是个童话；他再也无法分辨。”在《佟卡》里，出身军官家庭的青年“他”也在童话的世界里遇见女人，而佟卡也经历了被命名，“她洗礼时的德国名字叫安冬妮，而佟卡则是捷克乳名冬妮卡的简称；这些胡同里的人讲的是两种语言混和成的奇怪方言。”不仅是命名，而且在身世上也进行了童话般的处理，佟卡讲的是另一种语言被认为是愚蠢和迟钝；佟卡和别的女人一样没有上过学是无知的女人：“这将成为一个标记被钉在衣服后面，怎么也去不掉。”去不掉的是别人的定义，而在“他”的目光中，这个女人给了他想要照顾的欲望，“他既爱佟卡，又不爱佟卡，因为她不能让他的心掀起巨浪，而只让它像一泓清水平稳地升涨；他的行动超出了他的想象”。微微的触动，微微的爱，即使母亲的反对给他造成了危险，他也做出了离开家庭，带着佟卡来到一座德国大都市的决定。

改变从世俗开始，改变从一个女人开始，改变是为了爱，改变是一种童话的神圣。而凯滕老爷和葡萄牙女人在异乡举行的婚礼也像是一次逼近童话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更多是在美丽的葡萄牙女人身上，他要求他的妻子掉头返回，但是葡萄牙女人坚持要继续往前，这个经常在梦中想象她所钟爱的男人的女人，实际上厌倦了孔雀蓝的海洋，憧憬那个新鲜奇妙的地方，凯滕老爷呢，在十一年的征战的凯旋中，突然被毒蜂蛰伤了，从而那个用剑、武力和残忍堆积起来的个人史和家族史纷纷崩溃，“他这一生做决定都是轻而易举，有如游戏，但此刻他做不到。”

但是这仅仅是改变的开始，仅仅是想象中的童话，包括格里吉娅、葡萄牙女人、佟卡，三个女人都在被命名的故事里被男人们投射在童话世界里。“人生之中，有时候生命明显地放缓脚步，仿佛它踯躅不前，或想改变方向。一个人这时候更容易遭遇灾难。”生命的转折和改变，总会在里面显出灾难的本色，因为他们被陷在那个叫“人生”的理性里。霍莫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离开过妻子离开过孩子，甚至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他也以为和他自己、他的书籍、计划还有生活分开太久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他过去从未离开妻子超过一天，而在他的生活里，他曾经深爱她，他依然深爱她。孩子生病让这种稳固的关系出现了分隔，所以去峡谷开采金矿，其实是在逃避，所谓真实的生活，其实是“他的内在本质像依赖他自个的身体一样依赖它”——它的饿、它的累、它的听、它的看，与他自己的息息相关，而这种真实里，几乎全部是俗世的忧郁。而在峡谷给格里吉娅命名，让她做自己的情妇，却难逃灾难的降临，“他最后一次转身时见到山尖上有雪，雪线下是一小块田地，地里的麦子捆扎得好好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雪和土地的上方是蓝白色的天空。”依然是童话般的世界，只是这个童话却被格里吉娅的一句话解构了：“就让蓝色的天空优美地悬挂在头顶吧，那样一切才会美妙。”他忘了这句话的意思，在小心翼翼继续向越来越窄的黑暗周末中摸索的时候，他在那个幽会的洞口发现了她丈夫的身影，而且是重重的一击，童话陷入了昏迷，“虽然他仍然觉到她的肩膀，但她离开了他或是他离开了她；整个的生命也就这样离开了他，虽然他知道它还存在，但再也不能再将手放在它上面了。”

格里吉娅走了，童话消失了，灾难降临了。而凯滕老爷呢，这个三十岁娶了美丽葡萄牙女人的凯滕家族一员，继承了家族“目光敏锐、全神贯注，远近方圆的一切利益都逃不脱他们的眼睛”的传统，也保留着“他们不跟定居在附近的贵族家庭联姻；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掳回富家女为妻，肆无忌惮地迫使对方要么结盟要么为敌”的习惯，这种传统甚至是凶残，他击败了特里昂特的突然袭击，从征战到凯旋，十一年来他甚至都坐在马鞍上，这种固定的方式构成了他一成不变的生活，但是葡萄牙女人却有了他的两个孩子：“他差不多不认识她为他生下的两个孩子，但这两孩子也同样深爱着远方的父亲。”孩子像是一个谜，在十一年的征战中降临到这个像是童话的生活中，所以灾难就像那巨大的疼痛，遍及身体，当那只猫真的消失的时候，“他来到妻子的卧室外，他停下来谛听，但听不见任何低话语声。”仆人说那个客人骑马走了，“仆人报告说，就在月亮爬上夜空的时候。”

而佟卡呢？这个被带进童话中的愚笨的女人同样给了他一个灾难的打击，佟卡怀孕了，而且生病了，而这种疾病只可能“由腹中的胎儿传染给母亲，或直接由父亲造成”。但在佟卡受孕的时候，他不在身边，而且他生理上完全健康，“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既非佟卡孩子的父亲，也不是导致她生病的元凶。”而佟卡却拒绝承认和别的男人发生过关系，他在陷入灾难般的生活之前，还问：“处女能生育吗？回答只会是：尚无此例。没有哪条法律宣布排除这种可能性；只是：尚无此例。但如果他要认为能，那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王八。”他的确把所有的一切都当成了童话，包括不忠、背叛和卑鄙的肉欲之罪。

格里吉娅在洞口的丈夫，葡萄牙女人十一年来生的两个孩子，佟卡肚子里的不是他的孩子，这种种的灾难都在击溃那些男人构建的童话世界，或者说他们自我命名的女人、爱情都被无情的解构了，这是伦理的困境，数不清的身体变成了一个身体，而一个身体又变成了数不清的身体，而在这些灾难面前，在三个女人面前，他们选择的不是毁灭，不是死亡，不是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罪恶，而是自我的救赎。霍莫在那个山洞里醒来，看见了格里吉娅逃出去的那条窄缝，而他却选择了自我牺牲，“那是一条出路。但此刻他也许太虚弱了，不能、不想返回生活中去，或眩晕了过去。”而在他眩晕的时候，传来的是金矿中止工作的命令，仿佛他被永远埋葬在自己的童话之梦里。而凯滕老爷也终于超越了家族好战的传统，“他不喜欢秩序、家庭和增长的财富。虽然他年复一年地抢夺他人的财产，可他不是渴求利润的和平，而是从骨子里渴望外出；额头里盘踞着凯滕人的力量，无声的行动完全由额头支配。”赶走神职人员，他像那只猫一样，重新走回到了那条路，呼啸山岚，茫茫林海，那有着凯滕人生生死死的沉重窗帘终于被拉开，亵渎变成了救赎。而在精神之神的佟卡身上，“他也宁愿生病的是他自己，宁愿自视为那孩子的父亲，而不愿离开佟卡。”在病床上，他给不能开头的佟卡写信，“他认真地给她写信，像个伟大的情人”而这些信都在“我相信你”这个句子前打住了，我相信你，就像在那个奇怪的梦里为佟卡在死之前抢到一袋子樱桃，只是光阴穿梭得太快，当他还紧偎大地，还没自信地说出“我相信你！”的想法的时候，佟卡死了。谁又能知道这一切？“这再也无助于佟卡，但有助于他，纵使人类生命飞速而逝，让人来不及听清它的每个声音、找到它的答案。”这答案便是让他变得比别人善良，便是在他的人生中“有个小小的温暖的阴影”。

无法分辨的童话终于在灾难面前看见了它的脆弱，而那些无数身体中的身体，在完成了世俗的超越之后又重新在疾病、疼痛和沉重的石头里被击碎，无论对于被命名的格里吉娅、葡萄牙女人、佟卡，还是力图挣脱伦理束缚的霍莫、凯滕老爷和他，他们都在毁灭和死亡的路上找到了救赎的力量，这就是穆齐尔所说的“诗人的家园”：“在他的对手寻找固定物、心满意足时，他一碰到未知物就能列出那许多的方程式来进行计算，而在这里，未知数、方程式及其可能的解从一开始就没有尽头。他的任务是要不断发现新的解、关联、情况、变体，提出事件进程的范例，诱人的榜样，教人怎样才能成为人，发明内在的人。”

诗人找到了他的理性统治领域，而这种理性是在反对和伦理、秩序有关的工具理性，在这种工具理性中，霍莫陷在自私的自责中，凯滕老爷用一生的努力构建家族梦想，而“他”则被囿在背叛的樊笼里，巨大的工具理性“要求诗人混淆事物的无限性和事物关系的无限性，从而形成一种完全错误的形而上的激情：所有这些都是对“静态物”的妥协，它们的要求是同道德领域的力量相悖的，是反物质的。”而作为诗人们，唯一的任务便是发现人，发现内在的那个人，发现“‘我’在世界上和在人际之间的无可救药的孤独”，就像一块石头，一只猫，一袋子樱桃，也是被创造出的那个上帝。